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道德经

A. 杨振宁和李政道有哪些矛盾

转自知乎网友
李政道答记者问:
记者:李杨之争是历史，是现实。虽然，历史上类似的争论不乏其例，但终归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能不能借鉴历史，趁两位当事人都还健在，使争论有一个合理的结局？进一步想问一下，您曾为结束争论、恢复和解作过什么努力？效果如何？您认为应该怎样结束这一争论？
答： 在科学史上，一个重要贡献的产生和确定往往要经过至少两个阶段：先是“思想突破”，然后是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或“实验证明”。 如果是通过合作而取得成功，不同合作者事后的回忆，尤其对“突破”的产生，可能会有差异。往往是二人曾在同一工作场合讨论， A的回忆觉得A先有这突破的思想，B可能觉得B先有。但，二人的回忆，其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差往往是很微小的。同一客观事情，由于A和B不同的主观立场，其回忆可以不一样。 但是，既然二人合作的成功已有公认，对科学史研究者说来，这类争论是不值得研究和分析的。
可是李杨之争则很特别。杨振宁1982年发表的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但是，对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回忆上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当时，这个思想突破， 立刻就受到多位很重要的实验物理学家的注意，他们并立刻做了实验和分析，而且把分析的结果写成论文发表了。之后，当时做实验的人又发表了回忆文章。 其中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经过均有细致、客观的记录。因此，很容易证明这两个说法中哪一个是假的。这种情形是比较惊人的，在科学史上可能也是空前的。
从前面我的回答中提到的文献和客观事实，以及当时参与宇称不守恒实验的物理学家已发表的回忆和专文记载来看， 显然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合，是假的。
在有了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后，宇称不守恒的系统性分析是我和杨振宁两人合作的，为此我们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奖，这荣誉是我们两人平分的。难道这还不够吗？可是，几十年来杨振宁对此一直不满足，最近又借出版这本新的传记的机会，再次不顾事实，一意要更大量地改变历史，这是不能容许的。挑起这新一轮争论的又是杨振宁。我有责任将事实真相披露出来，使大家明了，供历史检验。我认为，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是解决争论唯一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理的结局。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杨振宁在对待我个人方面的一些非同寻常的表现。江才健在他的《杨振宁传》里叙述了当年我和杨振宁相识时的情形。可以看出，杨振宁在对我的看法上一开始就颇有矛盾。例如，书中说“杨振宁看到李政道以后，对他的印象很好”（见《杨振宁传》201页，下同），“李政道……个性十分的随和”（200页），但是，杨振宁又说了带着侮辱性的话“李政道是上海人，有一些地方有一点像上海的小开”（207页）。 一方面杨振宁在书中自称为我的“兄长”（201页）、“大哥”（118页）、“长兄”（507页），甚而至于自封为“长辈”（228页）、“老师”（201页）、“合作关系中……资深的一方”（236页），而我则是“小弟”（207页）、学生、合作中的被扶持对象（236页）；他一人很奇怪地宣称他和我的“情谊比兄弟还要深得多”（226页），我们“共有的经验和感觉，是我们和我们的太太之间都没有的”（224页），两人的关系“比我们和我们太太之间的关系还要密切”（241页）等等，可是， 另一方面，却又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信任”（207页），进而骂我“不诚实、很愚蠢而且又居心叵测”（222页），“无知”（232页），“不道德……及居心叵测”（233页）等等；他一方面宣称“不喜欢在排名先后上计较”[40]，可是事实上，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我纠缠排名次序；他一方面自称“君子交恶，不出恶声”（505页），可是实际上是，几十年来，恶声不断，而最近出版的《杨振宁传》对我更是恶言满页。我完全不理解杨振宁为什么会有这些很奇特，而也极矛盾的表现。《杨振宁传》里说，杨振宁是“有分际的君子”、“心胸开阔”、信奉“中庸之道”和“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为人处世的原则（434页），从上面他的这些表现，人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君子之风呢？
对我和杨振宁的合作分裂，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在他过世前，向我郑重表示了他的看法。这是一件很不平凡的经过。
1946年我离开祖国后，第一次回国是在1972年。当我和我夫人回到我们的出生地上海， 一位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很想和我见面。
武之先生是众所仰望的数学大师。我在瑞士日内瓦曾和他见过面。1972年他已在医院里。我和去拜访时，武之先生卧在病床上，病得相当重，说话发音均颇有困难。幸好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女士在旁。武之先生觉得事属重要，每一句话，他说后，均由振玉女士重复。
武之先生请我去他病床旁，紧紧地将他的手握住我的手，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忍痛地向我说，振玉女士再全句重复武之先生说的话。武之先生说：“很清楚振宁和你（指我）62年破裂的经过，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武之先生再次说：“你们（指杨振宁和我）是天下的奇才，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虽然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振宁。”然后他更紧地握着我的手，反反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几句话。
我极受感动，带泪向武之先生说：“请您放心，我一定原谅杨振宁过去不应该做的事情，也一定尽力去忘记这些事情。”武之先生听了，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后来武之先生累了。当和我告辞时，我们能够觉得出武之先生显现出的欣慰的笑容。 回到旅馆后，和我心情都很沉重，深觉武之先生的为人正直和伟大。
不久，武之先生不幸逝世。三十年后，也已不在。可是我相信，振玉女士和那位旅行社的陪同，一定都记得这如此令人感动的经过。
之后，我一直努力遵守我对武之先生的诺言—完全保持沉默。可是没有想到十年以后，1982年杨振宁竟发表了如此不真实的文章，做出了这样新的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使我1986年不得不写下《破缺的宇称》[25] 和《往事回忆》[26] 。1986年后，我又回到以前的沉默。但是去年杨振宁通过江才健著的《杨振宁传》，变本加厉地制造更多和更新的假话，使我不得不忍痛再一次打破沉默。
我十分清楚，李杨的矛盾，对中国的学术界，无论怎么说都不是一个好的榜样。1972年武之先生病危时提出的要求：“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一直沉埋在我的心头。所以，多少年来，凡和杨振宁有关并有公益的事情，我都表示支持，决不抱个人成见。如1999年杨振宁在清华大学创办的高等研究中心大楼落成，我亲自参加它的庆祝典礼，以表祝贺。在1999年国庆前举行的友谊奖颁发大会上，我也表示了对他的谦让。2002年北京清华大学为杨振宁举行80寿辰庆祝活动时，我也请人专程前往祝贺。可是，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同年杨振宁却授意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制造如此大批的、更新的假话公开地攻击我，这才使我被逼，只能又一次打破沉默。
下面是1986年我写的《破缺的宇称》的序：

“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像竞赛一样，他们竭尽全力，跑得越来越快。他们的努力和速度使他们两个非常激动，忘掉了一切。
“第一个到达门口的孩子说:‘找到了！’他把门打开。另一个冲了进去。他被里面异常的美丽弄得眼花缭乱，大声地说:‘多么奇妙！多么灿烂！’
“结果，他们发现了黄色帝国的宝库。他们的这项 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 ‘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同文的结尾是：

“我和杨的合作在二十多年前结束了。它的价值， 不需要更多的说明，就如我们已发表的科学论文所表现出的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可是，使我真正感到伤心的，是因为新近出版的《杨振宁1945-1980年论文选及注释》一书使我不得不写这篇文章。”
而现在，使我更为伤心的是，在我和杨振宁合作结束后的四十年， 杨振宁又和江才健合作出版了《杨振宁传》，使我又不得不再次破例，打破沉默，回答今天您问的这十几个问题。
事实上，对杨振宁如此这般的行为，我也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引自 李政道答记者问

但是 杨振宁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举世无双令人瞩目的 性格缺陷和人格缺陷并不能作为抹灭其学术水平的证据 倘若通过对其人品的讨论来抹杀其在学术上的成就 也是不对的

B. 贞观大闲人里的李道正是什么身份

李政道说李素的母亲是功勋之后，按照当时的门当户对的婚姻习惯，李政道或者李政道老子的身份至少也是大家族的出身，或者就是李政道是李素母亲的护卫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才成为父亲的。

C. 杨振宁和李政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杨振宁和李政道分手原因是迷雾

在杨振宁的生命中，李政道是一个举足轻重不可回避的人物，从1946年开始，两个人的合作长达16年之久，并因“宇称不守恒理论”同获诺贝尔奖，被后世学者铭记，他俩的合作关系在近代物理科学历史上，相当罕见。然而，从1962年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彻底决裂，成为国际科学界以及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记者：欧本海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最希望看到的景象是杨振宁跟李政道并肩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草坪上，但是1962年之后，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情形。

杨振宁：这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的根源非常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所能够解释的，更不是我今天应该在摄影机的面前所讨论的，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身后一定会有人研究的，我想研究以后，大家中国人、外国人会得到一个结论的。

记者：我们中国有句老话“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希望看到你们俩和好。

杨振宁：对，这也是我现在决定，我公开地在生前不再在这方面讨论这个问题的道理，是因为大家很显然、很自然地都希望我们和好，可是我们没法再和好，所以在这情形，最好的就是不再讨论。

记者：是合作出现问题？但是杨先生的经历不是这样。

杨振宁：你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里头有戏剧性的、有做人方面的差异，有性格方面的差异，不是这么简单的，我想我现在的决定是对的，这个事情我不要再公开讨论。

（话外音）虽然众说纷纭，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分手原因始终是迷雾一团。然而值得回味的是，两个人在各自的物理学研究中都有多次与他人合作的经历。除了与李政道合作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之外，杨振宁三大成就中的另外两项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也都是与人分享，但却没有重蹈杨李之争的覆辙。”

实际上，杨振宁曾经借口1962年5月《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的伯恩斯坦的文章《宇称问题侧记》、李政道1971年的文章《弱相互作用的历史》和1979年富兰克林的文章《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与未发现》，就1962年为什么会与李政道分裂，在1982年的《论文选及注释》里把问题公之于众，想把宇称不守恒理论的功劳更多地揽到自己身上，诋毁李政道的为人和学术水平。

结果李政道被迫在1986年打破沉默，发表了《破缺的宇称》和《往事回忆》，批驳了杨振宁的谎言。此后，杨又不吭声了，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知道，他认为很关键的证人，他和李政道共同的导师吴大猷，以及其他许许多多重要的了解内情的知情证人，都还没有死，辩下去必然真理越辩越明，他自己的形象必然越辩越差，会彻底暴露他阴暗的一面。

结果呢，他以为关键证人差不多死光了之后，杨振宁以为自己终于有机会发彪了，就借着出版《杨振宁传》的机会，想借此机会浑水摸鱼，再一次发表了自吹自擂和贬低李政道的言论，以为这样子可以抬高自己的形象。没想到李政道通过与《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的问答，把杨振宁的种种谎言，彻底揭穿，杨振宁的各种说法，都被李政道批驳得体无完肤，而且证据确凿，非常有说服力，即使对物理学外行的我也可以看出谁的话更为可信，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参见《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网址http://tdlee.ccast.ac.cn/tdcv.html）。

杨振宁两次主动出击，都没捞到什么好处，反而被李政道揭穿了老底，又只好闭嘴了。要是真理真的在杨振宁这边，我才不信杨振宁会闭嘴！他现在闭嘴是因为再跟李政道辩下去，只会让人发现他贪婪无耻的真面目，在国人面前下不了台！

二、 杨振宁继续误导公众

可是，杨振宁还是想误导公众。他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到跟李政道决裂的原因：“你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里头有戏剧性的、有做人方面的差异，有性格方面的差异，不是这么简单的，我想我现在的决定是对的，这个事情我不要再公开讨论。”似乎显得自己多么的高尚，多么的宽宏大量，还含沙射影说李政道的做人和性格有问题，这也难怪后来记者加旁白时说什么杨跟其他人合作就没不愉快的话。

记者不懂。杨振宁跟李政道都是中国人，而且他一直以长兄自居，所以他敢跟李政道提出来自己名字放前面的问题。而杨与其他的合作者，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可能确实论文基本上都是杨振宁做的贡献占绝大多数，他们是后来加入的；另一个可能是他们当时只是一个无名小辈，跟已经成名的杨振宁的地位不是一个档次的，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余地，能跟杨振宁合作，从而混上个终身教职，可能已经要非常感谢杨振宁了，当然不会闹矛盾。你们可以看看，杨振宁与其他人合作的成果，“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都是杨振宁的名字在前，说明发表论文时，论文的作者并没有按照作者的姓的第一个字母排序！！而方舟子也提到，为什么“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 没有获得诺奖，可能是由于米尔斯的水平不够，跟杨振宁不是一个等级，成就也不高，不配获诺奖。

请看杨振宁的央视面对面的视频：
http://news3.xinhuanet.com/video/20...ent_2629202.htm

在访谈中，杨振宁提到，米尔斯在北大的一个会议回答别人的提问时，称“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主要的东西都是杨振宁的，杨振宁说他是不必要的谦虚，不像有些人，只有30%的贡献，他要说成有70%的贡献（这当然是说李政道）。还说这篇文章比米尔斯所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全部文章加起来还要重要，所以应该所有的荣誉都应该给他，但是没有给，所以物理学界对米尔斯的评价是不公正的。

其实，杨振宁的话完全是自相矛盾的。看名字就知道，米尔斯的名字会放在杨振宁的后面，没有按照正常的按作者姓的第一个字母排列作者的顺序，这就意味着，米尔斯的贡献不足三分之一，主要的贡献都是杨振宁的，当然无法获得太多的荣誉，这是显而易见的。米尔斯在回答别人的提问时，说那篇文章主要都是杨振宁的贡献，杨振宁居然说这是米尔斯不必要的谦虚，不会像李政道那样，明明只有30%的贡献，非要说成是70%。可是，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既然杨振宁的署名在米尔斯前，没有按照字母排序，如果米尔斯真的是谦虚，那么只能说明杨振宁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又做了不道德的事，就是硬要把自己的名字不按字母序排列，抢了米尔斯的学术功劳，从而降低了米尔斯的学术地位。如果是这样，米尔斯为什么没得诺奖，恰恰是他害的！

米尔斯相比杨振宁，可能确实不是一个档次的，跟李政道也不是一个档次的，在那篇最重要的文献中的贡献是很次要的，主要的贡献都是杨振宁的，当然他没有资格跟杨振宁来争按字母序发表论文了。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更加能够证明杨振宁这个人非常无耻了。

但是，与米尔斯不同，李政道是个真正的天才，他跟杨振宁是一个等级的，在合作时，很多重要的发现都是他先想到的，所以他不愿意让杨振宁违背字母序，让别人误以为文章基本上都是杨振宁的贡献，这是天经地义的。杨振宁没有资格以自己年岁大点，就要求自己的名字排前面，而杨振宁由于爱慕虚荣，特喜欢把自己名字排前面，当然会闹矛盾。
参考资料：http://home.donews.com/donews/article/7/77788.html

D. 科学与艺术李政道读后感

科学与艺术国际作品展暨研讨会在北京开幕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艺术作品展.展览会上陈列的艺术品有相当一部份是科学家与艺术家合作的成果,它把人们带进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殿堂,使人们在欣赏艺术品的同时领略科学世界的瑰丽多彩.在这些作品中,科学得到艺术的表达,艺术因有了科学的内容而更具活力、更加绚丽.这次展览会上所展览的科学与艺术结合的作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予示着一个新的艺术天地,即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新天地的诞生.
从创造性思维的层面看来,文艺与科学是不可分割的,这的确“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李政道教授深入研究他的这一基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认为科学和艺术“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并具体指出:“艺术,例如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等,用创新的手法去唤起每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深藏着的已经存在的情感。情感越珍贵、唤起越强烈、反映越普遍,艺术就越优秀”。 显然,这里已涉及到文艺创作的典型化法则.尤其从“意识或潜意识”层面来探讨情感的作用及变化,作为认识艺术思维特征的逻辑起点,这比单纯的社会学方法和反映论的认识论观点,更有说服力,也更加符合文艺创作的实际。由人类创造才能的共性本质所决定,这直接联系于不断发展、推陈出新的动态科学观。同中存异,异中有同 李政道教授认为:科学是“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新的准确的抽象”,“科学家抽象的阐述越简单、应用越广泛,科学的创造就越深刻。……对自然现象的抽象和总结乃属人类智慧的结晶,这和艺术家的创造是一样的。”如果不考虑任何历史价值和道德判断的话,这种理性概括无疑是正确而“深刻”的,但似乎还不够全面。

E. 李政道,杨振宁谁先提出宇称不守恒

李政道先提出宇称不守恒

李政道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来源的说明

问： 李杨合分，症结所在，据一般人看来，是由于你们之间的下述争论： 获诺贝尔奖的论文的思想，即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的突破，是你们二人中谁第一个提出来的。 据杨振宁的说法，是他“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指杨自己）想到了……”，还说你先是反对这种观点， 经过他的说服后才同意的[1]。 您认为这种说法符合事实吗？您能不能说明一下您知道的事实真相？
(编者注：将鼠标指到[1]的位置，注脚[1]即会弹出。下同。）

答： 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与杨振宁无关。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4、55年，θ-τ之谜已成为物理学界关注的焦点。这里我想先简单地解释一下当时的θ-τ之谜。 50年代初从宇宙线里观察到两种新的粒子，θ和τ。它们具有很不同的衰变模式。θ衰变为两个π介子，τ衰变为三个π介子。 因为奇数个π介子的总宇称是负的，而偶数个π介子的总宇称是正的。所以从θ和τ的衰变模式可以决定θ的宇称是正的（称为标量）， 而τ的宇称是负的（称为赝标量）。奇怪的是到1954、55年，经过很精密的实验测量，发现在实验的精确度内θ和τ这两个不同宇称的粒子居然有完全一样的寿命和质量。

那时候，从θ、τ的衰变模式，不仅可以决定它们二者的宇称不同，也已知道这类的衰变是通过弱作用力实现的，因而可用理论计算来估计它们的寿命。 假使τ和θ是不同的粒子，τ的寿命应该比θ的寿命长很多，约一百倍。可是实验结果是τ和θ的寿命几乎完全一样。而且，假使τ和θ是不同的粒子， 为什么它们的质量也会几乎完全一样呢？如果认为它们是同一个粒子，它们怎么会具有完全不一样的宇称呢？

为解决这一问题，物理学界曾提出过各种不同的想法，但都没有成功。50年代时，粒子物理学领域，每年都举行一次国际性的综合学术会议， 地点在美国纽约州的罗彻斯特（Rochester）大学。因而，这个很重要的会议就被称为罗彻斯特会议。凡是要参加会议的，必须收到邀请才行。 在1956年4月3－7日的罗彻斯特会议上，也讨论了θ-τ之谜这个问题。当时在会议上已经有人提出，包括我和杨振宁，是否在θ和τ的衰变中，宇称可能不守恒？ 但是，会议上的这些讨论都没有达到任何结论。要了解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我需要介绍一下当时宇称守恒问题的背景。

宇称守恒是当时公认的一个重要物理定律。宇称守恒的基础是“左右对称”，而“左右对称”一向被认为是物理的公理。 从经典物理学开始到近代物理学（包括力学、 电磁学、引力场、弱作用理论、原子、分子和核子构造等），一切的物理理论，在1956年4月以前，都是左右对称的。因为每一门物理理论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实验作证明， 所以物理学家们想当然地认为“左右对称”在粒子物理学中也已经被充分证明了，是非常正确的，是自然界的真理。宇称守恒是天经地义的。

在1956年4月初的罗彻斯特会议上讨论时，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公认，一切已了解的物理都是左右对称的，是宇称守恒的。这是毋需讨论的。 在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是：在θ、τ衰变过程中，宇称是否可能不守恒；在当时一切已了解的物理之外，θ、τ是否可作为一个特殊例外，是孤立的一点。

假使θ、τ是同一个粒子，在它衰变过程中，宇称并不守恒，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那结果就是，这同一个（即θ-τ）粒子既可以按宇称为正的θ模式衰变， 也可以按宇称为负的τ模式衰变。可是这个结果与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的θ-τ之谜的现象完全相同。因此，虽然提出了θ-τ衰变宇称可能不守恒的假设， 可是这种假设不产生任何新的物理结果。这种假设与一切其他物理无关。在这种假设提出以前， θ-τ之谜是孤立的一点；做了这种假设以后，θ-τ仍然还是孤立的一点。 因为这种假设并不能产生任何新结论，所以这种假设就不能看做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这一点物理学界是公认的。

当时我也正在重点研究这个问题，曾做过一些尝试，但未成功。我记得，在1956年4月3－7日罗彻斯特会议结束后的一两天， 即4月8日或9日，我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斯坦伯格（J. Steinberger），专程到我的办公室访问，讨教问题。那时他正在进行不稳定的重粒子的产生和衰变的实验。 他的问题是如何测定这类重粒子的自旋，与θ-τ之谜无关，和宇称不守恒也无关。在谈话的过程中，我忽生灵感，突然很清楚地明了，要解决θ-τ之谜，必须先离开θ-τ系统， 必须假定θ-τ以外的粒子也可能发生宇称不守恒的新现象。我发现，用斯坦伯格实验中重粒子产生和衰变的几个动量，便能很简单地去组织一个新的赝标量。用了这θ-τ以外的赝标量， 就可以试验θ-τ以外的系统宇称是否不守恒。而这些赝标量，很显然的，没有被以前任何实验测量过。用了这些新的赝标量就可以系统地去研究宇称是否不守恒那个大问题。 θ-τ之谜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点，它可以和斯坦伯格正在进行实验的重粒子连起来，它也可能和其他一切物理整体地连起来。要解开θ-τ之谜，就要去测量弱作用中θ-τ以外的赝标量。 我猜想，宇称不守恒很可能就是一个普遍性的基础科学原理。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当时，我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斯坦伯格，并请他转告他的实验组的人，要他们赶快按照我的建议去重新分析实验数据。 斯坦伯格听了也很兴奋。他说，您需要的这些原始实验数据，其实都已经有了，都记在他实验组的Log book（实验工作记录本）里，可是因为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分析， 所以还没有将这些数据放在一起分析。之后，他和他的实验组马上按照我建议的方法去分析了他们的实验数据。虽然有迹象显示出宇称不守恒，但因数据不够，不能得出定论。 1956年9月份的《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他们重粒子实验的论文，也就是布德（R. Budde）、克瑞廷（M. Chretien）、 雷特奈尔（J. Leitner）、塞缪斯（N. P. Samios）、 史瓦兹（M. Schwartz）和斯坦伯格（J. Steinberger）合作的文章 [2]。文章中有一部分就是讨论我的突破性的想法和他们的分析。 他们并在文章里对我“非常有帮助的讨论”，即我提出的关于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的想法表示谢意。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来源 [3]。 对这件事，这项实验的参加者之一，史瓦兹后来曾发表了回忆文章。

史瓦兹（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上述情形有清楚的回忆。他对我当时提出的建议和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以及事情的经过， 都有明确的回忆和文字的记载。其经过和时间都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完全一致。史瓦兹说：

“无论如何，我记得十分清楚，在罗彻斯特会议(4月3－7日)之后， 斯坦伯格立刻回到奈维斯（Nevis）实验室，告诉我们，他刚才和 T. D. Lee（李政道）讨论，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李建议斯坦伯格， 让我们把数据从Φ＝0 到Φ=2π 进行划分。……如果有非对称性，那么就会是……宇称破坏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 [4]。

这一切完全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做出的，和杨振宁无关。

1956年4月中旬，斯坦伯格和他的实验组已有了初步的分析结果。他告诉我，重粒子∧0的衰变， 从Φ=0到π有7个事例，从Φ=π到2π却有15个事例， 多了约一倍。重粒子∑-的衰变，从Φ=0到π有13个事例，从Φ=π到2π只有3个事例，小了约四倍。当然这些数据不够，还不能做出宇称不守恒的断定。 斯坦伯格又说，他估计一年之内，他们可以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加速器再去产生十倍多的事例。那就可以完成在 ∧0、∑-这类重粒子的衰变过程中， 宇称是否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事实上，一年之后， 1957年斯坦伯格和他的合作者的确就完成了这个决定性的∧0，∑-宇称不守恒实验并发表在《物理评论》上。）

当时，我觉得很兴奋。这个初步的宇称不守恒的实验，已充分证明了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正确的，是可行的。 宇称是否守恒的问题不再停留在θ-τ之谜的孤立一点。 θ-τ以外的不稳定重粒子∧0和∑-也都已经被包括进来了！

1956年4月中至4月底， 我努力于完成宇称不守恒在θ-τ、∧0、∑-这类以及所有称为“奇异粒子”（Strange Particles）的弱作用衰变领域的理论分析和论文写作。 我并和斯坦伯格约好，我的理论分析文章和他实验组当时的实验分析文章，即后来1956年9月15日发表的布德、史瓦兹、斯坦伯格等人的文章，同时发表。当然， 弱作用衰变，除了奇异粒子外，还有更大的领域，那就是有五十多年研究历史的β衰变。这包括中子、π介子、μ子等更多的粒子。我准备在1956年5月初， 写完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论文后，立刻开始对它们进行分析。

1956年5月初，斯坦伯格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说他刚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学术报告会上报告了他们的实验结果和分析， 也报告了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建议。 杨振宁也在场听报告。可是他却在听众中强烈反对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想法。在那段时期，我和杨振宁没有合作的工作。1956年4月初罗彻斯特会议结束后，我回到纽约， 就没有再和杨振宁见过面。我听了斯坦伯格的话之后，就打了一个电话到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告诉杨振宁说，自从我和他在罗彻斯特会议分手后，我有一个理论上的突破， 请他在和我讨论之前，不要再把他的反对意见公之于众。第二天上午，也就是杨振宁所说的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杨振宁来我办公室。谈了不久，杨振宁说他是开汽车来的， 忘了纽约停车的困难，必须下去到街上移动他的汽车。

在哥伦比亚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因清洁街道的原因，规定每天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二时，不准停车。 因为杨振宁对纽约这些规则不熟，我就陪他离开校区，到北边125街。 那边清洁街道的规定是，每天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不准停车。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交叉处有两家中国饭馆，是我常去的。因为那时候是早晨十一时，饭店尚未开门。 我们就在天津饭店隔壁的一家咖啡馆先喝杯咖啡。我把我最近的工作以及关于宇称不守恒突破性的想法和斯坦伯格依照我的建议所做的新实验结果，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反对。他说前两天刚听了斯坦伯格的报告。斯坦伯格测量的是“二面角”，对这方面，他（杨振宁）曾经研究过， 绝对不会出任何宇称不守恒的新结果。在我们辩论时， 隔壁的天津饭店开门了。

我是天津饭店的老顾客，就向服务员借了纸和笔。我写下方程式，画了图，再次向杨振宁全部重新解释。我向他指出，斯坦伯格新的分析中用的角度Φ， 不是杨振宁想象的二面角， 而是我的思想突破所指的新赝标量。二面角是标量，只能从0到π，当然是宇称守恒的。这新的Φ角度是赝标量，可以从0到π，然后也可以从π到2π。当Φ在0到π的区域时，Φ和二面角一样， 可是在π到2π的区域就完全不一样。用了这样新的赝标量Φ，通过∧0和∑-的衰变过程，如果这两个Φ区域的事例数不同，那就是明确的宇称不守恒的证明， 据此就可以去测量θ-τ以外的粒子是否也是宇称不守恒。这是以前别人没有想到的。这就是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斯坦伯格实验组依照我的建议，对∧0和∑-衰变中，Φ在0到π和π到2π两个范围的事例的数量进行了分析。 这个分析在四月份已经完成了。结果这两个数量相当不同, 已经可以看出宇称不守恒的迹象。可惜，整个实验的事例数目不够，暂时还不能下定论，不过已经可以证明我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了。然后，我又重复在纸上写下， 刚才在咖啡馆口述的斯坦伯格实验组的初步分析细节。杨振宁慢慢地不再反对了。

午饭后，我们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时，杨振宁已被完全说服了。他也很兴奋。在我的办公桌上， 他看见我正在写的关于在θ-τ、∧0、∑-和其他奇异粒子的衰变中， 宇称可能不守恒的文章。我告诉他，这篇文章将与斯坦伯格的实验文章同时发表。我也告诉他我正开始预备将这种分析应用推广到β衰变的领域。

杨振宁说他很愿意和我合作。同时，他劝我不要先发表我已差不多写完的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他说，这是非常热门的突破， 应该用最快的速度， 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可以更加完整。

杨振宁具有高度批评性的眼光，他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也是我的好朋友。宇称不守恒将涉及物理学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杨的参加无疑会使最后的成果更加丰硕。 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合作要求，并表示了欢迎。

我的决定是对的，我们这个合作是非常成功的。在1956年以前，从经典物理到近代物理，都是对称的物理。 1956年以后，大部分的物理现象都发现有不对称。 不仅是宇称不守恒和左右不对称，电荷的正负也不对称，时间反演也不对称，真空也不对称，因而夸克可被禁闭，不同的中微子间可以互相转换变化， 连质子也可能不稳定……。当然，并不是1956年忽然改变了外界的宇宙，而是1956年我和杨振宁发表的宇称不守恒的文章， 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界以前在“对称”观念上的一切传统的、 根深的、错误的、盲目的陈旧见解！

1956年我们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带来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对我来讲，更大的意义，是我有这机会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上， 做出宇称不守恒这一基础性的、革命性的贡献。 这使我深深感觉到自己的幸运和能够做出突破性贡献的人生的巨大意义。

证明弱作用宇称不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是吴健雄和她的合作者们在1957年1月完成的。关于我是如何做出宇称不守恒思想这一突破的， 以及她们那项决定性实验是如何由我起的头， 吴健雄也有她很清楚的回忆文章 [5]， 发表在1972年：

“……1956年早春的一天，李政道教授来到普平物理实验室第十三层楼我的办公室。他先向我解释了τ-θ之谜。 他继续说，如果τ-θ之谜的答案是宇称不守恒， 那么这种破坏在极化核的β衰变的空间分布中也应该观察到：我们必须去测量赝标量<σ·p >，这里p是电子的动量, σ是核的自旋。

“……在李教授的访问之后，我把事情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对于一个从事β衰变物理的学者来说，去做这种至关重要的实验，真是一个宝贵的机会， 我怎么能放弃这个机会呢？……那年春天，我的丈夫袁家骝和我打算去日内瓦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到远东去。我们两个都是在1936年离开中国的， 正好是在二十年前。我们已经预订了伊丽莎白王后号的船票。但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立刻去做这个实验，在物理学界的其他人意识到这个实验的重要性之前首先去做。 于是我请求家骝让我留下，由他一个人去。……五月底，春季学期结束之后，我于是认真地开始准备这个实验。……

“……在一月十五日的下午，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宣布物理学一个基本定律出人意料地被推翻了。……这一新闻在公众中爆开， 迅速传遍全世界。 正如剑桥大学O. R. 弗瑞奇教授（O. R. Frisch）在那时的一次讲话中描述的那样：‘宇称是不守恒的’这一难懂的语句，像一个新的福音传遍了全世界。”

下面是杨振宁1982年写的关于1956年宇称不守恒的回忆 [6]：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的春季学期于4月初结束， 我和家人于1956年4月17日到布鲁克海文去度暑假。 李政道和我继续保持每周两次的互访。这段时间里，我们是在哥伦比亚和布鲁克海文见面。同过去一样，我们对各种问题都感兴趣，但当时我们最关注的自然是 θ-τ之谜。 我们对下述反应链中的角分布尤其有兴趣：

π-＋ p → ∧0＋θ0 （1）

∧0 → π-＋ p （2）

R. P. Shutt（舒特）、斯坦伯格和W. D. Walker（瓦尔克）等人研究过这些反应。他们曾在罗彻斯特会议上报告过研究的结果， 会上对这三组物理学家所使用的‘二面角’变量的准确范围有争议。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驱车前往哥伦比亚作每周例行的拜访。我把李政道从他的办公室接出来，上了车。我们很难找到泊车的空位。 后来，我把车泊在百老汇大街和125街的转角处。 那是午饭时分，但附近的饭馆尚未开门营业。于是我们就到左近的“白玫瑰”咖啡馆，在那里继续讨论。稍后，我们在“上海餐馆”（据我回忆，是这间餐馆， 但李政道说他记得是“天津餐馆”）吃午饭。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 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 这种分离对反应链（1）、（2）有特别的意义。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因为这种想法可以通过（1）、（2）两个反应中可能存在的上－下不对称性而加以检验， 它就更有吸引力了。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那时，李政道还不大熟悉β衰变现象。他有点按捺不住了，主张把关于反应（1）、（2）的研究写成短文，先行发表。 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我要把β衰变的计算做完。”

杨振宁回忆中的反应链（1）和（2）就是那时候斯坦伯格实验组正在研究的。杨振宁对什么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和我的回忆是同一个思想， 也正是前面史瓦兹1986年发表的回忆文章里所叙述的我的那个想法，也就是史瓦兹说的，在1956年4月上旬“李建议斯坦伯格，让我们把数据从Ф=0到Ф=2π进行划分”的分析。 所以，杨振宁1982年发表的回忆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可是， 杨振宁和我对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回忆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

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完全集中在∧0和∑-重粒子的反应过程上。 这个思想的可行性必须对∧0和∑-的产生和衰变进行分析才可以决定。 任何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如果忽然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突破，一定会立即去找做∧0和∑-实验的小组，去说服他们， 请他们赶快按照这个思想突破的建议去重新分析他们的数据。可是杨振宁1982年的回忆文章，和他以后的传记，完全没有任何这样的回忆和叙述。 可见杨振宁的上述回忆是不合常理的。为什么？因为1956年5月初，杨振宁来纽约看我的时候，他明明知道斯坦伯格实验组已经按照我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 做过了分析。所以杨振宁的回忆中是不能提这个实验分析的。

斯坦伯格（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我及杨振宁都是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都很熟。1956年斯坦伯格和我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正教授。 我们的办公室离得很近，仅差上下一层楼。当时，整个物理学界绝大部分的∧0和∑-事例都在斯坦伯格实验组手中，有约四十个，不是个小数目。 这些情况在1956年4月初罗彻斯特会议时， 杨振宁都是知道的。1956年我，斯坦伯格和杨振宁都是被邀请参加罗彻斯特会议的。假使真的如杨振宁所说，在1956年5月初， 他午饭时忽然在一个节骨眼上想到了∧0的产生和衰变反应链， 他有如此重要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不可能在午饭后我们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他不去找离我办公室很近的，也是他很熟的朋友斯坦伯格。 他不可能不想立刻就把他的这个重要的、∧0和∑-衰变可能是宇称不守恒的想法告诉斯坦伯格。 同时，他也不可能不急着去请斯坦伯格尽快地做一个实验， 看看他的这个思想突破是否可行。

杨振宁不去找斯坦伯格，是为什么呢？因为杨振宁完全清楚，在那个时候，斯坦伯格不仅早就知道我的思想突破，也早已按照我的这个思想，去做了分析。同时， 杨振宁也知道前两天他刚刚听了斯坦伯格的报告，而且他还反对。当杨振宁1956年5月初在天津饭店吃午饭时，他完全清楚斯坦伯格实验组的分析结果已有宇称不守恒的迹象， 虽然不能定论，但是完全可以证明我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在1956年4月罗彻斯特会议后的三个星期中，已经发生的这些极重要的事实，在杨振宁的回忆里，其叙述却完全是一片空白。 为什么？因为杨振宁1982年的回忆中，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叙述是假的。他知道，他是要将我的思想突破变成他的，将他的反对变成我的反对。 在杨振宁1982年的回忆里还有其它相当多的情节也不符合事实。举两个例子吧。1956年5月初，当他在我办公室里看见了我正在写的， 关于θ-τ、∧0、∑-等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文章的时候，是他要求参加进来和我一起做β衰变领域的分析。也是他要求我先不发表奇异粒子的文章的。 可是他在1982年的回忆中竟然说：“他（指李）有点按捺不住，主张把关于反应（1），（2）的研究写成短文，先行发表，我不同意这样做” [6]。 杨振宁关于我“按捺不住”的说法和事实不合，完全是喧宾夺主，是很不道德的。

在我们合作写出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之前，在1948－56的八年中，我和杨振宁仅合作了六篇文章，是我在同一时期发表的论文中的一小部分。 1956年我们发表了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之后， 我和杨振宁才开始密切合作。从1956年的下半年到1962年的六年中，我们共合写了二十六篇文章。

1956年4月，我和杨振宁没有任何合作项目，也没有杨振宁1982年回忆中所谓的每周两次的见面。当他1956年5月初来我办公室时， 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哥伦比亚大学。 否则，他不会在上午十一时左右开汽车来，因为他不可能忘了在午时左右哥校附近停车的困难。1956年4月3－7日罗彻斯特会议后的整个4月份我和杨振宁没有见过面。 事实上杨振宁1982年回忆中所谓的每周两次的见面是在1956年10月我们发表了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之后才开始的。 杨振宁1982年回忆中所说的在1956年4月和李政道每周两次互访也是与事实不合的。

由于我的思想突破促成了当时（1956年4月份）布德、克瑞廷、雷特奈尔、塞缪斯、史瓦兹和斯坦伯格在他们的实验文章中做了宇称不守恒的分析。 因此，他们在他们的论文中对我表示感谢 [3] 。他们没有提杨振宁，因为这与杨振宁无关。

上面已经提到，这项实验的参加者之一史瓦兹，在他1986年的回忆中关于1956年4月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讲得很清楚， 这个思想是我提出来的，根本没有提到杨振宁 [4]，因为这是与杨振宁无关的。

由此可见，这一切完全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独立做出的，和杨振宁无关。

1956年4月初我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以后，到5月份杨振宁才参加进来和我一起对宇称不守恒做了系统性的理论分析工作， 一起写出了获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上面的叙述并没有减少杨振宁在与我合作中的贡献，也没有否定他应获诺贝尔奖的资格，当然也没有降低他因此而获得的荣誉。

虽然我们是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由我独立做出的这一点，是有文献记载的，同行们也都是知道的，是客观的事实。 可是我从来没有去强调这一点。也从来没有因此去损伤杨振宁，去贬低他在与我合作完成宇称不守恒论文上的贡献。但问题的关键是，杨振宁从1982年至今， 总是想抹煞是我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这一突破的事实。他关于这一问题的叙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F. 世界名人如何评价《道德经》

《道德经》在国外：
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出版第一多的是圣经、第二多的是道德经，被译成多国文字广为流传！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巨大精神财富！20世纪，人类在科学技术和物质财富上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也造成了环境破坏、价值迷惘和心灵污染三大危机。面对这些社会危机，西方人开始从东方道学中寻求哲学智慧，以解决现实问题。
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在评述老子《道德经》时指出：“这本书虽然不到六千字，却包含着许多精神食粮。”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施舟人肯定道学“对西方文化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能使西方文化得以更新的动力和活力的源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高认为《道德经》“是一本有价值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教科书。”德国人尤利斯噶尔指出：“老子，他是推动未来的能动力量，他比任何现代的都更加具有现代意义，他比任何生命都更具有生命的活力。”美国科学家威尔杜兰认为《道德经》“是最迷人的一部奇书”。德国哲学家尼采认为老子的《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美国学者蒲克明预言未来“《道德经》将是一本家传户诵的书。”它之所以受到世人如此重视、如此高的评价，因为它是人类最古老的最系统的第一部“大成智慧学”。
在政治上，不少国家的领导人都指出，要想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必须善于从老子《道德经》中去寻找政治智慧。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大声呼吁：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美国前总统里根援引《道德经》中“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治国名言，以寻求其治国理念和方略。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建议全世界“遵循中国古代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老子的教诲，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极力推崇老子的《道德经》，援引老子的“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名言，努力将这种不朽的哲学智慧应用到联合国工作中。
在经济上，要解决现代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也需要从《道德经》中寻找发展经济的哲学智慧。英国哲学家克拉克认为“现代经济自由市场的原理就是源自《老子》的无为而治。”在世界范围内，已悄然地出现了一个经济文化群体“道商”。所谓“道商”，就是以道学的辩证思维和哲学智慧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商人。法国阿尔斯通总裁安南·博格先生声称：“在中国做生意，要懂《老子》。”曾担任财富五百强公司高级执行官的詹姆斯把《道德经》尊为新世纪的商业理论。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道家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的观点，就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的经典表述。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根据老子的“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的思想，从事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美国GE公司前总裁杰克·韦尔奇依据老子的“为道日损”的思想，提倡“无为式”的“简单的管理”。
在科技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可以从老子的《道德经》中汲取灵感。英国科学家霍金在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想启示下，提出了“宇宙创生于无”的理论。美国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提出的“质朴性原理”，与老子所谓“道”的质朴性是不谋而合的。美籍华人李政道发现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与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的思想，也有吻合之处。日本农学家福冈正信提出“自然农法”，并称自己“就是在老子‘道法自然’这一伟大命题的启发下提出来的。

G. 杨振宁和李政道谁在物理领域的学术上贡献更大

杨的不守恒理论，是排第二位的。排在他前面的是李政道。

H. 外国人怎么看《道德经》

土豆系列0420 ：你好。
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出版第一多的是圣经第二多的是道德经，被译成多国文字广为流传！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巨大精神财富！20世纪，人类在科学技术和物质财富上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也造成了环境破坏、价值迷惘和心灵污染三大危机。面对这些社会危机，西方人开始从东方道学中寻求哲学智慧，以解决现实问题。
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在评述老子《道德经》时指出：“这本书虽然不到六千字，却包含着许多精神食粮。”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施舟人肯定道学“对西方文化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能使西方文化得以更新的动力和活力的源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高认为《道德经》“是一本有价值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教科书。”德国人尤利斯噶尔指出：“老子，他是推动未来的能动力量，他比任何现代的都更加具有现代意义，他比任何生命都更具有生命的活力。”美国科学家威尔杜兰认为《道德经》“是最迷人的一部奇书”。德国哲学家尼采认为老子的《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美国学者蒲克明预言未来“《道德经》将是一本家传户诵的书。”它之所以受到世人如此重视、如此高的评价，因为它是人类最古老的最系统的第一部“大成智慧学”。
在政治上，不少国家的领导人都指出，要想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必须善于从老子《道德经》中去寻找政治智慧。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大声呼吁：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美国前总统里根援引《道德经》中“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治国名言，以寻求其治国理念和方略。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建议全世界“遵循中国古代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老子的教诲，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极力推崇老子的《道德经》，援引老子的“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名言，努力将这种不朽的哲学智慧应用到联合国工作中。
在经济上，要解决现代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也需要从《道德经》中寻找发展经济的哲学智慧。英国哲学家克拉克认为“现代经济自由市场的原理就是源自《老子》的无为而治。”在世界范围内，已悄然地出现了一个经济文化群体“道商”。所谓“道商”，就是以道学的辩证思维和哲学智慧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商人。法国阿尔斯通总裁安南·博格先生声称：“在中国做生意，要懂《老子》。”曾担任财富五百强公司高级执行官的詹姆斯把《道德经》尊为新世纪的商业理论。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道家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的观点，就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的经典表述。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根据老子的“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的思想，从事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美国GE公司前总裁杰克·韦尔奇依据老子的“为道日损”的思想，提倡“无为式”的“简单的管理”。
在科技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可以从老子的《道德经》中汲取灵感。英国科学家霍金在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想启示下，提出了“宇宙创生于无”的理论。美国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提出的“质朴性原理”，与老子所谓“道”的质朴性是不谋而合的。美籍华人李政道发现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与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的思想，也有吻合之处。日本农学家福冈正信提出“自然农法”，并称自己“就是在老子‘道法自然’这一伟大命题的启发下提出来的。”

I. 世界那么黑，老子该信谁

〝信自己〞有时也会误事的，默守成规，一意孤行，往往都是误信自己的结果。凡事都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世事都不能盲目相信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如果相信〝宇称守恒〞是真理，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功。

J. 杨振宁，李政道 有什么成就，后来他们是怎么公开决裂的

杨振宁：一生最大的两个成就就是提出杨-米尔斯场和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从而获得诺贝尔奖。注意，他的成就都是跟别人合作的。

李政道：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出生于中国上海。1957年，他31岁时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这项发现，由吴健雄的实验证实。李政道和杨振宁是最早获诺贝尔奖的华人。

因为名字排序之争。

在第一篇论文投稿时，杨振宁以自己年岁大为由，要求署名在前。由于事出突然，李政道当时虽感到很窘，但勉强答应了。稍后，李政道看了文献，察觉这样做是不对的。在写第二篇论文时，李政道把一些文献给他看，以说明年岁大并不是排名的考虑因素。

而且，李政道又解释，第一篇文章里的两个定理，主要是他证明的，可是他的名字却排在了后面这样不合理。杨振宁被李政道说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第二篇论文名字的排列次序便倒过来了，在第二篇论文中只有一个定理，只有最后的一步是杨振宁想出来的。由于有这样不愉快的经历，李政道后来中止了与杨振宁的合作。

善良的李政道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杨振宁竟亲自找来了记者说是自己“在一个节骨眼上，想到了证明‘宇称不守恒定律’的思路，而李博士先是反对这种观点，经过我的说服后才同意的”云云。1962年6月，李政道与杨振宁彻底决裂，断绝一切往来。

拓展资料：

李政道，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因在宇称不守恒、李模型、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RHIC)物理、和非拓扑孤立子场论等领域的贡献闻名。

1957年，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内，共派出了915位研究生，并得到美方资助。1985年，他又倡导成立了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并担任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顾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1986年，他争取到意大利的经费，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创立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并担任主任。其后，成立了在浙江大学的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和在复旦大学的李政道实验物理中心。 2018年4月7日，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名誉所长。

2004年任RIKEN-BNL研究中心名誉主任。2006年至今任北京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主任。 2016年获得"2015中华文化人物"荣誉。

1998年1月23日，李政道将其毕生积蓄30万美元，以他和他的已故夫人秦惠(竹君)的名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资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苏州大学以及上海交通大学(新增)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李政道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科学事业后继有人，实乃用心良苦，竭尽全力。

李政道的研究领域很宽，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方面的工作也颇有建树。

1949年与罗森布拉斯和杨振宁合作提出普适费米弱作用和中间玻色子的存在。1951年提出水力学中二维空间没有湍流。1952年与派尼斯合作研究固体物理中极化子的构造。1954年发表了量子场论中的著名的"李模型"理论。

1957年与奥赫梅和杨振宁合作提出电荷共轭不守恒和时间不反演的可能性。1959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硬球玻色气体的分子动理论，对研究氦Ⅱ的超流动性作出了贡献。1962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带电矢量介子电磁相互作用的不可重正化性。

1964年与瑙恩伯合作，研究了无(静止)质量的粒子所参与的过程中，红外发散可以全部抵销问题，这项工作又称李-瑙恩伯定理。

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了场代数理论。70年代初期研究了CP自发破缺的问题，又发现和研究了非拓扑性孤立子，并建立了强子结构的孤立子袋模型理论。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继续在路径积分问题、格点规范问题和时间为动力学变量等方面开展工作;后来又建立了离散力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