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落后于

⑴ 评价立法质量的好与坏主要看哪两个方面

评价立法质量的好与坏主要看两个方面， 一个是形式方面， 或者说形式要件， 指的立专法技术方面属内容。 比如立法不能落后于现实， 立法的体系要完备， 法律之间要协调配套不抵触，立法的技术要专业， 立法的方法要科学合理， 等等， 这是从形式方面来说， 一般的理解从形式方面做到比较容易。 第二， 实质性内容， 或者叫实质要件。 立法， 能不能反映出来最广大人民的意志， 代表最广大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代表某一个阶层或某一个群体的利益。 从应然意义上我们想， 我们中国的法律是能够做得好的， 这是由我们的国情、 我们的国体所决定的。

⑵ 国内现行环保法规为何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全国人大环资委有关立法专家表示，启动环境保护法修订工作的条件已经具备，建议将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列入下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近年来，全国人大将环境保护作为立法和监督的一项重点内容，制定修改了多部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每年都进行与环保有关的执法检查，对推进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保护环境，以及形成全社会的合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目前，通过立法机关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日臻完善。附录：

重要环保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08-23）。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11-08）。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12-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04-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06-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1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02-10-2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06-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12-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2005-02-28）。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7-10-3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02-29）。

⑶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朝立法落后原因

南朝统治者的法制指导思想多因袭魏晋时期的主张，因而没有什么建树。北朝统治者系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充满了兴趣。他们非常喜欢汉文化，在法制方面多有建树。同时他们本身开放和豁达的民族文化特点，也为汉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所以，南北朝时期“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

北朝统治者积极变法、重视法制、引礼入刑。
建立政权后，积极进行变法，虚心采用和学习汉民族创立的先进的封建经济体制、政治法律制度和以儒家礼制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礼对其政权法制建设的指导作用，注重礼与刑的统一。北魏孝文帝提出恤刑、慎刑等法制主张并积极实践。如其时，统治者认为在执行刑罚时，犯人裸体受刑，有伤风化，违背礼仪，因而下令更改此制。另外根据礼治“恶恶止其身”的原则，统治者修改了一人犯罪，满门抄斩的“门房之诛”。只要不是谋反罪，由一人承当。北齐统治者设置“重罪十条”对违背礼制的行为进行重罚。

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时期，政权由士族集团控制，在立法上标榜儒家思想，维护士族集团的等级特权，儒家礼教与封建法律进一步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都曾进行过大规模法典的编纂，但在很大程度上仅仅作为正统的标志。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逐渐趋于完备，在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律学进一步发展。

⑷ 哪些清朝法律使得清朝落后于世界

（一）海禁政策与对外贸易立法

清朝初年，为了阻断沿海地区与中国台湾抗清势力的联系，粗暴地实行了海禁政策，频繁地颁布了禁海令和迁海令。顺治十二年（1655），首次颁布禁海令，规定寸板不得下海，违者以通敌罪论处。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后，开始解除海禁，允许出洋贸易，并设立广东（广州）、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在今连云港）四个海关，负责征收关税。其中浙江和广东海关可接待外国商船，其他海关管理国内沿海贸易。当时并无统一的海关法规，税率也不相同。康熙五十六年，再次颁布禁海令，停止南洋贸易，严禁向外国人卖船和出口粮食，并对外国商船严加防范。海禁政策严重影响了海外贸易，阻碍了沿海地区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客观上也造成了闭关锁国的恶劣后果。乾隆二十二年（1757）规定，实行“一口通商”，外国商船只准在广州港停泊交易，由广东海关征收关税。而在广州进行的中外贸易，只能由官方指定的“十三行”垄断代理。它既是外商在华贸易活动的担保者，也是中国官府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中介机构。

（二）专卖制度

清朝沿袭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广泛设立钞关，加重征收商税，推行禁榷专卖制度，对盐、茶、矾等重要民生商品实行官府垄断经营。
这两个算是影响比较大的，除此之外，还大兴文字狱，影响了社会资本主义的启蒙思想的发展。重满抑汉，很多政策倾向旗人，出现了很多腐败问题。而且在司法上，使用幕友、胥吏，他们往往勾结作弊，敲诈勒索，贪赃枉法，使法制受到很大破坏， 使清朝司法实践状况更为黑暗。

⑸ 关于法律落后的问题

是否需要坚持落后的法律，主要看你对坚持的理解。
所谓坚持如果是指进入法律程序后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来办事，那么答案是是，因为这关系到法律的威权，否则法律将形同虚设。
如果坚持是指无条件积极主动执行所有条文，那么就是否。因为对于落后的法律积极执行将对社会福利产生重大损失。正是这样给了法律调整的空间，也是法律进步的动力之一。比如修改法律。

是的案例有那个恶意取款被判刑的。否的案例有聚众淫乱罪在司法实践中很少被追究。

⑹ 为什么我国物业法律法规立法落后于q其他国家

物业管理法律制度涉及业主、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企业、房地产开发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等主体之间的多重法律关系，按照学界对部门法的划分，业主、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与物管企业等平等主体间基于物业管理合同产生的法律关系应当由民法来调整，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业主、物管企业、房地产开发商等市场主体进行规制产生的法律关系则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畴。

纵观各国的物业管理立法，有以意大利和瑞士为代表的民法模式，在民法典中吸收若干规范物业管理中的法律关系的条款，这种模式无法详尽物业管理的诸项制度，一部分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无法在民法中一一体现，使法律的操作性削弱；也有以德国、日本、法国等国为代表的单行法模式，专门制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其中设专章或专节对物业管理进行调整，这种模式仍以民法作为基础，兼顾了其他类型的法律关系。

在我国，现实社会中的物业管理起步较晚，物业管理立法也相对滞后，尚在不断修改和完善之中。就立法体例而言，新近颁布实施的《物权法》“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一章中对物业管理作了较为原则的规定，但《物权法》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也混合了本应由其他部门法调整的内容，如该法第75条第二款规定，“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设立业主委员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根据《物权法》，国务院对其制订的行政法规《物业管理条例》进行了修改。

我国至今尚未制订专门的物业管理法律。总体来讲，现有的法律法规确立了物业管理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基本上涵盖了各主体间的法律关系，但仍有一些重要问题未能得以完全解决。笔者认为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物业管理法律制度，必须通过多个部门法的共同作用。

⑺ 中国的金融立法总体是滞后于金融实践的，那么美国的金融立法，金融监管机制，也是滞后于金融实践的吗

你从网络上查有很多解说的

⑻ 有一句名言：法律从他判定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落后了。简单论述，说明理由。

这句话说的是成文法的确定性所导致的滞后性。
法律的确定性意味着成文法一旦被制定，便不可能朝令夕改，应尽可能避免对之进行不断的变动，轻易的改变法律，实际上是一种弱化法律的行为，法律如果朝令夕改，失去了确定性，民众也就失去了指引，守法习性必然削弱，法律的威信也就减弱了。因此、美、法、德等国家的成文法都是沿用上百年甚至更多而未加变化。
另外，法律的制定与修改也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需要起草、论证等等繁琐的程序，立法的周期长，程序繁琐，时间缓慢，也是成文法滞后性的一个原因。

⑼ 我国立法不足

胡说八道，法律法规太多啦。你不知道而已

⑽ 为什么立法有一定滞后现象

有关立法滞后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立法理念的偏差
我国立法的被动性首先体现在立法理念的偏差上。马克思主义立法观以立法与社会物质基础相互关系作为我国立法的总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立法观认为，立法的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立法者不是在制造法，而仅仅是在表述法的观点等。它强调物质的决定性和立法的客观性，但是理论和实践中曲解了它的内涵，在理念上产生了偏差：一方面认为一切立法行为都是因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存在而发展，形成经济基础决定法的观点，片面看待立法，以至于一切与立法有关的行为都围绕经济展开，忽视了与社会管理紧密相关的立法，以至于社会生活中悲剧频发而相关立法却少之又少；另一方面认为立法就是对社会物质的刻板写照，否定了立法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于社会的积极反作用。这就反映在一种具体的指导思想上，即先改革后立法的指导思想――以政策引导改革实践，积累改革经验，最后用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从立法工作看，过去着重考虑法律确认改革成果的作用较多，而对法律指导和推动改革的作用认识不足，由此造成：一是立法不适应改革的要求，许多在改革中产生的新事物，得不到立法的及时确认；二是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推进改革，仍习惯运用软约束的政策性文件。产生这种格局的原因是政策灵活多变，在我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无法可依的时候，政策的作用不容小觑。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加深，社会飞速发展，政策治标不治本的弊病逐渐凸显，尤其是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特点，亟待法律的引导和监督。“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滞后立法观对于瞬息万变的社会管理情形已经捉襟见肘。因此这种旧的立法思想已经妨碍了社会管理相关法律的创新与完善，从而使得改革中出现的新矛盾找不到法律途径来化解，政策思想得不到真正贯彻实施。
（二）立法运用的被动
特定时代的法只能是对特定阶段法律关系一般性、普遍性的反映，那么希望立法事无巨细，涵盖一切法律关系，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的。而面对社会高速的转轨，立法永远都是滞后的，这个论断毋庸置疑。我国法律体系具有成文法系的特点，注重法律的稳定性，所立之法一经公布确立并且生效实施，就不能朝令夕改，随意变动。而我国的社会体制正由封闭向多元开放的社会转型，各种社会关系大量推陈出新，而法律的稳定性面对这样多变的社会关系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是任何一个快速转轨的国家无法避免的尴尬。社会关系迅速发展，由此提出的繁重的立法任务，对我国立法者们来说也压力不小。
（三）立法预测的轻视
社会变革与立法息息相关，也是立法的强大推动力。党中央提出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这与我国社会所反映的重要问题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急迫程度有密切关系。社会问题主要存在于基层社会，当它们能够引起党中央领导高度关注的时候，证明其影响范围较大又急需解决了。其中与立法相关的热点问题，尤其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立法，亟待我们认真梳理、制定和完善。但是这些热点民生问题，在现实社会中已经存在多时，并且引发了不小的社会矛盾，直至出现重大悲剧性后果才引起立法者们的思考和关注。以食品安全为例，近年来，毒奶粉、“苏丹红”辣酱、石蜡火锅底料、瘦肉精、毒大米、地沟油……问题食品之多，涉及范围之广，造成恶果之重，已到了令人谈“食”色变的地步，特别是2008年爆出的“三鹿奶粉事件”，直接推动了当时正在三审中的《食品安全法（草案）》8个方面的修改。按照道理说，该制定中的法案应该将这些社会频发的重大食品安全问题考虑进去，为什么却又在悲剧发生后才进行所谓的调整和修改呢？立法如此滞后于社会需求，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不论是立法学研究还是立法实践以及立法制度的法律规定中，对立法预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考察和测算立法的发展趋势和未来状况，这就是立法预测。立法预测的主要任务是探寻现阶段和今后一定时期内应当通过立法途径加以解决的社会关系，同时对该社会关系进行立法预期达到的社会效果、可能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进行研究评估。它的存在主要保证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有利于立法者作出科学适时的制定、修改、废除和完善法律法规的决策。因此，立法预测是立法准备阶段的关键环节。随着社会管理活动的发展，一些重大社会矛盾应成为立法活动的重点，由于这些问题在社会管理中本来就很难解决，通过立法对这些事项进行利益博弈，自然也会给立法工作带来极大挑战，因此需要深入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通过严谨的立法准备工作，才能充分认识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保证立法质量，使制定出的法律、法规尽可能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然而在立法实践中，我国立法预测非常落后，缺乏对其理论、方法、技术、条件的研究，没有立法预测的专门机构和专业人才；在立法实践中，很少有人涉猎立法预测问题，因此法案起草者在立法技术、社会科学研究技术、立法理论和方法论上缺乏适当的训练。正是由于对立法预测的忽视，导致立法者不能深入社会了解社会一线问题，形成了两种负面的立法态度和方法：（1）盲目的、随意性的态度和方法，想到什么法就立什么法，喜欢立什么法就立什么法；（2）消极的、被动的态度和方法，哪方面出了问题就立哪方面的法，哪方面需要应付就立哪方面的法。综上所述，一些法律的出台缺乏主动性、科学性，而令社会管理活动无法同步进行，甚至就算颁布了却因缺乏现实性而无法执行，坐等社会矛盾的激烈爆发，以悲剧收场。可见，滞后立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要求不相适应。
（四）信息沟通机制的缺失
立法是国家重大的政治活动，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之一，在这一活动的过程中，立法行为不会也不应该是完全独立的，而是通过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把各种利益诉求融入立法中。然而，就是因为两者互动不够，造成立法者盲目、被动。从一方面来看，立法的行为过程本应该就是需要公民积极参与的民主立法，在广泛收集民意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立法预测。但是在立法实践过程中，由于经常遇到一些复杂艰深的专业问题，所以法律草案起草者大多是专门的学者和专家，从法案到法的过程几乎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立法的公开渠道不够畅通，公众参与的可能性较小，过多的依赖于“精英”立法，导致各种利益群体少有途径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无法在相互交流基础上进行利益博弈最大化。
近年来，我国立法学界已经认识到“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公民参与立法的呼声一波高过一波，为了能更全面地反映不同群体、不同阶层民意对立法的愿望和要求，立法不论在制度上和还是实践中都有所考虑，并开通了多种渠道吸引公民参与，直接体现民主立法，但是发展相当缓慢，成效不明显。这些都表明了立法机关和民众之间并没有建立一种长期、有效和直接的互动机制，这种良性循环的缺失，直接导致立法没有以一定的科学方式和手段对民主内容进行必要的集中，也没有从广泛的、宏观的、甚至是零散的和盲目的话语中提炼出能够真正反映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立法与民众意愿出现鸿沟，自然容易形成立法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