巴尔法官

⑴ 拉达宾诺德·巴尔的相关事件

巴尔生于孟加拉国国国邦拉第亚区一个村子，三岁父亲死亡，最后靠政府颁发的奖学金继续学业。Presidency College中学毕业，在加尔各答大学修读法律，1911年成功取得学士，翌年成为律师。其后他成为加尔各答大学法律部的讲师。巴尔是透过自学学习国际法 。 当审判日本战犯之时，联合国方面共安排了11位法官，为了保持审判的公正性，除战胜国的法官外，还特意加入殖民地国家的法官，巴尔即为其代表。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法庭开庭。5月17日，巴尔首次出现在法庭上。在落座之前，他面向被告方向双手合十，静静地行了一礼。从这一天起，这个印度人的名字永久载入了日本史册。
在11名法官中，有5名法官对判决表示了不同意见，其中4名法官对个别案例的量刑提出异议，只有巴尔坚持日本战犯“全员无罪”论。巴尔的根据是：检方所指控的“对和平的犯罪”及“对人道的犯罪”，都乃“事后法”的判决结果，根据“法的不溯及原则”，日本人应该是无罪的。
巴尔的意见书长达1235页，他从法理的角度阐述了日本战犯无罪的原因：“侵略战争是一种国家行为，国际法的追诉对象仅仅是国家，而不能罪及个人”；“国际法对于违反它的规定的国家予以制裁，但对于违反它的个人因没有规定制裁方法而无从着手处罚”；“即使日本对那场战争负有道德的责任，但是没有法律责任”。
就在审判开始之前，巴尔还曾问麦克阿瑟：“依据什么法律对他们审判呢？”麦帅说，用国际法审判。巴尔说，国际法无法审判战争。战争不是犯罪，如果战争成为犯罪的话，那么这种罪行只有在采用了违背国际法规定的战争方式的情况下才能成立。
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合理性，巴尔还坚持严谨取证的立场。由于法庭采纳了一些缺席证人的意见，这引起巴尔的质疑，他说，“既然法庭不能将其作为证人传唤到庭，不能在证人席上作证，那么，他们说的话就很难令人信服。”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的病曾经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当时，巴尔就把它看得特别严重，以此作为替松井石根开脱罪责的一个重要理由。他指出，“不要忘记，松井大将当时生病，在发生这件事（指南京大屠杀）之后数周内，他被从自己的任务中撤换下来。”在巴尔看来，松井石根的疾病使得他的行为能力受到限制，其刑事责任能力当然也要受到限制。巴尔的这种辩护遭到远东军事法庭大多数法官否决。
巴尔的立场虽然有些荒唐，但获得很多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吹捧，同时也为他们寻找“战争无罪论”创造了所谓的“法理依据”。巴尔貌似是一个严谨而机械的法律主义者，但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又主观上灵活选择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证据，在不顾整体事实的情况下，仅从狭隘的法理学角度阐释自己的观点，成为国际法学界一段笑谈。不过，在日本原首相岸信介的支持下，巴尔曾3次受邀访日，在各地宣传日本无罪论。在最后一次访日中，日本政府因其为“和平运动作出功勋”而授予勋章 。 安倍赞扬“战犯无罪论”法官2007-08-22安倍此次访问印度，还安排了一次特殊的访问。他计划在23日会见拉达宾诺德·巴尔的儿子。巴尔是远东国际法庭的法官之一，主张“日本战犯均无罪”。安倍22日还公开对巴尔大加赞扬。安倍称，巴尔当时在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事后审判”中提出质疑，主张被告人全部无罪，“许多日本人至今还很‘钦佩’巴尔法官的勇气”。

⑵ 东京审判的法官名单

美国：约翰·帕特里克·希金斯（John P. Higgins） 麻省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密朗·C·克莱墨尔将军（Major-General Cramer） 于1946年7月代替希金斯；
中国：梅汝璈律师；立法院立法委员 （吴学义法律顾问）；
英国：帕特里克·德富林勋爵（Hon Lord Patrick） 苏格兰最高法院法官；
苏联：伊凡·密切叶维支·柴扬诺夫将军（Major-General I.M. Zarayanov） 最高军事法院成员；
加拿大：爱德华·斯图尔特·麦克杜格尔（Edward Stuart McDougall） 前法官，加拿大省最高法院；
法国：亨利·柏奈尔（Henri Bernard） 巴黎首席检察官及首名军事法官；
澳大利亚：威廉·韦伯爵士（SirWilliam Webb） 澳洲最高法院法官；法官团主席；
荷兰：贝尔特·罗林（Professor Bert R?ling）乌特勒支大学法学教授；
印度：拉达宾诺德·巴尔（Radhabinod Pal）加尔各答大学法学院讲师；曾提出异议；
新西兰：艾里玛·哈维·诺斯克罗夫特（Harvey Northcroft） 新西兰军法处长；
菲律宾：德尔芬·哈那尼拉（Colonel Delfin Jaranilla） 律政司，最高法院成员。

⑶ 参加东京审判的法官来自几个国家

东京审判历时三年时间。当时由包括中国法官梅汝傲在内的11个国家的11名法官组成，分别版是中国：梅汝傲；澳大利权亚：威廉·韦伯爵士；美国约翰·帕特里克·希金斯和密朗·C·克莱墨尔将军（后来代替希金斯）；英国：帕特里克·德富林勋爵。

苏联：伊凡·密切叶维支·柴扬诺夫将军；加拿大：爱德华·斯图尔特·麦克杜格尔；法国：亨利·柏奈尔；荷兰：贝尔特·罗林；印度：拉达宾诺德·巴尔；新西兰：艾里玛·哈维·诺斯克罗夫特；菲律宾：德尔芬·哈那尼拉。

(3)巴尔法官扩展阅读：

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特别通告》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即将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进行审判 。

1946年5月3日，由美国、中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11个国家指派的11名法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进行审判，中国当时委派的是法学家梅汝璈代表中国方面参加东京审判。

⑷ 法院宣判死刑的时候，会说哪些台词。。很长的，例如杀人被判死刑。法官会说哪些台词要很长的。越长越.

梅：如果没有人有新的见地，我想我们就可以投票了，如果没有人想在发言，那我们就开始了，韦伯爵士，我可以最后再说几句吗？
韦伯:当然
梅：谢谢，请给我那一杯水来
梅：我们都同意罪犯是有罪的，我们争论的焦点是
是否对他们处以死刑
战争中死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只有死刑才能让他们瞑目，白奈尔先生，你说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取决于是否废除了死刑，
白奈尔：很正确
梅：某种角度上我赞同你的观点，但是我还是有些疑惑，
白奈尔：梅，我很乐意跟你探讨
梅：按照您的逻辑文明应该被尊重，但您认为生命呢？生命应该被尊重吗？
白奈尔：我想我不用告诉你我的答案,你应该非常清楚
梅：我想您应该不会否认生命是最宝贵的，因为对每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如果说杯代表人类，水代表文明，（打碎水杯）请原谅我的粗鲁，文明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如果没有人类，文明从何谈起呢？巴尔先生
巴尔先生：梅，请坐下，你想跟我探讨佛学吗？
梅：对于佛学我知之甚少，但我非常尊敬佛学，小时候我就从父母那儿学到，佛鼓励世人多行善，少作恶，对吗？
巴尔先生：这是最基本的
梅：那么佛教里除了扬善，是不是还惩恶？
巴尔先生：是！但是佛家说的是来世再报
梅：也就是说，人在今世做的恶，来世必有报，对吧？
巴尔先生:是这样
梅：但今世的罪恶谁来制止？佛能制止日本不再发动战争吗？东条英机会信佛吗？
巴尔先生：佛会让他信的，佛会爱他，佛会原谅他做的一切，最后每个人都会到达佛的怀抱，这就是佛的力量
梅:那是将来，我们和佛一样期待人间没有战争，没有罪恶，但精神的期待能左右现实中发生的种种不堪的丑陋和人性践踏吗？我不怀疑佛的力量，但我怀疑人间是否都能在佛的指引下走向光明？佛家不是说信则灵，不信不灵吗？那些人要是不信呢？我到赞成西方那句谚语：叫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巴尔先生，我们为什么来这儿？我们是一个国家的法官来这儿是为了审判，因此，我们要对他们依法严惩
巴尔先生：梅，你不用再说服我了，我依然认为我的观点很正确
梅：巴尔先生，我也不打算在说服您了，我想最后在对您说一句古希腊谚语：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
老卫：我知道下一个该我了，请
梅：老卫，我的法官同事们，你们都是资深的法学专家，我想请大家一起考虑这个问题，法律是什么？法律的作用又是什么？经过了两年多的817次漫长的庭审，我们终于认定了他们有罪，可是我们却一直在讨论文明和宗教，先生们，这不是大学的课堂，这也不是寺庙，这里是法律的殿堂，我们需要讨论的，是怎么惩罚这些罪犯，我认为，宗教是告诉世人，怎样做才能到达天堂，另一方面，法律明确规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做，否则就要受惩罚，就要上断头台就要上绞刑架，这就是法律，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对战犯们使用死刑的原因，除了掠夺别国的资源扩张自己的领土，日本还杀害了无数无辜的平民，日本军队，抢劫，强奸，放火，杀戮，杀害了无数中国，菲律宾，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命，这还不足已被判处死刑吗？如果法律不给日本，不给这些战犯以最严厉的惩罚，谁敢保证日本有一天不会再次挑起战争？谁敢保证日本不会再侵略别的国家，谁敢保证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再次复活？在座那位先生敢做这样的保证？想说的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们可以投票了，为了那些死在战争中的人，为了让他们瞑目，请各位慎重！因为他们在看着我们

⑸ 《东京审判》中的梅汝傲最后所陈述的一段话

(法国法官伯奈尔反对死刑,认为死刑不应在文明的国度存在.)
梅汝璈举起一个杯子:如果说,杯代表人类,水,代表文明........
杯子在地上砸碎,水四溅..........
梅汝璈盯着柏奈尔:文明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可如果人的生命都被无情地毁灭,那文明还从何谈起呢?
(印度法官巴尔以佛教慈悲为由反对施用死刑)
梅:巴尔先生,我再次提请您注意,您是一个法官!法官的职责是什么?是对罪行进行审判进行认定!然后根据法律给予他们惩罚!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来做法官,您具有一个佛教徒的伟大情怀却在纵容犯罪,这决不是一个法官应该有的立场!如果您要坚持这样,那您没有资格坐在审判席上,您应该回到印度的寺庙里去!
(面对全体法官)
梅:死刑是什么?死刑是法律对犯罪最严厉的惩罚!为了掠夺别国的资源为了扩张自己的领土为了占领亚洲甚至全世界,日本干了什么?他们杀中国人杀朝鲜人杀菲律宾人杀新加坡人杀美国人杀英国人杀无数无数无辜的平民!他们强劫,他们强奸,他们放火,他们杀戮,难道这些不足以让他们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吗?!如果法律不给日本不给这些战犯以最严厉的惩罚,谁敢保证日本有一天不会再次挑起战争?!谁敢保证日本不会再侵略别的国家?!谁敢保证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再次复活?!(他瞪着眼,强忍着泪):在座哪位先生敢做这样的保证?!

⑹ 远东军事法庭共几位法官

按实际情况远东军事法庭应有六人以上十一人以下的法官。
《远东国际军事内法庭宪章》容第2条规定：“本法庭应有六人以上十一人以下之法官，由盟军最高统帅就签订日本投降书各签字国所提名之人选及印度与菲律宾共和国之代表中任命之。”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称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1月19日，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又称东京审判）。由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和菲律宾这些胜利的同盟国共同任命法官审理。
审判于1946年5月3日开始进行，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这次审判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判决书长达1212页。判决书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准备和发动对中国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并宣判25名被告有罪。

⑺ 参加东京大审判的11位法官叫什么名字

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各1名法官组成，共11名；11国又各派检察官1人。澳大利亚法官 W. F. 韦布任庭长，美国律师J.基南任检察长。美国： 约翰·帕特里克·希金斯（John P. Higgins） 麻省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密朗·C·克莱墨尔将军（Major-General Cramer） 于1946年7月代替希金斯 中华民国： 梅汝璈 律师；立法院立法委员 （吴学义法律顾问） 英国： 帕特里克·德富林勋爵（Hon Lord Patrick） 苏格兰最高法院法官 苏联： 伊凡·密切叶维支·柴扬诺夫将军（Major-General I.M. Zarayanov） 最高军事法院成员 加拿大： 爱德华·斯图尔特·麦克杜格尔（Edward Stuart McDougall） 前法官，加拿大省最高法院 法国： 亨利·柏奈尔（Henri Bernard） 巴黎首席检察官及首名军事法官 澳大利亚： 威廉·韦伯爵士（SirWilliam Webb） 澳洲最高法院法官；法官团主席 荷兰： 贝尔特·罗林（ Professor Bert R?ling） 乌特勒支大学法学教授 印度： 拉达宾诺德·巴尔（Radhabinod Pal） 加尔各答大学法学院讲师；曾提出异议 新西兰： 艾里玛·哈维·诺斯克罗夫特（Harvey Northcroft） 新西兰军法处长 菲律宾： 德尔芬·哈那尼拉（Colonel Delfin Jaranilla） 律政司；最高法院成员

⑻ 东京审判指的是什么当时有哪些法官在场

东京审判，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的国际大审判。

在1945年9月3日，日本正式投降，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日本的好战分子也在东京被处以严厉的审判，世界才得以回归人人向往的和平。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惨痛的经历，我们才更应该珍惜现在的和平。在当下复杂的世界格局下，回顾这些令人心痛的事可以让我们切身体会到和平的来之不易。我们很幸运的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时刻享受着和平的喜悦与国家带给我们的无尽的美好。

社会的各个阶层应该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力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富强，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

⑼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那些法官

澳大利亚 威廉·韦伯爵士（ William Webb） 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法官 法官团主席（庭长）
加拿大 爱德华·斯图尔特·麦克杜格尔（Edward Stuart McDougall） 前法官 加拿大省最高法院
中国 梅汝璈 律师 立法院立法委员
法国 亨利·柏奈尔（Henri Bernard） 巴黎首席检察官及首名军事法官
印度 拉达宾诺德·巴尔（Radhabinod Pal） 加尔各答大学法学院讲师 曾提出异议
荷兰 贝尔特·罗林（ Professor Bert Röling） 乌特勒支大学法学教授
新西兰 艾里玛·哈维·诺斯克罗夫特（Harvey Northcroft） 新西兰军法处长
菲律宾 德尔芬·哈那尼拉（Colonel Delfin Jaranilla） 律政司 最高法院成员
英国 帕特里克·德富林勋爵（Hon Lord Patrick 苏格兰最高法院法官
美国 约翰·帕特里克·希金斯（John P. Higgins） 麻省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美国 密朗·C·克莱墨尔将军（Major-General Cramer） 于1946年7月代替希金斯
苏联 伊凡·密切叶维支·柴扬诺夫将军（Major-General I.M. Zarayanov 最高军事法院成员

⑽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哪些法官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来自11个国家，共计12名法官（美国中途换过人）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称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1月19日，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又称东京审判）。由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和菲律宾这些胜利的同盟国共同任命法官审理。
审判于1946年5月3日开始进行，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这次审判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判决书长达1212页。判决书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准备和发动对中国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并宣判25名被告有罪。
法官如下：
威廉·韦伯爵士，来自澳大利亚，法官团主席、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法官
梅汝璈，来自中国，立法院立法委员
爱德华·斯图尔特·麦克杜格尔，来自加拿大，加拿大省最高法院
亨利·柏奈尔，来自法国，巴黎首席检察官及首名军事法官
拉达宾诺德·巴尔，来自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法学讲师
贝尔特·罗林，来自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法学教授
艾里玛·诺斯克罗夫特，来自新西兰，新西兰军法处处长
德尔芬·哈那尼拉，来自菲律宾，最高法庭成员
帕特里克·德富林勋爵，来自英国，苏格兰最高法院法官
约翰·帕特里克·希金斯，来自美国，麻省最高法院首席法官（1946年7月离职）
密朗·克莱墨尔将军，来自美国，1946年7月替代希金斯
伊凡·柴扬诺夫将军，来自苏联，最高军事法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