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法治

1. 西塞罗，奥斯丁，柏拉图，庞德，凯尔森他们在法上的成就或观点是什么

西塞罗：“法是自然所固有的最高理性”出自他之口

胡果：（1）首先提出法律行为这一概念（2）18世纪末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

奥斯丁：（1）19世纪上半叶，他关于美国民主的研究，使得法律职业阶层是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的中流砥柱的观念被更为广泛地接受（2）分析法学的创立者 （3）他认为法是主权者针对臣民发布的以强制为后盾的命令，法的体系是这些命令的集合（4）既是现代法理学的创始人，也是要求人们辨法的渊源的确切含义和范围，并努力使其明晰化的第一位人物（5）法的本质论说中权力论代表

凯尔森：（1）直言法的渊源是个被学界搞得“极端模糊不明”且赋予其种种含义的概念（2）西方学人在对法律秩序的诠释中，“制度论”的代表人物

霍布斯：认为权力就是主动出击的行动者和被动承受的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柏拉图：在何谓正义的问题上，提出等级秩序正义观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托马斯阿奎那：（1）指出：在神的理性指导下，世俗的最高主权者都应当毫不例外地接受法律的支配的神学家（2）中世纪把一切法律问题都染上神学的色彩，并以阿奎那的神学法律观丶神权政治论以及其经院哲学，构成欧洲中世纪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学说体系

孟德斯鸠：提出立法权丶司法权和行政权不能为同一机关行使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的著作者

霍菲尔德：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美国法学家霍菲尔德提出的有关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公式最为著名

庞德：指出“在法律和法学文献中，没有一个词比权利这一术语更加含糊不清”

波斯纳：20世纪60-70年代后，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

乌尔比安：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法和私法划分学说

2. 有哪位名人说过法治是最科学的治理方式。

法律解释者都希望在法律中寻获其时代问题的答案.
——拉伦茨
立法者三句修改的话,全部藏书就会变成废纸.
——基希曼
法律的真理知识,来自于立法者的教养.
——黑格尔
解释法律系法律学之开端,并为其基础,系一项科学性工作,但又为一种艺术.
——萨维尼
法律是人类为了共同利益,由人类智慧遵循人类经验所做出的最后成果.
——强森
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否则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
——哈耶克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
——伯尔曼
法治概念的最高层次是一种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础,应该是对于人的价值的尊重.
——陈弘毅
法律职业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
——费尔德
尽量大可能把关于他们的意志的知识散布在人民中间,这就是立法机关的义务.
——边沁
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国是距离法治最为遥远的一种,甚至与欧洲形成了两极相对的反差.
——滋贺秀兰
法律显示了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发展的故事,它不能被视为仅仅是数学课本中的定律及推算方式.
——霍姆斯
宪法创制者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一张蓝图.
——波斯纳
法律提供保护以对抗专断,它给人们以一种安全感和可靠感,并使人们不致在未来处于不祥的黑暗之中.
——布鲁纳
民众对权利和审判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法律来说,是一个坏兆头.
——庞德
在一个法治的政府之下,善良公民的座右铭是什么?那就是“严格地服从,自由地批判”.
——边沁
一项法律越是在它的接受者那里以恶行为前提,那么它本身就越好.
——拉德布鲁赫
无论何人,如为他人制定法律,应将同一法律应用于自己身上.
——阿奎那
真想解除一国的内忧应该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然的机会.
——亚里士多德
宪法是一个无穷尽的、一个国家的世代人都参与对话的流动的话语.
——劳伦·却伯
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为人诚实,不损害他人,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
——查士丁尼
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虽然可能因其缺陷而失效,甚至根本失效,但它绝不是一种荒唐的玩笑.
——德沃金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
——埃利希
自由是一种必须有其自己的权威、纪律以及制约性的生活方式.
——李普曼
有理智的人在一般法律体系中生活比在无拘无束的孤独中更为自由.
——斯宾诺莎
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事情的权利.
——西塞罗
由于有法律才能保障良好的举止,所以也要有良好的举止才能维护法律.
——马基雅弗利

3.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雅典思想家著有鼓吹法律和法治的大量作品，但西塞罗认为大多数希腊人“永远不理解或

如果这是法学题目那就选D。
如果是历史或者思想政治的题目就选A。

4. 西塞罗的政治思想是什么

1、对政治变革的分析：西塞罗政治思想上的反应，是分析传统政体中那些赋予其稳定与和平的因素，并对其不足进行诊治。

西塞罗继承了希腊关于政治动荡属于可怕事物的传统，而他经历的事件，证实了这一点。从亚里士多德，也许是间接地那里，他了解到政治稳定需要不同利益集团相互补充的平衡。他与柏拉图还有罗马史学一样，对衰落进行道德分析。

但与他对罗马贵族精英的失败所进行的道德诊断不同。这个阶级的职责是公共服务，尤其是提出明智的建议，但他们受到了通过战争赢得光荣的诱惑。因此，西塞罗的任务是重新把雄心和爱国主义美德体系结合起来。

西塞罗政治思想的内容是由他的经历决定的，是他经历的不断的内战。在元老院鼎盛时期，贵族辩论决定着对外政策和内部争端，军事光荣则是对那些与罗马敌人作战者的奖赏。现在，城邦的领袖们开始把他们的私人军队用来相互争战，因此反对罗马。

2、共和国中心论。

在西塞罗的理论中，有关爱国主义的核心作用是对政治思想的独创性发展。正义的功能是要保存社会，尤其是共和国的社会。其他的美德都受它制约。个人的美德在社会的善中体现出来，即使是《论共和国》关于心理学讨论的部分流传下来，这个结论仍成立。

在罗马法律和政治演说中，诉之于共和国占压倒地位的价值观是常识，元老院通过的紧急状态法授权甚至提供了证实它们的宪法机制。西塞罗利用了这种传统情感，使其成为他的伦理学体系的核心。

3、认为共和国的本质要通过对官员的选举，因此也是进入元老院的权利，被结合到那种主要由贵族把持的政府体系中去。

西塞罗认为共和国实际是尊重法律和先例的稳定政府，是广泛共享的观念。西塞罗对元老院作用的关注，让共和主义具有了特殊的韵味。当政府由自由的贵族辩论安排时，共和国就繁荣；当暴力或者贿赂控制着荣誉和政策时，共和国就会丧失。

因此，西塞罗对彻底罗马式的尊严、权威、建议概念感兴趣，而且关注演说术。同时，西塞罗并未忽视人民的作用。他们也拥有适当的自由，忽视这些将导致灾难。

4、对历史和经验资料采取了一种突出的、非柏拉图式的信任态度。

柏拉图的理想城邦存在于想象中；亚里士多德集合式的政体不够完善。通过把盛期罗马共和国作为可能存在的最优良政体的化身；西塞罗从内部把柏拉图传统罗马化了。这就是理论可以描述，但只有经验才能创造的城邦和政治家。

西塞罗夸张的爱国主义，激励他进行政治探讨时，对历史和经验资料采取了一种突出的、非柏拉图式的信任态度。对历史和经验资料采取了一种突出的、非柏拉图式的信任态度。总之，西塞罗对社会和政治问题外延性的思考，完全是由当代事件决定的。

西塞罗不支持无条件地支持罗马贵族对光荣的激情追求。此外，人民的不满，表明对政体的稳定来说，保民官具有重要地位。个人书信和公共演说作用与哲学的影响一样。

他的理论创作显示，他的思想是紧扣政治生活现实的。其结果是他的政治哲学作品变成彻底的政治行动，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发表它们是危险的原因。希腊哲学为他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罗马为他提供了原料。

5、政治高于哲学

西塞罗认为政治家能通过法律和政策比较迅速地影响大多数人，而哲学则只能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及著书立说，相当缓慢地影响少数人--影响少数潜在的、年轻的精英，这些精英中有些人或许以后能成为有力的政治家而再影响到全社会。

今天哲学乃至其他未进入政治领域的思想学术的实力比古代更趋微弱和间接，在某些短暂的革命时期除外，甚至最看重思想的力量，认为思想比利益还要有力的凯恩斯也认为思想主要是影响现在的年青人，而很难影响到现在的执政者。

现在的执政者的观念主要是年青时形成的。这样就有了一个时间差。思想发挥效力不仅必须通过一定的时间，常常还需要人群和组织的中介，甚至还可能需要某种机遇。

5. 西塞罗法律思想是怎样的

立法方面：主张确保公民权利的平等和自由。

执法方面：主张法律至上、严格执法，提出审判公开和罪行相适应的原则。

守法方面：主张每个公民都应遵守法律。

6. 请问 西塞罗 对於 自然法 的 贡献

从历史上看，西塞罗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几乎所有的政治法律思想学说史家都不认为西塞罗对西方政治法律传统有什么独到的重大贡献，但是几乎所有的政治法律思想著作都不能不提到西塞罗。他在西方思想史中占据了一个他人无法取代的地位。西塞罗的法治观创造性的融合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斯多葛学派的有关思想，并立足于罗马人民的长期的宪政实践，较好地回答了世界帝国时代“法的统治”的问题。
西塞罗主要是出于“为国家奠定坚实基础，加强城邦，以及祛除民族的恶习”的实践目的而继承和发展了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观念，并使之系统化、通俗化和罗马化。斯多葛学派将理性普遍化，使之与自然等同，正义与自然法都成了理性的体现。这些，在西塞罗那里都有鲜明的体现，并有了重大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西塞罗本人并没有明确肯定他对自然法的论述的真理性，他只能断定它们似乎常常且大部分是正确的。因为它们部分地依赖于对神圣天意以及以人类为中心的目的论的理解，而后者曾被他在其他著作中拒斥过。根据西塞罗的《论共和国、论法律》及其他有关论著，可将其自然法及自然法之下的法的统治的思想概述如下。
一．法有自然法与人定法之分。

西塞罗第一次明确地、系统地阐述了自然法哲学说的这一前提性观点：“法（jus）的始终应异源于法律，因为法律乃是自然之力量，是明理之士的智慧和理性，是合法和不合法的尺度。”

二．自然法的本质是正确的理性，是“最高的法”。

西塞罗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自然法的本质就是正确的理性，并将自然法置于“最高的法”的地位。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在罗马共和国后期，随着世界性国家的逐步建立，原有的市民法无法适应多民族的法律生活，需要一种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同时也是由于其主动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创造性地融合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斯多葛学派的有关观念。
西塞罗所说的理性，是神与人共享的“财产”，因为人的理性渊源于神的理性。而他所说的“神”、“上帝”和“自然”都是同义词，故理性法也就是自然法。他明确指出，“我们需要解释法的本质问题，而这需要到人的本性中去寻找”，“法律乃是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它允许做应该做事情，禁止相反的行为。当这种理性确立于人的心智并得到实现，便是法律。” “真正的法律乃是正确的规则，它与自然相吻合，适用于所有的人，是稳定的，恒久的，以命令的方式召唤履行责任，以禁止的方式阻止犯罪，……要求修改或取消这样的法律是亵渎，限制它的某个方面发生作用是不允许的，完全取消它是不可能的；我们无论以元老院的决议或是以人民的决议都不可能摆脱这样的法律”，“一种永恒的、不变的法律将适用于所有的民族，适用于各个时代。”“神：它是这一法律的创造者、裁判者、倡导者。谁不服从它，谁便是自我逃避，蔑视人的本性”。
理性的力量在于这规定什么是正确的，善的，什么是错误的、恶的。西塞罗称这种规定善恶的理性为“正确的理性”、“最高的理性”。正是这种理性，构成了自然法以及与之相符合的人定法的本质。他断定法律“是某种凭借允行禁止之智慧管理整个世界的永恒之物。……那第一的和终极的法律乃是靠理性令一切或行或止的神明的灵智。因此，法律由审明赋予人类，……这是智慧之士允行禁止的理性和心智。”“真正的第一条具有允行禁止能力的法律是至高的无上的正确的理性。” “理性既存在于人，也存在于神，因此人和神的第一种共有物便是理性。”“因为法律即理性。因此应该认为，我们人在法律方面与神明共有。还有，凡是具有法律的共同性的人们，他们也自然具有法的共同性；凡是具有法律和法的共同性的他们理应属于同一个公民社会。”“从而整个世界应该被视为神明的人类的一个共同的社会。”因此，人也具有某种永恒的、神圣的因素，对于神的信仰最终源于一种深厚的宗教信仰。

三．自然法是正义的基础，而正义的实质是正确的理性。

在西塞罗的法哲学中，正义是隶属于理性的伦理学概念，这便利他的思想有别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视到此为正义为最高的伦理的概念，凡是正义的，才是善的和有理性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善是第一位的，善的东西才是正义的。而西塞罗则将理性置于至主无上的地位，。正确的理性指明了善与恶，规定了正当的行为与非正当行为的原则界限因而为正义奠定了基础。他论证说：“我们的生是为了正义，法不是以人们的意见为基础而是以自然为基础”，“那独一无二的，使我们超越于其他动物的理性，那使我们能进行推测、论证、批驳、阐述、综合，作结论的智慧，毫无疑问是大家共同具有的。”“自然创造了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互相共同分配和享受法。”“要知道，凡被自然赋予理性者，自然赋予他们的必定是正确的理性，因此也便赋予了他们法律。”
西塞罗对此又论证说：“如果正义在于服从成文法律和人民的决议，如果一切都应以是否有利来衡量，那么这些法律便会遭到任何一个人的蔑视和破坏，如果他认为这样对他自己有利，只要他可能这样做。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不存在自然，便不可能存在任何正义，如果法不是源于自然，则终都将被废除。我们按本性乐于敬爱他人，而这正是法的基础。不仅恭敬他人，而且对神的礼敬和虔诚也都可能废弃，而这些得以保留，在他看来不是靠恐惧，而是由于人和神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善本身并非依赖人们的意见，而是依靠自然而存在。实际上，所有高尚的人都喜欢公正和法本身。在法律意识浓厚的古罗马，正义已成为法律的代名词，这一法文化传统在西塞罗的著作中也充分得到了体现。
最后，在西塞罗看来，根据自然法的要求从都是平等的，虽然在学识上他们是不一样的，国家要想使他们的财产都均等也不易办到，但在具有理性这一点上，在人们潜在的心理学素质、以及在他们对他们认为是光荣或卑劣的事物的一般看法方面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只是由于错误、坏的习惯和荒谬的意见才使人们事实上变得不平等。所有的人和所有种族的人都有同样的能力取得同类的经济，所有的人同样都有分辩正确与错误的能力。当然，平等最终只能是道德上的需要，而非事实。

四．人定法应当服从自然法，否则无效。

“法的统治”意味着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法律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西塞罗认为国家是个道德的集体，是共同拥有该国及其法律的人的集团。他说：“共和国是人民的事业，人民并不是由偶然事物联系起来的人属，而是共同拥有有法律和各项权利，希望分离共同利益的为数众多的人们的集合。”因此，在国家中，法律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执政者只能依照法律对人民进行统治，并给予正当的和有益的指导。因为法律统治执政官，所以执政官统治人民，并且我们可以说，执政乃是会说话的法律，而法律乃是不会说话的执政官。”[13]这很好地表达了法的统治的思想。

他认为只有符合正当的理性即自然法的法律才是正义的，而不符合自然法的人定法是无效的。违反了自然法，即使具有法律形式，也是无效的。他说“人民通过的那许多危险的、那许多有害的决定，”“并不比强盗们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的决定更配称法律。”“法律是根据最古老的、一切事物的始源自然表述的对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分，人类法律受自然指导。”这种终极的效力实质上是道德的力量，然而，在古代社会，借助神、自然的这种道德力量是无比强大的。这种包含宗教意识的观念在西方社会深入人心，与渊源深远的西方宗教传统息息相关。当然，西塞罗也明确认识到，纯粹的自然法不可能会实现于我们所知的公司社会中，因为它可能不适用于一般的人类状况。因此，人和国家的活动一般要涉及到的自然法必然是这一真正法律的淡化了的形式，即低标准的自然法。“人民的感性常常战胜理性”。智慧的立法者和政治家因而将降低纯粹正义和纯粹理性的要求。尽管这样，政府义和理性的标准依然存在，它仍依充当人类行为的指南，而人应该总是力求尽可能地接近它们。

7. 概括指出韩非子与西塞罗的法律思想有何不同

立法中,韩非子主张“法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晨雾法则乱于天下”他强调法”和“定法”相结合,一方面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变法原则,有坚持“法莫如一而固”的定法原则.
执法中赏罚并用
韩非子的法律思想是“不务德而务法”
、优点：
韩非子秉承了其师的“性恶”论，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以“严刑”、“重罚”的“法治”制度思想来对治儒家的“德治”、“仁政”制度思想。

8. 求：西塞罗的《论共和国 论法律》评论

一、关于法和正义的思考

西塞罗在法律篇中的第一卷是给我们呈现其自身关于法和正义的解释。西塞罗在其论述的开头，首先从谈论一棵“马略橡树”开始，谈到诗歌和历史，逐渐谈到市民法，但在真正开始对市民法展开探讨之前，提出这一卷的真正主题——法与正义——作为市民法阐述的序言。西塞罗首先指出法律科学——也就是研究法与正义的科学——是怎样推演出来的，他借阿提库斯之口，指出：“法律科学不应如现在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从司法官颁布的法令中推演出来，或如同人们习惯认为的那样从十二铜表法中推演出来，而是从哲学的最深层秘密中推演出来的”[1]。西塞罗关于法律科学是从哲学中推演出来的观点，表明他对于法与正义的思考并不是基于一种经验的理解，也就是法与正义并不是从司法和立法中推演出来的，换言之，法和正义是更加根本的事物。只有理解和解释了正义的本质，人们才能真正开始各个民族（包括罗马民族）自身的法律，譬如市民法。那么，什么是正义的本质？西塞罗认为正义的本质是必须在人的本质中寻求的。但西塞罗并没有直接去指出什么是正义或者从人的本质中直接发现正义。他首先指引大家去关注法律和理性：“法律是植根于自然的、指挥应然行为并禁止相反行为的最高理性”，“这一理性，当它在人类的意识中牢固确定并完全展开后，就是法律”，并且“法律就是知识，其自然功能就是指挥正确行为并禁止错误行为”。同时，西塞罗还认为，当人们“将公平的观念归于法律这个词时，我们也就给了法律以选择的观念”，而且，如果上述看法是正确的话，西塞罗认为“正义的来源就应在法律中发现，因为法律是一种自然力；它就是聪明人的理智和理性，是衡量正义和非正义的标准”[2]。由西塞罗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思想中，正义是与法律、理性密切相关联的，而这也是西方法律理念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和观念。

其次，西塞罗的法律观当中尤为重要的是他的自然法观念，而且，他也指出寻求或确定正义是什么，必须从最高的法律而不是以文字规定的法律开始，他认为这种最高的法律——也就是自然法——的产生是远远早于任何曾经存在过的成文法和任何曾经建立过的国家。所以，他认为“我将在大自然中寻求正义的根源，我们的全部讨论必须在大自然的指导下进行”[3]。接着，西塞罗在分析人的理性本质时，指出人和神共同拥有正确的理性，而法就是正确的理性，因而人和神分享法，而且也分享正义。因为他指出“正义只有一个；它对所有人类社会都有约束力，并且它是基于一个大写的法，这个法是运用于指令和禁令的正确理性。无论谁，不了解这个大写的法——无论这个法律是否以文字形式记录在什么地方——就没有正义”。在西塞罗看来正义和功利必须区分，而且正义不是符合成文法和民族习惯的事物，否则人们就会以功利取代正义，根据功利的标准制定法律和遵守法律。但如果是这样，正义就被功利所颠覆，也就说正义根本不存在。因此，西塞罗认为正义必须以大自然为其基础，并且体现为人类的自然美德——慷慨、爱国、忠诚或为他人服务。而人类的美德就是得以完全发展的理性——也就是智慧，而且美德是符合自然的，而在生活中坚定、持续地运用理性，就是美德的表现。因此，西塞罗认为“与自然保持一致的生活是最高的善。这表明享用一种基于美德的恰当的生活，或者是遵循大自然并按她的法律生活，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换言之，只要我们有能力，就应不遗余力地去实现大自然的要求；在这些要求中，大自然希望我们以遵守美德作为我们的法律”[4]。而在西塞罗看来，最大的美德就是智慧，而智慧是所有善事之母，所以，人们应该热爱智慧。虽然在爱智慧——也就是哲学——中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认识自己”，但是西塞罗认为只有当人们“考察了和彻底地检查了自己时，他就会懂得自然为他进入生活准备了何等高贵的配备，懂得他为达到和获得智慧而拥有什么样的各方面的手段”[5]。

二、关于宗教的法律

西塞罗在法律篇的第二卷首先回顾了第一卷对法和和正义的本质的解释，然后，论述其关于宗教的法律之观点。他指出“法律并非人的思想的产物，也不是各民族的任何立法，而是一些永恒的东西，以其在指令和禁令中的智慧统治整个宇宙。因此，…法律是神的首要的和最终的心灵，其理性以强迫或制约而指导万物；为此众神给予人类的法律一直受到正当的赞美；因为法律是适用于指令和禁令的聪明的立法者的理性和心灵”，而理性“来自宇宙的大自然，它督促人们正确行为而不枉为，这理性并非由于形成文字才第一次成为法律，而是理性一存在就成了法律；它是与神的心灵同时出现的。因此，运用于指令和禁令的真正且首要的法律就是至高无上的朱庇特的正确理性”[6]。西塞罗关于法和正义的解释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强调了神，认为法和正义是人和神共同拥有的正确理性。而且在西塞罗的思想里，他认为宗教的“法律指令我们要纯洁地接触众神，这就是心灵的纯洁，因为万物都在其中。…‘应带着虔诚，而将财富留在身后’，这条规则是说，正直诚实令神愉悦，而应避免大量的费用”，因为这样是保证人们在神面前的平等。西塞罗还指出“‘不是人间的法官，而是神他自己，将惩罚不服从’，这一规定看来会由于畏惧即刻的惩罚而强化宗教的力量”。而且，他还认为“崇拜私人的神，无论新的或外来的，会导致宗教的混乱” [7]。总的归纳，西塞罗跟柏拉图、亚理士多德的思想同样也是强调了神的理性和作用。他们都提出了关于宗教祭祀的法律，而这样一种有神论的法律观，在我读到的西塞罗的关于宗教的法律时，使得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给宗教立法？这样的宗教法对法律的发展带来什么影响？而西方法在其起源上就如此关注法律与宗教的关系，虽然其他非西方的地区或民族也有宗教祭祀的法规或宗教法，但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西方宗教对法律的影响？对这一问题显然不是本文所能回答或解决的。但西方的宗教与法律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然，美国的法学家伯尔曼就不会写出《法律与宗教》这样一本书，突出法律的信仰与宗教信仰的纠缠，法律与宗教的共生，提出“法律必须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目前中国关于法律宗教学的研究显然仅仅是处于一个政策的思考阶段，尽管有许多人提出法律的信仰问题，并予以论证，但是没有发达的法律宗教学，法律的信仰问题研究也许仅仅是海市蜃楼一般毫无根基。

三、关于官吏的法律

西塞罗在法律篇的第三卷中主要探讨有关官员的法律，西塞罗认为“官吏的职能是治理，并发布正义、有益且符合法律的指令。由于法律治理着官吏，因此官吏治理着人民，而且可以确切地说，官吏是会说话的法律，而法律是沉默的官吏”[8]。“事实上，一个共和国的全部特点都是由其对官吏的安排所决定。我们不仅必须告诉官吏他们的管理权限；我们还必须告知公民在什么程度上他们有义务服从官吏。因为实行有效的统治的人昔日必定曾服从过他人，而尽责服从的人看来在以后的什么时候也适合担任统治者。因此一个服从者应当期望在未来成为统治者，而那实行统治的人也应当记住不久他还必须服从”[9]。由西塞罗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官吏与法律的关系：官吏必须是法律忠实的执行者和公仆。而这是一个国家建设法治的基本前提，因为连法律的执行者都不忠实法律，公民就不可能服从法律的权威！后世的西方法学家都强调官员行动与法律的一致性，或者法治就是首先要求政府遵守法令。另外，有一点很重要的是，统治者必须服从法律，而且在西塞罗思想里，似乎没有谁是终身统治者，每个人都既有可能当统治者，又当被统治者，当然这也是与西塞罗主张共和政体有关。在共和政体中，存在各种不同官职机构相互制衡，不仅有执政官、元老院、保民官和占卜官等，而且，在西塞罗看来这些官职的权力都有一种邪恶的因素。因此，必须通过制衡和妥协的机制来协同各种权力，这也是解救国家的唯一办法[10]。（我在读这一部分时，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古代政体中要有保民官这样一种官职制度？保民官是基于什么因素产生，具有怎样的制度功能？）

四、一个读书小结：从柏拉图到西塞罗，西方民族的古代哲思者在思考人类自身生活时，总是在与城邦政体相互关联的意义上阐述伦理学原则或原理对人的城邦生活的建构。在西方整个伦理学起源上，最为基本的伦理学原理是善德原理，这体现在西方古代的哲思者总是追问善德是什么，或者以善德作为任何政法制度建构之前设。西方民族为什么有着这样伦理学（而不尽是伦理的）诉求[11]？我觉得这可能是跟西方民族思想中的理性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在西方民族思想源头上三位哲思者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三人都是坚定的理性主义思想者，我有时觉得他们其实都是西方理性思想传统的原初或最早的奠基者之一，而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思想家仅是理性思想的萌芽者。那么，什么是理性？或许话语行文至此又必须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但我们认为本文还无法去回答这样一个宏大叙事的思想史问题。然而，“理性”的确是西方思想传统起源的一个原初奠基之原则，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若没有“理性”这一概念及西方民族对“理性”之追求，则西方民族是很难建构出或发展出其自身如此蔚为大观的伦理学体系的。我们就自身所读的柏拉图、亚理士多德以及西塞罗的著作，就可以发现在他们的思想中“理性”这一概念都是具有着核心的或原初的思想原则之地位。譬如，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亚理士多德所谓人是惟一的语言（即逻各斯、理性）动物，又或西塞罗所主张人“是惟一分享理性和思想的。而有什么——我并不是说只是人心中的，而是天空和大地中的——比理性更神圣呢？”[12]。而且，他们之所以强调理性的力量，不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理性是作为人的灵魂最高贵的部分统治人的激情和欲望，还在于理性作为人的本质的规定，这是整个政体城邦——人类社会（原初的和）完整形态——的根基所在。因为理性不存在，就无法探讨善德，而人们在善德上的无知或不能按善德而行事的话，则将导致城邦之毁灭或邪恶的城邦之出现，因为优良的城邦或政体是以善德，尤其是正义的原则为指导而逐步建构而成的。因此，西方古代的哲思者对城邦政体的思考始终是围绕着善德、正义而展开的，而其整个思想立论的基点就是理性（无论是人的或神的理性），这一点是西方人思维系统最为突出的特征。但我言说这一论点并非认为古代其他非西方民族就是缺乏理性或无理性的，而是想指出的一点，就是在东西方思想中的理性发展的向度和视域的差异：西方以知识为向度，东方以伦理为向度。因此，在西方思想中伦理最高者是理性（智慧）——如“理念”，相反在中国或东方社会思想中知识最高者是伦理性——如“仁”。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小问题，就是西方古代的这些哲思者在他们政法哲学理论中，总是首先探讨政体问题，然后才是法律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是按这样的顺序运思的呢？我认为这一点对我们思考法律问题很有启发的意义在于，任何法制的运转都必须有一个架构，政体就是这个架构。没有良好的政体，法制的运作是很难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