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指数排名

⑴ 汪全胜的科学研究

科研项目
独立承担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1项，其他省部级项目10余项。具体如下列等：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的结构规范化研究”(11BFX003)；
2.国家社会科学项目：《立法后评估研究》，批准号为07BFX010（2007年）；
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批准号为NCET-10-0550)；
4.2013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地方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研究”(项目批准号:13SFB2005)；
5.教育部重点课题“《高等教育法》实施效果评估研究”(DIA080112)”；
6.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法律绩效评估机制研究》，批准号为2007SFB2002（2007年）；
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电子政务与政府信息公开化立法研究》，批准号为03JD820001（2003年）；
8.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2013年度课题“民族教育平等权制度的实施效果评估研究”(项目编号:RDZC13007)；
9.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十一五”国家课题“我国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立项项目：《法科学生素质教育与实践能力培养的模式研究》，批准号为FIB070335-A12-04。
11. “荣达教育资助基金”民族教育研究课题；
12.《〈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立法后评估研究》被批准为国家体育总局2009年度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批准号为1389SS09078。
13.安徽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地方立法的效益问题研究》，批准号为AHSK01-02D048（2002年）；
已出版专著如下列等：
1.《法律绩效评估机制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立法听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立法效益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
4.《制度设计与立法公正》，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立法后评估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代表性论文
《“特别法”与“一般法”之关系及适用问题探讨》, 《法律科学》2006年06期；
《法治指数的中国引入:问题及可能进路》, 《 政治与法律》2015年05期；
《论我国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法学评论》2014年01期；
《法律文本中的“附件”设置》,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年06期；
《论立法后评估主体的建构》, 《 政法论坛》2010年05期；
《法律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模式探讨》, 《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06期；
《立法的合法性评估》, 《法学论坛》2008年02期；
《法律绩效评估的发生机制——以国家主导为视角》, 《法商研究》2008年03期；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适用规则刍议》，《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04期；
《立法后评估对象的选择》, 《 现代法学》2008年04期；
《立法听证初论》，《法学杂志》2002年04期；
《科学立法的判断标准和体制机制》, 《江汉学术》2015年04期；
《政府信息公开的说明理由制度探讨》, 《 电子政务》2015年09期；
《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质量及保障机制》,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5年05期；
《我国法案公开征求意见回应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5年02期；
《我国法治指数设立的规范化考察》, 《理论学刊》2015年05期；
《体育法律修改包裹模式的运用——以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立法为考察对象》, 《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5年02期；
《政府档案信息公开的立法探索》, 《学习与探索》2007年03期；
《论立法的正当程序》, 《华东政法大学学学报》2006年02期；
《“特别法”与“一般法”之关系及适用问题探讨》，《法律科学》2006年06期；
《立法公正的实现与保障机制》，《政法论》坛2005年01期；
《立法回避制度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04期；
《立法的社会接受能力探讨》，《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04期；
《论立法成本》，《理论与改革》2001年06期；
《立法论证探讨》，《政治与法律》2001年03期。
《论公共体育设施的供给及制度保障》,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5年09期；
《美国行政立法的成本与效益评估探讨》,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06期；
《法律文本中“法的目录”设置论析》,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4年03期；
《法律文本中的“废止条款”设置论析》, 《政治与法律》2013年07期；
《论我国公民的被选举权及其完善》, 《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年01期；
《论法律文本中“过渡条款”的规范化设置》, 《法商研究》2013年04期；
《加拿大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咨询制度考察》, 《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年03期；
《法律文本中题注的设置论析》, 《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 2012年02期；
《立法后评估结果的回应机制》,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年01期；
《立法后评估的回应滞阻析论》, 《 理论与改革》2010年05期；
《司法解释正当性的困境及出路》, 《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03期；
《立法技术评估的探讨》,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年05期；
《论立法的可操作性评估》,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年04期；
《立法后评估的触发机制——国家与社会联动的视角》,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9年05期；
《日本的立法后评估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中州学刊》2009年05期；
《法律适用原则竞合时的司法选择》,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05期；
《加拿大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探讨》，《法治研究》2014年第8期。

⑵ 香港最近法制方面怎么了

香港实施行政主导的管治模式，并制定由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领导的管治体制和代议政制架构。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是行政长官，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根据《基本法》选举、并经中央人民政府委任产生。行政长官负责执行《基本法》、签署法案和财政预算案、颁布法例、决定政府政策以及发布行政命令，并由行政会议协助制定政策。首任行政长官是董建华，现任行政长官是梁振英。[6]政府的主要施政和行政工作由12个决策局和61个部门和机构执行，日常执行的人就是为数约18万人的香港公务员队伍。香港政府本身也是香港最大的雇主。

政府部门
香港的政府部门包括“三司十二局”，是司长及决策局的非正式统称，最早由传媒使用。三司是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和律政司司长。十二个决策局分别是公务员事务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教育局、环境局、食物及卫生局、民政事务局、劳工及福利局、保安局、运输及房屋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展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香港的政府部门通常称为“署”或“处”（如卫生署、香港警务处），主管均为香港公务员，大部分向所属的决策局局长负责，小部分直接向司长负责（如行政署向政务司司长负责），另外还有审计署直接向立法会报告；香港廉政公署和申诉专员公署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

对外事务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一切的外交事务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香港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 ”（Hong Kong, China）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香港参与的国际组织包括有世界贸易组织、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国际结算银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等共14个。当中有作为正式会员或创会会员（有部分组织早已在殖民地时期加入），亦有委派代表参与出席。

社会治安
香港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决策局之一的保安局负责，包括维持公共安全、出入境、海关、在囚人士管理及更生、提供消防、紧急医疗服务等等。保安局的首要任务，是确保香港继续成为一个安稳太平的城市。保安局辖下部门当中，以香港警务处为首负责最大范畴上的保安事务。
根据香港大学于2011年进行的公众意见调查结果显示，分别95%和76%的受访者认为香港的日间和夜间环境是安全的；以美国为基地的世界正义工程（WorldJusticeProject）于同年发表的法治指数（RuleofLawIndex）将香港的公共秩序和安全在全球66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列首位。

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是当年解决香港问题的创举，也是香港持续繁荣的基石。香港拥有自己的标志，也就是区旗和区徽，同时香港也拥有与中国内地有别的社会形态和经济模式。

⑶ 2019年中国民主法治在世界的排名

参考WGP全球法制指数排名。中国排行第88位，中国香港排行第16位。
全球正义项目（World Justice Project）成立于2006年，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其宗旨是“致力促进全球法治”，并推出法治指数（Rule of Law Index），以此评估各国在法治建设及遵守法律方面的情况，该指数每年编制一次。在2019年被评估的126个国家与地区中，丹麦、挪威、芬兰排名前三，美国名列20。

⑷ 中国城市排行榜谁能给介绍一下

2008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
1 上 海
2 北 京
3 深 圳
4 广 州
5 天 津
6 南 京
7 大 连
8 杭 州
9 沈 阳
10 哈尔滨
11 成 都
12 东 莞
13 济 南
14 佛 山
15 无 锡
16 长 沙
17 武 汉
18 宁 波
19 长 春
20 苏 州
21 青 岛
22 珠 海
23 大 庆
24 福 州
25 厦 门
26 石家庄
27 常 州
28 郑 州
29 秦皇岛
30 烟 台
31 乌鲁木齐
32 西 安
33 合 肥
34 南 宁
35 呼和浩特
36 重 庆
37 东 营
38 昆 明
39 威 海
40 中 山
41 南 昌
42 绍 兴
43 太 原
44 惠 州
45 温 州
46 徐 州
47 扬 州
48 淄 博
49 镇 江
50 鞍 山
51 保 定
52 银 川
53 南 通
54 鄂尔多斯
55 洛 阳
56 嘉 兴
57 台 州
58 桂 林
59 贵 阳
60 兰 州
61 盘 锦
62 漳 州
63 黄 石
64 唐 山
65 潍 坊
66 湘 潭
67 肇 庆
68 吉 林
69 江 门
70 海 口
71 株 洲
72 连云港
73 泉 州
74 克拉玛依
75 泰 州
76 海拉尔
77 包 头
78 柳 州
79 德 州
80 韶 关
81 宝 鸡
82 金 华
83 盐城
84 新 乡
85 十 堰
86 廊 坊
87 玉 溪
88 济 宁
89 沧 州
90 芜 湖
91 湖 州
92 梧 州
93 泰 安
94 马鞍山
95 安阳
96 辽 阳
97 舟 山
98 梅 州
99 常 德
100 三 明
这次全国城市综合实力评比,是由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中国信息报社等权威统计机构进行的评比，无疑是最权威、最科学的。从这次百强城市的指标、方法、资料来源和评定结果来看，每个指标都通过量化加权计算，消除了人为因素，体现了科学性；全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全部参加，一个都不少，体现了综合性；采用数据有稳定、可靠的来源和完备的审查控制办法，数据真实可信，体现了客观性；同时，这次评比是在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等专门机构的主导下进行的，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人口与劳动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环境5个一级子系统：
(1)人口与劳动力：包括人口规模、素质和结构、管理和利用3个二级子系统，下设5个指标；
(2)经济发展：包括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经济效益4个二级子系统，下设12个指标;(3)社会发展：包括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住房医疗服务、科技教育文化、社会治安、社会保障5个二级子系统，下设16个指标；
(4)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通讯、供排水及电力3个二级子系统，下设8个指标；
(5)环境：包括人口密度、投资、废物处理、绿化4个二级子系统，下设9个指标。
从以上指标体系看，既有总量指标，用于反映“规模”即整体实力；也有人均指标，用于反映“效益”，即投入产出实现的程度。这样评定，既能表现出传统城市的发展积淀，又可以展现新兴城市生机勃勃的竞争活力。同时，这次评比的涵盖面十分广泛，充分体现了城市的综合实力，而不是某一、两个单项的优势

⑸ “法治指数”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法治指数”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近日，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发布2008年度“法治指数”，得分71.84。据悉，这套数据体系具体可用“149”三个数字来概括:一个法治指数，四个“评估层面”，包括区本级、区级机关部门、乡镇街道、村社区；九种面向老百姓的调查问卷，涉及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权利救济、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社会治安等9方面。（见21日《人民日报》）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政府形象工程！法治不可能量化，而且也不需要量化。因为法治的根本就是社会共同治理；法治的核心要素是权力的来源、使用及其监督和纠正等方面的问题；在法治的框架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分工，其中，政府的职责就是依法行政。即使需要对政府进行评估，也是社会自治的内容；政府不应该浪费人财物，组织其服务对象对自身搞评估，因为自己监督自己必然是无效劳动。
然而，在一帮专家的忽悠和撮合之下，“这套数据体系”还是出台了。他们都是国内赫赫有名的“法学家”：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法治余杭”评估体系课题组组长钱弘道，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林，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郑成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张志铭。这些人一起鼓吹“余杭的经验是余杭的，也是全国的”。其中，张志铭教授一句道破天机：“余杭法治指数的示范效应取决于它的含金量高低”。
笔者就在这里为这些无知的专家们算一算，“法治指数”究竟有多少含金量。首先，全国首创的“法治指数”是“余杭邀请了多位国内知名法学专家参与课题组”的结果，这肯定花费了不少纳税人的钱。其次，四个“评估层面”，包括区本级、区级机关部门、乡镇街道、村社区，他们在落实“法治指数”方面的总动员不知道要开多少会吧？这也是钱啊！再次，九种面向老百姓的调查问卷（涉及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权利救济、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社会治安等9方面），以200万人口计算，为了组织一次这样的评估，究竟需要多少钱？大概至少几千万吧。最后，经验推广的费用，大概是一个天文数字。不要说“余杭的经验也是全国的”，就算只是杭州的，如果继续折腾下去，也是了不得啊！
今天听广播说，每年大学生就业时在简历上浪费的纸张成本，共计超过了两亿元人民币。我想，这个“法治指数”的政府形象工程的花费肯定高于这个数字。最后，我要正告这些“知名法学家”的是，法治不是花钱能够买来的，而恰恰是限制政府乱花钱的结果。

⑹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指数体系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指数体系
2015-12-22 10:11:27 来源：《财经》

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呈现出综合治理的特征，法律的适用也要考虑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各种复杂因素，主要采取协调、摆平的方式，演化为一种调解艺术或者行政管理手段。综合治理方式势必倾向于功利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障

□ 季卫东/文

2015年10月27日，在达沃斯论坛全球议程峰会的分组会上，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简称WJP）的执行主任波特罗（Juan C. Botero）把前些时公布的国际评估报告《WJP法治指数2015》赠送给笔者。

不出所料，对中国大陆地区法治水准的打分仍然很低，与2011年的结果相比甚至还有进一步下降之势。

根据2015年法治指数评估结果，中国大陆整体得分48，在东亚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15个国家中排序第13位，在全球102个国家中排序第71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香港特区整体得分76，在亚洲排第6、在全球排第17；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整体得分81，在亚洲排第1，在全球排第9。

中国正在强调依宪执政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针的落实，看到法治指数评估的如此结果，的确有一种讽刺意味，甚至令人感到难堪和愧疚，也有可能会在某些群体中激起抵触情绪。

WJP法治指数的可操作性

不得不承认，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标体系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尽管“法治”的概念很难定义和测量，但这个指标体系经过研究、论证以及反复推敲，给出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表述，即法治的四项基本原则。

（1）政府及其官员和代理者以及企业、公民个人都可以在法律体系之下问责；（2）法律是清晰的、公开的、稳定以及公正的并被平等适用，法律保障包括人身安全和财产在内的基本权利；（3）法律制定、运用以及执行的过程是准入的、公平的以及有效率的；（4）称职的、有道德的和独立的代理人或者中立机构达到充分的规模、具备足够的资源、反映社会的需求从而能及时提供司法救济。

世界正义工程根据这样的工作界定提出了由九大构成因素和47个次级因素组成的法治分析框架。

主要内容是限制政府权力（包括立法、司法、监察对权力的制约以及公务员纪律、民主监督、权力依法转移等）、廉政（包括没有行政官员以权谋私、司法腐败、军警贪渎、立法不正等现象）、政府公开（包括公布法律和信息、知情权、公民参与、申诉机制四个次级因素）、基本权利（包括平等对待和无歧视、有效保障公民生命和安全、法的正当程序和被告权利保障、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隐私权、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劳动权等主要宪法性权利）、秩序与安全（包括抑制犯罪、减少民事纠纷、私人排难解忧不诉诸暴力等方面）、规制执行（包括政府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政府执法没有不良影响、行政手续不被无理延宕、正当程序原则受到行政人员尊重、非经法定程序和充分补偿不得征收）、民事司法（包括民事诉讼的便民和廉价、杜绝歧视、廉洁、不受政府干预、不无理延宕、裁决执行力、法院外解纷方式的便捷及公正有效）、刑事司法（包括侦查的效率、刑事审判及时而有效、矫正和减少犯罪、刑事系统的公正和廉洁以及避免政府不当干预、正当程序和被告权利保障）、非正式司法（包括及时而有效、公正而避免不当干预、尊重和保护基本权利）。

按照上述法治的概念框架，世界正义工程再通过十个步骤来设计问卷，进行电话调查、网络调查或面谈调查并采集、分析数据。

2015年的法治指数报告对评估方法做了进一步改进，最突出的变化是扩大了政府公开的外延和内涵，把统计数据公开、信息质量、信息获取、信息更新都纳入视野之中；关于知情权的设问特别强调了获准的时限、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手续费的合理性等因素；关于公民参与的设问涉及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以及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导入申诉机制的范畴等等。这样就使得打分标准变得更加清晰和确定，当然也排除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评价。

相比之下，中国有的地方或者部门推出的法治（司法）指数体系的很多评估标准或者设问内容是多义的、暧昧不清的，导致问卷答案和测评结果难免主观任意性较大。

社会环境影响制度运行

冷静地对照法治指数的评估指标和中国大陆地区的现状，可以说整体得分不高乃理所当然，根本就没有必要刻意辩解或掩饰，更不可通过提高分值的方式来营造虚假的法治面子工程。相反，我们应该以这样的低分为鞭策，有针对性地弥补短板，进一步加强法治国家建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体系已经完美无缺，毫无可以诟病的地方。

实际上，通过国家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有些法治指标得分过低，是有悖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的。这就表明，世界正义工程的测量标准的确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主观性或者视觉上的若干盲点。

一般而言，法治指标体系的设立很难考虑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然而社会环境势必影响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又不容人们忽视。在这里，存在方法论上的困境。

中国及其他特别重视家族团结和人际关系的社会，都具有网络化的结构特征。在网络社会，各种平面互动比较活泼、比较多样化，并在纵横交错的各种通道中传递着复杂的涟漪效应，甚至还有可能诱发混沌现象，因而某个指令对行为的影响很难进行单一维度的、确定的预测。

因此，法律也就很难采取“君临天下”的支配者姿态，而必须融化到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在人们的互动关系中进行渗透，并逐渐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这就会使得行政过程势必嵌入很多政治化的契机，使得规范体系本身复合化、多元化，使得自组织机制发挥较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情境中的具体秩序互相交错和竞合，最后自然而然会演化出一个综合治理、辩证协调的模式。

由于网络社会存在很多结构上的空洞，需要借助权力来搭桥、整合，所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就变得比较困难。

网络社会很容易引起法律秩序的碎片化、特殊化，变成多层多样的，因此是集中而强大的国家权力、而不是统一的规则体系成为主要的整合机制。关系网造成的相对性、不确定性还会使得承包责任制以及对结果责任的严格追究成为最基本的秩序原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呈现出综合治理的特征，法律的适用也要考虑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各种复杂因素，主要采取协调、摆平的方式，演化为一种调解艺术或者行政管理手段。

综合治理方式势必倾向于功利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严格适用规则的要求不得不放缓，“适当均衡原则”成为法律秩序的基调。法律实效也主要靠追踪性监控的方式来保障。这种状况设定使得透明化往往被理解为监控的可追踪性，民主参与也往往被理解为决策者对民意的观察、提前反应以及临机应变的调整。

中国的法治指标体系

因为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上述特殊的社会结构对法律运作机制的重要影响，所以测量出来的某些数值难免显得有些失真，与人们的感性认识不太一致。

由此可见，我们在解读这些调查资料时有必要把这些相关因素都考虑进去进行权衡，或者适当修改法治的概念框架和设问内容。

即使纯粹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体系也并非无懈可击。

例如仅就个人权利的司法保障而言，行政诉讼的原告申诉率和撤诉率、民事侵权诉讼的惩罚性赔偿和行政罚款之间的比例之类的客观数据对法治水准的评价是很重要的，应该适当纳入问卷调查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对法治指标体系进行适当的合理化改进，以使评估结果更准确地反映法律秩序的实际情况并能有效促进改革，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可行性。

在中国，各种计划指标和详细的绩效考核指标已经存在几十年，成为具有特色的治理手段；有些指标体系在不断改变实务状况，也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例如刑事案件破案率、公诉案件起诉准确率、上诉改判率、调解结案率等使得司法过程中的制衡机制在不经意间蜕变成了互相庇护、推卸责任的诱因。

一般而言，中国既有的法治指标分别发挥着设定管理的目标值、落实承包责任的抓手、对绩效进行考核和监测的工具性框架、对职能部门及其人员奖惩的具体依据等功能。

在法治指数体系方面，比较著名的有浙江省的余杭法治指数和司法透明指数（由钱弘道、齐奇、王朝霞等提出）以及2015年推出的司法文明指数（由张保生、张中、吴洪淇等提出）。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司法文明指数体系有意识地借鉴了世界正义项目法治指标的概念框架和评估方法，由10个维度（一级指标）、50个命题（二级指标）、97个赋值问卷题目以及190个变量组成。

仔细斟酌已经存在的各种中国法治（司法）指数体系的概念框架和调查方法，可以发现，在问题的清晰性、客观性以及关系合理性等方面还有不少有待改进之处。

也许我们需要在深入分析和整合的基础上加强与世界正义项目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可以改进法治中国的目标管理和地方政府法治的绩效考核指标，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实际情况能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到法治的国际评价之中。

至少，需要学者、法律实务部门以及整个社会更加认真地对待法治指数，加强跨学科的研究和对话，并且努力克服一知半解、华而不实、急功近利等流弊。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⑺ 山东省地级城市消费排行榜

没有可比性。
比如，在济南的房价将近8、9千元每平方，县城的大约2、3千元每平方，你怎么比较？

⑻ 国务院部门透明指数的法治报告

中国社科院发布法治蓝皮书，内容涉及司法政府透明度报告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在省级检院中透明度排名第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12（2014）》（以下简称“法治蓝皮书”）；内容涉及2013年查处的公职人员统计，对2014年反腐败行动障碍的预测，以及司法和政府部门透明度指数的报告。
虽然三大内容里提到了不少数据，但最突出的还是国家铁路局的透明指数为“0”；被查处贪官过半栽在了“59”岁；2014年两个月就查了腐败官员“79”个。
81个法院司法透明度的平均分为42.1分，及格率为18.5%。上海高院排名第一，最高院排在第21位。而在检察机关评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53分）表现优异，居2013年度全部测评对象之首，重庆次之；在省级人民检察院中，重庆（52.5分）则高居榜首。
省级人民检察院透明指数
重庆 52.5
湖北50
广东49
湖南44
山东42.5
不少法院不敢公开或滞后公开信息
报告称，有些法院对公开与稳定关系的认识还不到位，对群体性案件未能脱敏，不敢公开，认为公开影响稳定。同时，法院信息公开存在滞后现象。本年度预算和上年度决算以及“三公经费”公开也面临类似问题。法院联系电话的有效性也较差，与公众的互动渠道不畅通。
报告显示，公众旁听案件庭审的权利未得到有效保护。旁听是公众监督案件庭审最为直接的方式。可法院普遍对公众旁听权的行使设置门槛，如要求携带身份证，甚至要求联系主审法官；还有不少法院的工作人员对旁听事宜不熟悉，有的甚至直接拒绝公众旁听。
不少部门以落实保密规范自保。报告提到，在申请国务院部门公开人事方面信息的时候，项目组遇到众多部门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的情况。这些部门所依据的保密规范为《人事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该文件出台于20世纪80年代，已完全不能适应当前国家推行人事编制信息公开的政策和做法。 被查处贪官，“59岁现象”明显
据中纪委公开的数据，截至2013年12月，其2013年查处的公职人员中，共披露有123人的详细信息。其中，51岁至6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7%。而以往官员“裸退”就“平安着陆”的惯例正在被打破。
部分公职人员希望在离职前捞一把
蓝皮书指出，公布信息的123人中，有31名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调查。而这31名落马官员中，“59岁现象”明显。“59岁现象”是指公职人员在临近退休年龄之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腐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法治蓝皮书》主编、研究员田禾告诉记者，由于在职和退休待遇相差较大，部分公职人员具有心理落差。另外，“临近退休，部分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往往希望在离职前捞一把。”
不少官员为晋升追求高学历
蓝皮书指出，被查处公职人员的最低学历为大专，最高学历为博士。其中，研究生以上60人，占48.8%。
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刘铁男，官方简历称其是经济学硕士、工学博士，还曾获名古屋市立大学“修士学位”，但后被指涉嫌伪造。在当前，确实也存在不少官员把高学历作为仕途晋升的砝码。
田禾表示，贪腐与受教育程度无直接关系，关键在于权力是否受到了有效的监督制约，是否有效防止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腐败公职人员中厅局级官员最多
在被查处的123名腐败公职人员里，厅局级（含副职）人数最多，为70人，占56.9%；省部级（含副职）、县处级（含副职）位列第二、第三位。此外，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民团体中涉案人员比例越来越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室副主任、法治蓝皮书工作室主任、副研究员吕艳滨表示，从实际权力结构来看，厅局级官员是公职人员中坚力量，其直接掌握着大量与市场和资源有关的行政审批权，权力如果不受约束，贪贿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被查处人员年龄分布
31-40岁1人
41-50岁21人
51-60岁66人
61-70岁13人
不详22人
被查处人员文化程度
大学（含大专） 36人 29.2%
研究生及以上 60人 48.8%
学历不详 27人22%
被查处人员所在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15人12.2%
党委 26人21.1%
政府 48人39%
人大 6人4.9%
司法机关 2人1.6%
国有企业 15人12.2% 两月查处79官员，裸官监管需加强。
根据中纪委网站披露的数据，进入新的一年，反腐势头依旧未减。2014年至今，仅两个月的时间，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公开了约79名公职人员被查处的信息，涉及18个省份。但蓝皮书专家组认为，2014年，反腐败仍然会遇到诸多障碍。
由于中国相关的法规和管理体制尚不完善，加上中国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引渡、罪赃移交等方面存在制度差异，使得腐败公职人员外逃后能够得到某种庇护。田禾表示，需加大对“裸官”以及其他可能外逃公职人员的监管。摸清裸官的数量，加强裸官监管，要求其申报海外资产；要加强公职人员出入境管理，防止公职人员的非正常出境。
田禾指出，有关部门在2013年底就出台了申报海外资产的规定，将对贪官隐匿财产、规避制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2014年还将明确财产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的途径。此外，网络将继续成为反腐败的重要渠道。
蓝皮书预测，2014年继续对腐败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并将就如何进一步巩固反腐败工作的成果，研究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的体制机制。田禾分析，随着中央惩治腐败力度的不断增大，持续推动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的加快形成。

⑼ 关于法治指数

法治指数不是政府花钱买数字、筑政绩，而是帮助政府找问题。法治指数让政府“做了一次体检”，实现了一次自我考核，找到基层法治工作的盲点，下一个阶段就是要把法治指数推广到乡镇，使其成为指导政府工作的一个参考。
但要实现“找问题”的目的，首先需要确定什么才是政府的问题，这就有个选择的趋向、选择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是由谁来确定是不是问题，由谁来评估问题。因为一些在普通公众看来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可能在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眼里就不是问题。

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以此促进政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具体而言，法治指数要发挥作用，其评估反映出来的问题，就应该成为考核相关部门工作业绩和执法执纪水平的依据之一，就应该把问题解决程度和解决方式列为考绩标准之一，作为官员升迁和任用的重要因素。余杭法治指数评估的构成和数据来源，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但作为一项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的外在监督手段，如果能得到严格执行，无疑具有积极作用。设立法治指数，归根结底是为百姓谋福祉。只要持有的不是花钱买数字、筑政绩心态，而是真心实意提高执政能力，真心实意推进依法治国，其积极效应该能得到公认和肯定。如果在法治指数的评估中，百姓的参与程度能越来越广，百姓的评估系数能越来越大，不确定和模糊的数据能越来越少，那么，它对政府官员依法行政的促进力度会越来越大，法治指数也就会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法治指数的评估来自四个方面，一是群众满意度评估，占总指数的35%；二是内部组评估，占总指数的17.5%，成员来自党委、人大、政府以及司法机构中直接参与法律工作的公务员；三是外部组评估，占总指数的17.5%，成员来自大学教授、企业家、新闻记者等人员；四是专家组评估，占总指数的30%。评估的主要依据，一是反映执政党及其党员清廉度的数据，来自当地纪委和反贪局等部门；二是犯罪和治安处罚案件的数据，来自当地公检法司等政法部门；三是权利救济案件的数据，来自当地法院、司法、行政执法部门。

⑽ 柬埔寨是不是很混乱

由美国世界公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发表的2017年至2018年全球法治指数排名，在全球133个国家排名中，柬埔寨名列第112位，位居倒数第二，比阿富汗还不如，只比委内瑞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