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说法治

Ⅰ 商鞅提出的法无等级 法不阿贵的法治思想内涵是什么

1、刑无等级是先秦法家倡行法治。刑罚不论等级、贵贱、亲疏的主张。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史记·商君书列传>）。针对“刑不上大夫”的礼治，提出“壹刑”：取消贵族特权，励行法治。《商君书·赏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韩非进一步提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篇》）。以法为本，事断干法，否定奴隶主贵族“礼有差等”的旧传统。“刑无等级”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为建立封建法制提供了思想基础。

2、以刑去刑是指对犯罪用重刑惩处，使人畏刑而不敢犯法，从而达到不用刑罚的目的。这是先秦时期法家重要的法律思想，以商鞅．韩非为代表。商鞅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其“重刑”的含义，一方面是“刑多而赏少”、“先刑而后赏”、“重刑轻赏”，另一方面是．加重轻罪的刑罚，这样才能"以刑去刑，刑去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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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

商鞅在变法之争时提到的“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就成为了秦国政治的指导原则，使秦国领先于山东六国。其次，商鞅执法不避权贵、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坚决贯彻了法家的这一主张。最后，法家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商鞅一样抱着法家“明法”的态度和精神来推行政治改革，让百姓知晓法律。

独立思想

商鞅独立的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商鞅主张全农的经济政策，为此他颁布了《垦草令》，制定出二十种重农和开垦荒地的办法。一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刺激农业发展，一方面打压工商业。其次，商鞅主张重刑厚赏。

商鞅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赏，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国家安定。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严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赏立信。第三，商鞅主张重战尚武，具有军国主义思想。最后，商鞅主张国家应统一民众的心智，制定统一的制度，实现统一的目标。

商鞅的思想在商鞅死后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一门学派，名为商学派。商学派经过建立、开拓、发展、定型和后劲五个阶段，配合秦的历史，逐渐成为主宰秦国乃至秦朝的思想主流。

Ⅱ 商鞅变法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依法治国一样吗为什么

不一样 商鞅提倡变法 只是一种历史制度的改革 并不是像现在依靠法律去治理国家

Ⅲ 商鞅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是对法制这种实际存在东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产生和发展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产生和发展却不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只在民主制国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项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严格依法办事，法律在各种社会调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权威性和强制性，不是当权者的任性。
4、实行法制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监督等方面，都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和制度；而实行法治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的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都严格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
二者的联系在于：法制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要实行法治，必须具有完备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法制的发展前途必然是最终实现法治。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
“法制”与“法治”是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两个词，人们有时甚至不加区分地使用。实际上，“法制”与“法治”是有一定内在联系但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的两个词。“法制”与“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内容，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中，“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法治”则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简而言之，法制是一种社会制度，属于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层面；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层面。与乡规民约、民俗风情、伦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会规范相比，法制是一种正式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法治与人治则是相对立的两种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后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动性，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人的能动性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正是法治内在的本质要求。
法治与人治这两种治理社会的理念曾经在古希腊同时并存。柏拉图曾经热烈主张的“贤人政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场是人治优于法治。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哲学家，则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称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终究不如贤人政治好。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人治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法治论。他明确指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应当说，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发轫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不过，在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奴隶社会里的法治和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显然不是一回事，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更遑论在法律面前与奴隶主平等了。根据英国法学家戴雪对于法治的经典定义，法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实际判决上。”显然，这样的法治只能是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
在法律产生之前，当然也就没有法制，更不会有法治，调节、制约人们社会行为的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人治社会。只有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尤其是国家出现之后，法律才产生。但是，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在封建社会就是皇权）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服务的。在那里，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当法制与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权威，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群体、社会个人的行为准则。在那里，政府权威源于法律权威，服从法律权威，道德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在法治社会里，法律权威源于大多数社会成员对法律的“合法性”的认同。所谓合法性，是指人们对法律或规则或制度的一种态度，是对有关规则的产生或有关规则制定者及其权威的判断。正如英国法学家阿蒂亚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人们认为有某种道义上的义务遵守法律时，人们才有可能遵守法律。”所以，法治社会不仅是法治意识与法律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往往也是与民主制度相结合的产物.

Ⅳ 论述商鞅法律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

一、“定分”“立禁”法律起源论体现的权利保护思想

商鞅认识到“定分”与“止争”‘的关系。他指出“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免可分以为百，由名分未定。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他所说的“名分已定”，显然是指归属已定，即所有权已经明确。他在“定分”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律起源和国家专政体制建立的观点。他说：“……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宫。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商鞅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最初并没有国家和法律，法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三个阶段，并将这三个阶段描述为“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尚）贤而说（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他认为，社会发展到“下世”阶段，出现了“以强胜弱，以众暴寡”的混乱纷争局面，于是“圣人”为了定“分”止“乱”，而确定土地、货财所有权和男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权利确定后，不形成制度不能维护，于是便制定了各种禁令（即法律）；禁令制定后，没有专人执掌不行，于是设置了官吏；官吏设置后，不统一控制不行，于是又设立君主实行统辖。商鞅已经看到法律产生与权利保护的关系，“初步接触到了国家与法律是适应保护私有制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一唯物主义的命题。”①同时也看到了法律与国家政权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在研究商鞅的“法治”’思想时，对其提出的“定分”、“立禁”‘的法律起源论，还应当从另一个视角进行考察，分析“定分”所包含的“权利保护”思想。近现代社会法治的一个特征是权利与权力合理配置。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也就是“权力本位”）是划分“法治”与“人治”的其中一个标志。②在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中，权利意识是极为贫乏的。在当时“义务本位”和“权力本位”思想非常盛行的情况下，商鞅能从“权利保护”分析入手，提出法律起源的观点。这在认识论和法律思想史上都是难能可贵的贡献。因此，我们不应简单地认为商鞅提出“定分”、“立禁”主张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财产私有制，从而否定其法律起源论中包含“权利保护”思想的进步性和合理性。

二、“缘法而治”的法律工具论

商鞅以重法著称，他极力主张以“法”代“礼”，反复告诫国君“不可以须臾忘于法”。他认为，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定分止争”和“兴功禁暴”的作用。“缘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张，最早由商鞅在秦国付诸实施。他认为：“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商鞅主张“法治”，是以“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为主要理论根据的。他多次提到：“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商鞅为了推行其“法治”的主张，对儒家所倡导的“礼治”学说进行批判，指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为了防止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对推行“法治”造成不良影响，商鞅提出“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主张。商鞅认为要实行“任法而治”，首先必须让百姓知法守法，因此主张要布法于众。他反复谈到：“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行法，令明白易知”。商鞅在实行变法时，改“法”为“律”，并不是简单的名称改变，它其实体现了商鞅对法律的公开性和普遍性的重视。因为“法”和“律”两字虽然均有强制性规范的含义，但意义不尽相同。“法主要强调的是内容方面的公平与公正；而律则侧重于法律规范在适用上的普遍性和统一性。”③我们应当注意到，商鞅所主张的“缘法而治”、“任法而治”思想与近现代意义的法治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商鞅的“法治”思想是以承认并极力维护君主专制权力为前提的。他主张，“权者，君之所独制”，“权制独断于君则威”，认为统治的大权必须统揽于君主，只有君主才是治国的主体。因此，必须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君尊则令行”；君主必须“操权一正”并“专其柄”，才能确保君主专制政体的巩固。在商鞅看来，法律并不是最主要、最权威的治国方法，而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就这点而言，商鞅所倡导的“法治”与儒家主张的“礼治”、“德治”并无本质区别，其只能算是“人治底下的法治”。当然，我们不应苛求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君主专制年代的商鞅能够象近现代的政治家、法学家那样，提出以“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体制为基础的法治思想。在当时君权思想极为盛行的社会环境下，君主的地位、权威是不可怀疑、不可挑战的。商鞅要推行其“法治”思想，实行变法，必须以得到君主的认可与支持为前提。如果他敢于挑战君主的统治地位和绝对权威，则即使是象秦孝公那样开明的君主，也会让他人头落地。此外，一种理论的提出，如果完全脱离实际，为时代所无法接受，那么这种理论再“先进”，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所以我们在看待商鞅的“缘法而治”、“专任法治”的思想时，应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应简单地以商鞅的“法治”理论与近现代的法治理论存在质的区别，而抹杀其历史进步性；或者忽略商鞅提出的“缘法而治”与当前我国所提倡的依法治国的本质区别，进而得出在中国古代已经存在近现代意义的法治传统的错误结论。

Ⅳ 商鞅的法治思想有哪些

商鞅的“法治”思想主要有：
1.“定分”、“立禁”体现的权利保护思想.他认识到“定分”与“止争”的关系.他指出：“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由名分未定.夫卖兔着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他所说的“名分已定”,显然是指归属已定,即所有权已经明确.他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最初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法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已经看到法律产生与权利保护的关系,“初步接触到了国家与法律是适应保护私有制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一唯物主义的命题.”
2.“缘法而治”的法律工具论.商鞅以重法著称,他极力主张以“法”代“礼”,反复告诫国君“不可须臾忘于法”.他认为,法之重要,是因为它有“定分止争”和“兴功禁暴”的作用.“缘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张,最早由商鞅在秦国实施.商鞅在变法时,改“法”为“律”,并不是简单的名称改变,它体现了商鞅对法律的公开性和普遍性的重视.因为“法主要是强调的是内容方面的公平与公正；而律则侧重于法律规范在适用上的普遍性和统一性”
3.“刑无等级”、“不赦不宥”的法律适用平等思想.商鞅指出：“法者,国之权衡也.”他将法律看作是称轻重的权衡,量长短的尺度,判断是非功过和行使奖罚的公平标准.他反对“刑不上大夫”的旧传统,否定贵族的特权,主张法律的统一性和平等性.强调在行赏施罚时要做到“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他在关于法律面前贵贱平等的观点,表述得很明确.
在商鞅的“法治”思想中,还有“以刑去刑”的思想.这历来被认为是他为实行重刑而寻找的根据,因此是虚伪的借口.但是,“以刑去刑”的思想已反映出商鞅认识到法律被普遍、自觉地遵守的重要性.他从用刑的目的是“无刑”、“去刑”的角度去说明“重刑”的合理性、正当性,这说明他已初步接触到刑罚公子价值的议题.
商鞅在许多方面预见了主权理论,而主权理论在西方哲学里是从16世纪起才流行起来的.

Ⅵ 商鞅推崇依法治国，为何他却知法犯法

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因为采取商鞅变法而逐渐强大起来，后为秦国统一中华奠定了强大的基础。但是因为商鞅包庇太子的犯罪，而惩罚了太子的连个老师，因为没有对症下药，以至于日后自了苦果。

一、王子犯法，应当与庶民同罪。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强大，可以问鼎中原，纷纷招纳贤士进行变法。其中秦国采取了商鞅变法取得了成功，一度使秦成为当时的秦国。众所周知，商鞅推崇法家学术，主张依法救国，也是因为如此，所在秦国，刑法特别的严重。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当初若是商鞅就地正法，给太子一个下马威，而不是让他人替太子顶罪的话，说不定就不会有车裂的下场，自己家人也不会因此受到牵连。

Ⅶ 商鞅如何论述法治的必要性

准确说，商鞅论述的只能是“法律”的重要性，而不可能是“法治”的重要性。
虽然中国古代存在儒法之间的所调的“法治”与“人治”之争，但究其根源，其争论的质仅仅是“相对固定的执法模式（法家）”与“相对灵活的执法模式（儒家）”之争。
简单说：法治应当包括：立法，执法，司法，三个重要环节。立法是基础。而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商鞅时代还是其后至今的其他皇权时代，在立法环节，都属“法自君出”，这是基本的人治。在中国，没有哪一部法律是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议机关制定的。失去了这个最基本的基础，谈什么法治。
法治的基础，是宪政。宪政是什么呢？“伟人”早就说过：“宪政就是民主。”因此，民主也应当是法治的基础。假如没有真正的民主，哪来的法治？真是天大的笑话。

Ⅷ 简答题:商鞅的法治思想有哪些

“定分”、“立禁”体现的权利保护思想。他认识到“定分”与“止争”的关系。

“刑无等级”、“不赦不宥”的法律适用平等思想。

在商鞅的“法治”思想中，还有“以刑去刑”的思想。反映出商鞅认识到法律被普遍、自觉地遵守的重要性。

资料

商鞅的“法治”思想主要有：

1.“定分”、“立禁”体现的权利保护思想。他认识到“定分”与“止争”的关系。他指出：“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由名分未定。夫卖兔着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他所说的“名分已定”，显然是指归属已定，即所有权已经明确。他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最初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法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已经看到法律产生与权利保护的关系，“初步接触到了国家与法律是适应保护私有制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一唯物主义的命题。”

2.“缘法而治”的法律工具论。商鞅以重法著称，他极力主张以“法”代“礼”，反复告诫国君“不可须臾忘于法”。他认为，法之重要，是因为它有“定分止争”和“兴功禁暴”的作用。“缘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张，最早由商鞅在秦国实施。商鞅在变法时，改“法”为“律”，并不是简单的名称改变，它体现了商鞅对法律的公开性和普遍性的重视。因为“法主要是强调的是内容方面的公平与公正；而律则侧重于法律规范在适用上的普遍性和统一性”

3.“刑无等级”、“不赦不宥”的法律适用平等思想。商鞅指出：“法者，国之权衡也。”他将法律看作是称轻重的权衡，量长短的尺度，判断是非功过和行使奖罚的公平标准。他反对“刑不上大夫”的旧传统，否定贵族的特权，主张法律的统一性和平等性。强调在行赏施罚时要做到“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他在关于法律面前贵贱平等的观点，表述得很明确。

在商鞅的“法治”思想中，还有“以刑去刑”的思想。这历来被认为是他为实行重刑而寻找的根据，因此是虚伪的借口。但是，“以刑去刑”的思想已反映出商鞅认识到法律被普遍、自觉地遵守的重要性。他从用刑的目的是“无刑”、“去刑”的角度去说明“重刑”的合理性、正当性，这说明他已初步接触到刑罚公子价值的议题。

商鞅在许多方面预见了主权理论，而主权理论在西方哲学里是从16世纪起才流行起来的。

Ⅸ 论述题：商鞅强调的法制与我们现在说的法治有什么区别

法制是法律制度，是没有法律制度，由礼治到法治的开始，开始建立法律制度的。
现在的法治，是依法治国的法治。就是什么事就能按法律来办事。

Ⅹ 商鞅变法和依法治国有什么不同

战国时期法家著名人物商鞅在秦国进行了两次政治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此次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改革，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为后来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此次变法有三个重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首先是徙木立信。商鞅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示：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斤黄金。有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斤黄金，以表明说到做到。接着商鞅下令变法，新法很快在全国推行。毛泽东早年在评论“徙木立信”这段故事时指出移动一根木头并非难事，关键是以此而树立的千金难买的诚信，这也说明立法重点在于取信于民。
其次是一视同仁。在变法的过程中，遭到了较大的反对，太子的老师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立法只是针对平民百姓，对于贵族的约束力不足，认为要按照周礼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对于法令没有遵行，最后都被商鞅依法进行处罚，秦孝公对此采取了支持的态度。
最后是坚持变法。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得罪了权贵，包括太子在内的权贵多对商鞅有不满，商鞅也因作法自毙而遭到五马分尸，但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新法最终奠定了秦灭六国的强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