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裁判到立法
人大代表提交提案；立案小组起草；人大常委会审查；人大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领布。
民法的基本原则效力贯穿民法始终，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和司法裁判的基本准则。现行民法通则规定了四项基本原则：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在此基础上，民法总则草案对基本原则作了丰富，规定了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还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自觉维护交易安全；应当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
法律分析：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定明确了民法典的立法依据。宪法是民法的立法根据，民法的规定必须体现宪法精神，落实宪法的要求，不得违背宪法。不仅民法的实体内容应当落实宪法的原则和要求，民法制定的立法程序也必须符合宪法关于立法制度和程序的规定。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民法保护单个主体的民事权利，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确立并维护整个社会的民事生活秩序。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条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㈡ 司法独立和审判独立的区别在哪里
一、概念和含义不同。审判独立，是指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和法官，依据法律独立地审判案件，不受任何干涉，也就是说，法官应根据自己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地作出裁判，不受任何限制、影响、诱导、压力或威胁。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从宪法的高度规定了人民法院的地位和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明确了独立审判是法官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
“司法独立”是西方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又称“司法权独立”，是指“司法权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出来，在赋予独立的国家机构场合，进行权力分立”。这个定义是有特定含义的。在1983年出版的日本《新法律学辞典》里，概括了西方法学界关于“司法独立”的特定含义：（1）独立行使司法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2）司法权完全独立，不受立法权、行政权的任何干预和束缚；（3）法律上司法不受其他国家机关（包括总统）和任何政党的监督和管理；（4）司法权行使时，不受其他任何事物和形势的牵制和影响；（5）在审判案件中审判权完全独立，不受任何人指挥和命令的拘束；（6）保障法官独立性，按照宪法法的规定，“所有的法官依据良心办案”，为维护司法权的独立，承认对法官特别强的地位保障和身份保障。这六个方面，完整涵盖了西方国家“司法独立”的要点。
二、性质和内容不同。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司法改革的重点之一，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这同西方国家司法制度核心的“司法独立”，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内容。
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概念具有专属性特征。就是说，“司法独立”只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专属性直接决定了对其解释的排他性，就是除了西方国家固有的解释，其他解释都是不能成立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司法机关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向其报告工作。我国不存在司法独立，我们的依法治国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依法治国。在我国，如果实行西方国家那样的司法体制，就必然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
第一，如果实现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就要改变我国的国体和政体。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是人类历史上完全新型的。我国与西方国家具有根本不同的政体和国体，其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也是不同的。我国的司法制度，必须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性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必须体现在司法之中；必须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这种能够保障人民实际上而不是形式上当家作主的政体和制度，必须体现在司法之中。一些人把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即“一府两院”作为政体看待，是不正确的。“一府两院”不是政体本身，而是在政体制度下的国家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符合中国实际，是新型的政体形式。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一府两院”呢，他们没有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果搞西方的“司法独立”，必然使司法体制独立于我国的国体和政体的性质之外，独立于人民管理司法的宪法要求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司法独立”，只有改变我国的国体和政体，从而改变整个上层建筑才能做到。
第二，如果实行西方国家“独立行使司法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就要否定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有些人提出，党管司法“是造成司法腐败和冤假错案的根源”，应当实行“党法分开”。为此，有人要求“取消政法委员会”。我们知道，各级政法委员会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组织保障，对于贯彻党的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协调公检法部门职能、统一指挥政法战线的工作步伐、团结广大法律工作者和保卫国家安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取消政法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完全取消共产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有人主张的西方“司法独立”中关于“不受其他国家机关（包括总统）和任何政党的监督和管理”，正是针对共产党的领导的。
有些人为了实现“司法中立”，主张废除审判人员和检察人员由党组织提名考核、同级党组织或上级党组织批准、人大任命的原则。同时，他们反对法官的党派性，主张法官不能是共产党党员，“司法改革”就是要“党员退党”。这实际上就是否定“党管干部”的基本原则，也是否定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
第三，如果实现西方国家“司法权完全独立，不受立法权和行政权的任何干预和束缚”，就要把我国的司法权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完全分割、对立起来，并使司法优位于立法和行政。
司法从来都是与立法和行政紧密相连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揭示过司法与立法的关系，司法是司所立之法，离开立法，何谈司法？资本主义立法的阶级偏私，决定了司法的阶级偏私。因此，在剥削和压迫制度下，司法的公平正义是不存在的。那种强调“立法机关对审判的监督通过立法来监督”的观点，是不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本身依据宪法规定的权限，有权对司法、审判直接进行监督，司法权不能独立于立法权而孤立存在。在我国，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是法的形式之一，具有法律性质和效力。行政法规是各级法院司法审判的重要依据，可见司法权也不能独立于行政权而孤立存在。
从法律角度说，我国法院的司法解释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也不得与行政法规相抵触。显然，司法解释不能优位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从国家机构角度说，立法机关优位于司法机关，全国人大优位于最高法院。这是不能更改的。西方国家的“司法优位”，集中表现为“司法权优越”，就是承认法院具有法律审查权，这种审查权，是所谓“防止议会通过立法解释改变宪法规定的含义”，以“对抗立法权的专断”。在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人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西方国家法院院长可以当代总统、代议长。这种情况不符合我国宪法精神，不能容许在新中国出现。
第四，如果实现西方国家“保障法官独立性，按照宪法法的规定，‘所有的法官依据良心办案’，为维护司法权的独立，承认对法官特别强的地位保障和身份保障”，就要把“法官身份”突出到不适当的地位。
西方国家的社会性质和法院的暴力职能，要求保障法官的特殊身份。西方法学认为，“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法官不服从任何权威”，法官的职权高于一切，“拒绝政治、道德渗入”。为保障法官的特殊身份，就要维护其职位特殊性：（1）实行职位终身制或任职年限不受公务员那样的限制；（2）享有特殊待遇，实行高薪制；（3）要求法官非政治化、非政党化，对政治取中立立场；（4）法官具有“造法”职能；（5）有职务豁免权，非经本人同意，不得解职、审级等调动，无法定事由和弹劾程序，不被逮捕或起诉。这样的特殊身份和职业特权，使法官优位于政府官员，凌驾于人民大众之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的对立和利害的分化，造就了资本的良心就是法官的良心。“司法独立”本身意味着法官不可能按良心办案，可他们却欺骗说，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保证法官按良心办案。
㈢ 坚持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依法赋予什么
前言:司法责任制,即在赋予法官审理裁判案件主导权和决定权的同时,强调办案法官对裁判结果予以负责。司法责任制固然强调对法官错判的责任追究,但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错案追扮山扰责,其核心在于通过追究法官的行为责任,取代错案的结果责任追究。在其实施过程中,离不开司法的中立属性及独立性。01 司法责任制的基本原则
司法责任制度,早在1995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便有相应的描述。作为一项主要目的在于保证司法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制度,它在制定之时秉承着四个原则:
01
权责一致原则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换句话来说,其实就是权利与责任进行了捆绑,缺乏问责机制,导致的必将是权力的无限放大,我们虽然强调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的独立性,但是更应该强调其应当在自己职责和权限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02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无行为无过错,无过错无责任。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同样也在对法官监督上有着一样重要的意义。当我们追究法官的审判责任时,更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以法官的主观过错和客观行为作为责任评价的基础,而不能以裁判结果错误作为追究责任的唯一根据。
03
行为责任模式原则
一般来说,追究法官的责任主要采取两种模式,一种是结果责任模式,另一种是行为责任模式。结果责任模式强调裁判结果错误的重要性,行为责任模式则主要强调的是法官在审判活动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的行为。追究法官办案责任,前提必须是法官有违反法律法规等不符合其角色义务的审判行为,可以是故意违反实体法或者程序法的作为,也可以是应当履行审判职责而严重不负责任的不作为。
04
厅旦责任与保障并重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1》)明确规定,法官依法履行审判职责受法律保护。法官有权对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独立发表意见。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法官依法履职行为不受追究。司法责任制的具体内容中,不仅明确了相应的追责措施,同时也保证了法官的独立裁量权,双管齐下避免了法官从什么都敢判的极端走向什么都不敢判的另一个极端。
02 司法责任制的基本类型
司法责任主要可以认为是两种责任的构成,
一种是办案责任,即因法官行使审判权而产生的,与法官审判活动密切相关的责任;另一种是其他责任,是法官因违反职业伦理和道德规范所产生的责任,既可以发生在法官办案之中,也可以发生在办案过程之外。具体包括:
(一)
根据处理依据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纪律责任和法律责任。纪律责任主要依据的是《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等规定,法律责任主要依据的是刑法、法官法和国家赔偿法对于法官违法行为的处罚唯高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指出,法官违反审判职责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法官违反审判职责以外的其他违纪违法行为,由有关部门调查,依照法律及有关规定处理。
(二)
根据主观过错不同,可以划分为故意责任和过失责任。故意,是指明知自己行为违法但是仍有意为之,《意见1》中明确规定有如下几个故意责任行为:
(1)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2)违反规定私自办案或者制造虚假案件的;
(3)涂改、隐匿、伪造、偷换和故意损毁证据材料的,或者因重大过失丢失、损毁证据材料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4)向合议庭、审判委员会汇报案情时隐瞒主要证据、重要情节和故意提供虚假材料的,或者因重大过失遗漏主要证据、重要情节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5)制作诉讼文书时,故意违背合议庭评议结果、审判委员会决定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文书主文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6)违反法律规定,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罪犯裁定减刑、假释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罪犯裁定减刑、假释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7)其他故意违背法定程序、证据规则和法律明确规定违法审判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过失,是指是指法官应当预见自己不行使或者怠于行使职责的行为会造成错案及严重后果,但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可以避免以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例如:因重大过失丢失、损毁证据材料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因重大过失遗漏主要证据、重要情节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文书主文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因重大过失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罪犯裁定减刑、假释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等等。
(三)
根据责任主体内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违法审判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在司法责任制的内容中,法官承担的审判责任就是指违法审判责任;而监督管理责任,在《意见2》中做了明确规定:
(1)配置审判资源,包括专业化合议庭、审判团队组建模式及其职责分工;
(2)部署综合工作,包括审判工作的安排部署、审判或者调研任务的分配、调整;
(3)审批程序性事项,包括法律授权的程序性事项审批、依照规定调整分案、变更审判组织成员的审批等;
(4)监管审判质效,包括根据职责权限,对审判流程进行检查监督,对案件整体质效的检查、分析、评估,分析审判运行态势,提示纠正不当行为,督促案件审理进度,统筹安排整改措施,对存在的案件质量问题集中研判等;
(5)监督“四类案件”,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24条规定的“四类案件”进行个案监督;
(6)进行业务指导,通过审理案件、参加专业法官会议或者审判委员会等方式加强业务指导;
(7)作出综合评价,在法官考评委员会依托信息化平台对法官审判绩效进行客观评价基础上,对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绩效作出综合评价;
(8)检查监督纪律作风,通过接待群众来访、处理举报投诉、日常监督管理,发现案件审理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等。
03 司法责任制的“豁免"
在明确司法责任的同时,立法者也考虑到了司法实践过程中的一些“豁免原因”。一些案件之所以判决失当或者出现适用法律上的错误,并不仅仅因为法官自身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一、二审法官对于法律理解的不同或者出现新的决定证据。换言之,并不能因为审判监督程序中出现所谓的“错案”,就将原审法官一竿子打死,《意见1》中同样规定了八项豁免条款,用以界定在何种情况下,法官不需要为判决失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具体条文的理解和认识不一致,在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
(2)对案件基本事实的判断存在争议或者疑问,根据证据规则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
(3)当事人放弃或者部分放弃权利主张的;
(4)因当事人过错或者客观原因致使案件事实认定发生变化的;
(5)因出现新证据而改变裁判的;
(6)法律修订或者政策调整的;
(7)裁判所依据的其他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8)其他依法履行审判职责不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
根据法官裁判之后导致的结果可能存在三类责任,分别是错案责任、违法审判责任和审判瑕疵责任。三者之间存在联系,但又有重大区别。根据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的规定,所谓的错案指的就是案件结果的错误,但并不是所有错案都应当追责。错案责任与违法审判责任有交叉,有错案但是法官没有违法审判行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就不应被追究责任。但是如果是因为法官存在违法的审判行为导致的错案产生,那么其与错案结果便产生了一定的因果关系,那么就应当认定为违法审判责任,依照《意见1》《意见2》《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对于涉案法官进行处罚。
同时,在审判活动中,仍旧存在审判瑕疵责任,即法官在文书制作、诉讼程序、事实认定、法律引用、司法行为等方面存在一般差错(这种差错不影响裁判结果正确性,也未达到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条件)。这方面差错并不会构成违法这样一个量级,但是也有可能影响案件的正常审理。如果一味的就这种瑕疵问题对于法官进行处罚的话,未免对于法官来讲太过严苛,故《意见2》中明确规定,重点从案件评查中发现违法审判线索,并依照有关程序进行调查。严格区分审判质量瑕疵责任与违法审判责任,确保法官依法裁判不受追究、违法裁判必问责任。同时《意见2》也规定,对审判辅助人员的绩效考核,应当以岗位职责和承担工作为基本依据,注重与所在团队绩效相结合,听取法官和所在团队的意见。绩效考核奖金的发放,不与法官职务等级以及审判辅助人员职务挂钩,主要依据责任轻重、办案质量、办案数量和办案难度等因素,向一线办案人员倾斜。故,可以看出,目前对于审判瑕疵责任,《意见2》认为将该种责任加入考核评优机制中,而不将其作为一种违法事由对法官进行处罚。
04 司法责任制中责任人员
既然产生了责任,那么势必就需要承担责任的人,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院审判组织的形式多样性,进而造成了对于承担责任情况的复杂性:
01
独任制
《意见1》对于独任制审判庭如何承担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由独任法官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承担全部责任。在独任制审判庭中,行使裁判权的个体就是独任法官,院庭长不再审批个案,按照谁办案谁负责的法律精神,自然应当对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承担全部责任。
02
合议制
《意见1》中明确规定,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合议庭成员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共同承担责任。进行违法审判责任追究时,根据合议庭成员是否存在违法审判行为、情节、合议庭成员发表意见的情况和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自责任。这一制度恰恰基于合议制中每一个合议庭成员平权的基本原则,若过于机械规定承担责任比例时,可能会导致合议庭成员反倒不敢表达自身意见,这也是在审判工作中不愿意见到的场面。
03
审判委员会
《意见1》中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合议庭对其汇报的事实负责,审判委员会委员对其本人发表的意见及最终表决负责。案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构成违法审判责任追究情形时,根据审判委员会委员是否故意曲解法律发表意见的情况,合理确定委员责任。审判委员会改变合议庭意见导致裁判错误的,由持多数意见的委员共同承担责任,合议庭不承担责任。审判委员会维持合议庭意见导致裁判错误的,由合议庭和持多数意见的委员共同承担责任。合议庭汇报案件时,故意隐瞒主要证据或者重要情节,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导致审判委员会作出错误决定的,由合议庭成员承担责任,审判委员会委员根据具体情况承担部分责任或者不承担责任。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导致审判委员会决定错误的,主持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04
审判辅助人员
对于审判辅助人员来讲,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独立于法官的书记官制度和“限权法官”,所以书记员等一系列相应的法庭工作人员目前也是作为一个审判辅助人员的角色,据此《意见1》中规定,审判辅助人员根据职责权限和分工承担与其职责相对应的责任。法官负有审核把关职责的,法官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05
领导干预
《意见1》中规定,法官受领导干部干预导致裁判错误的,且法官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应当排除干预而没有排除的,承担违法审判责任。
05 司法责任制的具体追责流程和方式
《意见1》中明确规定了司法责任追责机制的步骤,步骤如下:
1、需要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的,一般由院长、审判监督部门或者审判管理部门提出初步意见,由院长委托审判监督部门审查或者提请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经审查初步认定有关人员具有本意见所列违法审判责任追究情形的,人民法院监察部门应当启动违法审判责任追究程序
2、人民法院监察部门应当对法官是否存在违法审判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必要、合理的保护措施。在调查过程中,当事法官享有知情、辩解和举证的权利,监察部门应当对当事法官的意见、辩解和举证如实记录,并在调查报告中对是否采纳作出说明。
3、人民法院监察部门经调查后,认为应当追究法官违法审判责任的,应当报请院长决定,并报送省(区、市)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高级人民法院监察部门应当派员向法官惩戒委员会通报当事法官的违法审判事实及拟处理建议、依据,并就其违法审判行为和主观过错进行举证。当事法官有权进行陈述、举证、辩解、申请复议和申诉;法官惩戒委员会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无责、免责或者给予惩戒处分的建议。
4、最后,对应当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的相关责任人,根据其应负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1)应当给予停职、延期晋升、退出法官员额或者免职、责令辞职、辞退等处理的,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依法办理;
(2)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由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依法办理;
(3)涉嫌犯罪的,由纪检监察部门将违法线索移送有关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免除法官职务,必须按法定程序由人民代表大会罢免或者提请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
同时《意见2》中明确规定,
严格落实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对法官涉嫌违反审判职责行为要认真调查,法官惩戒委员会根据调查情况审查认定法官是否违反审判职责、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并提出审查意见,相关法院根据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意见作出惩戒决定。法官违反审判职责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法官违反审判职责以外的其他违纪违法行为,由有关部门调查,依照法律及有关规定处理;完善司法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各级人民法院应当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自觉接受纪律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不断提高公正裁判水平。各级人民法院内部应当充分发挥司法巡查、审务督察、廉政监察员等功能作用,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判管理部门与审判业务部门应当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内部监督合力。全面梳理办案流程、审限管理等关键节点,分析研判每个节点可能存在的办案风险,加强审判执行活动风险监控智能预警,促进司法廉政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完善法官员额退出机制。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针对审判绩效不达标、辞职、辞退、被开除、违纪违法、任职回避、调出、转任、退休、个人申请退出等不同情形,规范员额退出程序,明确退出员额但仍在法院工作人员的职级、待遇等问题。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法官对退出决定进行陈述、举证、申辩、申请复议的权利。员额法官因工作需要调整到法院非员额岗位,五年内重新回到基层或者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岗位的,经所在法院党组审议后,层报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入额;五年内重新回到高级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岗位的,分别经本院党组决定入额。
结语
两个《意见》虽然时间不同,但是都是在对我们已有的司法责任制的完善,“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是这个制度设立的初心,也是目的所在。而完善的司法责任制,才正是法官们独立判案、判案公正的最根本的制度保障。
㈣ 古代司法制度由刑到法的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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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里，以其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与世界其他法系相区别。中国古代创立的法官责任制度、御史监察制度、回避制度、死刑复议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都是古代司法中比较好的制度，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而且有的制度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纵观四千年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可以总结出以下一些基本特点。
（一）高度集权，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这是中国司法制度甚至时中国传统法制的最本质特征。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实行的是专制主义的统治，法律出自皇权，并且用以维护皇权统治。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从萌芽、发展、成熟到瓦解，历时几千年，皇权至上的思想原则对其影响是最为明显的。
历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以其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来实行个人独裁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既是最高的立法者，又是最高的审判官。从秦建立起封建专制的国家起，历朝历代，皇权至上既是国家政权的基本组织原则，也是从上到下，各阶层人普遍接受认同和信奉的观念。儒家学说以“三纲五常”作为最根本的伦常原则，其中“君为臣纲”是核心，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中，君权始终处于不可代替的中心位置。在立法方面，封建君主“口含天宪”，以自己的意志来立法，历代法律最终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司法审判领域，封建帝王掌握着臣民的命运，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从秦至清，皇帝一直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最高审级，掌握了一切大案要案的终审权。
从司法机关的设置上来看，中国古代司法机关经历了由简到繁，由粗到细，最终走向集权的历史演变过程。在司法制度上，我国古代司法机关从商周开始直到明清，逐步由单一制的司寇或廷尉变成三法司，三法司是分工配合、相互制约的机制，运行良好，但从宋至明清，三法司的权力逐步集中到刑部，最终被皇帝所控制；在审判上，司法机关成了御用工具，所有的重案、疑难案件都要由皇帝亲自裁决，只有皇帝行使的才是最终的审判权，皇帝还可以通过直诉、录囚等方式直接了解和干预司法工作。此外，其他案件的审理也要定期向皇帝汇报。皇帝处理案件，既可以遵守现行法律，也可以权宜行事，置法律于不顾。由于皇帝掌握最终的司法审判权，这样一个案件直到皇帝的审判才算终审，因此没有例如现代的“两审终审”制度，案件逐级审转复核，没有终审限制。秦以前，一般案件均可由郡县司法审判机构自行处理结案，到两汉实行疑狱上报制度，在后来逐步演变为逐级审转复核制度，至明清完全成熟。案件由县级开始立案审理，但审结
后需要存档并登记在“循环簿”上，等待上级机关检查，对于重大案件则要直接上报，所以只有皇帝作为最高审判官，掌握最终司法审判权。因此中国古代司法的公正清廉与否并不决定于司法制度本身的优劣，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帝王的英明与昏聩，司法秩序往往因人为因素而破坏，最终导致司法黑暗，这是高度集权的必然结果。
（二）司法与行政混淆
司法行政合一，是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又一显著特征。这一特征表现为：在中央机构中，皇帝不仅常常以自己的意志断案，破坏既定的“常法”，更是通过建立让许多行政、军事甚至内廷机构参与审判的体制，以制约审判机构可能出现的独立倾向，并使之完全听命于己。因此可以说，在集权制专制国家出现行政司法不分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我国历代司法机关都是从属于行政部门的一个分支机构，是朝廷的职能部门之一，而不具有独立性。从地方到中央，司法都是从属于行政的。在中央，秦汉的廷尉是中央政府的九卿之一，刑部在唐宋明清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六部之一，但这些司法机关都要绝对服从皇帝的命令，一般都要受制于丞相、内阁等中央行政中枢。而在地方上，司法更是处于行政的从属地位，商周时，地方司法权由诸侯掌握，秦以后由郡守、县令等各级地方行政机关掌握。虽然地方政府中也设有决曹（汉朝）、司法参事军（唐朝）等专职的司法官吏，但在审级上，下级要服从上级所形成的行政隶属关系，司法权始终没有独立。
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央机构设置中，为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存在着行政与司法的分工的话，在地方各级，皇权一统就直接表现为司法行政合一。地方长官就是同级司法审判官,司法断案也就是地方长官的主要职责之一，不用在行政管理机构外另设司法机构去专门履行司法职能。如果协助断案有了差错，长官须自负其责。
应当说，这种地方官亲任司法审判职责的现象或者说司法行政合一的现象是不无原因的。一方面，这是司法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在古代，社会管理各领域分工不是很明显时，两者合一反而能提高管理效率，有效满足社会需求。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中司法行政合一的特别之处并非是这种合一的形式本身，而主要在于这种形式的长期延续。这就涉及到另一方面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即上面所提到的专制皇权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地方官吏只是皇帝在各地的代理人，或者说是以“君市爵禄，臣卖智力”为基础的皇权在各地的管理者，因此，他的存在以及以何种方式存在都只是取决于专制皇权在地方的需求。而前文已经分析过，专制皇权的最本质特征是对权力的垄断性，他不愿意也绝不可能许可地方各级出现行政司法相分离的二元结构，因为这实际上会妨碍自己意志的有效贯彻。于是，地方长官统领行政与司法就成了最顺理成章的体制，而刑名钱谷也就成为地方长官最重要的管理职任。
行政与司法审判的混同，导致了一些不良后果。比如，以行政办法处理司法事务。因为，既然处理司法事务只是各级官吏管理职能的一种，或者说与行政职能混同，那么，二者之间就会常常混淆，不易也不必去区分，这就导致地方官员会倾向于以行政管理的办法来处理司法事务。其不良后果就是导致职权主义、武断主义、轻视司法程序等等。再就是降低了司法官的专业素质。地方长官兼理司法事务，地方长官的法律素养决定了其司法案件的质量。由于中国古代的地方官吏多采取荐举与科举选拔再经由皇帝任命的方式，而入选为官的重要标准多不包括法律素质，因此各级地方官法律素养普遍不高。中国在长达 2000 多年的以自
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期，不可能存在法治的土壤，因而也不可能存在司法独立的价值奢望，司法只是行政活动中的一环。
（三）民刑部分
中国古代虽然自周代就有了民事和刑事的简单区分，却始终未能形成现代司法制度意义上的民事、刑事的定义。所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法”，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在立法上都没有民法、刑法、诉讼法的区分，而是诸法合体，以刑为主，民刑掺和，实体法和程序法相混合。表现在司法制度上就形成了民刑不分、重刑轻民。
造成这种民刑不分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自然经济始终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对薄弱。由于民事法律关系是商品经济生活的一般要求在法律上的表现，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了民法的发展状况。在中国古代，落后保守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束缚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
其次，封建专制制度的严酷统治，始终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从秦朝到清代的两千年间，专制制度不断强化，排除了任何商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立法的可能性。在专制制度下，维护皇权与巩固国家是一致的，这是立法者的主要着眼点。至于私人之间的利益，则被视为“细故”，是无足轻重的。为了保护矗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专制体制，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大力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明清以来，推行禁海政策，严重地摧残了海外贸易和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也转而经营土地作为其更可靠的财力来源。
第三，人身依附关系长期存在。不能广泛提供法律上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私人的平等”，而“私人的平等”恰恰是发展民事法律的重要条件。
第四，家法、族规对族内民事法律关系起着实际的调节作用。这些所谓的家法、族规实质上都是家族内部的习惯法，对于家族内的财产、继承、婚姻等民事法律关系起着实际的调整作用，与国法相通，是国法的补充。
因为民刑就无从区分，因此更无从谈起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划分，基本是一套刑事诉讼程序。我国古代很多婚姻财产问题都是靠刑事手段来解决的。如唐律规定，负债违契不偿的，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悔婚的，都要处刑。因此，古代的户婚案件有相当一部分是刑事案件。中国古代诉讼法没有专门的法典，但在唐律、明清律中都有诉讼方面的规定，如唐律中的斗讼，明清律中的诉讼、捕亡等等。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是为了维护特权统治阶级利益的，以刑代民也体现了其镇压民众、巩固统治的目的。
（四）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
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家族统治，是中国古代国家赖以存在和巩固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
秦始皇以法治国，西汉初期大体上是“霸王道杂之”。到汉武帝时期，由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孔孟之学为渊源的儒家学说跃居社会的统治地位，成了近两千年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并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
从汉代开始，随着儒家思想的确立和汉儒倡行说经解律，大开引礼入法的途径，到唐代礼法结合达到了高峰。《唐律疏议》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二者不可偏废，如“昏晓阳秋”往复无穷。礼刑结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礼所调整的宗法伦理方面的行为规范，构成了封建法律
的基本内容。第二，凡属于调处一类的民事和轻微刑事案件，礼起着法的实际调整作用。第三，对于某些案件的判决，“于礼以为出入”，亲疏、尊卑，同罪异罚。第四，区分血缘亲疏的“五服”之制，成为断罪量刑的重要依据。“五服”之制，始于汉代，到元明清时期，把丧服图列于刑律之首，不仅对刑事裁判具有重要意义，对民事纠纷的解决也同样至关重要。丧服图列于刑律之首，是引礼入法的又一具体表现。
儒家思想对封建司法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儒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学说所宣扬的君权、父权、夫权的不可侵犯性，违者致以严刑；第二，贯穿“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精神。以德刑作为维护统治的手段在中国由来已久，经过汉代儒学家的充分论证，德刑的作用、适用的范围、相互的关系更为明确。汉代以后，统治者大都以“德主刑辅”、“明刑弼教”为指导立法与司法的既定政策；第三，通过春秋决狱和以礼实际调整民事诉讼，使儒家经典法典化；第四，确认秋冬行刑，使儒家“则天行刑”的思想制度化。从“引经决狱”，实行秋冬行刑，到“十恶大罪”和“八议”的规定等，许多法律内容都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因此，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礼”也被与之相结合，“刑礼相须”、“出礼入刑”的精神贯穿其中。亲属之间以晚辈告长辈或妻妾告夫的，要处以重刑甚至是死刑，但反之则无罪或量刑很轻，这既体现了儒家重“礼”的思想，反映出我国古代妇女地位的卑微，同时更体现了我国司法制度和礼教有着无法分割的联 系。
（五）刑讯逼供，罪从供定
刑讯逼供是中世纪中外各国在处理刑事诉讼案件中普遍采用的极其野蛮的制度，在中国更是历代统治者实现其司法主张的审讯方式。
在中国古代一般是以口供来作为判案的依据的，没有口供就不能定案，“罪从供定”指的是依据口供来最终判定是否有罪、有何罪。所以获取口供便成为审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而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刑讯所用器具则是花样百出，举不胜举，当事人往往因为不堪忍受皮肉之苦，屈打成招而含冤受屈。
中国大约从西周开始，就实行了拷讯，以掠笞为主。在秦汉两朝，刑讯虽然不见于法律，但据云梦秦简的记载表明，拷讯在秦朝已经成为法律制度，被普遍实行，实际上已经合法化。汉景帝时规定了刑具的规格。南北朝时开始把刑讯写在法律上，例如，梁朝首创了测罚（断绝饮食），陈朝则规定了立测（把人犯置于土围子中，施以鞭挞等），北魏规定限打五十杖，北齐的刑讯花样更多，更残酷，为历代所承袭和发展，拷问无节度，日益残酷，无所不用其极。唐代时，刑讯得以制度化，《唐律》中对拷讯对象、条件、工具、受刑部位、程序和如何实施都做了具体规定。在合法拷讯之外，还有种种非法拷讯的手段。刑讯为历朝历代所沿袭与发展，逐渐合法化，成为判案中可以合理使用的一项审判制度，正因如此，刑讯逼供的手段才极尽残忍。
古代的刑讯制度是和偏重口供、罪从供定的证据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古代诉讼虽然也收集使用物证人证，并比较重视勘验现场，但更重视口供，以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根据。在通常情况下，没有认罪的口供是不能定案的，这种对口供的重视就必然导致了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由于我国古代重口供轻证据的审判特点而产生的一个扭曲的审判制度，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而采取的极其残酷的手段。
结 语
在几千年的中国法制史进程中，司法制度也经历了一个由简而繁，由粗到细，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发展演变过程中，各代司法制度之间既有继承延续的一面，又有变革创新的一面，这种继承、变革与创新的关系反映了中国法制的文明进程。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司法制度是国家机器得以完善运行的重要保证，司法制度的建设也是关乎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古代的司法经验和教训，时刻提醒着我们加强司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㈤ 提出立法司法行政考试和监察五权分立思想的是
提出立法、司法、行政、考试和监察五权分立思想的是孙中山，他建立了五院分立制度。
孙中山参照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结合中国封建时代的考试制度和御史监察制度，在演说中提出革命成功后的中华民国宪法将实行行政、立法、裁判、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制度。
(5)由裁判到立法扩展阅读：
五权分立的思想是为了防止个人独裁，确保政府行使治权时的分权和制衡。在三权分立之中，考试权是附在行政上的，弹劾权是附在立法上的，孙中山在此基础上借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考试、监察二权的科举取士制度，将这二者独立出来，赋予其与其他三权平等的地位。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以及后来实行的五院制都是为了权力制衡，体现了共和理念，但是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五院制政府成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斗争的场所，也成了蒋介石个人独裁的牺牲品，五院制与孙中山的初衷背道而驰，相去甚远。
㈥ 种子案回顾：原被告成观众，省人大称法院违法，法官称是依法裁判
河南洛阳种子案：法律交锋与权力边界
1998年以来，李慧娟法官因其对法规的独特解读，成为了《条例》与《种子法》冲突点上的关键人物。在2019年的妇女节访谈中，她因16年前的判决面临审视。李慧娟明确指出，相关冲突条款无效，这一判决导致河南省人大要求纠正“违法裁判”，司法责任与立法审查的界限被拉近。
案件的核心围绕一宗赔偿争议，被告因违约被原告索赔市场价，但被告主张政府指导价。李慧娟法官依据《种子法》判决，判定被告赔偿近60万，这一决定引发争议升级。河南省人大常委会质疑洛阳中院对地方法规的审查权限，要求当地人大纠正并对李慧娟法官的判决提出质疑。
后续，洛阳中院对部分法官职务作出调整，案件影响不断扩大，法律适用与司法审查权的讨论愈发激烈。此案不仅挑战了法院的职责，还引发了对全国人大监督与法院独立审判权的深入探究。律师请求全国人大审查条例，引发了法律适用的深层次争论。
- 人大与法院：监督与独立的微妙平衡
- 判审分离：种子案的司法改革试金石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于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审查权并非其法定职责。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是这一权力的行使者。2013年的主审法官责任制改革旨在增强法官独立性，而2014年的行政诉讼法赋予法院审查规范性文件的新权限。1998年河南沁阳法院的判例，正是法治国家建设中权力制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此案的每一步都揭示了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性，它在法律适用、权力划分以及司法独立的讨论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期待着未来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清晰界定。
㈦ 为什么说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一说法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司法裁判的终局性
司法裁判具有终局性，意味着在诉讼程序中，司法机关作出的裁判是最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一旦司法机关作出裁判，其他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再行处理，必须予以尊重和执行。这种终局性确保了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使得司法成为解决社会纠纷、维护公平正义的最终手段。
二、司法程序的公正性
司法程序的设计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确保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和地位。司法机关在裁判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程序，确保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和合法性。这种程序公正性不仅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增强了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和可接受性。
三、司法裁判的强制性
司法裁判具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确保裁判结果的执行。一旦司法机关作出裁判，当事人必须履行裁判所确定的义务，否则将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制裁。这种强制性使得司法裁判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有力武器，能够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保护合法权益。
四、司法在法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在法治体系中，司法是连接立法与执法的桥梁和纽带。司法机关通过裁判活动，将立法所确立的法律规范转化为具体的法律事实，并通过执行程序将裁判结果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秩序。同时，司法机关还通过司法审查等机制，对立法和执法活动进行监督，确保整个法治体系的协调统一和良性运行。因此，司法在法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其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公正司法之所以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因为其具备终局性、程序公正性、裁判强制性和在法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等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