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规模最大的一次立法活动是

① 三国两晋南北朝主要立法活动

指导政治社会改革总是困难的，尤其是当改革牵涉到统治者本身利益时，其难度及危险更是足以吓退大多数改革者。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北魏孝文帝改革确实是历史上罕见的事例。

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一 立法概况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概况

在鼎立形势下的三国法制，一般沿用汉制，承袭汉律。但都有自己编纂的法律，尤以魏国法律较详备。魏明帝时制定的魏律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魏明帝曹睿下诏改定刑制，由陈群、刘邵等人参酌汉律，“作新律十八篇”，这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魏律》。魏国这次大规模的修律活动，实际上是对秦汉相沿的旧律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革。魏律内容与条文更加统一，结构更加严密。对晋律的制定有直接影响。蜀国定都于成都之后，曾由伊籍与诸葛亮、法政等人“共造蜀科”，作为蜀国的重要法典。

在吴国，据《文献通考》记载，“吴之律令，多依汉制”。其立法活动。

(二)两晋的立法概况

西晋时颁行过律、令、故事、式，皆为东晋所沿用。《晋律》（又称《泰始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晋律》与汉、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1、法律概念更加规范、准确。由于律学的发达，晋代统治者对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们首次区别了律与令的性质。《晋律》颁行后，张斐、杜预两大律学家为之作注，经朝廷批准，颁行天下，与《晋律》具有同等效力，称为《张杜律》。

2、体例设置更加合理。《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置于律典之首，以完善《新律。刑名》中的刑法总则，并加强其统领诸篇的地位。

3、礼律进一步融合。为了维护士族利益，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三)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概况

从立法情况看，总的来说是北朝法律优于南朝。南朝统治者由于热衷玄学，崇尚清淡，朝野上下都不重视法律的编纂，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基本上是沿用《晋律》。

北朝几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注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重视律令的编纂。其中《北魏律》和《北齐律》上承汉、魏、两晋，下启隋、唐，在完善我国封建法典的历史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北齐律》不但吸收魏晋立法的经验，而且经过当时律学家总结前代法典编纂的得失，被称为“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北齐律》共计十二篇，949条。其中将《北魏律》的刑名、法例合为名例篇冠于律首，使其在刑律中起着定罪制，“较举上下纲领”的统摄作用，增强了封建法典的科学性。而定律十二篇，则是完成了汉以来封建法典由繁至简的改革过程。

二 法律制度的主要发展变化

(一) 首创“八议”、“官当”制，特权制度法典化

魏律首定“八议”制度。这是封建等级特权原则在刑法适用上的进一步具体化，是对封建贵族官僚减免刑罚处分的特权规定。“八议”的对象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凡属上述八种人犯死罪时，“议其所犯”奏明皇帝裁处，一般可降为流罪，流罪以下减刑一等。

至北魏、南陈时，法律还确定了“官当”制。这是封建法律关于官吏用官职爵位抵当徒罪的一种制度。

(二) 五服制度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所谓“五服”，即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所规定的五种丧服的服制，根据服丧期限的长短与丧服质地的粗细，服制共分斩衰（三年）、齐衰（一年）、大功（九个月）、小功（五个月）、缌麻（三个月）五种，统称“五服”。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

所谓“准五服以制罪”，即对于亲属间的相互犯罪，根据五种丧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来量刑定罪。服制愈近，对以尊犯卑者的处罚愈轻，对以卑犯尊者的处罚愈重；服制愈远，则与此相反。它是罪刑确立标准以及整个法律制度进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现，并对后世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封建法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 确立“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正式确立于《北齐律》，是指被封建统治者认为直接危害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种最严重的犯罪，包括反逆（谋反、篡权）、大逆（毁坏皇家宗庙、山陵或宫殿）、叛（背叛国家、里通敌国）、降（投降敌伪）、恶逆（谋杀或殴打尊亲属）、不道（残酷地杀人，如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不敬（偷盗皇室器物或祭祀用品，过失危及皇帝安全）、不孝（不奉敬侍养尊亲属或不依礼服丧）、不义（逆杀本属官长）、内乱（亲属之间犯奸乱伦）。凡犯有“重罪十条”之一者，不在八议、上请、赎免之列，一律予以严惩。

(四) 刑罚制度的改革进步

族刑连坐范围不断缩小。魏初将“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犯者“腰斩，家属从坐”，然而“不及祖父母、孙”。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改定律令为“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东晋“惟不及妇人”。北魏初期定律令：“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而以“女子没县官”。自东晋、北魏以后，凡从坐之妇女，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没为官奴婢，这对于后世的刑罚制度有明显的影响。

免除宫刑，进一步废止肉刑。魏晋时，由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恢复肉刑的声浪迭起，因此多次引起了关于肉刑的争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就法定刑罚而言，是沿着进一步废止肉刑的方向发展的。西魏文帝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北齐后主天统五年（公元569年）：“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至此，结束了宫刑的历史。

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西汉文景时期刑制改革以后，劳役刑与笞刑地位日益上升，成为刑罚制度的主体内容。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继续改进，新的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

（五）法律形式、立法体例的发展和法律概念的规范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法律形式逐渐趋于完备，于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出现，它们互相补充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灵活有效的法律武器。从而推动了隋唐以后律令格式并行的局面。

中国封建法律之体例，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经历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改具律为名例律，置于律首，使居重要地位。置刑名于律首始于曹魏，综合刑名法例为名例成于北齐。其次，经过长期沿革，北齐定律十二篇，为以后隋唐律的篇章结构提供了先例。

刑法的特定概念，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日渐规范化。就晋律而言，从张斐《律表》中已可看出，明确规定了故意与过失的区别；主犯与从犯的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罪与罪之间的区别等，

对封建刑法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三 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

三国时期的司法机关基本上沿用汉制，中央由廷尉、御使、尚书三部分组成。廷尉是最高审判机关的长官，下设属官政、监、平。南北朝时，北齐将廷尉扩大为大理寺，为专门审核刑案的官署，设卿、少卿、丞为主官，下有政、监、平，并置律博士，明法椽若干人，使中央司法机关趋于完备。在地方，由行政长官兼理狱讼，一般是由县令先作判决，后经郡太守，如郡太守不能断决，送州刺史，最后送廷尉。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司法审判制度，大体沿袭东汉之制，又有所发展改进，主要表现在：

皇帝直接控制审判亲自录囚。为了加强对司法机关审判活动的监督检查，这一时期普遍推行录囚制度。许多皇帝都亲自参与审录讯问囚徒的活动。同时皇帝也常派法官近臣，前往各地审录囚徒。南北朝时期，封建皇帝还通过案验制度，监督检查各地的司法审判工作。

确立死刑奏闻复核制度。为了慎重对待人命关天的死刑重罪，同时也为了便于封建皇帝直接掌握控制大案要案，开始逐步确立死刑奏闻皇帝复核的制度。死刑奏闻复核制度的确立，直接影响到后世的司法。隋唐时期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死刑三复奏制度。

“登闻鼓”直诉制度的建立。这种在朝堂外设鼓以待有冤抑者击鼓直诉的制度，有利于补救审级限制的某些弊病，也有利于防止司法官员枉法舞弊，是对不许越级起诉限制的补充，符合诉讼审判制度发展的进步趋势。

③ 西周时期的主要立法活动有哪些

西周时期，最经常的立法活动和最主要的法律形式，是传统的“诰”、“命”、“誓”等王命，当时周王颁布的王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誓：即誓词，是周王战前向臣下发布的军令性质的命令。

诰：是指诰诫，是周王对诸候和下级官吏的训示。例如《康诰》，是周公个定叛乱后，封康叔于殷地来统治当地的商朝遗民。在康叔就任时，周公发布大法，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刑法原则和政策，对西周的立法和司法起着指导作用，影响极为深远。

命：即周王告诫群臣，或针对某项具体事务而发布的命令。它是指导国家活动的重要根据，因此周王多次强调，“勿废联命”。诸侯的卿大夫在封邑内发布的命令，也是重要的法律渊源。

除此之外，西周主要的法律形式就是礼与刑。西周王朝幅员辽阔，一度出现过奴隶制社会的高度经济繁荣。体现在法律上，就是“周公制礼”和吕侯制刑两大立法事件的出现。

（一）周公制礼

“礼”，这个专有名词可能是由于周公制礼才确立的。所谓周公制礼，并非是周公个人意愿的立法活动，而是以奴隶制宗法等级作为依托，确立调整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相互关系，维护其特权的行为规范。

西周开国初期，针对统治形势的需要进行了制礼的工作。在周公的主持下，以周族以前的习惯法为基础，特别是关于精神和原则方面，同时吸收夏商两代礼仪制度中的有用部分，经过整理制定了有关国家制度，调整社会关系以及生活规范的礼典。包括政治、经济、伦理、婚姻、习俗等各个方面，涉及刑法、民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等多种法律内容。它的实质，既是确认周代国家政权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制度，又是进一步运用法律手段巩固宗法制度和国家政权合二为一的具体保障，因此影响十分深远。

经过制礼，西周奴隶制国家的法律才逐渐趋向完备，周礼实际上已作为一种积极规范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周礼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二）吕刑

西周到了穆王时，国家财政出现危机，周穆王命司寇吕候进行法律改革，制定吕刑，“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可见吕候受命制定的是赎刑，而不是一般的刑罚。吕侯制刑，是西周政权的一次法律改革，它通过制五刑进一步阐明了古代法学理论的渊源，使国法与宗法的统一达到理想的境界，为后来封建法典的制定作了先导。

吕候制刑的历史背景，除了为搜刮民财之外，当时狱政的腐败、也是促使制刑的中要原因。因为典狱官吏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不如干脆制定赎刑，还可以把收入归公。从《尚书·吕刑》的记载来看，吕刑所确定的照刑原则以及其他刑事政策，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点，也说明当时奴隶制立法趋于成熟。改革的基本精神，在于贯彻周初“明德慎罚”的指导思想，强调国家司法从选择司派官到具体执法各个环节都必须慎重、崇德。但是吕候制定的《吕刑》并不是成文法典，它只是一次法制改革。封建时代之所以对周公制礼和吕候制刑津津乐道，其价值就在于它为封建国家制定刑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确立了一个“千古遵循”的法则。

另外，与周朝法律不冲突的南朝习惯法，还在殷商人集中的地区准许适用，称之为“殷彝”。此外遗训作为先王遗留下来的遗制，必须遵循。

④ 求中国法制史问题 急

转载 张晋藩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鸦片战争以后，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与此同时也结束了清朝奉行的对外封闭政策和法文化的单向输出状态，有助于先进的中国人对传统法文化进行反思和对西方法制文明作出客观的评价与选择，以推进中国法制的进步。

西方法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看到了传统法文化的不合于时，也看到了西方法制文明所展现出的时代先进性。根据文化交流择优而从的规律，近代中国必然要以先进的西方法制文明作为其法制改革的参照物，进而实现向近代法制的转型。这种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变，就是通常所说的法制近代化。本文从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史缘由、理论先导、西方化形态以及历史借鉴等四个方面谈谈粗浅的认识。

一、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史必然性及特殊动因

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法律发展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内涵。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表述的，法律“是没有自己历史的”， 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必然会有与其相适应的法律形式。对于法律的发展只有通过了解这一进程的历史背景，才能有深刻的和准确的解释。

中国法制的近代化，只有当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即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之时，才是可能的。

就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生原因而言，其中既有人类社会法制发展所经历的一般规律性，同时又有中国近代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动因。

⑤ 关于中国法制史的问题

《北齐律》将晋律创立而为南朝、北魏、北周各代律典所沿用的《刑名》、《法例》两篇合为《名例律》一篇，并置于律首，进一步突出了律典总则的性质和地位，也使律典的体例结构更加规范。

《北齐律》的立法者认真总结《法经》以来律典篇目不断增多的利弊，经过“部分科条，校正今古，所增损十有七八” ，最终将其精简合并为《名例》、《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十二篇949条。这一篇目结构，是律典体例日趋成熟完善的结果，代表了当时律典编纂技术的最高水平。

《北齐律》经过魏律对“旁章科令”的删繁就简，又经过晋律对“律令章句”的精简删削，律令条目大为减少，但仍多达2 926条。《北齐律》再度合并加工，将全部律文缩减到949条，实现了“法令明审，科条简要” 的立法要求，使律典内容的取舍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各代的立法活动中，《北齐律》的立法水平最高，所取得的立法成就也最大，堪称以前历代立法技术与立法经验的结晶。正如程树德所概括的那样：“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而北朝尤以齐律为最。” 在中国古代法律编纂史上，它对后世立法影响极大。隋朝《开皇律》即以《北齐律》为蓝本，唐律又以《开皇律》为依据，而唐律又成为宋元明清各代的立法基础，并直接影响到周边亚洲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发展。

⑥ 三国两晋南北朝立法成就

曹魏：《新律》
1、篇章体例的调整：18篇；刑名
2、“八议”制度入律
3、改革刑罚体系
西晋的《泰始律》

1、篇章体例：20篇；改具律为《刑名》、《法例》二篇
2、严格区分律与令 “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颁布《晋令》四十篇，《晋故事》三十卷
3、律文以外，附有《杂律解》、《律解》，共颁于天下；“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
4、立法宗旨“除其苛秽”，“存其清约”，律文简要得体
5、内容上“以礼入律”，“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南朝：多袭用晋律 南陈律创制“官当”（晋律中就有“除名比三岁刑”的规定；陈律规定：“五岁四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并居作；其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若公坐过误，罚金；其二岁刑，有官者，赎论；一岁刑，无官亦赎论。”）

北朝：立法频繁，多有创新
北魏：《北魏律》20篇 首创“存留养亲”制(“诸犯死，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

东魏：《麟趾格》改科为格 西魏：《大统式》

北齐的《北齐律》
1、篇章体例：科条简要，结构合理
12篇；合《刑名》、《法例》为《名例》
2、律令权式并行的法律体系
3、鞭、杖、徒、流、死的五等刑制 ；废宫刑
4、创制“重罪十条”（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
八议、官当等制度被确定下来

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成就

曹魏律 它是三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立法成就，又名《新律》、《魏律》。它与汉律相比进行了较大的改革，表现在：删繁就简，增加篇目至18篇，扩充了法典的内容，突出了国家基本法典的主导地位；将《法经》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突出法典总则的性质和地位；八议入律，使礼律进一步融合；改革刑罚，使刑罚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它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封建法典的制定在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2晋律泰始三年，晋武帝诏颁《晋律》，又称《泰始律》。主要成就在于：新增《法例》篇目，丰富总则的内容；精简律令章句，以“刑宽禁简”著称；再度改革刑制，使刑罚相对宽缓；增加律注，与法典本文合为一体，为法典的适用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因这部法典又经两位律学家张斐、杜预作注释，律文与注文合在一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因而又名《张杜律》。它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一部曾通行全国的成文法典，对后世影响深远。3北齐律代表当时最高水准的封建法典。特点：12篇的法典体例；首创《名例律》的法典篇目；确立重罪十条；确立死、流、徒、杖、鞭五刑，为隋唐封建制五刑体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它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在中国封建法典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隋唐时期立法尤具影响。当然也有麟趾格，大统式。南北朝时期是法制转变的一个时期 首先是旧五刑向新五刑变化的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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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三国两晋南北朝立法活动急！！！！！！！！！！！！

曹魏律 它是三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立法成就，又名《新律》、《魏律》。它与汉律相比进行了较大的改革，表现在：删繁就简，增加篇目至18篇，扩充了法典的内容，突出了国家基本法典的主导地位；将《法经》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突出法典总则的性质和地位；八议入律，使礼律进一步融合；改革刑罚，使刑罚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它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封建法典的制定在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2晋律泰始三年，晋武帝诏颁《晋律》，又称《泰始律》。主要成就在于：新增《法例》篇目，丰富总则的内容；精简律令章句，以“刑宽禁简”著称；再度改革刑制，使刑罚相对宽缓；增加律注，与法典本文合为一体，为法典的适用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因这部法典又经两位律学家张斐、杜预作注释，律文与注文合在一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因而又名《张杜律》。它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一部曾通行全国的成文法典，对后世影响深远。3北齐律代表当时最高水准的封建法典。特点：12篇的法典体例；首创《名例律》的法典篇目；确立重罪十条；确立死、流、徒、杖、鞭五刑，为隋唐封建制五刑体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它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在中国封建法典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隋唐时期立法尤具影响。当然也有麟趾格，大统式。南北朝时期是法制转变的一个时期 首先是旧五刑向新五刑变化的一个时代

一）三国法规

1、蜀国——《蜀科》

2、吴国——“律令多依汉制”

3、魏国——《魏律》（《新律》）

魏律共18篇，它对两汉旧律进行了改革，主要有以下几项：

（1）增加篇条；

（2）改《具律》为《刑名》，冠于律首；

（3）吸收律外的傍章科令，调整、归纳各篇内容；

（4）正式规定”八议”条款；

（5）改革刑罚制度。

（二）两晋法规

西晋——《晋律》

以汉魏律为基础，于晋武帝泰始三年完成，故又称《泰始律》。该律曾经张斐、杜预分别注释，后人称之为”张杜律”。晋律共20篇，它比魏律又有重大发展：

（1）严格区别律令界限，提高正律地位；

——“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

（2）篇章设置更加合理，法律条文简要得体；

分《刑名》为《刑名》、《法例》两篇

（3）法律概念进一步规范；

明确解释了一些法律名词

对刑名的类别也作了简明的解释

——“生罪”与“死罪”

（4）在内容上“礼律并重”——“准五服以制罪”

五服：斩衰（三年）、齐衰（一年）、

大功（十个月）、小功（五个月）

缌麻（三个月）

（5）规定保护地主官僚特权的法律制度

杂抵罪：就是以夺爵，除名、免官来抵罪的总称。它是官当的雏形。

（三）南朝法规

沿用《晋律》

（四）北朝法规

1、 北魏——《北魏律》

北魏律共20篇。其特点是“纳礼入律”。

（1）在刑罚原则方面有：八议、官当、老小废疾减刑免罪等；

（2）在罪名方面有：大不敬、不道、杀人等；

（3）在刑名方面有：死刑、流刑、宫刑等。

其特点是“纳礼入律”。

2、东魏——《麟趾格》

3、西魏——《大统式》

4、北齐——《北齐律》

北齐律共12篇。

（1）它开创了十二篇的律典体例

《名例》、《禁卫》、《婚户》、《擅兴〉

《违制》、《诈伪》、《斗讼》、

《贼盗》、《捕断》、《毁损》、《厩牧》、

《杂律》

（2）首创了《名例律》的篇目

《刑名》+《法例》——《名例》

（3）在刑名、罪名方面也有所创新

它确立了“重罪十条”，为后世“十恶”提供了范例；

还确立了死、流、徒、鞭、杖五刑，为封建刑罚体系奠定了基础。

（4）它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隋唐法典均以其为蓝本。

意义：

1、在当时的立法活动中，《北齐律》的立法水平最高，所取得的成就最大

2、北齐律是—部上承汉魏律之精神，下开隋唐律之先河的重要法典。对后世影响极大。

三国两晋南北朝立法活动的主要成就

（一）封建法律形式逐渐趋于完备。

与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的出现，互为补充。

（二）法典体例增加了科学性。

1、体例上调整:《名例》置于律首

《魏律》：《具律》——《刑名》，篇首

《晋律》：《刑名》——《刑名》+《法例》

《北齐律》：《刑名》+《法例》——《名例》

2、篇目上变化：12篇形成

（三）法律概念进一步规范。

（四）基本确立封建制五刑。

笞、杖、徒、流、死

（五）丰富了封建法典的内容

⑨ 有关中国法制史的问题

《北齐律》将晋律创立而为南朝、北魏、北周各代律典所沿用的《刑名》、《法例》两篇合为《名例律》一篇，并置于律首，进一步突出了律典总则的性质和地位，也使律典的体例结构更加规范。
《北齐律》的立法者认真总结《法经》以来律典篇目不断增多的利弊，经过“部分科条，校正今古，所增损十有七八”
，最终将其精简合并为《名例》、《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十二篇949条。这一篇目结构，是律典体例日趋成熟完善的结果，代表了当时律典编纂技术的最高水平。
《北齐律》经过魏律对“旁章科令”的删繁就简，又经过晋律对“律令章句”的精简删削，律令条目大为减少，但仍多达2
926条。《北齐律》再度合并加工，将全部律文缩减到949条，实现了“法令明审，科条简要”
的立法要求，使律典内容的取舍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各代的立法活动中，《北齐律》的立法水平最高，所取得的立法成就也最大，堪称以前历代立法技术与立法经验的结晶。正如程树德所概括的那样：“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而北朝尤以齐律为最。”
在中国古代法律编纂史上，它对后世立法影响极大。隋朝《开皇律》即以《北齐律》为蓝本，唐律又以《开皇律》为依据，而唐律又成为宋元明清各代的立法基础，并直接影响到周边亚洲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发展。

⑩ 南朝规模最大的一次立法活动

A.宋对律、令、科的修撰 B.齐对律、令、科的修撰
C.梁对律、令、科的修撰 D.陈对律、令、科的修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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