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法治建设的影响

⑴ 如何调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结合

中国法文化源远流长，从来没有中断过，这是世界文明古国所少有的。中国古代法文化无论理论的、制度的、行为的，都有跨越时空的合理性因素。中国古代的法文化以人本主义为基点，“德育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是非常注重法、理、情三者一致的。由于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和生命，所以在法制上就提出“以法为教，民刑必教”的观点，以“教化”为先减少犯罪，这是中国古代法文化很优秀的精神。

比如，古代的死刑决定权很早就收归中央，这样的规定从汉以后一直贯穿下来。类似的制度在法典里也有明确规定，这在世界法制史上是很少有的，是重视人，以人为本在法律上的体现。为此，他援引《慎子》、《韩非子》、《商君书》中一些以法度治理国家的观点，认为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法家的思想还有待发掘，其中与现在的法治建设有联系的一些思想很有价值。

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则提出，既要复兴我们传统文化的积极部分，更要防止“中国法文化、或者中国整个文化传统里的封建专制传统”的复辟。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刑事诉讼法学专家陈光中认为，面对传统文化，思想不要片面化，中国的封建法制文化，从主流来看就是封建专制文化、皇权至上的文化。孟子的民本思想非常鲜明，但是并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却是我们现在要发扬光大的;主流的专制主义甚至是残酷文化，也是不可取的。不能把过去的包袱与糟粕当成好东西。这种东西肃清起来很难，比如刑讯逼供。我们在研究与继承古代文化传统的时候不能不注意这个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者秦晖在发言中说，在中国，不管是主张孔孟的仁义道德，还是主张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以“秦制”为代表的专制集权。

在今天，不想使中国走出秦制，就不是真正的儒家，不想使中国走出秦制，也不是真正的法治。“五四”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不是“反传统”是过分还是不足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确应该反传统，但我们应该区分反对哪一部分，保留哪一部分。

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认为，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但它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中国的人伦社会不是在对自由平等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从孔子起就提倡一种“无讼”的思想。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中国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是一个礼俗社会，一个熟人社会，不需要诉讼。这种文化体现了我们传统的对法的看法，平民对法的看法，官员、统治者对法的看法。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提出了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两个观点。

第一，不要将文化都推给古人，这样就把我们自己的文化权利和责任也都推给古人了，要立足于现实的中国理论与实践，着眼于整个民族。

第二，很多个人的表现，如果能被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整体上接受或执行，就不应该将其简单归结于个人。在回顾历史的时候，重要的是从文化这个角度来反思大家曾经共同认可、共同接受的那些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辨认我们现实的主体的权利和责任。

中西方文化传统中，理念差异有多大

谈到文化与“法治”，西方文化的冲击及中西文化的比较是无法回避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楼宇烈从宗教文化角度，阐释了中西法治文化的差别:在西方，人和神分属两个世界，当过渡到法治社会的时候，法的神圣性就顺理成章。中国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强调以人为本，靠人的自觉较多，对法的遵守也是主要建立在对法的道德认同以及道德的自觉自律基础之上的。

外在约束一定是建立在内在约束之上，现在把内在道德约束放弃了，只靠外在约束是不可行的。“慎独”、“克己复礼”就是中国以前所依靠的底线。我们现在法治建设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就与我们对法没有一种神圣性的、绝对性的情感或者理性的认识有关。

陈光中以最近发生的两个法律事件为引，展开了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讨论。美国在校园枪击案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其联邦法院反而通过了更加放开个人持有枪支权利的决定。与之鲜明对比的，我国对枪支、弹药的管理从未松懈过，近期更是成果辉煌。这反映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把个人的自由权利凌驾于社会安全之上，而我们是强调安全第一、集体人权第一，这反映出两国主导价值观是有差异的，但都有合理性。所以对于“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不能片面强调一方，而应相互结合。

秦晖认为，中华法本身有些好的东西，应该发挥。反过来讲，在西方，不管是衡平法还是罗马法也都有它的中世纪时代，也很难说那个时代实行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法治，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拜占庭帝国:《拜占庭政治史》提出了“““1“by1““”的说法，强调皇帝用罗马法来治理，尽管当时的罗马法非常发达，但它绝不是现代法治的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苏亦工认为，学习西方，也要认识和鉴别西方，注意不要盲目地接受它极端化的思想。对于西方的思想，如果我们吸收来的是其中很极端化的东西，在新的环境下没有了克制、没有了天敌，就可能无限蔓延，引发灾难。

如何看待当下中国法治建设中的问题

如何化解当前我国法治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与会学者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到了法治与道德的关系上。

郭道晖提出“为政以德”应该作为“依法治国”的补充。他认为“德治”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能处于辅助的地位。先秦时期孔孟所讲的“以德治国”，是要统治者为政以德，实行仁政，并非针对老百姓而言。其实，要真正构建和谐社会，执政者也要为政以德。司法是社会规范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不讲良心，司法也不能实现公正。

《检察日报》副总编辑王松苗阐述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他认为:第一，“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是不矛盾的，依法治国讲的是依法治权，以德治国讲的是以德治事。法治不是万能的，很多事情靠道德教化反而更有效果。“依法治权”与“以德化人”应该也完全可以统一。

第二，“以德治国”是有中华传统的法律文化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中庸，强调宽恕，强调“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与现代“调解”一脉相承，有利于息事宁人，和谐关系。

第三，“以德治国”与当代法治生活需要是合拍的，能够满足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需要。有时候非黑即白的判决非但不能缓和矛盾，而且加剧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我个人认为，法律在和谐社会里面只能起到安定社会的作用，但是要实现诚信友爱，法律是做不到的，只能靠道德。法律永远无法浓化人的感情。

第四，我们要对法治充满信心，让法治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安排。同时也要让德治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使两者和谐统一，共同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高浣月教授认为前人创造的文化遗产中，有一些可以继承甚至照搬、照用的，还有一些是绝对不能照搬照用的，而是应该从精神的层面和价值的层面去借鉴。对调解制度要有一个辩证的态度。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行政法学专家应松年从当年公务员法的起草，联想到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他指出，中国古代有行政方面的规范、制度，没有现代的行政法制度。

所以，他在赞成文化对法治有巨大影响的同时，认为现代法治不能建立在某种文化基础之上，而应建立在某种经济基础之上。

当今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专制道路当然不能沿用，必然要走法治这条路，也就是说必须有一套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之道。

吸取传统营养，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法治的建立要求法治观念的率先确立来作为其思想基础。对法治文化观念的理解和诠释成为与会学者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衣俊卿认为，任何法制体系、制度背后都有文化的影响，没有发现到是因为还未自觉，所以要“跳出来”看，要找深层的文化模式对中国法治确立所产生的影响。现代的法治应该是在一种理性文化基础上建立的，但我国的传统文化不是理性文化，而是经验文化。从“辛普森案”可以看出美国当时对程序的尊重已经到了何种程度，从“赵作海案”可以看出我们对法律还是不够“敬畏”。

衣俊卿说，现在要做的工作不仅仅是拿几个观念来指导法治，而是要让法治成为一种自觉。对法的“敬畏”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参与，法治不仅仅是公、检、法机关的事情，它是一个法治国家从行政到公、检、法再到民众等所有社会层面对法律的态度，这也是对我们法治现状的诊断和治疗。

李德顺总结说，法治文化其实就是表达了一种理想，即让法治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司法部门的具体任务和特殊权力，法律应该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权利和责任。立足于中华文化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和改造，探索出应有的和合理的东西，将其按照法治的精神制度化、体系化、程序化。这样壮大的是我们自己，也让我们能理直气壮地面对世界。

⑵ 法制文化建设对依法治国有什么好处

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精神要素和文化土壤，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支柱。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贯彻落实这一重大部署，必须高度重视和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充分发挥法治文化对依法治国的促进作用。
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精神支撑作用，营造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良好氛围。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在我国法治实践中长期积淀形成的，对法治建设起着无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征程已经开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弘扬法治精神，需要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营造良好氛围。一是树立法律信仰。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们对法律越是尊重与信仰，法治意识与法治氛围就越浓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应以此为契机，加强法治文化教育，引导人们逐步形成对法律的信仰。二是坚定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信心。引导公民树立崇尚法治的信念，培育和发展法治文化，促进全社会尊法、护法、守法、用法，使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信念和追求目标。
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价值塑造作用，形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良好风尚。法治文化由法治价值内化而来，具有潜移默化的教化和调控功能，能够凝聚全社会的思想共识与行为共识。只有法治成为人们自觉践行的核心价值观，全社会才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风尚。法治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发挥法治文化的价值塑造作用尤其重要。一是继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法治精神。重视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丰富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思想，是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二是借鉴国外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我们既要认真学习西方国家法治经验，又绝不照抄照搬。应根据我国社会实际借鉴国外法治经验和法律条文，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动力保障作用，开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良好局面。法治文化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力，是推动我国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法治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系统工程，必须强化领导、完善机制，多措并举、持之以恒。一是充分发挥党对法治文化建设的领导作用。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最根本保证。二是充分发挥法治文化建设运行机制的作用。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法治文化建设工作机制与规范体系，将法治文化建设上升到制度高度，为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战略部署提供重要保证。三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作为法治文化建设主体的作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大力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使全社会真正理解现代法治精神，自觉弘扬法治文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发挥应有作用。

⑶ 中国传统法家思想与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关系

认真说起来没有任何的关系。
第一，理论基础不同。
现在的中国的法学是以西方法学理论为基内础。
而中国容的传统法家思想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法家学说。可以说是自成体系。
第二，推行的方式和来源不同。
传统法家思想和法学是依靠君主手中的权力推行，维护上层封建贵族阶级的利益。强调加强君集权。
现代的法治是依靠绝大多数民众的意愿，以宪法为最高原则基本法制定的法律条文，维护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为目的。
第三，内容不同。
传统法家思想学说的内容非常复杂。它包括了权术，政治，军事，还有各种传统文化理念。并不是纯粹的法律条文。
现在的法治主要目的是体现民主政治的法学理论思想。（至少名义上是这样）
两者的关系仅仅只能说是，借鉴过去，推陈出新而已

⑷ 中国古代法治传统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哪些积极和消极影响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家的法治思想非常引人注目，法家的思想家们认为法具有普适性，应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公开宣扬宗法等级制度的儒家，从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也历来重视圣君贤人的典范作用，强调君臣守法的重要性。

司法不独立，不公正的现象普遍存在：由于受到传统法律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法院机构设置，法官制度，司法运行过程都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的色彩，行使司法权时往往受到行政权强有力的干涉。而且公开，透明是现代司法体制的基本要求，而当前的司法体制离此还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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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注意事项：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实行计划经济转变为实行市场经济，从实行闭关锁国转变为实行对外开放，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规律，系统地反映符合中国国情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方向的观念、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

⑸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律运行的影响；论全球化趋势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法治与人治的矛盾
人治的思想太根深蒂固了
还有，老百姓对于“打官司”的恐惧，不利于法专律的普及属。
伦理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家庭伦理道德,自古就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近代以降,我国法制改革吸收引进了西方的一些法律原则及法律制度。但这不能否认传统伦理道德在中国近现代法律制度中的传承.其对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影响.从历代先哲中的法律思想中便可略窥一二。
论全球化趋势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这里有一篇论文，自己看吧
http://www.ilib.cn/Abstract.aspx?A=shszxb200202009

⑹ 中国传统文化与法治之间有什么关系

传统文化里人治的成分多,实行的是宗法制度.与法治的精神是不相符.我们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⑺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是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礼”，即“仁者爱人”和“克
己复礼”，仁礼之道具体派生出家族主义，而家族又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秩序。

1、“仁”对我国古代法制的作用

孔子的“仁”，贯彻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恕”字。

我国古代历代王君也正是意识到了仁义和宽恕的贡献，才使得当时的法制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针对商纣王乱刑无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转变为“明德慎罚”以达到保护臣民的目的。

历史的见证无不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仁义道德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巨大贡献，这里的仁德思想与我们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所贯彻的以人为本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才能更好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礼”对我国古代法制的作用

“礼”亦是孔子的儒家学说中极为重要的思想。

义在其中，义体现为礼，礼是人内心的义的具体实现形式。一方面，礼是统治者根据人民面临的实际生活状况也就是“中”的原则制定出来的，因此，礼就是“中”的哲学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礼，尤其是周礼，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在中国法律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法”的内涵不断丰富 ，而且许多“礼”的内容也逐渐融入其中。西周时期， 周公制礼， 吕侯制刑， 礼与刑成为当时两大部门法。礼是调整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各方面的综合大法， 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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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1、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2、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

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3、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4、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

⑻ 韩非子法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韩非子明确提出：“息文学而明法度，……此公利也。”（《八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问耕》）他对儒家所谓的“德治”、“仁政”的批判与排斥尤为不遗余力：“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说疑》）“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从法令，有二心私学，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行，以散其党；又从而尊显之，用事者过矣。”（《诡使》）“夫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贰功，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八说》）他还振振有词地说：“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说疑》）“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五蠹》）

此类主张后来被其同窗秦相李斯的重申而由秦始皇实践了，故有了“焚书坑儒”之壮举。对此，郭沫若先生评曰：“秦始皇的作风，除掉迷信方士、妄图长生之外，没有一样不是按照韩非的法术行事的，焚书坑儒的两项德政正好是一对铁证。焚书本出于李斯的拟议，其议辞和令文，不仅精神是采自韩非，连字句都有好些是雷同的。”（见《十批判书》P.406）然而，事与愿违，物极必反；后来的读书人却成了犯上作乱的生力军；故后人有诗云：“灰坑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韩非的文化控制论还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因此，吾人可言，秦帝国尚处在中国君主专制集权之社会形态未能彻底完成的转型期中，列国贵族余绪依然存在。文化控制的最终完成且有待于来者矣。

⑼ 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有利于现代法治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了现代法治的理论，依他们的说法，“释法术而任版心治，尧不能治一国权”②，“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二家。”⑨这些观点明确反对了儒家的“人治、德治说”。法家讲究法的明确性与客观性，法术是不能被心术白由裁量的。人与人是不同的，即使都是明君贤臣对待不同的事物也有不同的判断力，当受这种判断影响的人对这种判断怀着一种侥幸或者期待可能性，他将不会再接受明确的法的约束。虽然法家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但是法家的法律却是一种以君权为背景的政治主张，“生法者，君也”，如果把法源为君调整为法源为民主契约，则结合了西方的法治思想与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

⑽ 中国古代宗法家族主义传统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影响

法治不只是一种制度化模式或社会组织模式 ,更是一种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现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必然趋势 ,更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觉的理性追求。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表现为法律至上、限制权力、保障自由和关注效益、民主、秩序、平等。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伦理对法治社会建设的影响深远。宗法伦理观念并未因其是历史上的东西而自然消逝 ,而是不断地获得延续和传承 ,几经沉淀已深深地溶入国人的血液之中。它的等级精神、人治色彩、群体为重、义务为本、和为贵、无讼的价值取向大大消解了现代法治的精神。
中国古代是农业自然经济的一统天下，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而不是交换，家庭是生产的基本单位，各家使用国家的土地向国家纳税服役。这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带给人们社会关系的最大特征就是依附性，个人依附家庭、家庭依附国家。为了维护这种依附关系，必然要求群体意识高于个人意识，社会义务重于个人权利，社会本位、义务本位因而成为法律的主要价值取向。"重刑轻民"因而成为中国法律的一大特征。"法律由于主要体现为国家的镇压工具，是异已的力量，人们由此畏惧法律、害怕诉讼，用法律解决纠纷不可能成为人们的选择目标"，法律的调节功能也就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法律仅成为国家专制的工具，而没有成为人们捍卫自身权利的武器。与中国封闭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是宗法等级的社会关系。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结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所谓"国之本在家"、"家齐而后国治"，一方面从国家法律高度维护这种宗法伦理关系，一方面承认家族法规的合法性，而且还赋予家长对家属的司法惩罚权力，以弥补国家法律不足。国家对家族法规的高度认可，形成了中国法律浓厚的伦理色彩，法律和道德合一，法律附属于道德。这种血缘等级与阶级关系一道形成了整个社会重身份、讲名气、论地位的风气，立法上也就遵循法有等差的原则，同罪异罚、法律面前不平等被视为天经地义。在等级的网络中，自然难以产生平等意识、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建立在宗法等级结构之上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是一切法权的渊源，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以言代法"、"以言废法"，个人的作用大于法律，人治社会由此产生。在古代中国，司法历来不能独立，中央是司法隶属行政，地方是行政司法合一。行政统管一切，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人存政举，人亡政意，权大于法的观念已固化在人们的行为模型中，至今难以消除。意识形态领域中儒家思想是古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儒家思 想强调和谐与稳定，并通过以"礼"为核心的道德准则来加以维护。它强调身份、义务、群体和修心，否定个人、权利、自由和利益。儒家思 想通过统治者的强化，普遍支配着人们的法律意识，如"为政在人"的 "人治"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德主刑辅思想，"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的执法原情观等。这些思想经过千百年的灌输，深入到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日常行为之中，要彻底变更决非易事。

根源于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在立法、司法等方面无不打上宗法制度的烙印,形成了轻法律、重人情为特色的伦理型法律文化。具体表现在：
一、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礼作为中国古代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
在宗法制社会里,国是家的扩大和延伸,治国等于理家,家族的和睦稳定意味着国家的稳定。对于家族的治理,仅用冷冰冰的法律显然缺乏人情味,不利于家族内部关系的稳定,所以夏、商、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采取了与宗法制度相适应的温情脉脉的统治方式,即以礼作为规范人们言行的标准和依据,用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使尊卑、贵贱、亲疏、长幼有了各自的行为规范。
二、以身份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和依据
(一)亲属间相犯是否构成犯罪以及罪行的轻重以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作为依据———服制入律
(二)以与犯罪者之间有无血缘关系作为是否享有诉讼权的依据———亲属相隐
(三)以与特权者血缘关系的远近作为能否享有司法特权的依据———议、请、减、赎
(四)以嫡、庶之别作为是否享有继承特权的依据———严格区分嫡、庶
(五)严格维护家长的特权———教令权、主婚权、财产权
三、家法是国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法族规是宗族组织以国家法律、民间习惯及纲常礼教为原型而形成的,用来调整宗族内部关系并在宗族内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家法与国法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规范认可和支持家族法规
(二)家法族规是国法的重要补充形式

在宗法意识统治的熟人社会里，人们交往只需凭关系，不需要什么事先约定的规则。血缘关系的远近就是行为依据，亲、义、别、序、信就是行为准则，人情、风俗、习惯、道德、伦理、行政命令等，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法律不易被接受甚至被排斥。在这种宗法伦理的影响下，社会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社会成员现代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普遍缺乏，对很多人而言，只知有官，不知有法，在他们的意识里，所谓“法”多指“杀人偿命”等还能寻到一些同态复仇影子的刑事法律；第二、人们发生了纠纷多不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找熟人通融或找有威望的人说和，是常见的处理形式；第三、讲关系、重人情、裙带之风盛行，一个案件即使处理得再公正，在当事人和部分公众心目中也要打上几分折扣，输官司的一方无论是否该输，都要无奈地感慨“人家上边有人”，对法律的不信任感天然而成；第四、人情、面子困扰司法人员，执法者的执法权经常成为执法者为亲友解难的工具，因此，“案子一进门，双方都找人”，“打官司无非打关系”并非虚言；第五、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认为行政力量可以解决一切，视权大于法；而老百姓受几千年封建社会行政、司法合一的体制影响，认为司法机关就是衙门，司法人员就是官老爷，所以避之不及，哪能想到去寻求司法救济。
再次，国家本位是以国家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法理念，它的核心判断是法律是国家的附属物，法源于国家，法是实现国家职能的手段，任何规范只要打上国家的印记，就是法律。“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统治阶级意识的表现”，法离不开国家是因为国家是造法之母；国家离不开法律是因为法律是实现统治阶级政策、执行国家职能的工具，在这种传统文化上形成的法律文化的总体精神就是在社会生活中重义轻利，讲身份等级，忽视人的正当利益和需要，轻视人的权利，漠视人的尊严和人格。“中国传统‘集体本位’，简言之，就是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一般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从确认个人权利义务出发，来维护社会秩序。

家与国同一结构是宗法社会最鲜明的结构特征，这种宗法制结构的明显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被长期保留下来。家庭或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说不论国家或家族、家庭，他们的组织系统和权力结构都是严格的父权家长制。家国同构的共同性具体表现为“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在家庭或家族内，父亲地位尊，权力最大；在国内，君主的地位至尊，权力至大。所以，家长在家庭中就像君主一样，即“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而君主就是全国指名的严父，各级行政长官也被百姓视为父母，所谓“夫君者，民众父母也”。对此，马克思说：“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各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所以，家国同构可以看作父亲为一家之君，君为国父，君与父互为表里，国与家是彼此沟通的。因此，中国古语有“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的说法。这种结构表明宗法关系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它掩盖了阶级关系、等级关系，家国同构直接导致了家庭或家庭成员和国家子民品质的统一，这就是忠、孝同义，也即“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之说。忠的内容和孝一样都是对权力的绝对顺从，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他们所顺从的对象不一样。中国古代《孝经》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忠和孝成为中国的道德本位和伦理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