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名案

⑴ 赵c姓名权案的主要内容

赵C为何取名为赵C？
这得问赵C的父亲。
赵C的父亲赵志荣下过乡，吃过很多苦，虽然后来自学拿到了本科文凭，但仍深感自身知识的欠缺。结婚后，他就多次与妻子商量，要自己的下一辈学好知识，因此，他想给后代取一个特别的名字。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八日，他喜得贵子，心中酝酿已久的名字“赵C”亮出来了。给儿子取名“赵C”，寄托着自己一种希望。人一辈子至少要学会两种语言文字，首选汉语和英语，他自己的英语没学好，儿子出生后，他希望儿子能学好英语，所以决定在名字上做点英语文章。他想，“C”是“China（中国）”的第一个字母，又有“西方”谐音的意思，因此告诫儿子最好能到西方国家留学并学有所成，但又不能忘掉自己是中国人。另外，以“C”开头的单词最多，这寓意人丁兴旺。
赵志荣就以儿子“赵C”的姓名去进行户籍登记。二○○五年，儿子考上大学了，他乐不可支，又用“赵C”为儿子申请第一代身份证，当年六月十六日，月湖公安分局签发身份证。
“这个名字简单，好听好记，又不重名，老师、同学一看到我的名字就能记住我。”赵C说，这个名字给他带来了很多便利，而且受名字的刺激，他学习英语、语文特别的卖力，同学们还给他取了一个亲昵的绰号“西西”。
而现在，却换不了第二代身份证。赵C为自己的名字，又去找月湖公安分局。户政科民警对他说，“赵C”进不了公安部户籍网络程序，建议赵C改名。
赵C是大三学生，就要毕业参加工作，他担心，自己从小到大的档案姓名都是“赵C”，万一以后再改名的话，他连自己究竟是谁都解释不清。
二○○七年七月六日，赵C向鹰潭市公安局申请，要求继续使用“赵C”姓名。
当年十一月九日，鹰潭市公安局作出批复，要求赵C改名。依据是公安部《姓名登记条例（初稿）》有规定，已简化的繁体字、已淘汰的异体字、外国文字、汉语拼音、阿拉伯数字等字样不能用。
都说是公安部的文件规定，弄得赵C百般无奈。
赵C的父亲赵志荣是一名律师，经过查询，是公安部《姓名登记条例(初稿)》正在起草并征求意见。该条例规定：姓名不得使用或者含有下列文字、字母、数字、符号：一、已简化的繁体字；二、已淘汰的异体字，但姓氏中的异体字除外；三、自造字；四、外国文字；五、汉语拼音字母；六、阿拉伯数字；七、符号；八、其他超出规范的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范围以外的字样。
赵志荣认为，《姓名登记条例(初稿)》只是部门文件，况且还只是初稿，连规章都谈不上，因此不具备法律效力。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却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为了捍卫自己的姓名权，赵C在二○○八年一月八日，到法院起诉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
二○○八年六月六日上午九时十分，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二楼审判大庭内，原被告席上都只有一人参加庭审宣判。原告席上，因赵C在学校尚未放假，父亲赵志荣作为委托代理人出庭。被告席上，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法制科科长受委托到庭。
书记员站着念庭审规则，眼睛没有正视前方。
前方第一排旁听席上，端坐着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分管副院长、行政庭庭长，还有月湖区法院、贵溪市法院、余江县法院院长、分管副院长及行政庭庭长。
“我们都是来学习观摩的，毕竟这个案件具有典型法治意义。”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凌云说。各基层法院院长、分管副院长齐聚就一个案件参与旁听，这在鹰潭市还是第一次。
在判决书中，鹰潭市月湖区法院认为，《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公民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居民身份证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居民身份证使用规范汉文字和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是由汉字、数字、符号三种元素组成的。名“C”既是英文字母，也是汉语拼音字母，也是一种符合国家标准的符号，因此“赵C”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另外，“赵C”这个名字已经使用了二十二年，未给国家、社会及他人造成不利。
判决书中，鹰潭市月湖区法院另一主要认定是，原告赵C于二○○五年六月进行居民身份证初始登记，经公安机关核准领取了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应视为被告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并不是第一次进行居民身份证初始登记，而是为了提高居民身份证的制作质量和防伪性，公安机关只要“复制”第一代居民身份证的内容即可，而不是改变登录的内容。
“本院判决，责令被告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允许赵C以‘赵C’为姓名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随着审判长汪军太的宣判声，赵C诉公安局侵犯姓名权案一审胜诉。
对一审宣判结果，赵志荣表示满意，服从判决。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当庭表示上诉。
宣判结束时，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凌云以旁听者身份发表感言。他说，判决书并没有否定公安机关将来在对居民身份证进行初始登记时，对使用类似原告赵C的姓名进行登记与否的权力，公安机关仍可自行依法决定登记与否。
凌云说，该案的审理具有重大意义。本案中，公安部门以赵C的姓名进不了公安部门户籍管理系统为由，拒绝为原告换发身份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不但要求国家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要以人为本，在具体的司法实务中更要时刻从人的角度出发，为人民的利益考虑，体现以人为本。
凌云还说，和谐司法对法院和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法院办案不能机械化、僵硬化，法官要解放思想，拓宽思路，敢于进取，以人民满意为出发点，以公正司法，一心为民为指导，维护公平正义和法律的权威。
参加旁听的法官们，就这个案子折射出的司法意义及从中归纳出的判案指导思想，进行了广泛探讨与交流。整个交流过程维持了两个小时。
有法官说，法官判案要注重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相统一。三个效果的统一说来容易，做来难，可通过眼前活生生的例子让我们心中豁然开朗。
有法官说，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对行政主体而言，非依法定理由和程序，不得随意改变其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就同一事项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有法官说，案件判决后，法官就案件展开了大研讨，有助于法官不被所谓的权威、固有想法、陈规陋习左右，实践中深化“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为日后判案提供借鉴。
以良法之治，守卫个人权利。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法律专业硕士联合导师、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吴革，在二○○九年一月十四日的深夜，写下了一篇充满激情和暖意的文章《二○○八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观察》。
二○○八年度的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在弥漫着金融风暴气息的牛年新鲜出炉了。入选的十大影响性诉讼，维权案件占六个，刑事案件有四个。
这个寒冷的冬天，并未能动摇国人心底那个朴素的梦：依靠勤劳、聪明，创造财富，追求幸福生活。良法之治是实现这个中国梦的保障。
写满权利的法律文本，多元发展的社会结构，关注民生的政策导向和公民权利意识的高涨，让六十三名毒奶粉受害者、赵C、十二名高考学生、高某、王菲等人的维权故事，在网络的声援推动之下，勾勒了一幅公民依法维权、追求和守卫生活尊严的人物群像。
二○○八年发生的维权案件和刑事案件深层次反映的，是公众对于这个转型社会的法治希望，即公权能不滥用而被合理制约，私权能受尊重且受更好保护。二○○八年影响性诉讼中的当事人，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反映。或许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并非影响性诉讼的旁观者，而是当事人。
也正是这种当事人意识，使我们在二○○八年的雪灾、地震面前，没有置身事外，而是共渡难关。同样，法治的进步不在他处，而在每个人为权利而努力的行动中。你所做的可能平淡无奇，却将累积为守护幸福生活的坚固堤防，和推助中国法治的一份力量。
名列第八的赵C诉公安局侵犯姓名权，被媒体称作“全国通过诉讼捍卫姓名权第一案”。
网民点评：老赵你太有才了。
专家点评：以“姓名权”给公权力上了一课。
一个中国人取名为“C”，你可以对此感到奇怪，但你无权阻挠他。公民赵C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无奈地将干涉自己姓名的公安局诉上法庭。公民赵C的举动，诠释了“姓名权”的力量，还给公权力的行使者们上了公权与私权关系的一课。当公安机关不是把监管视为权力，而是还原为服务的时候，那么他们会更心悦诚服地接受败诉的结果。本案，应当成为公务员们培训的案例之一。
有人细心地记录过，赵C诉公安局侵犯姓名权一审宣判，整个过程只有二十六分钟，就结束了。
这世上的事，不会这么顺当和简单吧？
果然，峰回路转，玄机妙算，让人不得不长叹，世事难料啊！
鹰潭市月湖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鹰潭市公安局就如何执行法院判决“以赵C为姓名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问题，专门向江西省公安厅请示。
江西省公安厅及时组织厅法制处与治安总队研究，提出了意见。为慎重起见，又专门书面请示公安部。
公安部专门回复江西省公安厅。批复意见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精神，居民身份证姓名登记项目应当使用规范汉字填写，并与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居民户口簿姓名登记项目保持一致。《公安部关于启用新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居民户口簿有关事项的通知》已明确要求姓名登记项目使用汉字填写。公安机关发现常住人口登记表、居民户口簿或居民身份证姓名登记项目未使用规范汉字填写的，应请本人协助更正，并免费为其办理更正后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等。
江西省公安厅将该批复抄送给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很重视，批复给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而社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就有记者去采访人口信息系统维护专家刘森，听听专家的意见。
刘森说，目前，全国各省、市（区）使用的人口信息系统有多个版本，但是所有使用的系统都是经过公安部认证的，也就是说，不同版本的系统所执行的标准都是公安部制定的。 因此，如果赵C保留原名的话，就意味着公安部要对现有的标准进行修改，这也意味着全国现有的所有正在运行的人口信息管理系统要更改，牵涉面非常广，操作起来难度非常大。
如此说来，仅从技术层面上，赵C的名字就难以保留了。
淅淅沥沥的小雨，天地间有点朦胧。好在人们早已习惯了早春寒，出门的脚步是挡不住的。
鹰潭市地处江西省的东北部，信江中下游，史称“东连江浙，南控瓯闽，扼鄱水之咽喉，阻信州之门户”，可见其地理位置之重要。
如今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首例姓名权案二审即将开庭，来自全国各地十余家媒体的数十名记者，不顾路途遥远，赶来此地，打探消息。
二○○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宽敞明亮，可容三百多人旁听。全省各设区市公安部门分管户籍工作的负责人都来到了开庭现场，当地不少市民自发地参与旁听。
被上诉席上，坐着赵志荣一人。帮别人打了无数起官司的律师赵志荣没有想到，二十三年前自己别出心裁地给儿子取的带英文字母“C”的名字，却让自己与儿子陷入一场持续了两年的姓名权官司。今天他再次作为儿子赵C的委托代理人走上法庭。
上诉席上，坐着公安部门从南昌专门聘请来的两位律师。
刚一开庭，双方就三大争议焦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庭审焦点一，“C”是不是数字符号。
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赵C其姓名中的英文字母“C”是一种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没有法律依据，系认定事实错误。
赵志荣辩驳说，一审判决认定左半月形“C”是一种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正确；上诉人认为属外文字母的说法是片面的。
说到兴奋处，赵志荣拿着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指着其存在的“X”校验码指出：“这足以证实，公安部门的人口管理数据库中本身就存在类似的数字符号信息。”
庭审焦点二，取名“C”是否损害社会管理秩序。
月湖区公安分局指出，被上诉人申请使用外文（英文）字母或汉语拼音作为其名，明显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规定，也是给国家和社会管理秩序带来损害的行为。英文字母作为一种外文字母，并没有依法取得较其他外文字母更高的法律地位或等同于规范汉字的法律地位。
对此，赵志荣直言：“造成危害的说法完全是危言耸听。”赵志荣认为，法律与文化之类关系不大，两者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上层建筑领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民事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在现代社会里，公民的姓名只要符合宪法与法律规定的，公民就有权实施；而文化的传承不是靠法律强制推行的，这是因为她本身就有强大的生命力才得以传承。
接着他举起了例子：公安系统对汽车（例如：赣LC55XX号牌）的管理登记，就因为使用了符合国标的数字符号，使公安部门对汽车的登记管理显得科学、准确。
庭审焦点三，公安局拒换二代证是否合法。
法院的一审判决认定公安部门不给公民换二代证行为违法，要求其在法律期限内办理。
就此，上诉人指出，赵C使用外文字母作为其名，既是违反法律规定义务的行为，也是给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序良俗）带来损害的行为。因此，公安部门在赵C继续申请使用外文（英文）字母“C”作为其名的前提下，拒绝为其换领第二代身份证，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此举也是公安部门依法纠正赵C身份证姓名初始登记错误的行政行为。
月湖区公安分局还认为，被上诉人使用外文字母作为其名长达二十二年，必然是因被上诉人的错误申请或上诉人的错误登记或法律规定不完善等原因造成的不应有的后果。该登记错误的原因及其产生该登记错误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待于进一步查清。但国家行政机关对先前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依法进行纠正，这是合法的行政行为，是依法行政的具体表现，而不是针对同一行政相对人的同一个事项作出矛盾决定的行为。
而赵志荣对此辩解称，一审判决是从对左半月形“C”的全面认识及其本质属性就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这一事实出发，并依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认为该身份证的初始登记符合法律规定，而其后的换发证的行政行为显然是不得改变初始登记的行政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
双方激烈的法庭辩论，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庭审告一段落，审判长宣布休庭。
晚上七时十分，继续开庭。
“我宣布被上诉人赵C与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审判长宣判道。
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决：被上诉人赵C与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自愿达成和解协议，被上诉人赵C同意变更姓名后，依法使用规范汉字。上诉人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免费为被上诉人赵C办理变更及居民过户、居民身份证，以及因姓名而导致变更的身份证明文件。
合议庭经合议认为，准许上诉人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区分局撤回上诉，法院撤消一审判决，上诉费由上诉人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区分局承担，该裁定为终审裁定，双方对此没有异议。
各方当事人是如何看待这耗时八个月的行政官司呢？
“我们尊重赵C起诉的权利，我们也尊重审判的结果。”月湖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罗贤忠说：“对赵C用了二十多年的名字现在要改名的烦恼能理解。”当记者问到如何看待这样的判决结果时，他笑着回避了这一问题：“人民群众对结果满意，那我们也满意。”
“我没想到这起案件会在全国引起轰动。”庭审结束后，赵志荣告诉记者：“打这场官司只想给权力机关一次深刻警醒，让执法者明白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力不可被随意剥夺。当然，如果因打这场官司能给我这个做律师的带来更大的名气，我当然乐意。”
赵志荣直言，这起官司的根本目的已达到了，那就是引发人们对姓名权的重视和敢于叫板行政部门的决心。他服从法院的判决，但儿子以后叫什么名字还要回家和儿子商量。为了这场官司，他付出了很多，但他表示：“打这场官司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件事。”
“和谐司法对法院和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法院要依法办事，不能机械执法。判决充分考虑了司法和谐。”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凌云表示，公民有姓名权，但并不意味着取姓名不受任何限制。就此案件而言，公安部门已经耗资巨大建立了人口信息管理系统，这是摆在眼前的客观事实。
凌云说，本案是公民为维护自己的基本姓名权而提起的，通过这个案件，引起了全社会对以姓名权为主的公民权重视，也必定会进一步完备法制建设，推动有关部门加快立法的进程。案件不能说赵C败了，是公安主动撤回上诉，赵C代理人主动放弃补偿，同意更名，这是多赢的局面。
中国首例姓名权案，二审裁定后，引起了悠长的宪法学省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人格尊严，在权利的意义上首先表现为一种人格权。宪法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保障，应优先解释为对公民人格权的保障。
姓名本身是个人人格的外在表征，取什么样的汉字给自己命名，属公民个人人格自由发展范畴事项。因而姓名权是一种最基本、最典型的人格权。既然是一种人格权，那它就不但是一种私权，而且还是一种受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
将姓名权等公民人格权提升到宪法高度，列入宪法保障范围，是对人，准确地说，是对每个个体之人的价值认知不断进步的结果。
人本身即是目的。这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旷世箴言。因为人有理性，人都是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的。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
德国法学家拉德勃鲁赫说，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因为他是一种有肉体和精神的生物，而是因为根据法律规则的观点，人展现了一种自我目的。
二战后，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第二条的第一款分别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的义务”、“人人有自由发展其人格的权利，但以不侵害他人的权利或不违犯宪政秩序或道德规范者为限。”通过在一系列的宪法判决中适用德国基本法上的此等规范条款，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创立了内含自我决定权、自我保护权和自我表现权等个人人格自由发展所必需的一般人格权，人格权的保障由此被提升至基本法（宪法）保障高度。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任何人的感情要求再也不应被非法压抑，或遭违宪抹杀。
我国制定和实施宪法，其最终意旨也就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和人权，使任何个人在对其人格自由发展具有本质意义的生命、身体、健康、精神、姓名、名誉、肖像以及生活等人格法益领域均能真正实现自治与自决，并使这种自治和自决得到具有实效的宪法保障。
从合法性保护，发展为合宪性保护。通过宪法获得权利救济，追求人的尊严与价值，开始成为人们自觉的行动。
3日，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首例公民讨要姓名权案已经进入二审程序，法院将在本月底或下月初开庭。另外，赵C案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关注，公安部近日对江西省公安厅的一份请示专门作出答复：姓名登记项目使用汉字填写。
案件回放
赵C一审 胜诉公安机关上诉 鹰潭市月湖区23岁男子赵C，名字很特别。
2006年8月，赵C到鹰潭月湖区公安分局江边派出所申办二代证时，民警告诉他，根据规定，名字里不能有“C”。后来，他们到月湖区公安分局户政部门了解情况，被告知“赵C”进不了公安部户籍网络程序，建议赵C改名。在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赵C向鹰潭市月湖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以此捍卫自己的名字。月湖区法院作出判决，姓名权属于公民的人身权利，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的禁止性规定，就可以使用。法院一审宣判后，月湖区公安分局不服判决，向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今年2月3日，记者来到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该局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执行的是上级的命令，在法院还没有最后结论的情况下，不方便对此事作出评论。
最新进展
公安部批复：应使用规范汉字
记者了解到，鹰潭市月湖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鹰潭市公安局就如何执行法院判决“以赵C为姓名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问题专门向江西省公安厅请示。
公安部专门回复
省公安厅及时组织厅法制处与治安总队研究，提出了意见。为慎重起见，又专门书面请示公安部。案件还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专门研究该问题。近日，公安部专门回复江西省公安厅。
批复意见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精神，居民身份证姓名登记项目应当使用规范汉字填写，并与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居民户口簿姓名登记项目保持一致。《公安部关于启用新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居民户口簿有关事项的通知》已明确要求姓名登记项目使用汉字填写。公安机关发现常住人口登记表、居民户口簿或居民身份证姓名登记项目未使用规范汉字填写的，应请本人协助更正，并免费为其办理更正后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等。
二审将于近期开庭
据悉，江西省公安厅还将该批复抄送给省高级人民法院。3日，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刚收到高院转来的批复精神。二审法院将在本月底或下月初对此案开庭审理。
说法
赵C父亲坚持自己观点
对于公安部的批复，赵C的父亲赵志荣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规定，居民身份证使用规范汉字和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填写。并未明确规定姓名登记这一栏只能使用汉字。“C”既是汉语拼音字母，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数字符号。比如在考试选择题目中，答案A、B、C、D就有一、二、三、四的意思。赵志荣还指着自己的二代身份证告诉记者，在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上，最后一个号码是“X”。他认为，根据国家的法律，身份证姓名可以使用规范汉字和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填写。
新闻纵深
赵C若不改名全国信息系统就要改
目前，赵C一案已经进入了二审程序。
赵C是否必须改名？
由于我省集中换发二代证工作基本结束，国家将在适当的时候宣布停止使用第一代身份证。因此，对于赵C而言，尽快办理二代身份证显得非常迫切。
2月4日，记者采访了人口信息系统维护专家刘森。
刘森告诉记者，目前，全国各省、市（区）使用的人口信息系统有多个版本，但是所有使用的系统都是经过公安部认证的，也就是说，不同版本的系统所执行的标准都是公安部制定的。
因此，如果赵C保留原名的话，就意味着公安部要对现有的标准进行修改，这也意味着全国现有的所有正在运行的人口信息管理系统要更改，牵涉面非常广，操作起来难度非常大。(新华网江西频道-信息日报王剑华)

⑵ 洞穴奇案的十四位法官的判决分别代表哪些法学流派的观点

别说内容了，你若能买到这本书，通知我一下。

法理学“永恒的洞穴”

解读富勒的“洞穴探险者案”

本文要说的案例是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在1949年《哈佛法律评论》中所虚构的洞穴探险者案（Lon Fuller，“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62 Harvard Law Review 616，1949）。事实上，即便在多次读过这则案例后，笔者在叙述这一

案例的事实之时仍旧有一种心悸。这种心悸不仅来自于案件情节的起承转合与跌宕起伏，更来自于案件当事人在身处绝境时的残酷但或许是合理的选择行为。在为读者展现了这个法律、道德与人情相交错的案例后，富勒更以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五种法律解释理论撰写了五篇判词。阅读这五篇判词，我们如同穿行在法哲学历史的长河中，最终到达了法律的幽微要渺之处。笔者希望读者带着下面的问题来阅读本文，“如果你是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你将做出何种判决？”
案件事实

案件发生在两千多年以后，4299年春末夏初的纽卡斯国。那年5月上旬，该国洞穴探险者协会的维特莫尔等五位成员进入位于联邦中央高原的石灰岩洞探险。但当他们深入洞内时发生了山崩，岩石挡住了石灰岩洞的唯一出口。五位探险者发现受困后就在洞口附近等待救援。由于探险者未按时回家，他们的家属通知探险者协会，一个营救队伍火速赶往出事地点。

由于洞穴地点地处偏远，山崩仍在继续，营救工作的困难大大超出了事前的预计，而在营救过程中的一次山崩更是夺去了十名营救人员的生命。与此同时，洞穴内五位探险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他们随身所带的食物有限，洞内也没有可以维持生命的动物或植物，探险者很可能会在出口打通前饿死。就在被困的第二十天，营救人员获知探险者随身携带了一个可以收发信息的无线设备。洞外人员迅速通过通讯设施给受困的探险者取得了联络。

当探险者问到还要多久才能获救时，工程师们的回答是至少需要十天。受困者于是向营救人员中的医生描述了各自的身体状况，然后询问医生，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有可能再活十天。当医生给出否定的回答后，洞内的通讯设备沉寂了。八小时后，通讯恢复，探险者要求再次与医生通话。维特莫尔代表本人以及四位同伴询问，如果吃掉其中一个成员的血肉，能否再活十天。纵然很不情愿，医生还是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维特莫尔又问，通过抓阄决定吃掉他们中的哪一个是否可行。这当然是个医生无法回答的问题。当政府官员和牧师都不愿意回答这一问题时，洞内就没有再传来任何消息。在探险者被困洞穴的第三十二天，营救终获成功。但当营救人员进入洞穴后，人们才得知，就在受困的第二十三天，维特莫尔已经被他的同伴杀掉吃了。

根据四位生还者的证词，在他们吃完随身携带的食物后，是维特莫尔首先提议吃掉一位同伴的血肉来保全其他四位，也是维特莫尔首先提议通过抓阄来决定吃掉谁，因为他身上刚好带了一副骰子。四位生还者本来不同意如此残酷的提议，但在探险者们获得外界的信息后，他们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反复讨论了保证抓阄公平性的数学问题，最终选定了一种掷骰子的方法来决定他们的命运。掷骰子的结果把需要牺牲的对象指向维特莫尔，他于是被同伴吃掉了。

四位探险者获救后因营养失调而住院治疗。出院后，四位获救者被指控谋杀维特莫尔。初审法庭经过特别裁决确认上面所述的事实，根据纽卡斯国刑法的规定，法官判定四位被告谋杀维特莫尔的罪名成立，判处绞刑。四位被告向纽卡斯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法院意见与判决

纽卡斯国最高法院由五位法官组成，他们分别是特鲁派尼、福斯特、基恩、汉迪和唐丁。现在他们的判决将决定四位被告的命运。

特鲁派尼首席法官在富勒笔下基本上扮演了案情叙述者的角色，这让他所阐释的维持初审原判的理由非常简单。特鲁派尼认为，作为民主国家的法官，他的职责就在于根据法律条文的平常含义来做出自己的判决，而不能在立法机构所制订的法律条文加入自己的价值偏好。刑法规定：“任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人都必须被判处死刑。”虽然同情心会促使法官体谅被告当时身处的悲惨境地，但法律条文不允许有任何例外。在做出这一宣判后，特鲁派尼提议通过行政长官的赦免来限制法律在本案中的严苛性。从其简明扼要的判词来看，特鲁派尼显然是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言人。

第二位法官福斯特主张推翻初审法院的判决，并为此提出了两项各自独立的理由说明。首先，福斯特认为纽卡斯国的刑法并不适用于这些受困于洞穴绝境中的探险者。根据社会契约理论，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正是为了在文明社会里的和平共存才成立了政治国家，这一契约也构成了国家法律的强制力基础。但在五位探险者受困于洞穴时，现实的困境决定了他们并非处于“文明社会的状态”，而是处在社会契约论所说的“自然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下，维特莫尔所提出并经所有人同意的生死协定就构成了他们的社会契约，也是在本案中应该适用的有效法律。“我们各个法律分支……的共同目标都在于促进与改善人们的共存状态，调节共存状态下相互间关系的公正和平等。当人们可以共存的这一前提不复存在，就像案例中极端的情景下，生存只有通过剥夺他人的生命才成为可能时，支撑我们整个法律秩序的基本前提也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作用。”其次，福斯特承认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字面含义。但法律的古老谚语就是“一个人可以违反法律的表面规定而不违反法律本身。”任何法律规定都应该根据它的明确目的来获得合理解释。刑事立法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人们犯罪，福斯特运用正当防卫的先例来类推被告人行为的正当性。福斯特的判词集中体现了目的论的解释方法：法官在解释法律时必须考虑法律的合理目的，这与特鲁派尼法官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站在特鲁派尼的立场，或许可以说福斯特的法律解释理论可能造成司法僭权。我们看看福斯特是如何回应这一潜在挑战的，“我前面运用的推理绝没影响对实定法的忠诚，尽管它提出了合理忠诚和不合理忠诚的问题。没有任何领导会要一个不能领会言外之意的仆人。再笨的女佣都知道，当她被告知‘削掉汤羹的皮，撇去马铃薯的油脂’时，她的女主人只是口误而已……纠正明显的立法错误和疏漏不会取代立法者的意志，只是使其意志得到实现。”

第三位法官基恩投下了维持初审法院判决的第二票。作为一个法律形式主义者，基恩法官一开始就说：“我不想讨论的问题是关于这些人所作所为的对错善恶。这同样是个无关法院职责的问题，因为法官宣誓适用的是法律，而不是个人的道德观念。”基恩接下来讲道：“本案的所有困难从何而来？那就是未能区分本案的法律问题和道德因素。坦率地说，我的同事不愿意接受法律要求判决被告有罪的事实，我也同样如此。但与我同事不同的是，我尊重我的岗位职责，它要求我在解释和适用联邦法律的时候，把我个人的偏好抛在脑后。”在成功挑战目的解释论后，基恩法官提出了民主政治中立法至上的原则。“从这个原则中引申出来的是法院有义务忠实适用制定法，根据法律的平实含义来解释法律，不能参考个人的意愿或正义观念。”在这一基础上，基恩法官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被告确实“故意剥夺了维特莫尔的生命”。

第四位出场的汉迪法官主张撤销本案初审的有罪判决，这让双方在前四轮的较量中打成了平手。汉迪法官是最高法院内的法律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者，汉迪法官就指出，“这是一个实用智慧的问题，它无关乎抽象的理论，而关系到人类的现实。”“政府是一种人类事务，人们不是被报纸上的言词或抽象的理论所统治，而是被其他人所统治。如果统治者理解民众的感情和观念就会带来仁政。但如果统治者缺乏这种理解，民众感受到的只能是暴政。在所有的政府分支中，司法部门最容易失去与普通民众的联系。”那么民众的常识和意志是什么？汉迪提出了主流媒体的一个民意调查，“你认为最高法院应该如何处理洞穴探险者？”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宽恕被告或仅给予象征性的处罚。民众的态度显而易见。因为“法庭应该考虑民情”，被告的被控罪名不成立。

鉴于四位法官的表决形成2比2的平手，最后出场的唐丁法官的态度就决定了被告的最终命运。唐丁法官的判词首先把靶子指向福斯特法官：如果说本案应该适用“自然法”，那么我们这些并非处于自然状态的法官又从何处取得了解释自然法的权力的呢？而针对福斯特的目的解释理论，唐丁法官认为法律的目的有时是难以确定的，有时是多重的，目的与目的之间有时也会出现冲突。在批判了福斯特的立场后，唐丁法官或许可以按照法律的文本做出被告有罪的判决。但唐丁还是在最后道出了自己身处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无法接受福斯特的意见；另一方面，“当我倾向于维持初审判决，我又显得多么荒谬，这些将被处死的人是以10名英雄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唐丁法官最终做出最高法院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裁决：宣布退出对本案的判决。

由于唐丁法官的弃权，最高法院五位法官的立场出现了戏剧性的平局，而这意味着初审法院的判决得到维持。4300年4月2日上午6时，四名被告人被执行死刑。

法理学“永恒的洞穴”

在《洞穴探险者案》一文中，富勒用五位法官的判词给我们勾勒出他那个时代的法哲学图景。构成这幅图景之中轴的是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的争论，在文章中则表现为福斯特法官与基恩法官之间的冲突。而在本文中，富勒教授也像基恩法官要求的那样褪去了自己在学术论争中的理论偏好。如果读者事先并不了解富勒教授的学说理论，读完此文后或许仍然无法给富勒教授做出定位。从实体立场上讲，富勒或许更接近文中的福斯特法官，但富勒仍然借用唐丁法官之口说出了自己理论的缺陷所在。本文更为匠心独具的地方在于富勒设计了一个2比2的平局，这一设计让读者们能够更加独立地做出自己的判断。

从《洞穴探险者案》一文发表以后，西方世界的法理学和法律解释理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促使后世的学者竞相续写富勒教授的案例。1980年，达玛窦教授在《斯坦福法律评论》的论文中将德沃金的权利理论适用至洞穴探险者案。因为富勒笔下的五位法官都是男性白人，埃斯克里奇教授在1993年组织了七位持女权主义或批判种族理论的学者写作了七篇新的法官意见。在《洞穴探险者案》发表半个世纪之时，《哈佛法律评论》邀请六位学者续写了六篇法官意见。有意思的是，六位新法官再次就被告是否有罪的问题打成3比3的平手。这六位作者中不乏中国法学界耳熟能详的人物。芝加哥大学的桑斯坦教授根据自己的类推推理理论做出了被告有罪的判决，而哈佛法学院的德肖维茨教授则以德伯克大法官的名义写作了被告无罪的意见。德肖维茨甚至在判词中假设人类在第三个千禧年的一场宗教战争导致了自然法观念的遗失，从而在自己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内根据“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做出了被告无罪的宣判。而在香港地区新近出版的《洞穴奇案的十四种判决》一书中，萨伯教授又为本案添设了一个情节：当年的洞穴中还存在着一个与四位被告共谋犯罪的第六人。围绕着对第六人的审判，萨伯教授根据法理学在半个世纪内的新发展撰写了九篇判词。

富勒教授的洞穴探险者案在法理学的历史上挖下了一个“永恒的洞穴”。他在文中探讨了充满分歧的法律和政治哲学问题：从法律解释的理论，法官司法的过程，再到民主体制下的权力分立，如同绘制了一幅关于法理学历史长河的知识地图，虽然这幅地图无法引领我们走出法律的迷宫，但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自己法理学中的位置。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或许可以用耶鲁法学院教授埃斯克里奇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标题来表明：《“洞穴探险者案”：20世纪法律解释精要》。

（《洞穴奇案的十四种判决》，〔美〕萨伯著，陈福勇、张世泰译，香港商务印书馆2006年5月出版）

⑶ 唐山的“李久明”和云南“杜培武”冤案,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李久明案件；
昨日，河间市人民法院门口停满了悬挂唐山牌照和公安牌照的车辆。震惊冀东乃至全国的唐山市公安局民警刑讯逼供案23日、24日在此开审，7名民警接受法庭公审。

这7名民警是：唐山市公安局南堡公安分局局长王建军、副局长杨策、唐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聂晓东、刑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张连海、刑警支队一
大队民警宋金全、南堡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卢卫东、教导员黄国鹏。

公诉机关认为，应以刑讯逼供罪追究7名民警的刑事责任。庭审分两次举行，23日首先走上被告席的是卢卫东、黄国鹏、张连海、宋金全，24日出庭受审的是王建军、杨策、聂晓东。庭前，一位法律工作者表示，此刑讯逼供案所涉及的人数之多、级别之高，全国罕见。

2002年7月12日凌晨，冀东监狱转业干部郭某和妻子唐某被入室蒙面歹徒刺成重伤，凶手逃走。时任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部主任的李久明因与唐某的妹妹曾有暧昧关系，被南堡公安分局列为疑凶。在李的住处，办案人员还搜出一把钢珠枪。16日，李久明被刑拘。21日至24日，在办案人员刑讯逼供下，不堪折磨的李久明编造了杀人经过。8月26日，李被逮捕。2003年6月24日，唐山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对李提起公诉。11月26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附带民事赔偿102976.58元，李提出上诉。2004年8月11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随后不久，温州警方向唐山警方发来协查通报，温州市瓯海公安分局看守所在押人员蔡明新供认了2002年7月12日凌晨闯入冀东监狱家属区郭某家中抢劫伤人的事实。2004年11月28日，李久明被无罪释放(本报曾连续报道)。

开庭前，受害人李久明告诉记者：“2002年7月21日至24日、8月26日至9月3日，王建军等办案人员分两次对我刑讯逼供，采用了电刑、灌凉水、芥末油、辣椒油、不让睡觉、不让呼吸、用打火机烧等手段。”

据了解，截至目前，唐山市公安局已有12名民警因涉嫌对李久明刑讯逼供被逮捕。

具体案情；

正义有时候会选择迟迟而至。对河北省冀东监狱二支队原政治部主任、二级警督李久明来说，正义是他867天地狱生活之后的最后期盼。近日，唐山市7·12刑讯逼供案一审公开宣判，原唐山市公安局南堡开发区分局局长王建军、副局长杨策犯刑讯逼供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市刑警支队一大队原大队长聂晓东、原副大队长张连海、原侦查员宋金全，南堡开发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原大队长卢卫东、原教导员黄国鹏等另外5名涉案民警犯刑讯逼供罪，免予刑事处罚。

情人姐家被劫杀 二级警督家中获罪

2002年7月12日凌晨2点多，李久明永生难忘。这时候，他的女友唐小萍打电话急切地告诉他：你得赶快到我这儿来一趟，我姐姐、姐夫被人用刀刺伤了，赶紧找辆车，送他们去医院吧。此时的李久明想当然地认为，唐某过去多次都是以这类似的方式骗他出去约会，这次估计也不会假。因此，他不冷不热地答复说：出事了就报警啊；受伤了，打120吧。深更半夜的我到哪儿找车去？然后，他就挂断了电话。

然而，当天夜里，冀东监狱一支队干警郭忠孝家中确实发生了重大抢劫杀人案，郭忠孝和妻子唐姝丽被蒙面歹徒用刀刺成重伤，情急之下的唐小萍才打电话央求李久明帮忙。随后，公安部门在侦破过程中，发现了李久明与受害人郭忠孝妻妹唐小萍的暧昧关系，而且曾经屡屡发生矛盾，李久明逐渐进入警方视野，被认定为抢劫杀人嫌疑犯。7月13日上午，正在冀东监狱二支队办公楼的李久明被唐山市公安局南堡分局几名刑警带走。当夜11点，办案人员从李久明家里搜出了一把钢珠手枪，警方更加锁定李久明为重大犯罪嫌疑人，对其采取了严密措施，调查了解其作案经过。但事后查明，李久明身为政治处主任，其工作职责就是管理枪支，他在一次看望冀东监狱二支队原管教副支队长齐录时，这位老领导托他上交那把钢珠枪。因为是晚上，回家后李久明随手将枪放在家里。但通过这个“证据”，2002年7月16日，李久明被唐山市公安局南堡分局以涉嫌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刑事拘留。从此，李久明处在了难以置信的灾难之中。

2002年7月21日至24日，在南堡公安分局办案人员的全力审讯下，李久明供认了杀人事实。同年8月26日，李久明被正式逮捕。2003年6月24日，唐山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对李久明提起公诉。2003年11月26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李久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附带民事赔偿102976.58元。得到判决结果后，李久明提出上诉。

办案人员刑讯逼供 最终酿成惊天冤狱

对自己遭受的痛苦，李久明至今不堪回忆。2002年7月21日上午9时，南堡公安分局副局长杨策、刑警大队队长卢卫东来到唐山市第二看守所，第一次提审李久明。李久明事后告诉记者：在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一大队的一间办公室里，我自认确实没有犯罪，所以当天一直到晚上10点我都没有承认。但是，南堡公安分局局长王建军和副局长杨策以及卢卫东、黄国鹏等10多人，把我按坐在地上，4把椅子把我挤在中间，手指、脚趾系上电话线，用老式摇把电话机连续电击我。当时，酷刑使我疼得嗷嗷直叫，办案人员张连海就拿着一个脏墩布堵住我的嘴。

经受这种非人的折磨十几个小时后，李久明的心理终于崩溃了。最后，他招供说人是他杀的。7月22日凌晨4点，在公安局办案人员的持续威胁下，李久明违心地在反复修改多次的口供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7月23日下午，王建军和杨策再次提审李久明，李久明回忆说：到下午3点，那个黑色的电话被摇坏了，他们又找来一个绿色的老式电话机，可能是电话线没接好，摇的时候没有电，我就假装出一种非常痛苦的表情。但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他们发现了。电话修好后，这些人更加变本加厉地折磨我。四天三夜，我被他们电击了三十多个小时。李久明说，2002年8月26日，南堡公安分局刑警第三次提审他，而这一次前后共审讯了七天八夜，在玉田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一间审讯室里，王建军等人多次酒后刑讯逼供。手段惨不忍睹，让人不寒而栗。

2 详细报道

一次次受着那种折磨，当时想死的滋味都有，虽然我也想否认杀人，反复推翻口供，但最后只要这种状况能够结束，让我说什么都行。各方面都已经崩溃的李久明，最终让说什么说什么，让写什么写什么，让干什么干什么，这位长期在政法战线工作的二级警督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却成为刑讯逼供的牺牲品，以至被逼招供，身陷囹圄。

婚姻越位 代价惨重

1987年，李久明和妻子刘涛经人介绍结为连理，生活平淡而又平静。如果不是婚姻出轨，李久明就不会有以后的惨重代价。结婚几年后，李久明与一位同事郭忠孝的妻妹唐小萍不期相识，随后二人关系迅速升温出轨。不久，唐小萍提出自己的要求，李久明必须和他妻子离婚，然后与她结婚。听到这个消息，李久明一口回绝了。此后，唐小萍采取了骚扰的办法，半夜三更经常打电话给李久明。

就在二人为此产生纠葛的时候，2002年7月12日凌晨，唐小萍的姐姐唐姝丽和姐夫郭忠孝被歹徒刺伤。唐小萍得到消息后，立刻打电话给李久明，请求帮助。第二天，听唐小萍说了大致情形后，作为政法干警的李久明很快警觉起来：警察来了，你可别乱说，千万别把咱俩的关系说出来。但此时，唐小萍已经向警方说出了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当天上午，李久明被警方带走，理由就是涉嫌故意杀人。

李久明被公安局拘留后，前9天时间一直不承认自己对郭忠孝、唐姝丽夫妇下毒手。随着一次次变换地点提审，刑讯逼供，李久明开始承认杀人。虽然之后在法庭上，李久明坚决否认自己有杀害郭忠孝、唐姝丽的犯罪事实，并如实向法庭提供，在被关押期间，公安机关几次变换提讯地点并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不得已才承认的。但是，2003年11月26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李久明犯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一审判处李久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李久明提出上诉。2004年8月11日，经过数月审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李久明上诉案作出裁定：案件事实尚有不清楚之处，发回重审。

昔日同窗 仗义救友

李久明涉嫌杀人案的证据链存在着严重不足。据李久明的辩护律师李树亭说，郭忠孝、唐姝丽夫妇的陈述都表明，他们认为凶手是李久明，纯粹是出于猜测，而不是目击。但是，公安人员却依靠了郭忠孝夫妇的猜测，对李久明进行了刑讯逼供和诱供，使他最终作出有罪供述。虽然公安机关坚决表示，没有对李久明逼供和诱供，并曾作出正式说明：在侦破、审理李久明故意杀人、私藏枪支一案过程中，分局“严格按法律程序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询问证人，无违法行为”。但事实并非如此。

李久明蒙冤后，有人把李久明涉嫌杀人，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消息告诉了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进修的同事纪桂林，纪桂林和李久明20年前曾是河北滦县师范的校友，后来又同在冀东监狱工作。听到案情介绍后，纪桂林凭着对李久明20多年的感情和认识，当时就认为案件不是李久明做的，肯定抓错了。受李久明的妻子刘涛委托，纪桂林在北京给李久明寻找律师，面对巨额费用，他们一次次感到失望。最后，纪桂林一位做律师的朋友朱爱民听说后，出于同情和伸张正义，同意义务代理官司。2002年9月23日，朱爱民会见李久明回来之后，告诉纪桂林，李久明遭受了严重的刑讯逼供。纪桂林由此把他对此案的种种疑问写成材料，递交给相关部门。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案件之中，带着李久明的案件材料，请教一个又一个法学专家、教授。

2004年8月17日晚，一个不期而至的匿名电话给纪桂林带来了巨大惊喜。电话中的人告诉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真正的凶手已被温州警方抓获了并判处死刑，姓蔡。纪桂林几乎喜极而泣。

真凶落网 险遭隐瞒

原来，2004年6月初，家住离冀东监狱不远的唐山市乐亭县、曾屡屡抢劫、强奸和杀人，现在温州某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蔡明新在看电视警匪片的时候，好吹牛的他本性不改，撇撇嘴说：太笨啦，我过去收拾一个男人的时候，几拳就把他打趴了，然后从四楼光着脚丫子跳下来。狱侦干警听说后，最终把他在冀东监狱家属区犯下的重案审了出来。2004年6月8日，温州警方将《协查通报》发到唐山，请求唐山公安方面协助核查此案。真凶落入法网，真相已经大白，按说李久明应该被立刻释放。但是，接到温州警方发来的《协查通报》，已经明知道办错案的王建军和杨策等人6月10日赶到温州，对蔡明新进行提审，其结果却是二人悄悄地去，又悄悄地回。之后，唐山市公、检、法三方组成一个调查组再次悄然开赴温州，分别进入温州的公、检、法系统，提阅蔡明新的案卷。由于蔡明新是在最后时刻供出的新案情，所以在温州中院掌握的案卷中，就没有蔡明新在冀东监狱家属区作案的任何记录，调查组也没有发现这种情况，这个天大秘密被隐瞒下来，李久明仍然被关在监狱。按照蔡明新在温州犯下的强奸杀人命案，他肯定被处以极刑，极有可能因灭口而导致李久明永无翻案之日。

案情简介：
1998年4月22日，昆明警方在一辆弃置的微型面包车内发现了杜培武的妻子昆明市公安局的干警王晓湘和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被人枪杀的尸体。而此刻正在焦急寻找妻子的杜培武已经被列为重大犯罪嫌疑人。在经过70余天的侦查和刑讯之后，杜培武终于招供，并“揣摩”审讯者的意图编好了杀人现场，但是作案的凶器——王俊波携带的一支七七式手枪却一直没有下落。1999年2月5日，杜培武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权利终身。经过二审，云南省高院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