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立法程序

① 法国政治体制

法国的政体是半总统制，这是一种总统制和议会制的混合物。这一政体的建立与戴高乐的政治主张有密切的关系，戴高乐为革除第四共和国党派林立、政治动荡、政府软弱的弊端，于1958年主持制定了第五共和国宪法，变议会制为半总统制。法国总统是国家权利的中心，宪法赋予总统一系列重大职权，除了有任免总理和组织政府、统帅军队、主持外交、发布咨文、颁布法律、监督司法等权利外，还拥有解散国民议会、举行公民投票和“根据形势需要采取必要措施”的非常权力。总统直接由选民选举，直接对选民负责。政府由总统任命，虽然政府也要对议会负责，但议会的倒阁权受到严格限制，使政府对议会有相对独立性，加强了政府的稳定性。

法国是典型的多党制国家，党派最多时达200多个。7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政党逐步完成两极化过程，形成以保卫共和联盟（戴高乐派）和法国民主联盟（吉斯卡尔派）为右翼，以法国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为左翼的四大党争雄，左右两大派对峙的党派格局。

法国的政治制度的特点
1、法国实行半总统半议会制
2，左右共治（特有现象）
3、多党制
法国的政府为什么要对议会负责
1为了克服政府滥用权力的弊端2议会拥有立法权和监督权在国家政体中发挥重要作用，

还有不懂的去http://myy.cass.cn/ziliao/12ozwx/08/book%5Ceo49%5C17%5Cbook1.htm

② 法国的司法制度是怎样的

简介：法国是大陆法系的发源地，其现行司法制度是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重要制度。 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封建国王集行政、立法和司法于一身，“朕的意志即法律”。法院和司法人员依附于国王，无独立审判活动，封建主在其领地内各行其是。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以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为原则，逐渐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司法体系。19世纪初，拿破仑一世主持制定了民法、刑法、商法、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等一系列重要法典，设置了普通法院系统和行政法院系统，确立了司法人员的独立地位，使法国司法制度自成体系和完备起来，形成全国统一的司法体系。
法院系统：法国的两大法院组织系统互不隶属。①普通法院系统。由初审法院、大审法院、违警法院、轻罪法院等基层法院和重罪法院（又称巡回法院）、上诉法院、国家安全法院等中级法院以及最高法院组成，负责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其中，初审法院和大审法院属于民事法院，违警法院、轻罪法院和重罪法院属于刑事法院。法官的产生，除民事法院中的商事法庭、乡镇对等法庭、劳资调解委员会、社会保险诉讼委员会的法官由选举产生外，刑事法院和其他民事法院法官则由最高司法委员会或司法部长推荐或任命。法官实行终身制，非经弹劾不得免职。②行政法院系统。由最高行政法院和各省所设的27个行政法庭组成，主要任务是解释现行法律和行政法令，并提供建议和拟订草案；审理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和公民对行政机关的控告。行政法院的成员不是职业法官，而是行政官员，任命和调动按公务员制度规定办理。③在两大法院组织系统之外，还设有争议法庭和特别高等法院。争议法庭由最高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选出的法官以及司法部长等组成，负责处理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两系统间关于管辖权的争议。特别高等法院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选出的议员组成，专门审理总统所犯的叛国罪和政府部长在执行职务期间所犯的刑事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罪。
检察机关：法国不独立设置检察机关，检察官配属一定的法院，由司法部管辖。法国诉讼程序比较健全，分为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3种不同程序。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主要依据成文法典审判，判例只供参考。行政诉讼则按判例和行政法规判决。陪审官的作用有限，除重罪法院外，其他法院和法庭不设陪审官。
法国最高司法委员会：法国最高司法委员会是协助总统实行司法监督的机构，由总统任主席，司法部长任副主席。职责是：就最高法院法官和上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向总统提出建议，对司法部长有关任命其他法官的建议提出意见，就赦免问题接受咨询。最高司法委员会同时又是法官纪律委员会，具有对法官的惩戒权。司法部则从事司法行政管理，掌管法院系统的行政组织、人事调动和活动经费等。
司法审查制度：法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是通过宪法委员会执行的。由总统任命主席的宪法委员会在保证公民选举总统、议员和公民投票程序合法性的同时，还对法律、组织法、法令和条约是否违宪进行预防性审查，并受理政府、议员关于法律、法令违宪的控告案件。自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司法审查制度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日益起着重大的作用。

③ 请写出法国的宪法内容(如太多，可摘要）

第一百二十五条

1．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由19名法官组成。

2．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1／5委员或国家杜马1／5议员、俄罗斯联邦政府、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俄罗斯联邦高等仲裁法院、俄罗斯联邦各主体立法和执行权力机关的要求，解决下列文件是否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的案件：

（1）联邦法律，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俄罗斯联邦政府的规范性文件；

（2）各共和国宪法，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就属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管辖和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共同管辖的问题所颁布的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3）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和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条约，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条约；

（4）尚未生效的俄罗斯联邦的国际条约；

3．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解决权限争端：

（1）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争端；

（2）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和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争端；

（3）俄罗斯联邦各主体最高国家机关之间的争端；

4．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根据关于侵犯公民宪法权利和自由的投诉，根据法院的要求，按照联邦法律规定的程序检查在具体案件适用和应该适用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

5．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俄罗斯联邦政府、俄罗斯联邦各主体立法权力机关的要求解释俄罗斯联邦宪法。

6．被认为违宪的文件及其个别条款没有效力；不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的俄罗斯联邦国际条约不得生效和适用。

7．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根据联邦委员会的要求作出关于指控俄罗斯联邦总统叛国或实施其他严重犯罪的指控是否符合规定程序的结论。

第一百二十六条 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在民事、刑事、行政和其他案件、对于拥有一般司法审判权的法院方面，是最高审判机关，它根据联邦法律规定的诉讼形式对这些法院的活动实行司法监督并就司法实践问题作出解释。

第一百二十七条 俄罗斯联邦最高仲裁法院是解决经济争端和仲裁法院所审理的其他案件的最高审判机关，它根据联邦法律所规定的诉讼形式对仲裁法院的活动实行司法监督并就司法实践问题作出解释。

第一百二十八条

1．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俄罗斯联邦高等仲裁法院的法官由联邦委员会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提议任命。

2．其他联邦法院的法官由俄罗斯联邦总统根据联邦法律规定的程序任命。

3．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俄罗斯联邦高等仲裁法院和其他联邦法院的权限、组成和活动的程序由联邦宪法性法律规定。

第一百二十九条

1．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是统一的、下级检察长服从上级检察长和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的集中体系。

2．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由联邦委员会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提名任命和解除职务。

3．俄罗斯联邦各主体的检察长由俄罗斯联邦检察长与其主体协商任命。

4．其他检察长由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任命。

5．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的权限、组织与活动程序由联邦法律规定。

第八章 地方自治机关

第一百三十条

1．俄罗斯联邦的地方自治保证居民独立解决地方性问题，占有、使用和处分市政财产。

2．地方自治由公民通过公决、选举、直接表达意志的其他形式并经过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其他地方自治机关来实现。

第一百三十一条

1．考虑到历史的和其他的地方传统，在城市、村镇和其他领土上实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结构由居民独立确定。

2．考虑到相应区域内的居民意见，允许改变实行地方自治的地区边界。

第一百三十二条

1．地方自治机关独立管理市政财产，形成、批准和执行地方预算，设立地方税收和集资、维护社会秩序并解决其他地方性问题。

2．地方自治机关可依法分享一部分国家职权，同时转交必要的物资和财政资金以行使这些职权。行使转交的职权由国家监督。

第一百三十三条 俄罗斯联邦的地方自治由司法保护权、因国家权力机关的决定而造成的额外开销补偿权、禁止限制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所规定的地方自治权利予以保护。

第九章 宪法修改与宪法重新审议

第一百三十四条 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俄罗斯联邦政府、俄罗斯联邦各主体立法（代表）机关、以及人数不少于1／5的一批联邦委员会委员或国家杜马议员，能够提出关于修改和重新审议俄罗斯联邦宪法条款的议案。

第一百三十五条

1．联邦会议不得重新审议俄罗斯联邦宪法第1、2、9章条款。

2．如果重新审议俄罗斯联邦宪法第1、2、9章条款的议案得到联邦委员会委员和国家杜马议员总数3／5的票数支持，根据联邦宪法性法律召开宪法会议。

3．宪法会议或是确认俄罗斯联邦宪法不需修改，或是制定新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草案由宪法会议成员总数2／3的票数予以通过或交付全民投票。在进行全民投票时，如果半数以上的选民参加投票，参加投票者半数以上对其表示赞成，俄罗斯联邦宪法即为通过。

第一百三十六条 对俄罗斯联邦宪法第3—8章的修改，应按照为通过联邦宪法性法律而规定的程序予以通过，并在不少于2／3的俄罗斯联邦各主体立法权力机关批准之后生效。

第一百三十七条

1．对俄罗斯联邦宪法第65条规定俄罗斯联邦构成的修改，应根据关于加入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联邦新主体参加其构成、关于变动俄罗斯联邦主体宪法法律地位的联邦宪法性法律来进行。

2．在共和国、边疆区、州、联邦直辖市、自治州、自治区名称变动的情况下，俄罗斯联邦主体的新名称应列入俄罗斯联邦宪法第65条。

第二部分 最后过渡条款

1．俄罗斯联邦宪法自它根据全民投票结果而正式公布之日起生效。

1993年12月12日全民投票日即为俄罗斯联邦宪法通过日。

1978年4月12日通过、后来作过修改和补充的俄罗斯联邦——俄罗斯宪法（基本法）同时失效。

在联邦条约——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和参加俄罗斯联邦的各主权共和国国家权力机关划分管辖范围和权限的条约，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和俄罗斯联邦边疆区、州、莫斯科市和圣彼得堡市国家权力机关划分管辖范围和权限的条约，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和参加俄罗斯联邦自治州、自治区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划分管辖范围和权限的条约，以及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和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其他条约，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条约——条款与俄罗斯联邦宪法条款不符的情况下，以俄罗斯联邦宪法条款为准。

2．本宪法生效前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实施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与俄罗斯联邦宪法无抵触的部分继续适用。

3．根据俄罗斯联邦——俄罗斯宪法（基本法）选出的俄罗斯联邦总统从本宪法生效之日起行使它所规定的职权，直至其当选的任届期满。

4．部长会议——俄罗斯联邦政府从本宪法生效起拥有俄罗斯联邦宪法所规定的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以后改称俄罗斯联邦政府。

5．俄罗斯联邦各级法院根据本宪法为其规定的权限行使审判活动。

宪法生效后，俄罗斯联邦所有法院的法官均保留其权限，直至他们当选的任届期满。空缺职务根据本宪法规定的程序填补。

6．法院审理有关案件的原有程序予以保留，直到规定法院在陪审员参加下审理案件的程序的联邦法律生效为止。

逮捕、关押和监禁嫌疑犯的原有程序予以保留，直到根据本宪法条款进行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立法为止。

7．第一届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选举产生，任期2年。

8．联邦委员会在选举后第30天召开首次会议。联邦委员会首次会议由俄罗斯联邦总统主持召开。

9．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可同时是俄罗斯联邦政府成员。本宪法关于议员不可侵犯的条款不适用于因履行公务的行为（或不作为）负有责任的担任俄罗斯联邦政府成员的国家杜马议员。

第一届联邦委员会委员根据非常设原则行使其职权。

对《俄罗斯联邦宪法》关于联邦各权力机关权限部分的修改摘要①（注：本部份供读者参考。——编者）

五 俄罗斯联邦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

④ 法国法律体系和中国有何不同

法国和德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的国家，最著名的《拿破仑法典》即现在法国之后的《民法典》，法国有宪法法院，这个我国是没有的，我国的宪法不具有可诉性。

⑤ 法国的法律由谁制定 是总统，内阁，议会中的那个

议会制定法律，总统签字同意，并领导内阁来实现国家治理，总统和内阁都没有立法权，内阁可以制定行政规章

⑥ 法国法律文件

对于任何法律体系而言，法律都是作为一种传统在发挥作用，是由社会逐步发展并传下去的一套思想和文字，有其延续性和一致性。法国法也不例外。法国法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大革命导致的彻底变革，从而使法国法律体系具有与其他法律体系不同的特征和精神。 
法国法与英美法相区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二者建立在不同的哲学基础之上。法国法的哲学基础是理性主义，以演绎为其主要方法。也就是从一般原则出发，将之适用于具体的案例。这种方法来源于笛卡尔。笛卡尔认为整个物质世界可以依据数理学进行解释，所有客观现象都是基于一系列基本原则（idées claires）。 笛卡尔的哲学影响了整个法兰西民族的思维方式。与之相反，英国法的哲学基础是以洛克和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以归纳为其主要方法。经验主义对理性主义表示怀疑，认为所有的认识都来源于经验，一般原则只能在对经验的归纳基础之上发展而来。 
这种不同的哲学基础决定了英法两个国家的法律所具有的不同特征。英国的普通法以判例为其主要的渊源；而法国法以成文法典为主，用概括性的语言来表述法律规则，司法判例只是没有法律拘束力的辅助性渊源。当然，这只是从一般意义上而言。实际上，判例在法国不同部门中的地位也有所不同。例如，在行政法方面，行政法院的判例就是主要渊源之一。 
在法国，编纂法典已构成法治的重要内容。法国学者曾经这样评价法典对于法国的重要意义： 
法典，尤其是我们的民法典，已经深深浸透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民法典是我们民族遗产的一部分，就象法国风格的园林、凡尔赛宫、香槟酒、戴高乐将军。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特性都是与法典紧密相连的。民法典不仅仅是我们民族统一的象征……，而且同时还是我们文化统一的原因、见证和结果。 
在法国，立法被认为是普遍意志的表达和一般原则的体现，这样，立法所具有的权威就使司法判决处于次要的地位。法官被认为是国家的公务员，其职责是实施法律而不是创造法律；司法判决的权威取决于判决书的质量，而不是任何与管辖权相关的可以作为先例的效力。在正确表述法律方面，学术界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有时候，法学著作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司法判决。 
法国大革命使“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共和国追求的目标，其中的核心价值观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这一精神贯穿在整个法国法中，不论是公法还是私法，也不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对此本文将在后面进一步阐述。可以说，权利是整个法国法的出发点；有权利，就有法律，就有对权利的救济。而在英国法中，行为才是法律的出发点；只有在法律对行为和救济作出规定时才产生权利。 
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卢梭在其影响巨大的《社会契约论》中指出，立法是普遍意志的表现，自由的人民只受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约束。这种民主思想也充分体现在法国的法律中。例如，法国法的各种规范在效力上是有区别的，而区分各级规范的标准是人民在这些规范的制定或形成中的作用。最高一级规范是宪法，必须经全体公民投票批准；次一级规范是议会制定的法律（lois），而议员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再次一级规范是经议会授权的行政机构制定的法令或规章。这些由人民直接或间接决定产生的法律构成法国法中有拘束力的渊源。相反，法院的判例、法学家的著作，由于不是人民或人民的代表所决定的，只是法国法的辅助性渊源而没有法律拘束力。这也是司法判例之所以在法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另一重要原因。 
3、法国法的渊源 
一般认为，法国法的渊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渊源即主要渊源，包括宪法、国际条约、议会通过的法律以及议会授权行政机构制定的法令或规章；另一类是非正式渊源，包括法院的判决、法学著作、习惯法和一般法律原则等。 

⑦ 法国和中国法律体系的各特点以及详细分类比较

法律体系是比较法中用来对各种法律进行划分的概念，意指具有相同或相内近的传统、容原则、制度和特征等因素的法的总和。中法两国同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从法系角度来说差别不大。

但因为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也有不少差异：
1、保护的根本利益不同，我国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法国保护资本主义利益；
2、民法上，中国没有民法典，法国拥有；
3、严格区分公法与私法是法国法律体系的最基本特征，也是法国法律体系的基础；
4、实体法与程序法严格分开也是法国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因为比较复杂，给你网址：
http://hicourt.gov.cn/theory/artilce_list.asp?id=540&l_class=3

⑧ 拿破仑法典的立法原则

这部法典可以用3项原则予以概括：自由和平等原则、所有权原则、契约自治原则。
①就自由和平等原则来说，该法典包括两条基本的规定。第11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民事权利是指非政治性权利，包括关于个人的权利、亲属的权利和财产的权利。第488条规定：满21岁为成年（1974年改为18岁），到达此年龄后，除结婚章规定的例外外，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这就是说，在原则上，每个人从成年之日起，都享有平等的民事行为能力，虽然关于这种能力的享有在法律上定有某些限制。
②就所有权原则来说，法典第544～546条给与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人以充分广泛的权利和保障。所有权的定义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国家征收私人财产只能根据公益的理由，并以给予所有人以公正和事先的补偿为条件。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人，都有权得到该财产所生产以及添附于该财产的一切物。这一规定使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可以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出售，同时农民的私有土地也得到了保障。该法典还规定了对他人财产的用益物权和地役权，这对小农经济是重要的。
③契约自治，或称契约自由原则，规定在第1134条中：“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除非该契约违反了该法典第6条所说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才不具有法律效力。契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思表示的一致，其目的在于产生某种法律上的效果，或者将所有权从一人移转于他人，或者产生某些债务，或者解除当事人先前缔结的债务，或者只是改变已经存在的一些约定。该法典赋予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的意思表示的一致以等于法律的效力，来使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产生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从而改变其原有的法律地位。所以，契约自治，也称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契约一经合法成立，当事人必须按照约定，善意履行，非经共同同意，不得修改或废除。契约当事人的财产，甚至人身（该法典原来规定了对违约债务人的民事拘留），都作为履行契约的保证。基于这些观念，立法者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契约义务的强制履行、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履行迟延、债务人的破产程序等等。
在《法国民法典》中用1000多条条文来规定契约之债，可见契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契约自治也是在形式上平等和自由的名义下实行的，并且是自由和平等原则的逻辑结果。对于这个原则，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予以深刻的批判。
随着100多年来法国政治、 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该法典也经过100多次修改，以不断适应新的情况。其中较重要的有：1819年的法律废止了第726、912两条，从而使外国人在继承法上和法国人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1854年的法律废止了第22～33条的民事死亡制和第2059～2070条的民事拘留制；1855年的《登记法》改进了关于抵押权的规定。
1871年开始的第三共和国得到巩固以后，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法典改革运动。该运动主要针对婚姻法和亲属法，结果，关于结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修改，特别是放松了对于父母同意的要求，对当事人较为方便。离婚制度一度于1816年废除，1884年得到恢复，但基于夫妻共同同意的离婚到1945年才得到恢复。关于亲权的行使，发展了加以控制的制度，并且在1889、1910、1921年的《受虐待或遗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亲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予以剥夺或限制。由于战争的结果，1923年的法律曾对收养的规定作了重大修正，1966年的法律再次进行了修改。关于夫妻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由于1891、 1917、 1925年的法律补充规定了对配偶遗产的一部分享有用益权而有所扩大。1965年的法律根本变更了在丈夫单独控制下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废除了奁产制，并且许可妻子在不经其夫同意下开立银行帐户，并管理其个人财产。1970年的法律废除了丈夫是一家之长的原则。最后，1972年的法律废除了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不平等地位。
法典的影响该法典在不少资产阶级国家里有颇大的影响。
首先，在1804年原属法国因而自该法典施行之日起即属于它的效力范围的一些国家中适用，比利时和卢森堡仍然把它作为自己的法典。该法典在法国的某些前殖民地中也仍在施行。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现行的民法典，部分以该法典为基础，部分以《巴黎习惯法》为基础。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自1825年起采用了该法典，不过作了若干修改和补充。
其次，有些国家以该法典为蓝本制定本国的民法典。例如，1838年的《丹麦民法典》是依据该法典制定的，1940年的《希腊民法典》也是以该法典为范本的 。最后，还有很多国家的民法典在编纂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该法典的影响，如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1867年的《葡萄牙民法典》、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1916年的《巴西民法典》等。
《拿破仑法典》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国家的第一部民法典，原则鲜明，编排合理，逻辑严谨，语言简洁，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部诞生于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保卫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而制定的。而且这部法典的立法精神和原则也为后来许多欧洲国家借鉴和效仿。随着拿破仑在欧洲的军事扩张，《拿破仑法典》也被应用到法军所到之处。由于该法典的系统性、完整性和规范性，因而对后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起到了立法规范的作用，从而具有了广泛的世界意义，其内在的价值和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光彩夺目。

⑨ 议会制度的立法过程

立法程序即一系列议会审议议案的规则。 1958年的宪法在保留主要的传统做法的同时对立法程序进行了相当程度的修正和细化。 宪法39条明文规定只有政府和议会成员才有权提出立法动议。 政府立法动议由总理在征求国家委员会并由总理委员会讨论后提出。 前者是一个政府的咨询机构， 它审查有关法律议案的合法性， 后者主要通过对议案的采纳来体现政府的一致性 。提交议会审议的议案并不是单个政府官员提交的文本， 而是总体上反映了政府的态度。 一旦获得总理委员会的通过， 议案就可提交国民会议或参议院中的任何一院审议， 但是财政立法除外， 因为根据宪法， 这类法律必须首先提交国民议会审议。
由国民代表或参议员提出的议案必须提交起草者所属的议院审议。 宪法明文规定议员提出的议案不能威胁到公共财政的收支平衡， 否则， 它们将被宣布为无效的。
法律议案一旦被列入议事日程并公开，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国会或参议院就可以着手工作。 首先， 议案由议会的六个委员会之一加以审查， 其方式可以是收集信息、意见， 召开听政会， 对议案进行逐条的讨论。 这一过程进行完时， 议会委员会对建议修改稿进行投票表决。 议会委员会的工作是相当重要的， 它可以使有关专家对相应问题给出意见或建议。
在委员会的工作结束后， 由政府提议将议案列入公开会议的优先审议的议事日程。 公开会议的辩论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一般性讨论， 对法律议案的优、缺点进行综合性的讨论。 政府相关部门代表以及议会成员就议案的意义和价值发表意见。 在公开会议的第二阶段， 议案被详细的逐条审议， 任何修改意见， 无论是由委员会提出的或出自国会代表或参议员的动议而进行的讨论， 都被提上议事日程。 宪法和两院规章对议案条款和修改意见得到讨论方式都有详细的规定。 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讨论随响应的条款和修改意见稿被通过或否决而结束。 政府有权以威胁到国家财政平衡为由， 通过各种方式对某一修正案提出反驳， 或者要求相应的议院对数条修正案或条款只进行一次表决。 后者叫做“冻结投票”， 它可以避免一些特殊敏感的表决， 并且从议案的技术和政治角度进行综合性的讨论。
只有在国民议会里， 政府对其议案是否被通过承担责任（49条）。这时，国会必须采纳议案或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解散政府。这一程序经常被认为过分严厉，它使得国会代表在困难时期承担起支持政府或否决政府的责任，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国会自身被解散的风险。无论如何，议会两院的辩论随投票表决而结束，或通过既定的方式或通过49条。
宪法规定，两院通过的法律必须具有相同的内容。“SHUTTLE”程序要求直到两院就议案的所有条款通过辩论都达成一致时才能被通过。这一情形在两院都有相同的多数党占统治地位时很容易发生。但是，当两院由不同的多数党控制时，这一议案就面临着不能通过的危险。为了避免第三共和国时期出现的对议案的冻结局面，尤其是由参议院引起的，宪法45条就国民会议和参议院的地位给出了一个折中性的处理程序，规定在必要的情形下，国民议会享有最终决定权。
当议会的两地读程序结束后（特殊的情况下可仅由一院进行），意见不统一时，政府可成立一个分别由两院组成的七人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将起草一个两院都同意的文本。通常在两院都由共同的多数党控制时，往往容易达成一致意见，文本随即会被提交两院审议。但是当两院在政治上存在重大分歧时，联合委员会可能无法起草出令两院都满意的文本，或者联合委员会所起草的文本不能同时被两院通过。此时，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再读后，可以由总理提请单独由国民议会做出最终表决。在这种情况下，对议案的修改权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 从而对议案不可能作出太大的变动。
这一体制使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往往在提议组成联合委员会之前，会就一项法律达成一致意见，或同意联合委员会的意见。大拿市，尤其是在像1981、1986以及从1988到1993年反对意见强劲的特殊情形下，政府不得不请求国会否决参议院的反对意见并通过法律案。1958年宪法保证了立法体系的运作，它足以使得来自参议院的任何敌对意见都无法阻止政府与国民议会中多数在政治上达成一致。
当法律案通过后，无论其是被两院通过或者由国民议会最终审议并通过的，它将被提交共和国总统。总统必须在15日内签署并公布。在此期间，法律将送交宪法委员会审查其合宪性。无须提交合宪审查的法律案或被全部或部分审查为合宪的法律将由共和国总统公布并且刊登在全国性的政府公报上。 除了上述针对一般法律的立法程序外，还有几种特殊程序适用于财政立法、社会福利法、组织法、宪法修改章程、授权立法，缔结条约法和公民表决法。
财政立法，主要是针对涉及预算的条款有一套特殊的程序以避免其被冻结，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协调运作。对财政立法案的辩论执行特殊程序，其必须在每年十月初提交国民议会审议通过下一年的预算，国会必须在七十天内通过预算案。如果议会位能通过财政法案， 政府有权利命令其实施，从而保证来年1月1日在征税和公共支出上不致发生阻滞。如果议会一旦否定财政法案——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紧急条款将被采用，从而保证征税和最小开支上的顺畅。
1996年2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47条1款）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法案的审议适用新的程序。这些由政府提出的新的议案是对有关社会保障的财政稳定性的一般条件做出规定。如果议会50天内对这个议案未作出决议， 政府可以命令将其付诸实施。
1958年宪法（46条）创制了一项有关宪法实施的新的宪法类型——组织法 这些被认为十分重要的有关宪法实体运作的法律， 在生效前必须提交宪法委员会审查其合宪性。
1958年宪法针对宪法的修改规定了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89条）是当修正案在提交公民表决或由议会两院组成的称作代表大会（CONGRESS）的联合会议表决前，必须由国民议会或参议院一致通过。后者必须获得3/5 的多数赞成方能通过。第二种方式，根据宪法第二条规定，可将修正案直接诉诸公民表决，其曾在1962和1969年由戴高乐总统适用。 1962年这一程序在使共和国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问题上获得通过。 但是1969年针对法国区域化和改变参议院的权力问题在这一程序上遭到否决，从而导致戴高乐总统辞职。 其他关于宪法的修正条款根据89条规定的程序提出——两院都获通过再提交代表大会。 针对将修正案在未经议会辩论和表决的情形下直接诉诸法国人民表决是否有必要和明智， 这一宪法性和政治性的问题仍存在争议。
起初， 宪法（38条）允许议会授权政府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区内发布属于法定措施范围内的条例。 这些并不受宪法委员会严格控制的授权立法的目的， 是授权政府采用特殊手段或采取紧急措施， 而这些可能要经过长期的议会辩论才能通过。 在特定的情形下， 这就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国家领导人对主要条约的批准须经议会表决。 宪法（53条）详细规定条约的签定必须经国会和参议院表决才能生效。 有关条约批准的法律案由政府提出并由议会审议（通常在简易程序下进行）。 一旦法律案被通过， 条约就被明确的批准。
宪法11条针对无须议会表决即可生效的法律作了详细规定。 在有关政府组织形式或有关条约的批准的有限情形下， 在议会召开期间， 总统就有关政府或议会的议案可以直接诉诸公民表决通过。 这一很少使用但又十分重要的程序使戴高乐总统在第五共和国早期得以使其ALGERIAN政策直接进行全民公决并获得通过， 1992年， 它又使梅特兰总统的MAASTRICHT条约直接获得了通过， 其改变了欧盟的基本架构。

⑩ 法国 国家制度

法国国家赔偿责任原则的确立

华东政法学院 朱淑丽

国家的赔偿责任包含三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其一，国家是否对其行政活动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其二，国家是一个抽象的人格者，国家的赔偿责任由谁承担？其三，国家赔偿责任适用什么法律原则？以下围绕这三方面介绍布朗戈案与法国国家赔偿责任原则的确立。
一、布朗戈案所确立的原则

1873年2月8日，法国权限争议法庭判决了一起案件，因该案原告名叫布朗戈（Agnes Blanco），故名“布朗戈案”。其案情是：这个名叫布朗戈的小女孩路过国有烟草公司门前的大街时，被该公司的一辆运货车撞伤。这样一起看似简单的案件却产生了难题：法国有两种法院系统，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原告应向哪种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由谁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运货车所属的烟草公司属国有企业，如果要求它赔偿损失，那么无疑便是国家承担了赔偿责任，而在此之前，国家奉行不负赔偿责任原则。因为国家是主权者，主权的特征是对一切人无条件地发布命令，没有国家通过法律表示同意，不能要求国家负担赔偿责任，否则即是取消国家主权。而且公民由于国家的行政活动而受益，承受行政上的损害，是享受利益的代价，不能追问国家的责任。

然而，权限争议法庭否定了国家不负赔偿责任的理论，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创造性地肯定了这样的原则：国家由于其行政活动方面的过错而给公民造成损害时，应承担赔偿之责。法国由此确立了国家赔偿责任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并非布朗戈案审判法官的偶然创造，而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行政职能不断扩张的一个必然性的法律结果。当国家的触角已经延伸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时候，如果不承认国家的侵权赔偿责任，那么公民的人身及财产必定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威胁，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这一制度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二、赔偿责任的主体：个人还是国家？

以布朗戈案为标志，法国明确承认了国家对其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大陆法系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例如日本的明治宪法确认的是国家无责任原则，但在后来制定的《国家赔偿法》中便明确地规定了国家或公共团体对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然而，接踵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待解决：国家所为的行政行为都是通过具体的个人即公务员来进行的，作为抽象人格的国家并不能为具体的行为，那么承担损害赔偿的究竟应该是国家，还是公务员？

通常对赔偿主体的认定有三种：一是由公务员个人负赔偿之责，这种观点实际上仍然没有承认国家的赔偿责任，而且由于个人财力有限，常使受害者的诉讼请求落空。但它有助于强化公务员个人的责任心。第二种认定是由国家负赔偿责任。因为公务员所为的行政行为是作为行政机构的代表人做出的，所以理应由国家负赔偿之责。这一赔偿原则保证了受害人得到及时和充分的赔偿，却可能助长公务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的粗心和鲁莽。法国在布朗戈案到20世纪50年代之间所实施的基本上是这种制度。第三种解决办法则是由国家与公务员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这种赔偿方式多发生于个人过错与职务过错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受害人可以职务过错为由向行政法院起诉行政主体，同时又以公务员个人过错为由向普通法院起诉公务员个人。任何法院均不得以该受害人已经行使其中一项起诉权而拒不受理另一项起诉。在并合过错下，行政主体与公务员个人负并合赔偿责任。受害人通常倾向于向行政法院起诉，由行政机关负担全部赔偿责任，这样可以使其权利得到有效保护。国家对受害人赔偿损失后，再根据公务员的过错程度，要求公务员个人承担赔偿金额的相应部分。反之，如果受害人的损失由公务员赔偿，行政法院也判决他有权要求行政机构承担其应赔偿的部分。目前，法国和其它大陆法系国家即采用这种赔偿方式。

三、适用何种法律规则

在涉及国家由于其过错而导致的损害赔偿案的处理中，应当适用什么法律规则呢？能否适用私人赔偿责任的普通规则呢？法国的一般见解认为，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之间存在很多差异：首先，国家与个人之间法律地位并不平等，行政责任则是对这种必要的不平等的一种补救，而不仅仅是一种损害赔偿；其次，由于前项差异又导致行政赔偿责任有别于私人间赔偿责任的多方面特征，比如其救济并非即时出现，不适用恢复原状或实物赔偿等；最后，名义上承担赔偿责任的并非行为者个人，而是行政主体，即中央或地方行政机构。

基于这样的差异，布朗戈案的判决确认：“国家由于其雇用人员的公务行为对个人造成损害的责任不能根据民法典所规定的有关个人间关系的原则确定……这种责任既不具有普遍性，也不具有绝对性；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即出于公务的需要以及协调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必要性而制定的法律规范。”因此，国家的赔偿责任不适用私人赔偿责任的普通规则，而适用国家赔偿的特别规则。布朗戈案所确立的这一原则，至今仍然是法国行政赔偿制度的主导原则。

国家赔偿法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法制充分发展的产物，国家赔偿制度的有无和赔偿标准的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社会，或“君权神授”，或“国王不能为非（thekingcandonowrong）”，或“王权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最高的权力，不受法律限制”①，国家具有最高的统治权，在这种绝对主权的思想下，国家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国家对其行为亦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故无论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抑或人们的思想观念而言，均不具备建立国家赔偿制度的条件。资产阶级革命后，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民主、法制、人权等口号，方才为国家赔偿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思想条件。②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传统的消极维持社会秩序的“夜警”角色已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世界各国纷纷对社会经济生活伸出了干预之手。国家职能迅速扩张，国家所代表的集团利益和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也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冲突，国家侵权现象日益增多，加之民权运动的高涨，人民对缺乏救济手段的现实逐渐不满，国家主权豁免理论日渐式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民主政治和人权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而各国也汲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开始检讨自己的人权和法治观念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国家不负赔偿责任的观念才开始动摇并逐渐被摈弃，以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通过判例和立法建立健全了本国的国家赔偿制度。至此，在历经了从否定到相对肯定再到完全肯定的漫长且艰辛的发展过程后，国家赔偿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认同。如今，国家赔偿制度已成为各国贯彻法治原则、保障公民权益的重要措施。
二、法国国家赔偿制度的产生发展
法国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国家。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性国家之一，法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对世界各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就国家赔偿制度而言，法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这一制度的国家，该制度不仅在法国的法律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理论和实践也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范围内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信奉博丹的“绝对主权理论”，否定人民主权，从而也就不可能产生国家赔偿责任。1786年《人权宣言》用“人民至上”原则代替了“国王至上”原则，确立了国民主权、公共负担平等以及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为国家赔偿奠定了宪法基础。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律规定了行政机关对因实施公共建筑工程所致损害，应当予以赔偿。但法国建立国家赔偿制度的标志则是1873年权限争议法庭对“布朗戈(Blanco)案件”的判决③。在判决中，权限争议法庭确认了国家赔偿的三项基本原则：国家应当对其公务员的过错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行政赔偿责任应当适用不同于民法的特别规则；行政赔偿责任的诉讼属于行政法院管辖。布朗戈一案使国家赔偿责任的特殊性得到了肯定，此后，法国的国家赔偿制度开始脱离民法的掣肘，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布朗戈案虽使法国确立了国家赔偿制度，但直到19世纪末其适用范围仍相当有限。1896年出版的、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副院长拉弗里耶尔所著的《行政审判和诉讼救济》中仍声称：“立法权的特征是五条件的发布命令，国家的行政活动大多数情况下，不负赔偿责任。”④20世纪初至40年代，法国的行政赔偿制度才有了较大发展，国家几乎对全部行政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法国的国家赔偿制度，起始于行政职能领域，之后拓展于立法和司法职能领域。法国立法赔偿首先出现在20世纪初的法国行政合同中，合同当事人如因国家法律而受到特别损害的，只要法律没有排除赔偿的规定，国家就当负赔偿责任。而其正式确立则是在1938年1月14日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对“小花牛奶公司(La Fleurette)案件”的判决中⑤。该判决正式承认国家对合同以外的行为，包括立法行为，只要法律没有排除性规定，国家均负赔偿责任。不过由于立法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多发生于经济立法过程中，故国家的赔偿责任仅以经济立法致人损害为限。另需注意的一点是，法国行政法院并不能审理议会立法的合法性，且必须适用议会制定的法律，如果法律明示或默示禁止赔偿，则不能判决国家负赔偿责任。⑥1958年11月12日，法国的法令又规定，国家必须对议会中的行政管理所产生的一切损害负赔偿责任。这样，法国的立法赔偿范围又得到了进一步扩大。⑦
在司法赔偿方面，1895年法国在其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冤狱赔偿”条文，规定被告经高等法院判决无罪确定后，对原审做出的有罪判决所发生的损害，可请求国家赔偿，从而初步推翻了国家对司法行为不负责任的做法。此后法国相关法律在1933年进一步规定，国家对司法官有关保释令的行为，有重大诈骗或过失行为时，应负相应的赔偿责任。法国民事诉讼法第505条也规定，司法官因诈骗、渎职、拒绝裁判或其他职务上的重大过失，而做出错误判决时，受害人可请求国家赔偿。1956年11月，法国最高法院在审理吉里(Giry)案件的判决中，首次承认对国家的司法警察活动负赔偿责任。1970年其刑事诉讼法又将司法赔偿的范围扩大到刑事追诉的全过程，国家对于临时拘禁但无罪的人，对预审结果决定不起诉或起诉后无罪释放的人，如果他们受到了损害，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1972年法国制定了《建立执行法官和关于民事诉讼程序改革法》，其第11条规定：“国家必须赔偿由于司法公务活动的缺陷而产生的损害，发生此种责任的前提是存在重大过错或拒绝司法的情形。”时至今日，法国已经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司法赔偿制度。⑧
就法国国家赔偿的具体内容而言，在国家赔偿的早期阶段，行政法院只对能以金钱计算的物质损害判决行政主体赔偿，而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例如对近亲属的死亡，只赔偿医疗费、殡葬费、抚养费等，并不赔偿死者近亲属感情上的痛苦。直到1961年的“勒迪斯昂(Letis－serand)”案件中，最高行政法院才首次判决赔偿死者近亲感情上的损害⑨。之后，法国行政主体对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等一切损害均承担赔偿责任。
在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方面，法国确立了公务过错原则和无过错原则。“公务过错”，指公务活动欠缺正常的标准，它与个人过错相脱离，即其虽源于公务人员，但并不归责于公务人员，换言之，公务过错不象传统民法过错或刑法过错以个人为归宿，而是将目光投向行政机关主体，以行政机关公务活动是否达到公务活动水准为客观标准来衡量公务过错的存在与否。在特殊情况下，只要公务员执行公务的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无论其是否有过错，国家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公务过错适用于除无过错之外的全部赔偿责任。无过错责任主要是指国家所承担的危险责任⑩，例如1919年法国行政法院判决国家因对弹药库爆炸而造成的损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自19世纪末期始，一来由于公共事业的急速发展和行政活动范围的扩大，二来由于社会公平观念的发达，国家危险责任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张，甚至向来以公务过错为必要的事项，也开始由国家承担无过失责任。{11}截止20世纪末，国家危险责任主要适用于以下领域：基于职业的危险责任：基于社会的危险责任：使用危险物的行为之责任；使用行政的危险活动的责任；使用社会安全的要求致产生个人财产收益上的危险责任等。
综观法国国家赔偿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可就其突出特点归纳如下：
1．法国国家赔偿法的渊源以判例为主。法国虽为成文法国家，但其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则主要是靠权限争议法庭和行政法院的判例完成的，这与其自身的法律传统大异旨趣。究其原因，概为法国在确立国家赔偿制度时世界上并无先例或立法可资借鉴，故采取判例法的方式，“摸着石头过河”，不失为一种较稳妥的方法。
2．国家赔偿范围较为广泛。其表现之一为国家除对行政职务造成的损害普遍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对司法职务和一定范围内的立法职务造成的损害也承担赔偿责任。表现之二为国家既对物质损害负赔偿责任，也对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其三，由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国家赔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3．国家赔偿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辖，适用行政法的原则。除非有法律特别规定，或根据法的一般原则由普通法院管辖的事项外，国家赔偿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辖

法国国家赔偿就其具体赔偿内容来讲，不仅包括物质损害赔偿，亦涵盖精神损害赔偿。我国在赔偿内容方面只赔偿直接物质损失，精神损害、间接损失或预期利益损失并不在赔偿范围之内。我国拒绝国家赔偿的理由大体有三：一是精神损害的无形性决定了赔偿的无法量化性，二是社会大众关于精神损害心理定位的非价值性决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非可取性，三为国家财力的有限性决定了赔偿的非现实性。{20}不可否认，与物质损害相比，评定精神损害确实因其无形性的特征而致难以完全量化计算，但并不能据此否认精神损害后果实际存在的现实。如仅因此而对赔偿予以根本性否定，表面上是无奈之下的妥协，实质是对人权价值的根本性否定，是对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的迁就、默认甚至放纵。随着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人的尊严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强，如果依然坚持对精神损害拒绝赔偿，必将使潜在的价值冲突加剧。反对的第二个理由认为在我国文化中名誉重于金钱，精神权利受损，应给予非财产性救济措施，如果通过金钱赔偿，本身就是将人等同于商品，是对人格的侮辱。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非财产性措施不足以抵消其所遭受的精神损害时，如若不给予一定程度的赔偿，本身就是对人的价值、人格的不尊重。何况许多后果的消除、精神创伤的弥和有时也确实需要恢复性治疗。社会对麻旦旦案和杜培武案的热烈关注和倾向性评价也从一侧面反映了社会大众对精神损害予以国家赔偿的法律呼唤和法律质疑。就第三个反对理由而言，其亦不成立，国家财力相对有限并不足成为拒绝国家赔偿的理由。在《国家赔偿法》制定之初，不可否认国家财力确实难以承受精神损害赔偿之重，即使在现有财力显著增强情况下客观上也很难容许超越国情的赔偿数额和赔偿幅度，但并不能因此简单地否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立的合理性。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我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早已非制定《国家赔偿法》之时可比，故以国力有限否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行性，理由显然不足。所以我国理当借鉴法国做法，将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这不仅是对精神权利的尊重，也是法律公正的要求，更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在普通法律制度中的体现。
综观法国国家赔偿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可就其突出特点归纳如下：
1．法国国家赔偿法的渊源以判例为主。法国虽为成文法国家，但其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则主要是靠权限争议法庭和行政法院的判例完成的，这与其自身的法律传统大异旨趣。究其原因，概为法国在确立国家赔偿制度时世界上并无先例或立法可资借鉴，故采取判例法的方式，“摸着石头过河”，不失为一种较稳妥的方法。
2．国家赔偿范围较为广泛。其表现之一为国家除对行政职务造成的损害普遍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对司法职务和一定范围内的立法职务造成的损害也承担赔偿责任。表现之二为国家既对物质损害负赔偿责任，也对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其三，由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国家赔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3．国家赔偿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辖，适用行政法的原则。除非有法律特别规定，或根据法的一般原则由普通法院管辖的事项外，国家赔偿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