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翔法学

❶ 债权法的内容简介

民商法学博大精深，不仅理论内容丰富，而且极具实用性。在我国建立社会回主义市场经济答体制和实现依法治国宏伟目标的过程中，民商法作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最为基础性的法律部门，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越来越受到广泛的认同。民商法学理论研究也随之成为学者和研修法律学科的人士钟情的法学领域之一。近年来，民商法学科考研热即是一个很好的说明，1999年合同法颁行引起的遍及全国的合同法出书热和学习热更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民商法学科发展迅速，研究成果令人瞩目，我国民商法学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将民商法学的理论与我国法律实务加以梳理，编写一套民商法学系列读物，使之既能系统反映民商法学的基本理论，又能结合我国法律实务，探讨实践中提出的民商法律问题；既可作为高校法学专业教材，又可供一般读者学习民商法学理论知识之用。这是全体作者共同的愿望。厦门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是福建省重点学科，民商法学系列是本学科规划建设中的成果形式之一。本系列的出版得到厦门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编辑施高翔先生为本系列的策划、编辑付出了大量精力，特此表示谢意。
《债权法》为厦门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系列之一。

❷ 《法律进校园》的作文怎么写

法律走进校园

学校，一个纯洁的地方。它培育着、保护着、指导着年轻的骨朵儿们。那些羽翼初长的雏鸟们都要从这里学会如何展翅高翔，正确的飞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正确的最美的弧度。像那大雁南飞，总有那齐的队列。一队“人”形的在苍穹中盘旋而过，那一个弧度令人赞叹。
又像那久经训练的战斗机，每一个弧度，准确，优美。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法律不成社会。一群大雁需要一个领雁来带领着他们。而一间学校也同样需要。学校是一个超级理想社会的反映，这是一个容许犯错的社会，每个人都有重来的机会。在这里孔老夫子的“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大可通用无疑。但当雏鸟飞出那温暖的巢窝，离开那呵护着他们的家，脱下孔老夫子的庇佑飞进那真正的现实社会时，他们应如何适应呢?住这里，他们的错在这里能否水远被原谅呢?。不能。这时，法律就这样腾空而出，给这些花骨朵儿导出一个太阳，让他们迎着最灿烂的地方生长。

罗马因为它的法条而闻名，秦朝因为它的制度而统一，一个国家更需要法律来维持安定，学校是国家新生儿的摇篇，法律更应来到这里为祖国的未来作打算。一个国家的强大是需要规规矩矩的建改者建设而成的，而不是一群目无法纪的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需能树起一群健康向上的人，更是需要法律来扶持。当然，万丈高楼从地起，树人也要从娃娃抓起，这一点邓小平爷爷早已领会。所以法律走进学校是毫无疑问的。 一个青年的未来是那鸟儿翱翔天际的时候，那一掠而过的弧度，法律的作用举足轻重。，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金钱，物质的诱不断缠绕荷青少年们。网络、毒品危害着青少年的身心。年轻的他们面对诱惑并没有抗体，他们开始为它们而动摇。偷、抢的镜头不断出现在电视上，游戏上，作为社会最准确的镜子的他们会学不到吗?他们学到了，而且更加疯狂。因为不知管束，他们恃无忌惮；冈为年少轻狂，他们胆大妄为。因此多少青年无知的面孔出现在法庭上，那伤心的泪水已尤法挽回昔日的平静，那一栋栋铁墙割断了本应向父母撒娇的年岁，也毁了他们的一生。面对他们的是那冷冰冰的法条，他们悔恨、呼喊，希单能回到
从前但已无法实现，为什么他们会走到如斯田地？因为……因为他们不懂法。一句句“不道“让法官感慨，老师痛心，父母悔恨，而稚嫩的他们又应如何面对呢！

法律走进校园，它是必需的。正如人需要氧气，植物需要水源一样重要。现代的学校已不是昔日的私塾，当今礼会也并非从前。摇头晃脑不知其解已不适合现实了，学校是学生进入社会的导盲犬，补会的发展已不容许你慢慢适应，要生存就要懂得法则。适者生存，不一定出现在动物社会里。法的地位早已经超越了那些语数英。它的存在已是各国所需。因此学法、懂法是必须的!

拥有一条进门的通行证并不代表就可畅通无疑。法律走进校园但其未来令人担忧。学校会重视法律救育吗?人力资源的不足不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吗?而这些问题也的的确确发生了。多少学校因为学业的压力忽视了法际知识的教育，又有多少学校总以没订能力的借口搪塞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最美的弧度需要法律的修正。但法律进校的路途漫漫，探索的成果并非朝夕可得，耐心、决心缺一不可。法律能否真正走进校园呢?仍有一条漫长的探索之路啊！

❸ 法律走进校园 2000字以内的论文

法律走进校园 学校，一个纯洁的地方。它培育着、保护着、指导着年轻的骨朵儿们。那些羽翼初长的雏鸟们都要从这里学会如何展翅高翔，正确的飞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正确的最美的弧度。像那大雁南飞，总有那齐的队列。一队“人”形的在苍穹中盘旋而过，那一个弧度令人赞叹。又像那久经训练的战斗机，每一个弧度，准确，优美。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法律不成社会。一群大雁需要一个领雁来带领着他们。而一间学校也同样需要。学校是一个超级理想社会的反映，这是一个容许犯错的社会，每个人都有重来的机会。在这里孔老夫子的“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大可通用无疑。但当雏鸟飞出那温暖的巢窝，离开那呵护着他们的家，脱下孔老夫子的庇佑飞进那真正的现实社会时，他们应如何适应呢?住这里，他们的错在这里能否水远被原谅呢?。不能。这时，法律就这样腾空而出，给这些花骨朵儿导出一个太阳，让他们迎着最灿烂的地方生长。 罗马因为它的法条而闻名，秦朝因为它的制度而统一，一个国家更需要法律来维持安定，学校是国家新生儿的摇篇，法律更应来到这里为祖国的未来作打算。一个国家的强大是需要规规矩矩的建改者建设而成的，而不是一群目无法纪的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需能树起一群健康向上的人，更是需要法律来扶持。当然，万丈高楼从地起，树人也要从娃娃抓起，这一点邓小平爷爷早已领会。所以法律走进学校是毫无疑问的。 一个青年的未来是那鸟儿翱翔天际的时候，那一掠而过的弧度，法律的作用举足轻重。，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金钱，物质的诱不断缠绕荷青少年们。网络、毒品危害着青少年的身心。年轻的他们面对诱惑并没有抗体，他们开始为它们而动摇。偷、抢的镜头不断出现在电视上，游戏上，作为社会最准确的镜子的他们会学不到吗?他们学到了，而且更加疯狂。因为不知管束，他们恃无忌惮；冈为年少轻狂，他们胆大妄为。因此多少青年无知的面孔出现在法庭上，那伤心的泪水已尤法挽回昔日的平静，那一栋栋铁墙割断了本应向父母撒娇的年岁，也毁了他们的一生。面对他们的是那冷冰冰的法条，他们悔恨、呼喊，希单能回到从前但已无法实现，为什么他们会走到如斯田地？因为……因为他们不懂法。一句句“不道“让法官感慨，老师痛心，父母悔恨，而稚嫩的他们又应如何面对呢！ 法律走进校园，它是必需的。正如人需要氧气，植物需要水源一样重要。现代的学校已不是昔日的私塾，当今礼会也并非从前。摇头晃脑不知其解已不适合现实了，学校是学生进入社会的导盲犬，补会的发展已不容许你慢慢适应，要生存就要懂得法则。适者生存，不一定出现在动物社会里。法的地位早已经超越了那些语数英。它的存在已是各国所需。因此学法、懂法是必须的! 拥有一条进门的通行证并不代表就可畅通无疑。法律走进校园但其未来令人担忧。学校会重视法律救育吗?人力资源的不足不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吗?而这些问题也的的确确发生了。多少学校因为学业的压力忽视了法际知识的教育，又有多少学校总以没订能力的借口搪塞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最美的弧度需要法律的修正。但法律进校的路途漫漫，探索的成果并非朝夕可得，耐心、决心缺一不可。法律能否真正走进校园呢?仍有一条漫长的探索之路啊！ 文明校园行 为进一步推动我区法治龙岗创建法治学校活动，帮助青少年学生提高遵纪守法意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倡导校园文明，丰富校园生活，由区教育局、区司法局、深圳市春雨社会工作服务社联合举办的龙岗区“法治文明校园行”系列活动于近日在南联学校进行了启动仪式，原深圳市司法局政治部主任郭玉、区教育局督导室副主任张仁幸、区司法局、街道司法所等领导及学校师生代表300多人参加了启动仪式，并进行了首次活动----物质与我，春雨社会服务社工通过视频、交流、竞赛、问答、讨论、分组活动等形式组织学生来认识物质，培养他们宏观的物质概念，这次专题活动教会学生懂得如何来获得物质、如何来分配、使用这些资源，如何正确看待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如何正确看待自己未能实现、满足的物质，鼓励他们要通过自立、自爱，才能独立、健康成长。活动结束后学生纷纷表示，这种活动效果好，有教育意义，很受感动，并表态会把所学到的知识融入今后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去进一步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据了解，我区“法治文明校园行”系列活动确定了30所高中、初中及九年一贯制的公民办学校，学校师生在区司法局、深圳市春雨社会工作服务社社工的组织、协助下，将分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进行，各阶段开展的活动内容及形式都以围绕当前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受到影响之时，如何抵制这种不良现象对自己的侵入，如何与家庭保持和谐、如何与学校秩序保持一致，通过自我约束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进而营造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及推动我区法治龙岗创建法治学校活动再上一个台阶。 .

❹ 朱景文的论文

2008，中国法律工作者的职业化分析，法学研究，2008（5）
2008，中国诉讼分流的数据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8（3）
2008，中国法制化进程的数据分析，光明日报，02-19
2008，中国法律发展的理论反思，法学家（1）
2008，法之执行的法学模式和社会学模式，法制日报，04-13
2008，从法治到善治的思考，法制日报，02-01
2008，公共场所禁烟能走多远？人民日报，04-23
2007，中国法律发展的趋势、问题与反思，高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6-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一种博弈——在人权和知识产权之间，《法制日报》11-18
2007，“酷儿”理论之思，《法制日报》9-23
2007，苏联的一个坏传统，《学习时报》07-10
2007，苏联学界的一个坏传统，《北京日报》06-18
2007，依法治国是否等于有法可依，《解放日报》04-23
2007，法律是一种规则政治，《法制日报》，07-15
2007，中心与边缘——法律发展的全球视角，《新视野》（1）
2007，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度和古罗马的行省制度，《法学杂志》（3）
2007，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法制发展，《法学家》（1）
2006，服务大局与“法学家的幻想”，《法学家》（6）
2006，当代中国立法中的法律移植，《法理学与法史学》（10）
2006，2005年法理学学术研究回顾，《法学家》（1）
2006，全球化与法治国家的历史演进，《学习与探索》（1）
2005，关于立法发展趋势的几个问题，《法学杂志》（6）
2005，欧盟法对东亚的意义，《新视野》（1）
2005，法律是一种规则政治，《学习与探索》（5）
2005，2004年法理学学术研究回顾，《法学家》（1）
2004，legal transplantation in the judicature: employing foreign law in China’s judicial practice,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Autume 2004.
2004，法治中的悖论，在夏勇等主编《法治与21世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孙国华主编《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当代》，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4，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政治思想工作研究》（6）
2004，国内司法中运用外国法的比较法思考，《法学》(1)
2004，解决争端方式的选择——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分析，《新华文摘》（1）
2004，划分世界的法律体系——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世界法律地图》评介，《法制日报》4月15日11版
2004，2003年法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法学家》（1）
2003，解决争端方式的选择—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5）
2003，国际标准和中国法律改革，2003年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年会宣读，《法学家》（3）
2003，法治和关系：是对立还是包容——从韦伯的经济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的理论谈起，2002年香港亚洲法哲学大会宣读论文，《环球法律评论》2003/春季号
2003，2002年法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法学家》（1）
2003， 关于律师职业发展的几个问题，2002年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基地“法律职业共同体研讨会”宣读论文，载张文显等主编：《司法改革报告：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3，言论自由及其界限，2002年爱尔兰中国-欧盟人权对话会议发言，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03年2月24日
200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条铁则，《北京日报》2003年2月13日
2002，“法律和全球化——实践背后的理论”研讨会纪要，《法学家》（6）
2002，2001年法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法学家》第1期
2002，由前苏联法学界的一场争论谈起，《法学家茶座》第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全球化和中国法制的回应，《法制与社会发展》第4期；
2001，欧盟法对法律全球化的意义，《法学》第12期
2001，全球化和中国法制的回应，《金陵法律评论》第1期
2001，从比较法、法社会学到比较法社会学，《环球法律评论》第1期；
2001，中国共产党与比较法的发展，《法学家》第3期；
2001，2000年法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法学家》第1期；
2000，Public Participation in Law-making in the PRC, in Jan Michiel Otto, and others, Law-Mak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gue,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法律全球化：法理基础和社会内容，《法理学论丛》第2卷；
2000，关于法理学向何处去的几点意见，《法学》2000年第1期；
2000，关于立法的公众参与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第1期；
2000，欧盟法性质的法理学思考，《人大法律评论》2000卷第1辑；
2000，法律全球化：法理基础和社会内容，《法制现代化研究》（第6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中国立法的公众参与，《法理学与比较法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999年法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法学家》第1期；
1999，世界与中国框架中的比较法，《新视野》第4期；
1999，Formalization and Informalization of Law：On the Strategy of Legal Development in China，《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二）；
1998，关于法律和全球化的几个问题，《法学》第3期；
1998，法律和全球化的理论启迪，《检察日报》7月20日第3版；
1998，关于比较法社会学的对话，《比较法研究》第一期；
1996，法治是一个历史范畴，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6，法制建设的正规化和非正规化，《法学评论》增刊；
1996，中国立法发展趋势，《法律文化》（日文）第1期；
1996，中国法律适用发展趋势，《法律文化》（日文）第2期；
1996，中国法律职业发展趋势，《法律文化》（日文）第3期；
1996，中国法学教育发展趋势，《法律文化》（日文）第4期；
1995，评美国批判法律研究运动，《中国法学》第3期；
1995，法制发展的内在矛盾，《探索与争鸣》第7期；
1995，关于法制和法治的几个问题，《中外法学》第5期；
1994，Comment on Functional Comparison，1Asia Pacific Law Review；
1994，关于法和法律意识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外法学》第3期；
1994，关于法律关系的概念的几个问题，《中国法学》第3期；
1993，从规范的比较到功能的比较，《法学家》第2期；
1993，评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当代法学》第3-4期；
1993，认真对待意识形态——批判法学对德沃金法学的批判，《外国法译评》第3期；
1992，论社会也要以法律为基础，《法学》第1期；
1992，法制发展战略的比较研究，《政治与法律》第1期。

❺ 海口有什么比较大型点律师事务所

楼主你好。你可以拨打12580.选择人工服务。她会把海口的律师事务所都列出来给你。还有电话。这个挺好的。我就打过去问过。而且比较可信。

❻ 海南最好的律师事务所

关于当事人提到“最好的律师事务所”的问题，无法给出准确答复。因为，所谓的“最好”没有准确的依据。同时，各地有很多优秀的律师可以代理涉法诉讼。但是，由于“网络知道”是一个答疑解惑的平台，根据“知道规范”规定，不允许带有广告宣传性质的回答内容，所以无法给提问者推荐具体的律师，律所。

同时，根据《律师法》第二十八条 律师可以从事下列业务：
(一)接受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委托，担任法律顾问;
(二)接受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
(三)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辩护人，接受自诉案件自诉人、公诉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
(四)接受委托，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
(五)接受委托，参加调解、仲裁活动;
(六)接受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
(七)解答有关法律的询问、代写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
第二十九条 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应当按照约定为委托人就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意见，草拟、审查法律文书，代理参加诉讼、调解或者仲裁活动，办理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条 律师担任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的，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内，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一条 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❼ 学生学会用法律知识保护自己的案例

宋桂芳，女，生于年3月5日，于2012年1月7日在成都市因病去世，其配偶高智堂死于1992年12月。宋桂芳与高智堂系再婚夫妻，双方父母均先于其二人死亡。宋桂芳再婚前育有一个子女，是高之生；高智堂再婚前育有五个子女，分别为高长清、高荣生、高富生、高贵生、高长云。两人在婚后又生育了四个子女，分别是高随生、高阳生、高梦生、高平芳。十个子女中，高贵生、高长云、高随生、高阳生、高梦生、高平芳健在；高之生死于2007年3月8日，其配偶刘彩云和子女高顺利、高顺珍、高顺康健在；高长清死于2003年2月21日，其配偶孙林死于1963年9月9日，留有子女孙家鑫、孙家安；高荣生死于2008年2月27日，其配偶潘美琳死于2012年4月6日去世，其子女有高顺建、高顺蓉、高顺文、高顺刚，其中高顺刚死于2011年9月25日，高顺刚留有配偶李维香和儿子高翔；高富生死于2007年11月4日，其配偶王芳死于1998年11月22日，高富生留有两个子女，分别是女儿高顺玉、儿子高顺明。涉及该案的当事人信息及关系基本水落石出。
涉案人员关系如图：
图例： 为死亡人员
XXX1上标为死亡人员之间相对死亡顺序

二、本案继承关系梳理与应对
提出继承权公证申请的三个案件的被继承人是宋桂芳、高之生、高富生。对于不同被继承人的案件，其发生继承的关系是不同的，需要区分讨论。
宋桂芳一案，宋桂芳生前未留有遗嘱亦未签订任何遗赠扶养协议，依照法定继承程序，宋桂芳的遗产由其父母、配偶、子女继承，通过调查走访了解到，宋桂芳的父母先于宋桂芳去世，具体时间不详，配偶高智堂死于1992年，子女中宋桂芳的亲生子女高随生、高阳生、高梦生、高平芳健在，高之生死于2007年，继子女中高贵生、高长云健在，高长清、高荣生、高富生分别于2003年、2008年、2007年死亡。综上，根据《继承法》法定继承规则，基于宋桂芳的子女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导致丧失继承权的情形，在宋桂芳与继子女形成扶养关系的前提下，宋桂芳的十个子女享有对宋桂芳遗产的继承权，而其中四个子女均先于宋桂芳死亡，那么此四项已故子女的份额发生代位继承，即分别由高长清的子女（高智堂之外孙）孙家鑫、孙家安，高荣生的子女（高智堂之孙）高顺建、高顺蓉、高顺文、高顺刚的子女（高智堂之曾孙）高翔，高之生的子女（高智堂之孙）高顺利、高顺珍、高顺康，高富生的子女（高智堂之孙）高顺明、高顺玉继承相应份额。
高之生继承案，高之生系宋桂芳再婚前所生子女，经过审核调查，其配偶刘彩云和子女高顺利、高顺珍、高顺康都是合法的继承人，而其先于母亲宋桂芳死亡，所以宋桂芳也是高之生的继承人之一，而宋桂芳后来死亡，则宋桂芳应继承的份额发生转继承，由被继承人宋桂芳的法定继承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相应份额。而此时，此份额的继承程序就与宋桂芳一案的继承程序一致。同理，高富生的配偶、父亲先于高富生去世，母亲宋桂芳晚于高富生去世，高富生的遗产应由高富生的子女高顺明、高顺玉以及母亲宋桂芳继承，宋桂芳的份额依照宋桂芳继承案的规则继承。
本案中，高之生、高富生先于宋桂芳死亡，高之生、高富生的直系晚辈血亲对其从宋桂芳处应继承的遗产份额分别享有代位继承权。同时由于宋桂芳在高之生、高富生死亡后、继承发生前死亡，宋桂芳生前又未表示放弃，宋桂芳原应从二人处继承的遗产份额发生转继承。
虽然代位继承和转继承皆为普通继承程序中的特殊情形，但两者存在实质上的区别，代位继承是本继承程序中的特殊规则，而转继承是本继承外另一继承关系的一般规则。所以在继承公证案件受理时，最恰当合理的是以最优先顺位范围内的继承人作为继承公证申请人。存在代位继承的情形时，代位继承人代替原法定顺序继承人作为本案的申请人。存在转继承情形时，若转继承人主张继承，则以被转继承人应继承的本案遗产份额为遗产，以被转继承人作为新的被继承人另行办理申请手续。若转继承人放弃继承，那么本案遗产将在法定最优先顺序范围内继承分配完毕，转继承人就无需另行办理申请手续，只需在本案中签署确认遗产放弃声明即可。
三、案件核心难点
本案是涉及19个当事人的继承案件，其中含括了法定顺序继承规则、代位继承规则和转继承规则，案情比较复杂。
案件的第一个核心难点就是界定宋桂芳与继子女之间的扶养关系，而三个案件中都存在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依据《继承法》第十条，法定继承第一顺位的子女包括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包括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这里的扶养包括抚养和赡养两层含义，并无疑问。然而对于形成扶养关系的条件是构成单向的抚养或赡养关系即可，还是需要构成双向的抚养和赡养关系，业界有不同的看法。但从《继承法》第七条、第十三条来看，未履行扶养义务的并不必然丧失继承权，所以单向的扶养关系即可形成继承权。[1]据当事人讲述，宋桂芳的继子女在其与高智堂再婚时部分已成年，部分未成年。实践中认定继子女继承权最直接的标准就是继父母再婚时继子女尚未成年，依照单向扶养关系标准，就可以直接认定继子女有继承权。而这一层面的认定关键点就落在确定宋桂芳与高智堂的再婚时间。当事人表示宋桂芳的再婚情况已无相关资料证明，宋桂芳与高智堂系民国初期生人，年代也确实久远，无直接证明材料在情理之中。我处工作人员在与高阳生交谈中得知高家有一份家谱，当中可能记载了高智堂的再婚时间，但目前尚未提供给工作人员。如果确实没有记载，目前只能将宋桂芳的再婚时间缩小到高智堂再婚前最小子女的出生日期与再婚后两人所生最年长子女出生日期之间，再向社区街道办和社会保障单位尝试调查能证明宋桂芳再婚时间的证据。如果能够确定再婚时间，那么就能确定再婚时继子女是否已经成年，倘若已经成年，那么要考察继子女是否对继父母尽赡养义务，期间就需要收集当事人为赡养继父母所做付出的证明，并向了解情况的无血缘姻亲关系的人调查核实。但归根结底，这种区分适用必须以查实宋桂芳的再婚时间为前提，即如果高智堂与宋桂芳再婚时，双方先前所扶养子女皆未成年，那么高长清等继子女就分别与继父母高智堂、宋桂芳形成扶养关系。如果确实无法查实，只能以继子女是否尽到赡养义务为标准。如果当事人对是否赡养老人的事实有争议，那么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另一个核心问题是丧偶儿媳的继承身份的问题。高荣生是宋桂芳的继子，并且通过目前的了解，高荣生夫妇生前都对宋桂芳照顾有加，进行了充分赡养。高荣生先于宋桂芳死亡，其应继承份适用代位继承规则发生继承，而高荣生的配偶、宋桂芳的儿媳潘美琳后于宋桂芳死亡，若认定潘美琳尽到主要赡养义务，那么其也是有资格与宋桂芳其他子女一样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宋桂芳的遗产，[2]并且不影响其子女高顺建、高顺蓉、高顺文、高顺刚代位继承高荣生的份额。[3]《继承法》中明确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此规定为丧偶儿媳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设定了三个适用要素，第一个是“对公、婆”，第二个是“丧偶儿媳”，第三个则是“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其一，“对公、婆”可以理解为对公公和婆婆或者是对公公或婆婆，在儿媳同时照顾公婆的情况下，这一要素的适用并无难题，但假设在儿媳照顾老人时，公公已经去世，儿媳确实对婆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那么丧偶儿媳是否有权利继承公公的遗产？最高院关于适用继承法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对该情形做出明确说明。笔者认为丧偶儿媳对于公婆的继承权继承对象取决于丧偶儿媳与公婆形成的赡养关系，对公婆构成赡养且该赡养为主要赡养关系时，儿媳对赡养对象享有继承权。在前面假设的情形中，儿媳与已逝的公公未形成实际的赡养关系，所以儿媳应当只对婆婆享有继承权。其二，“丧偶儿媳”之要素，表面上的意思是儿媳丧偶才能取得资格，笔者认为还有一层含义为丧偶是评价民事主体行为是否符合《继承法》第十二条的时间起点。即儿媳丧偶前是否照顾公婆在所不问，丧偶后对公婆尽到主要赡养义务即可。换言之，丧偶前对公婆尽到主要赡养义务，丧偶后未尽到赡养义务，甚至不为主要赡养义务，同样认定为不符合第十二条所要求的条件。其三，“尽到主要赡养义务”，这个要素通俗易懂，就是丧偶儿媳须为老人的主要赡养人，判断是否是主要赡养人最直接有效的标准就是看丧偶儿媳是否和老人一起生活。其实该条法律的立法目的就在于对像亲生儿女那样照顾公婆的儿媳进行补偿和鼓励，体现民法的公平原则。根据《继承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和平等原则，如果潘美琳符合继承条件，其享有的是继承权而不是应继承之份额，而潘美琳所享有的继承权与其他继承人的继承权平等。继承权与继承份额的区别在于继承份额是基于特殊身份所享有的预期利益，而当特殊身份的主体消灭时，此资格随即消灭，也就是说潘美琳如果享有的是继承份额，此预期利益在潘美琳死亡时即消灭，不会发生转移。但当潘美琳享有的是继承权时，潘美琳死后该继承权依据最高院司法解释应发生移转，即产生转继承。
该案中，我处工作人员对于潘美琳继承资格的认定即可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运用排除的方法，由易及难的搜集排除的证据，相对更为容易得出结论。如果潘美琳是宋桂芳的主要赡养人，符合继承的条件，那么还需考察潘美琳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情况，其应继承的份额则作为新的继承标的另行处理。
继承案历来是民事案件中的难点，因为此类案件牵扯着不同家庭的生活状况，还案件背后还可能隐藏着不同的目的和人性。继承案例的重点就是搞清查实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继承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处理继承案件的难点。宋桂芳家庭产生上述三个继承案件基本上涵盖了继承程序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形。法律工作者在处理继承案件时一方面要严格谨慎，坚决杜绝“打擦边球”、“靠运气”的蒙混事实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在处理案件的实践中，以法律与公证规则为依据，不断发现处理案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点、改进点，推动案件受理程序的进一步规范与完善。此外，继承规则的适用是关系到民生的重要问题，继承的标的或许并非多么巨大，但法律事实是否查实，规则运用是否得当，之间决定了继承法价值的实现与否，引导着百姓对法律和法律工作者的评价，甚至对法律的权威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双面作用。在我国，法律法规说到底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执法为民、服务大局有机统一于依法治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中。实现法律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是继承案件对法律工作者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遵循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出路。
以人为本，公证之音方可长鸣。
(zai)

❽ 法律走进校园和文明校园行的作文 不要太多字 600字左右 急用 在线等 好的追加50

法律对于我们来讲，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经常接触各种各样的事例与法律密不可分，有的同学还梦想着成为一名庄严的法官，当一名威严的警察。说陌生，是因为很多同学觉得法律离我们太遥远，我又不犯法，知道那么多干嘛？
其实，自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法律就紧紧地陪伴着我们，保护着我们。
你知道父母为什么养育我们吗？你会说，是他们爱我们。这只是其中一个答案。法律还有更加明确的规定。《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刑法》规定，虐待遗弃未成年子女的，会被判处刑罚。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在学校里面接受教育吗？你会说，是因为我们要学习知识啊。其实这也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同时也规定父母不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也要受到法律制裁。
这些只是法律规定的未成年人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在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中就有明确规定，此外还专门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专门法律，维护和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法律对于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规定了从轻减轻处罚的原则，但是并不等于违法犯罪就不受到追究，我们中学生更应该遵纪守法，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学好用好身边的法律武器，防范侵害，保护自己，洁身自好，造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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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其实不必要在网上提问的 只要拨打号码百事通就能解惑 例如114.

❿ 农业部门与盐业部门就何为“饲料添加剂氯化钠”何为“盐” 各执一词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吕明合 南方周末实习生 孙然）
“饲料添加剂氯化钠”清剿战在全国多地上演，河南尤甚。被农业部门认定合法的添加剂，却被盐业部门查扣，甚至企业涉嫌刑责。在这两个部门眼里，“盐”诠释成了在国标、法规规定里都不同的两种物品。
部门争利，背后是盐业专卖暴利之下的企业迂回之策。企业奔走呼告数月，但氯化钠是不是盐，谁才有主管权，“我们依然在等答案”。
河南商人赵永亮把自己给举报了。在40吨货物被扣押后，他气呼呼地拿起电话，直接打到了新乡市盐业管理局盐政科科长的办公室：“我这还有货，你们要不要查？”
这批货物，在农业畜牧部门的定义中，它叫“饲料添加剂氯化钠”，而在盐业部门看来，它应该叫“盐”，属于自己的专卖产品。

部门争利，背后是盐业专卖暴利之下的企业迂回之策。
赵永亮是一名代理经销商，在进货之前，他反复确认这批饲料添加剂氯化钠的合法性，甚至有来自农业部办公厅的“尚方宝剑”。
这份已在饲料行业内广为流传的回函显示，农业部经查核后确认，“（赵永亮代理的公司）其销售的饲料级氯化钠产品属于饲料添加剂，并依法取得产品批准文号，可用于饲料生产”。饲料公司“采购使用该产品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
精心的准备，是针对盐业专卖管理部门而来。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商人因销售“饲料添加剂氯化钠”而被盐业部门严惩。
为了消除最后的一点点风险，赵永亮甚至专门向河南省畜牧局请示。直到获得“合法产品”的书面答复，他才搁下心头的忧虑，决定大干一场。
然而，生意还没开张，他就被缴了械——40吨“饲料添加剂氯化钠”还没运进客户的厂门，辉县市盐业管理局执法人员就围了上来。
没收并罚款近13万元，连赵永亮自己赌气举报的0.5吨“饲料添加剂氯化钠”，也被扣押。
这已非孤例，也非新乡一地之私法。在饲料用盐这一块大蛋糕面前，农业、盐业两大部门已烽火连城，全国多地争执不断。作为饲料大省，河南争斗尤甚。
短兵相接，寸土不让
冲突一开始就非常激烈。“氯化钠是不是盐”这个中学教科书里的科学小问题，答案正变得越发复杂。
应该是2014年6月1日，赵永亮回忆说，他带着各种证件来到了当地一家规模不小的饲料企业推销。但饲料公司负责人不太放心，他们先后叫来了辉县畜牧局饲料办的一位副主任和盐业局一位副局长，当面询问是否合法。
“谁在卖盐？”盐业局副局长一进门，就高声质问。“我说我不是卖盐，卖的是饲料添加剂氯化钠，是饲料原料。”赵永亮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但局长并未就此让步，“他说只要氯化钠含量达到60%就是盐。”
为了辩论“氯化钠是不是盐”，两个主管部门的官员一度争得面红耳赤。“刚开始，先到的畜牧局领导明确答复，饲料添加剂氯化钠证件齐全，完全合法。”这家饲料企业的一名高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后到的辉县盐业局副局长却给了三个字的明确答复：不能用。禁止的理由则是盐业管理条例。
两人的嗓门越吵越大。“我们有我们的条例可以用。”畜牧局官员称。而盐业局副局长则反唇相讥，贩卖私盐二十吨以上就是刑事犯罪：“如果他坐牢，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赵永亮也搬出了农业部的“尚方宝剑”。副局长一下上了火，“赵经理，你有本事发20吨货试试？当天我让你走不了，移交到公安机关。”
双方赌上气了。6月6日，40吨货物运抵饲料企业门口。旋即在门口遭到盐业局执法人员拦截，全部被扣。盐业局还叫来了公安干警，想对赵永亮采取强制措施。但公安机关最终未采取行动。
同样遭受刑事责任威胁的，还有河南新郑市的饲料企业。河南雄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雄峰）高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早在2014年4月，新郑市政府就明确要求，防止私盐等作为“畜牧用盐使用”，涉嫌构成犯罪的由市公安局立案侦查。
河南雄峰新郑分公司因此被查。7月3日，在新郑市盐业局来公司检查时，发现了仓库库存的饲料添加剂氯化钠，“我们出具了相关法律文件，但盐业局人员不承认畜牧行业的法律法规”。
不过，更多被查的饲料企业则拒绝接受采访。“不方便。”著名饲料企业大北农集团旗下新乡市大北农农牧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在电话中拒绝说。
国家标准各自为营
在新乡，辉县市盐业局随后委托国家轻工业井矿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测，对扣押的饲料添加剂氯化钠样品进行检验。鉴定结论是，依照国标GB/T 2151-2008，判定为不合格畜牧用盐。
赵永亮对此愤愤不平。上述为畜牧用盐国标，而饲料添加剂氯化钠的生产，依据的却是另一个国标GB/T 23880-2009。“我生产的时候都不是按照这个国标生产的，你怎么能按照这个国标检测？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饲料添加剂氯化钠不属于畜牧用盐。”赵永亮翻出农业部此前的文件显示，饲料级氯化钠、食盐和畜牧用盐三个标准控制指标存在明显区别：与食盐标准相比，饲料级氯化钠标准增加了汞、镉、亚硝酸盐三项指标，主成分方面，饲料级添加剂标准没有碘，食盐和畜牧用盐对碘含量有明确规定。
“饲料主要添加的是氯离子和钠离子。”此次被处罚的河南雄峰动物营养中心主任张世昌表示，含碘过高对动物的养殖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用含碘的食盐或畜牧用盐替代不含碘的饲料添加剂氯化钠，不仅增加饲料企业的生产成本，更将削弱饲料中微量元素的均衡供给，是逼着饲料企业花更多的钱，干违法的事，生产质量安全水平更低的产品，而最终损害的是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在此前，国家农业部更是罕见地公开对此予以指责。
以代理盐业行政诉讼著称的上海律师邹佳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曾总结出氯化钠和盐至少17条不同之处。其中，主管行政部门亦不同，饲料级氯化钠属农业部门，畜牧用盐则归属盐业部门。
不过，河南省盐务管理局盐政处处长刘建国对此并不认同。“氯化钠不是盐，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刘建国反问说，无论是按照大不列颠网络全书还是牛津英汉词典，所有的科学解释都指向，“氯化钠就是普通盐和食盐。”
“该处罚还是要处罚，我们没有超出法律授权的范围。”刘建国说，在现有盐业专卖法律没有更改的情况下，“我们不执法才有问题，算渎职”。
而对于畜牧用盐威胁碘安全的问题，他则提请南方周末记者注意《中国饲料添加剂》的另一种说法。这份由中国饲料工业协会饲料添加剂专业委员会主办的杂志，曾刊登过一篇题为《矿物元素饲料添加剂——氯化钠》的科学论文，该文曾指出在缺碘地区，家畜给饲时也应采用碘化的氯化钠。“在氯化钠中混入碘化钾……如配合不均，可引起碘中毒。”
专卖暴利下的迂回之计
“按照价格，我们所有企业都不想买他们（盐业公司）的盐。”要求匿名的一位饲料公司总经理说，“他们的垄断价格太高了。”
河南雄峰采购部经理王柯友证实了这一点，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若从盐业公司购买畜牧用盐，价格跟食盐几乎一致，国家规定的统一价格是1013元/吨，而此前，他们公司被查扣的饲料添加剂氯化钠，则只要780元。
按公司一个月消耗80吨计算，每月即可省下约1.6万元成本。对于利润率介于1%到3%之间的饲料预混料行业来说，这无疑也是笔巨大的开支。
按照盐业部门规定，氯化钠含量超过60%的盐就属于食盐专卖范围。为了绕过管制、降低成本，一些饲料企业不得不另辟蹊径。
“我们就采取变通的办法，购买含量不到60%的氯化钠产品，只要三四百元/吨。”要求匿名的一家饲料企业总经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吨做成（氯化钠含量）100%也就六百多元，而盐业局的价格是一千多，中间就差四五百元。”
但毕竟使用不方便，而盐业局的执法利剑一直悬在头顶。“不想买他们的不行，他们有执法权。”这位总经理说，在短暂购买低含量氯化钠产品期间，盐业局几乎每月都要来抽查好几遍，公司最后不得不恢复向盐业局购买。
不惟河南，在其它地方，差价同样悬殊。在全国各地都受到盐务部门查处的海盐调味品（福州）公司（以下简称海盐公司）总经理林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上海，该公司的饲料添加剂氯化钠的价格是650元/吨，而盐务局卖850元；在湖南，盐务局的价格超过1100元，而他们的产品只需要500元。
“他们肯定恨死我们了。”在林群看来，盐业部门执法并非为了所谓产品安全或健康，他们的执法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自己“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企业——盐业公司销售产品。
在赵永亮被查处后不久，2014年7月7日，河南省盐务管理局开展了“饲料生产企业用盐专项整治行动”。该局发文指出，饲料添加剂氯化钠取代畜牧用盐，违反了《食盐专营办法》、《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和《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并强调对全省饲料生产企业进行全面摸查，违者将查处。
这已升级成部门之间的短兵相接。半个月之后，河南省畜牧局向省政府法制办发函要求撤销上述文件。“（这）严重违背了国务院2013年12月修订颁布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扰乱了饲料生产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不利于全省饲料行业健康发展。”
“这是无理的要求。我们执法有理有据，没有违法。”对此，河南省盐务管理局盐政处处长刘建国说。
而按照上述管理条例，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只有“氯化钠”是合法产品。
按照2014年7月1日实施的“饲料标签”国家标准的标示要求，需要标示的正是“氯化钠”。“饲料标签如果不合乎规范，会被处罚的。”新乡市畜牧局饲料科科长张文强笑道。
“饲料企业为什么要花更多的钱用不符合饲料行业法规的东西？”赵永亮质疑说。
余威之下，更多的企业依然继续选择购买盐业局的“畜牧用盐”。“农业部门没有明确站出来否定对方的执法权，上层也没有协调解决，没有结论前，我们企业再经不起折腾。”一名饲料企业高管说。
全国围剿，企业上书
2014年7月10日，农业部在北京召开的内部会议已经在行业内传开。“8个主要饲料大省的饲料办主任、饲料企业、添加剂氯化钠生产企业和法学专家都参加了。”参与内部会议的一位饲料企业老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召开全国的会议，恰恰是因为这是全国性的围剿。林群对此深有感触，除了河南，在山东、江苏、广东、辽宁、广西等地，他几乎遭到了全面清剿。“全国大概被扣了一千多吨”。
河南省并非唯一启动饲料添加剂氯化钠清查行动的省份。在广西，贵港市万千饲料股份公司曾因同样原因遭到贵港盐务管理局的处罚，万千饲料公司随后提起行政诉讼。
这一度引发引业内人士的关注。2014年5月16日，贵港市中院终审，再次确认贵港盐务管理局对该饲料公司作出行政处罚的合法性。
“这鼓舞了河南和其它地方。”要求匿名的盐业系统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前，盐业系统也一直在惴惴不安地观望。但判决出台后，河南盐业系统才开始清查专项行动，而贵港案例的判决书，则每个县局都有。
据河南省畜牧局的不完全统计，近期被盐业部门查处的饲料生产企业有三十多家，查扣饲料添加剂氯化钠一千多吨。
查处的过程中一度发生了肢体冲突。行业内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以此次被扣351吨饲料添加剂氯化钠的河南牧鹤（集团）饲料有限公司为例，作为河南唯一拥有饲料添加剂氯化钠生产资质的企业，7 月8日，郑州市盐务管理局出动八十余名执法人员，以“涉嫌违法营销盐产品”为理由，到该公司查封产品时，遇到了激烈的反抗。
直到次日凌晨两点半，237吨标注为“饲料添加剂氯化钠”原料最终被查扣。事后该事件一度惊动了省领导。
“有时候领导协调也没有用。”林群说，2014年4月30日，辽宁省政府法制办回复海盐公司函件时，曾明确答复其为“合法产品”。但这并没有给林群带来庇护。“饲料氯化钠就是盐，饲料用盐都应该由正经盐业公司提供。”辽宁省盐务管理局计划处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咨询时，强硬表示。
林群证实，在辽宁省法制办回复后，辽宁省盐务系统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辽宁是我们公司被扣得最多的几个省份之一。”
在全国，南方周末记者咨询了广西、浙江、宁夏等地的盐务主管部门，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持打击态度。
不过，饲料企业呈递给河南省政府等单位的请愿书已经发出。南方周末记者看到，请愿书以牧鹤集团为首，密密麻麻盖满了河南省数十家饲料企业的公章。
河南牧鹤集团董事长高翔对此已不愿多谈。“上个月，农业部已经组织8个省的畜牧局饲料办主任和受处罚企业一起开过内部会，开始具体协调，省里也开始协调，现在不便多说。”高翔匆匆挂断电话。
虽然奔走呼告已经两个多月，但有关氯化钠和盐的权威裁定依然迟迟没有到来。氯化钠是不是盐，谁才有主管权，“我们依然在等答案。”一名饲料企业高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