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税收立法

① 税收立法权的划分情况

税权的划分是指税权在相关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割配置，包括横向分配和纵向分配两个方面。横向分配是指税权在相同级次、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割和配置；纵向分配是指税权在不同级次的同类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割和配置。税收立法权的划分也有横向和纵向分配两种。在国际上，税收立法权的横向分配主要有三种 模式：单一模式、复合模式和制衡模式。单一模式是指税收立法由一个具有立法机关性质的行政机关来行使；复合模式是指税收立法由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共同行使；制衡模式是指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基础上，税收立法由议会、总统、最高法院三方共同行使。无论采用哪种模式，各国的税收立法都是以正式的法律形式为主，行政法规为辅。 税收立法权的纵向分配，国际上主要有集权模式、分权模式和集权分权兼顾模式。但不管采用什么模式，各国都把税收基本法规、主体税种的立法权集中在中央；而在一些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共同立法的税收问题上，中央往往只作原则性的立法，具体的法律、法规允许地方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自主立法，充分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中国的税收立法权在纵向分配上属于集权模式，这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历史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

② 中国税收的立法

税收立法是规范和完善税收法律体系的前提和核心。依法治国背景下，税收法律体系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地位，虽然我国初步形成了税收法律体系，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在此背景下，税收立法研究凸显出重要性和紧迫性。税收立法属于法学和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学术界分别从法理视角和经济学视角展开了研究。

③ 中国现行的税收基本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哪些

参考来时间： 2011年收集的。

中国现行自的税收基本法律、法规和规章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1993年12月13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34号发布，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2008
年1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8号修订并公布，自 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93年12月25 日财政部文件（93)财法字第38号发布，2011年10月28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65号第二次修改并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1993年12月13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35号发布，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2008
年1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9号修订并公布，自 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93年12月25 日财政部文件（93)财法字第39号发布，2008年12月15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1号修订并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2000年10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94号公布，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

④ 目前我国的税收立法存在哪些问题

目前税收立法权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及其部门税收立法权过大
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在我国开了授权立法的先河。从目前情况来看，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等三部法律由全国人大立法外，其他有关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等全部授权国务院及其相关主管部门颁布、发布、制定、修订等。为此笔者认为，授权立法虽然顺应了税收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情况，但同时也生以下问题。
1．大量的立法授权，其透明度不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各种性质的企业层出不穷，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职工和个人的收入也随之不断增长，税收已涉及到千家万户和每个公民。任何法律、法规或者规章，都要有人来执行和遵守。因此税收立法程序透明、公开、公正显得尤为重要。按照目前我国的立法程序，税收法律是经国务院提议，由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具有相当的广泛性、代表性和透明度，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意志。而国务院及其税务主管机关制定的税收法规，尤其是税务主管机关制定的税收法规，其广泛性、代表性、透明度可以说很低。首先立法不讲程序。如我们在日常工作看到的税务机关颁发的文件中，常常用到“经国务院领导同意……”的字眼，或者干脆把某某领导同志的讲话作为文件下发也不乏其有。在行政立法过程中普遍存在“有程序规定不照办，没有程序规定更好办”的情况。其次对税收立法缺少有力的监控机制。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中，对税收立法的监控规定不是很完善，不论是事前的监督，还是事后的监督，具体的监督部门、监督措施甚至监督程序无法落实，从而使得带有部门利益倾向的税收立法纷纷出台。如税收任务作为考核指标后，有的地方把税收收入作为对税务部门主要的考核指标，任务完成有奖，完不成一切免谈，实行一票否决，于是在一些地方税务部门为了本部门利益，出现收取“过头税”、“寅吃卯粮”虚假入库等种种奇怪现象。
2．立法层次较低，缺乏权威性。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作为国家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税收立法，很少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绝大部分由其授权政府部门来制定，如当前我国税收收入中，绝大部分是增、消、营流转税、企业所得税等，而这些税收立法权、解释权、修订权等在国务院及其主管行政部门。诚然，作为国务院及其主管的行政部门制定的法规和规章，是在人大授权的范围之内，也具有相当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但不可否认的，这些并不是法律，不具有与人大所制定的法律有同等的地位。
3．绝大部分税权具有浓厚的行政命令。在任何国家或地区，凡是涉及到国民财富的调整，涉及到企业财产的再分配的税收制度的问题，其税权立法权必须由立法机关制定相关法律，政府和行政部门必须严格执行。然而我们国家恰恰相反，几乎所有涉及到企业和个人的财产和财富的分配，均由政府部门及其行政部门制定相关制度，然后命令下级政府部门及其行政部门遵照执行。如199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发[1993]85号）、《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1993]90号），这两大牵涉到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牵涉到所有国人和企事业单位财富分配的重大财税体制改革的制度，全部由政府部门制定，时至今日，始终没有超越这种行政行为的局面。
4．立法权与执法权出于同一主体，不能保证执法的公正。这里讲的立法权是指税务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的法规、规章、决定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权力。从法理上讲，税务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授权范围内制定相关税收政策似乎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它也是税收执法部门。首先，它是行政立法，不是由民意代表制定，广大纳税人参与的机会少，且程序相对简单，有的根本不按程序，并不能保证依法治税和保护纳税人权利；其次，有些税务法规具有很强的特需性，即税务机关往往根据自身的需要制定一些特定的规定。
（二）政府部门税收立法权部门利益化倾向日趋严重。
1．行政利益和行政自利性非常明显。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趋向日趋明显，行政管理领域内除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以外，还有不容忽视的行政利益，即行政机关在上述利益之外所独立主张和追求的、纯粹出于行政考虑的利益。就与公共性相对应的行政自利性而言，行政机关是由人组成的，自然不能摆脱人所固有的自利性。行政利益和行政自利性是非法定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的问题，主管财税财政部认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过渡期以来，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均，既有悖于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不利于平等公平竞争，也影响内资企业进一步提高竞争能力，强调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必须进行；而在同一问题上主管外国企业投资管理和吸引外资的商务部对此并不认同，认为给外资企业一定的优惠并不违反世贸组织的国民待遇原则，不同意马上取消这一税收优惠政策。这本来是全国人大立法机构的事，而由于我国目前的税收立法体制造成了国务院两个主管部门出于不同利益考虑，对同一问题得出相反的结论，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2．税收法规制定权不符合规定。根据我国目前的税收管理体制，税收法规的制定权应在国务院及其主管全国税务机关的国家税务总局。如《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凡由税务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征收管理，均使用于该法，同时规定，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这就意味着，国务院对凡涉及《税收征收管理法》所辖的一切涉税事务，能授权的均应授权给国家税务总局负责管理。但就目前情况看并非如此。如全国人大授权给国务院的《增值税条例》、《消费税条例》等，其实施细则均由财政部负责颁布，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对其进行解释 。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的职能和职责范围有很大区别，财政部参与类似上述纯粹税收法规的制定，与全国人大颁布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立法精神不符。
3．立法活动与立法过程中的利益驱动现象。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存在，尤其是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在立法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由于每一件立法的出现，都必然意味着某种国家权力的授予或分配，而权力则意味着某种潜在的利益，因是之故，各种五花八门的立法也就有可能出台。虽然我国《立法法》就关于立法权限的分配问题已经十分明确，但除了客观方面的原因外，在立法过程中对自身利益、部门利益追求现象存在不争的事实。如中央三令五申要维护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各地方政府和部门不得擅自出台税收优惠政策。但各地政府和部门为了吸引外来投资，以发展地方经济为由，竞相设立所谓的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开税收优惠政策口子，今天这个地方出台企业所得税二免三减半政策，明天那个地方马上出台更优惠的税收政策，为了自身利益，滥用《立法法》所赋予的权力，完全把国家税收法律置于脑后。
4．行政“立法”，实质上就是利益分配的产物。所有的立法，都是权力和权利的再分配，涉及税收立法权的争夺也是如此，不客气地借用经济学的术语，是“设租”与“寻租”的产物。通过这些立法，某些政府部门所拥有的审批权、管理权、许可权得到了扩张，其所谓的利益（隐性的、潜在的、不易人们发觉的）得到了维护，因此，有些部门在立法过程中根本不顾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甚至是国家利益，不怕麻烦，想方设法地拼命把所谓的权力揽在怀中，以在社会管理中取得最大权力。这种情况在某些社会性立法及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性立法中也极为常见。
（三）征纳对象之间的法律地位及不对称。
从目前立法程序和立法精神的情况来看，由于我国的税收立法主要是行政立法，几乎所有涉及到纳税人的法规、规章等，主要强调的国家权力和纳税人的义务，而相对忽视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这种情况从我国的税收法规中最高法律《税收征管法》中就有体现。如《税收征管法》中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等等。这些行政处罚的幅度过大，会造成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税收征管法》 未明确、全面规定纳税人的权利，税收征管中侵犯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前几年国家大量赊欠企业出口退税现象十分严重，要知道享受国家出口退税是国家给予出口企业法定的优惠政策，也是国际惯例，纳税人这些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

⑤ 地方政府有没有税收立法权

你好，地方人民政府一般来讲对于我国立法体系属于中央立法，地方立法除西藏、特别行政版区外权是有制定税收法律和法规的权限，但要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或国务院备案的。像内地除税收法律法规有立法授权，也可以制定税收规章。

⑥ 税收的立法原则是什么

税收立法原则是指在税收立法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准则。我国的税收立法原则是根据我国的社会性质和具体国情确定的，是立法机关根据社会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特别是税收征纳双方的特点确定的，并贯穿于税收立法上作始终的指导方针。税收立法主要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从实际出发，这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税收立法实践中的运用和体现。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从实际出发，也就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引出规律，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贯彻这个原则，首先要求税收立法必须根据经济、政治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客观规律，也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充分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税收分配理论。其次，要客观反映一定时期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既不能被某些条条框框所束缚，也不能盲目抄袭别国的立法模式，在此基础上，充分运用科学的知识和技术手段，不断丰富税收立法理论，完善税法体系，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二、公平原则
在税收立法中一定要体现公平原则。所谓公平，就是要体现合理负担原则。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参加市场竞争的各个主体需要有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而税收的公平是实现平等竞争的重要条件。公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税收负担能力上看，负担能力大的应多纳税，负担能力小的应少纳税，没有负担能力的不纳税。二是从纳税人所处的生产和经营环境看，由于客观环境优越而取得超额收入或级差收益者多纳税，反之少纳税。三是从税负平衡看，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间及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实际税负必须尽可能公平。

三、民主决策的原则
民主决策的原则主要指税收立法过程中必须充分倾听群众的意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确保税收法律能体现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这个原则，要求税收立法的主体应以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为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对税收法案的审议，要进行充分的辩论，倾听各方面意见；税收立法过程要公开化，让广大公众及时了解税收立法的全过程，以及立法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争论情况和如何达成共识的。

四、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在制定税法时，要求明确、具体、严谨、周密。但是，为了保证税法制定后在全国范围内、在各个地区都能贯彻执行，不致与现实脱节，又要求在制定税法时，不能规定得过细过死，这就要求必须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具体讲，就是必须贯彻法制的统一性与因时、因地制宜相结合。法制的统一性，表现在税收立法上，就是税收立法权只能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来行使，各地区、各部门不能擅自制定违背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所谓“土政策”，“土规定”。但是，我国又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的国家，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平衡，政治状况也不尽相同，因而对不同地区不能强求一样。因此，为了照顾不同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的情况和特点，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某些情况下，允许地方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定适合当地实施办法等。因此，只有贯彻这个原则，才能制定出既符合全国统一性要求，又能适应各地区实际情况的税法。

五、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与废、改、立相结合的原则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而在发展过程中，又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制定税法，是与一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税法一旦制定，在一定阶段内就要保持其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变化不定。如果税法经常变动，不仅会破坏税法的权威和严肃性，而且会给国家经济生活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但是，这种稳定性不是绝对的，因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是不断变化的，税法也要进行相应的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具体表现在：有的税法，已经过时，需要废除；有的税法，部分失去效力，需要修改、补充；根据新的情况，需要制定新的税法。此外，还必须注意保持税法的连续性，即税法不能中断，在新的税法未制定前，原有的税法不应随便中止生效；在修改、补充或制定新的税法时，应保持与原有税法的承续关系，应在原有税法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经验，修改、补充原有的税法和制定新的税法。只有遵循这个原则，才能制定出符合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规律的税法。

综上所述，税收立法主要应遵循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公平原则；民主决策的原则；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与废、改、立相结合的原则

⑦ 税收立法的税收立法程序

正当法律程序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对法律程序的尊重，这种尊重并不仅仅是重视“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而更是要按照“正当的法律程序”行使权利，在立法领域也是如此。正当法律程序的理论为我们构建正当的税收立法程序奠定了理论的基石。笔者认为，在正当法律程序观念的指导下，正当税收立法程序应当具备参与性、公开性、交涉性与效率性等基本属性。 税收立法程序的参与性取决于税法的民意代表性。“无代表则无纳税”的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建立在纳税人“同意”的基础之上，纳税人得以表达意见的渠道便是在税收立法过程中的参与。从民主实现的方式来看，代议制民主毕竟是一种“间接民主”，而公众参与是“直接民主”，能够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
特别是税收授权立法在世界各国广为存在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在税收立法中扮演突出角色，为了加强对行政立法的规制，就更要凸显税收立法中的公众“参与”机制。我国税收立法中公众参与机制是十分薄弱的。
我国税收立法中行政立法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行政立法又多是行政机关内部的“暗箱操作”，纳税人缺乏表达意见的途径。相比之下美国在税法的制定过程中公众的参与机制则比较健全。美国在税收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通过公开立法、立法听证、专家论证、向社会征求意见等方式，使公众的参与权得以实现，通过更准确地把握民意增强立法的公正性，从而有效地引导纳税遵从。
税收立法程序的参与性还取决于人类主体的有限理性。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有限的个人理性影响立法者对宏观全局的准确判断，人类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相互沟通，使法律成为多数人智慧的结晶，才能避免轻率立法、仓促立法。正如季卫东先生所言：“民主的真正价值显然不是取决于多数人的偏好，而是取决于多数人的理性。在众口难调的情况下，程序可以实现和保障理性”。
税收立法程序的参与性也取决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人类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税收立法作为分配税收负担和资源配置的活动，涉及到各种税收价值的选择和各方利益权衡。这使得参与以及相关利益表达机制必然成为税收立法正当程序的关注焦点。“参与”使纳税人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使税收立法中的利益冲突得到协调，实现利益平衡和利益主体的满足。 现代意义上的税收立法活动，应该是一项“阳光下的事业”，所有的立法过程，包括税收立法的提案、起草、审议、表决、公布等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步骤都应当以社会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英国有句古老的箴言：“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税收立法程序的公开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税收立法信息资料的公开，包括立法的背景与根据、立法议案的主题、立法会议的记录等；二是税收立法议事过程的公开，指立法会议要公开举行，允许公众旁听等；三是税收立法活动报道自由，允许大众传媒将立法活动的实际状况向社会报道；四是税收立法结果的公开，税法必须向社会公布，国家不得以未公布的税法作为执法依据。在美国，立法听证是国会审议税收立法的必经程序，税收行政法规及规章的制定则要符合《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的公开程序。
立法程序公开是纳税人有效参与税收立法的前提。纳税人通过公布的税收立法信息资料。可权衡各种论据和论点，并通过依据公开原则所建立的利益表达渠道，及时反馈自己的利益主张。公开可以保证税收立法参与的质量。
公开也是纳税人行使知情权的必然要求。现代社会的公民对政府的行为享有知情权，有权利知晓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的行为。可以说使公民了解税收立法中的有关信息，既是公民个人的一项权利，也是立法机关的一项义务。当然，立法程序中的公开也是有限度的，在特定情况下，立法行为是不公开的。如涉及到国防、外交等重大国家利益，或者有关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的信息资料是不宜公开的。 “所谓立法程序的交涉性是指立法决策参与者运用各自的法定程序权力进行充分辩论、协商和妥协，以最终达成各方都愿意并能够接受的多数结果”。嘲交涉性是税收立法程序的基本属性，是税收民主立法不可缺少的环节。“交涉”是一个讨论、交流、沟通、谈判、讨价还价的过程。“民主社会是个讲话的社会。因此，把最能体现民主特性的机构称之为Parliament(议会)是非常恰当的。这个词的本意就是谈话、互相交流的地方。议会的重大功能之一就是把问题谈透，为对立意见提供辩论的场所，互相商谈，直到能采取彼此均感满意的解决方式”。
税收立法的交涉性赋予了税收立法正当性、民意性，增强了公众对法律的认可和尊重。“法律可能是不好的，但我所参与的确定法律的过程使我有义务承认他们的合法性并服从他们。那种义务来自这一事实：我是构成社会的成员之一，社会的法律就是我的法律，制定法律时我出过力。如果法律是公正的，我可以引以为荣；如果法律是不公正的，我继续有义务为其改善而努力”。
税收立法程序的交涉性源于税收利益主体之广泛性、财产权于公众之敏感性。中国首次立法听证会选择了个人所得税作为主题就是一个证明。不同的利益追求促使人们纷纷从切身利益出发去关注和参与税法，税收立法过程也正是不同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
“妥协”是交涉的必然结果。正如赫伯特·西蒙所说：“从某种重要意义上讲。一切决策都是某种折衷。
最终选定的行动方案，决不会尽善尽美地实现目标，它只能是在当时条件下可以利用的最好办法。我们所处的环境，必然限制着可以为我们所用的备选方案，从而划定了目标实现程度的上限”。科恩在《论民主》中指出：“权衡冲突各方的争议，从而形成政策、制定法律的过程便是妥协的过程，妥协是民主程序的核心”。没有妥协的交涉，只会出现议而不决的状况，妥协是立法交涉产生结果的重要前提。 尽管民主是税收立法程序的最高价值取向，但民主并非是不惜一切代价换取的，民主的税收立法程序也要受到效率的制约。只是税收立法程序中的效率是民主意义上的效率，而不是以牺牲民主来满足效率。
效率从经济学上讲是指成本与收益之比。税收立法程序的效率同样表现为成本与收益之比，其目标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完成既定的立法任务。税收立法程序中的成本是指在税收立法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立法资源的总和。程序效率所追求的收益，就是通过一定立法成本的投入而完成的立法工作任务，它是固定的、客观的，不像立法成本那样有很大的伸缩性。立法程序的收益与效益不仅直接表现为“所完成的工作数量(经济收益)，还包括立法程序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问题，即所创制出来的法律规范是否最接近社会公正，能否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而且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立法程序自身的设立及其运行也必然会给社会的政治、文化、道德、意识带来一定的影响，表现为对精神文明的促进作用”。
税收立法中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利益分配的冲突性、税收立法活动的复杂性都对税收立法中的效率提出了迫切要求。税收立法程序的效率性要求科学地安排和设计税收立法程序，合理分配程序权利与义务，使整个立法活动有秩序地高效运转，在立法成本最小化的同时达到立法收益的最大化。

⑧ 人大立法有哪几个税种

中国现行的税种共18个种（2016年5月1日起，全面推行“营改增”；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环保税 ），分别是：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税、船舶吨税、车辆购置税、关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环保税。

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车船税、环保税、烟叶税和船舶吨位税这6个税种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其他绝大多数税收事项都是依靠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来规定。

(8)中国的税收立法扩展阅读：

15个国务院制定

增值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于1993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第十二次常务会议通过，2008年11月5日经国务院第3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消费税 《消费税暂行条例》于1993年12月13日经国务院第135号令发布，2008年11月5日经国务院第3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营业税 《营业税暂行条例》于1993年12月13日经国务院第136号令发布，2008年11月5日经国务院第3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资源税 《资源税暂行条例》于1993年12月25日经国务院第139号令发布。

城镇土地使用税 于1988年9月27日经国务院第17号令发布，2006年12月31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的决定》修订条例内容。

土地增值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于1993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第十二次常务会议通过。

房产税 于1986年9月15日经国务院文件国发〔1986〕90号发布。房产税条例规定，对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但近年，为调控房价，上海、重庆等地开始试点对个人住房征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1985年2月8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

车辆购置税 2000年10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印花税 1988年8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经国务院第11号令发布。

契税 1997年4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经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通过。

耕地占用税 2007年1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经国务院第511号令通过并发布。

烟叶税 2006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暂行条例》经国务院第464号令通过并发布。

关税 1985年3月7日，由国务院发布。1987年9月12日，由国务院修订发布。1992年2月28日，经国务院第九十九次常务会议通过。1992年3月18日，国务院第96号令《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的决定》修订。

船舶吨税 2011年12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暂行条例》经国务院第610号令通过并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