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法治化
㈠ 中西传统法律文化比对分析
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差异如下：
法律心理：
-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和解与和谐，倾向于通过调解等方式解决纠纷，注重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
- 西方法律文化：重视对抗与权利保护，倾向于通过诉讼等正式法律程序来维护个人权利，注重法律程序的公正性。
法律意识：
-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权利观念上较为淡化，更注重义务与责任；在诉讼态度上较为保守，倾向于避免诉讼，以和为贵。
- 西方法律文化：强调个人权利的保护，注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诉讼态度上更加积极，认为诉讼是维护个人权利的重要途径。
法律思想体系：
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比对分析的意义：
-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法律体系与法律实践，促进法律观念的转换与法律制度的优化。
- 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中西法律文化的相互理解与融合，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尊重，共同推动全球法治文明的进步。
㈡ 中西法治传统及其现代影响如何
中西法律存在着众多的差异,法律价值观上的差异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由于价值观的形成与社会人文背景的联系非常紧密，本文就是从这一方面入手，力图考察其深层次的差异。同时，侧重于对中国的分析，重点剖析其传统的法律价值观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并针对中国现在的法制与传统的价值的冲突的现象中探求一点解决的思路。
法律是社会的产物，与社会现象是分不开的。因此，研究法律决不能将法律看成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忽略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法律必须放到社会中去”。⑴同样，比较中西法律差异也不能仅仅从中西法律的条文上的理解去比较，而应当联系其根植的社会土壤进行对照。
㈢ 从文化的角度谈谈中西方法律的差异
西方法律文化是指在古希腊古罗马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洲，北美及受其影响的地区的法律文化。就其中西方法律文化而言，二者在人治与法治、义务与权利、对法律的态度等方面存在差异。我将从以下几点来阐述造成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的原因
一、中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是作为上层建筑的范畴而存在的，因而法律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和适应物，是随经济的需要产生并发展的。
（一）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以家庭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的，由此决定了人们的活动主要囿于家族、地域、亲缘的有限空间内，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成为人们之间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伦理关系成为人们社会关系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调节封建家庭和婚姻关系的最高准则，也就是最重要的伦理规范即父为子纲，妻为夫纲。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国家正式以宗法血缘家庭为基础形成的宗法制国家。国事家的放大和直接延伸，是血缘关系的政治化，君为臣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领域的最高准则。这是调节家庭和婚姻关系的最高准则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扩大和延伸。在调节社会关系上，不论是家庭之间还是国家调整上，他们会更亲近于伦理社会规范而对法律没有亲近感。人没有任何独立和自由，社会所需要的只是服从和听命。这种伦理依附性的文化精神是中国人治的根源。同时，这种依附关系，这种服从和听命也包含着其实强调的就是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人没有独立性也就谈不上权利。
（二）西方有悠久的商品经济历史，商品经济是与分工和交换相联系的
分工就意味着利益的分化和不同经济利益主体的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满足各自需要必须与其他经济主体经济主体进行交换，这同时也意味着不同经济利益主体之间可能出现利益冲突，因而为了使交换顺利进行必须制定共同遵守的法律规则来强制进行利益的再分配以保障社会主体的权利。从另一方面来看，商品经济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对人的束缚人具有了独立性。每个人都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并不容许他人的干涉。在市场经济中没人人都想发挥个人的主体作用以满足个人利益。这就需要通过法律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各种需求，以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保障利益交换的进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更倾向需通过法律来保障自己的权利。
二、中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
（一）从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来看始终的是一种宏大的整体观
中国传统哲学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强调整体观。“天下万物于有，有生于无”，这里的有和无都是在强调整体，老子认为宇宙就是一个整体，即道。整体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种整体观就要求人们在观察事物时通过直觉、感性去认识把握整体，而无法通过逻辑把握。因而基于这种思维方式，中国需要的不是有棱有角的法律，而是具有整体概括性、感性的习俗、习惯、道德等。他们更多的关注个人的内心，关注人的内心感受，个人的内心情感体验，通过把握自然界而最终更好的把握自我。把自然界的变化看做是个人行为的向导，这种最朴素的对自然的利用所体现的是人对自然的一种敬畏，没能把人同自然中分化出来，人没有脱离对自然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反映到社会上，也就是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因而中国的哲学中所映射出的也是一种人对人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中国人治的哲学温床。
（二）西方的哲学是一种构成论，是一种强调单元个体的思维方式
西方人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体，其他一切都是客体，人的欲望是可以从宇宙万物中找到的，自然界存在的目的就是在于满足人的需要。在他们的思维下，主体与客体是对立的，这样就把主体从客体中完全解放了出来，重视个人的自由和权力。人人都有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并不受外界干涉，但这必然会引发冲突，这就需要通过制定一些规则来调整明确利益，道德伦理的模糊性使他失去了调节的可能性，所依靠的只能是强制性的法律。
三、中西方的地缘环境不同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中国四周被海洋、高原、草原、沙漠和森林所包围，且中国自古以来一幅员辽阔、物产丰富著称，这就会形成与外来社会相互隔绝的近乎封闭状态。他们习惯于安居，固守家园不善于活动，这就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态势，是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另一方面这种强大的传统力量又会禁锢国人的思想，是他们不易接受外来文化，很难被外来文化所改变，任何到中国的文化都被深深地刻上了中国印，失去了它原有的活力。这也使中国失去了与外来法律文化交流的契机，中国也就失去了法治的机会。
在西方，特别是西方法的发源地古希腊古罗马，他们都位于半岛之上，海上交通较之中国便利。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发展简史》中将中国归为乐山好静的大陆国，将西方归为乐水好动的海洋国家。他说：“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因而环水的环境塑造了西方人好动的品格。他们善于经商，这是西方商品经济的雏形，也是西方法治的起源。
㈣ 中国与古代西方政治制度有何异同
一、中国与古代西方政治制度相同点：
1、中西方古代政治制度都以君主专制制度为主，并且呈现出君主不断集权的趋势。
在中西方的古代政治制度上，君主专制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君主专即是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掌握着一个国家的行政权、军事权、立法权等权利。也可以说是以古代君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其中尤其体现出了权力的专断，如秦始皇规定：皇权至高无上，凡行政、军事、经济等一 切大权，均由皇帝总揽，军事大事，最终均由皇帝裁决。称谓专用。秦王赢政统一全国后，自认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规定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称“皇帝”，这就确定了君主至高无上的称呼。而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就发展到了顶峰地步。
与此同时，古代西方虽然多数时期是属于分裂的时期，但是也出现了许多统一广阔地区的大帝国，如波斯帝国，马其顿王国，罗马帝国，这些帝国都存在着专制制度。就连以西方古代民主著称的雅典，同样也存在着贵族专制制度。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虽然已经经过了一些民主改革，如“格拉古兄弟改革”、“马略改革”，虽然采取了很大程度上的民主措施，但是最终也出现了苏拉的独裁统治。尤其发展到了后期的查理曼帝国时期，君主的权利获得了极大的膨胀，就连教皇都不得不承认皇帝的权威。
2、中西方古代法律主要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法律制度的本质而言，任何时期的法律制度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工具。中西方古代社会法律也不能避免这样的一个本质特性。从中国古代的法律分析，中国在夏商周时期就开始有法律的存在，比如在商朝就出现了有《汤刑》，这是属于中国古代早期的一部法律。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出现和壮大，并且最终夺的了政权。这是地主阶级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怎样巩固自己的政权，而由法家主要代表人韩非所提出的法治思想就刚好符合地主阶级的要求。随之在各国出现了一些列的法律制度。如魏国的《李悝之法》，楚国的《吴起之法》。这些法律的出现进一步的巩固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更是颁布了全国性的《秦律》，到后来，法律制度依旧在不断地完善。始终为巩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着。而对于西方古代的法律来讲，同样维护统治需要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依旧是法律制定的最基本原则。
西方古代出面的法典、法规有许多，比如古巴比伦《汉莫拉比法典》、乌尔王国《乌尔纳姆法典》、罗马的《十二铜表法》，《查士丁尼法典》等，虽然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具有一定的民主性质，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本质。而《查士丁尼法典》更是直接为了维护统治而制定的。由此可见，中西方法律的制定主要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只是西方古代法典具有相对意义上的民主性。
二、中国与古代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点：
1、社会基本组织的不同点：
对于社会的基本组织而言，在中西方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差异性。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知道，中国的社会是以家庭结构为基本的社会，而从西方社会来说，主要是以团体结构为主。中国家庭结构的组织形式从很多古诗里面就有很具体的描述，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于我何有哉”，这句话就很具体的表述了中国以家庭组织形式的生活、生产方式。而这一种小家庭形式的组织基本上是延续了几千年，直到今日。西方的团体结构形式，在西方社会中家庭绝对没有像在中国那么重要。过着战斗生活的游牧民族散布在古代的西方世界。游牧既是生产活动，也是军事行动。后来，航海业发展，西方的海船上的商人们既做生意，也做海盗。这样的生活高度军事化，战斗化，家庭的地位一定会下降，就像在中国的战争年代，投身军队的人们常常只能抛开家庭。
在西方的历史上，战争是常态，甚至是谋生手段。并且在中国有古训“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样的古训说明中华民族是很幸运的，幸运到经常有机会可以忘记战争，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所以，需要有高人来指点，教导大家不要忘记战争。西方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战争时时伴随着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忘记战争。西方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之下，家庭的结构形式往往很脆弱，容易被军事组织，社会团体所代替。这就看出中国一家庭为主。西方以团体为主的社会基本组织形式。
2、政治体制上的不同点：
对于中西方古代的政治而言，西方古代的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程度上程度上的民主性，而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从本质上来讲是专制主义制度、是维护君权至上的专制制度。首先谈谈西方古代政治制度的民主性。从上我们可以知道团体是西方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每个团体的发展都要面对其他团体的挑战。在竞争的环境中，一个团体不是胜利，就是灭亡。一个团体要发展，就要与尽可能多的团体结成联盟来反对自己的敌人。民主的原则是为了确立团体联盟中领导者的合法地位而被承认和被推广的。
比如，雅典的民主政治，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民主政治，因此可以看出西方古代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性。而中国的政治制度专制性主要是体现在中国古代几千年来的君权至高无上。虽然中国古代也出现了“文景之治”、“开皇之治”，“贞观之治”等安定的局面。但是在这样的稳定社会局面之下，人民看似是具有一定的权利的，但是他们同样是在一种无形的专制主义的压迫之下生活，因为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利是一切整治措施的最终目标。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的专制制度就呈现出了不断加强的趋势，始终贯穿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之中。
3、法律形式上的不同点。
从中西上古代法律的不同点来看，可以了解到。中西方的法律有根本上的不同点，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法律被看作是束缚和控制人的手段，也是维护君主专制，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法律它不能离开国家、刑罚来处理民事关系，具有一种绝对的权威性。中国古代法律的制定从根本上来讲是按照统治阶级利益来制定的，任何法律的制定都不能够违背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一般的群众是基本没有任何参与制定法律的权利。而对于西方古代的法律制定则是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妥协的结果。
比如西方的古希腊、罗马国家的法是在氏族内部斗争及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从我们可以从古罗马的法律来分析，在古罗马社会的早期，主要是依靠祖辈传承下来的习惯法来调整社会关系。贵族垄断了立法权并且随意的曲解法律和欺压民众，使得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加剧。后来，罗马人民经过了一系列的斗争，才使得《十二铜表法》的最终确定产生了罗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法典。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西方的法律是社会的法律，是社会控制国家的工具；中国的国家主导模式导致了中国的法律是国家的法律，是国家控制社会的工具。这一不同的法律的首要制度表现就是西方的法院是社会的法院，是权利的保护机构；中国的国家主导模式导致了中国的法律是国家的法律，是国家控制社会的工具
4、中西方古代经济结构上的不同点。
中西方古代的经济结构最初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但西方大约在15世纪初期开始了资本主义萌芽，并且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最终取代了小农经济的地位。而在中国古代的明清之际，同样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在中国小农经济模式下，自耕农生产积极性高，同时由于人口膨胀和土地兼并，农民在土地上精耕细作、不断改进农具和耕作技术，从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成为古代农耕的一大特色。统治阶级也严格的限制商人，古时“韩非称“学者”、“言谈者”，“带剑者一、“患御者”和“商工之民”为“五蠹之民。”
这一模式具有内部的稳定性、保守性和排他性，因其脆弱而对新经济因素产生本能的抵抗，既保障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封建经济向前发展，又阻碍了商品交换与扩大再生产。手工业和商业是为满足人民日常生活和统治者奢侈享受而存在的。并且小农经济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因此中国古代的经济结构具有很明显单一小农经济的特征。而西方古代社会则完成了由小农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
㈤ 中西方早期政治制度的不同发展方向（古代希腊和在古代
古代中西政治制度的不同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古代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家谱。它写满了帝王将相的叱咤风云，而卑微平民无足轻重,芸芸众生从来不见记载。
古希腊罗马史却是一部平民追求民主权利的发展史。在这里，没有君专职君主，有的只是围绕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的各种斗争和改革。
2、君主专制、个人集权与宗法血缘关系，贯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始终。古代中国在向阶级社会过渡中，原始民主荡然无存。古代民众没有古希腊、罗马公民那种自豪感与主人翁意识，在中国最终确立的是君主专制统治。
古希腊、罗马在城邦国家时代，出现了西方的群体公民的民主，较多地保留了原始民主制残余。他们采取的是贵族集体领导或全体公民共同掌管国家政权。
3、中国古代变法争鸣和政治改革都是围绕加强王权专制而展开。诸子百家为专制王权制造了奠基理论；中国古代法律，实质是加强君主专制，其内涵是刑罚，惩治百官和众民，以加强王权的威慑，带来的是人权的丧失。
古希腊罗马的政治改革大多是在平民与贵族斗争的背景下进行的，内容是巩固和扩大公民的民主权利；法律制度是为维护民主制度服务，其内涵是人民权利、保障公民自由与平等的人权。这种主权在民,法律至上的政治制度是共和国中心价值观念，与中国帝王思想，官本文化是水火不相容的。
4、从中西古代政治制度的利弊和影响看：中国大一统和儒家正统思想加上专制皇权造就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安定。其中专制王权是整合社会的权力中心。旧中国的每一次朝代更替或走向统一，都是强有力的君王专制维系了帝国的统一与文明的延续。所以，尽管中国古代有频繁的朝代更替，但文明的继承与发展却一脉相承，从未中断。
西方的民主政治和法制思想成为了催生人类迈向现代化的动力。进入近代，西方国家率先确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传统有内在的继承关系和深刻的历史渊源。
综上所述总结：古代中国实行人治，一是重视皇权，没有民主人权可言。皇权对臣民施以严刑酷法，以强制百姓遵规守矩；二是中国重视家庭伦理纲常，家庭是皇权最坚实的社会支柱，严格受到血缘礼仪规范的限制。上有皇权，下有家庭，所以奖赏与治罪往往涉及家庭。
古代西方实行法治，一是重视人权，人权自由受法律保护；二是西方伦理推崇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对家庭与乡土观念相对淡泊。所以政敌制裁相对宽容，不涉及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