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何兵
① 许恒瑞的各方质疑
2011年9月10日，网络流传11岁的中国人民大学（简称人民大学）新生许恒瑞，“涉嫌被其父亲暗箱操作入读人大”。对此，人民大学予以驳斥。称许的录取工作符合自主招生的程序和规定，并通过了评委会考核以及云南高考一本分数线，不存在违规问题。
这篇名为《许恒瑞：暗箱下的“云南2011高考天才”》的网帖，对许恒瑞被人民大学录取的情况提出了质疑，网帖显示作者是此前曾为许恒瑞进行辅导的一名老师。
网帖称，许的父亲为当地的富豪。“怕生、高度近视、孩童似的淘气是我们这几位老师对于他的基本印象；他成绩并不算好，但却是今年铁定被塑造的云南‘高考天才’，因为人大5名博士生导师联名推荐这位只有10岁的所谓‘天才’。”
网帖描述，许的父亲是一公司董事长，资助人民大学数百万，“用钱开路钻国家自主招生的空子”。 11岁少年就读人大法学院一事传开后，一些法学专家立即提出质疑。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郭峰发微博称，“我不赞成11岁的孩子读法学。法学是调整人与人关系的社会之学，就读者应当心智发育基本成熟，有一定社会认知和阅历。在美国就读法学前须本科毕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也表示，“法学教育既需要大量的阅读与识记，也需要对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真切了解”。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也认为，学法学需要一定社会阅历，仅依靠纯理论学习是不够的。即使这名少年继续深造，在20岁左右时从学校走向社会仍太年轻。他认为，11岁少年读法学是“揠苗助长”。
人大法学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尚未设置就读法学专业的年龄限制。他表示，许恒瑞读完本科时应该是15岁，可以选择读硕士和博士继续深造，毕业后也可以走向社会。
弥勒一中一名负责人介绍，从小学二年级开始，许恒瑞觉得学校老师上课的教学进度太慢，就告知了父母。听到孩子这样的想法，父亲许文林将他安排到昆明居住，由母亲专门照顾，并聘请师大等学校的大批优秀老师为其单独上课。不到半年时间，许恒瑞完成小学课程，初中的课程不到一年就学完了。
弥勒一中刘姓副校长称，攻读高中学业期间，许恒瑞的学籍仍在弥勒一中。“他只是偶尔来弥勒中学听听课，参加一些考试。”据一些老师回忆，平时每科考试的时间是两个小时，许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做完。
网友据《云南省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称“学生学完一学年规定课程，学业考核成绩、综合素质评价、合格者，准予升级”，第十九条称“学生不得旷课，不得无故迟到、早退”等内容，认为许恒瑞长期不在校，但学校依然给他注册并挂靠学籍，涉嫌违规。对此，弥勒一中未作回应。
你的确有合谋诈骗的嫌疑。第一次钱是打在你的账号上的。后面钱是你转到A的账上的。当然你最坏的打算，是你承担部份责任。不会全部要你承担的。保留录音，为自已找律师吧！
③ 中国政法大学 何兵教授简介 特别是籍贯出生地！谢谢！
答：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男，1964年生于安徽巢湖。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行政法学研究所所长。先后从事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课程的教学，主要作品有《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机制》（主编）等教材、专著类7部，《行政权力的结构与解构——一个个案解析》《永不松懈》《人民陪审员：我的经验与感悟》等论文类70余篇。 2012年4月，其在微博上爆料称高龄奶牛靠激素产奶，引起网友普遍关注。
1983－1984年在肥东县马集中学任教。
1985－1988年在安徽省肥东县团委任职。1988年考取律师资格。
1989－1990年在肥东县律师事务所任专职律师，开始了法律职业生涯。
1990年9月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师从刘家兴教授研习民事诉讼法，兼习刘教授的四川方言，1993年获硕士学位。
1993年－1994年在深圳工作，先后在福田实业总公司、沙河高尔夫球会、平安保险总公司任职。
1994年－1998年在山东烟台大学法律任教，兼黄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1998年考取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行政法专业博士生，从姜明安教授习行政法，兼习姜教授的湖南方言。
2001年至今，中国政法大学任教。
2005年2月至5月，应瑞典隆德大学之邀，访问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北欧四国，考察纠纷解决机制。
2006年2月，应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之邀，访学。
2007年9月，应韩国庆北大学之邀，讲学。
④ 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首任庭长胡云腾是个怎样的法官
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首任庭长胡云腾是个怎样的法官
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研究室主任胡云腾做了不少事情。他率交流团访问了台湾；为北京市旅游委全体党员干部解读了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精神，还向媒体介绍了一项新制度的突破：如存在性侵害、出卖、拒不履行监护职责长达6个月以上等七种严重情形，可以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月中，他则在《红旗文稿》上发表了长文《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保证独立公正司法》。
随着12月28日全国人大的一纸任命，他的生活变成另一种模样：他将成为最高法巡回法庭的一名庭长。
“毫无疑问，胡云腾法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学者型法官。”与他相识20多年的《民主与法制》总编辑刘桂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由这样一位学者型法官去执掌最高法首个巡回法庭，可谓众望所归，人才难得。”
的确，胡云腾身上最为人注意的标签，是“学者”。
他拥有西南政法学院（1995年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的硕士学位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学位；在成为一名“学者型官员”之前，他曾是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发表过超过100篇学术论文和近40部作品，其中《死刑通论》和《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在国内的死刑研究著作中相当有分量。
2008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的胡云腾，依然在与同行的交流中一再提及“我是一个学者”。
刘桂明认为，对于巡回法庭这一“需要坚持探索实践、不断总结经验”的新生事物，正需要胡云腾这样一位“研究水平高深、协调能力高超、涉猎视线高远的高精尖人才”。
很多人都对胡云腾在1998年与邱兴隆、张金龙合作的《死刑问题三人谈》记忆犹新。不止一个人注意到，平时沉默寡言、甚至很少会哈哈大笑的胡云腾，谈起死刑问题时就会滔滔不绝。在调入最高法之前，他不止一次公开阐述过废除死刑的理由：公正、人道、人权保障，以及“无论司法程序设计的多么严密，适用死刑都可能错杀无辜”等。
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与持续关注，他曾被学界戏称为“胡死刑”。
那场对话正是由刘桂明主持的。他对胡云腾更深的印象是，十几年前，“眼见一位极具法学研究水平与才华的友人面临绝境，他当即拉上我驱车300公里，前往友人所在的城市进行紧急协调，最终使他脱离了危险境地”。
“他是一位非常重情重义的人”，刘桂明总结说。
《法制晚报》2007年有一篇报道描述了藏身在专业法律术语后的法官胡云腾：“不爱服输”“特有韧劲儿”，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受的苦太多”了，所以“只知道埋头苦干”。
胡云腾1955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市，3年后，全家人被下放到农村。1979年参加高考，他填报了西南政法学院，可因为之前从没填写过简历，有几年经历没填上，在政审这一关被拦了下来。
多年后他还带着点沮丧形容自己“在命运的始发站，就跌了一个大跟头”。不管怎样，“生了一个假期的闷气”之后，他不得不去安徽师大政教系报到。
四年后，在大学里一直坚持自学法律的他再一次考上西南政法学院。
他的职业生涯也一直都围绕着法律，最初在安徽大学法学院教书，博士毕业后去社科院做研究，八年后又到了最高法的研究室。
“他是体制内开明派”，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说，“这也意味着他一直很稳妥，可靠”。
上世纪90年代初，胡云腾曾在博士论文中提出过一个废除死刑的“百年设想”。十多年后他在一本法律刊物上承认，自己当初的考虑并不完善，废除死刑之路必须慢慢走。
“在一个封闭的、不透明的司法制度中，任何美好的制度设计都难以产生预期的好效果”，他当时说过。
同样是在这场采访中，他冷静地拒绝了采访者奉上的高帽子：“知名的法学家和出色的律师这两顶帽子均不适合我戴，因为本人还有自知之明。但作为一个法学科研人员，我认为应当创造条件联系实际。”
他进一步解释道，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法学家应当到司法实务部门去工作一段时期”：“我认为法学理论工作者在现阶段应当多关注中国的司法实践，尤其在我国的司法体制正在进行改革，正在建立现代司法制度时期，法学家应当积极参与其中。”
如今这一切似乎都在他身上实现了。
两年前，在一场关于“司法改革”的报告中，已经是最高法研究室主任的胡云腾提醒台下的大学生，“我们的司法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司法改革不是追求一些空洞的原则，而是要解决司法实际的问题”。
2014年4月24日这天，他与刘贵祥一同被任命为二级大法官。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官制度中，这意味着他也成为一名副部级干部。
2014年12月，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胡云腾分享了他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经历。据说，当时起草班子具有特别广泛的代表性，到全国各地调研，有很多意见反复修改。比如《决定》中“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两句话曾一度被拿掉，最后起草班子开会讨论，还是达成统一意见把它们写入其中，最后效果很好。
不过，12月28日的最新任命，将翻开这位大法官人生中全新的一页。
胡云腾在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友、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徐昕对此评论道，巡回法庭“看似着力于解决司法地方化、落实‘司法与行政辖区适当分离’等问题，实质上其所承担的监督指导功能发挥有限，而主要解决送法‘下乡’、方便诉讼问题，更侧重于分散最高法的工作量……其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进中国司法进步，但仍需要进一步设计和细化具体的方案”。
他在学界的老朋友何兵与邱兴隆拒绝对此作出评价。
而刘桂明则表现出了更多的乐观：“如果现实中更多涌现一些诸如邹碧华法官这样的探索实践者，又如胡云腾法官这样的思考研究者，那么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将会变得迎刃而解。”
在很久之前，胡云腾就对媒体表达过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艰涩的术语汇聚到最后，只留下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⑤ 马尧海的辩护律师
2010年4月6日，姚永安赶到南京，经过替换成为马尧海的第二辩护律师。曾代理许霆案的姚永安表示他将为马尧海作无罪辩护。至本报截稿时姚永安未写一个字的辩护词，他表示会在4月7日当庭作即兴发挥。
马尧海案成社会热议后，不少声音表示应废除“聚众淫乱罪”，但姚永安表示，即时按照现有的法律，也不能判马尧海有罪。
“什么叫做犯罪？简单的讲，那就是触犯刑律、危害社会、依法当罚。”姚永安表示，刑法并没有把马尧海的“换偶”行为规定为犯罪；马尧海的行为也没有社会危害性。
“聚众淫乱罪，属于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罪，只有在公开的场合搞，才能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他们只是在自己家里搞，对社会没有任何影响，连违法都谈不上，何谈犯罪？”姚永安说，聚众淫乱，应该和聚众斗殴一样，两帮人，看见人就打，不分对象，那才叫聚众淫乱。他表示换偶是一种“有感情的自愿的行为”，不能算作是 淫乱。
律师认为，聚众淫乱罪侵犯的是社会公共秩序，而马尧海等人的活动不涉及金钱交易，同时也具有封闭性和隐蔽性，故其没有侵犯刑法保护的社会公共秩序，本案涉及的性聚会应该属于私权的范畴，不应当以刑法处罚。 姚永安表示，庭审上的胜负将由“聚众淫乱”的解释而决定。“但现在的问题是，聚众淫乱根本没有一个权威解释，立法、司法、学理都没有解释。”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表示，聚众淫乱确实不好界定。
“什么叫众？不知道，三人或三人以上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解释，但这不是权威的共识；淫乱这个词也不是很清晰的，它是一个道德色彩浓厚的词，它不是对行为的描述，是对道德的描述。”
何兵认为，马尧海案的法学意义，是提醒了法律，“当人们的社会观念、行为规则都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应该如何变化？”何兵认为“聚众淫乱罪”已经到了需要修订的时候。马尧海案正好为了修改该法的一个契机。
至于如何修订，何兵表示“应该进行比较研究，就是看其他国家是怎么界定‘聚众淫乱’的。”
⑥ 律师界是如何看待袁裕来、何兵这一类人的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的答案的眼睛是是雪亮的，把他看得很清楚，当我看到有些人企图混淆视听，我就忍不住说一下话了。我不否认他在回答中提到的问题。很难提出一个案件，司法机构受到干扰，而小的冤屈很难得到解决。这些情况是司法制度的真正问题。但问题是如何改变!
所以说，在我们律师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利益而存在的，我们也有修正，维护国家法律的义务！
⑦ 何兵的概述
1983－1984年在肥东县马集中学任教。
1985－1988年在安徽省肥东县团委任职。1988年考取律师资格。
1989－1990年在肥东县律师事务所任专职律师，开始了法律职业生涯。
1990年9月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师从刘家兴教授研习民事诉讼法，兼习刘教授的四川方言，1993年获硕士学位。
1993年－1994年在深圳工作，先后在福田实业总公司、沙河高尔夫球会、平安保险总公司任职。
1994年－1998年在山东烟台大学法律任教，兼黄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1998年考取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行政法专业博士生，从姜明安教授习行政法，兼习姜教授的湖南方言。
2001年至今，中国政法大学任教。
2005年2月至5月，应瑞典隆德大学之邀，访问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北欧四国，考察纠纷解决机制。
2006年2月，应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之邀，访学。
2007年9月，应韩国庆北大学之邀，讲学。 青岛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威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行政法案例研习、国家赔偿法
外语语种： 英语 1998年被评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十佳教师
2002年被评为中国政法大学优秀教师
⑧ 何兵的重要观点
关于司法职业化与民主化
主张我国从清末即开始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法院，但至今仍不尽人意。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处理好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文革以后至今司法建设所走的路线总体来说为司法职业化。由于未配合以司法民主化建设，导致司法职业化上未成型，司法官僚化严重。主张克服此弊病的努力方向应当是司法民主化建设。司法建设在强调法官职业化的同时，必须高举司法民主化的旗帜。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的制度结合点在于陪审制。陪审制不仅仅是一项司法制度，更是一项政治制度。代表作：《司法职业化与民主化》，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4期。
关于现代社会中行政权力的结构与解构
从高等院校对学生性行为进行管制这一行为入手，通过对高等院校对学生性行为管制权力形成的历史背景、构造过程及其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这一具体微妙的行政权力演变过程的解析，展示了社会变革过程中，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微妙调整，并就相关问题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代表作：《行政权力的结构与解构：一个个案解析》 ，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
关于纠纷解决机制
主张并非一切纠纷都适合法院解决，适合法院解决的纠纷也未必要由法官躬亲。国家从司法政策的角度考虑，不应让法官大包大揽——将一切纠纷让法院扛，而应将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一手” 。法院应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联手，构筑化解社会纠纷的有效系统。通过对近十年来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的分析，预见性的提出诉讼爆炸现象已经在我国初呈征兆，而且势将愈演愈烈，国家必须全面构建民间的、行政的、庭前的纠纷化解机制，主张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代表作：《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1期。
⑨ 何兵致辞全文
同学们，朋友吧，大家下午好！我们开办了《燕山大讲堂》，我想稍微向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开办这样的讲堂？我始终有一个信念，就是政法大学要想实现它的梦想，成为中国一流品牌的法学院、一流品牌的大学，它一定是产生和扩散着思想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政法大学要成为思想的发散地和集散地，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
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看到《岭南大讲堂》，给了我很好的引发，我觉得在北方也应该有一个声音，我们就创办了《燕山大讲堂》。为什么起名为燕山？大家知道燕山是北京地区的代表，它象征着一种沉稳。一说燕山，大家就知道像山一样的沉稳、稳健，代表北方，又代表一种强健的思想。这么一个讲堂，我们和腾讯网的李方经过沟通，大家达成了共识，很快促成的这么一个讲堂，我觉得将来在中国法律史上会有重要意义发生。
第一，它是建设性的。学术的责任在于批评，而批评的目的在于建设。第二，它一定是开放性的，这个论坛不仅仅是一个法治论坛，我们会请各方面的专家，包括经济的、社会的等等，从学科里面来说是完全开放的。这一点学者层面上，我们既可以请高端的学者，也可以请在野的名流，只要有思想的人，就应该让他有说话的地方，所以第二点，它是开放性的。第三，它是前沿性的。作为燕山大讲堂，我们的想法是，它应该引领着中国思想的前沿。第四，既然是一个学术讲堂，要保持它的学术性，只有学术性，才具有它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品牌讲堂的学术品位。
这是我对燕山大讲堂初步的定位。按照我们初步的设想，这个讲堂目前是两周办一次，最后形成规范运转。我们的听众也是开放性的，但因为座位有限，可能开放到100到200人。
非常感谢腾讯网，给我们提供资金支持，提供评论网。像我们这样的人到了中年，每个人都掌握了一定的资源，我们一定要怀着感恩的心情来回报这个社会，回报社会，实际上也在回报我们自己。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所以这个讲堂是一个学术性的，而没有任何其他的考虑。
这就是我对讲堂的介绍。我还要以个人的名义向江平教授表示我的敬意和谢意，敬意不仅是江平教授在学术方面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在法学上所说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呐喊”。
⑩ 何兵的科研成就
《公益行政诉讼研究》，主持人，2005至2007年司法部法制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
《行政执法与行政程序研究》，子课题《行政确认与行政程序研究》负责人，2001至200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第一批重大委托研究项目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利益冲突及其法律调整》，子课题《行政关系中的利益冲突及行政法调整》负责人，2005年至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现状调查和对策研究》，子课题《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法律保障》负责人，2006年至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法治背景下的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参与人，2006年至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行政执法问题研究》，参与人，2001至200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科技资源保护与共享立法研究》，参与人，2003年至2004年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工作重点项目
《上访问题的法律对策：纠纷解决机制现代化研究》，参与人，2004年至2006年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
《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立法及研究》，参与人， 2005年至2007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民政部门一站式服务研究》，参与人，2005年至2006年北京市民政局项目
《北京市社会救助管理研究》，参与人，2006年1月至2006年12月北京市民政局项目 教材与专著类
《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专著），法律出版社，2003年1 月
《利害的分配——我们身边的法律》（专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年6月
《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机制》（主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2 月
《行政法案例研习》（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
《行政执法研究》（参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
《行政诉讼法学》（参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行政诉讼法学》（参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论文类
《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中外法学，2002年第1期
《行政权力的结构与解构――一个个案解析》，中国法学，2005第3期
《司法的职业化与民主化》，法学研究，2005第4期
《从专业课程设置析大学自治与政府管制》，行政法学研究，2005第2期
《印度的公益诉讼制度》，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3期
《论行政解决民事纠纷》，行政法论丛，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司法之根本：最后的审判抑或最好的审判？》，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4期
《高等学校的自律与他律——论学生受教育权、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法哲学、法社会学论丛（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永不松懈》，法大评论，2004年第3卷
《司法的阳学与学术的殿堂》，中国诉讼法制判解，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
《人民群众进法院》，法律适用，第3期
《“小产权”值得大讨论》，法制日报，2007年7月4日
《公产致害的赔偿责任》，人民法院报，2005年11月
《张某诉民政局请求确认继母婚姻无效案》，人民法院报，2005年9月
《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法律定性》，人民法院报，2005年8月
《如何对待教授们课堂上的错误言论》，法制日报，2005年5月
《陪审制度的意义》，人民法院报，2005年4月
《主官截断，幕友辅助》，人民法院报，2005年1月
《抓大放小，重刑轻民》，人民法院报，2005年1月
《无讼是求，教化为先》，人民法院报，2005年1月
《法律程序的价值与弊端》，人民法院报，2004年5月
《人民陪审员：我的经验与感悟》，人民法院报，2004年11月
《我的检察官父亲》，检察日报，2004年12月
《冥河彼岸的重托》，检察日报，2004年11月
《军嫂请我做顾问》，检察日报，2004年10月
《公共警告 必须谨慎发布》，检察日报，2004年9月
《当野男人莅临家门》，检察日报，2004年9月
《谁有权评定“中国名牌”》，新京报，2004年9月
《县委书记该有什么名誉权》，检察日报，2004年8月
《关于职称外语考试的情理法》，检察日报，2004年8月
《民间自治万不可远离法治》，检察日报，2004年6月
《鉴定结论有时就是一根鸡毛》，检察日报，2004年6月
《“知假买假”不能双倍赔偿》，检察日报，2004年5月
《深圳废止驾驶证年审值得推广》，新京报，2004年5月
《历史学家需要敲碎每一片秦砖汉瓦吗？》，检察日报，2004年3月
《从“枫桥经验”谈诉讼与调解的互动》，人民法院报，2003年12月
《政府没有判断合同效力的权力》，南方都市报，2003年11月
《野蛮拆迁者的蛮劲从哪里来？》，检察日报，2003年11月
《法官的看家宝刀——推定》，法制日报，2003年11月
《校园不是特权者恣意的乐园》，法制日报，2003年10月
《企业等级划分宜慎行》，法制日报，2003年10月
《婚宴上座着居心叵测的人》，法制日报，2003年10月
《法律专家意见书：施向法庭的无影神掌》，法制日报，2003年9月
《政务应当公开在阳光下》，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9月
《到了天堂，也要撤销你的结婚证？》，法制日报，2003年9月
《最大的危险是激起公愤》，法制日报，2003年9月
《法院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民间调解篇》，法律服务时报，2003年8月
《沙化的社会 失声的律师》，律师时代，2003年秋季
《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南方周末，2003年6月
《法官不能为自己的判决摇旗呐》，法制日报，2003年5月
《从当前的新闻论争性看司法理》，检察日报，2003年5月
《梁实秋是条狗吗———从当前的新闻讼争看司法理性》，检察日报，2003年5月
《谁为“盲流”谋幸福》，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2月
《法治建设三大重点》，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2月
《法意与民情》，法治的阶梯，2003年
《行民主宪政，开万世太平》，人民法院报，2002年12月
《法律下自由》，人民法院报，2002年10月
《程序正义与民间调解》，法制日报，2002年10月
《意义的陷阱》，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
《人大应作司法改革的领头羊》，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9月
《一代新规要渐磨》，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
《意义的陷阱》，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
《民事公诉需缓行》，法制日报，2002年8月
《在何处为处利而斗争》，人民法院报，2002年7月
《法官教大家写作文》，法制日报，2002年6月
《一刀切得干净吗》，法制日报，2002年5月
《法律的雷池不容逾越》，人民法院报，2002年5月
《冥河对岸怨屈的月光》，法制日报，2002年4月
《法官：带枷锁舞者》，法制日报，2002年4月
《个案监督质疑》，人民法院报，2002年4月
《被唾沫淹没的法律》，法制日报，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