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江刑法学教授

❶ 中国著名的刑法学教授有哪些

刑法学界主要分为两批（其他的小的派别不算），这两派的掌门人，一个是张明楷，一个是周光权。另外，中国政法大学知名的刑法学教授还有曲新久、阮齐林、罗翔、赵天红等。

下面是对于两个掌门人的介绍

1.张明楷，男，1959年7月生，湖北仙桃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原湖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同年攻读本校法学硕士学位，1985年留校任教，1989年到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研修，1995年任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员，1996年任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教授，曾任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主任。1998年2月调入清华大学。张明楷教授多次获得各种社会奖励，多次被评为司法部优秀教师，被评为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2年被评为第三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其科研成果也曾获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等。

2.周光权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曾为日本名城大学法学部访问学者（2001年4月至2002年2月）。出版《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2002年获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胡绳青年学术奖”。

❷ 《刑法学》课程主讲老师是谁

《刑法学》课程主讲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讲《刑法学》课程。 2015年5月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第八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二等奖。

❸ 中国刑法法学专家有哪些

中国刑法法学专家有张明锴、高铭暄等。

1、高铭暄

高铭暄1951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5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毕业，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 ，兼任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荣誉委员、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名誉副主席暨中国分会名誉主席。

高铭暄是当代中国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中国国际刑法研究开创者。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高铭暄教授与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马克昌教授合称为中国刑法学界“北高南马”。

2、张明楷

张明楷教授主要从事刑法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独著《犯罪论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刑事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刑法的基础观念》（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犯罪与对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成文堂1997年版）、《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版、2003年第2版、2007年第3版、2011年第4版，2015年将出版第5版）、《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2007年第2版）。

曾独立承担了多项科研课题，参加过联合国预防犯罪委员会科研项目，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国家重点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400余篇。

(3)冯江刑法学教授扩展阅读

研究对象

刑法学主要分为以下类型

1、规范刑法学，是指以本国的现行刑法为研究对象，主要采取注释方法揭示法条的内容，并加以评注而形成的刑法规范知识体系。

2、理论刑法学，是指采用思辨方法，对蕴含在法条背后对法条起支撑作用的法理加以阐述而形成的刑法知识体系。在理论刑法学中，按照其内容又可以分为刑法法理学与刑法哲学。

3、比较刑法学，是指采用比较方法，研究各国刑法，探求其立法思想和原理的异同，阐述其特征而形成的刑法知识体系。

4、国际刑法学，是指对国际刑事法律规范（包括刑事实体法规范和刑事程序法规范）进行研究而形成的刑法知识体系。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高铭暄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张明楷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刑法学

❹ 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杜钢建教授、还有著名刑法学家邱兴隆教授的问题。

9月13日正式官方公布

❺ 中国最出名的刑法教授有哪些

张明楷教授是著名的刑法教授，是司考题的命题人。

❻ 中国著名刑法学家有哪些

我国比较有名的刑法学家，根据院派来统计，可参考如下，但是不代表历史观点：

刑法肯定是清华最好，张明楷、周光权、黎宏、劳东燕这个团队，不但学术水平高，而且，在观点、理念和体系也领先人大和北师大法学院太多了。

改革派：大陆法学派（德日）：张明楷（清华）、周光权（清华）、黎宏（清华）、陈兴良（北大）

保守派：传统学派（苏俄）：高铭暄（人大）、马克昌（武大）、赵秉志（北师大）

❼ 北京大学刑法学哪几位教授最牛

虽然不太了解哪位教授最牛，但建议你可以到北大的网页，查询师资介绍，先找到刑法学的老师有哪些，然后到网络查询姓名，看看他们的情况对比一下，应该就会得出一些结论的

❽ 中国十大刑法学家是哪些

目前来说了，刑法肯定是清华最好，张明楷、周光权、黎宏、劳东燕这个团队，不但学术水平高，而且，在观点、理念和体系也领先人大和北师大法学院太多了。

改革派：大陆法学派（德日）：张明楷（清华）、周光权（清华）、黎宏（清华）、陈兴良（北大）
保守派：传统学派（苏俄）：高铭暄（人大）、马克昌（武大）、赵秉志（北师大）

两派理论目前正在交锋中，传统学派死抱着苏俄的四要件理论，根本跟不上形势，很多理论完全是错误的，而且，体系混乱，缺乏逻辑。大陆法学派的三要件更严谨，符合逻辑，但中国早晚都会全面采用张明楷学派的理论体系。

四要件和三要件的核心区别也就在于四要件分析犯罪构成时是个平面的思维方式，主客观处于一个顺位的考虑要素，而三阶层是个立体的思维方式，先从客观方面考虑，一层层的排除犯罪性，相当于一个有位阶的思维方式。

陈兴良本来也是高铭暄的得意弟子，但这些年也发现高马学派的理论缺陷和错误，已经逐步脱离高、马学派，往张明楷学派靠拢了。

所以，刑法学来说，国内的情况大概如此：

1，清华法学院，张明楷、周光权、黎宏、劳东燕这个团队的确太牛逼了，中青年结合，朝气蓬勃，潜心学术研究，连续多年在法学核心期刊上独领风骚，实力第一；张明楷是刑法改革派的领袖，他的理论，直接动摇了高铭暄学派的理论基础，所以高铭暄现在也很恼火，被高铭暄及其弟子围攻批判，不过，真金不怕火烧，批的越凶，越证明了他的正确性，只不过他动了传统势力的奶酪，算是发展路上的一个插曲罢了，现在大势所趋，国内已经开始接受张明楷的理论了，张明楷的刑法学时代已经到来了。

2，北大法学院，陈兴良领衔。陈兴良是高铭暄的得意门生，最早也是属于高铭暄学派的，但后来也发现高铭暄的理论有很多漏洞，慢慢就跟就恩师分道扬镳，目前已经往张明楷学派靠拢，是仅次于张明楷的二号人物。但北大除了陈兴良，其他人跟他相差太远，独立难撑啊，不过北大排第二应该没问题；

3，人大法学院，虽然有高铭暄，但年事已老，他的四要件核心理论已经被证明是很落后，很过时的，而且是错误的，发现自己理论被动摇后，他发动他的众多弟子围攻张明楷和陈兴良，但他的学派漏洞太多不能自言其说的。其实作为中国刑法学的奠基人，最聪明的做法就是顺应潮流，而不是阻碍刑法的发展和变革。另一个，人大被赵秉志拉走了几乎整个刑法学团队，元气大伤，年轻一点只有冯军还不错，幸好底子还在。

4，北师大法学院及刑法所，靠着赵秉志带来整个团队，一下子飙升，不过底子还是差点。而且，赵秉志作为高铭暄指定的接班人，完全继承高铭暄的过时的四要件理论。赵秉志抱残守旧，毫无创新，学术水平和理念跟张明楷、周光权、陈兴良差的很远，他走的方向没什么前途。。

5，往下的还有中南政法、华东政法、武大、西南政法、中国政法、东南大学等，但这些学校实力都不错，但缺少大腕牛人。

❾ 全国刑法学法律教授名单

陈光中。
陈秉聪 张嗣瀛 谢立信 牛膺筠 王传富 王竫华 董晓光 王宁利 肖利华 唐 明 谢俊回霞 蒋正尧
迟焕芳答 岳 旺 陈 蕾 邢泉生 王 斌 马爱国 高美华 葛银林 逄增昌 姜学民 徐建培 于庆东 马 波 王 伟 隋映辉 李福华 伍海华 杨春鹏 张纪会 赵克友 高齐圣 杨永亮 李 悦 逯昭义 邵峰晶 韩平畴 夏延致 宋国君 唐建国 陈沙鸥 隋万美 朱 平 房宽峻 夏临华 王宗花 张晓东 滕 冰 彭 智 张铁柱 韩光亭 齐宏进 周漪琴 胡 聪 姜振昌 耿文通 逄奉建

❿ 刑法教授的疑虑：何为“可杀可不杀”，冯江刑法学教授

作者游伟，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教授、上海禅诗书画研究社顾问、研究员。

直到现在，很多人还在对五年之前药家鑫案议论纷纷，对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获得最高法院的最终核准表示质疑。其实，药家鑫案的生死之争，早在案件被媒体曝光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当年似乎还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极大反响。这种社会讨论，因后来西安市中级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才暂告段落。之后，人们又对二审乃至最终的死刑复核，怀抱种种可能的猜测，直至最终尘埃落定！

记得就在药家鑫案一审宣判的前几天，我恰巧应邀到华东政法大学做了一场题为《我国死刑立法和司法的双重反思》的学术讲演。那场两个半小时的讲座坐无虚席，中间也无人离席，至今印象深刻。当时在回应在校研究生们有关药家鑫可能面临的严厉处罚关切时，我给出了这样的判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应是“常态”，而且对此判决对司法者来说比较“安全”；如果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那是一种“突破”和“例外”，需要足够的勇气，并将承受另外一些“风险”。我当时就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刑事司法都倾向于“保守”和“安全”选择，轻易不会“创新”和“突破”。因此，此案最大的可能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太可能出现“死缓”。

其实，类似药家鑫案判决的理由之争在民间早已存在，当涉案被告人“生死未卜”并出现重大舆论分歧意见时，总会有人发出法院应当排除影响，依法独立裁判的吁请，而这样的声音大多可以“左右逢源”、“客观中立”。不过，如果细加观察，我国现行死刑政策和刑事法律，其实都存在着诸多“弹性”和“模糊”、“抽象”之处。比如，我们长期以来都提倡“少杀”、“慎杀”的原则，一直坚持并对外宣称“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的立场，但同时，我们也常能听到来自高层的“对非杀不可的，坚决判处死刑”的坚定声音。可是，无论是强调前者抑或听闻后者，对究竟什么是“可杀可不杀”，或者什么才是“非杀不可”，却似乎并没有可靠、量化或者更具技术操作性的标准。以至于经常出现各抒己见、各执一词、见仁见智的情状，难以做出确定性的判断，最终只能依靠“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性民主决策的方式去交付表决。

从我国法律上看，杀人者确实未必都要一律判处死刑。我国《刑法》中就有“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明确规定，所谓“社会影响大”、“主观恶性重”、“民愤极大”之类，从来就不是决定死刑的法定理由，这恰如“临时起意”、“一贯表现较好”、“积极认罪、悔罪”不是法定的免死事由一样，但它们确实又都是可以予以综合考虑的量刑“酌定情节”。不过，从现实情况看，“自首”则显然有所不同，它是法定从轻处罚的重要情节，可我们法律上的自首，却范围极为宽泛，实际界定也时常争议不断，即便属于典型的自首，其宽恕效力也常常尺度很大，操作上会大打折扣。现行刑法上的自首也仅仅被作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司法上是不是真的“可以”从轻发落，以及从轻、减轻的幅度究竟可以放得多大，全赖各位审判法官的综合衡量及自由裁量。

由此，人们或许可以发现，要在现有政策和法律上明确判断死与不死的界限，探寻较为精准的司法“实体正义”，其实并不易事。在这种状态下，司法或许只有“固守传统”、“遵循先例”，才能得到更多道义和法理上的资源支持，也似乎最能道出无需更多深入论证的裁判理由。而相反行事，则一定需要更多的勇气、胆识和智慧，以及抗衡各种外来质疑乃至被害人家属过激抗议的坚实能力。至于司法上的突破求新，是否一定要从类似当年广受社会关注的药家鑫案开始起步，恐怕也会见仁见智，司法“慎重”、“稳妥”便成当然之事。

从药家鑫案的一、二审判决乃至最高法院最终核准死刑的裁定情况看，受案几级法院显然都无意选择更多的死刑观念上的突破和司法实践的求新。或许，他们也真的认为药家鑫就是罪不可恕、非杀不可，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留他一命”的理由。我甚至做了进一步推想，倘若社会上依旧杀声一片，而被害人家属却真心诚意地希望法院“免他一死”，此刻，我们的法院会不会仍然以“法律”、“民意”甚至公共“正义”的名义，坚决判他死刑？这又是我记起多年之前那起发生在上海的加拿大女模特遭遇窃贼跟踪被杀惨案，被告人罪行同样极其严重，但由于被害人母亲没有“强烈要求”判其死刑，甚至要求法院“判处重刑、不判死刑”，加之当时也没有像药家鑫案审前那样的强烈社会关切和舆论围观，法院果真低调判决，免除了凶犯一死。

由此看来，在有些场合，死刑适用的“实体标准”还真的不好拿捏，影响裁判的主客观因素确实会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有所不同，需要切实的观念引领和司法的综合把握。

真心期盼我们的法律条款或者今后的司法，能够提供更为清晰可辨的死刑适用“硬规则”；希望在现行刑事政策背景下，能将我长期倡导的“争议大的，就是可杀可不杀的”列为司法选择“坚决不杀”的“技术标准”，改造现有多数决定表决机制，真正体现刑事司法贯彻“少杀”、“慎杀”死刑政策的原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