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出版的合同法
二百六十九条。《民法典》第二百六十九条合同法中营利法人对其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合同法》是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隋彭生。
② 求一篇论文《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人力资源的影响》
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若干影响
摘要：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劳动合同法的施行对我国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有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的方式、手段必然需要进行调整，来适应劳动合同法的规则。从对劳动合同法的解读中，分析其对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的要求，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需要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转变，以适应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满足组织的自身发展。
关键词：新劳动合同法；人力资源管理；薪酬管理；制度建设
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是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劳资之间的力量差距越来越大，劳资冲突突出，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合同法应运而生。中国在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方面还很落后，劳资关系管理非常薄弱。而在市场经济国家，人力资源管理最中心的内容是劳资关系的协调。现有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主要是成本控制，导致了劳动者对企业的忠诚度很低，员工流动率很高，劳动关系不稳定。所以，很多企业对新法要求签订长期劳动合同都不能理解，其实长远来看企业会发现其中的好处。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历史转型过程中，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全新的战略机会，劳动合同法对一个组织来说，即是挑战，也更是机遇。
一、劳动合同法颁布的历史背景
《劳动合同法》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常凯教授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经济原因、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
1.经济原因。30年的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中国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但这样的路不可能永远走下去。在经济原因上新法传递的信息是：国家引导、鼓励企业创新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而不再鼓励企业仅仅是依靠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保持经济增长。中国如果想保持经济的高速而又健康的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是急迫的，必须完成的任务。
2.社会原因。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全社会的财富大大增加了，但社会不公平的问题突出了。贫富两极分化引起的社会矛盾已经影响了全社会的经济稳定与和谐发展。以往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已经被按资本、权力分配的趋向所替代，而且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在社会原因上新法传递的信息是：企业不能无限制地扩大资本与劳动分配的差距，不能以过分牺牲劳动者权益的代价换取企业的财富增长。
3.政治原因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充分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大多数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那么社会主义的基础就会动摇，中国共产党的基础就会动摇。在政治原因上新法传递的信息是：国家不能容忍企业蔑视法律，不能容忍企业在对待劳动者的待遇上蔑视国家的权威，不能容忍企业损害国家的人力基础。
二、劳动合同法对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挑战
1.关于劳动合同的签订问题。在劳动试用期的期限上，新法做了极大的细化。比如，劳动合同1年之内的，试用期不超过1个月；为了防止企业以连续签订合同、连续规定试用期损害劳动者利益的行为，规定了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仅仅约定试用期的合同不成立，视为劳动合同期限；新法还就无固动期限劳动合同的签订做出了更有利于劳动者的非常明确的规定。
2.关于经济补偿金问题。在延续以前的关于经济补偿金的部分规定基础上，新法还扩大和提高了经济补偿金的支付范围和金额。比如，以前规定的经济补偿金最长不超过12个月，现在不再有这个限制，而是按照劳动者的实际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以前的规定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新法规定，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的也要必须支付经济补偿金。另外，劳动合同期满不再续签的，用人单位也要支付经济补偿金。新法还规定，以上经济补偿金如果用人单位不按期、足额支付，劳动部门在责令限期支付仍不支付的情况下，用人单位要按照应支付的50%～100%加付劳动者赔偿金。由以上可见，新法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规定，对企业的压力显然加大了，成本也增加了。
3.关于违约金问题。新法只规定了两种可以约定违约金的情况：第一，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违约金；第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进行约定，并就劳动者违反约定要求其支付违约金。除此之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这在法律上明确禁止了企业在与劳动者签订合同时违法要求劳动者支付各种违约金，极大地保护了劳动者的权利。
4.关于企业的法律责任问题。对于用人单位违反新法的行为制定了严厉的惩戒措施。比如，超过一个月未满一年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要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再比如，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而不订立，按照应当订立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还有关于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合同、违法规定试用期、扣押劳动者证件、不予办理档案转移手续、非法收取劳动者财务、拖欠工资、加班费、经济补偿金等等企业违法损害劳动者权利的行为，新法都相应地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使得企业在侵害劳动者利益时所付出的成本高于其因此获得的非法利益，有利于企业规范劳动管理制度，严格遵纪守法、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三、中国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现存的问题分析
1.现行人力资源管理对成本控制过于重视，忽视劳资关系的协调。人力是能够创造更多价值的资源而不是成本，企业对人的管理强调通过“控制”和“服从”来实现人与事相适应，而忽视人才能的发挥，把人看做是成本而不是可供开发的资源，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节约成本上，忽视员工培训开发；实行传统的人事管理使人不能尽其才，缺乏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的种种做法，使得劳资关系紧张，员工缺乏对企业的认同，导致人力资源的潜力无法得到发挥。
2.现行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文化培育不足。优秀的企业文化是成功的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重要依据。但若使一种文化能深入人心，普遍被接受不是件容易的事，它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探索和磨合，而且要适合企业且能促进其发展，同时还要能感染每个员工，并突出自己的特色。中国企业由于战略缺位、初始条件、经济宏观及微观的局限性等限制性原因，企业文化建设有着相当的困难，最终破坏了员工的工作环境。
3.对绩效管理重视度不足，没有建立较好的科学的绩效管理体系。实施科学的绩效管理已经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一项重要的手段和工具，成为企业充分利用资源、培育核心竞争力、获取竞争优势的一条重要途径，对企业实现制度性的可持续发展起着显著的支持作用。但具体实践中，却存在各种问题。绩效考核体系设计的非科学性、绩效考核标准模糊化、绩效考核角度的单一、考核过程的形式化等都在中国企业中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
四、对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几点建议
1.塑造良好组织文化，建立合理的薪酬结构。新法提高了劳动者的地位，赋予劳动者更多的选择权。因此，对所有的企业来说，吸引和留住核心员工将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新法虽然对于企业终止劳动合同设置了种种限制，规定了很多的赔偿条款，但是对员工与企业中止劳动合同，只是在第九十条有所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员工转换工作变得更加容易，而企业对于员工转换工作的限制越来越小。通过提高薪金的方法来吸引员工，只会使得员工的忠诚度下降，企业间陷入工资竞争的恶性循环。要吸引和留住核心员工，企业需要科学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设计科学的薪酬结构来吸引留住核心员工。 2.建立合理有效的薪酬制度。由于新法规定企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需要规定劳动报酬，另外向员工支付经济赔偿也以员工的工资作为标准，因此，企业应更加注重全面报酬体系的观念。在降低基本工资的情况下，为了对现有的员工进行有效激励，企业会重视除工资外的其他薪酬构成要素。
要加大绩效加薪和浮动薪酬的比例，注重员工持股等长期激励报酬；福利对员工的激励作用有限，企业应按法律的基本要求为员工缴纳基本的社会保险，同时设计合理的带薪休假制度；企业应更加注重灵活的工作安排，更加关注员工的健康，并在员工需要援助时向员工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企业应提升绩效管理能力，对于绩效计划、绩效监测和绩效反馈等环节不断改进，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职业发展与晋升机会是企业需要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员工技能的培训、工作训练和指导以及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会使员工在选择企业时不再过高关注薪酬因素。同时，新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使得组织定期培训也成为企业留住核心员工的重要方法。
3.选聘人才，组织培训。在招聘环节，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会比以往投入更多精力。根据新法规定，企业解雇员工需要向员工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会直接导致企业在招聘时会比以前更加谨慎，“宁缺毋滥”的思想会成为企业人力资源招聘部门的重要原则。招聘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时首先要选聘既懂法又有经验的人才，并聘请劳动法专家对用人单位人力管理人员进行新法培训。加强对招聘体系的管理，企业需要建立起一套素质模型，便于企业招募到符合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符合岗位核心素质、能力要求，同时又符合企业未来发展战略的人才，防止因为招聘不慎为企业带来损失。
4.严格制定劳动规章制度，明确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新法会促使企业加强其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建设。因为新法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或者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企业才能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内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为每个职位制定科学的职位说明书和清晰的绩效指标，明确定义什么叫做“不能胜任工作”，什么叫做“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否则，面对员工提起的劳动合同诉讼，企业将会非常的被动。
五、结语
总之，只要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在制定人力资源的架构时已经充分地考虑了企业和员工双方的利益，而不是纯粹从企业利益出发，就不会在面对新法时有失措之感。
参考文献：
[1]新劳动合同法助推人力资源法制化管理[N].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2007-11-09.
[2]黄海东.劳动合同法下的人力新资源[EB/OL].成都钢铁网，2007-12-3.
[3]新劳动法下的人力资源管理[EB/OL].新浪财经，2007-12-19.
[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5]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96
③ 比较我国合同法与CISG的区别和联系
一、合同的订立
如果比较 CISG 第二部分“合同的订立”( 第 14 条 － 第 24 条)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 第 9 条 － 第 43 条)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合同法对于 CISG 规定作了相当充分的借鉴和吸收。比如，关于要约是否具有拘束力以及要约是否可以撤销，这是合同缔结法统一化过程中遇到的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因为不同国家的做法并不一样。CISG 第 16 条等规定反映出了调和不同见解的意图，第 1 款以要约可撤销为原则，不过，它对这一原则作了限制。中国原来的民法理论受德国民法理论的影响，承认要约的形式拘束力[4]290，目的在于保护受要约人的利益，维护正常交易的安全。不过，中国合同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要约的形式拘束力，而是参考了 CISG，规定了要约的撤回及撤销，惟对此作了若干的限制( 中国合同法第19 条) 。
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合同法“总则”与“分则”的结构，就会明白，该法规定的合同的订立并不限于买卖合同，而是对于所有的合同都可以适用的。
二、合同解除
( 一) 根本违约
根本违约( fundamental breach) 的思想被中国合同法接受了，体现在第 94 条第 2 － 4 项。但是，与 CISG 第 25 条相比，二者有一些差异。其一，CISG 第 25 条对于根本违约的构成作了限制: “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这在中国合同法中是没有的。对于这一差异，有的学者指出: “我国法律规定对根本违约的判定标准不如《公约》那么严格，没有使用可预见性理论来限定根本违约的构成，只是强调了违约结果的严重性可以成为认定根本违约的标准。这实际上是抛弃了主观标准，减少了因主观标准的介入造成的在确定根本违约方面的随意性以及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因素。”（注：参见王利明: 《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4 页; 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7 － 288 页。中国学者对于公约第 25 条“可预见性”要件的理解，在公约起草时便已有同类观点存在。Schlechtriem 教授对此指出，这个概念更容易被错误地理解为主观归责因素。由于这里最决定性的问题是对合同以及约定的义务的解释，所以最终涉及的就是对每一项义务违反所产生的影响的证明和举证责任。参见[德]彼得·施莱希特里姆: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评释》，李慧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8 页。）其二，对于所违反的合同义务，CISG 没有进一步要求，只强调其结果（被违反的义务是( 用德国法术语) 主要义务( Hauptpflicht) 抑或是附随义务( Nebenpflicht) ，是给付义务( Leistungspflicht) 抑或是保护义务( Schutzpflicht，参照德国民法第 241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 ，是无所谓的; 附随义务( 或许宜称为附加义务) 也可能对债权人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可能决定合同“应存续抑或解消”。Vgl． Peter Schlechtriem，Internationales UN － Kaufrecht，4． Aufl． ，2007，Rn 114．）;中国合同法第 94 条第 2 项和第 3 项强调了违反的是“主要债务”，同条第 4 项则未再要求“主要债务”，中国的学说解释亦承认在个别场合，附随义务违约亦得构成根本违约，发生解除权[5]462。
( 二) 协议变更或者终止合同
CISG 第 29 条第 1 款规定，合同只需双方当事人协议，就可更改或终止。类似的规则在中国合同法中规定在第 77 条第 1 款和第 93 条第1 款。二者的差异是，CISG 第29 条第2 款规定，规定任何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必须以书面做出的书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但是，一方当事人的行为，如经另一方当事人寄以信赖，就不得坚持此项规定。中国合同法对于合同的协议变更或者解除，并没有规定类似的规则。但是，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有特别的约定，要求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的协议须采取书面形式，该约定仍有效力。另外，依中国合同法第 36 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该规定也可以适用于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协议，最终的效果，与 CISG 相去不远。
( 三) 解除通知的生效
依 CISG 第 26 条及第 27 条，解除合同的声明须向相对人发出通知，方始有效。依通常解释，该 通 知 不 以 送 达 为 生 效 要 件[6]48。依Schlechtriem 教授的观点，从 CISG 第 26 条及第27 条本身的措辞和制订者们的本意出发，应该确认意思表示是从发出时生效的。尽管他本人从法的应然性角度出发，赞同 Neumayer 的观点，即形成权性质的意思表示不应当被视为在受领 人 完 全 没 有 知 晓 的 情 况 下 就 可 以 生效[6]109。而依中国合同法第 96 条第 1 款，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在这一点上，中国合同法与 CISG 存在差异。
( 四) 解除的法律后果
中国合同法第 97 条和第 98 条的规定与CISG 第 81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差异体现在，CISG 规定“如果双方都须归还，他们必须同时这样做”。中国合同法没有这样明文的规定，学者解释上主张，可以类推适用合同法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 第 66条)[5]263。
CISG 第 82 条规定了买方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者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类似的规则在中国合同法上并不存在。在学者解释上，学者指出，《德国债务法现代化法》废止了原来民法典第 350 －354 条，于第 346 条第 2 款规定了以作价偿还来代替返还，解除权并不消灭。德国法的这一转向，殊值重视。我国《合同法》就上述问题，未设明文规定，可以视为法律漏洞，在填补漏洞时，宜取法德国新法做法，不以因解除权人的事由使受领的标的物严重毁损灭失或者其他事由不能返还，作为解除权消灭的原因，而应当肯定解除权人仍保有其解除权，但行使解除权后须对受领的标的物作价偿还[5]484。
三、违约责任与免责
( 一) 关于先期违约
CISG 第 71 条和第 72 条是对先期违约( an-ticipatory breach) 的规定，同时，第 71 条也吸收了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 Unsicherheitseinrede) 的内容[6]256。在中国合同法中，一方面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发端于普通法的先期违约制度。与 CISG 相比，一个形式差异在于，中国合同法并非规定在并排的两个条文，而是在不同的地方，规定了这两个制度，分别是第 68条、第69 条、第94 条、第108 条。
由于混合继受了两个法系的相似的制度，所以，中国合同法上述条文的解释适用遇到了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里存在一些冲突或者不和协，特别是对于默示的拒绝履行场合的解除，是否需要经过催告及合理期限，在第 94 条第 2 项的规定上没有反映出来。在学说上，有见解主张宜采体系解释方法，对于94 条 2 项中“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在解释上应参照第69 条，进一步要求解除权的发生以“催告”为前提[5]462。这一解释结论，如果对照 CISG第72 条的规定，也可以进一步获得印证。
( 四) 要求特定履行
关于特定履行( specific performance) ，CISG采取折衷方案( 第 28 条) ，以“法院没有义务做出判决，要求具体履行此一义务”为原则，以“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对不属本公约范围的类似销售合同愿意这样做”为例外。CISG 第46条规定了买受人的履行请求权，第 62 条规定了出卖人的履行请求权。中国合同法第 107 条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条款，并列规定违约方“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肯定非违约方有履行请求权，在通常解释上，非违约方原则上有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法院对于非违约方的选择有一定的裁量权。中国合同法第 109 条规定了金钱之债的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第 110 条规定了非金钱之债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这种区分，虽然可以从形式上能够分别对应于 CISG 第46 条和第62条，从实际内容上看，似乎没有鲜明的受 CISG影响的痕迹。
中国合同法第 110 条针对非金钱债务规定了三种排除履行请求权的情形: ( 1) 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 2) 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 ( 3) 债权人在合同期限内未要求履行。与之相比，CISG 虽未作相似的规定，但通过解释，也可以获得相似的效果。比如，学者指出，在 CISG 中在货物交付原始不能场合并不妨碍合同成立，由此引发是否可能就不能的给付请求履行的问题，不过，参照CISG 第 46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有排斥对于出卖人过酷且不合理的要求交付代替货物以及要求修理的意旨，故应解释为，对于不能义务的履行请求不予承认[7]22。
中国合同法第 111 条针对质量不符合约定，规定了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其中的“修理、更换、重作”属于强制履行的表现形态[8]314，被称作“补救的履行请求”[5]543。CISG 第 46 条第 2 款规定了更换，同条第 3 款规定了修理，并分别规定了相应的请求权要件，前者要求“此种不符合同情形构成根本违反合同”，且要求“必须与依照第 39 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同时间内提出”; 后者要求“必须与依照第 39 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同时间内提出”。与之相比，中国合同法第 111 条的规定比较富有弹性，“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救济方式，这里的“合理”一词，其实也是在赋予裁判者以裁量权。另外，修理、更换、重作，作为强制履行的表现形态，也要适用《合同法》第 110 条对履行请求权所做的限制[5]546，包括“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场合( 第110 条第3 项) ，排除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值得探讨的是，《合同法》第 110 条第3 项与《合同法》第 158 条所规定的检验期间( 瑕疵发现期间) 的关系。我个人初步的意见是，二者所规定的属于同一类性质的问题，可将前者理解为一般规定( 在总则部分) ，将后者理解为特别规定( 在分则部分) ，并依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解决( 三) 减少价款
CISG 第 50 条规定了减价 ( price rec-tion) ，就此规定，是理解为对于大陆法继受自罗马法的减价之诉( actio quanti minoris) ，抑或理解为合同改订的一种情形，抑或理解为普通法( common law) 中的一种损害赔偿，看法并不统一。大陆法圈的文献倾向于持“合同的一部解除”或者合同改订的观点加以说明; 而在普通法圈中，一方面引用大陆法圈的见解，又以之可以通过本来的损害赔偿加以处理，对于减价规定的设置表示怀疑，这样的文献也是存在的。不过，也有学者提示，从 CISG 对于条文的安排来看，减价( 第 50 条) 被放在合同解除( 第 49 条) 与出卖人的一部不履行( 第51 条) 之间，故将减价放在合同的一部解除( partial avoidance) 的位置上，也是可能的[7]24。
中国合同法在总则第 111 条规定了“减少价款或者报酬”，在立法体系安排上，将减价规定在合同法总则，而不是像德国民法第 441 条规定在“买卖”部分（注：对于德国新债务法的规定，Zimmermann 教授不无遗憾地指出，鉴于新债务法起草人的总体目标是尽可能地将对于隐蔽瑕疵的责任统合进规范违约的一般制度，看到在新的德国民法典中保留着分裂着的减价规定，真是让人吃惊。See Reinhard Zimmermann，TheNew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p． 115 － 116．）。中国的学说对于减价的探讨尚不多见，既有的探讨将减价权理解成为一种形成权，同时认为与其将减价权建构在“一部解除”思想之上，不如建构在“合同变更”思想之上[9]21。
( 四) 损害赔偿
如果卖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受方可以按照公约第 74 条至第 77 条的规定，要求损害赔偿( CISG 第 45 条第 1 款 b项) 。如果买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卖方可以按照第 74 条至第 77 条的规定，要求损害赔偿( CISG 第 61 条第 1 款 b项) 。CISG 第 45 条第 1 款 b 项所规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所基于的原理是，卖方担保其对于合同义务的履行。该责任并非基于过错、在卖方控制下的特定情事的存在或者关于履行的特别合同担保，而只是由于不履行合同义务而产生责任。如果不履行是由于第 79 条所谓的无法预见的客观障碍，则不产生损害赔偿义务（注：See Hub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45 Rn 37 － 38． Vgl． auch Müller － Chen in: Schlechtri-em / Schwenzer ( hrsg． ) Kommentar zum Einheitlichen UN － Kaufrecht，5． Aufl． ，2008，Art． 45 Rn 8．）。在 CISG 第 61 条第 1 款，违约亦无须是由于买方的过错，尽管人们须意识到存在着依第 79 条和第 80 条免责的可能（注：See Hag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61 Rn 2．）。CISG 就违约方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不以过错为要件，但有免责的可能，这种规定在中国被称为“严格责任”，并被认为是合同法的发展趋势，进而影响到了中国《合同法》的起草[10]45。对此，虽有中国学者从立法政策立场提出反对意见，（注：参见崔建远: 《严格责任? 过错责任?》，载《民商法论丛》第 11 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0 页以下; 韩世远: 《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8 页以下。）《合同法》第107 条最终并未将“过错”作为违约责任或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在这点上，应该承认中国合同法确实受到了 CISG 的影响。
CISG 第 74 条规定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可预见性规则( foreseeability) ，这一规定被中国合同法第 113 条第 1 款完全吸收。CISG 第 75 条规定的替代交易场合的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第76 条规定的未从事替代交易场合依时价计算损害赔偿的方法，在中国合同法中虽未明确规定，在中国实务中的做法，也是大致相当。CISG第 77 条规定的减轻损害规则，中国合同法第119 条的规定与之大致相当。
( 五) 免责
CISG 第 79 条规定的免责事由是“不能控制的障碍”( an impediment beyond his control) ，中国合同法规定的免责事由则是“不可抗力”( force majeure) 。后者被定义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第 117 条第 2款) ，而 CISG 所用的不是 and，而是 or。因而，中国合同法上的免责事由被限定得严格。CISG 第 79 条第 5 款规定，“本条规定不妨碍任一方行使本 CISG 规定的要求损害赔偿以外的任何权利”。这包括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中国合同法第 94 条第 1 项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而，二者在这点上是共同的。
四、买卖合同
( 一) 买卖的标的物
CISG 所规定的买卖的标的物，正如其名称所反映出来的，是货物( goods) ，同时 CISG 又明确排除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经由拍卖的销售、根据法律执行令状或其他令状的销售、公债、股票、投资证券、流通票据或货币的销售、船舶、船只、气垫船或飞机的销售、电力的销售( CISG 第 2 条) 。
中国《合同法》所规定的买卖的标的物是有体物，并不包括权利。这里的有体物，并不以动产为限，尚包括不动产。当然，土地不能成为买卖的标的物( 只是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 ，故这里的不动产主要指房屋之类建筑物。这里的买卖，既可以是商事买卖，也可以是民事的买卖，包括消费者为买受人的买卖。拍卖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买卖。
( 二) 卖方的义务
卖方的义务( CISG 第 30 条、中国合同法第135 条、第 136 条) 、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地点( CISG 第31 条、中国合同法第 141 条) 、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时间( CISG 第 33 条、中国合同法第138 条、第 139 条) 等，中国合同法学习了 CISG。
( 三) 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统合入违约责任
中国法是大陆法系大家庭中的一员，因而，起源于罗马法的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便很容易被想当然地以为存在于中国法中。这一问题，在中国统一的合同法之前，学说上存在分歧。中国合同法第 153 条规定了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第 155 条规定，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 111 条的规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第111 条是合同法总则“违约责任”章中的一个条文，它规定: “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 61 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对于中国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尽管有个别学者认为瑕疵担保责任在中国合同法上相对独立，它与一般的违约责任竞合，买受人可以根据个案择一而主张[11]，主流的学说则主张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在中国合同法上已被统合进了违约责任，中国法奉行的是违约责任“单轨制”，而不是违约责任与瑕疵担保责任并存的“双轨制”[12]。中国合同法的这一立场，实际上是学习了 CISG。违反 CISG 第 35 条第 1 款而质量不符的情形，既可以包括有瑕疵的履行( peius) ，也可以包括给付他种物( aliud) ，且均可因瑕疵通知期间的徒过( 错过责问 Rügeversaeumung) 而“治愈( geheilt) ”[6]123。同样，依中国合同法第 158条，买受人怠于将标的物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不存在另外追究出卖人一般违约责任的余地。在中国合同法之后，同为大陆法系一员的德国民法，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也已实现了这种统合[13]79 －121。
CISG 第 35 条对于标的物在数量、质量、规格、包装方面的符合性作了专门规定，对此，中国合同法并没有完全照搬，而是分散地作了规定。换言之，在中国合同法上，买卖标的物的合同符合性并非集中地规定的，而是分散的。其中，对于质量的符合性，规定在第153 条、第154条( 指引向第 62 条第 1 项) 、第 155 条( 指引向第 111 条) 、第 168 条、第 169 条等。对于数量的符合性，虽然没有像质量那样明确规定了出卖人的相关义务，但从其他条文可以看出，合同法还是作了相关的要求的，体现在第 158 条、第162 条以及第 72 条等。对于所谓“规格”，合同法没有专门的规定，而是体现在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 比如第 153 条) 或者凭样品买卖( 第169 条) 。合同法没有像 CISG 那样使用“通常使用的目的”和“特定目的”，但在第 169 条规定了凭样品买卖出卖人的买受人不知道样品有隐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标的物与样品相同，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仍然应当符合同种物的通常标准。这里的“通常标准”概念，在功能上与 CISG 所谓的“通常使用目的”相当。对于包装，中国合同法第 156 条照搬了 CISG 第 35条第 2 款第 4 项。
CISG 第 38 条规定了买方检验货物的时间。中国合同法第 157 条的规定并不完全一样，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在没有约定场合的及时检验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中国合同法没有进一步区分情形详细规定，而是作了简化处理。这一做法并不意味着中国合同法的起草人认为 CISG 的规定不合理，而是考虑到了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便于使立法通过的考虑，在一些规定上删繁就简。
( 四) 风险负担
中国合同法第 142 － 149 条是关于买卖标的物风险负担的规定，这些规定显而易见是受到了 CISG 的影响，但又有所变化。
中国合同法吸收 CISG 的地方体现在: 规定了风险移转的交付主义( 第 142 条，CISG 第 69条第 1 款) 。规定了一些特别的规则，包括: 债权人迟延场合的风险移转( 第 143 条) 、在途标的物买卖中的风险负担( 第 144 条，中国法缺少但书) 、第一承运人规则( 第 145 条) 、特定地点规则( 第146 条) 。中国合同法规定了出卖人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标的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的转移( 第 147 条、CISG 第 67 条第 1 款后段) 。并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的，不影响因出卖人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买受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第 149 条，CISG 第 70 条) 。
中国合同法第 148 条规定: 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这一规则以CISG 中是没有的。这一条是参考美国统一商法典作出的规定[14]229，但是，该条与统一商法典第 2 －510 条相比，也不是完全一样的，而是作了若干改动。
由于 CISG 中不存在标的物交付原始不能场合合同不成立的规定，该合同仍得有效成立，出卖人不交付标的物只是构成违约[6]36，故CISG 中的风险负担制度，被认为是与以双务合同概念为媒介的履行牵连关系机制无关[7]21。
④ 崔建远的《合同法》,法律出版社的那里可以淘到这本书啊
老崔的合同法,是老崔给我们上课的时候的备选教材,其实他比较得意的,是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的,他独著的《合同法。上卷》
⑤ 合同法206条
《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版款期限没有约定权或者约
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
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⑥ 翟云岭的著作
1．《合同法总论》
专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2．《分期付款买卖中的买受人利益保护研究》专著，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3．《中国经济法律通论》
主编，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
4．《新合同法论》
两人合著，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著作权法简论》
两人合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6．《经济合同原理与实践》
主编，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7．《中国民法原理与实务》
副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⑦ 民法书籍推荐
一、民法史与概述
1、谢怀栻：《外国民商法精要（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2、[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
3、[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4、[德]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5、[德]霍尔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6、[德]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
7、[美]弗里德曼：《美国法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8、[美]弗里德曼：《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9、[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普通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二、民法总则
（一）教科书
1、王利明：《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版
2、[德]哈里·韦斯特曼等：《德国民法基本概念（第16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德] 汉斯·布洛克斯：《德国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4、[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Ⅰ·总则》（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二）体系书
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6、[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7、朱庆育：《民法总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8、李永军：《民法总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
（三）专著
9、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10、邵建东：《德国民法总则编典型判例 17 则评析》，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1、[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12、芮沐：《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四）注释书
13、石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三、人格权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
1、[日]五十岚清：《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2、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3、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4、谢远扬：《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
四、物权法
（一）教科书
1、王利明、尹飞、程啸：《中国物权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 年版
2、崔建远：《物权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3、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4、[日]我妻荣：《新订物权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
5、[德]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第 18 版）》，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二）体系书
6、[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7、王利明：《物权法研究（第四版）》（上、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8、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中、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版
9、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上、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三）专著
10、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程啸：《不动产登记法研究（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即将出版）
13、尹飞：《物权法·用益物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14、崔建远：《土地上的权利群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5、高圣平：《担保法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6、程啸：《担保物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四）注释书
17、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五）工具书
18、程啸编著：《物权法一本通》，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五、债法总则
（一）教科书
1、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
2、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3、[德]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第 7 版）》，中国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二）体系书
4、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5、邱聪智：《新订民法债编通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5、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6、[日]我妻荣：《新订债权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
六、合同法
（一）教科书
1、崔建远：《合同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2、王利明：《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谢怀栻等：《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
（二）体系书
5、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三版）》（第 1、2、3、4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依次出版
6、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上卷）》（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7、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中卷）》（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8、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9、邱聪智：《新订债法各论》（上、中、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三）释义书
10、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四）工具书
11、程啸编著：《合同法一本通（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
七、侵权与损害赔偿法
（一）教科书
1、程啸：《侵权责任法教程（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2、[德]福克斯：《德国侵权法》，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3、[德]埃尔温·多伊奇等：《德国侵权法（第 5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二）体系书
4、程啸：《侵权责任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
5、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
6、王泽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三）专著
7、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澳]彼得·凯恩：《阿蒂亚论事故、赔偿及法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9、[美]彼得·凯恩：《侵权法解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10、邱聪智：《从侵权行为规则原理之变动论危险责任之构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11、[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四）释义书
1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五）工具书
13、程啸编著：《侵权责任法一本通》，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八、民法方法论
（一）入门阶段
1、[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2、[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请求权基础》，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
3、[日]北川善太郎：《日本民法体系》，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二）初级阶段
4、[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5、[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6、梁慧星：《民法学解释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三）高级阶段
7、王利明：《法律解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8、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9、[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10、[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九、法经济学著作
1、[德]汉斯-贝恩德·舍费尔等：《民法的经济分析》（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2、[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第 6 版）》，格致出版社 2012 年版
3、[美]斯蒂文·沙维尔：《法律经济分析的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4、[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七版》，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
5、[美]卡拉布雷西：《事故的成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6、[美]兰德斯、波斯纳：《侵权法的经济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十、民法思维与案例分析
1、王泽鉴：《民法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2、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3、国家法官学院、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法律适用方法：侵权法案例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4、国家法官学院、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法律适用方法：合同法案例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