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改变态度

⑴ 朱熹是怎样带领思想向自然立法转变的

朱熹认为：“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杀，好生恶死，仲夏新阳木，仲冬斩阴木，皆是顺阴阳道理。”(《朱子语类》卷十五)这是在自然现象面前的“格物致知”，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来已处于从道家“道法自然”的态度向近代科学“为自然立法”的过渡阶段。

⑵ 影响和改变态度的因素有

影响和改变态度的因素有很多，亲人朋友之间需要用时间和关爱去慢慢改变。

⑶ 思想改变态度，态度改变行为，行为改变结果，那请问什么改变思想

我觉得是阅历，经历得多了，心境自然会发生改变。而这个心境改变的过程，就是你思想成长的过程，你会明白更多，想通更多。你改变之后的思想就是你新的态度，促使你开始愿意去改变。望采纳

⑷ 影响和改变态度的因素包括

影响和改变态度的因素，包括外围环境对自己的影响，自己心态的改变，总之分成内因和外因。

⑸ 全国人大立法程序的变化

中国人大立法50年回眸

立法体制日臻完备 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重大改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年来，
新中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1954年，新中国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第一部宪法，还制定了5部国家机构的组织法，标志着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当时，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立法体制，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大，人大常委会没有立法权，也没有赋予国务院和地方人大立法权。”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康生介绍说，由于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大，无法适应繁重的立法任务的需要。因此，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依照宪法的精神，根据实际的需要，制定单行法规；1959年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一步授权常委会在大会闭会期间，对现行法律中的一些已经不适用的条文适时加以修改。

说到我国的立法体制，很多法律专家和老“人大”都不约而同地提到1979年。因为从这一年开始，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加快立法步伐的需要，我国对立法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

“这些改革主要体现在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制定的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1982年12月制定的现行宪法以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授权决定之中。”胡康生进一步解释说，“第一，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第二，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第三，赋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第四，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对法律和行政法规作变通规定；第五，授权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制定特区法规。”

立法体制的改革催生了累累硕果。从1979年到2004年6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通过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323件（现行有效的法律212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138件，法律解释10件；国务院制定了970多件行政法规（现行有效的650件）；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上万件地方性法规（现行有效的7500多件）；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48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过不懈努力，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

立法程序日渐成熟 普通百姓走进立法“大厅”

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是否应该负全责？骑自行车能否载人？这些与人们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话题，成为9月3日北京市人大举行的立法听证会上的辩论焦点。

这次就《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征求意见稿举行的听证会，仅来采访的记者就有好几十人。

除了关注听证会的内容之外，人们对立法听证这一形式也备感新奇。

其实，放眼全国，人们发现，立法听证会已经在许多地方举办过。比如，8月底，山东省人大举行立法听证会，就《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草案）》中的有关条款听取意见，普通渔民参加了听证会。5月13日，辽宁省人大首次举行立法听证会，内容是与广大消费者利益关系密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定，20名陈述人中普通消费者代表就有11人。

“立法听证”不是各地今年的创新。早在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立法法》就将立法听证引入立法程序。可以预见，全国各地今后还将举行更多的立法听证会。

近年来，各级人大常委会广泛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向全民公布法律草案等多种形式征求各方面意见。公众参与立法，已经从具体法律的探讨，延伸到了法律规划的制定。对此，有人形象地称之为：普通百姓走进立法“大厅”。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50年来，我国立法程序的变化和进步还有许多。

在采访中，不少专家提到一个立法术语———“三审”，也就是三次审议。在全国人大成立初期，一部法律草案一般一审二审就通过了，随着我国立法程序的日益完善，现在一般改为三审，争议较大时甚至进行四审、五审。

回首人大50年法制之路，“立法听证”、“三审”等变化，无不在告诉我们：我国的立法程序日渐成熟。

立法质量日益提高 修改法律数量近年来大幅度增加

进入新世纪，我国立法突出强调“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

随着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民主的发展等形势的变化，我国立法工作中不再是单纯重视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也开始重视修改修订原有的法律法规，同时对不符合形势需要的法律法规进行废止和清理。九届全国人大期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修改修订法律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制定法律的数量。有关专家指出：“这是我国立法工作努力适应形势的发展，注重立法质量的一个明显体现。”

根据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关于加强立法工作的精神，在前几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基础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了“实现一个目标，突出一个重点”的立法工作思路。“一个目标”就是争取在本届任期内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一个重点”就是提高立法质量。

多年来，为了提高立法质量，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比如，用立法法的形式把立法程序完善起来，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坚持立法、修改法律和适时废止法律并重，等等。坚持举办法制讲座也是一项有效举措。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每次会议闭幕后都要举行法制讲座,讲座紧紧围绕人大常委会正在或将要审议的重要法律案进行，以增加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相关法律知识，提高审议质量。

面对每一部法律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总是反复研究推敲，多次审议，保证了立法质量。“有些新制定的法律，与提请初审的法律草案相比，新增加的条文占1/3左右，内容有修改的条文占1/2以上。”有关部门提供的这一数字，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待立法严谨态度的有力佐证。

⑹ 怎么改变态度

改变态度首先要改变思维方式，学会忍耐，学会理解，学会知足。用一颗平常的心去对待发生的一切事物，不要想太多，做事也好，对人也罢，一个人的态度也决定了成败。适当的学会自我调解，放松心情。改变心态，自然而然的也就改变了态度。

⑺ 关于行为如何改变态度

文都比邻为您解答，
戴维•迈尔斯的《社会心理学》中提出了三种行为影响态度的解释：
第一种是自我展示：指人们都不希望让别人觉得自己言行不一，当二者不统一时，人们倾向于伪装自己的态度。这是最初针对行为影响态度的解释，但是很明显这样的理论有很强的局限性，能够解释的现象很少。
第二种是不协调理论：当行为与态度有差异时，人们会感受到心理上的压力与紧张，为了缓解这种感觉，态度会逐渐向行为转变。书中提到了伊拉克战争的例子，在战争初期，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会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随着战争的发展，人们发现这并不是事实，而越来越多的伤亡和恐怖主义的兴起让美国人体验到了强烈的不协调感。人们开始认为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中东的和平和解放，更多的人支持即使在伊拉克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场战争仍然是正义的。
第三种是自我知觉：前面两种理论都无法解释题主提到的“加快走路速度可以增强人的自信”现象，而自我知觉理论可以较好的解释。自我知觉也可称为自我观察，在解释这个理论之前必须提到另外一种心理学现象，即当我们观察他人时，会更多的把他人的行为解释为其性格而不是环境因素的影响。自我知觉理论假设当我们观察自己的行为时也会有类似的现象，因此当我们加快走路速度时，我们会感觉到这种变化继而以局外人的身份从外部观察，认为自己之所以走路快是因为自己的自信。类似的现象还有当我们保持微笑时，我们的心情真的会开始变好，当我们保持沮丧的姿势时，忧郁也会扩大。

⑻ 海德认为人们在改变态度时往往遵循什么原则

心理咨询师考试三级理论要点：态度转变的三种理论
1.海德的平衡理论
(1)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态度转变中的作用。人们在改变态度时，往往遵循“费力最小原则”，即个体尽可能少的改变情感因素而维持态度平衡。
(2)他提出 p—o—x模式
2.认知失调论
(1)费斯廷格认为，态度改变是为了维持态度三因素的一致。
(2)费斯廷格认为，认知失调可能有四种原因：a.逻辑的矛盾
b.文化价值冲突
c.观念的矛盾
d.新旧经验相悖
(3)消除、减少认知失调的途径：a.改变或否定失调的认知因素的一方，使二个认知因素协调
b.引起或增加新的认知因素以改变原有的不协调关系。
c.降低失调的认知因素双方的强度
3.社会交换论(识记)
(1)这种理论从个体对得失权衡与比较后产生的趋向与回避动机的角度解释态度的形成与转变，认为决定个体采取何种态度以及转变态度的关键是“诱因的强度”。
(2)态度持有者不是被动接受环境的影响，而是主动对诱因周密计算的选择者。
(3)态度是肯定因素(得)与否定因素(失)的代数和。

⑼ 态度改变理论都有哪些

1.海德的平衡理论认为，人们的认知系统中存在着使某些情感和评价之间趋向于一种的压力，强调人际关系对认知平衡的影响。

借助P—O—X模型，可以推知人们的感情及其平衡关系中包括了八种状态。其中有四种是平衡的结构，四种是不平衡的。个体将尽可能少地改变情感关系以恢复平衡结构。在一定情景中，有许多解决不一致的途径。任何一种不平衡结构，都必须得到解决，以尽力维护其平衡。

在企业管理中，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改变员工对某人或某些实施方案的态度，尽力使员工的心理达到平衡，从而以积极的工作态度投入生产中，提高生产效率。

2.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论比起海德的平衡理论来，更注重个体通过自我调节达到认知的平衡。费斯廷格认为一个人的两种认知元素直接的不一致，就是失调。认知失调的来源有：决策行为和与自己的态度相矛盾的行动。而认知的失调，会逐渐促使人们改变自己的态度。认知元素的两个单位之间的关系分为协调、不协调和不相关。

在现实生活中，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方法来解除或减轻失调状态：（1）改变某一认知元素，使其与其他元素趋于协调；（2）增加新的认知元素，加强协调关系的认知系统。（3）强调某一认知元素的重要性。

在企业管理中，可以通过以上三种方法来改变员工的某些态度，以达到他们认知的普遍协调。

3.勒温的参与改变理论中，看重一个人是否参与态度的形成过程，从而会在改变别人态度时取得不同的成效。勒温认为，改变态度的方法，不能离开群体的规范和价值。个人在群体中的活动性质能觉得他的态度，也会改变他的态度。其中包括主动型和被动型。实验证明，就某一对象中，改变主动型人的态度要比改变被动型的容易得多，效果也比较明显。

由勒温的观点和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企业管理中，如果想改变员工的态度、提高工作效率，就要努力让员工积极参与某些活动。

4.沟通改变态度理论中，强调了人容易受到周围环境和一些媒介的影响个鼓动。通过沟通，可以显著地改变对某些事物和人的态度看法。但要讲究沟通的技巧，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许多心理学家认为，沟通对态度改变的影响，倚赖于沟通者、沟通过程和沟通对象三个因素，沟通者需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沟通过程要能充分了解对象的需要和动机，以其惯用的言语来传达。当然，即便是这两个过程都做好了，还得看看沟通对象的因素。

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可以通过与某些员工的对话来改变其态度，尽可能使其与管理者达成共识，进而在员工中产生更大的影响，方便管理。

当然，除了这四种态度改变理论外还有其他相关的理论，各有千秋，但总的目的都是通过一定的方法来影响别人，促使人们态度的改变。

⑽ 我国立法对于法律规避制度的规定，并请简要评论我国目前的做法，谈谈你的见解

一、 法律规避概念及构成要件
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中一个古老的制度，又称“诈欺规避”或称“诈欺设立连接点”，是指在涉外民事领域，当事人为利用某一冲突规范，故意制造出一种连接因素，以避开本应使用的准据法，使对其有利的另一国法律得以适用的行为。
法律规避这一制度，是从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对鲍富来蒙王妃离婚案做出判决予以确立的。通过对这一案例的分析，学者们一般认为法律规避有几个构成要件：（1）从主观上讲，当事人规避某种法律必须出于故意，也就是说，当事人有逃避适用某种法律的意图；（2）从规避的对象上讲，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本应适用的强行性或禁止性规定；（3）从行为方式上讲，当事人规避法律是通过有薏改变或制造连接点来实现 ，如改变国籍、住所、行为地、物之所在地等；（4）从客观结果上讲，当事人规避法律的目的已达到。

二、 法律规避制度的各国立法比较
对于法律规避的效力一直以来都有很大争议，在立法上是否明确规定法律规避制度，各个国家也不尽相同，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更是存在着尖锐的对立。
在理论上，欧洲大陆国家的学者普遍认为，法律规避是一种欺骗行为，根据“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的原则，在发生法律规避的情况下，应该排除当事人希望适用的法律，而应适用本来应适用的法律。但对于法律规避的对象是仅指内国强行法，还是包括外国强行法，各国的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一般来说，规避内国法的行为一律无效，即一般认为法律规避行为无效。这是因为禁止法律规避制度本身就是处于对本国法律尊严的捍卫，而对规避外国法的行为则态度不一。
大陆法系国家的这些理论在立法上有所体现，如1891年《瑞士关于民事关系的法律》规定：“禁止通过在国外缔结婚姻来规避瑞士婚姻法。”前南斯拉夫法律冲突法第5条规定：“如适用本法或其他联邦法可以适用的外国法是为了规避南斯拉夫法的适用，则该外国法不得适用。”又如，1972年《塞内加尔家庭法》第851条规定：“当事人利用冲突规则故意使塞内加尔法不适用时，塞内加尔法取代应适用的外国法。”还有的国家学者认为，法律规避行为既包括规避实体法也包括规避冲突法，如匈牙利的立法就肯定了这种主张，在〈匈牙利国际私法〉第9条规定：“当事人为了规避本应适用的法律规则，而人为地或虚假地形成一个涉外因素与某一外国法相连接，则不得适用外国法，而应适用依匈牙利法本应适用的法律。”其中的“匈牙利法”就是指“匈牙利冲突法”。在法国，这个法律规避制度的源起地，在立法上却没有法律规避的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是严格遵循法律规避无效这一原则的，并且越来越重视对规避外国法行为的制裁。
相反，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一般不承认法律规避问题。一些学者认为，既然双边冲突规范给予当事人选择法律的可能，则当事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而选择某一国家的法律时，便不应归咎于当事人。在立法上，几乎没有关于法律规避制度的规定，只有1912年美国统一各州法律委员会全国会议草拟了一份〈防止婚姻规避法〉，即关于规避有关住所地州的法律而在另一州或另一国结婚的法律，但也仅是草案而已。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当事人规避内国法的行为，英美法院一般通过其他方法，如对冲突规范做某种解释，以排除外国法的适用。

三、 法律规避制度价值辨析
（一） 法律规避制度存在价值
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领域中一个古老的制度，特别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规避法律的行为无效”已经成为国际私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
首先，法律规避无效制度有利于保护内国法律秩序，有利于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大陆法系的学者提出法律规避无效的主要理由是“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法国学者亨利•巴迪福尔(Henri Batiffol)曾明确指出:“合法的目的不能使非法的行为合法，目的不能为手段辩护。但是，非法的目的却使本质上合法的行为无效。”在这里，“非法的目的”也就是指当事人主观上的欺诈意图。也就是当事人为了逃避本应适用的法律而故意改变或制造连接点。当事人的这种欺诈行为使法律关系处于混乱状态，如果允许法律规避行为的存在，不仅不利于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也是内国法的权威荡然无存。
其次，法律规避无效制度作为冲突法中的一种弹性制度，有利于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等价值追求。冲突法发展至今，已经不再局限于僵硬的双边规则来解决法律冲突问题，而愈来愈倾向于开放、富有弹性和灵活的规则制度，在价值追求上，实质正义取代了形式正义，成为价值追求的终极目标。法律规避无效制度首先要求法官从主观上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欺诈意图，是一种很有弹性的制度。从功能上来看，它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一样，都是排除外国法适用的一种手段，从而维护内国强行法的尊严和权威，从理论上看，也更有利于冲突法实质正义的实现。
（二）法律规避制度的缺陷
如上所述，法律规避无效制度的有其存在的基础，但是从理论基础和实践请况来看，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1、 理论上的缺陷
首先，从法律规避的产生来看，是要维护一个落后的法律制度。国际私法上对法律规避的研究始于1878年法国鲍富来蒙王妃离婚案。 其案情是法国王妃鲍富来蒙，因法国禁止离婚，她便改变国籍归化为德国人，在德国取得离婚判决后，又与罗马尼亚王子结婚，婚后又回法国定居。法国王子向法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离婚再婚行为无效，法国法院认为鲍富来蒙的行为是逃避法国法律不允许离婚的规定，因而构成法律规避，于是判决鲍富来蒙在德国的离婚和再婚行为无效。从这一案例来看，法律规避无效制度起源于涉外离婚案，属于狭义的民事关系范畴，并且，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法国法院要维护其本国的落后的法律制度，即不允许自由离婚制度。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法律也必然随之变化。如今，涉外民事关系领域的立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类似于禁止离婚之类的法律已被各国所废除，在狭义涉外民事关系领域，产生法律规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涉外民事关系领域产生法律规避的条件越来越不具备，狭义涉外民事关系领域存在法律规避制度的必要性值得探讨。
其次，从法律规避无效理论依据来看，欺诈是否使一切归于无效？大陆法系学者关于法律规避无效论的理论依据就是古罗马的一句格言“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持法律规避无效论的学者也一致认定，当事人的主观欺诈，是法律规避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因此，要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属于法律规避，首先要判断当事人的主观意图。这就涉及了对当事人内心意思的侵入，而对当事人意思的判断并不能保证是完全可靠的。毕竟不是左右的案件中当事人的规避法律的意图都像鲍富来蒙王妃一样明显。此外，当事人的客观行为并无违法性，正如德国的韦希特尔等人所讲，既然冲突规范承认可以适用内国法，也可以适用外国法，那么，内国人为使依内国实体法不能成立的法律行为或法律关系得以成立，前往一允许此种法律关系的国家设立连接点，这并未逾越冲突规范允许的范围，行为上并无违法性。仅以对当事人内心意思的主观判断来认定其行为性质，违反了客观归责这一最基本的法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