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方式弱

㈠ 法制玉溪创建工作存在哪些薄弱环节

一、当前我市法治建设的现状及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十分重视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为重点，把加强法治建设作为优化发展软环境、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各项法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地方性法规章体系进一步完善，依法行政、公正执法水平进一步提高，法律监督体系进一步健全，法律服务市场进一步成熟，全社会法律素质进一步提升。2005年，我市在全省先行一步，组织开展了法治区市创建活动试点。2008年，根据司法部、全国和省普法办部署，在全市全面开展了法治城市、法治区市创建活动，成立了由市委副书记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工作机构设在市普法办，制定下发了《玉溪市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区（市）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并相继出台了目标责任分解、自测评估体系、检查考核办法及细则等一系列文件。我市的“法治区（市）”创建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法治城市的创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但是，与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相比，与国内其他先进城市相比，与建设宜居玉溪、打造幸福城市的目标相比，我市在建设法治城市上还存在一定差距，许多方面还显得比较薄弱。从2008年至今，我市开展法治城市创建工作已有三年，但是与同一时期开始法治城市创建的深圳以及稍后一年开始的成都相比，取得的成果不可同日而语。这两个城市经过三年的创建已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和特色，在全国赫赫有名；而玉溪的法治建设在国内缺少影响力，无甚知名度。我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认识上存在差距，法治城市创建领导体制层次较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法治建设刚刚起步，因此工作重心主要在普法上。这种现象延续至今，许多同志仍然把普法依法治理视为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未能充分认识到法治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举措，是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系统工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目前我市把法治城市创建工作放在普法依法治理办公室。实践证明，普法依法治理办公室作为设在市司法局内的二级单位，难以承担组织、指导全市的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以及社会管理等工作，明显存在执行力不强、协调力度不够、联动机制难以形成的问题。

（二）法治政府建设存在薄弱环节，基层依法行政问题较多

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市依法行政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和显著成效，但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上紧下松的局面。从行政投诉情况方面的行政机关败诉率和调解撤诉率仍占较大比重。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依法行政的诉求逐年提高，同时也反映出我市还不同程度存在不依法行政的问题。

从了解的情况看，依法行政存在的问题：一是制度建设有待加强。有的领域实施行政管理还存在制度缺失，制度建设的质量有待提高，特别是制度内容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亟需增强。二是依法决策、依法行政还存在薄弱环节。一些管理部门不严格依照法定权限、法定程序办事的问题依然存在，重大行政决策广泛听取意见、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评估等各项制度在落实中时有疏忽，行政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还比较薄弱。三是基层执法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执法扰民的现象不同程度的存在，行政监督的制度和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行政问责落到实处的问题亟待解决。四是许多政府部门信息公开不主动、不充分、不及时，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还没有真正得到保障。

（三）社会对法院公正司法期望值较大，司法公信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我市两级法院坚持“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围绕“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全面加强审判执行工作和自身建设，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法官队伍整体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为民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如当前进入诉讼程序的纠纷，往往呈现出法律问题与社会问题交织、个体权益与公共利益交织的特点，对广大法官增强做调解工作的能力、把握大局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少数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通过司法手段化解矛盾、罢诉止讼的能力不高，个别的甚至因适用法律有瑕疵而激化矛盾。二是有的案件仍然存在质量不高、效率低下的问题。三是基层基础仍需进一步夯实。基层法院的审判质量效率不高，案件上诉率、申诉率、发改率和信访率仍占一定比率。基层法院有些法官政治观念淡薄，个别干警素质作风较差仍是社会反映的重点问题。四是案多人少的矛盾仍未缓解，特别是执行案件仍居高不下。

（四）普法工作流于形式，法治环境建设亟待加强

经过二十年的时间，虽然我市的普法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问题。许多群众“信访不信法”，许多社会上的不文明、不守法陋习得不到及时有效纠正，与此有很大关系。问题主要是：一是部分单位对普法工作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有的单位对普法工作有厌倦和松劲情绪，存在着普法工作措施不落实，工作无部署、无检查的状况；有些单位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发挥不够，带头学法用法的积极性不高。二是法制宣传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普法教育形式僵化，不少单位仍限于“摆(摆摊法律咨询)、讲(讲法制课)、赛(法律知识竞赛)、考(法律知识考试)”等形式，满足于分发了多少宣传资料，组织了多少次活动，而对公民法律意识的树立、法律素质的提高和法律知识的运用研究不够、方法不多；经常性宣传工作不到位，部分单位的法制宣传工作往往以法制宣传日为主，突击开展，虽然营造了良好的气氛，但只有一日效应，缺乏持久性；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不强，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群众迫切需要了解的民事、城市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许多群众看不到、听不到；法制教育和法制实践结合不够紧密，未能结合实际建立和推行有效的学用结合的普法机制，缺乏对群众日常应用的指导和教育，普法教育只是为了应付检查，教育流于形式。三是普法工作在区域、人群、行业上发展不平衡，存在薄弱环节。从区域上看，农村普法依法治理存在人员难集中、时间难安排、资金难保障、效果难体现等问题；从人群分布看，外来务工人员、青少年仍然是普法的难点，特别是在青务工人员，普法教育基本上是盲区，该人群中违法犯罪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从行业上看，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等企业职工普法难度较大，存在问题较多。

（五）法治城市创建的氛围不够浓厚

我市创建法治城市以来，一直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在全社会迅速掀起法治建设的高潮，形成浩大的声势。一是创建主体有限。法治创建的主体仅限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甚至是各级普法依法治理机构的相关人员，未能在社会上全面铺开，没有激起广大市民的参与热情。二是创建手段单一。当前一些法治创建活动停留在用文件贯彻文件，用会议落实会议上，形式也往往局限于散发宣传单、制作广告牌、普法考试等传统的普法形式上，法治创建的覆盖面有限，影响力和感染力不足。三是法治城市创建的成果未能惠及于民。我市的法治城市创建，没有很好地解决一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和城市发展、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没有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法治创建的实惠，因此市民对法治建设的认识有限，感受不深，参与的积极性也不高。

二、建设法治城市的对策建议

市委提出建设的城市发展目标，体现了玉溪的优势、特色和城市发展的价值取向，进一步明确了玉溪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法治”作为一个城市实现现代化、国际化的重要价值追求和衡量标准没有体现出来。建议市委在“五个玉溪”建设上再增加“法治玉溪”这个目标；或者以“法治玉溪”取代“和谐玉溪”。因为“和谐”与“宜居”有相同之处，“宜居”城市必然是“和谐”城市，“宜居”比“和谐”在内涵与外延上更宽泛；一个城市要从根本上实现“和谐”，必须以法治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以法治为边界（即社会秩序的有序与规范）。而且，从国家到地方的实践来看，“宜居城市”、“法治城市”已经有权威的或成熟的评价指标系统，国家有关部委或国内外一些权威专业机构已经开展了许多颇具影响力的“宜居城市”、“法治城市”评比，与此相比，“和谐城市”评比并不多见。按照李群书记提出的“世界眼光、国际标准、本土优势”的要求，我们应该把“法治城市”建设放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加以推进。

（一）切实解决好认识问题

要突破把法治城市建设等同于普法、依法治理的过时认识，从思想上提高对建设法治城市重要性的认识。

1、要认识到建设法治城市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建设法治城市，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体现了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与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相结合的具体实践活动。

2、要认识到建设法治城市是建设宜居玉溪、打造幸福城市的重要基础和根本保障。城市的法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宜居指数和市民幸福指数，法治不仅构成宜居城市和最具幸福感城市的重要指标，也是提升其他各项指标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对于民众来讲，一个城市是否宜居、是否有幸福感，不仅来自品质化的生活，更来自法治建设的水平。经过对2007年以来我国评选宜居城市和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情况分析，我们发现法治城市建设比较成功的城市如杭州、长沙、成都、南京、深圳、无锡等均跻身于宜居城市、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前列。

3、要认识到建设法治城市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应对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复杂形势，中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创新社会管理。考察各地实践，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强化法治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作用，加快全社会的法治化进程，在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的同时，更多地运用法律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减少社会问题。

4、要认识到建设法治城市是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城市的重要内容和指标。现代化、国际化大城市除了经济社会发展等指标之外，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生活与发展环境。在全球化时代，法治已成为衡量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重要指标，如政府治理绩效、市场环境、吸引外资能力、安全与秩序等，都同一个城市的法治化程度密切相关。我们必须把玉溪的发展放在国际平台上，以法治推动玉溪市综合竞争力的新跃升，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市在国际上的地位。

（二）进一步明确法治城市建设的总体目标和思路

我市建设法治城市的总体目标是：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总体要求，将我市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全面纳入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轨道，在全市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实现我市各项工作法治化，把我市建设成为地方立法特色鲜明、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平正义、法治环境健全、法治保障有力、法律服务优质、社会安定和谐的法治社会。到2015年，进入全国法治城市创建工作先进行列；到2020年，进一步巩固法治城市创建成果，实现我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法治化。

我市建设法治城市的总体思路是：以法治政府（阳光司法、阳光检察）建设为重点，切实提高政府和司法公信力；以法治环境建设为关键，努力营造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诚信守法的经营环境、文明有序的公共环境和具有较高安全感的治安环境；以法治社区（村庄、企业）建设为基础，大力培养恪法守法、平安和谐、文明规范的社会风气。充分发挥法治建设的基础和保障作用，建设宜居玉溪，打造幸福城市。

（三）积极推进法治城市建设的具体措施

1、理顺体制，提升法治城市建设的层次。当前我国法治城市创建较为成功的工作体制主要有三种模式：工作机构设在人大的广东模式，设在党委政法委的江苏模式，设在党委办公厅的浙江模式。这三种模式各有利弊。应当明确，各级党委是法治城市建设的领导核心,法治城市建设所涉及的立法、执法、司法、普法、依法治理、社会治安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必须按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支持各方依法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建议我市采取江苏模式，将建设法治城市工作机构设在党委政法委。

2、创新机制，增强法治城市建设活力。法治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创新机制。在实际工作中，要努力做到四个结合，即与党政机关转变职能、转变作风结合起来，与优化城市发展环境、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结合起来，与创新社会管理结合起来，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形成各要素有机结合，特色突出、注重实效的工作机制。为了保证法治城市建设落到实处，建议借鉴无锡市制定法治城市创建评估体系的经验，把法治城市创建纳入工作目标考核，并制定相应的考核标准和测评体系，既要让各责任单位易于接受，又能客观评价法治建设成果，推进法治建设。

3、突出抓好“三大机关”（政府、法院、检察院）建设和“四大环境”（市场环境、经营环境、公共环境、治安环境）建设，形成“法治城市”建设的亮点。

——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执政。倾力打造阳光政府、有限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的根本性转变。要更加注重依法行政，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推进政府管理方式创新，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注重行政监督和问责，完善监督体制机制，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切实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要更加注重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完善行政调解制度，提高行政调解效能，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完善信访制度。

——推进司法公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司法人员综合素质，严格依法办案，规范司法行为，确保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尊重司法独立，维护司法权威，逐步降低涉诉涉法信访比率。加强对立案、侦查、批捕、起诉、审判、执行等重要环节及人财物等关键岗位的权力行使的监督，严格执行过错责任追究、问责和案件评查制度，落实执法监督巡视制度和涉法涉诉信访源头倒查整改制度。

——完善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牢固树立平等保护的理念，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共同发展。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依法规范各类市场主体行为。

——营造诚信守法的经营环境。努力提高全社会诚信意识，加快建设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推动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严厉打击制假贩假等犯罪行为，加大质量监督、安全生产等工作力度，营造“以诚为本、以信为誉”的良好社会氛围。

——构建和谐的公共环境。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营造人人遵法、守法、维护法律、依法办事的社会环境。加强公共场所管理，完善城市应急管理机制建设。整顿交通秩序、旅游景点秩序，加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

——创建稳定的治安环境。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大力整治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完善治安防控体系和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健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网络，落实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工作，积极预防和依法妥善处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

4、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树立法治先行权威。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精心组织实施普法活动，特别要加强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切实增强公民依法维护权利、自觉履行义务的意识，培育尊重法律、依靠法律的基本素养，倡导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为法治城市建设打下深厚的思想根基。一是要不断创新和丰富法制宣传教育的方法，不断改进普法形式，创新普法载体。二是充分发挥各类新闻媒体、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新兴媒体的作用，努力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三是要培养全社会的法治精神，形成法治文化。

5、加强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地方性法规规章执行的效力。要从创建法治城市的全局高度出发，着手地方的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不断加强地方立法工作，提高地方立法质量。要着力抓好有关完善经济体制、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以及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等方面所急需法规规章的制定或修改工作，力求体现规律要求、适应时代需要、符合人民意愿、解决实际问题。一是加大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力度，增加立法的透明化、公开化，最大限度地集中民智、反映民意。完善立法调研、专家咨询论证、成本效益分析、社会风险评估等工作机制。拓宽公众参与立法的途径，通过书面征求意见、网上征求意见或者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可以借鉴成都的做法，使各博弈主体自立法活动伊始便有机会广泛参与加入到利益诉求的表达过程之中。二是加强立法跟踪监督和立法后评估，努力提高地方性法规规章施行的有效性。

6、完善监督机制，加大监督力度。一是加强人大对“一府两院”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二是发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拓宽监督渠道，切实强化监督力度。三是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认真解决群众投诉反映的问题。四是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加强监督体系建设，确保公共权力始终置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

7、健全法律服务机制，提高法律服务水平。一是依法合理设置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服务人员无违纪和违法犯罪现象。二是各种法律服务管理制度健全和完善无，没有不正当竞争现象。三是法律服务优质高效，每名法律工作者每年度进行一件法律援助。四是法律服务市场管理规范，定期进行有效整顿，切实提高法律服务水平。

㈡ 思修 中国推行依法治国的难点是什么

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

▶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

▶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还要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中国。现实表明，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建设法治社会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举，是法治一体建设的重中之重。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首先必须清醒认识当前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诸多矛盾，并从对矛盾的分析入手，厘清法治社会建设的进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却不满法律程序上的种种限制；一方面认为他人违法侵害其权益，另一方面自己却坦然违法、钻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为武器，另一方面却容易以极端方式维权。这些矛盾导致维权与违法往往交织难辨。

二是对公权力机关的诉求日益增长与对公权力机关的服从、配合与支持日益淡化之间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决的习惯，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其诉求愈加多元复杂。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对公权力机关必要的信任，对其服从、配合、支持的程度则日渐降低。这种下降状态又反过来削弱公权力机关满足人民群众诉求的能力和资源。

三是对依法治国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则的抽象认同与人情、关系、私利、政绩大于“国法”的行动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厉行法治早已是共识，宪法法律至上也获得了最广泛的观念认同。但在具体的行动中，特别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事务上，人情、关系、私利、政绩等不正当考虑迅速成为行动者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处于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权力机关的退位、归位与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发育仍不成熟之间的矛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公权力机关退位和归位，理性再定位的过程。但由于市场机制仍不健全，社会组织仍不规范，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往往难以担当起合格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导致公权力的进退维谷。

五是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与法律质量整体上仍不理想之间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然而，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立法质量已在不断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层级的法律规范质量不高、类型化不够、科学性不足，将执法和司法带入或难以实施，或实施冲突，或实施背反的多难困境。

六是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要求和期待与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较高之间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严厉制裁违法行为是保障法治权威和发挥法治威慑力的必要条件。但是现实中，在一些方面，由于责任设置过低，特别是查处率不高，导致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客观上造成“逆向选择”、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并导致普遍违法。

七是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与应对方式的简单化、低效化之间的矛盾。社会事务日新月异，纷繁复杂，情况和形势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发展进入黄金期，社会矛盾进入漩涡期，治理难度在加大，复杂性在加深，利益冲突在加剧；然而社会管理模式仍然滞后，不少应对方式过于简单、低效，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

要应对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统治理。

第一、价值建设，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将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成为社会成员决策和行动的基本指引。当前人民群众已经有一定的法治意识，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确立。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着力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权利义务统一意识、责任意识，还要透过多途径、全方位的理念引领价值观建设，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第二、基层调整，使治理畅达“末梢神经”。体制问题具有决定性。我国传统上从中央到基层的纵向层级化管理体制倚重“生产经营单位”和“基层组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着在“最后一公里”失灵的问题。建议以确立社区的法律地位为主要方式，重塑我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形态，确保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传感”途径畅通。

第三、制度改进，使规范体系管用。高度重视法律规范质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视法律规范的针对性、系统性以及可实施性的问题。积极完善社会领域的法律体系，推动构建和完善社会自治规则，合理配置实施资源，努力创造实施条件，保证国家法律和社会规则相互配合协调发挥作用。

第四、秩序建构，有效控制不当社会行为。在简政放权的同时要强化对市场活动的监管和市场秩序的维护。在培育社会组织的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外部行为的规范和内部治理的引导。要切实解决专业中介组织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场规则的问题，要全面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诚信和公信，透过秩序的建设和维护持续规范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

（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负面清单：一种新的治国理政模式

王利明

▶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谓的负面清单，也称为“否定清单”、“负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现在有关国际贸易投资法的领域，后来作为一种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模式确定下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规列举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场主体进入的事项，对于法律法规没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举事项之外的领域，可以由市场主体自由地进入，法律不作干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决议里，已经把负面清单管理，作为一项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方法确立下来了。从管理模式上来说，为什么说它是我们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负面清单管理给予市场主体广泛的行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场主体的潜在活力。现代社会任何国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时所无法预见的，立法者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从而无法相应的强制性要求别人去做。市场主体能否进入这些领域，必然成为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大量的是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法律的沉默空间”。

在这样的一个空白地带，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完全采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单管理这样的模式下，它实际上受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对这样一个法律沉默的空间，并不允许市场主体就可以直接地进入，能否进入，很大的程度上，实际上还是要由政府来决定，这样市场主体的行为的空间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和限制。但是负面清单管理认为，只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或限制的领域，市场主体才无法进入，凡是清单没有列明的领域，市场主体均可以进入。因此，与正面清单相比，负面清单模式赋予了市场主体更充分的行为自由。凡是法无禁止的，即推定市场主体有行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间”，政府机关也不得设置额外的审批程序，实际上就给了市场主体非常大的行为自由，这种自由其实就是经济活力的保证。

第二，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新的治国理政的模式？就是因为它能够有效地限制和规范公权，尤其是规范审批权。审批实际上是政府部门权力的一个最集中的体现，它直接决定了针对谁，能够干什么，其实也是对资源的一种分配。在正面清单管理模式下，法律虽然没有规定，但是政府依然还是在管理，政府实际上通过规章等各种规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着领域的进入，我们的许多规章其实都有几个特点，首先就是宣布这个事归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报批，三是不报批我就要处罚。

那么一旦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以后，凡是负面清单之外的，凡是法律没有限制，没有禁止的，所有这些部门领域，不得再进行审批。这就意味着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所以它体现了法制的一个基本的精髓，这就是规范公权。

第三，这种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为更加公开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开的、透明的、可预期的效果。负面清单管理可以说在很大的层面上实现了这样的效果。

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之下，负面清单的内容本身是公开的，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也是公开的，除负面清单明确列举的事项之外，市场主体原则上都可以自由进入，例如，在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下，一个企业要进行投资，应当首先去找一名律师咨询，看看现在要进入的投资领域，是不是国家法律法规所限制禁止的领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规禁止限制之列，那么其就可以放心地进入。这样对于行为的结果，企业也能够产生一种合理的预期，所以它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公开预期的效果。

第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能够真正使经济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到机场去坐飞机都要经过安检，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家每次进入安检的时候，屏幕上显示“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这些东西列举出来，其实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明确列举法律法规要禁止携带的物品，如果我们不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正面清单管理方法，即明确列举哪些物品是可以携带的，则机场可能需要将所有可以携带的物品列出来，如果采用这样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个安检人员每天要检一个人，都要检几个小时。这必将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会给安检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的权利。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其也更有效率。规则和空白地带，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这就会非常有效率。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面看，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就是我们所要强调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职权法定原则相结合，这两项原则正是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的内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法学院院长）

下一阶段法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吴志攀

▶改革进入深水区，就必须开大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

▶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国，首先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同步的。离开了法治，市场就会混乱，经济就不可能起飞，更不可能平稳、高速地发展。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条最基本、最核心的经验。今天，当改革开放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当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一个新的时期，就不得不更加强调法治。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已经有一代人的实践（中国的传统，三十年为一代），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而在下一个阶段，我认为要通过加强法治来解决三个问题。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划分好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喷气式飞机，从海南岛坐飞机到乌鲁木齐，也要好几个小时，这么大一个国家，维护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同时照顾好各个地方的不同特点，调动各地的积极性，这是执政兴国的一个基础。分税制改革之前，我们的中央财政略显单薄，而一些地方财大气粗。那时的地方政府，还没有在“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地方实际上重新划分了财权，中央财政大大充实了，同时，城镇的房屋市场化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这些改革，影响深远。但任何一项改革，不可能只有好处，不可能没有一点消极面。我们现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卖地，房地产成为主要支柱产业，但泡沫大了，有问题，老百姓也受不了，国务院三令五申平抑房价，先后出台《国十条》和《国五条》，但收效都不明显。还有地方债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复杂。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里面要算经济账，还要有法治。我们现在比过去更加强调依法治国，治国首先就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大的框架当然是宪法，是我们的根本政治体制所确定下来了的，但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在各个部门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轮的法治建设与改革，要在这方面下力气。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划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市场行为的“裁判员”，企业是市场的“运动员”，两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两者不能混同。还有，运动员也应该分分类，有的是跑长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里有便宜可占就到哪里去比赛。例如，很多央企进入房地产市场，央企掌握国计民生的命脉，实力雄厚，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经济基础。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业，拼命往房地产市场里钻，到处拿地，而且把地价抬得很高。政府办企业，当然要实现保值增值，但办企业的目的不止是为盈利，还有承担很多社会责任，特别是央企，应该多花一些精力去发展那些中长期的、战略性的、风险大一些、利润可能不那么高的大项目，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长远发展。而不是房地产这样的，利润高，见效快的竞争性项目。地方政府当然特别欢迎央企去拿地，怎么拿他们都高兴，一切可以开绿灯，但这样一来，市场就可能有点乱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这样算法治吗？不好说了。未来着力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领域，加强法治建设。

其三，要更加强调，把促进公平正义作为政府的基本价值追求。我个人有一个看法，中国社会对公平的敏感，超过了西方。对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应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维护公平不容易。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尽量多考虑弱势群体，不能被利益集团绑架了。现在对城镇低收入群体提供的经济适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工程，全民覆盖的医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等，都是体现社会公平的政策。这些方面还要加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市场经济条件下，摸着石头过河是成功的，但进入了深水区，有可能摸不到石头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开大船，要开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这样船才稳当，才能乘风破浪。

（作者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不断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

李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

▶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顶层设计的立法模式转变

当前，我国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立法不当问题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后不能用、不管用、难执行、难适用、难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虚设。为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形势下，应进一步推进民主科学立法，不断完善我国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转变立法观念和立法模式。立法应当充分代表民意、体现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决社会问题、分配社会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权力滋生的腐败，从制度和规范的源头上维护人民利益。一是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立法观，转变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立法观；从片面追求立法数量而忽视立法质量和实效的立法观，转变为立法质量和实效第一的立法观；从重立法效率、轻立法民主的立法观，转变为民主优先兼顾效率的立法观；从只管法律制定不顾法律实施的立法观，转变为兼顾立法与法律实施并以法律实施为导向的立法观。二是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强领导、科学规划、顶层设计、协调发展的立法模式转变。从立法项目选择的避重就轻、拈易怕难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头、迎难而上、攻坚克难转变，使立法真正成为分配社会利益、调整社会关系和处理社会矛盾的艺术。

第二，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职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转变被动立法局面，使立法与全面深化改革协调推进，积极主动地通过法律的立、改、废、释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法律依据和法治保障。一是推进人大常委会常委的年轻化、专职化、专业化，让人大常委会委员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履行职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期制度，适当延长每年的会期，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时间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听制度，让公民、媒体和社会组织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参与和监督立法过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弥补人大常委人数少、时间少、专业知识不足等欠缺。五是进一步扩大人大常委会委员、专门委员会、立法工作机构起草或者组织起草、委托专家学者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比重，增强立法的全局性，从源头上预防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

第三，推进民主立法。扩大不同利益群体公开主张、表达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诉求，通过立法博弈实现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广泛的立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制度，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立法事项，原则上都应当向全社会公布，并建立意见采纳情况的说明和反馈制度。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对影响重大、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项，要通过举行听证会的方式充分听取意见，确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全面参与立法、有效开展立法博弈，保证人民群众立法诉求的充分表达和宣泄。推行律师和法学专家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提供专业立法咨询、参与立法听证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进立法公开，建立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立法旁听制度，旁听代表有权发言，保证人民群众对立法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㈢ 大学生应该怎样增强法制观念

虽然现在的大学生接来受了比较好的教源育，能够为国家、为社会贡献不少力量，不过有的大学生因为法治观念比较薄弱，容易受到一些不良社会现象的引诱，从而犯下错误。那么，您认为大学生如何树立法治观念更好呢？

01
首先大学生要知法懂法。
作为一名大学生，首先要对国家的宪法、法律等做到认识和了解，甚至进一步深入透彻的去学习。大学生如果连法律都不懂，又如何去体会到宪法精神，又如何去维护法律呢。

02
其次大学生应该多参加一些与法有关的活动。
有的时候一些社会媒体，或者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也会组织一些与法律有关的活动，或者一些竞赛、考试等，大学生其实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参加的。

03
再次大学生应该多接受法治方面的教育。
如果大学生的法治教育课程设置得过少了，他们得到的教育变少了，很有可能会让不少大学生对法律的认识不到位、不全面，这样对法治观念就显得淡薄一些。所以，应该加强对他们的法制教育。

04
最后还要加强对国家安全方面的教育。
大学生仅仅接受法制教育还是不行的，还应该加强国家安全方面的教育，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树立大学生的爱国之心，让他们更自觉的去维护法律。

㈣ 法治的局限性

法律局限性的论证

陈卫东

【关键词】法律局限性
【全文】

毫无疑问，法律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生活制度，已经为当今大多数现代国家所普遍接受。但正如阳光下的阴影，法律作为一种人定制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或谓之缺陷。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曾指出，“法律的缺陷部分源于它所具有的守成取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刚性因素，还有一部分则源于与其控制功能相关的限度”1 。笔者试通过对法律涵盖社会生活的有限性、法律对社会生活反映的延迟性、法律执行过程中的妥协性等方面的讨论，论证法律的局限性。
对于法律是否是治理社会的最佳手段问题，早在古希腊就有以柏拉图为代表的人治论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法治论之争。柏拉图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而这种不平等是建立一个等级制共和国的依据。这样的共和国依靠最出色的人的自由智慧来管理，而不是靠法律来管理。人类个性的差异、人们行为的多样性、所有人类事务无休止的变化，使得无论是什么艺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制定出绝对适用于所有问题的规则。因此，“最佳的方法并不是给予法律以最高权威，而是给予明晓统治艺术、具有才智的人以最高权威。”2 。同柏拉图的"人治"理论相对立，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尽管也承认法律确实存在着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为"法律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但他认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性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而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因此，"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3 。通过人治论与法治论之争——我们暂且不论两者孰优孰劣——可以看出，即使是法治论者也承认，法律无论如何细致，也不可能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本质意义上讲，法律是包含所有经济、历史、文化和其他成分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和反映，而社会生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法律又具有相对稳定性特征，一部法律制定出来后不能朝令夕改。因此，相对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而言，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就已经变成了“昨天”的法律，成为社会发展的保守力量。在这一意义上，法律的局限性就表现为对社会生活反映的延迟性，它在捍卫既定秩序的同时，也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直到新生的社会力量不断强大，迫使旧有的法律体系进行修改甚至土崩瓦解。
如果说制定法是应然意义上的法律，那么落实到社会生活现实中的法律可以称之为实然意义上的法律。无论多么完备的法律仍然需要人来执行，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由于人类主观认识世界的有限性、歪曲性，法律的体系和概念本身就存在不周延性，加之各种社会利益、社会力量的干预，法律作为一门专门技术，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发生扭曲，从而违背立法的初衷。在这个层面上，法律的局限性表现为对社会现实力量的妥协。
法律的局限性本身是一个价值判断命题，它常常表现为多面性，如同莫斯科大学一位教授所说：法在自己的任何部分既可以成为自由的生命，也可以成为奴役和专横的工具；既可以成为社会利益的妥协，也可以成为压迫的手段，既可以成为秩序的基础，也可以成为空洞的宣言；既可以成为个人权利的可靠支柱，也可以使专制的暴政和无法无天的局面合法化。也许．每一种法学概念的益处和社会意义就在于通过对其他法学概念的薄弱方面的批判来阐明法本身的消极性和危险倾向。4 这是对具体法律制度的作用所作的价值评判。而我们对法律局限性的探讨，是在抽出其具体法律制度的本质属性中的价值内容之后，在一般抽象理论的层面上，将法律仅仅视为治理社会的一种方式的前提下来探讨其利弊的。
法律既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人类主观认识的产物，是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这是法律产生、存在、变化、发展不可缺少的主客观基础。从历史长河来看，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是无限的，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这种认识就不会终止。但对历史长河中的特定社会发展阶段来讲，其认识能力和水平又是有限的。正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这种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成为法律局限性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法律的局限性来源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只要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矛盾及人类社会不断变化发展进步的现实这两大导致法律局限性的主客观根据存在一天，作为它们的反映物——法律的局限性也就存在一天。因此，法律局限性可能是法理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注释】1.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19页。
2. The Statesman,transl.J.B.Skemp(New York,1957),294b.转引自上书第11页。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8页。
4.[俄]O·3·列依斯特：《三种法律思想》、《外国法译评》1993年第1期，第83页。

【论文标题】法律局限性探讨
【论文来源】《法学天地》
【论文期号】199601
【论文页号】1-5
【论文分类】法理学·法史学
【论文作者】胡水君

法律的局限性是指法律在其创制和实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弊端和不足。它是法理学中经常被人关注的一
个问题。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在其名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一书中曾从法律的保守倾
向，法律的僵化形式以及法律规范控制的限制等方面分析了法律的弊端；徐国栋教授在其博士论文《民法基本
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则从法律自身属性出发把成文法局限性归结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
模糊性及滞后性等。尽管二位学者在论述上略有不同，但他们都认为法律并非十全十美，而是有缺陷的则是不
争之事实。本文拟在以上二著的基础上，从法律的创制，法律自身及法律的运行等角度对法律的局限性进行探
讨，以资实践。
一、法律创制过程中表现出的局限性
法律的创制是立法者为分配和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利益而对人们权利义务进行设定的一种活动。法律的创制
以立法者认识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为前提。在认识论上，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人能获得关于
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的正确认识。但是，它同时也并不否认世界上存在未知之物，也不认为人获得的关于物质
世界的认识是绝对正确的。相反，它认为人的认识活动无不受到认识客体（自然客体、社会客体、精神客体）
，认识中介（认识工具、知识工具、语言工具等）以及认识主体自身的制约。因而，人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只是
对其某些领域、某些事物和某些过程的一定范围的正确把握。人对特定的具体事物也只是对其一定程度，一定
层次的近似正确的反映。这便是认识的非至上性，非终极性。这种认识论同样贯穿于立法者对社会中各种利益
关系的认识活动中。法律作为立法者创制活动的产物，也因立法者认识上的非至上性、非终极性而表现出以下
两种局限性：
1、非全真性。马克思指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1 〕这句话道出法律之刻的经济根源，但它并不否认，法律是人们自觉、有意识活动的结果。从哲学上讲
，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能动地反映物质世界。因而法律就
是主观能动地参与客观的结果，它必然带有人的主观印迹。认识社会生活中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是法律创制的必
要前提，然而立法者作为认识主体，在认识上是有局限的：其一，作为认识客体的社会关系具有变动性和复杂
性，它们互相交错，杂乱难辨，并在人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各种活动推动下不断变迁。其二，立法者在认识
上还受到其知识、阅历丰富程度、有限的生命、意识中的非理性因素以及技术条件、语言工具等的制约，其认
识能力、预见能力以及表现能力等都是有限的，其三，赋予流变的社会关系以固定的法律形式，对立法者来说
无异于以方画圆，立法者将感到困难重重，棘手无比。其四，立法者作为一定阶级的代表，总表现出一定的阶
级倾向和阶级情感。所有这些都将影响到立法者对客观的“经济关系”的正确反映。总之，法律作为设定的存
在，它不可能完全正确地体现经济关系的要求，它也不可能完全正确的地对各种社会关系施以调整，在此意义
上，法律不是始终完全正确合理的。换言之，法律是非全真的，是为法律的非全真性。
2、不周延性。 所谓法律的不周延性是指应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没有能够完全被法律所调整。如果说
非全真性是法律在认识论上表现出的质的局限，那么不周延性则是法律在认识论上表现出的量的局限。对法律
是否具有不周延性，历来有两种看法。否定法律具有不周延性的，是为否定说。否定说以自然法学和概念法学
为代表。自然法学认为，在实在法上存在着一个无所不包的自然法体系，因而法律无所谓不周延，人们能够在
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法律体系。概念法学也认为实在法律制度是“无缺陷”的，法律由
一系列不同层次的概念组成，这些概念经过逻辑演绎推理足以解决一切具体事务。肯定法律具有不周延性的，
是为肯定说。肯定说以利益法学、自由法学和社会法学为代表。他们认为任何认为法律无所不包的观点都是虚
幻的，不切实际的。他们指出，立法者认识能力有限，不可能预见将来的所有事情，即使预见到将来的一些事
情，立法者也可能由于表现手段有限而不能把它们完全纳入法律规范，因而法律必然是不周延的。肯定说与否
定说各持一端，笔者认为否定说是有失中肯的。认为靠理性能制定包容一切的法律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说人
能穷尽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更是武断。同时，作为法律要素之一的概念本身就存在局限，活生生的物质世界有些
是很难用概念表达的。利益法学运动的发起者赫克就指出，任何一种实在法律制度必然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
，而且根据逻辑推理过程，也并不总能从现存法律规范中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2〕历史证明， 任何想要用
法律涵盖一切社会关系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的。由于立法者认识能力和预见力的有限，立法者疏忽或出于谨慎
的考虑，人类创造的实在法很难尽善尽美，它必然是不周延的。这就是法律的不周延性，它使得应该受到法律
调整的社会关系得不到法律的调整。
二、法律自身属性上的局限性
马克思指出：“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和普遍的规范。”〔3 〕这是对法律属性的概括。法律自其产生后
，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就具有其自身属性，它们体现着人们对法律的要求。但是，伴随着这些属性，法
律也表现出背离人们愿望的情况，这便是法律自身属性上的局限性。它们具体表现为法律的滞后性、不确定性
和法律形式结构的僵化性。
1、滞后性。 法律是对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的肯定，统治阶级如果不是为自
己的特殊利益是不会轻易容许废除和改变法律的。法律作为肯定现存利益关系的工具，当变更某些利益关系时
，往往遭到现有利益者的反对。这些都构成了法律发展的阻力。同时，作为一种设定人们权利义务的制度，法
律也必须具有稳定性。这是树立法律权威的必然要求。如果法律朝令夕改，极度缺乏稳定性，人们将无所适，也就无法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后果，法律的安全价值也会丧失殆尽。鉴于此，亚里士多德告诫人们宁可忍受不
合理的稳定的法律，也不要随便任意改变法律。法律必须具有稳定性，它意味着法律是一种不可以朝令夕改的
规则体系。然而，法律所调整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却是不断发展的，而且社会关系的发展往往比法律
的变化快，立法者对此是极难作出敏锐反应的。这样便产生了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发展的矛盾。“法律必须是
稳定的，可是它又不能静止不动。因此所有的法学家都为了协调法律稳定性和法律变迁性而苦思冥想。”〔4
〕法律的发展跟不上现实社会发展要求的这种局限性，我们把它称作法律的滞后性。其实，法律的滞后性产生
的原因还可以追溯到立法者的认识局限上。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受阶级倾向和阶级情感的影响，立法者在立法
时常排斥形式上不符合本阶级意志的东西，以致于犯“连脏水带孩子一起泼掉”的错误。我国过去较长一段时
期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便是如此，这体现到立法上往往会阻滞现实社会关系的发展。法律的滞后性
总体上是不利社会发展的。如果立法者总是只把成熟的东西才制定为法律，那么法律将只能在经验上被动地爬
行，这是不利社会发展的，国家、社会和人民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2、不确定性。法律具有稳定性，同时，法律也必须是明确的， 法律的稳定要求和明确要求共同构成法律
的确定性。“法律的确定性意味着法律规定了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将人类一定行为模式
固定化，法律化了。”〔5 〕法律的确定旨在使公民的权利义务明确无误，足以让人有所适从，从而正确评价
和预测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指引人们的行为。法律的确定性也常常被人们认为是法律的一大属性，有人还将
列为法治要素之一。然而，法律的确定性的法理基础是岌岌可危的。有人甚至这样说：“人们可以原谅一位外
行关于法律确定性的信念，却不能原谅一位律师所持的这种虚假观念。”〔6 〕为什么法律又不具有确定性呢
？我们可以从法律的语言形式和法律的历史内容来分析法律的不确定性。其一，法律是以语言文字表现出来的
，而作为法律载体的语言文字本身又是有限的，有歧义的，而且其真正意义往往只在使用中才能被理解，即有
人说的“意义即用法”，鉴于此，有人甚至认为语言文字“狡黠如蛇”。既然表现法律的形式——语言文字如
此不确定，其所表现的法律内容当然也就难以确定，有时甚至模棱两可，模糊不清。其二、让我们来看一看美
国现实主义法学代表人物之一弗兰克的看法。弗兰克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法律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
是模糊和多样化的。”〔7〕为什么？第一， 法律所调整的人类关系变化不定；第二，人们从来没有能够制定
出一整套预料一切，包罗万象的规则。弗兰克的观点虽然带有某些“规则怀疑主义”倾向，但其说法并不是完
全没有道理。总之，尽管人们还在不断朝法律的确定性方向努力，但法律的语方形式和历史内容又使得法律的
确定性只能在有限程度上达到，法律的不确定性在所难免。这无疑会损伤法律的安全价值和法律的权威。
3、僵化性。法律的僵化性是就法律的形式结构而言的， 它由法律的普遍性引起。法律的普遍性是指法律
作为抽象性规范对在其效力范围内的主体都具有约束力。它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指法律规范的抽象性，即法
律只注意对典型的、重要的社会关系作类的调整，而舍弃个别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和次要性。二是指法律规范的
一般性，即法律对象的普遍性，法律对其调整范围内的所有人或事具有同等效力。法律的普遍性是法治的要求
，它使每一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最低限度的自由和权利，它也防止法律变为具体命令而为某些人开专断之门。
但法律的普遍性也带来了其不利的一面。“法律始终是一种一般的陈述”，它只是由一些抽象、概括的术语所
表达的行为规则，这就使得法律在形式结构上表现出僵化性：它只能规定一般的适用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
果。法律是普遍的，然而法律所解决的却是特殊的、具体的案件，用概括的法律规范去处理解决各种具体的，
千差万别的行为、事件、关系，这可能吗？柏拉图认为不可能，因而他轻视法律而主张人治。法律所规定的是
社会关系的共性问题，法律所要解决的却是各富个性的单一问题，把共性适用于个性，把个性归结为共性，这
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说把流变复杂的事实关系上升为法律关系是立法的一大难题，那么把形式结构僵化的
法律适用于具体的单一案件则又是司法操作上的另一大难题，这种概括的、抽象的法律与具体的、特殊的现实
生活脱节的缺陷，我们可归之为法律形式结构的僵化性。
三、法律运行过程中表现出的局限性
法律的运行过程就是法律功能的发挥过程。过程的功能是法律作用于个人和社会的能力。功能与作用从不
同角度表述同一过程，就事物本身而言是指它具有什么能力，就事物与它物关系而言是指它具有什么作用。因
而法律的功能也可以说成是法律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事物的功能往往又体现一定的价值要求，法律功能的发挥
也旨在实现法律自身的价值。如果法律达不到既定的价值目标，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那么我们说法律在功能
上是有局限的。法律的功能象其它事物的功能一样，受到其自身要素的性质、数量及其结构体系的决定，从而
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这也就是法律运行过程中表现出的局限性。下面从法律的规范功能、组织功能、阶级
统治功能上对此逐一加以剖析。
1、法律的行为规范功能上的局限性。 法律的行为规范功能是指法律对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行为的作用和影
响。它通过评价、指引、预测、保护、强制、思想教育等方法和途径来完成。由于法律自身属性上的局限以及
社会系统结构对法律功能的决定，法律的行为规范功能往往受到限制。具体表现在：其一，法律的不周延性、
不确定性使得法律评价、指引、预测人们行为及其后果的作用难以实现。法律的非全真性、滞后性也使其难以
全面保护人们的权利和自由。这里着重谈一下法律形式结构的僵化性对法律功能正确发挥的影响。如前所述，
法律是普遍的，法律为所有人都设定一个硬性标准，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这一点上，法律形式上是正义的。
但是，社会生活千差万别，把普遍的硬性标准一律加于不同情况，又难免会丧失法律的正义价值。比如：违反
某规定将受到罚款1000元的处罚，这对某些贫穷的农民来说，无疑过于苛刻，而对某些富裕者而言，1000元的
罚款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这无异于赋予了那些富裕阶层某些特权。公平、正义要求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况不同处理，然而“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运用在不同的人上、运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等同的人身上
，因而“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8〕。其二，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调整方式， 它是社会调
整系统中的一个构成要素，其功能又受到其它社会调整方式和整个社会调整系统的制约和影响。法律规范必须
与其它社会规范（如道德规范、社团规范、习惯等）相配合、相协调，其功能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比如：法
律是训诫，不是劝说，它通过强制性的外在法律形式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因而，法律只能对人们的外在行为
产生作用和影响，它不能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这就需要道德的辅助与补充。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法律
不是万能的，法律的功能是有限度的，在某些情况下，它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公正性。
2、法律的社会组织功能上的局限性
法律是由各种性质、对象、效力不同的规范建构起来的有机结构体系，它除了具有规范人们的一般行为功
能外，还担负着巨大的社会组织功能。法律的社会组织功能就是通过法律有计划的社会中各种不同的要素或部
分组合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社会关系客观上需要法律对之施以一定的调整，以摆脱单纯的偶然性和任意性
，在秩序中求进步。但社会关系对法律调整的需要又有质和量上有限度。如果法律对社会关系给予过多或过大
的干预，就会把管理变为限控，束缚社会关系的发展，导致社会系统的超组织性；如果法律对社会关系的干予
过少或不力，又会使法律秩序达不到社会的要求，使社会生活缺乏组织性。无论是超组织性还是缺乏组织性，
都不利于社会发展。现代社会由于社会事务纷繁复杂，法律的社会组织功能大多体现在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中
，因而社会关系对法律调整质和量上的需求限度常集中表现为国家赋予行政机关权力的质和量的限度。行政机
关权力过小，社会秩序将得不到有效维护，人民权利也得不到保障；行政机关权力过大，往往又会侵害公民的
正当权利，影响社会关系的有效发展。这一点在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我国以前的单一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控制得过多、过死，故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限制了市场的正
常运行，社会经济发展也受到一定限制。当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运用法律手段对经济的宏观
调控同样要适度。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始终应为其经济基础服务，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发挥其组织功能
，然而，人们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客观需要往往是难以恰当把握的，因而，法律在社会组织功能上也就常表现出
在某些领域的超组织性和缺乏组织性。
3、法律的阶级统治功能上的局限性
法律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共同意志的体现，当然具有阶级统治的功能。和法律的社会组织功能一样，法
律的阶级统治功能的发挥也应有个限度。它依一国阶级斗争状况而定，否则，超过限度必将产生诸多弊端。一
，法律的社会组织功能和法律的阶级统治功能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应有所侧重。在阶级斗争表现很突出的时
期，法律的阶级统治功能应加强；在和平的大气候下，在阶级斗争表现缓和的时期，则应加强法律的社会组织
功能。如果在任何时期都不合时宜地突出法律的阶级统治功能，这不仅会破坏人类社会的整体文明，而且会阻
滞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的发展。其二，阶级统治的对象是敌人，而非人民，如果在广在的人民内部也实行阶级
统治，这显然又是错误的。其三、法律作为一种制度，应当是相对独立的，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应具有权威
性，任何集团、机关和个人无不处在法律的权威之下。但法律的阶级统治功能又常常会突出法律的政治因素，
有些时候甚至会使法律从属于政治，这对法治是极其有害的。同时，法律作为一定价值的载体，总追求着法律
自身内在的价值，但统治阶级的意志必总与这些价值相一致，当无知、邪恶的阶级利用法律来为少数统治者谋
利益时，人类共同价值又将会丧失殆尽。
注释：
〔1〕《马恩全集》第4卷P122
〔2 〕E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厦出版社1987年版P137
〔3〕《马恩全集》第1卷P71
〔4〕〔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华厦出版社1989年版P1
〔5 〕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P136
〔6〕张乃根《西方法哲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P291
〔7〕张乃根《西方法哲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P291
〔8〕《列宁选集》第1卷P250
（作者单位：中南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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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如何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问题一：如何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一是加强法律学习，严格执法实践。学法知法懂法，是提高依法办事能力的基础和前提，每一个机关干部都必须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深刻理解法治精神，从法理上把握法律规定，做到知法、懂法。要把《宪法》作为一门必修课，通过学习，掌握我国法律体系的总纲，理解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髓。同时，要结合各自工作，学习通晓一些履行职责所必需的法律法规，提高法律素养。要在系统学习的基础上，通过严格的执法实践，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与自觉性。要切实加强实际运用和实践锻炼，把学到的法律知识转化为规范和指导工作的实际能力，转化为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的实际能力。
二是强化民主监督，匡正执法行为。提高依法办事能力，既要靠执法主体的高度自律，又要靠来自其他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要建立起党内与党外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有效的监督机制，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受追究。要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严格落实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切实发挥党内监督作用。要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提高工作透明度，使群众真正能够开展监督。对群众和基层反响强烈的违法施政行为，要坚决及时予以查处。
三是强化目标责任，推动机关层层抓落实。抓落实既要靠加强教育，激发干部的内在动力；也要靠明确责任，强化外在的约束力。要建立抓落实的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制，善于把工作目标分解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单位和人头，谁来具体实施，谁来监督检查，每个环节都要责任明确，真正做到一级抓一级、一层管一层，人人有责任、层层有压力。要建立和完善抓落实的大督查机制，健全巡视督察制度、信息反馈制度、情况通报制度、及时了解掌握工作进度和取得的效果，做到每一项工作都有布置、有检查、有评估、有奖惩，坚决杜绝坐而论道、只说不干的现象。

问题二：如何提高依法履职，依法办事能力 法官也是人，一些原则性不强的很容易被金钱诱惑。

问题三：如何提高依法履责，依法办事的能力 提高认识，进一步强化法治观念。2.加强学习，努力提高依法履责能力。3.严格执法，自觉规范履责行为。4.模范遵守法律。5.坚持政务公开，自觉接受监督。6.严格执法责任，杜绝违法行政。7.建立和完善公职人员依法履责考核制度。

问题四：如何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履则依法办事的能力 因为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法治思维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信念来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合法性思维、程序思维、权利思维。依法办事则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当前，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经济社会事务水平不高，有的信奉“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有的把法治建设喊在嘴上、贴在墙上，搞 *** 、口号化，就是没有抓在手上；有的特权思想严重，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认为法律是管老百姓的，是约束别人的，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表明，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问题五：如何提高党员干部依法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重视法治思维养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学习和实践中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比较缺乏法治传统，一些领导干部不习惯、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手段推动工作、解决问题。因此，必须重视法治思维的养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着力提高法治素养。一要牢固树立法治信念。党员干部要从关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对法治的认识，怀有对法治发自内心的认同和尊崇。要深刻认识到，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二要加强法治学习培训。中央有关部门在分析违法犯罪的多名原领导干部反省材料后发现，81.4%的人认为自己犯罪与不懂法有关。在法治已确定为党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今天，如果领导干部不学法、不懂法，有的连基本法律常识都不知道，怎么能当好领导？怎么能保证不出事？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不仅要学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法律知识，而且要学法的原则、原理，学法的价值、精神。通过学习，知道法律授予了什么权力，这些权力的边界在哪里，权力行使的原则、程序是什么，不依法行使权力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等，提高依照法定权限、程序行使权力的素养。各级党组织及其组织部门要加强法治教育培训，把宪法法律列为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把法治教育纳入各级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帮助广大干部切实提高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同时，要坚持把法治教育与道德建设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三要高度重视法治实践。法治思维的养成特别是法治能力的提高，关键靠实践。各级领导干部在领导和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一定要扑下身子、躬身实践，凡是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第一原则就是按法律办事，有法律规定的，遵循法律规定；没有法律规定的，遵循法治原则、法治原理。同时，要深入法治工作第一线，注意剖释个案，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形成良好法治环境。改进干部考核评价工作，对于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形成依法办事的良好环境至关重要。《决定》提出：“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这是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后，对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又一重要调整完善。把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能力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引导和督促各级干部自觉做学法尊法信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我们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德才兼备。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干部德才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 *** 同志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标准，赋予德才兼备以新的时代内涵，是做好干部工作的根本指针。按照德才兼备要求和好干部标准全面准确地考核评价干部，当然包含着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内容。比如，信念坚定，就包含自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民服务，就包含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敢于担当，就包含坚守法治定力、厉行法治意志、坚决与破坏法治行为做斗争；清正廉洁，就包含依纪依法反对和克服形式主......>>

问题六：如何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根据《决定》的部署，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重点是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1、重视法治思维养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学习和实践中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比较缺乏法治传统，一些领导干部不习惯、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手段推动工作、解决问题。因此，必须重视法治思维的养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着力提高法治素养。一要牢固树立法治信念。党员干部要从关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对法治的认识，怀有对法治发自内心的认同和尊崇。要深刻认识到，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
2、要加强法治学习培训。
在法治已确定为党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今天，如果领导干部不学法、不懂法，有的连基本法律常识都不知道，怎么能当好领导？怎么能保证不出事？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不仅要学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法律知识，而且要学法的原则、原理，学法的价值、精神。通过学习，知道法律授予了什么权力，这些权力的边界在哪里，权力行使的原则、程序是什么，不依法行使权力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等，提高依照法定权限、程序行使权力的素养。各级党组织及其组织部门要加强法治教育培训，把宪法法律列为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把法治教育纳入各级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帮助广大干部切实提高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同时，要坚持把法治教育与道德建设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
3、要高度重视法治实践。
法治思维的养成特别是法治能力的提高，关键靠实践。各级领导干部在领导和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一定要扑下身子、躬身实践，凡是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第一原则就是按法律办事，有法律规定的，遵循法律规定；没有法律规定的，遵循法治原则、法治原理。同时，要深入法治工作第一线，注意剖释个案，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七：如何做到依法办事 一、转变观念，培养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根据法律意识主体和水准的不同，法律意识可分为一般性法律意识、理论性法律意识和职业性法律意识。一般性法律意识主体是普通公民，是由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根据个人生活经验和所受法律教育的影响，自然形成的法律意识。理论性法律意识是从事理论研究者通过对国内外法律进行研究而形成的较为全面和深层的法律认识。而职业性法律意识是指具体法律工作者的法律意识。国家公务员的法律意识属于上述职业性法律意识的一种类型。国家公务员的法律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广泛影响于社会，形成一种无形力量，作用于众多的普通公民，从而影响着人们对法律的态度和看法。由于行政活动几乎遍及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行政机关的形象和国家公务员的法律意识对社会一般法律意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它既有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和良好形象，强化人们对法律和行政机关的信任，也同样会削弱以至销蚀公民对法律和行政机关的信赖。因此，转变不符合依法行政的陈旧观念，培养国家公务员的法律意识至关重要。1、转变“官贵民贱”观念，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识。封建时代“官贵民贱”，行政机关及其成员与普通百姓之间无平等可言。近代民主和法制社会的建立，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使行政机关及其成员和公民处于平等的地位。在我国社会中，国家公务员与公民地位平等，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平等地对待国家公务员和公民。国家公务员与公民一样，必须同等地受法律的制约和限制。国家公务员也必须遵法守法，而不能游离于法律之外。二是，国家公务员与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并不要求国家公务员与公民享有和承担完全一致的权利和义务，既然 *** 要管理社会，它就必须拥有特别的权力。现代法治要求的并非是国家公务员与公民完全无差别的待遇，而强调的是“国家公务员不应当在普通法律上享有不必要的特权和豁免权”。三是，公民享有对行政机关的决定提出异议，并因行政行为违法而获取国家赔偿的权利。面对居于优势地位的行政机关，公民必须获得与行政机关相抗衡的权利和途径。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就是现代社会中公民寻求保护和对抗行政机关的两条重要途径。虽然国家公务员与公民平等的思想和制度已在现代社会生根开花，但由于“官贵民贱”的封建思想残余仍然存在，加之国家公务员手握权力，在行政活动中往往处于管理者地位，也容易形成管理――服从思维定势。这种不平等观念既阻碍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正常交往和交流，也影响行政公正和行政效率，甚至可能使 *** 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恶化。因而转变“官贵民贱”观念，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识至关重要。2、转变“权大于法”观念，树立“职权法定”意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现象如：家长作风，以权压法，以权弃法，徇私枉法等等都是“权大于法”观念的体现。因此转变“权大于法”观念，树立“职权法定，权力有限”意识刻不容缓。职权法定是依法行政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根据。“行政机关是法律的产儿。”行政机关的创设源于法律的规定，国家公务员的权力源于法律的授予，法律是国家公务员赖以生存的基础。与“法无明文规定即为公民自由”相反，对国家公务员而言，凡法无明文规定即为禁止。国家公务员只能行使法律明确授予的职权，否则就是超越职权，所做出的行政行为违法。因此，其权力具有有限性。职权法定和权力有限是国家公务员必须树立的法律意识。要行使权力，做出决定，必须首先看法律上是否有明确授予；同时，即使有行使权力的法律依据，还必须按法律所设定的权力范围和要求去行使，而不能为所欲为。现代社会中，行政机关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提高和国家公务员享有的权力日益膨胀的现实，并不能......>>

问题八：领导干部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关键是要做到哪些方面 “切实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推进依法治国的意识和能力,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运用“法治思维”是坚持党的依法治国方略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成为各级领导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这意味执政党要依法执政、 *** 要依法行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在工作的时候也就要做到法律至上。
法治与法治思维内涵
法治,追根溯源是追求公平、公正、公开。法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与权利的冲突。这里的权力指的是公权,权利指的是私权。运用法治思维,是相对于人治思维和权力思维来讲的。
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培育法治思维素养，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形成法治思维定势。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加强法治建设对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全面理解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法治思维与权力行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权的关系，不断增强法治建设的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治理念。领导干部要形成运用法治的思维定势。法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教育，充实干部队伍法治思维知识储备。在领导干部法律学习内容上，要注重加强针对性和实用性。在在领导干部法律学习方式上，要注重加强多元化和有效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升法律思维运用能力，丰富法治思维实践途径。
养成法治思维不是简单的学习法律知识，而是要注重优化领导干部知识结构的同时，提高其依法思考、依法决策、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治国理政 ，营造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的良好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加强党和社会的监督机制建设。一要在治国理政的体系内，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加强行政、司法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建设。二要健全完善质询、问责、离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党政纪处理等制度，保障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有力有效监督。三要加强人大权力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促进其监督行为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四要深化政务公开，建立健全各项阳光监督制度，不断拓宽社会监督渠道，让人民群众监督权力。五要按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的要求，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问题九：如何提高自身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一是坚持学法、尊法。
提高全体公民法律素质，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示范作用、主导作用十分重要。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清醒的认识自己的地位、作用、影响，通过自己带头学法用法来促进全社会的法治教育蓬勃开展。
二是坚持职权法定。
人民是权力的本体。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明白职权是法定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要明白权力只能用来为老百姓服务，用来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而决不可用来谋取私利。
三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能整天喊法治、讲法治，对别人讲法治，对自己搞人治。甚至在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搞专?制，那就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四是坚持自觉接受监督和承担法律责任。

㈥ 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的认识

（一）法治理论指引的滞后现象
在权威理论建构的层面，以往的法治理论在内容上还不够完善，在地位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确定。 虽然依法治国的权威理论在社会领域得以广泛传播，但是法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具体位置、法和其他社会规范的应然关系、贯彻法治的具体途径等重要法治理论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澄清。亚里士多德说：“法治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我们对于依法治国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则一直存在模糊认识。 在学术理论研究的层面，法学界关于法治理论的论述要么是直接引入西方主流法治理论，要么针对中国的法治现象进行简单的解析或一对一地进行功利性对策研究。 学术成果普遍遵循“现状揭示———西方经验———中国对策”的三段论式的、过于简单的理论逻辑。 对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导向坚持与深入研究始终缺乏强劲动力。
至今，中国法学界始终没有形成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性的、能够切实地解决既存法治问题的内生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在这个意义上，我国法治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盲目性的特征。
（二）法治道路选择的自信不足
法治中国建设推行至今，取得了诸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道路的选择就是一个重大问题。 经过冷静反思，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前苏联的法治意识形态还是西方传统法治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实际上都会成为一种理想化的假想，并不符合中国法治运行的实际逻辑。 事实证明，未经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检验的、假想的法治模式，根本无法评价乃至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 自信才能自爱，自爱才有自省。 法治中国建设首先要对中华文明持有文明自信，对中华民族持有民族自信。
其实西方法治理论早已注意到亚洲国家的“儒释道”宪政理念和政治智慧在治理国家中的精妙作用，我们自己却丢失了这份本该有的选择法治道路上的自信。 当前在法治道路上，既要防止“左”的僵化教条，又要警惕和反对右的倾向。 法学学术上的“西化”、崇洋媚外、浮华赶时髦，都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三）法治实践运行的失衡失序
中国法治建设历经数十载，在法治实践领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应接不暇的新型社会现象与法律现象使得我国立法者不得不采取“运动式”的法律移植方式来健全法律体系，尽量做到有法可依。 我们却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用近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进行理论磨合和信仰构建，这必然会造成我国法治实践在精神和行动上的“消化不良”现象，主要表现为立法不良、司法不公、执法不严、守法不诚、监督不力的失衡、失调、失序现象。 立法在内容上缺乏科学性、实用性、操作性；司法在过程中缺乏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执法在实践中缺乏严肃性、严格性、文明性；守法在行动中缺乏诚信性、主动性、自觉性；监督在落实中缺乏实效性、实质性、具体性。 “政府权力越位、错位、缺位导致微观经济活动受干预过多；导致权力寻租、行政效率低下，投资消费失衡、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法治建设的根基不牢不实
法治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法治建设一贯采取“自上而下”的建构主义模式。 学术型、精英型的立法模式与广大中国法治实践者存在着不同的话语体系，欠缺话语沟通平台的基层法治实践者只能绕过成本高昂的法治解决途径，运用老百姓自己的“智慧”寻求一套有利于法治体系外的法律规避式的潜规则。 法律规则与法治现实的脱节导致了中国法治建设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层级中的发展不平衡。 尤其是在基层领域，法治状况存在着大量的严重问题，法律制度的贯彻程度较为有限，民众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法治建设的基础不牢不实，发展很不平衡。基层正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与难点。
这种发展不平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思想深处的认识基础不牢不实。 上级机关与领导人员对于法治建设的认识模糊以及重视不足，直接导致法治理念的贯彻与法治实践的推行缺乏足够的动力与支撑。二是群众基础不牢不实。法律法规虽然明存于纸上，但是无法得到广大群众的广泛认同与深入理解，许多群众不信任法律，不尊重法律，不遵守法律。 三是基层基础不牢不实。 就总体而言，越是接近于行政级别顶端的领域和地域，法治效果越好，越是贴近基层的领域和地域，法治的贯彻就越不充分。四是行业基础不牢不实。许多行业的实际运行更加依赖行业内部的各种“潜规则”，而偏离法治的轨道，甚至排斥法治力量的介入，大搞“独立王国”。 五是法治队伍基础不牢不实。 法治的顺利推进应以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专业队伍为基础，而当前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执法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整体上还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准。
（五）法治的权威信仰亟待提升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源自西方，而西方世界也经历了从对法治的美化甚至神化，转而跌入法治神化破灭、“礼崩乐坏”的社会阵痛过程。 法律应该被信仰，法治应该成为社会机制中的权威力量。 中国真正的法治信仰构建的图景应当是，民众的个人价值与法治的核心价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统一性。 民众的法治信仰应该是民众内心洋溢出来的，法治权威应该是民众自愿崇拜并推崇的。
反观现实，中国法治力量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远未树立起来，人们在遇到社会纠纷与社会矛盾时往往寄希望于“托熟人”、“找关系”、“走后门儿”等非法治途径的“潜规则”，而对司法、执法等法治力量缺乏起码的信任与依赖。 在司法领域，公信力缺失的情况尤为严重。 正如澳大利亚大法官马丁所言：“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支持。 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 ”长此以往，理应成为基本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就会逐渐因失去社会民众基础而被边缘化、空洞化，这无疑对法治中国建设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六）法治“硬的一手”运用不够
法治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与社会治理机制，在途径和手段上既要有“软的一手”，也要有“硬的一手”，既要有柔性的一面，也要有刚性的一面，二者都要灵活掌握、适时运用，不可偏废，共同服务于法治目标的最终实现。 忽视软和柔而片面强调硬和刚，抑或忽视硬和刚而片面强调软和柔，都是错误的。 就当前法治中国建设的现状来看，尤其要注意，法治理不可失之于软，失之于柔，失之于弱。 对人民应爱之又爱，对敌人要恨之又恨。 对于践踏法律、破坏稳定、危及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的行为，法治力量不能毫无声息、视而不见，要充满自信，该出手时即出手，并正确运用有利策略，分化敌对阵营力量。 要始终牢记，对不法分子和不法现象的姑息，就是对损害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纵容。 要坚决克服模糊认识，要有执法的底气，要充满自信、理直气壮地把专政的一手用起来，把刀把子的一手用起来。 刚性严明、严格执法与野蛮的粗暴执法泾渭分明，与现代文明并不矛盾。
三、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建议与对策
（一）把法治中国建设提升到应有的重要地位
在以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法治中国虽然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视，但是没有将其上升到一个应有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中，法治中国所应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待进一步加以明确。 只有将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地位明确下来，向权力机关与社会公众宣示其极端重要性，才可能真正将法治的理念与精神贯穿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法治中国建设与“五位一体”建设联系紧密。
在具体的理论建构中，可以考虑将法治中国建设与“五位一体”建设相并列，以使其获得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基础性的重要地位。 我们也可以进行充分的论述，在充分强调法治中国建设高度重要性的同时，倡导将其渗透、贯穿于“五位一体”建设的各个环节之中，明确提出：没有法治中国建设的顺利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就不可能获得保障和成功。 具体来说，第一，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应进一步得到提升，引起全党、全国、全社会、全体人民的高度重视；第二，要对法治中国建设进行权威的理论定位，使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获得重要地位；第三，应通过各种途径，使法治活动成为每个公民工作、学习、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
（二）坚定不移、充满自信地走中国特色法治道路
中国的法治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与要求。 在学术氛围日益“西化”与部分学者盲目崇拜西方社会法治理论与经验的背景下，我们更要着重强调法治中国建设所秉持的“中国特色”。 西方社会的法治建设确有可资借鉴之处，但其成功也是根植于西方社会的历史传统、基本特点和固有属性而来的，并非依靠某种学说观点就能即刻点石成金。 “凡是法治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一不是较好地坚持了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的创造性结合。 ”
对于中国法治道路的选择，一方面，我们要拥有兼包并蓄的宽广胸怀，只要是有益的文明成果，我们都可以加以吸收与借鉴；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坚守“中国特色”的基本思维路径，始终追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指引，紧紧围绕中国的社会性质、民族传统与现实状况，切实着眼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扎根客观现实，把握时代规律，不管风吹浪打，不怕说三道四，决不时髦献媚，坚定不移、充满自信地将中国特色法治道路坚持下去。 法学教育的课堂，学术理论的阵地，各级各类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课题确定，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等职能部门，都要切实纠正在法治道路问题上存在的偏差。
（三）全面加强符合国情的法理论建设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是对未来的理性谋划。 任何社会实践活动，没有科学的理论来加以指引，都不可能获得预想的效果。 经过长期努力，法治中国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法的理论建设还不完备，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整体上看，当前法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很多学说观点与现实存在较大的脱节，使得看似科学的法学理论及法律规定在实践中无法收到良好效果。 因此，在全面加强法的理论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导向。 反思当前法理论研究现状，不难发现，“表面繁荣、实际贫困”。 空泛、繁复、玄奥、花俏、重复、媚外，缺少适合国情、自主原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我们在法学研究中应充分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意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实践出真知”的基本原则，注重法治调研与对策研究，以客观效果为归宿考量相关法律理论，全面纠正“书斋里面出学问”与盲目崇拜西方学说的理论建设思路。 法治中国建设真正需要的是内生性理论，它是从中国本土自生自发的法治现象中抽象出来，经过理论提升后形成的规律性结论。 对此，一要加大投入力度，对于具有强烈现实意义与实证效果的研究活动应给予充分的资源投入；二要加大导向力度，在学术界与实务界充分树立注重国情和立足现实的基本导向；三要加强实证研究，鼓励现实研究与国情探索，摒弃坐而论道和崇洋媚外；四要加强基层实践调研，充分重视法治在基层的运行和影响；五要突出法治经验的提炼，及时总结与推广有益的成形机制与实际做法；六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型人才的培养、使用，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建构复合型法治人才库。
（四）重建符合中国国情、基于平衡的法学理论大厦
对于当前的法治中国建设， 我们应在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大力倡导和体现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利、权利与权力、权力与义务、权力与权力、义务与义务平衡的法理观，切实解决社会各领域严重失衡的问题。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严重失衡，都有赖于法的平衡治理。我们还应深刻地认识到，从义务法、权利法到平衡法是法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法是平衡法，平衡理论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新发展，平衡是法的总特征，平衡是法的内在力量，平衡是法的核心价值，平衡是良法的灵魂，平衡是法的最高境界，平衡是法的本质体现，法是平衡之法，法治是平衡之治，法学是平衡之学。 只有在平衡法理观的理念统御下的法治中国建设，才会被纳入有序发展和健康发展的轨道上。
（五）注重立法的系统性、统一性、适用性、操作性
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任何必要环节都不可或缺。
立法的科学与完备，是良性法治过程的起点与前提。法律规定与法律制度本身就存在问题，立法后的司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环节就不可能正常运转下去。 中国法治的诸多问题，均与立法缺乏科学性、操作性密切相关。 注重立法的系统性，就是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将法律视为一个系统，统筹兼顾地考虑其中的每一个要素与问题。 不论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言，还是对于某一部具体法律而言，都要仔细考量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协调关系，要通过设计使其内部的各要素协调一致，共同服务于整体目标的实现。 注重立法的统一性，就是要求同级的法律法规之间以及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不能在内容上相冲突，不能在指向上相矛盾，否则就会使执法者、司法者及守法者陷入不知所措的尴尬境地。 注重立法的适用性、操作性，主要是指不论法律规定本身多么符合逻辑、多么完整和严谨，如果在实践中不接地气，不能被有效适用、操作甚至根本落实不到社会生活中去，也都是徒劳无功的。 因此，密切着眼于法实践的环节，是立法工作的重要前提。 《劳动合同法》、《新刑诉法》、《婚姻法》等法律都或多或少存在脱离实际、不接地气的遗憾。 我们必须明确反对立法上脱离实际的“精英路线”，积极倡导符合实际的“群众路线”。 对于立法主体，要设定严格标准，要求其具有实际的法治理工作经验或生活经验。 例如，简单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接触过婚姻的未婚者，怎么有能力参与到《婚姻法》的制定、修改与实施中呢？
（六）充分调动全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在效果上是顺利而卓有成效的，在方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依靠权力机关自上而下地“推行”来实现法律制度与法律治理的运行。 但事实上，更为科学与更为合理的法治模式应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密切结合，没有权力机关的主导，科学的立法无以产生，而缺失了民意的基础与民众的反馈，法治也无法得以有效推行。 因此，我们应采取各种措施，充分调动全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要将法治事业、法律活动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要让广大民众充分理解到与切身体会到，法治事业需要他们的深度参与，法治活动需要他们的意愿来加以支持和推动，法治过程不仅仅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与执法机关来加以主导，更要由每一位社会成员来加以主导。 “要使每一项立法都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维稳的前提必须是维权。 ”
如此，法治中国建设的民众基础才会不断地得以扩大，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才会更加顺利。
（七）大力营造敬畏、信仰、遵从法律的社会氛围和环境
法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方式，并不是独立地在社会领域与国家层面发挥作用的。 我们研究与推行法治中国建设，不能将法治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与独立的体制来进行考量，而要充分考虑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社会氛围与具体环境，处理好涉法工作部门与其他部门、法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 法治中国建设若想在社会领域得以顺利推行，其前提在于社会公众对法律拥有普遍的敬畏和坚定的信仰，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营建敬法、信法、用法的有利氛围，将法治、政策、习俗、信仰以及道德等充分加以融合，共同指引和规范人们的行为。 正如伯尔曼所说：“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 ”在以往的法治建设中，我们更多地将思路局限于法律制度建构本身，更多地争论于某项规定是否科学和合理，往往忽略了法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规范总体上在社会实践中被人们认可、接受与应用的程度。 因此，非常有必要将“大力营造敬畏、信仰、遵从法律的社会氛围和环境”纳入今后的法治中国建设的各项工作当中，并认真对待法治文化建设，“法治文化应是贯穿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软实力和润滑剂”。
（八）切实提高法治队伍建设的专业水准
没有一支忠诚、敬业、专业的法治队伍来践行法治，没有千千万万具有高素质和高水平的法律从业人员来操作法律，再科学、再完备的法律制度也只能止步于各种规定之中，再宏大、再高远的法治理想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各项措施，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切实提高立法、司法、执法、法监督法教育主体的职业意识、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严格准入标准，精心进行培育，将培养、使用法律人才的目标落到实处。 同时，要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司法独立性，完善司法工作人员任用制度。
当法治中国建设事业在拥有了一支具有很高专业水准的建设队伍时，其不断进步与发展即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与坚强有力的支撑。
（九）真正加强法定程序制度设计，合理确定自由裁量空间
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效推进，要靠良法的有效实行，良法的有效实行，要依赖法治主体的具体操作。 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不可能穷尽规定社会主体可实施的所有行为，不可能覆盖社会领域中出现的所有现象。 这就为法治主体的自由裁量空间提供了现实依据，也为权力寻租腐败空间的存在提供了各种可能。 如果运用得当，自由裁量权能够很好地沟通形式正义和实体正义。 但是，如果自由裁量权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并未巩固，那么这种权力反而会削弱法治的力量。
对此，我们必须真正加强法定程序制度设计，合理确定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法律监督者等法治主体进行自由裁量的空间，在基本层面和技术层面想方设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
（十）充分认识法治中国建设的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

在以往的法治中国建设中，我们往往依赖“运动式”的建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 事实上，法治中国建设涵盖的领域十分宽广，涉及的矛盾十分复杂，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有一用百灵的灵丹妙药，只能依靠我们下定决心、脚踏实地、逐步积累、立足长远地渐进推行。 事实证明，“运动式”的法治中国建设无法实现其最终目标，而只会为形式主义、犬儒主义提供大行其道的空间。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法治中国建设不是一时的“运动”，而是一项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 法治中国建设的复杂性与全面性，要求我们开展的法治事业必须涵盖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群体，既要拥有高瞻远瞩的视野，又要秉持时不我待的作风，坚持法治建设要“从娃娃抓起、从现在抓起、从全民抓起、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抓起”。
同时，要深入研究法治建设的特殊规律和特点，有针对性地研究、确定法治建设的具体措施和方式方法，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和解决，真正在取得实效上下真功夫，日积月累，长期坚持，必见成效。 具体来说，一要系统谋划法治方案，明确法治建设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主要途径、破解难题、注意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运用系统思维统筹兼顾地考量法治建设；二要下真决心与大气力，在社会舆论导向上充分强调法治中国建设的高度重要性，在资源上舍得投入成本，光说不练只会空谈误国；三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充分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四要上下联动、全员发动，同时获得上层领导和基层支持的法治事业才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正确指向；五要深入探索内在规律，注重策略方法，只有准确把握规律才能全面推进法治全局，只有灵活运用策略方法才能有效解决法治问题，最终在动态平衡中引导法治中国建设事业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