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纵向反垄断的立法趋势

『壹』 怎么看待国家加强反垄断

经济的发展是为了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近年来平台经济的发展也确实在各方面有所贡献，但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崛起，特别是头部平台的出现，其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行为日渐增多，如限制竞争、价格歧视等一系列行为，这严重的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阻碍了行业创新。而国家及时出手进行反垄断调查，正是一种良性的调控手段，具有重大的现实和指导意义。
首先，反垄断是保障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
目前我国的企业巨头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通过了一场又一场的战役才最终生存下来的。正是因为这种激烈的竞争，才使这些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以及核心的竞争力。我们要将这种竞争体系传承下去，给新进成员机会，同时也会倒逼当前的巨头更加创新，使我们的经济更有活力，更有抵抗力。
其次，这是我国在反垄断方面的一次重大进步。
相对与欧美发达国家，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原因，有垄断趋势的企业是近些年才慢慢出现的，其中也主要是一些依托互联网的科技企业。因此，我国在反垄断领域的经验相对较少。而放眼全球，反垄断已是惯例。此次国家的出手，既能保障市场的良好发展，也是为后期反垄断积累经验，更是对市场其他头部企业的一种震慑和指导，促使他们在法律的框架下发展。
再次，这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要着眼提高监管能力，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推动平台企业依法健康有序发展。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有目共睹，这不仅归功于企业自身的奋斗，也归功于政府的支持和监管。企业只有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尊重市场、尊重监管，才能走的更远、发展的更好、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
最后，反垄断监管的目的不是监管本身，而是为了更好发展。正所谓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本次反垄断调查必将是促使互联网进一步公平发展的契机，也必将为日后的创新洒下新的种子。

『贰』 现代反垄断的发展趋势表现在哪些方面

在当前国际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跨国公司利用本身的技术和资本优势将全球市场、资源以及世界各地最有效的投资区位在公司内部进行组织，并按照公司的战略规划，进行统一的调度和配置，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经济组织。在向海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跨国公司以增量和存量两种投资形式开拓海外市场。上个世纪末以来，在充分利用“增量”投资形式的同时，跨国公司更加注重以“存量”方式向海外投资，并购目标企业，占领全球市场。以1997年为例，当年全球国外直接投资总额为5890亿美元，其中3420亿美元用于合并与收购。“9·11事件”之后，全球经济一度持续低迷。然而，根据联合国贸发会的有关统计，2003年跨国公司的国际并购金额再次达到2970亿美元，2004年前6个月比2003年同期增长3％。事实表明，并购作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最深刻的表现形式，依然是跨国公司配置资源、铸造国际化生产网络的战略手段。一、跨国公司并购的理论分析
1．跨国公司理论对跨国公司并购的适用。20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跨国公司问题研究专家约翰·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被公认为西方指导跨国公司实践的权威理论。该理论包含三方面内容，即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激励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所有权特定优势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有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内部激励优势是指跨国公司为保护或利用市场不足将所有权特定优势进行内部转移的优势，它包括跨国公司避免实施转移所有权的成本。而区位特定优势是指有利于东道国或者投资国经营的地理位置的特定优势。
2．公司并购理论对跨国公司并购的适用。公司并购理论主要包括效率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企业低成本、低风险扩张理论等。效率理论认为，企业并购活动不仅能够给社会带来一个潜在的增量，而且能提高交易参与者的效率。这主要表现在企业管理层的效率改进或形成协同效应之上。效益理论又分为规模效益理论、管理协同效应理论、多样化经营理论、战略重组以适应变化的环境理论、财务协同效应理论等。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市场机制和企业组织可以相互替代，市场交易费用的存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组织取代市场，内化市场交易有可能节约交易费用，而节约交易费用是资本主义企业结构演变的动力。而企业低成本、低风险扩张理论则主要通过比较企业扩张的两条基本途径得出结论。该理论认为，与通过自身投资扩张相比，并购是一种效率较高、成本较低、风险较低的扩张方式。这是因为并购可以有效地降低进入新行业的障碍，可以大幅度降低企业发展的风险和成本，而且当企业通过并购的方法进行扩张时，它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原有企业的资产和销售渠道优势，而且可以获得原有企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使企业拥有成本上的竞争优势。
二、国际反垄断立法的发展趋势
正如一些学者所谈到的：“国际市场的竞争促使人们在市场面前变得现实起来，商业伦理精神暂时让位于商业竞争精神，希望通过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来保住或提高国家或者区域的国际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为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国家对反垄断的法律管制有逐渐放松的趋势。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最早对公司并购进行管制的国家，其对公司并购立法的调整一直是世界经济形势发展与变化的反映。最近一些年，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国际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对公司并购略有放松。美国一改往日立法的指导思想，在“1982年司法部合并指导原则”和“1984年司法部合并指导原则”中引入一种市场动态竞争理论的思想，从而结束了其20世纪60年代运用市场结构方法控制企业的做法。美国管制政策和立法的变化是与美国管制理论的变化分不开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博克、德姆塞兹、波斯纳等为代表人物的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的“结构—行为—绩效”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该学派不承认在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结果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从而特别反对政府对企业合并进行规模上的干预。认为反垄断法的首要目标在于促进经济效益，因此，对企业合并的分析重点应从市场结构转向经济效益，并以经济效益作为评价和是否干预企业合并的依据。此外，一些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的学者也提出了“新贸易理论”，或称“战略贸易理论”，其核心思想是：政府应当在资金、技术上帮助本国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如果这种帮助能够使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地位，就会给本国带来更大的利益；政府还应当通过各种办法防止外国竞争挤占本国国内市场。以上理论对美国当今的公司并购立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美国政府制定有关政策的基本原则。正是因为美国管制立法指导思想的这种改变直接推动了美国企业并购的繁荣。美国放松对公司并购的法律管制之后，其他发达国家乃至众多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开始效法。放松管制已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成为各国政府在新的国际经济规则环境下提高本国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手段。
三、完善我国跨国公司并购反垄断立法的思考
考虑到以维护自由公平竞争为己任的反垄断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经济宪法”、“市场经济的基石”和“自由企业的大宪章”，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亟需制定反垄断法。
在制定《反垄断法》中，应当明确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及构成垄断的条件，并以此作为并购能否被批准的衡量标准。凡是跨国公司并购我国企业都必须接受审核，以确定该并购行为是否符合《反垄断法》的要求。审查内容可以包括：对相关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和“地域市场”）的影响；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是否处于市场优势地位，此点主要根据市场份额、资金实力、强行定价能力、市场的准入壁垒、供应商或消费者对相关企业的依赖程度等加以判断；对并购的评价，即该并购是否创设或加强了市场优势地位，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或损害了竞争等。
在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问题上，坚持以科学合理、精干效能、权威独立为原则，建立一个独立和权威的执法机构。根据我国地域辽阔的特点，应当设立中央与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机构。但为保证机构独立性，地方机构不属于地方政府领导，其经费和人事关系也完全由中央反垄断执法机构统一掌握。在执法权问题上，反垄断执法机构拥有调查检查权、审核批准权、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措施权、行政裁决权和规章制定权等。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并购监管部门还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监管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加强执法能力的建设，提高执法水平，建立与他国信息共享机制，构建国家并购经济信息网络和科学分析体系，最终做到以保护竞争为基本目标，对跨国公司的并购活动进行监控、管理，切实保护本国市场的竞争秩序。
在制订《反垄断法》的同时，还应加快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健全竞争法体系。在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过程中，应明确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执法机关的组成、权限、活动程序、处理方式以及制裁措施等。
为防范并购引起国有资产流失，我国应加快制定和完善《产权交易法》，科学组建资产评估机构，对并购进行强制性资产评估。同时，还应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制定《国有企业法》，理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从而真正塑造强有力的市场主体。
此外，我国还应综合考量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法律发展状况，协调国家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制定《产业政策法》，合并“三资”企业法，制定统一的《外商投资法》。

『叁』 中国反垄断法律特点

您好，我国反垄断法的特点如下：（我们老师说的！）

1.对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做出了规定，列举了强制交易、地区封锁、强制经营者从事垄断行为等行为。
2.中国反垄断法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市场主体，不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
3.排除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经济组织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运输、储存等经营活动中实施的联合或者协同行为的适用。

如果想记得方便点，就是：

一是，原则性立法，总共八章共57个条文。
二是，经营者承诺制度。我国《反垄断法》第45条引人了这一制度。
三是，宽恕制度。
四是，经营者集中采取了强制的事先申报制度。
五是，反垄断法的适用豁免制度。
六是，明确规定了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反垄断法无疑属于国内法，其效力本应及于域内。

『肆』 简述中国反垄断法的主要规制形态。

新形势下。 一、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概况 反垄断法目前在我国还是一种全新的法律制度。随着外商投资战略的不断调整和发展，同时，
但是，
企业兼并(横向与纵向)、掠夺性定价，进入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可以参考所有的产业组织教材均可以看到相关内容。内容提要:反垄断法以维护市经济的竞争秩序为其主要目标，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经济法律应有的基本精神、基本理念， 损害市场统一与公平竞争。我国行政性垄断的表现 1 地区垄断。直接投资成为外商在我国境内投资的一种主要的投资形式。即一个市场上只有一个经营者。哪个班的啊反垄断法，是对经济立法、经济司法以及经济法学研究具有指导作用和适用价值的根本思想。即区域性市场壁垒。反垄断法 垄断的原意是独占，在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上，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之前，
反垄断法规制的内 容与竞争秩序的维护戚息相关。和大多数国家的反垄断法基本一致，它是市场经济国家基本的法律制度。哪本书你懂得 。 割裂地区间的资源联系，第121页到141页\(^o^)/~，新形势下，顾名思义就是反对垄断和保护竞争的法律制度。外商在我国境内对境内企业的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了一种主导形式。中国反垄断法注意研究国际反垄断法的有益经验，其实现手段------反垄断法规制的内容与竞争秩序的维护戚息相关。 采用各种不合理手段制造障碍，中国反垄断法又立足于中国国情。其具体表现方式是: (1) 。
是经济规律与法律科学结合的具体体现.。地区垄断从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出发，一样的哦，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规所体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原理，
限制地区间经济贸易往来，一、垄断协议 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横向垄断协议: 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协议: (1)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 (2)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 (3)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 。
确立了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控制经营者集中三大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
转售价格维持等。

『伍』 请教高手！西方和中国的法律在反垄断上有何不同！

一、西方反垄断法律制度形成的基本前提及该制度的质的规定性
反垄断法律制度顾名思义就是以反对垄断为主要目标的法律制度。如在反垄断法产生的母国——美国，大公司、大企业是以托拉斯的形式垄断和统治市场的，所以美国的反垄断法就在习惯上被称为反托拉斯法。早期的反托拉斯法、日本的禁止垄断法都是既反垄断行为，又反垄断状态，并以企业分拆为重要的法律规制手段。但是，随着竞争理论和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人们对垄断现象的认识得到提高，发现有“有效率的垄断”的存在，反垄断法调整对象开始转变为仅针对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但是，任何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的存在都是以一定程度的垄断状态（或称经济力的集中）的存在为前提，否则，按照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理论，作为价格接受者的厂商的任何抬高价格的举动都会使他丧失全部市场。所以，反垄断法产生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经济力的集中。因为，如果没有经济力的集中，垄断行为就不可能存在，反垄断法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了。
但是，经济力集中和垄断行为出现是否就一定遭到国家反对从而导致国家的干预性立法呢？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曾经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回答。如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实行的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企业的生产计划靠国家直接下达，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定，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包销，政府事无巨细，直接管理着各个企业的供应、生产和销售。行政手段、指令性计划和其他强制力量建立起并维持着每个国有企业事实上的垄断地位。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获得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国家组织经济的必要手段。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以维护市场机制为着眼点的反垄断法完全没有存在的空间。而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力的集中主要指私人经济力的集中，即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逐利冲动对市场进行垄断，从而背离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导致了代表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一方——政府对垄断行为进行反垄断法规制。由此可见，经济体制的选择是反垄断法产生的第二个前提。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反垄断法存在的余地。
从美国、欧洲的反垄断法的产生过程看，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处于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在反垄断法的产生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美国学者盖威尔认为，美国整个历史上都同时展现了对经济发展的热情和对政治、经济领域的庞大的机构性力量威胁个人政治、社会、经济自由的担忧；谢尔曼法是被设计用来约束过于膨胀的商业机构。作为企业合作立场和利己立场的混合的这些机构已经威胁到美国传统的、体现个人主义和小规模的意义上的社区色彩的社会、经济关系。美国学者格伯尔则认为，欧洲竞争法来自于自由主义传统，后者提供了现代欧洲的思想、经验和认同的许多核心结构；同时，欧洲竞争法也反映着欧洲社会对社会平等、摆脱剥削和消费者福利的关切，保护竞争的目标经常与取得社会公正的思想交织在一起。可以认为，自由主义传统和平等、社会公平理念决定了西方社会在面临私人经济集中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弊害时，最终选择以通过维护市场机制运作为主要目标的反垄断法来规制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而不是通过扶持一个政治上的庞大势力（全能政府）来控制、消除经济上出现庞大的私人势力（私人经济集中）。所以，自由主义传统和平等、社会公平等理念是西方反垄断法产生的第三个前提。
在上述三个前提下形成的反垄断法体现了什么样的质的规定性呢？笔者认为，反垄断法质的规定性表现在：反垄断法是一种国家干预，这种国家干预是以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为前提，仅在市场失灵即发生了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时才作为市场机制的纠偏力量而出现。正如经济学者所认为的，就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手段和程度而言，“在最低的干预层次上，国家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比如通过税收和补贴，来改变企业的成本收益结构。在中等层次上，国家可以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鼓励、禁止和规范产业和企业的行为。在最高层次上，国家可以拥有并直接管理和操作企业，将企业资源直接用于实现政府的就业、居民收入和其他经济或非经济目标。”反垄断法以维护市场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良性运作为目标，主要表现为最低层次的政府干预。�

二、中国反垄断法律制度产生所依赖的基本路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垄断法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中国反垄断法律制度的产生也存在着其特定的依赖路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所说的，我们现在比较清楚的是，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不太清楚的是，怎样才能从一个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制度，过渡到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制度。新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制度变迁有着其必然的依赖路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产权居于主导地位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行政管理特征是中国反垄断立法所依赖的基本路径。具体而言：
首先是反垄断立法与国有企业的关系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从人、财、物、产、供、销各个方面对企业实行了全面控制，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产权清晰、权责明晰、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实现这一总体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只有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才会按照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安排生产，并以市场价格作为投资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指南，从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目前，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中国从根本上扫除了进行反垄断立法的体制障碍。但是，国有企业目前仍面临着产权和政府直接干预企业两大困扰，并进而影响其作为完全意义上市场主体的定位。国有企业和国有产权在中国经济生活中仍占据了很大的比重，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性的产业中。这与资本主义国家反垄断法赖以产生的以私人产权和营业自由为基础的经济现实大相径庭。以国有产权为主体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孕育出有效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最新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表明，所有权在大型组织中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在这样的大型组织中，几乎所有的成员本身都不是所有者，以所有权姓“公”还是姓“私”为基础的委托代理的性质只存在极少的差异。所以私人产权并不是反垄断法产生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公有制经济占有较大比重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反垄断立法。但是，公有制无疑强化了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在当前的现实背景下，关键在于如何确保国有企业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如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预算硬约束，仅按照公司法等法律要求行使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得干预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不得干预国有企业特别是竞争行业中的国有企业的定位与制定经济目标，同时改革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免制度等。
其次是反垄断立法与政府在经济中的行政管理惯性的关系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不仅全面控制微观经济主体的日常经营活动，也从中观和宏观层面全面干预经济生活。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虽然政府逐步退出一部分经济生活领域，但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主要是政府推行的自上而下的单方面的制度安排，这势必造成如下结果：第一，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非常能动的角色，政府成为组织经济的主导力量。第二，政府对经济生活仍保持着较大程度的直接干预。如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着关键性产业，政府为不同类型的企业设置的政策性壁垒如进入、经营范围、经营区域限制等。这两点都与反垄断法所要求的政府的间接干预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悖。第三，行政管理的惯性和政府本身的“经济人”的角色特征还会使政府作出不同程度的越权干预经济生活的行为。如出于地方利益保护的需要，地方政府实施的地区间市场封锁行为等。这些行为阻碍了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的形成，恶化了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保持一个强大而权威的政府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是非常必要的，同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主义的现代发展都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这无疑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过于能动的角色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市场的发育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当前，中国政府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在逐步退出一部分经济领域并变直接干预经济为间接干预经济的同时，如何确立好对经济生活干预的适当的范围和程度，并协调、统一好竞争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技术政策等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三、中国反垄断立法主要障碍分析
中国反垄断立法虽然一方面受到“入世”等有利因素的推动，但同时也受到不少的阻力。如认为中国目前尚不存在需要运用反垄断法进行调整的经济集中度问题的认识上的阻力，认为反垄断法并不能解决中国行政垄断现象的行政垄断规制问题上的阻力，以及自然垄断行业维护既得利益和政府部门在执法权上的分歧所造成的立法上的阻力等。笔者认为，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看，出于制度演变中的路径依赖因素，中国政府优先适用产业政策而不是竞争政策是导致中国反垄断立法滞后的主要原因。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主要区别体现在：首先，政府在不同政策中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程度是不同的。如前文学者所认为的，反垄断法（竞争政策）主要表现为最低层次的政府干预，而产业政策表现为中等层次的干预，计划经济体制表现为最高层次的政府干预。反垄断法仅要求政府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如出现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时才介入经济生活。产业政策既可以通过间接干预的方式而成为青木昌彦所说的增进市场机制的工具，也可以通过项目审批、价格管制等方式强制性地体现政府的意志。其次，产业政策的实施对竞争政策的实施和反垄断立法会产生重要影响。虽然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在一些领域可以表现为平行关系、协调关系甚至分享共同的知识基础，如产业经济学理论，但是在竞争性行业实施产业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竞争政策的实施。如政府无论是通过一系列政策工具来支持它所认定的支柱产业的发展，还是人为促成产业重组和经济联合，都可能诱发企业通过寻租而不是市场竞争获得优势地位，这势必在客观上消解了竞争政策的要求。
但是，中国政府在从最高层次的政府干预的计划经济体制向较低层次的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行政管理的治理惯性和中国推动改革维持强势政府的客观需要很容易使得更高干预程度的产业政策而不是竞争政策成为政府的优先选择。特别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中国市场开放程度提高，在既需要发展经济，又面临国际竞争压力的背景下，缔造并扶持一些大企业以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结果是产业政策思路的优先得到考虑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行政管理惯性进一步延缓了中国反垄断法的诞生。目前，政府行为中产业政策优先考虑的实际做法是影响中国反垄断立法进程的最大障碍。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政府早在1980年10月就颁布《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提出了反垄断的要求，而反垄断法法典却迟迟不能通过的原因。
如何协调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是目前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反垄断法是否能顺利出台，还关系到反垄断法是否会在将来的经济管理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四、中国反垄断立法的发展前瞻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组织经济的两种不同手段。由于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关系的处理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反垄断法能否顺利出台，还关系到该法在未来的经济管理中所占据的地位。所以，对中国反垄断立法的发展前瞻必须在把握好两者的相互关系中加以分析。
目前，关于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的一种典型看法是：从总体和长远看，反垄断与产业政策不矛盾，但这要看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更需要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当经济发展到垄断矛盾突出并阻碍了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和竞争的充分开展时，实施反垄断政策就显得相对重要。这种观点是以后发展国家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产业政策现实为认识论基础的。如后发展国家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后发展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直接取得现成的经济技术，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通过制定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和确定优先发展的产业，在短时期内赶超发达国家。而日本则被普遍认为通过实施产业政策，而成功实施赶超战略的国家。进而，有很多观点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很大程度上仿效了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产业政策。
但是，也有很多证据对上述产业政策的赶超作用提出了质疑。如波特等人对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日本产业政策不是解释了其产业成功，而是解释了其产业失败：政府产业政策没有参与或参与程度很少的产业多数最终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而产业政策大量参与的产业多数最终没有形成有效的国际竞争力。同样，有学者认为，中国产业政策实施结果表明，除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外，并非所有受政府重点支持的竞争性产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如在汽车等诸多行业，政府确定的定点生产企业绝大部分不知所终。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一大批非国有、非定点的企业逐渐壮大并取得市场优势地位，如家电、洗涤用品等产业。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各自地位和作用的争论可能仍会继续，但是，即使是在产业政策被视为后发展国家的典范的日本、韩国等国，产业政策作用也在趋于下降，竞争政策地位趋于上升。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也到了重新评估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作用及相互关系的关口。同时，反垄断立法中的适用除外等制度也会给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提供重要的平台。�
参考资料：http://www.sls.org.cn/all_show_detail.jsp?main_id=8&id=0080000227

『陆』 谁有纵向垄断的案例

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会变身为《品牌专卖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日前，修订方案已由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上报给商务部等部门，最晚在今年底就将正式出台。 8月1日，《反垄断法》将正式实施。《办法》中对汽车制造业和经销商的种种规定，与《反垄断法》相违背，并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弊端，因此面临调整。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兼进口汽车工作委员会陈效禹表示：“《反垄断法》的三个核心是控制经营者集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价格卡特尔(协议)，正式实施后将对汽车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其中，进口车涉嫌纵向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区域销售等多项违法现象。”而这些问题在《办法》中是被鼓励的。

据悉，中国WTO研究会产业部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进口汽车工作委员会正组成专家组研究汽车方面的反垄断问题。针对上述反垄断三个核心，监督部门已经确定，分别为商务部、工商总局和发改委。

纵向垄断

修改方案中，实施不久的《办法》的大方向不会变动，而《细则》将会把其中与《反垄断法》相抵触的内容更改成符合要求的规定。涉及内容集中在厂商特许授权、限价销售、限区域销售和厂家垄断零配件配售等问题上。

此前，曾有汽车企业高层提出，汽车行业因品牌打造需要等特殊性而在国外部分地区得到豁免，不受《反垄断法》的约束，中国汽车行业是否也可以得到豁免。但7月12日在京举行的“中国反垄断法执法暨控制经营者集中配套法规专题研讨会”的信息显示，汽车行业不会得到豁免。该研讨会由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主办，聚集了《反垄断法》制定及执行部门的众多高级别人士。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认为：“《反垄断法》主要是限制企业垄断经济、关系国际民生行业垄断等，汽车行业品牌、企业众多，涉及到汽车行业影响不大。”

汽车业的关键点是涉及到纵向垄断。相关专家解释，汽车行业品牌、企业众多，横向联合垄断不可能，但纵向上厂家、销售商、供应商三位一体的控制，形成市场价格垄断已经涉嫌纵向垄断，这点在进口车方面尤为明显。

在备受争议的《办法》中，很大一部分因素来自于进口车。陈效禹直言，进口车涉嫌多项垄断，包括纵向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区域销售等。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研讨纵向垄断带来的另一“恶果”——关联交易以及由此产生的产业安全问题。记者从有关渠道获悉，中国WTO研究会产业部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进口汽车工作委员会正组成专家组研究汽车方面的反垄断问题，并将于近期启动一系列活动，重点解决总代理与经销商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外资厂商、总经销商垄断市场以及通过关联交易逃避关税、控制市场价格等。

具体的解释是，外资厂商在中国直接设立总代理，这样的资产关联关系，不排除厂商将车辆低价报关卖给“自己”，然后由总代理设定高价出售。“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一旦情况属实，将予以立案。这不仅严重违反了海关条例，也违反了《反垄断法》，将要面对的是极其严厉的处罚。”知情人士透露。

同时，通过关联交易逃避关税，总经销商制定的奢华的4S店建设标准大量浪费中国资源，授权经营合同中存在很多“霸王条款”等等，这些行为都严重危害了中国汽车生产销售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记者致电多家外资厂商，均未对此置评，仅表示会遵守中国规定。

同时，有业内人士提出，《反垄断法》将正式实施，仍不见《细则》踪影，一旦短期内出现相关诉讼如何解决？

“如果出现类似诉讼，首先肯定是以大法《反垄断法》为依据，但裁决起来的确复杂。”北京市万国法源律师事务所王海疆律师表示。

车价松绑难

无论是进口车经销商，还是国产车经销商都对《反垄断法》寄予厚望，希望因此带来的行业、厂家政策变动会为他们松绑。

据《反垄断法》第十四条规定：“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以及“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均被认为构成了垄断协议，经营者将被处罚。这意味着，目前汽车厂家对经销商的限价行为将被视为垄断行为，而经销商在终端价格上将具备决定权。

“过去我们几乎得完全听命于厂家，老老实实接受销售任务，由厂家配送零配件，并且按照厂家的定价销售，否则年底没有返点，我们被厂家绑得紧紧的。”一位经销商表示。

从目前来看，依据《反垄断法》修正出台的《细则》或将改变这一“常态”。汽车营销专家刘同福透露，在《反垄断法》实施后，4S店将得到更加宽松的经营环境，不平等关系有望改善。

“之前《办法》中限价、限区的规定都将失效。”刘同福解释，经销商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行调整价格，一些有实力的大经销商想要拓宽市场也完全可以，上海的车完全可以卖到昆明去。之前厂商大都统一采购零配件，之后再加价卖给4S店从中谋利，这是最典型的垄断经营。《反垄断法》出台后将不会再有这种情况，经销商都可以自行采购零配件，从而节省成本。

刘认为，《反垄断法》实施以后，根本的受益者将是消费者。取消限价，可以买到更便宜的车；取消区域限制，可以选择区域，更方便；零配件打破垄断配送，价格成本降低，维修成本也必然降低；除4S店以外，还有很多选购车的方式，方便快捷，信息增多。

目前，广州丰田已经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正式宣布放开对经销商的价格限制，并支持经销商面向用户的优惠酬宾行动。

但中进汽贸上海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沈伟杰对此并不乐观。“虽然看起来是解除了跨区域的限制，但这其中有别的猫腻。”

首先，经销商卖车是拿返点的，例如在上海是一级代理商，卖了车有一定数额的返点，到了其他地方就没有这个级别，也拿不到这个返点了，所以说是可以去啊，但是谁还会去？

其次，零配件的配送，与厂家常年关系密切，经销商单独进入很难。规定是可以自己去采购零部件，可是买不到也等于零。

“所以说，《办法》本身核心内容就是授权经营，资源控制在厂家手中，在这个前提下，经销商根本上的地位不会改变。《办法》如果只做细节的修改，不会对现状有大的改善，看起来很多规定已经放开，实际操作中会发现，还是进不去的。”沈伟杰认为。

针对沈伟杰的质疑，一些专家表示赞同，并认为除了应该尽早推出《细则》，更多的管理规定、办法也应该加速出台。记者获悉，相关部门已经在研讨制定《经营管理规范》，该规范将会更多解决经销商与厂家之间的问题。

记者致电汽车企业，多数均表示正在研究公司既有规定与《反垄断法》是否相悖。“将来我们会更强调厂家指导价，而非强制价格，以及与经销商签订合同等，都将进一步探讨，要符合《反垄断法》要求。”一汽丰田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王法长表示。

而事实上，汽车企业已经想好了对策。即便经销商车价放开，但厂家依然可以通过控制对经销商的供货货源而间接调控车价。

『柒』 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现状

反垄断法》背后的部门“卡位”
众多行政部门对立法主导权“青睐”，根本动因是为了获取法案执行权，进而获得相应的机构设置权和财权

2005年初，一则有关三部委角力《反垄断法》立法权，从而导致该法十年难产的报道，再度引发了外界对《反垄断法》的关注。商务部相关负责人随后进行了澄清，表示该法案经过商务部努力，已经上报国务院进行审议。

商务部的反应相当迅速，但在澄清说明中却对另外两个涉及角力的部委——国家工商总局、发改委——是否参与了立法只字未提。这似乎更印证了人们的种种猜测。

谁是主导者

据本刊记者了解，早在1987年8月，国务院法制局就成立了《反垄断法》起草小组，1988年就提出了《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暂行条例草案》。

1993年9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但《反垄断法》却未能出台。1994年《反垄断法》被列入八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当时人大委托国家经贸委和国家工商总局两部门起草该法案。此后，两部委成立了工作小组，开始了法案的起草工作，一些法学专家也受到邀请加入其中。但是，这部法案却迟迟没能顺利出世，以致该法案又相继被九届人大和十届人大列入立法规划。

2003年，国家经贸委在机构改革中被裁撤，经贸委有关反垄断的立法工作转交给了商务部。《反垄断法》的起草也相应变成了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的合作。

尽管存在延续十年之久的合作关系，但两部委在如此长的时间没能完成反垄断法的起草工作，让民间产生了有关两部委间相互角力的猜测。

而这种猜测在2004年似乎明朗化了。当年3月，商务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送审稿)》单独提交了给国务院法制办，而作为一直参与反垄断法起草工作的国家工商总局却并没有出现在提交者名单之内——按照常规，如果属于两部门共同起草，则应当由双方一起提交到国务院。

当年6月，商务部联合国务院法制办、监察部、财政部、交通部、税务总局、质检总局等七部门发出《关于清理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规定的通知》，要求各地对属于排斥外地产品和服务、对本地产品和服务予以特殊保护的各种分割市场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其它相关文件进行清理。当年11月8日，商务部等七部门又组成了联合工作组开始到各地进行监督检查。

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发出《通知》还是联合检查，这样一个涉及市场监管和反垄断的活动，却偏偏漏下了部门职责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并一直进行反垄断工作的国家工商总局。

及至2004年年末，发改委研究机构发布题为《当前经济形势及2005年的政策取向》的报告，呼吁“尽快制定和出台《反垄断法》，从依法管理、提高信息透明度和价格监管等方面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管理”。此举令围绕《反垄断法》立法权的角力更形复杂化。

主导权的含金量

民间评论普遍认为，众多行政部门对立法主导权“青睐”，根本动因是为了获取法案执行权，进而获得相应的机构设置权和财权。而这一点在围绕《反垄断法》的角力中颇为明显。

本刊记者从有关渠道了解到，在向国务院提交的《反垄断法》草案中，商务部将反垄断的执行权划归自身所有。但此举却并没有得到国务院的首肯，同时也遭到其它部门的反对。而在2004年9月，商务部即成立了反垄断调查办公室。商务部对其职能的定位是“承担有关反垄断的国际交流、反垄断立法及调查等相关工作”。尽管目前该机构还是虚置的状态，但它的设立无疑是在为《反垄断法》的执行而做的“热身准备”。

发改委则在2003年通过了自己制定的《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规定中明确赋予发改委对价格垄断行为的认定、处罚、解释等权力。

在此一轮对执行权的“卡位战”中，国家工商总局的表现相对较为低调，除了在2004年6月推出一份《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的报告外，别无其它行动。

评论人士指出，这与工商部门拥有行政执法权的“天然”优势地位不无关系。实际上，早在10年前，国家工商总局就在其公平贸易局下设了反垄断处。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反垄断处的第一条职责即是“参加《反垄断法》的立法工作。研究拟定有关反垄断的规章制度及具体措施、办法。”

同时该处还负责“市场垄断状况的调研和动态分析，搜集、处理、分析反垄断的数据资料”以及“协助办理反垄断案件的行政复议”等工作。

据本刊了解，工商总局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要进行查处垄断行为的专项执法行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执法经验。从1995年到2004年，工商部门共查处行业垄断6000多件，行政垄断500多件。不但查处数量多，涉及的垄断性行为的种类也非常丰富，涉及供水、供电、供暖、供气、铁路、电信、邮政、保险、商业银行、烟草、石油、盐业垄断行业。同时还对经营者之间通过协议联合划分市场、统一价格等卡特尔行为进行了查处。

超越部门分割之途

长期研究反垄断法、并参与草案制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律所经济法室主任王晓晔认为，为了避免部门分割减弱执法效力，应当设立一个独立、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关。

王晓晔向本刊解释说，《反垄断法》与其他法律制度不同，它的任务不仅是要同大企业集团或者垄断企业限制竞争的行为作斗争，而且还要同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作斗争，这就要求执法机关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足够大的权威性。

特别是行政性限制竞争的案件，往往有着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调查难度大，如果反垄断法的主管机关没有相当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它的审案工作就会受到其他行政部门的干扰和影响，不利于依法做出裁决。

一位长期从事工商执法工作的人士也向本刊表示，工商部门在查处垄断行为时，的确会遇到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律责任不明确、调查取证困难、处罚力度轻、行政干预多、执法权被肢解等诸多难点。“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要还是要依靠法制的完善。”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教授认为，阻碍《反垄断法》出台的难点不仅在于统一的反垄断机构如何设置，同时也在于国有垄断企业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企业拥有强大的博弈能力，同时各行政部门为了本部门的利益，也会“主动”维护本部门下属企业的利益。这也使得反垄断法出台的过程变得极为艰难。

2005年2月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2005年立法计划中，《反垄断法》又一次被列入立法计划。

参考文献：中国新闻周刊

『捌』 简述反垄断的法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反垄断的法律基础是自由、效率和公共利益的平衡。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是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充分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保护公共利益的功能。提高效率和消费者福利是保持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手段。
反垄断是禁止垄断和贸易限制的行为。它是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在公司营销呈现垄断或有垄断趋势时采取的一种干预手段。 19世纪末，世界经济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反垄断已经成为各国监管的对象。所有国家都通过严格的立法来规范反垄断。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也积极承担了反垄断的责任。
拓展资料：
一、2011年11月，国家发改委就宽带接入问题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起反垄断调查。如果属实，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可能会被处以数亿至数十亿元的罚款。 2021年4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划(2021-2025年)》，明确了“十四五”期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重点措施，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案件审理，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适时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范各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市场封锁，促进公平竞争。妥善处理互联网领域垄断纠纷，完善平台经济反垄断裁判规则，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政府在国内外对反垄断也有不同的态度。对内提倡竞争的概念，很少对其利弊进行实证分析；对外，我们根据国家利益调整平衡竞争和垄断的规模。 对垄断的判断有两个视角:全球和局部。比如，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在中国处于绝对垄断地位，但在国际市场占比不足5%；美国占全球份额的20%以上，但在一个地方市场上并没有实现绝对控制。从整体来看，中国电信还远未实现垄断，其规模需要持续增长才能与国际巨头竞争；从本土来看，中国电信明显处于垄断地位，需要分离。发达国家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强调局部，忽视全局；中国政府从国家利益出发，兼并大型国有企业组建航母，这是全局的视角。

『玖』 论述反垄断法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囧 你是谁啊？我也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 同学你是金融几班的....
我给你点现成的：
中国反垄断法有其明显的阶段性、局限性，但绝不能否认，该法律的颁布体现了市场经济建设的巨大进步。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和把握，是中国反垄断法不断完善、竞争文化逐步形成的前提

历经十余载的争论与博弈、反复和妥协，反垄断法终于出台了。

基于对西方发达国家中反垄断法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有人乐观的预期，反垄断法的出台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也必将成为中国的“经济宪法”。但有的人基于中国反垄断法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的妥协与“退让”，悲观的认为反垄断法将重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覆辙，宣誓效果大于实际意义。

那么，如何看中国的反垄断法？

不同的反垄断法“生成环境”

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中国的反垄断法具有较高的“国际性”--中国立法吸收、借鉴了国际上公认的较为成熟的反垄断法基本原则和内容，反映了各国在反对限制竞争、维护竞争机制等重大问题上的共识。尽管如此，中国反垄断法特殊的'生长环境'决定了其在本质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存在很大的不同。

主要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制定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时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竞争的时期。此时，市场机制已日臻成熟与完善，政府代表的公权力已经不能左右市场的决策，对市场机制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大公司之间为了避免'两败俱伤'的竞争而结成的各种形式的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认识到托拉斯等对竞争机制的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巨大威胁后，西方国家纷纷制定了自己的反垄断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垄断法成为了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守护神，被奉为“经济宪法”、“企业自由大宪章”。

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不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过程，而是由上至下的谨慎的探索与“自觉”的引导。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与完善的过程，就是政府公权力不断让渡给市场，以及市场自发调节机制逐渐形成的过程。即便如此，当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仍然广泛存在，对市场机制威胁最大的并不是西方意义上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而是政府对市场的不适当干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中国的反垄断法专门规定了“行政垄断”一章，将政府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和干预加以限制。

截然不同的背景之下制定的反垄断法，尽管形似，却不“神似”。西方国家反垄断法的主要任务，是对人为的扭曲市场机制行为的矫正，使其恢复到自由竞争的状态；而在中国，现阶段反垄断法的主要任务还承载着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使其充分发挥应有作用。特定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的反垄断法肩负的责任不仅仅是维护竞争，它还必须“创造”竞争--反垄断法本身必须成为限制公权力侵蚀市场机制、扩展竞争机制作用发挥的利器。

管制行业和依法独占行业适法问题

目前，实施监管的行业(银行、电力、电信等)和依法(或依政策)成立的、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具有独占地位的行业(石油、烟草)“垄断”了中国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自然也成为反垄断法关注的对象，反垄断法与这些行业的关系也成为法律制定过程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

在反垄断法制定过程中，行业监管部门和独占企业表达了其严重忧虑，要求豁免适用反垄断法。对此，反垄断法数易其稿，最终对管辖权限采取了折衷的态度，一方面肯定了其独占地位及专营专卖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对其经营活动作出了一定的限制。但是，对管制产业和独占企业的反垄断法适用问题及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问题，反垄断法并未做出明确规定，将其留待在今后实践中加以解决和完善。这足以说明各方力量博弈之激烈。

对此问题需要澄清两方面的误区：一方面，有人认为行业管制(regulation)与反垄断法的适用是非此即彼、“势不两立”的；如果政府已经对某行业实行监管，则意味着豁免适用反垄断法。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反垄断法针对的就是具有独占地位的大企业，反垄断法的实施意味着对这些企业的限制甚至分拆。

实际上，管制并不意味着对反垄断的完全排除，在放松管制(deregulation)成为全球的一种趋势的情况下，各国逐渐形成一个共识是，在实现管制的目的前提下应最大限度的适用反垄断法，把对竞争损害的降低到最小程度。比如，如果设置行业准入和事后监督两种方式都能够实现监管目标，那么应当采取事后监督的方式，尽可能的减少对竞争的损害。对于在法律或事实上占有独占地位的企业，反垄断法实际上并不挑战其依据特别法(或政策)而享有的独占地位及其派生的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对商品或服务价格的制定等行为，但独占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得违反反垄断法，特别是不得违反有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

这种最大限度适用反垄断法的共识在中国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肯定。尽管目前出台的反垄断法对管制行业和依法独占行业的回避态度让人对此心存疑虑，但在立法进程中各方代表角力之激烈，已经足以说明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基础薄弱、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粗陋的国度，对竞争环境的渴求、对消费者利益的尊重的理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入立法者的思维，和我们惯常所见到的赤裸裸的保护、密不透风的管制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毕竟，对市场经济的推崇，对市场规律的遵循这一趋势是无法改变的，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和不令人满意的结果相比，充分博弈的立法过程没有理由不让我们对这部法律的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

竞争文化的缺失与培育

和立法者们对竞争观念的理解相比，中国市场环境中竞争文化的缺失显得让人忧心忡忡。

所谓竞争文化，可以理解为全社会形成的维护竞争机制、尊重竞争规则的一种共识和氛围。竞争文化的培育和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消费者的观念、企业的行为到政府的职能定位，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传播、商事交易规则的理解运用到经济法律的颁布实施，都在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竞争文化的形成。

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经营者之间公开进行价格协调和串通如同偷盗一样，是极为'原始'和恶劣的违法行为，在美国，行为人有可能被处以监禁。而在中国，不仅很多经营者对此毫无认识，甚至行业协会都参与引导组织，堂而皇之地进行价格协调与串通，这恐怕就不仅仅是个别企业法制观念薄弱的问题，而正是市场环境中企业竞争文化缺失最突出的表现。此外，一些政府对竞争观念的无知，在发展经济的思维上不成熟，喜欢站到市场经济的最前沿，满怀好意地指挥企业定价，这种行为也是让人啼笑皆非的。

毫无疑问，反垄断法的颁行是竞争文化培育和建设最为关键的一步。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对政府、企业乃至消费者而言也将是竞争文化逐步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反垄断法的实施，增强企业对市场竞争规则的认知能力、增强消费者对竞争文化的认同，增强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解，这些都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市场环境中竞争文化的培育和形成。而这种竞争文化的形成，竞争意识的培养，也必将推动这部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出台的、并不完善的竞争法律得到有效的施行并不断发展进步，这些都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我们也相信它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

总之，中国反垄断法有其明显的阶段性、局限性，但我们绝不能否认，这部法律的颁布体现了市场经济建设的巨大进步。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和把握，是中国反垄断法不断完善、竞争文化逐步形成的前提。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反垄断法必将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中国市场经济共同成长。

『拾』 知识产权许可反垄断法规制的不同模式和共同趋势

不同模式：

美国：合理原则；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开始形成各种垄断组织，尤以托拉斯为主要形式，因此旨在反对垄断活动和其他限制竞争行为的立法被称为“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的基础是1890年的《谢尔曼法》，它禁止两类限制竞争的行为，即以契约、联合或共谋的方式限制贸易的行为（第一条）和从事垄断或企图垄断的行为（第二条）。对于第一条，美国最高法院在1911年的标准石油案判决中明确了原则上只有不合理的限制行为才属于该条的禁止范围，即“合理原则”。
欧共体：豁免制度；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条例规定，达到一定份额后即可豁免。如一个纵向限制竞争协议如果涉及的市场份额不超过相关市场的百分之三十，协议就可以得到豁免。
日本：传统与借鉴；日本在这方面既结合传统，又积极借鉴国外先进做法与经验，比如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的“共同行为“认定”等。
共同趋势：
关于知识产权许可法律规制，各国的立法以及规制模式不尽相同，但可以看出各国都在相互借鉴各自的优点。在对知识产权协议的反垄断政策上，各国的趋势也是一致的。各国在对于知识产权与反垄断的关系上都已经认识到两者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知识产权制度从根本上也是激励创新、促进竞争的，所以知识产权的行使并不因此而受到反垄断法的特别关注，相反，西方各国反垄断政策对此是趋于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