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经验借鉴

『壹』 国外法治与国内法治的异同

法治是历史久远的话题，针对的主要是人治。其核心观点是，个人会有情感，有偏好，不确定；领导人交替，可能改变规则和政策，引发政治不稳定。但现代西方社会强调法治不仅如此，还因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引发的一系列条件。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曾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有过比较初步但很深入的分析：法治属于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是由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其他社会条件决定的；与之相伴的法治观点并非一种抽象的理论、普遍的真理，而是对西方近现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回应，是对西方国家的法治实践一种理论总结，同时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
在封建的欧洲，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生产方式，各个封建邦国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极不统一。这种"各自为阵"的小型社会秩序和法律无法满足商品交换对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市场的要求，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障碍。新兴的资产阶级要实现其经济利益和政治理想，必须消灭封建主义地方秩序，在更大区域内形成统一的国家，并形成不矛盾的、明确的和普遍适用的规则体系。由此产生的法治的理念，隐含的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公平效率等等理念。
促成西方法治理念的另一个要素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和确立，表现为主权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身发展要求在更大范围内形成统一规则体系，但这种变化会遭遇封建势力的抵抗；为促进资本主义发展，要在一定的疆域内确认统一的法律，并保证规则有效贯彻执行，这就一定要求一个对社会更具有控制和管理能力的国家。由此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与基于传统和"君权神授"的封建国家不同，民族国家强调政治共同体，强调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强调由国家制定和颁布统一的规则，强调国家为保证规则执行所必需的暴力的合法垄断。由此也就产生了主权至上、法律至上、依法治国的理念。
在英美，法治更多是借助普通法的渐进传统逐步完成了法治的基本统一；而在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则更多是通过国家的政治统一以法典方式促成了法治的统一。这两大法系国家的法治思想的具体表述和核心关注也有所差别。不仅有地域的差别，还有因时代变化引发了不同的问题，因此形成的相关法治观念和法制观念之表达也不同。例如，最早的17世纪的英国的资产阶级法学家大致提出了近代法治的"主权至上"、"个人权利"以及"权力制约"这三个要素。强调主权至上是鉴于英国内战时期的惨痛经验；霍布斯认为，只有最高公共权力的建立或存在，才可能有每个人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的和平与安全，因此主权应当是绝对的，对主权的制约与分割都将导致主权的被架空与和平的丧失。但霍布斯并不是倡导专制主义，事实上他认为国家的权力来自个体的人，人是为了获得和平而通过契约建立了国家，这一理论否定"君权神授"，同时也奠定了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思想。霍布斯强调的是单一的"生命权"，洛克则将公民的个人权利扩展至"生命、自由与财产"的权利，认为国家必须保护这三项基本权利。而为了保证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当时是王权），洛克还提出了"以权利约束权力"以及"权力分立"的主张；但他把司法权归在行政权之下。
英国的法治思想直接影响了美国革命和美国的法治理念。在美国革命和建国过程中，美国政治家思想家除了强调基于个人自由和平等的民主政治（这与美国的移民社会直接相关），更是将洛克的分权思想付诸政治实践。分权有两个方面，一是针对美国的政治现实（13个殖民地）创造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联邦制，二是在政府层面则强调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权。但分权也是有限度的，联邦分权不允许分裂国家（包括后来的南北战争），确立了联邦至上（主权至上），保证了美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统一；同时又借助联邦至上原则努力促进全国经济的整合，为统一的市场经济创造了条件，支持了国家的政治统一。而三权分立则是为了权力的相互制衡，但这一制度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采纳。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治学说的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和卢梭。孟德斯鸠在法治的最主要发展是，基于对英国经验的错误理解，提出三权分立理论，把司法权独立出来；这一思想在美国得以实践。卢梭的法治思想与孟德斯鸠相反，他强调人民主权，强调法律是人民"公意"的体现，强调主权对公共利益的表达和维护；卢梭强调，法治的目的在于自由，但他的自由并不是消极的，而是任何公民都不能拒绝的；为实现真正的法治，卢梭甚至认为，应当强迫那些拒不服从公意的人服从公意，也就是要"迫使他们自由"。
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较晚。19世纪末，才通过铁血政策完成了德国的统一，进而完成了法治的统一。德国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民族精神"，强调法治要在本国文化基础上回应本国需要；另一个思想是"法治国"，特别强调国家为公民提供福利性权利，在制度安排上则强调行政权力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可预测性，强调严格执法。20世纪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不断发生，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的治理与调控。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福利国家与法律社会化成为20世纪上半期的主流社会思潮，劳工法和各种社会福利保障的法律发展起来了。到20世纪下半叶，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张，以及同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更强调法律的同等保护、正当程序以及普遍人权。特别是后者，这已不仅是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扩张（特别是全球化）的制度要求，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同其他制度竞争的重要意识形态武器，是把西方文化普世化的一种战略性努力。

尽管不同时、空以及不同理论学派之间有众多差异，但可以对资本主义法治思想做一些最粗略的概括：
1、努力维系国家主权和法治统一。
2、保障公民权利和人权。
3、权力的分立制衡。
西方法治的核心观点体现了人类近代以来为在世俗社会的基础上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保证本国社会和平和安定，推进本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国际竞争而进行的探索与思考，凝结了西方各国政治法律实践的一般经验。
鉴于现、当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处于这一历史进程，这些经验也为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与汲取的思想和制度资源。
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内容与价值仍然回应了当时当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的需要，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法律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本国问题的理论思考，不仅具有阶级的局限，而且有强烈的时代以及地域（本国）的印记。就根本而言，资本主义法治思想最初回应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新的社会秩序的重建问题，是为建立本国的统一市场、维护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秩序服务的。其最终关心的是本国的、特别是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努力以国家政治法律力量来推动本国在国际经济争夺和竞争中的优势。从政治上看，它首先关心本国的稳定和有效统治，充分利用法律调控来缓和国内各阶级、阶层、种族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对外，资本主义法治及其理念在历史上曾经与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霸权主义相联系，与本国的战略利益保持和扩张相联系。即使其法治理念以普遍方式表达，抽象的代表了全人类的理想，但就这些思想之发生就针对的是本国问题，在其近代的传播中，也往往会服从本国长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和战略，并构成了本国国际竞争力之一。特别是到20世纪中期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扩张逐渐由商品输出和武力征服转向了资本输出与意识形态产品输出，"法治"与"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一起，成为了资本主义全球战略，维系近现代以来西方主导世界格局、防止其他大国崛起的政治措施和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之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在当代中国政治和法治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的一个初步总结。。
第一是当代中国。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时、空规定。大国，人口多，底子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而且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而且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而且有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所有这些特点，是中国法治发展一个根本的物质性条件，既是制约，也是促成。中国法治回答的不是某抽象国家的问题，也不是回答某西方国家的问题，它必须回答的是中国问题。其根本出发点必定也必须是中国国情。
第二是社会主义。这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政治性规定。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的道路，是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空间和地域内建立起植根于并超越传统中华文明、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法治，必须凝聚中国社会的高度共识，而不是在中国简单移植一种符合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或模式的法治。中国法治必须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相兼容，支撑并受制于这一制度。如果脱离了这个根本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即使理论上头头是道，或在西方曾行之有效，也未必有助于中国的当代和长远社会发展的要求。
第三是法治实践。这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实践性规定。尽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然会而且要借鉴西方法治思想，但法治理念不可能仅仅附着于抽象的理论思考，而必须基于中国的法治实践，必须总结中国法治实践的经验教训。
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立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法律，但计划是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一定需要有与之相匹配、能够更有效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上层建筑。市场经济要求相对统一的规则，令市场交易主体对于未来有相对稳定的预期，这些都需要依靠法治。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创建比较完善的统一市场，需要打破区域间的分割和封锁，这都要求依法治国和法治统一。
依法治国也是中国基本国情的要求。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还不很平衡；这使中国与英国、法国、德国这些相对来说疆域较小的国家有重要区别。要在当代国际环境下有效治理这样一个大国，必须稳定保持中央的高度政治权威，保障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同时还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回答和解决地方性问题。法治不仅可以保证基本规则和政策的稳定性，而且有助于制度化中央的权威以及与地方的关系。不仅使问题处理不再依赖于当代人智慧，而且可以借助制度凝结的前代人智慧，并通过各层级之间以及同一层级的各国家机构的有效分工合作得以实现，从而保证了效率和公正。
坚持依法治国也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决定的。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变革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经过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华民族从革命转入了建设时期。革命时期不可能通过常规化的制度来处理问题，往往必须更多依赖个人智慧在各地独立判断和处理问题。建设时期，社会需要也渐渐趋于稳定，社会呈现的问题尽管新颖却更多是常规性问题，因此可能通过相对统一规则和程序保证同类型的问题都得到类似处理。由于面对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全新的事业缺乏经验，未能及时地根据社会变迁加强法治建设，中国社会曾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错误的根源之一，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清醒冷静地转向执政党，与时俱进，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依法治国最终被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
借鉴中华传统文明和西方法治的经验，基于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诸多转型，中国的法治不仅一定要反映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和核心道德，并且要努力通过包括司法在内的法治实践逐步凝聚中国社会在一些根本价值问题上的共识。必须注意，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尽管都说公平正义，但许多具体的理解会有某些差别。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们相对会更强调抽象平等，更多诉诸司法解决纠纷；在熟人社会，则会更强调实质公平，人们会更倾向以保持面子的方式解决。因此，如一味强调正式司法，即使从正式规定上看似公平的判决，也许不能为某些民众所接受；公平正义因此隐含了合情合理的维度。在更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社会中，一般认为，言行只要不影响他人就不视为问题，但在更强调社区和社会价值的社会中，却仍可能引发冲突。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公平正义虽不拒绝参考但并不可能等同于抽象自由主义的公平正义，而必须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基础上兼顾与依法治国并不必然对立的某些传统的、民族的乃至地方的价值和习俗。对法治的公平正义的理解是要注意中国社会和文化背景的。

『贰』 如何加强法治建设的几点思考

法治，就是依照法律法规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务。保证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为了加快法治建设进程，早日实现文明法治社会。加强法治建设要从五个方面来思考，抓住关键，这样才能切实有效的加强法治建设。

第一：党委发挥领导作用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各级党委要充分发挥其领导作用，逐步做到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变成国家意志来实现领导，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和法律程序去解决矛盾和处理问题，确保法治建设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

第二：人大发挥主导作用 。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要在同级党领导下，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把法治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并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体系也应当成为法治建设的组织实施体系。在组织协调法治日常工作和依法履行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人事任免等职权时，扎扎实实而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法治建设中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一府两院”（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发挥执法主体作用 。行政机关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人民群众关系最密切，也是机构和人员最多的部门，大部分的法律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机关在法治建设中占有突出的重要位置，依法行政是法治的核心，是优化经济环境、增创法治优势的关键所在。而司法工作同样是法治工作的主要环节。应该说，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法治建设中处于执法主体的重要地位。

第四：政协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其范围是广泛的，可以对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协商讨论和批评建议进行监督，通过会议、视察、调查、提案和建议案等多种形式监督法律、法规的执行。

第五：发挥人民群众主力军作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不论干什么工作，搞任何事情，开展何种活动，只有群众支持和参与，积极配合，才能取得成效。我们抓法治必须广泛深入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相信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并把如何加强法治建设总的思路交给群众，请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提建议、献计献策。

拓展资料：

为了加快法治建设进程，早日实现文明法治社会。在现阶段，必须通过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有效办法，切实加强对法治工作的领导，健全和规范法治工作机制，认真搞好法制宣传教育，强化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加大依法治理力度，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增强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能力，全面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

『叁』 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学习心得结尾两段

根据本单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实施方案的要求，从今年4月至年底相对集中时间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通过近一段时间的集中学习和自学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大家对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特别是对指导各自今后的司法实践更是不可或缺。通过近一段时间的学习，本人感到，学习全面、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和深刻内涵，对政法人员坚持并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科学有机的统一体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内容。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以hjt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并且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我国经济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政法队伍和政法工作必须适应现阶段形势需要，进一步明确执法指导思想，坚持用正确的思想武装干警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这对于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法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保持政法队伍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必须坚持并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政法干警的头脑
从辩证角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处在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的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各类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尽快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妥善调处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纠纷，成为政法机关日益迫切的一项任务。社会管理、经济管理等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滋生和诱发违法犯罪的因素的客观存在，都提醒我们，政法机关防范、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长期而艰巨。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的不断提高，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需求日益增强，对政法机关公正执法的能力和水平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我国经济充满生机活力的同时，市场经济利益法则也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政法队伍难免受到影响。政法干警思想上的任何偏差和动摇，都可能使执法目标和方向发生错误，手中的执法权力都可能被错用和扭曲，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坚持不懈地狠抓队伍建设，政法队伍的总体素质不断提高，政法干警为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也应当看到，政法队伍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执法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不作为，甚至执法犯法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往往与一些干警执法理念出现偏差有直接关系。应对新挑战、适应新要求，需要用科学、先进、正确的法治理念武装干警头脑。坚持并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我们的头脑既是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三、政法意识形态领域的正本清源需要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多年来，同国外法律制度和思想的接触，一方面使我们有效地借鉴吸收了其有益的部分，促进了我国立法和执法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西方各种法治思想给我们的法治观念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在执法实践中，有的简单套用西方的一些“法律术语”，造成执法思想和执法活动的混乱；有的片面崇尚西方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不从我国国情出发，主张全盘照搬照用，甚至对一些建立在资本主义本质基础上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思想，如“三权分立”、“政治中立”等，也丧失了起码的政治鉴别力。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打着依法治国的幌子否定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打着司法改革的旗号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利用个案炒作诋毁政法机关和政法队伍形象，企图在政法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混乱和影响，以实现其政治图谋。
在警惕西方法治思想负面影响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左”的以及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依然存在。在政法队伍中，有的人改革创新意识不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有的人特权思想严重，群众观念和人权意识淡漠等。这些同样是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相容的。
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对政法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需要正本清源，用正确的法治理念统一干警的执法思想，牢牢掌握政法领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法工作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

『肆』 (文化多样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需要吸收国外法律文明成果，借鉴经验，但绝不能照搬。分析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回理能力现代化答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伍』 如何正确处理好汲取中华法律文化与借鉴外国法治有益经验的关系

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相适应，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

『陆』 中美法治应相互借鉴,共同提高的意义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贸发展取得长足稳定发展，这离不开法律制度的引导、规制和保障。各国法律各具特色，与其基本国情紧密相连，历史文化、信仰立场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必然使得各国法律制度存在差异性。同时，各国法律制度都是历经长久发展而成，有非常多的有益经验可供借鉴。因此，法律制度的差异性和可借鉴性成为世界各国法律交流互鉴的基础。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美国是普通法系国家，双方在一系列核心法律问题的探讨和交流，能够增强对彼此法律制度的理解，吸收和借鉴双方法律制度的经验，从而提高双方的立法水平，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提供助力。

『柒』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体系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哪些经验

好象没有,

法治体系是一种国家的历史,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是一种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不相同的存在,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

当然,如果你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存在,

那么,算我没说.

『捌』 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从中国古代借鉴了哪些

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在当代，而且在我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地位。中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有着重要影响。中国古代就把它概括为“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和“政之理乱”的关键。在当代，邓小平同志也同样强调了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的重要意义，并把它作为我们党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等不良作风的重要措施之一。

当然，由于当前我国的监察制度建设与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建设所面临的历史阶段、经济条件、根本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和国际条件根本不同，具体情况自然也就有所差别。这些差别事实上就构成了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当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监察制度建设的时候，这些传统将和外来经验一样成为我们必须考察和借鉴的内容。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用较短的时间阅读了一些相关的书籍，通过阅读我对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也产生了一些想法。在本文中，我将把这些认识和想法提出。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沿革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监察制度的国家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针对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监察活动，后来随着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的建立以及封建制度在我国的最终确立，中国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监察制度。中国监察制度数千年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先秦前的萌芽时期、秦朝至清朝的封建制度时期、清末至民国的半殖民半封建制度时期及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制度时期。本文所指的“中国古代”主要是指第二个时期。

（一）、萌芽时期

这个时期也是奴隶制时期和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行政监察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监察活动的非制度化、非规范化。不管是从监察机构的设置上、监察人员的选拔任用上、监察法规的配备上看还是从具体的运作效果看，监察活动还处于萌芽状态。这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在当时的奴隶制度下，实行的是分封制，国家是由一些松散的诸侯国所组成，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出现。相对于君主的权力而言，各诸侯享有大量独立的权力，君主既无力也没有对其进行监察的能力和必要。甚至，我们都很难说这些诸侯及其所属的官员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二）、封建制度时期

这一时期监察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体现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要求。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建立了庞大的国家机构和官僚体制，同时为了保证皇帝对整个国家机构和官僚体制的控制，为了皇帝的意志能贯彻到庞大帝国的方方面面，封建统治者相应的建立了规模同样庞大的御史机构（监察机构），以监察各级官吏的行为。因此可以说，作为一种系统化、制度化的监察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为适应封建国家的行政管理而产生的。

中国的封建监察制度从秦汉时期开始形成，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走向瓦解，又可以分为下列五个时期：

1、 秦汉形成时期。这一时期设立了专门的监察机构，制定了一些监察法规，确立了一些监察官吏任用方面的制度。问题主要有：监察官员分工不明确，监察法规过于简单。

2、 三国魏晋南北朝衰微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军阀割据、战争不断，监察官吏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监察制度的发展受到影响。但也有一些小的发展，只是不太明显。

3、 隋唐完善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台谏并立制度。完善了御史机构，在御史台下分设台院、殿院和察院，三院各有分工，相互配合，形成了严密的御史监察系统。另外，设置了政权和规模都比前朝大的谏官。

4、 宋辽金元保守时期。这个时期封建统治者加强了对监察机构的控制，宋朝台谏合一制度的确立，使监察制度纯粹成为维护皇权的工具。

5、 明清进一步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御史台改为都察院，统治者在加强对监察机构控制的同时也进一步发展了监察机构。

（三）、半殖民半封建时期

这一时期，是从1840年至1949年。在这一时期监察制度的特点主要有：变化巨大、类型多样，不但具有封建监察制度的残余，而且还具有半殖民半封建性质、资产阶级性质和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监察制度的存在；开始向西方学习，引进了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和制度，如清末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监察制，设立了资政院和咨议局。

（四）、社会主义时期

新中国监察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我国的行政监察制度必然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更快的发展。

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给我们的启示

数千年的监察制度史，说明了监察制度在我国的存在和发展是具有深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根据的，经过长期的监察制度建设和实践，也形成了一些与其它国家的监察制度所不同的特点。研究这些特点，不但能让我们熟习我们的传统，而且更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为我国当前的监察制度建设服务。在我看来，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

秦汉设置御史台（府）行使监察权，后来还设置谏官组织对皇帝的行为也进行监督。唐宋以后，虽然监察机构几经变更，但统治者重视监察机构的做法一直没有改变，统治者始终希望通过监察制度来把庞大的统治机器置于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下。在古代中国，由于国家的地域十分广大、通讯不变、又实行人治政治，各级官员虽然相对于皇帝而言权力不具有独立性，但相对于下级官员及一般老百姓却具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贪污、受贿、徇私枉法、滥用职权、欺上瞒下等等行为非常普遍，而且风险很小，统治者的统治常常因此受到损害。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对各级官员进行监督管理，并从各方面完善监察制度就成为了各朝各代的共同选择。这也是我们应当吸取的好的经验或做法，这是因为：1、我国至今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仍然非常强大，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仍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建立专门的监察机构无疑是最为简便的方法。2、依据现代法制建设的要求，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主体不但包括专门的监察机构，而且还包括上级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国家立法机关、党组织，甚至广大人们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发挥专门监察机构在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方面的独特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与其它监察方式相互配合就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各朝各代的监察机构在整个国家的机构中都居于很崇高的地位

中国的监察机构从建立以后，在国家机构中就始终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秦朝时，中央监察机构长官御史大夫的地位就相当于副丞相。元朝的御史台与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并列为三大府。明清时期，中央监察机构都察院与六部地位相当，被称为“部院并重”。当然，这只是机构设置上的状况，事实上由于监察机构的监督对象并非一般的老百姓，而是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和官吏，因此，监察机构在现实中的地位完全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程度。否则，监察机构甚至很难开展一些最一般的工作。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2个：首先，是工具论的影响，也就是说，监察机构从一形成就被看做是最高统治者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最高统治者往往可以不受监察机构的监督，除非他本人自愿接受这一监督，即使是这样也只具有象征意义，根本无法实现。其次，是人治因素的影响。传统中国是个以人治为根本治国方略的国家，虽然在监察制度方面，历代封建王朝都程度不同地制定、颁布了一些法律规范，但硬性的成文规范常常为法律以外的因素所左右，法律上的规定往往难以落实。这实际上是由封建制度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在封建专制制度条件下，法律制度的地位永远不可能，而且也不允许超越皇权。传统监察制度的这种缺陷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当前监察制度的建设中也有所体现，如在我国下级监督上级、从属部门监督主要部门的情况就经常出现。当然，造成的原因又不完全相同，如果说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形式化从根本上是由封建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决定的话，那么当前我国监察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就仅是暂时的制度不健全的结果。其中，人治因素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原因之一。基于这样的考虑，问题的解决就只能是在依法治国的总体要求下加快监察制度改革的步伐，以尽快完善我国的监察制度了。因为，只有法律制度的完善才是抑制人治因素干扰的最有效手段。

（三）、各朝各代的监察方式多种多样

从监察主体上看，不但有专门监察机构的监察，而且还有上级行政机构的监察；在监察客体上，既有对财政的监察、对军事的监察，也有对人事管理的监察、对立法和司法工作的监察；从监察形式上看，有常驻监察官制度（如秦朝的监军史制度、宋代的监司制度），还有巡回监察制度（如汉代的刺史制度、唐朝的巡按制度、明朝的巡府制度）。这既说明了我国古代监察制度所达到的成熟程度，也为我国当前的监察制度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对其中某些符合监察规律和我国国情的内容应当大胆地予以吸收采纳。以监察形式为例，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之所以把监察形式分为常驻监察制度和巡回监察制度，就在于这样的制度建构是符合监察规律的，因为这样既保证了整个封建监察制度的稳定，又较为有效地防止了监察官因为常年工作、生活于某地而可能带来的徇私枉法问题。因而，很值得我们研究、借鉴。特别对一些技术性、策略性的监察制度的内容，更应当大胆地予以吸收、借鉴，而不应当以其是封建主义性质的监察制度就予以简单的全盘否定。

（四）、各朝各代对监察官吏的任用都很重视

中国历代政府在选拔任用监察官吏的时候，不但非常注重监察官吏的工作能力，而且还非常重视监察官吏的“德望”和“品德”，把廉洁奉公列为选拔监察官吏的重要条件。这种对监察官吏更为特殊和严格的要求是由监察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也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地方。

（五）、各朝各代在监察法规的制定上与监察工作的实践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总体上看，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在法律规范的建构方面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监察机构庞大复杂，职权划分不明确，对最高统治集团缺乏有力的监督；第二，监察法规大多规定的含糊不清，缺乏程序方面的规定，导致监察法规的操作性差、流于形式；第三，监察官员在法律上的具有什么样的权力不清楚，致使监察官员的执法风险加大，大大的影响了监察工作的有效进行。总之，我国古代的监察法律制度与监察工作的开展来看是大大的滞后了的，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有重礼治、轻法制思想的影响，也有封建制度本身的局限性的影响。监察法规的不健全、不合理，严重地影响了监察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对我们的启发尤其重要，特别是在我们正在进行依法治国建设的历史阶段，更是如此。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如何确实贯彻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把我国的行政监察活动纳入到法律的规范之下，这将是监察制度能否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三、对我国当前监察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基于上述的论述，我认为当前我国的监察制度建设应注意下列问题的解决：

（一）、在综合运用多种监察机制对国家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同时，应特别注意专门监察机构和司法机构对国家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前者的优点在于它的高效率，后者的长处在于它的公正性。

（二）、不但应在立法上，而且还应当在现实层面确保监察机构的重要地位。首先，我们应当真正树立法制思想，尽可能排除人治因素的影响；其次，应当将所有的行政机构和工作人员都纳入到监察机构的监察对象中来，不允许有特权部门和个人的存在。

（三）、重视监察人员的选拔和任用。形成一套客观、合理及科学的选拔与任用制度，把真正合格的人员选拔上来。

（四）、在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监察方式、监察技术和监察制度。

（五）、大力进行监察法律制度的建设。以法律形式明确各监察主体之间的职权划分；提高监察立法技术，使监察法律法规的内容更加具体明确；在立法中赋予监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一些特殊的权力，使其在履行监察职权的时候能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

总之，当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时候，除了要参考外国的相关法制经验外，还应当注意对我们自己的法制传统的研究和借鉴，因为我们现在的任何发展都离不开传统的影响，甚至，传统的某些因素本身就是现在的组成部分之一。只有了解了传统，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充分汲取外国的有益经验，我们才能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取得成功。

『玖』 是西方法治经验对我们建设法治国家有何重要借鉴

平视他人：不媚权贵 自尊自爱
平视他人，意味着自爱自重，不妄自菲薄。
据传清朝光绪年间，孙中山从日本留学回国，路过武昌总督府，想会见当时颇有名气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就写了一张便条：学者孙中山求见张之洞兄。张大总督看过守门人递进的便条，面有不悦，提笔在条上批写：“持三字帖，见一品官，白丁焉敢称兄弟？”守门人将条子还给孙中山，孙中山一看，迅即在便条上书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也可傲王侯。”守门人又将条子传进总督府，张之洞看后“啊”了一声，连声说：“请！请！请！”
孙中山不愧是孙中山，地位卑微时便敢于平视权贵，着实有胆有识。我们周围的不少人一见达官贵人，便情不自禁地躬背屈膝作仰视状，宜不羞愧！国人是该学学孙中山，什么时候面对权贵也敢挺脸抬头学会平视，才算是在真正意义上“站起来了”。
走笔至此，不能不提到大名鼎鼎的罗斯福。罗斯福下肢瘫痪，却以其赫赫政绩赢得美国惟一的蝉联四届总统的殊荣。此公气质谦和，平等待人，像一位兄长和朋友。有人说，罗斯福能把国王当普通人看待，而把普通人当国王看待，但国王和普通人都因此而爱戴他。有鉴于此，我们身边的公仆、明星、富翁们是否也可屈尊向“罗斯福同志”学习，平视百姓、平视社会，从而造就自己的人格魅力。

平视，从告别主奴心态开始

陈丹青在接受《怀尧访谈录》专访时说：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中国有老百姓，但没有公民，有人口，但没有现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阶层全是无比严密无比细腻的奴主关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则巴望有一天当主子，你仔细想想，不是这样么？
中国人的文化和人格观念里，最深入骨髓的不平等，就是人格的不平等，金钱、权力、地位、武力，乃至先来后到，等等，都有可能成为人格不平等的根源。大家不以为非，反以为是。在单位，在官场，一些人稍微有了那么一点小职务，成了几个人的头头或上司，就颐指气使不可一世;而那些“下属”，则免不了有唯唯诺诺阿谀奉承者。久之，则不论怀着主子心态还是奴仆心态者，都不过是个小市民而已：满足于小聪明式的自我陶醉、小圈子小帮派内的自我风光，并且在自行聪明自我得意中毁坏许多宏伟的构建，伤害许多正直不阿不党不私之人。
这种深入骨髓的不平等，不仅对人的人格是个极大的伤害，对人的心态和心智也是个极大的、无谓的磨损。中国古代的官场争斗、宫帏秘事和大家庭里的尔虞我诈，大妻小妾的争风吃醋，无非都是为了能够在小范围内在人格上高人一等。于是，中国人的心智大部分被鬼迷心窍似地钻进了人际关系的死胡同，光琢磨人不琢磨事。大好的年华与智慧都在这样的勾心斗角中付水东流！
10 / 10你我皆凡人 何分三六九2011.04.01 第二十期
据报道，很多大学生，都受高薪诱惑应聘保姆，然而当上保姆后不久即离去的高达80%。原来他们“难以忍受”不能和主人一家同桌吃饭这样的规矩。对此，徐贲教授理直气壮地说：大学生理应更具有自我意识，也更在意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关系。如果一个社会只追究当保姆者的“心态问题”，要求他们安守本分、当好下人，会使整个社会越来越下人化、仆役化。相反，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多多追究主人的心态，多多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将有助于提高社会的共同尊严感。
我相信一个人的人格状态将直接影响其事业和人生境界。在中国与公民社会的距离日益拉近的当今世界，我们还是应该提醒人们多关注人与人之间人格的不平等，并且敢于从我做起，站直喽，别趴下！没有不可挑战的权威，没有不可“冒犯”的领导，这个社会才会有制衡，才会真正趋于正常。当我们从狭隘的“小圈子”中抬起头来，会发现外面是个大得多的江河湖海。

『拾』 结合材料 说明依法治国为什么既要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

你好，

祝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