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的利弊
1. 建设法治政府必须坚持哪些原则
建设法治政府必须坚持民主原则、党政分开原则、依法行政原则、无为原则：
1、要坚持民主原则。
政府必须是由人民群众选举而来的，法律必须是有人民制定的。
2、要坚持党政分开原则。
要不党和政府分开来，政党不能干涉政府，也不能干涉法院审判和执法。
3、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原则。
政府必须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政务管理，不能违背法律。
4、必须坚持无为原则。
政府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能干涉百姓的正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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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法治政府的措施：
1、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继续做好普法学法用法守法工作，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常识。
2、高度重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要自觉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
3、提高制度建设质量。严格遵守法定权限和程序，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的制度和机制，保证人民群众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理诉求和合法利益得到充分体现。
4、规范行政决策程序。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系统全面地掌握实际情况，深入分析决策对各方面的影响，认真权衡利弊得失。
5、严格行政问责。对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政不作为、失职渎职、违法行政等行为，要依法依纪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直至行政首长的责任，督促和约束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2. 法治的作用是什么
一、维护现有社会关系方面的功能
（一）保障和维护秩序的功能
一定社会秩序的维护和保障，需要多种机制。法和法治对于秩序的维护和支撑，最明显的是通过规范的宣示和指引，使人们可以沿着设定的轨道预期相对方的行为，安排自己的行为。同时，当既定规则被违反时，法律会做出反应，规制和惩罚违法主体。权利被侵害时，按既定的途径和程序进行救济，恢复既定秩序，减少扰动。
现代法和法治不仅调整社会主体的多种行为，而且也调整自身的运行。这主要是指法的形成和运作都有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加以安排。规则如何形成和确认，又如何在行政和司法中得以运用，都有相应的法律加以规定。通过这样的制度化运动，法制不断再生产自身，法律秩序也得以不断地再生产。法制通过调整社会和调整自身，使社会得以规范化和秩序化，减少无序和混乱，防止动乱和震荡。
（二）保护权利、保障社会活力的功能
一个社会里如果人们衣着统一，语言雷同，步调姿势完全相同，思想也人人一样，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有秩序的社会，但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甚至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社会必须拥有秩序，也必须同时具有活力。兼有秩序和活力，这样的社会才会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质。法律通过对产权和交易安全的保护，使得社会在经济上具有较大的活力，人们的积极性得到调动，物质和精神产品才会大量产生出来。这就是法治化市场经济的优势所在。在经济领域如此，在其他领域也一样，每个人的自由得到保证，各人成为积极活动的主体，社会才会具有活力和后劲。
法治正是以保障每个主体的权利和自由为其圭臬。通过这种保护，通过对社会多样性的宽容，法治得以激发人们充分利用自己潜能的积极性，从而激发劳动和创造，推动社会不断地发展进步。
（三）保障和制约民主的功能
现代法治经常是与一定程度的民主联系在一起的。民主和法治都是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民主是法治的精神向度之一，如果缺乏起码的民主，法治一般也无法完善和发达。法治是对民主的保护，民主需要法治加以规范和引导，同时也需要法治加以制约，以防止民主的非理性成分泛滥。法治以理性精神对民主轨道加以设计，对民主的范围、程序和效力提供清晰的界限，对民主中的争议加以预防和裁断。
同时，司法的权威也可限制民主中躁动不安的因素。如果一个社会法治的权威尚未树立，就径行推动民主的大跃进，很可能民主的好处未得，其所导致的纷争和危害却已肆虐。
（四）合法化既定政治秩序的功能
一定的政治秩序当然需要强制力的支持。合法化就是政治秩序所需要的最重要的非暴力支撑机制。德国思想家韦伯认为，历来的支配秩序大体有这样几种合法化机制：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传统型合法化机制，是说该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通过传统而得以确立的，比如一以贯之的王位继承传位制度。魅力型，是说该秩序的合法化建立在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之上，该领袖类似救世主基督，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韦伯认为，现代社会已经祛魅，魅力型合法化机制即使存在也难以持久；传统型合法化机制也因为理性时代的到来而无法延续；法理型统治才合乎现代社会的需要。以理性为其核心的法律体系高居于社会之上，成为公认的权威，使现行秩序合法化。这种法理型统治，实际上即是法治。法的权威取代个人权威，即是法治取代人治。当神圣和传统的权威式微，理性和法治取而代之，实是自然而必要之举。二、裁决纠纷、维护正义方面的功能
（一）提供纠纷裁决权威机制的功能
社会纠纷的裁决机制是多样的，而司法在纠纷解决体系中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它起着对其它纠纷解决机制的导向和矫正作用。社会的重大纠纷，如果能得到司法合理和平的解决，这种解决又具有巨大权威，能够为整个社会所接受，那么，这种中立性的巨大权威就成了一个社会的压舱石，可以保障这个社会临“争”不乱，大局稳定。法律的权威越高，这种作用发挥得就越充分。
（二）协调利益和价值、维护正义的功能
法律确认重要的利益关系，保护正当利益，但困难在于利益很多时候是互相冲突和重叠的。所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划定它们的优先顺序就成为法律的重要任务。法律协调利益关系就必然涉及到各种价值，如自由、平等、秩序等等。各种价值各得其宜，形成了和谐的共存关系，这就是人们所称的正义。
法律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公平正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法治承诺最低程度的正义，内涵最窄的法治也要求规则的权威和规则面前的平等。规范调整本身，就意味着对同等的人和事给予同等的对待，这就是起码的平等。规范调整也给行为人一定的行为自由，这也与人追求自主的天性相一致。规范调整也较少任意性和专横，而且它的事先预知的特征，可使承受其利弊后果的人有所趋避。经过长期的进化，法治形成了复杂的机制来发现更多的事实，容纳更充分的说理和理性论证。法治虽然有时会有利于强者，但如果没有法治，弱者的处境会更加不利。由此而言，法治是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均势，在追求一定程度的实质正义时，法治所能够给予的也较人治要多。
（三）丰富既有意识形态体系的功能
不需加以论证和思索就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为正确的论断就是意识形态。这是对意识形态的一个简略定义。法治的性质和水平随着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但法治本身却几乎已经获得全球性认同，人们认为法治好，应该实行法治，可见法治本身已经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具有正当化和固化既定秩序的作用，法治实际上也具有这种功能。这里所说法治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不是说法律保护既存的意识形态体系，而是强调法治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具有被人们轻易接受和不加质疑的特点。
西方学者多认为法治是中立和非政治的，与意识形态无关，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认为资本主义法律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从而起着神圣化现存秩序和掩盖其剥削压迫本质的作用。西方最近几十年崛起的批判法学也揭示了法治的非中立性，认为法治是披着中立外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无疑地，以上看法有其合理性和深刻性。但如果从稳定既存秩序角度看，也许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如果一个国家或秩序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和正义性，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其相关的意识形态就在总体上具有正面价值。
法治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神话”。它“神化”现存的社会格局和秩序。法治的引入，可以丰富既有的意识形态体系，并使意识形态更具弹性和韧性，也提高了意识形态的安全性。
（四）继往开来、保存和助跑文明的功能
着名法学家庞德认为，要保有文明和发展文明，就必须努力控制各种各样互相冲突的需要和利益。如果对各种欲望不加协调和节制，文明就会停滞或者消亡，因为这样就会导致或者过于消费而无法积累，或者缺乏、丧失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或者在互相斗争中同归于尽。节制和协调的机制，可以有习惯、宗教、道德和法律。
法律在诸种机制中最为晚出，但发展速度却很快，直至成为主导性的协调方式和手段。在近现代，法律文化在西方较为普遍地发展成为法治。法治又很快地成为全球性的流行话语。人自己建造了房屋，而后安居于其中。人自己制造了助跑器，而后借助之以达到更高的速度。法律和法治即是此类人工设施，是主体性力量的外化和结晶，是人的对象化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对象化和外化表现的法制，同时也是人类发展的跳板。法治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同时又可起着加速文明进步的作用。法律和法治保存文明，也加速文明。它翻译、表达、保存人类的经验和智慧，并且传播之，扩大之。同时，作为客体化的成果，它又有超越一时一地具体存在的特性，这就是在物质和精神之外的第三世界：文化。这就是制度和制度文明。这样，法律文明就可以在代际间传承，在空间上传播，成为尊重和“崇拜”的对象
3. 如何坚持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一、建设法治政府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
对如何治理国家，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探索。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迄今为止，法治是治理国家最好的模式。“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无不奉法治为治国之道。我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期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治理国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曾走过一段弯路，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党的十五大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埋贺上，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要求，适时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以此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这一治国方略写入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予以保障；党的十六大又将依法治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是法治国家，社会是法治社会，政府是法治政府。依法治国的目标是建立法治国家，依法行政的目标必然是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就是用法律来规范、约束政府。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把坚持依法行政作为本届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之一。为了更扎实、更有成效地推进依法行政，国务院在集中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智慧的基础上，研究制定消锋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建设法治政府，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
（一）建设法治政府是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战略思想。为了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我们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本世纪头20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际形势对我国总体有利，我们有可能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环境。国内也具备加快发展的条件，经过多年持续不懈的努力，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为我们加快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在新的形势下，要加快发展，尤其是经济要上一个新台阶，需要认真研究解决四个问题：一是降低经济活动中的行政管理成本；二是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创业积极性，利用各种制度和机制构建一种只要付出辛劳就能获得成功的社会预期；三是打破因行政管理而形成的垄断，以更加合理、高效地配置资源；四是维持统一、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确保政令畅通，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制裁。就政府而言，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转变职能、改革体制、从严治政、依法行政。在我们这样弯桥派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有待进一步协调，更需要厉行法治，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来解决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与矛盾。总之，要加快发展，要富民强国，就必须把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作为政府的基础性、全局性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法治政府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
（二）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基于民意、依靠法律实施统治，是当代政治统治的最为普遍的准则和规律。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第一，确保我们的政权不变质、不变色，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首要任务。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由我们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如果我们不能摆正自己与人民的关系，不能正确对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人民的公仆就可能变成人民的主人，人民的权力就有可能转化为个人的权力，由此就会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甚至站到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就会产生消极腐败现象。行政权力在本质上是非平等的，是一种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公共力量，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成为维护公共利益最有效的工具，又可能成为侵害公民个人权利最严重的手段。同其他权力一样，行政权力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权力，其本意是对公共利益的集合、维护和分配，其主体在本质上应该是非人格化的（这一点与权利是不同的，权利的主体应该是而且必须是人格化的，这样才能使支撑权利的利益在取得、分配和维护上落到实处）。但是，行政权力在运作过程中，又必须靠有意识、有利益偏好的特定人来行使，因而又有一种本能的人格化倾向。这种倾向是行政权力往往成为谋取私利的主要根源。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要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确保行政权力的设立和运作真正顺民心、合民意，真正做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权。
第二，提高执政能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政府工作涉及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诸多方面，任务繁重，要求很高。政府既要维持社会秩序、提高管理效率、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及时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又要公正执法、尊重并充分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行政决策和行政决定还要瞻前顾后、相对稳定，考虑行政管理的社会成本。这就要求我们加快推进政府管理理念、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创新，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统筹协调的能力。其中最根本的，是要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和依法行政的水平。总之，要完成宪法、法律赋予政府的各项职责，不负人民重托，不辱历史使命，就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和行使行政权力，并以此作为提高执政能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基础。
第三，及时化解矛盾、妥善处理纠纷，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环节。随着社会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纷繁复杂、突出多变。如何及时化解矛盾、妥善处理纠纷，是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长期任务。矛盾可遇不可躲，可解不可结，可疏不可堵。政府化解矛盾、处理纠纷的总的要求是：风险分散，责任分担，瞻前顾后，及时处理。经验证明，只有在法制的轨道上解决纠纷、矛盾，才能符合这一要求，才能使纠纷、矛盾的解决更具理性、更有预期，而且后遗症较少。
（三）建设法治政府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也好，依法行政也好，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对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更在于它们本身就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追求的重要价值。人们在社会中工作、生活，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理性的预期，有一个为多数人所认同、遵守的是非标准（准则）。这是人类对规范的本能渴求。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人们的这种渴求，更多地表现在人们希望了解自己的政府是如何为大众谋利益的，明白在与强大的公权力打交道时自己的合法权益如何不被侵犯。这是现代法治重在治“权”、治“官”的人文基础，也是现代文明得以永续发展的制度保证。因此，一个文明国家、进步的社会必须要有一套完备而又得到良好实施的法制，而且这种法制能够真正地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的取得和运作。
二、建设法治政府，必须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认真落实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是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重要政治责任。当前，需要结合实际，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制度建设质量、确保法律实施、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等方面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体制保障。为此，需要抓紧四项工作：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落实“三个优先”原则。“三个优先”原则是行政许可法确定的重要原则，其基本内涵是：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落实“三个优先”原则，首先需要认识三个问题：（1）人民的政府，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的一切事情都要政府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2）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政府要成为一个“经济人”。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市场是第一位的，政府是第二位的，尽管市场中的一些问题有时需要超市场的力量——政府权力去解决，但总的来说，政府不能凌驾于市场之上，更不能试图改变市场的运行规则。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要善待各类市场主体。（3）社会中介组织通过自律来解决某些问题,比政府通过行政权力来解决更有效、成本更低廉、副作用更小、更具亲和力。我们的政府要大力培育中介组织，克服两个“不放”：不放心、不放手。
第二，恪守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基础，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必须全面、准确、真实；行政机关发布的政策和作出的决定要保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确需改变的要尽可能给相对人合理的预期，由此造成相对人损害的，行政机关要依法予以补偿。落实这个原则，要求政府想问题、办事情务必缜密、周到、慎重，切忌出尔反尔。做到这一点，实践中会有难处，也要付出一定代价。但是，该负的责任、该承担的风险、该付出的代价是躲不过的。分散风险、分别解决矛盾总比积攒风险、集中解决矛盾要好得多。因此，遵守信赖保护原则说到底就是化解风险、分散责任的有效办法。
第三，公开透明。凡是需要老百姓知晓、执行的政策、决定，都要公开；凡是老百姓比较关注且需要他们遵守执行的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应当多听老百姓的意见。这是确保决策科学合理的保障，是决策得到老百姓认同并执行的社会基础。公开透明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行政机关的信息资源应当尽量共享。这是树立规则权威（由服从组织到服从规则的转变）、克服部门保护主义、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的基础。
第四，创新管理方式。我国现行行政管理方式主要是以权力导向型管理为特征的，这种管理方式的缺点是随意、没有预期、强调命令，而且副作用大。规则导向型的管理方式的优点是比较稳定、规范、有预期且副作用小。其具体要求是：在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之间，重在间接管理；在静态管理和动态管理之间，重在动态管理；在事前管理和事后管理之间，重在事后管理；在管理与服务之间，强调服务。总之，规则导向型的管理方式要求具有间接、选择、协商的特点。政府管理方式体现这一特点，就会最大程度地减少因管理方式不当而引起的问题。
三、建设法治政府，必须提高包括立法在内的制度建设质量
（一）对制度建设要有科学认识。制度建设是一门科学。制度建设是国家机关的权力活动，具有权力的一般特性；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国家权力，它属于决策权范畴，具有决策的一般特性和理论基础。从认识论上讲，制度建设是一种认识活动，制度建设的过程是一个认识过程。从事制度建设工作，研究制度建设问题，必须善于认识、把握制度建设的基本规律和内在规律。
第一，制度建设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这是认识、把握制度建设规律的认识论前提。从根本上说，制度是人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反映，一方面，制度是依据人的主观认识来制定的，一项制度制定的好与坏，与制度建设者的认识水平和能力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制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所要解决的问题）又是客观的。因此，制度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能从本本、概念出发，不能搞土教条，也不能搞洋教条。
第二，制度建设是应然性与实然性的统一。应然性是指所确立的制度应当是什么样，实然性是指所确立的制度实际上是什么样。制度建设的应然性要求：所确立的制度必须符合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必须符合人们本来的价值追求，具有公认的道德基础。制度建设的实然性要求：一切制度必须符合客观现实的需要与可能，对客观条件不具备或者目前还过高的一些要求，在制度建设中就要注意加以避免，否则，所确立的制度就会行不通，改革时期制度建设的应然性与实然性矛盾非常突出。理想与现实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也正是这一矛盾，制度才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因此，做好制度建设工作必须善于发现问题和矛盾。一方面，要力求实现制度建设的科学性，使制度符合事物的本质、规律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对一些问题由于实践经验不足，人们的认识还难以统一，可以暂不予规定，待条件成熟时再作补充。
第三，制度建设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制度所规范的社会现象是纷繁复杂的。做好制度建设工作，首先，必须善于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及个案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把握，以从中抽象出普遍使用的规则。其次，任何普遍规则都有例外，要在确立普遍规则时，妥善地规定例外，以保持制度的适用性。第三，在研究、确定规则时，对重大原则问题必须是非分明，态度明确，敢于坚持，同时又要注意照顾各种具体情况和不同意见，实事求是地灵活处理各种矛盾。
第四，制度建设是民主性与集中性的统一。多谋才能善断，体现多数人的智慧是制度优越性的表现。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基层单位、基层群众、基本群众的意见。集中性主要是把各种意见集中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二）认识、把握衡量制度建设质量的标准。衡量制度建设质量的标准，是一个复杂、动态的体系。从实际情况看，这个体系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以维护法制统一。“法不公则不善”，立法应当严格遵守宪法和上位法，避免各自为政、相互矛盾。（2）遵循并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包括该制度所调整事项的规律，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要避免一些法律规范成为影响甚至阻碍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财富增加的绳索。（3）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任何制度都应当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多数人所认同，而不是相反。这是制度得以实施，充分发挥其效能的社会基础。（4）制度内容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内在逻辑要严密，语言要规范、简洁、准确。
（三）提高制度建设质量应当采取的措施。
第一，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科学安排立法项目。立什么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把握立法规律。要统筹考虑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在继续加强有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方面的立法的同时，更加重视有关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立法。需要明确：制度是要解决问题的，但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不能是主观想象的；必须是反复出现的，不能是偶然发生的；必须是普遍的，不能是个别的。对需要用制度调整的事项，也要“当时而立法”。要特别注意，不能事事都要求助于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避免法律对社会的过度干预。
第二，总结经验，把握规律，确保制度的科学性。制度建设是科学性、规律性很强的工作。只有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握规律，才能确保制度建设的质量。为此，需要处理好以下关系：（1）正确处理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的关系。制度建设必须维护公共利益，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同时，也要注意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做到实现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平衡。为此，要对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合法权益，都要切实维护。要确立这样的观念，只要是不损害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都不应受到制度的干预。（2）正确处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责任是行政权的核心。制度在赋予行政机关必要行政权力的同时，必须规定其相应的责任，并有严密的程序作保证。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确保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要赔偿。（3）正确处理强制与引导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特别注意发挥制度的引导功能。为此，我们的制度建设要重在为解决问题提供一种供人们自己判断是非、自己承担风险、自己分配责任的规则来解决问题。要鼓励、引导市场主体之间以契约等自治形式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以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4）正确处理立足现实和改革创新的关系。当前，我们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如果制度建设不顾现实，就会行不通；如果不加区别地把现实肯定下来，有可能妨碍改革。因此，制度建设要立足现实，着眼于未来，把制度决策与改革决策紧密结合起来，体现改革精神，用制度引导、推进和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对现实中合理的东西，要及时肯定并采取措施促进其发展；对那些不合理、趋于衰亡、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能一味迁就。总之，制度建设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力求在体制、机制、制度上不断有所创新。（5）正确处理实体与程序的关系。实体与程序都非常重要，且相辅相成。当前，制度建设要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要下功夫研究如何通过设定程序制约权力的行使、保障权利的实现。
第三，改进工作方法和机制，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对制度建设的参与程度。为此，需要建立以下制度：（1）公开征求意见和听证制度。确保制度能很好地反映群众，尤其是基层群众的意见，这也是确保制度得以很好实施的基础。（2）制度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这里的成本主要是制度得以实施所需的成本。（3）专家咨询制度。（4）争议协调制度。（5）定期清理制度。这项制度旨在及时消除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提高制度的适应性。
四、建设法治政府，必须理顺执法体制、确保法律实施
法律得以顺利实施，一般取决于三个条件：（1）该法律本身是一部良法；（2）有一套比较健全的法律实施机制；（3）具有有利于法律实施的社会基础。其中，良好的实施机制是确保法律得到实施的关键。从理论上讲，法律由预期效益到实际效益客观上是递减的。因为法律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有成本的，成本支付带来的往往是效益递减。法律实施机制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整合各种成本（支付必要成本、降低甚至取消不必要的成本），以确保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将效益递减降到最低。我们现行的法律实施制度，往往重在机构的设立，而不重视机构的保障，包括人员与经费保障，更不重视法律运行机制的建设。结果是，没有机构法律效益要递减，有了机构法律效益递减有时甚至更快。因为机制不畅，就往往从增加人员上找对策，这势必增加法律运行成本；经费无保障，执法人员又往往只好“自费”执法，甚至搞“执法者养违法”。就行政机关而言，确保法律实施，需要从理顺体制、完善机制着手，抓紧以下工作：
第一，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建立行政执法体制的总的要求是：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1）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尽量改变“大盖帽”满天飞的状况；目前需要继续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积极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2）减少行政执法层次，改变行政执法“上下一般粗”的状况。目前可考虑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对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市、县两级行政机关实施。上下级行政机关的执法职能要分解。基层行政执法机关重在解决事实问题，上一级行政执法机关重在解决法律问题。（3）行政执法权与执法者的利益要彻底脱钩，执法经费必须予以保障。（4）下大力气建设清正廉洁的高素质执法队伍。
第二，行政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乱执法与不执法是目前行政执法中最突出的问题。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必须做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严格按程序办事。要克服“运动式”执法的弊端，纠正领导批示才执法、领导不批示就不执法的现象。要公平、公正执法，平等对待当事人，不得滥用权力。在执法过程中，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
第三，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行政执法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权力，应当由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要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没有取得执法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第四，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这是确保法律实施的重要举措。这项制度的核心是：记录真实，立卷归档，公开查阅。凡作出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决定以及对有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监督检查，都必须有记录，记录有签字，有关证据材料、执法文书连同有关记录都要立卷归档。归档的案卷必要时可以公开，供有关人员依照规定查阅。这有利于增强行政执法人员的历史责任感，促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兢兢业业、依法办事。
第五，强化对行政执法的监督。（1）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积极探索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和奖惩办法。（2）强化行政复议监督。（3）加强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4）强化社会监督，完善群众举报违法行为的制度，高度重视新闻舆论监督。（5）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
五、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下大力气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关乎依法行政进程，关乎行政机关的形象，关乎行政权力的行使是否符合人民的意愿，关乎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养成，关乎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客观地说，法律素养的提高是一个漫长过程，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的国家更是如此。当前，培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需要把握以下几点：（1）要掌握法律知识，包括宪法和宪法性法律知识，规范行政机关共同行为的法律知识，自己所从事专业的法律知识等。通过掌握这些知识，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知道手中的权力从哪里来？权力边界在哪里？（2）要提高法律意识，培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法律的信仰与忠诚。法律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且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我国，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法律的信仰就是对党和人民的信仰，对法律的忠诚就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3）要培育法律思维和能力，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能用法律思维来研究情况、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法律思维就是一种权衡利弊、瞻前顾后、照顾其它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既要考虑解决眼前问题，又不能给将来埋下隐患；既要考虑解决实际问题的效果，又要顾及所支付的成本；既要考虑当事人的利益，也要考虑其他相关人员的利害得失。越是情况紧急，越是问题突出，就越要用法律思维、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具备较高能力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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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己的思想里有哪些不符合法治思维
在刚刚闭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实，早在2010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治思维”的要求。而在本次会议公报中，再一次强调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足以见得中央对其的重视。
法治思维就是以合法性为起点，通过法律来探讨公平正义为中心的逻辑推理过程，贯穿于法律实施的全过程。早在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谈过：“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目前，法治已经成为世界上现代国家的共识。不过，法治要成为社会的常态，就离不开法治思维的普及。
那么，法治思维与其他思维的区别在哪里呢？简单比较，政治思维在于权衡利弊；经济思维就是付出与回报；道德思维偏重善恶理念；法律思维就是判断合法与非法的区别。不过，法治思维推及全社会，就让人心中拥有一个尺度，什么能做，什么不能逾越，在变化的社会中，给予人们更多的确定性的指导。
然而，我国的文化传统因素，依法治国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可以说，在实现法治道路上，这是先天不足。新中国建国之后，从制定法律——普法阶段——法治理念——法治思维进行法治的实践，基本上沿着建设法治思维的路径上前行的。
有数据统计表明，我国有80%的法律都要依靠行政部门来实行。从历史来看，只要权力在法治框架内运行，法治思维就能从口头变为现实。当然，法治思维也是处理社会事务的“正激励”，刺激政府部门依法行政。只有如此，才能使法治良性循环得到普遍的认同，也能让法治思维成为常态。
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一些上访者只相信领导的能力，而不愿相信法律的力量。“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成为很多人口口相传的“法宝”。于是乎，他们就采用极端的方式表达诉求。让人奇怪的是，这样的方式竟屡试不爽。一些领导干部只有维稳思维，但忽略了法治思维。看似一时解决了问题，本质上还是“摁下葫芦浮起瓢”，本质上还是“鸵鸟心态”在作怪，导致矛盾越积越多。
处理类似的事件，不妨多一些法治思维，解决问题只有一个标准——法律。不过，意义绝不只是处理了个别事件本身，而是确立了一种依法、理性、文明的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才能深入人心，才能成为大众的习惯。
培育法治思维，并不简单，不仅仅是空泛地宣传和学习法律文件。不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让大众熟知。对于边界模糊的问题，法律明确厘清，特别是，地方经济发展中，对于本地有利、道德上合理、政治上占理的问题，只要不符合法律规定，就应当“一票否决”。当然，在法治的框架内，也要争取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在社会的微观事务上，法治思维应当成为一种习惯，依法治国才能水到渠成。
可以畅想，对于社会，法治思维成为一种思维习惯，而不是偶尔想起的时候，法治被大多数人所信仰，依法治国才能成为“新常态”。但我们也需要清醒地看到，让法治思维内化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心中，也绝非易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通过，接下来，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从点滴做起，积累法律的权威，让依法治国在生活中不再陌生。如此，法治思维才会转变为习惯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