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大夫道德

Ⅰ 古代士大夫相当于现在什么级别

没有明确的官阶，士大夫，是古代中国对于社会上的士人和官吏之统称，始于战国。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社会上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

政治是绝大多数“士大夫”人生的第一要务；但同时，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

从内涵上考察，士大夫主要包含如下两方面的内容：

其一

指居官的人。

《周礼·考工记》云：“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用现代话说，士大夫是职能官。

《墨子·三辩》批评“士大夫倦于听治”。这里泛指一切官吏。

《战国策·秦策二》载：“诸士大夫皆贺。”这里的士大夫指楚朝廷之臣与王之左右。

《荀子·王霸》云：“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这里的士大夫指一切居官在职之人。

《君道》又讲：“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行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设之也。”士大夫指诸侯以下的官吏。文官称士大夫，武官也称士大夫，《荀子·议兵》载：“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

《吴子·励士》：“于是(魏)武侯设座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

《荀子·君子》讲：“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这里把士大夫置于百吏官人之上。

《君道》把士大夫列于“官师”之前。官师，百吏之长。

《强国》篇讲：“大功已立，则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

《正论》讲：“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以上材料都说明士大夫在官僚层次中是比较高的。因士大夫是比较高级的官吏，所以享有不同的田邑。

《荀子·荣辱》说：“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

《礼论》中记载士大夫占有的田邑多寡不同，“有五乘之地者”，“有三乘之地者”。有些士大夫似乎还有私兵。

《战国策·齐策五》：“甲兵之具，官之所私也，士大夫之所匿……”

其二

指社会上的文人。齐孟尝君失势之后，门客纷纷离去，这些门客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称为“士”，在《战国策·齐策四》记述同一事件时则称之为“士大夫”。

《韩非子·诡使》载：“今士大夫不羞污泥丑辱而宦。”意思是士大夫无德行而任官。在这里，士大夫与官宦是两个含义，士大夫指文化人。可见，士大夫可以指在位的官僚，可以指不在位的文人，也可兼指。士大夫从此时起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

(1)高士大夫道德扩展阅读

起源

形成

“士”的阶层很早就出现了，泛指具有一定才能的民间人才。他们往往出身于贫寒之家，靠自己的才能依附于贵族，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春秋战国群雄割据，战乱频繁。各国有名有钱的诸侯贵族，如春申君、孟尝君等，都以“养士”为时尚，最多时可达数千人，还互相攀比炫耀。

“毛遂自荐”的典故说明，当时的“士”并没有特别的标准，甚至是自称有才，也可以说服贵族，成为“士族”之列。

只要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就能称为“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时基本上是重叠的，若细分，则“士”的德行修养要比“君子”略低，也可以说“士”是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

如刺杀秦王嬴政失败的荆轲，在出发前就立下豪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豪迈气概和高洁品质被作为一种精神典范。也有隐居深山，关心朝政但并不插手，“坐山观虎斗”的“隐士”，隐士在老百姓眼里是值得尊敬但又是神秘的。

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还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贵族推荐一些品德高尚的人进入政府。比如，以“孝”出名，被选拔为官员就很常见。考试不是必须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竹林七贤”。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有高洁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他们中的许多人情愿醉酒而死，也不在腐败的朝廷中工作。

这种精神气质对“士”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远离政治，醉心于文学艺术，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

发展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画”，由于宋徽宗个人的爱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绘画创作。这进一步提高了绘画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性。

宋代以后，一般历代的大诗人、大画家、大书法家，绝大多数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官员，如苏轼、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样，没有太多政治经历，全凭诗文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几乎绝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

衰落

科举消亡

清末以来，社会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士大夫”也渐渐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清末（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在内忧外患中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科举在西学东渐的风潮中也越发显得落后，成了束缚人才的瓶颈。而开放，却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知识和新的获得知识的方式。

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谕明告：“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不仅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千年绝唱，更对中国的教育、文化产生了重大改变。“士大夫”从此也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了。“士大夫”对知识、文化、艺术的垄断也不复存在。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士大夫

Ⅱ 没有士大夫阶层中国的社会是什么样

如果没有士大夫阶层，中国历史将得到截然不同的好的改变。

在
西方社会，并没有士大夫这样一个特殊的阶层和群体，这是中国所特有的。“士大夫”这个词，其实包含两个词：一个是士，一个是大夫。在西周，士、大夫均是指
贵族阶层，但是，“士”到后来成为一个读书人的泛称，而“大夫”是一个官员的泛称，“士大夫”合起来就是书生加官员。所以，士大夫翻译成英文就很简单，就
是“学者?官僚”，士大夫既有文人学者的身份，是现在我们讲的文化精英就是这个阶层；另外他又是朝廷的官员，是官僚。除了这两重身份之外，士大夫还有一个
特点，其实也是古代的经济精英，因为大家知道传统社会是农业经济，那么士大夫往往也都有一些的田产，当时他们都是占有农业经济资源的一个群体。除此之外，
士大夫还有一个特点，也是西方更没有的，士大夫往往兼有传教士的职责。西方社会也有官僚、有学者，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僧侣，他们在社会基层从事道德教化。其
实中国士大夫还要承担僧侣的道德教化功能。可见，士大夫作为社会阶层，要承担很多社会职能，仅仅是“官僚”或“学者”，还远远没有揭示出他的内涵和所承担
的社会职责。
那
么士大夫是怎么形成的？我们经常讲欧洲中世纪有一个贵族阶层，它是封建制。其实中国古代早在夏商周的时候，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制。这个封建制不是我们后来讲
的，从秦一直到清是封建制的社会形态。其实，当时的“封建”只是一种政治制度，封侯建国。我们今天讲的贵族，在以前的西周社会是非常突出的。贵族有五部分
构成，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贵族身份是由他们的血缘关系决定的，周天子有几个儿子，只有长子能继承他的天子之位，另外的儿子只能做诸侯，还有周天
子的其他叔叔也只能做诸侯。诸侯也是只有他的长子能够继承他的王位，其他儿子就做卿。以此类推，到大夫和士。士是西周贵族社会中最低的等级，到了战国时
期，士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平民阶层，后来泛称民间的读书人为士。而大夫演变为官僚体系的官职，从战国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古代有很多官职，往往都是从西周
贵族演变而来。
西
周封建制解体以后，管理国家的官员是怎么来的？它不再是靠血缘。西周的时候，诸侯、卿、大夫的身份是靠他与周天子的血缘亲疏关系，一个贵族的父亲是卿，而
卿的父亲一定是诸侯。战国时代的诸侯形成养士的风气，士是民间的读书人，到战国时候已经演变为平民了，这些读书人通过他们的知识、才能，被选入到官僚体
系，就变成了所谓“士大夫”。所以在春秋战国的文献典籍中，往往有两个说法，传统的说法是“大夫士”，战国以后就出现了另外一个说法??“士大夫”，反过
来了，其实反过来是反映了这个社会阶层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因为“大夫士”强调的是他的血缘关系，一讲你是士、卿，就知道你的身份，换句话说
你作为贵族，不是靠自己奋斗，完全是靠天子的血缘亲疏关系，来决定你在这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这就是贵族制度。贵族制度就是靠血缘关系，来决定你的政治特
权、经济特权，西周封建制就是这样一个贵族制度。战国以后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所谓士大夫，士大夫这一个阶层是靠有文化知识、靠道德修养、靠有能力才华，能
够进入官僚体系治理国家，被国君所用。大家看到，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社会身份很多都是士。士的理想是希望把他们拜为卿相，这样他们就成为国家的官僚，具
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
可
见，中国的士大夫和西方的贵族是有非常重要的区别。我不主张讲贵族精神，因为中国的士大夫在以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精神理念的创造者
与主导者。应当说，士大夫是经历由士到大夫的后天奋斗的平民，他本身是由平民通过努力奋斗而上升为社会精英。两千多年来，所有的读书人都可以通过读书、科
举考试进入到官僚队伍，就是由士到大夫的一个后天奋斗的过程，他们没有任何先天的经济、政治特权，他们只有靠知识来改变命运，所以他们往往都有一种崇文精
神。而西方的贵族基本上是靠先天的血统，而拥有着不同于平民的经济和政治特权。而且西方中世纪的贵族往往有一种骑士精神，欧洲中世纪的贵族，除了长子继承
爵位以外，其他儿子只能做骑士。而且西方的贵族有一个特点，如果国与国打仗，贵族必须要亲自出马，因为贵族掌握了那些特权，你必须要靠武力来维持你的特
权，所以西方贵族有一种尚武的精神传统。
其
实，欧洲贵族精神中的许多优秀品质，同样体现在中国的士大夫精神中。由于欧洲贵族，必须以自己的思想与行动的典范性，以维持自己作为社会占主导的精英阶
层，完全靠血缘获得特权的社会结构是维持不下去的，所以西方的贵族对自己一直都有很重要的精神追求。与士大夫一样，西方贵族一定非常追求文化修养，而且道
德自律性很强，都反对追求物欲，他们的贵族学校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过奢侈的生活，花多少钱，相反，他们的贵族学校是让孩子学习很多文化修养，特别是让你过
艰苦的生活以磨炼你的意志，然后具有知性和德性的自主性，能够具有独立精神。其实，这正是西方贵族精神与中国士大夫精神相通的地方，士大夫正是这样一个追
求文化修养，反对追求物欲而道德自律性很强的社会群体。但是，士大夫作为中国本有的文化传统，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特别士大夫是独特的社会阶层，他们从事社
会管理、文化创造、社会教化等多种社会职能，特别具有社会精英的精神气质，而且他们的生活地位与他们的出生无关，这样他们的文化特质就跟贵族不一样，他们
能够形成一种特有的士大夫精神。
同
时，这种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往往跟中国传统国学，包括传统哲学、文学、历史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古代丰富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其实都是士大夫精神的
表达和追求。如果说我们对中国的士大夫精神有深入的了解，就会对我们的很多古典哲学、古代思想，诸子百家也好，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也好，对古代士大夫为什
么提倡那些思想观念，会有深一层的理解。
应
该说，从士大夫精神形成的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再到魏晋时期、宋明时期、晚清时期，再到现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历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士大夫
创造、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精神文化。应当说这种士大夫的精神气质，放到世界文明史上都非常了不起的。我认为，中国的崛起，首先应该是中华文明的崛起。中华文
明的崛起是离不开这种士大夫精神的。我们当代中国从事文化建构，从事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我们珍惜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所以特别值得深入挖掘这种士大夫精
神。这就是第一节大致上要讲的，士大夫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摘自网络网友，谢谢。

Ⅲ 每一首诗歌都能体现出传统儒家士大夫的道德人伦诗人是

在汉初儒家中影响很深,"六经"中的《诗》、《易...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的等等一...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

Ⅳ 士大夫为何能制约皇权

1，礼法抄
古代以儒家思想袭治国，儒家核心思想仁义礼智信，礼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整个社会，越是上层，越要注重礼法，皇帝的言行举止要符合礼法，这也成为了士大夫规正皇帝的尺度。
2，伦理
即道德，与上面大致相同
3，祖制
祖宗定下的规矩，皇帝也要受制约，士大夫可以引用祖制来规劝皇帝的某些行为。
4，实录
皇帝的重要言论和行为会被史官记载，皇帝要想流芳后事就得注意点，避免在实录里成为昏君的形象。
5，权力
个人感觉这是最重要的，士大夫既是权力的参与者也是执行者，皇帝不可能日理万机，所以他必须分些权利给士大夫，士大夫也可依仗自己的权利来要挟皇帝，比较轻的就是罢工，我不干了。比较重点就是拥权自重了。后者严重威胁到皇权。

Ⅳ 宋代的士大夫政治的影响是什么

北宋实行的是中国历史上最纯粹的文人士大夫政治，而以北宋中前期尤为典型，这一百余年的政治模式，为后代统治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宋朝拣选治国人才慎之又慎，皇帝对士大夫高度重视
唐朝是个辉煌强大、盛极一时的王朝，但因其基本政体是武人治国，最终瓜分豆剖，形成了以军阀为核心的五代相继、十国割据局面。某种意义上说，宋太祖赵匡胤是五代之后第六代中原政权的缔造者。
与朱梁、后唐、石晋、刘汉和郭威后周不同的是，赵匡胤清醒地意识到唐及五代武人治国的弊端，采纳了谋臣赵普的建议，果断实施了“释兵权”，并逐步形成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集团。
宋初虽然战事频仍，赵匡胤也没有忽略开科取士这一拣选精英的手段，并在保留唐代科举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殿试”这一最关键的环节。入宋后新增的殿试，一方面体现了皇帝对文人士子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将人才选拨的终审权收归到皇帝手中。
《宋史·选举志》载，太祖开宝六年（973），翰林学士李昉主掌贡举考试，录取的武济川、刘睿材才质低下，且有人揭发这两个人都走了李昉的后门，引起了赵匡胤注意，于是他将这次考试的大部分举子集中到御殿，亲自主持复试考察，并最终由他亲自圈定录取人员。事后，李昉受到了严厉的责罚，从那时起，“殿试遂为常制”。赵匡胤曾对近臣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到了真宗时期，又确立了“糊名”制度，即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信息严加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以此保证人才选拔尽可能公正。
宋朝前期的甲科进士，往往用不了多久就能跃升到宰辅高位，成为王朝的高级管理者。像卓有建树的名相吕蒙正、寇准、王旦、吕夷简、晏殊、文彦博、富弼、韩琦、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无不是通过科考迈入仕途，逐渐成为各领风骚的政坛领袖。通过更加严格合理的科举手段为国家拣选治国人才，彰显了宋朝文士地位的极大提高。
除了在拣择人才的首要环节上慎之又慎，宋朝士子要想成为坐而论道的宰辅大臣或主管方面的高官，还必须要有从基层到高层丰富的实践和履历。以寇准为例，最初担任巴东、成安两县的知县，由于政绩卓著，升任郓州通判（地方行政监察官员），再经学士院考试合格，担任了三司度支推官和盐铁判官（经济方面官员），擢升为判吏部东铨（组织人事方面官员），再晋升为枢密副使（军事方面官员），其后担任过参知政事（副宰相）、三司使（经济方面最高长官），最后做到尚书右仆射（宰相）。宋朝其他宰辅重臣的经历虽各有不同，基本路径则是大同小异的。
北宋士大夫自觉恪守道德底线，注重个人气节和操守
北宋时的士大夫大都能自觉恪守道德底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学说的全面回归。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出身军阀，但他的头脑很清醒，又善于采纳赵普等谋臣的建议，所以开国之初便确立了以儒学精华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并将这种价值观通过科举方式加以彰扬和引导。有最高层明确的导向，士子们也渴望通过砥节砺行实现其人生价值、成为受人尊敬的君子，所以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经典说教很快蔚成风气，并成为大多数士子自觉恪守的道德准则和人生目标，养廉戒贪、知耻后勇、忠君勤政等美德，成为士大夫的立身之本。

Ⅵ 启红每一首诗都能体现出传统的儒家士大夫的道德人伦的诗人是

启红每一首诗都能体现出传统的儒家士大夫的道德人伦的诗人是杜甫。

杜甫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杜诗无论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对后世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杜诗所蕴含的道德情感问题进行一点探究。

一、 杜甫诗歌中道德情感的表现

1、 忠君爱国之心

在杜甫，忠君和爱国是分不开的，苏轼说他“一饭未尝忘君”，而杜甫在《咏怀五百字》中，也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夺”。忠君在杜甫成为了一个本性，虽然其根源来自于“奉儒守官”的家传。而离乱生活中对国家统一，安定太平的渴望是一种强大而内在的动力。正因为如此，当事关国家时，他不仅能要求自己，“济时敢爱死”（《岁暮》）而且也能对朋友严武说出：“公若登台甫，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这样的赠言。在对一个可能入朝为相，有着光辉前程的大人物送行时，人们都说尽祝福的话语时，而杜甫却本着儒家的“君子爱人以德”的精神，讲了这样不大吉利的话，而且讲得如此富于激情，其中爱国之心，忧国之情是多么浓烈。杜甫一心想着国家的统一，天下的太平，“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岁晏行》）。就是到临死时诗人还慨叹：“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舟中抒怀》）。而此时的诗人却是贫困到了极点，但他仍然不忘时局，忧心着天下太平。

早在安史之乱以前，杜甫与岑参、高适登等五人登游慈恩寺塔时赋诗：“……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就表达了他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安史之乱杜甫身陷叛军之中，但他不忘国家大事，从军国大局着眼，写下了“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促”（《悲青坂》）的诗句，至德二年（757）身在贼中的杜甫，得知叛军围攻太原，意图长驱朔方、河、陇，威胁唐肃宗驻地彭原、凤翔一带，他恐朝廷不备，遂作《塞芦子》表示了自己的担心，并积极建言：“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在华州时，杜甫写了《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分析唐军与贼兵形势，提出进军谋略与路线。且不说杜甫分析建言在当时军事上的价值，单这颗洞然可见的爱国之心就足以感动古今。

杜甫的忠君主要是表现在对“君”的批评上，“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杜甫把批判的锋芒直指玄宗皇帝：“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就是在《咏怀五百字》中，诗人表明自己忠于王朝和君主的同时，又对在骊山行宫中肆意挥霍的玄宗君臣提出来责难：“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家女，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象“唐尧真自圣，野老复如何”（《秦中杂诗》）；“关中小儿坏纲纪，张后不乐上位忙”（《忆昔二首》）；“贵人虽不仁，视女如莠蒿”（《遣遇》）；“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其三），这些诗句在“怨”之外，还包含着对“君”，对当权者的愤怒，然而愤怒的背后却是忠爱，是对这个集团的希望。

在儒家的思想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和谐，社会安定，天下太平是一种政治理想，而这个理想成为了杜甫人生的信仰，他自然地把儒家这一理想下的基本政治道德——忠君爱国，力行到自己的生活中去，真挚地表现在自己的诗中。杜甫的政治抱负是“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以天下为念，尽管在当时“风俗淳”是茫不可求的，他看到的只是“万国尽穷途”，但杜甫还是积极地靠自己的一点力量去改变现实，他的执着使他始终保持了儒家的那种正视现实的热情和勇气。

2、 忧民爱民之情

说到杜甫的“忧民”，人们总是和他的“忧国”联系在一起来谈。杜甫的忠君与他的爱国是紧密相连的，而他的“忧民”不是很容易就能和他的“忧国”统一在一起的。因为杜甫所念的“国”是包括自己在内的统治阶级的国，至于“民”，尤其是下层的劳动人民，他们是被统治阶级。对于他们来说，无论谁来统治，结果都是种地纳粮。而当时的安史之乱，就本质讲是一场企图改朝换代的军事叛乱，民族矛盾不是战争的主要方面。普通民众只是被两大政治集团推进血与火中的受难者。在诗中，杜甫对受难的民众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他严肃地正视那个时代的现实。但他的“忧民”却不能背弃唐王朝的根本利益，他只能在尖锐的矛盾中寻找折衷的途径，这使他的诗中所表现的情绪显得非常痛苦。

在《新安吏》中，诗人对受难的人们发出了深切的悲悯之情，他说出了“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样悲愤的诗时，也就指出了一个惨痛的事实，民众在这个世界上走到了绝路。按这个思路与情感方向走下去，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牺牲到最后的民众有无义务继续为唐王朝来卖命？杜甫在这个关头收笔而转：“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所谓军中劳役轻，官长爱惜士兵，并且似乎没有什么危险，这恐怕连杜甫自己也难以真正相信。但他只能这样的幻想，并以此来安慰从军少年和他的家人。

在《新婚别》中，杜甫写了一位结婚才一天的新娘送丈夫从军，诗中写出了她的不幸与悲哀，而又以较多的笔墨描绘了这位女子的深明大义，她要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在《垂老别》中，那位“子孙征亡尽”而自己又被征去当兵的老人，他的遭遇可以说是凄惨至极，诗人对他充满了同情，但他在诗的篇末还是让老人喊出了“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这样豪壮的调子。新娘与老人的形象未必就不真实，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必然有更多的新娘与老人是不愿走向“死亡之地”。而杜甫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形象，乃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这样的人物身上更多的是体现了杜甫入世、救世的儒家道德情怀。

时代的苦难，人民的不幸被杜甫以焦虑和愤怒的心情记录在了诗中，虽然不能改变现实，但杜甫还是表现出他的执着，他苦苦的告诫那些做官的朋友：“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平均”。（《宿石花戍》）。他幻想老百姓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蚕谷行》）。读到这些诗句，使人不免想起孔子的“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孟子的“五亩之宅，七亩之郭……”的政治理想。杜甫在他的诗中一次又一次地给苦难中的人民描绘美丽的生活图景，他希望能给苦难中的民众一点希望，一些温暖。

忠君爱国是儒家基本的政治道德，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君与民在儒家是用中庸来调和的一对矛盾关系，在像安史之乱这样动荡的乱世，各种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情感的天平，一头是“君”，一头是“民”，杜甫在他的诗歌中把这种感情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他不因“忠君”而丧失良知，无视人民的苦难，也不因“忧民”而背弃李氏王朝。尽管这使他灵魂备受煎熬，而他却能在自己的诗中自然地、真挚地表露出他在这方面的合乎儒家政治道德的情感。在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杜甫获得了“诗圣”这样一个浓厚道德意味的尊称，其深刻的原因也许正在于此。

3、 五伦之内的“仁爱”

儒家思想是一种情感哲学，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在宗法制度中的位置，儒家将各种关系，归结为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妻子、朋友，牢固和发展各种关系所依靠的是“仁爱”，而爱是自然的，由近及远的来发展。妻子是丈夫生活中最亲近的人，朋友虽然不在宗法之内，却是社会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人，“仁爱”精神就是从这些关系开始并向外发展。因此在杜甫的诗中，写到妻子、朋友的诗不但多，而且也很感人。

妻子是杜甫诗中一个鲜明的形象，杜甫诗中写到妻子的地方总是格外动人。无论是“老妻客异县，十口隔风雪”（《咏怀五百字》）那不能稍去于怀的惦念，还是“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对团圆的期待，我们都能从中体会到诗人的深情。杜甫一生多难，特别是四十岁后，几乎没过几天好日子，妻子杨夫人也饱受饥寒之苦，因此杜甫对妻子总有一份歉疚之感：“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北征》），“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百忧集行》）；“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村三首》其一）。在成都草堂那段日子，杜甫一家居所稍稍稳定，生活又有了一点兴味，这时杜甫的歉疚之情才有了一点释怀，从“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这样的诗句中，我们不但能看到杜甫的喜悦，更能从中感受得到他对妻子的爱。当听到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的时候，欣喜若狂的诗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与妻子分享这个喜悦：“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杜甫笔下的妻子总是那样的可亲可近，可敬可爱，在苦难的生活中她没有抱怨，她担负抚育儿女的重担：“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晚年又时刻关心疾病缠身的丈夫：“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丰呈严公》）；对漂泊在外的丈夫她没有埋怨，更多的是理解：“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不仅如此，杜甫笔下的妻子还有着非常女性化的一面：“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月夜》），这是杜甫心目中妻子的形象，她不同于举案齐眉的孟先，嫁了个有德的梁鸿，非要“椎髻布衣”。儒家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时比较合乎人性、人情的风格，在杜甫的诗中表现的非常显明。在《北征》中，杜甫借写小女儿，调侃久别的妻子：“粉黛亦解苞，衾绸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 ,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杜甫把儒家的道德感情在诗中表现得是多么富于温情。

杜甫描写友情的诗章尤为动人。杜甫的交游很广泛，其中最重要的是与李白的交往。自古文人相轻，而杜甫却以宽广的胸怀，坦诚热烈地赞美李白：“李白一斗诗百篇”，“敏捷诗千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天才，说李白能名传千古（“千秋万岁名”）。更感人的是李璘事件之后，李白弄到“世人皆欲杀”的地步，杜甫说：“吾意独怜才”。他曾写诗为李白抱不平，“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他怀念李白的诗篇是那样的情深意切，读了“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这些诗句，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是人间最美好的情谊。闻一多说李杜的交往就像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到了一起，他们辉照历史的友情，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才”，更重要的是杜甫的情。

读杜诗总感到杜甫走到哪里都有朋友的帮助，也正是众多朋友的无私援助，使杜甫能在乱世活下去。对此杜甫心存感激，在《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一诗中，杜甫歌颂了穷朋友间的深情，战乱中偶遇老朋友卫八，受到卫八热情的款待，诗人写下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的动人诗句；在全家逃难山中，雨夜路过彭衙，杜甫又受到了老朋友孙宰一家的热情接待，“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一种朴实、真诚的友情是多么感人。

4、 五伦之外的仁爱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有许多熟悉而又算不上朋友的人，有许多不大熟悉的人，还有偶遇的陌生人，对于人际关系中的这些人，杜甫能本着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来对待。

杜甫一生中许多时候生活极为不安定，时常迁移，无论住在哪里，杜甫都能和邻人友好相处，《羌村三首》中，邻人对杜甫的热忱，折射着杜甫对他们所倾注的爱：“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杜甫在成都草堂有五株桃树，杜甫允许贫苦的邻人来采摘果实。他说：“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就是从夔州襄西草堂迁走后，杜甫也不忘写信给借居于此的吴郎，叫他不要在堂前插篱笆，要顾念那位来堂前打枣的无食无儿的西邻老妇。诗写得通俗、平淡，但对老妇的同情关爱是那样的真切。“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这又不仅是一般的恤老怜贫，更感人的是杜甫对老妇人的尊重。

晚年到处漂泊的杜甫深感“乱世少恩惠”，但他却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在无论什么情况下，他都不忘“爱人”之心。在由秦州到同谷到成都的途中，杜甫过着拾橡粟宿山谷的生活，但在看到山峦高处的伐竹者时，杜甫吟出了“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石龛》）；在过嘉陵江是，看到船夫险滩行船，在赞美他们高超技术的同时，诗人更关切他们的艰辛，“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水会渡》）。杜甫对他人的痛苦体验是极深的，并能准确地表达出来。如《新婚别》中新娘子身份的尴尬：“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垂老别》中被征发上前线的老夫与老妻别离时相互怜悯与安慰：“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如果没有深切的关注、同情，没有博大的仁爱精神，怎么可能如此深刻的表达出他们内心深处的痛苦，而这些人恰恰是杜甫所不大相熟的普通人。

许多人在身处苦难与不幸时变得谁都恨，而杜甫在遭遇苦难时往往能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在从京城回到奉先县的家中时，杜甫的小儿子已经饿死，诗人没有只陷于个人的悲痛之中，诗人想到自己可以免去租税与兵役，而平民的痛苦就更不堪言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鸿洞不可掇”。在成都时，草堂被风吹破，诗人终夜在寒冷凄苦中，也不止于自叹，而更进一步想到了社会上众多的受冻人，战乱中流离失所的人，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他由衷的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呼唤，这种“一肩担尽天下愁”的圣人情怀是何其感人。

二、 杜甫诗歌中道德情感的根源

诗如其人，杜诗中的道德情感是杜甫思想感情在其诗中的真实流露。杜甫曾多次在诗中自称为儒生，他的道德情感就根源于孔、孟的儒学。其行成可归为三个方面。

首先：杜甫出身于一个传统的仕宦家庭，他的十三世祖是晋代的名将杜预，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的膳部员外郎，同时还是当时一位有名的诗人，父亲杜闲是兖州司马、奉天县令。生活在这样一个诗礼传家的仕宦家庭，杜甫必然会受到儒家思想的极大熏陶。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奉儒守官”是杜甫一生的主要思想。这种思想在早期虽包含了更多的个人功名利禄色彩，而在杜甫四十岁以后，“奉儒守官”在他更多的是儒家积极入世、救世的情怀。

其次：原始儒学的品质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读书破万卷”的杜甫，在对古代诗歌广泛的学习与继承中，也必然很好的继承了其中的儒家思想与道德情感。在儿子宗武生日时，杜甫曾自豪地说：“诗是吾家事”，这虽然主要指诗的句法，艺术表现上的家学渊源，但并不排斥道德情感的继承。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说：“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这是因为儒家的思想是一种情感哲学，它和诗歌有着很强的亲合性，这就使杜甫不但能从古代诗歌中去很好的继承这种道德情感，也能够在他的诗歌中去很充分的表达这种情感。

再次：杜甫的人生与社会经历，对他的思想和感情有着决定性的作用。35岁长安应试，遭逢李林甫阴谋而落第的杜甫，在此后一直仕途失意，生活困苦，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生活。在长安十载“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与辛酸中，杜甫体味到了当时的世道人心。安史之乱后多年的流亡生活中，“三年饥走荒山道”使杜甫感受到了乱世中生存的艰难，“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幸达行在所三首》）。虽然从长安有幸逃到了凤翔，到了皇帝的身边，但其中的艰难危险使杜甫感到在这样的乱世活着只是暂时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弃尸荒野。

原始儒学产生于春秋战国这样的乱世，对乱世中生命个体的终极关怀是原始儒学一个重要的特征。孔、孟儒学中的“仁爱”精神，富于人情味的道德情感，能够给乱世苦难中的人们一丝温暖，一些希望。杜甫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真切地体悟到这一点对乱世中的人们是多么的珍贵。他把这种体悟变成了自己思想情感的一部分，在他的诗歌中将其放大释放出来，用它去温暖那个冰冷的乱世。

三、 杜甫诗歌中道德情感的影响

士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其性格的形成自汉代以后，首推儒学（其次有道学、佛学……），唐代以后儒学的这种影响又多了一个有力的渠道——杜诗。这是因为杜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诗中所传达的深厚诚挚、充满仁爱精神的儒家道德感情。

宋金交替时期的民族英雄李纲、宋元交替时期为国献身的文天祥都是杜甫的崇拜者。李纲说杜诗：“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重校杜子美集序》）。这可以看作人们之所以热爱杜诗的一个总的说明。文天祥被俘之后，羁押在燕京狱中，三年艰苦的牢狱生活；陪伴他的惟有杜诗。他在自己诗集的序言中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代为言之”，我们可以想见杜诗中所表达的伦理精神，对他们的人生选择所起的推动作用有多巨大。

诗歌创作是古代读书人的日常功课，古代学子，在读完“三、百、千”之后，平常接触最多的当属杜诗。因为杜诗规矩井然，学有规范。对杜诗的广泛模仿从宋代就开始了。由于读书人的需要，历代文人学者，也热衷编纂、校订、注解、选编杜诗（在诗人个人选注中杜诗占第一位，传世与存目近千种），坊间也乐于刊刻，它是历史上的畅销书，在古代社会中是非常普及的。杜诗中的道德情感也必然在这种广泛的阅读、模仿中渗入到士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去了。因此，说杜诗对后世文人士大夫性格的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绝不是夸诞之词。

中国优美的文学传统，特别是古典诗词对读者思想情感的陶冶力量是难以估量的。杜诗发扬了儒家思想中富于伦理价值的一面，于陶冶之外还有教化的作用，杜甫诗歌对古代读书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施之于今日的教育之中，也当有着积极的意义。

Ⅶ 师说中最能体现封建士大夫思想腐朽,耻于相师的句子

最能体现封建士大夫思想腐朽，耻于相师的句子：“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Ⅷ 我国古代士大夫阶级什么时候出现的啊

《周礼·冬官考工记》云：“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
《北内京士大容夫》第2页，汉语士大夫一次亦可点断为“士、大夫”。《现代汉语词典》“士”条，“古代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阶层”；“大夫”条，“古代官职，卿之下士之上”。由此可知，“士大夫”是由“士”和“大夫”所组成。士是读书的人，也就是知识分子，大夫是官阶中的一级，也用来泛指当官的人。孔子有“学而优则仕”之说，但“学而优则仕”的确立，是在科举制度确立以后，科举制度确立之后，教育制度和官员的选拔制度合为一体，“士”和“大夫”也就合为一体。
作为阶层的“士“和”大夫”合二为一，在政体上的初和始于魏晋南北朝时的九品官人法。但这种合二为一还有局限性，因为只能在九品官人法中才可以。科举制度是“士”与“大夫”阶层合二为一的保证。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士大夫”阶级成于唐代，兴于宋代，至1905清朝废弃科举制度后淡出历史舞台。

Ⅸ 士大夫是什么意思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师说》：“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者，则群聚而笑之。”《石钟山记》：“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训俭示康》：“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五人墓碑记》：“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

“士大夫”是战国出现的一个新概念。 在此之前，士均排在大夫之后。战国典籍中表示等级序列仍用“大夫士”。《荀子·礼论》载：“大夫士有常宗。”《吕氏春秋·上农》载：“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大夫士与士大夫表面看去只是前后颠倒了一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重大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等级；士大夫指的是阶层，它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混合体。分而言之，无论在春秋以前或战国，大夫都指有一定官职和爵位的人，社会地位比士高。为什么从战国开始，士常常冠在大夫之前呢?这是随着官僚制度的兴起，士大显身手的结果。一些出身士的人，靠着自己的才能，平步青云，出现了一批布衣卿相。另一方面，战国时期的大夫与春秋时期也不大一样。春秋时期的大夫，大部分是靠宗亲分封而来的，并且是世袭的。战国时期的大夫正演变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职位和爵位，大夫中多数不再是靠宗亲分封，一般的也不再世袭，它们中的多数是由士升上来的。"士大夫"是上述情况在观念上的反映。从时代看，这一概念在战国中叶以后才流行开来。从内涵上考察，士大夫主要包含如下两方面内容：

其一，指居官与有职位的人。《周礼·考工记》云：“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用现代话说，士大夫是职能官。《墨子·三辩》批评“士大夫倦于听治”。这里泛指一切官吏。《战国策·秦策二》载：“诸士大夫皆贺。”这里的士大夫指楚朝廷之臣与王之左右。《荀子·王霸》云：“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这里的士大夫指一切居官在职之人。《君道》又讲：“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行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设之也。”士大夫指诸侯以下的官吏。文官称士大夫，武官也称士大夫，《荀子·议兵》载：“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吴子·励士》：“于是(魏)武侯设座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

哪一层官吏称士大夫，无明确规定，从一些材料看，大抵为中上层官僚。《荀子·君子》讲：“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这里把士大夫置于百吏官人之上。《君道》把士大夫列于“官师”之前。官师，百吏之长。《强国》篇讲：“大功已立，则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正论》讲：“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以上材料都说明士大夫在官僚层次中是比较高的。因士大夫是比较高级的官吏，所以享有不同的田邑。《荀子·荣辱》说：“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礼论》中记载士大夫占有的田邑多寡不同，“有五乘之地者”，“有三乘之地者”。有些士大夫似乎还有私兵。《战国策·齐策五》：“甲兵之具，官之所私也，士大夫之所匿……”

其二，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齐孟尝君失势之后，门客纷纷离去，这些门客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称为“士”，在《战国策·齐策四》记述同一事件时则称之为“士大夫”。《韩非子·诡使》载：“今士大夫不羞污泥丑辱而宦。”意思是士大夫无德行而任官。在这里，士大夫与官宦是两个含义，士大夫指文化人。可见，士大夫可以指在位的官僚，可以指不在位的知识分子，也可兼指。士大夫从此时起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