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自身因素酌定量刑
❶ 偷盗和盗窃的区别是怎样
偷盗和盗窃是两个经常被混淆的概念，但实际上它们在法律上有所区别。偷盗通常是指未经允许擅自拿走他人财物的行为，属于俗语层面的表述。而盗窃则是法律用语，指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地取得他人较大数额的财物或多次秘密取得公私财物的行为。
在法律上，盗窃罪被视为一种犯罪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的，将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如果盗窃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将被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对于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盗窃行为，将被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民事盗窃与刑事盗窃之间存在转化可能。若行为人事前就有通过秘密窃取被害人财物，并意图非法占有，则该行为构成刑事盗窃罪。相反，如果行为人是在占有财物后才产生非法占有的故意，则可能构成新的民事侵权行为，而非刑事盗窃。
在量刑上，普通盗窃案件的影响因素包括盗窃数额、对象、后果、是否为累犯等法定情节。此外，犯罪动机作为酌定情节，也会影响量刑。例如，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动机实施的盗窃，因其主观恶性较小，通常应从轻处罚。然而，如果行为人事前就有故意秘密盗取财物，并在被害人承担责任后继续占有，则不具有从轻处罚的正当理由。
总结来说，偷盗和盗窃在法律上的区别主要在于法律术语与俗语的差异，以及在犯罪构成和量刑上的不同。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正确识别和处理相关法律问题。
❷ 浅析公诉部门如何应对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相关问题
刑诉法增加和修改的条文几乎占了现有条文总数的一半。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共111条，主要对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其中大部分都涉及公诉工作，这对检察机关公诉工作提出了许多新挑战、新任务和新要求，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新刑诉法的规定，积极做好公诉部门的应对工作，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执法理念方面刑诉法的修改最大的亮点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强调在打击犯罪的时候，更加注重对于人权的保障，这就促使公诉部门干警要切实更新执法理念，而只有通过加强对新刑诉法的学习才能落实执法理念的更新。因此公诉部门要尤为重视新刑诉法的学习，不断开展并积极参加各种新刑诉法的学习活动，积极组织公诉人原原本本地学习研读，深刻领会修改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全面掌握修改内容，准确理解立法原意，做到学懂弄通、熟练掌握。特别是要教育引导公诉人正确处理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等关系，进一步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时效意识、权限意识、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真正做到在严格公正执法的同时，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二、机制建设方面（一）加强检察机关自身量刑建议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完善提出量刑建议制度机制。公诉人在办案当中要强化量刑的意识。公诉人是一个量刑建议制度的执行者，必须要树立强化量刑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在具体诉讼行为当中是要有所表现的。比如说在审查案件时要加强对细节的审查，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一贯表现、身份、作案动机方面。在审查时要加强这些细节的讯问，在审查报告讨论笔录当中，要反映出对如何提出量刑建议以及提出量刑建议幅度的问题。但是如果检察机关屡次提出司法建议，都得不到司法裁判的支持，这实际上会造成社会对司法公信力的质疑，因此，在办案过程中，公诉人应当与法官之间建立沟通机制，在进行充分的探讨后，在情理法的基础上，达成较一致的观点，在此观点基础上，由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强化证人出庭作证和保护制度。新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办案人员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决定的依据。因此在办案中，公诉人应当牢固树立严格审查意识，对于不符合规范的，有可能违法的证据予以重点审查。借鉴其他省市的作法和经验，公检法移送故意杀人等五类案件时，必须随案移送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由此取得的材料，不仅可以固定言词证据，而且还可以作为视听资料，独立证明取证过程的合法性。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仅明示作证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而且明确了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范围，应当到庭而不到庭的法律后果，包括强制到庭和拒绝作证的惩罚措施，以及对惩罚措施不服的救济程序。与此同时，新刑诉法还对证人、被害人因作证面临的危险，采取了坚决的保护措施，包括因作证而带来的经济损失的补偿，以及人身安全保护措施等。但是，强制证人出庭及制裁措施的适用不宜操之过急，应当采取稳步推进的方式。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刘辉提醒，证人出庭率过低，不完全是因为法律滞后，还有着丰富的国情因素。目前公诉部门在证人出庭作证方面多数采取积极劝说、说服的方式，在此方面仍有待改进。当证人出庭作证时，证人的口供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实践中，当证人的口供与之前的证言相悖时，以证人当庭的口供为准，这对于公诉工作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面对这种情况，公诉人必须要加强庭前与证人的沟通，庭中问话技巧的运用及庭后对证人的保护，确保证人及其亲属不受威胁。（三）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重视捕前审查，而且在捕前审查中，更加重视审查的是案件证据情况和嫌疑人可能被判处刑罚的情况。公诉部门通常认为捕后变更强制措施使逮捕工作显得比较随意，有损司法的严肃性、权威性，因此捕后往往忽视了对羁押必要性的继续审查。新刑诉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四）正确认识完善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意义。新刑诉法规定了审查起诉阶段变化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和申请调取证据权的保障制度，我们作为公诉工作者，在法庭上处于与辩护人职责相对立的立场上，落实这一规定，首先要消除两个误区：一是对立抵触情绪，即片面地认为完善刑事辩护制度会给公诉工作造成更大的障碍，工作中会出现更多的困难。二是消极等待思想，即不是积极主动适应刑事辩护制度新发展，而是漠视等待。其次，要积极面对，认真贯彻执行，在审查起诉工作中积极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对待辩护人的合理要求不推脱，不刁难，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五）力求“三效结合”，健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工作机制。为了在检察公诉环节求得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良好结合和充分体现，建立健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相关工作机制应当至始至终作为公诉改革工作的重点长抓不懈。结合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有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应当重点实施以下几项制度。一是案件进展情况告知制度和“亲情会见”制度。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应犯罪嫌疑人家属、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要求，结合案件性质、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认罪态度和悔罪程度，告知其审查起诉的进展情况，并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和解释，适当情况下可以安排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进行会见、通话。二是专门办理制度，结合受理审查起诉案件“分类督办”制度，指定熟悉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并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公诉人承办。三是社会调查制度。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对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进行调查，加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育的针对性，增强执法效果。四是坚持宽严相济，当宽则宽，以教育挽救为主。此外，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牢牢把握以下三个适用原则：一是必须坚持自愿原则。新刑诉法赋予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检察机关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异议权，却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之前，应当先听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检察机关不能强制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接受这种特别制度，而应当由其自愿处分。实践中，我们可以采取两种解决方式:一是公诉人在认真审查案件材料后，认为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的，采用书面形式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以便其自主选择;二是由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主动向公诉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公诉部门经过审查后认为符合条件的，启动附条件不起诉程序。二是必须符合公共利益原则。按照新刑诉法规定，对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涉罪未成年人可以附条件不起诉，这个限定条件比较宽泛。在办理具体案件中，首要考虑公共利益因素，如对社会秩序和公众的危害程度、预防犯罪的实际效果以及诉讼成本等，综合权衡利弊，严格把握适用条件，明确不能或不宜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行为对象，对惯犯以及共同犯罪的主犯等与维护公共利益相悖的，不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对于曾经适用过附条件不起诉的，也不宜重复适用，以确保该制度不被滥用。三是必须坚持监督制约原则。为增强透明度，保证适用的公开、公正，必须加强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监督制约。三、能力建设方面近年来，基层检察院公诉部门受理的刑事案件数量逐年呈较大幅度的增长，新罪名案件逐年增多、社会热点案件、涉众型案件逐年增加，人民群众对加强法律监督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而现实中，公诉部门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显，使得大部分公诉办案人员疲于应付办案，放松了业务学习。此外，部分公诉人由于客观环境限制及个人的原因，也忽视了对新知识、新政策的学习。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证据要求的提高，执法理念的转变，对公诉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实现公诉人素质的全面提升，才能使公诉部门在应对更重的任务时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要改变公诉人整体素质与新形势下的执法要求不相适应的现状，进一步提高公诉人的理论水平、业务能力，特别是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所需要的化解社会矛盾、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全面加强公诉能力建设。（一）建立公诉人教育培训工作体系和机制，提高公诉人的专业理论水平。全面精深的法律知识，广博深厚的文化基础是公诉人出色开展公诉工作的有力支持。具有全面精深的专业理论知识有利于公诉人正确地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以及正确酌定犯罪情节、手段、结果诸要素的轻重、性质、因果关系等有关问题。为此，要大力提倡公诉理论研究，通过多种途径为公诉人提供学习机会。如可以通过开设公诉论坛的方式，邀请司法界、法学界的权威人士召开讲座，使公诉人能从优秀法学工作者的身上吸取新的知识和经验，不断拓宽视野，启发思维。（二）深化岗位练兵，提高公诉人的业务能力，培养专家型公诉人。公诉工作是实际操作性很强的工作，承办案件时的阅卷、制作各种笔录、报告以及起诉书、公诉意见书等法律文书乃至法庭辩论活动，不仅要求公诉人具有严密的逻辑论证能力、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还要求公诉人具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和雄辩、流利的语言表达能力。（三）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提高化解矛盾的能力。公诉部门办理的各类案件是社会矛盾进入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作为新时期的公诉人，不能仅仅满足于依法办理案件，还要向修复社会关系延伸职能、深化内涵，坚持把化解矛盾纠纷贯穿于公诉工作始终。要提高公诉人化解矛盾的能力，首先要转变思想，破除旧的执法理念，不能简单地把公诉权定位在追诉犯罪这一个方面，要紧紧围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牢固树立服务大局的理念，三个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相统一的理念，恢复性司法和源头治理的理念等，使公诉人充分认识公诉工作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稳定的重要意义。其次，克服机械执法、就案办案，要将化解和调处矛盾纠纷作为执法办案的有机组成部分，改进办案方式方法，着力提高公诉人对执法办案风险的评估能力，提高公诉人开展释法说理、心理疏导等工作能力，提高公诉人与各部门、各当事人的协调能力。（四）通过拓宽监督思路，创新监督方式，进一步增强诉讼监督的实效。公诉部门除了打击犯罪之外，还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任务。但现实中，部分公诉人还存在着不重视监督、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会监督的问题，导致诉讼监督权的弱化。此外，诉讼监督工作机制的不科学、不完善也是制约监督工作有效开展的一个方面。为此，公诉部门要拓宽监督思路，创新监督机制，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加大监督力度，突出监督重点，消除监督盲点，增强监督效果。在侦查监督方面，针对案件质量逐年下降的情况，通过建立案件质量定期通报制度，建立追诉案件情况通报制度，完善引导侦查工作机制等方式，及时、全面、有效地对侦查活动开展监督；通过推进捕诉衔接与信息共享机制建设，堵塞监督漏洞。（五）拓展公诉环节化解社会矛盾的手段和空间，努力实现案结事了。化解社会矛盾是三项重点工作的内容之一，也是考量公诉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在实践中，由于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形均不相同，当事人的司法诉求不同，案件当中所涉及的社会矛盾也各有不同，矛盾化解的有效方式也自然不同。四、人员保障方面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责任加重、出庭公诉难度加大等问题使得公诉部门人员数量与工作量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要充分保障公诉部门的人员配备，并且从财力、物力方面加以辅助。新刑诉法实施后，非法证据的排除方面，公诉人需要参加庭前会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人也需要出庭公诉等等，这无疑又加大了公诉人的工作难度和强度。因此，对待适用简易程序出庭的案件，公诉人在保证司法质量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简化庭审方式来节约司法资源。公诉人办案过程中，对于一些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可以适当简化审查报告、量刑建议和起诉书等法律文书。从长远考虑，建议可以从社会上招聘一些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员帮助公诉人从冗杂的文书工作中解脱出来，一心一意办好案，提高公诉工作整体效率。
❸ 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书在法院起多大作用！
1、量刑建议有利于提高量刑的公开性。
我国现行的庭审程序虽然以对抗为特征，但这种对抗主要围绕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及构成何种犯罪这一问题展开。然而资料表明，检察院所起诉的案件法院作有罪判决的占99%以上，其中被告人认罪的也占绝大多数，故就绝大多数案件来说，庭审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是定罪，而是量刑。
但恰恰对这最主要的量刑问题，目前庭审的透明度很低，与量刑结果有利害关系的诉讼各方对量刑决策过程参与度不高，既难以向法院提出各自掌握的量刑事实和情节，并由此展开辩论，又难以提出各自的量刑意见，以至有的学者认为现行量刑裁判是“暗箱操作”，有的学者则认为“我国法院的量刑过程其实是通过一种‘办公室作业’的行政决策方式来完成的。
与量刑结局有着密切关联的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则被排除在量刑的决策过程之外，而量刑建议的开展则有利于使量刑程序诉讼化，它使控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格局从原来的定罪拓展到了量刑，这不仅使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及其理由“说在明处”，而且为被告人乃至被害人发表量刑意见开拓了空间—因为根据控辩对等原则，庭审程序既然给控方发表量刑建议提供机会，就不能不给辩方就量刑问题作辩解和发表意见提供机会;而被害人作为犯罪结果的直接承受者和诉讼当事人，如果他想在庭上就量刑问题发表意见，同样应当给他提供机会。
这样，量刑程序就一改原先的“暗箱操作”状况和“行政决策”方式，公开性大大增强。
2、量刑建议有利于提高量刑的公正性。
量刑公正包括量刑程序公正和量刑实体公正。
俗话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正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量刑程序公开性的增强，公诉人、被告人、被害人由原先“被排除在量刑的决策过程之外”进到了过程之内，这无疑有利于量刑的程序公正。
量刑的实体公正来源于法院对量刑事实的客观、全面、准确的了解，来源于对诉讼各方意见的兼听。量刑建议使公诉人、被告人、被害人参与量刑决策过程，从不同角度为法院提供充分的与量刑有关的事实、意见及理由，这无疑有利于法院客观、全面、准确地了解量刑事实和诉讼各方意见，从而实现量刑的实体公正。
3、量刑建议有利于提高量刑的公信力。
这除了前述的量刑的公开性和公正性必然有利于提高公信力外，还因为与量刑结局有利害关系的各方亲身参与了量刑的程序，亲身经历了量刑裁判产生的过程，这自然有利于他们减少对量刑的不可捉摸感和怀疑;
因为诉讼各方都听取了相对方提供的事实证据和量刑意见及理由，这自然有利于公诉人全面准确地把握量刑的事实和情节，有利于被告人深化对自己罪行对国家、社会和被害人所造成危害的认识，有利于有过错的被害人深化对自己过错的认识，从而促使他们换位思考，消减己方原来的片面认识，增进对法院正确判决的认同;
因为量刑建议促使法院在判决中加强量刑说理，这不仅有利于增强量刑裁判的说服力，而且有利于挤压极少数法官利用量刑自由裁量权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
而上述量刑公开性、公正性和公信力的提高，自然有利于提高量刑裁判的质量和效果，减少检察院和被告人对量刑裁判的抗诉和上诉，从而节省司法成本，并促进审判权威的进一步树立。
拓展资料：
量刑建议权是一种基于刑罚请求权之司法请求权，是公诉权之下位权能。
合宪性与合法性、法之发展、宪政之人权保障以及现代刑事诉讼原理是量刑建议权之理论基础。
量刑建议权之本体价值是实现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之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量刑建议权之目的价值是追求诉讼经济与司法效率。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全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