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约束点

㈠ 道德的约束到底有什么意义

道是大自然的运行法则，随顺这个法则就是德。不随顺这个法则就好比星球脱离轨道，有与其他星球碰撞的威胁！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他生活在烦恼忧虑牵挂里，苦不堪言。一个有道德的人，他生活在真善美慧的幸福里。

㈡ 道德受到什么条件的约束（200-300字左右，要有总结概括）谢啦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这是中国古代儒家“德法兼用”、“德主法（刑）辅”思想的简明概括。现在我们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时，又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这固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不妨借鉴先秦儒家“德治”的某些合理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思想是：德治的主要锋芒，是要求执政者“为政以德”，以道德约束统治者的权力，规范掌权者的行为。本文拟就儒家的德治思想试作新探，并由此论及道德也可以成为一种权力，即社会权力，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可以起到约束国家权力的辅助作用。〔1〕

孔孟的“德治”旨在约束为政者

通常，人们在阐释先秦儒家倡导的“德治”时，多是援引孔子的一句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此说明儒家的德治，旨在以德化民，以德治民。诚然，孔孟言论中确有此意，但不能说明这是他们主张德治的主导思想。

只要我们全面考察一下孔孟关于德、礼、仁、义等大量言论，就不难发现，他们讲德治，主要是针对统治者的。

孔子要求“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下引皆出《论语》，不另注）“为国以礼”（《先进》）。他讲“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颜渊》），“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约之礼”则“可以弗畔”（《颜渊》），“礼让为国”，则无往不顺（《里仁》），上好礼、义、信，则民莫改不敬服、不用情，如是则四方之民来归（《子路》），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政者正也”（《颜渊》），“苟其身正矣，于从政乎何有？”（《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子路》）……凡此等等，无不是对为政者而言的。

孟子强调“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他把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讲“王道”、行“仁政”。孟子见梁惠王，劝他“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他认为“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梁惠王上》）。他极力主张”以德服人“（《公孙丑上》），反对暴政。对那些不仁不义，残民以逞的国君，孟子声言”独夫“可诛，暴君当伐。……这些也都更明确地将德治的主要对象指向统治者。

此外，荀子更直接论到以王道约束权力：“人主者，天下之利执也〔2〕。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荀子。王霸》）“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王霸》）。

至于对老百姓，先秦儒家的观点则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对他们主要是采取孔孟的“先富后教”的方针和“惠民”政策。孔子主张富民，“既富矣，教之。”（《子路》）孟子说：“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否则“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这也就是所以“礼不下庶人”、“小人喻于利”的原由。孔孟讲德治，主要不是向小民施教化，而恰恰是要求统治者“施惠于民”，即所谓“德以施惠。”（《左传。成公六十年》）。

孔孟企望以德来约束君王权力，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处于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春秋战国乱世，诸侯争夺兼并，滥施威权，杀人盈野，民不聊生。孔孟基于民本思想，劝君王克己以“拯民于水火”，施仁政以收拾民心，实行王道以巩固统治。当然，这在当时群雄争霸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被视为迂阔之论；完全以德治，也是行不通的。他们游说诸侯不能不以失败告终。但这不并等于其“为政以德”、以道德约束王权的思想完全不足取。后世改朝换代之初，开国君主一般能吸取前朝权力腐败的教训，自觉以德律己，“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唐太宗，《贞观政要。仁义》），贤臣也不时以此进谏帝王，尚不失孔孟之遗风。历代的“官箴”也是用来告诫官吏“为吏之道”，如《百官箴》《臣轨》《政训》《为政九要》《御制官箴》等等，主要是讲为官应恪守的政治道德准则，以忠信仁爱、清正廉明、勤政敬业等等道德规范来约束各级官吏权力的专横。

当然，汉唐以后，天下一统，德法兼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义》）。“德治”除保留了某些约束帝王的内容外，重心已转移到以“三纲五常”教化小民，防民犯上作乱。宋明清代，更以礼教“吃人”，已渐失孔孟之初衷。

总的说来，孔孟德治着眼点在抑制王权，保民惠民；比之法家法治的严刑峻法、“以力服人”（《商君书。开塞》），矛头主要是对付臣民，不是抑制，而是以法、术、势扩张君王的统治权力，则儒家的统治策略要比法家开明得多。

关于孔孟主张对统治权力“约之以礼”、“以德行仁”的思想，日本法学家石川英昭似已有所觉察，他说：“儒家所主张的是统治者必须有德性”，“在儒家中，存在着抑制统治者权力的思想，以有德的统治者的存在为前提，也可以认为是监视行政官僚的行为的制度。”〔3〕西方学者日尔内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也说：“如果某人认为儒学仅仅是为政府服务的官方意识形态，那就错了。它恰巧经常是在官方对立面的一个武器。”〔4〕我国有的学者也指出：“体现着道德的‘礼’、‘乐’、‘道’对君主运用权力、对法律有着巨大的指引和制约作用。”〔5〕不过这些看法都尚未得到进一步深入的研讨与发挥。

道德权力是约束国家权力的辅助力量

以道德约束权力，这是一个新的命题。这个命题能否成立，涉及道德自身的特性，道德是否只是内在的，还是也可以形成为一种外在的社会力量-社会权力，这种道德权力为什么也可以作为制约国家权力的补充或辅助力量。

一、道德是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

法学史上，康德是首先明确将道德伦理特质归结为“内在性”，而与法律规范的“外在性”相对立。他认为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道德则只支配人们的内心活动的动机。后之学者大多以此划分法律与道德的区别，如匈牙利现代法学家朱利叶斯。穆尔（Julius Moor）断言，道德规范“能否得以执行的保证，完全在于有关个人的内心”，而“不是外部的有形强制与威胁”。〔6〕按照这种观点，则道德只能靠自律。这虽则是道德规范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加以绝对化则有失偏颇。

问题在于，道德不只是隐藏于内心的信念，而必定要表现为外部行为。否则，道德就不会成为社会道德，就不具有社会意义，只是山林隐士或修道士“独善其身”的自我净化而已。现代分析法学家哈特（Herbert L.A.Hart 1907）虽然否认法律与道德的必然联系，但他正确地指出，用外在性和内在性作为区分法律与道德的界线，是一种“严重的误导”。他认为道德的重要社会意义在于它对社会成员的“重大的社会压力”，“该压力不仅促使个别情况下的服从，而且保障道德标准传导给全体社会成员”。道德的“典型的强制形式是唤起人们对规则的尊重”，使之“受到其自身良知的惩罚”，或者进而受到社会加之他的反感、体罚，直到被摒弃于社会联系之外。〔7〕

道德的确不只是属于个人内在的心理，而是“良心”与“德行”的统一，是必然要表现于外的社会行为，必然要影响社会并受社会制约。这种制约主要是通过家族伦理控制、团体纪律约束、行业规范的遵从，特别是社会道德舆论的压力，这些都是社会强制力。这种社会强制力，比之国家强制力，在通常情况下虽是软性一些，要通过社会主体在外界道德压力下唤起羞耻感、罪恶感而起作用；但在特定情况下，也会产生硬性的、强有力的效应，甚至更甚于法律制裁，因为法律强制力只涉及人的行为自由或物质损失，而道德强制力则是深入内心的惩罚与折磨，“诛心”之舆论，决不亚于诛身。所谓“礼教吃人”（如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谣言杀人”（如30年代的中国电影明星阮玲玉之自杀），都是在所谓的“道德舆论”（实即反道德的毁谤或非议）下无法容身，走上绝路的。家族的宗法势力甚至可以自行处死“不孝之子”，或将“不守妇道”女子“沉塘”，这都是在道德伦理名义下强制执行的。就道德力量的正面影响力而言，公众舆论对非正义的行为的口诛笔伐，也足以使恶行丧胆，缺德者下台。而先进人物的德行（如六十年代的学雷锋）、执政者的表率（如解放初期共产党干部的优良作风），可以形成强大的社会冲击波，转变整个社会风气。

二、道德的社会强制力即道德权力

通常我们一般只讲“道德权利”或“道德义务”，没有“道德权力”这一说。道德是否可以形成为一种权力呢？

权利是指一种资格，标示主体享有某种行为的自由的资格。他可以要求相对人作出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它的特征是主张“我可以”（享有）。但“可以”不等于“能够”，要实现其权利，特别是当其行使权利受到阻滞时，必得借助一定的强制力为后盾，即通过权力来实现。

权力是指一种能力，“权力永远是控制他人的力量和能力”〔8〕，其特征是能直接以自己的强力迫使相对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它的特征是“我能够”（实现）〔9〕

道德权利只是一种应有权利。其实现有赖于一定的强制力。这种强制力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取得：一是将道德权利法定化，变成法律权利，从而获得国家权力的保护；一是直接诉诸社会强制力（如前述的家族、社会组织、行业组织、社会舆论的强制力），这样，道德也就具有了社会权力性质与功能。所谓社会权力，就是社会主体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资源）对社会与国家的影响力、支配力。笔者在《论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一文中已有论述〔10〕，此处不赘。

可见，道德同法律的区别，不在强制力的有无。如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所说：“伦理也具有作为伦理的强制性规范。强制和秩序是作为社会秩序的法及伦理所共有的性质。”〔11〕不过法律的强制力属于国家权力范畴；道德伦理的强制力则属于社会权力范畴。道德的强制力也就是道德权力，它可以借助其有形无形的压力，迫使人们履行道德义务，或者受到道德的惩罚。

三、以道德权力约束国家权力

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的道德权力，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力或强制力是很大的，已如前述。现在的问题是，它是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约束国家权力的辅助力量呢？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如果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即国家或君主是所谓“自觉的道德核心”，“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等等〔12〕，而且按他所说，“人民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人”，〔13〕“谁在这里或那里听到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藐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事业来”。〔14〕那么，道德权力当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约束国家权力。但事实并非如此。有权力就可能产生腐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是人类最后一个‘祸害’（恩格斯语），表明国家（政府）并非道德的化身。不但需要用法律权力去制约它，而且在法律权力难以干预，或者干预不力的地方，道德权力应当作为一种补充力量、辅助力量去弥补真空，并强化法律权力的力度。

从中国古代历史经验来看，古之帝王，即使高踞于法律之上（“生法者君”），不受法律制约，却也害怕道德非议。譬如汉唐以来，每一皇帝嗣位，都由史臣撰写先帝的“实录”，此外还有当朝皇帝的“起居注”，如实记载皇帝的言行，包括其私生活。有的皇帝害怕其丑闻或恶行被记入史书，常不得不接受臣下的进谏，而约束自己的行为。有时，臣下还以“水可覆舟”、以“天道”进谏，要求“曲君而伸天”借托上天的威权来制约皇权。实则天道即人道，天遣即人民的道德遣责，迫使皇帝畏惧而下“罪己诏”，以示收拾民心。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遏制腐败，就以“暴君放伐”论为据，举“仁义”之师，“吊民伐罪”、“替天行道”，推翻腐朽王朝。

至于对一般官吏，中国古代也曾设“清议”（或称乡议）、举孝廉、实行九品中正制度，进行道德约制。王夫之曾经对此有很好的评介：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百官）者，既已制官刑做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15〕

这里讲的“清议”，实即对官吏（或准官吏）的道德评议与社会舆论，它也是一种道德权力，可以决定官吏选拔升黜的命运，直到被“终身废弃”，其强制力可谓大矣。

现代西方民主国家，其法治较发达，通过法律，以权力制约权力，对防止权力腐败有一定效果。同时对执政党和执政官员的道德约束，也起一定作用。贵为总统或议员、内阁成员，一当其私生活上的污点秽闻被揭发，不但竞选即告失败，而且在位时得自请辞职。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就因事涉政治道德。克林顿也因被控有过逃税行为和“性骚扰”劣迹，而处于尴尬被动境地。有的国家的内阁部长因用公款开销一次私人旅行出租车费，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立即辞职。美国国会还设有“道德委员会”，专门审理议员违反道德的行为。最近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纽特。金里奇因被控欺骗国会，有违政治道德，被处以30万美元罚款。〔16〕反对党也往往以掌握执政党要员的有失检点的丑闻为筹码，进行政治斗争，客观上也起了抑制权力腐败的作用。至于有的发展中国家闹政变，其政变者莫不以其前任贪污腐败为由，进行讨伐，以图赢得民心。

从上述一些例证可以看出，道德力量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起约束国家权力的辅助作用，在于：

一、国家权力和官员的权力除了必须有合法性依据外，还需要有道义基础，有社会道德舆论的支撑。为政者其身不正，其令不行，纵有威权，而无道德威信，就不足以为政。而威信是否能建立，在民心的向背，亦即人民对执政者的道德评判。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说的都是权力存亡兴败的道德根源。

二、社会道德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它一旦凝聚为公众舆论，或形成为风俗习惯势力，就具有强大的社会强制力，即社会权力，就可以直接地，或通过转化为国家权力（如转化为法律，转化为国家制度）而间接地去制约国家权力。象中国古代的“清议”、现代传媒的“曝光”，都是强有力的有组织的社会道德强制力〔17〕，其作用有时甚至强过法律的功能。不是有的干部“不怕上告，就怕上报”么？他们可以权压法，却不能以权压服民心。

道德约束国家权力的方式

道德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有两种主要方式，即自律与他律。

㈢ 道德约束有什么作用

从业人员职业道抄德习惯的养成，袭依赖于从业人员职业生活中道德行为的反复出现，从而形成一种习惯。而职业生活中从业人员这种道德行为最初的出现尚未有习惯起作用，因此只能依靠职业道德规范的约束，包括外来的舆论、纪律等他律性的约束，以及自身的道德信念等自律性的约束，然后才能最终形成职业道德习惯。道德教育不仅通过认知和情感培养使从业人员能实行道德自律，而且必须采取外部约束的措施，以促使道德习惯加速养成。

道德修养

从道德认知、情感培养一直到道德习惯养成，从业人员逐步向达到一定的道德境界的目标发展。而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心理结构的建构和完善，需要通过他们自身的修养活动才能最终完成。职业道德修养的核心是通过反思对自身的职业生活中的行为所进行的审美评判，从而自我调整有关职业道德的内在心理结构，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因此，修养的过程正如孔子所主张的由学、思、行三个环节互相配合而完成。从业者通过学义理，仿效他人的道德行为，以自身的行动去实践这种美德，并且以对自身行为的反思来加以自我调整。这种职业道德修养过程是达到高尚的职业道德境界所必不可少的过程。

㈣ 自媒体下的道德约束机制

核心阅读

由于自媒体传播具有公开性，因此遵守公共舆论场的秩序和规则是十分重要的。自媒体在享有通讯权、信息传播自由权、信息选择权等时，也理应承担道德上的
责任和义务。作为自媒体用户，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提升信息传播的自律能力，做到在制作或传播信息时心中有一杆秤，避免不良信息的产生和传播。

自媒体在传播信息时不应忘记自身承担的道德义务

近年来，随着以个人传播为主的自媒体时代到来，传媒不再是新闻记者的专利，“我在现场”也已成为信息传播和共享的主要模式。当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
练的人在突发事件现场对事件进行“现场直播”时，不可否认对事件的发展与解决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伦理失范现象。自媒体时代，如何提升自媒
体传播者的自律能力，并构建起一定的自媒体传播伦理规范，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话题。

伦理失范现象堪忧

今年招远“5·28血案”发生后，一些现场血腥照片和视频在网络上不断扩散。视频中，犯罪分子气焰嚣张，手段残暴，就餐女子被打倒在地，惨叫声让人不寒而栗。

近年来，一些公共场所的恶意伤人事件、马路上的车祸事件，或是在受灾现场、爆炸现场，很多现场细节性描述、图片及视频，都是由在场网友通过微博、微信
等自媒体最先发布，并在自媒体环境下不断复制转发，随后大众媒体跟进。当暴力突发事件呈现在自己眼前时，很多自媒体用户凭借自身技术和传播特性，一跃冲上
事件发布的前台。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些恐怖、血腥的细节、镜头，带给人感官上极大冲击，达到震撼人心的宣传效果，但也会让受众心理上感觉不适，留下不快的记忆。另
外，事故“原生态”地播出，没有体现出对被拍摄者生命的关怀，容易引起受害者家属的沉痛记忆，无异于对他们的“二次伤害”。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血腥、暴力
的“现场直播”还会给社会平添极端的负面情绪，甚至效仿犯罪。而这些都波及媒介传播伦理问题。

伦理失范原因分析

自媒体用户缺乏道德约束。与大众传播不同，自媒体传播者大多为非职业新闻传播工作者，没有接受过专业媒介素养教育，没有统一的职业道德约束。自媒体信
息发布无门槛，他们仅仅需要简单的注册申请，就可以在自媒体平台发布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面对暴力突发事件，他们拿起手机、照相机或摄像机将情况“记
录”下来并传播出去时，自然难以遵循传统的职业伦理，也很少考虑这样的行为是否符合传播伦理规范。

自媒体及一些非新闻网站缺乏“把关人”监督机制。不同于传统媒体，网络虚拟空间缺乏对传播内容有效地审查、监管和约束。现实中，突发事件又常能引起
“轰动效应”。网络传播的时效性决定了自媒体经营者及一些网站第一时间把类似事件新闻放到重要位置，轻视甚至是忽略了对其内容的审查。

自媒体博客 http://zhanxincheng.com/

一些传统媒体盲目跟进报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一些传统媒体的网站、微博，甚至一些传统媒体自身，一窝蜂跟进，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负面效应，助长
了不良习气。比如，一些传统媒体依赖“在场”公众拍摄的业余图像和视频进行传播，为了收视率、点击量而放松了对自我传播伦理规范的约束。

构建自媒体传播 伦理规范

自媒体时代，要消解自媒体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伦理冲突，需要构建起自媒体传播伦理规范，需要自媒体用户、经营者、传统媒体以及相关政府机构共同探索与努力：

一、加强自媒体用户的媒介素养

作为自媒体用户，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提升信息传播的自律能力，是题中应有之义。通过各种学习，自媒体用户能对信息进行分析，清楚地判断什么样的信息
是符合社会规范的，什么样的信息可能会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做到在制作或传播信息时心中有一杆秤，避免不良信息的产生和传播。

二、传统主流媒体有效舆论引导

作为传统媒体，就新闻伦理而言，在如何处理暴力突发事件血腥、恐怖的细节和画面等方面，经过多年探讨与争鸣，已形成一定之规。面对自媒体对传播生态的
诸多改变，传统媒体应积极发挥引导作用，促进自媒体传播伦理规范的建立。首先，要严守媒体及民众所公认的传播底线，不渲染类似血腥、灾难、痛苦的画面，避
免二次伤害的发生。其次，在对暴力突发事件进行报道时，不断创新报道方式和手段，不仅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还回答“应该如何”的问题，使受众从悲剧中获
得理性的思考。再次，借助自身传播资源和优势，加大网络道德宣传教育，提高网民的认知能力和对网络中各种事物的思辨区分能力。

三、政府相关部门积极规范管控

作为政府，要建立制度化的网络治理模式，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应考虑自媒体这一平台的特点以及导致其伦理失范的原因，尽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
的网络公共道德行为规范，并开展相关网络道德教育宣传，从而避免或减少自媒体传播中伦理失范现象的发生。同时，采取防火墙等技术及时对不良信息进行处理或
过滤，并建立网络实名制及相应的行业规范。

㈤ 什么叫道德约束机制

简单来说：就是用德行来约束行为。
需要对德行的要求有一个标准，就是划定黑内白一样，有明确的分割容标准。
在人性上来说，德行的标准来源于所受教育及成长环境。
定制好德行标准以后，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但有道德约束能力。

㈥ 道德规范的激励与约束

在签订双方合作的合同时，道德规范是判断代理人是否努力的另一个主要标准。这里的道德规范是指代理人的努力行为或“合适行为”，即项目实施前双方共同制定的一系列规范或约定。而任何理性人在违背道德时都具有一定的内疚感，这种内疚感实际上就是代理人遵守道德规范的一种压力。另一方面，代理人在选择行动时不仅需要衡量内疚感（精神压力）与当前物质收入的大小，还应考虑到违背道德规范对其声望的负面影响，以及相关项目中委托人的不信任而造成长期物质收入的下降。按照Kandel和Lazear的参与博弈双方面临同样道德压力的观点^[26]，在委托－代理模型中引入道德规范变量v_E，并假设A是代理人遵守道德规范的压力系数，代理人的主观偏好为－λ（v_E-a）²，则代理人的期望效用为

企业信息化过程中人员行为的研究

与引入行为准则变量v_N类似，当λ＞0时，代理人遵守道德规范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内部动力，行为越是偏离道德规范其内疚感也就越强；λ＝0表示代理人行为的选择仅依靠物质收入；λ＜0代表代理人的效用来源于道德败坏（不努力）。不同的是，行为准则v_N多是代理人的许诺，v_E则更多的是指由委托人为其提供的规范，或者是由双方事先商定的行为要求，这样行为与v_E的偏差就不再受自然因素θ的影响了，而仅依赖于代理人的主观努力水平。

代理人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企业信息化过程中人员行为的研究

在λ＞0时，由于代理人支出成本来源于物质成本和精神成本两个方面，通过提高努力水平以减小a与v_E的偏差，也就成了代理人最大化收益的选择。

3.3.3.1 理性的道德合同

作为一个理性的代理人，总是试图最大化自己的收益，而又不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成本）。因此，代理人的主观最优努力可由∂USeddon^E/∂a=0求得

企业信息化过程中人员行为的研究

由（3.22）式可知，外部激励越大、道德规范越强，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就会越高。在总收益最大化下，委托人设计的最优激励系数应为

企业信息化过程中人员行为的研究

可见，代理人遵守道德规范的压力越大，委托人给予的外部激励也就越小，这正是内部激励与外部激励的挤兑效应。由（∂U^E+V）/a=0可以得出，委托人认为代理人的最优努力

，显然有

。另一方面，由U^E+V的一阶条件还可以得到，最优的道德规范变量v_E=1/2。

考虑到道德规范变量的事先确定性，以及固定报酬α对代理人行为偏好的影响，那么引入道德规范变量后的代理人期望收入应满足：

企业信息化过程中人员行为的研究

求解，可得

企业信息化过程中人员行为的研究

尽管遵守道德规范的压力系数随风险增加而减弱，但A的值总是大于1，表明代理人是愿意遵守道德规范的。此时代理人的成本支出包括物质支付成本和精神支付成本，即

，显然大于标准委托－代理模型中的支付成本a²。由于有∂a/∂λ＞0，∂β/∂λ＜0和∂α/∂λ＞0，这样不论风险意识系数k取何值，在λ值增大时都有物质激励β减小，代理人的支付成本a²增大，显然就需要适当地加大固定报酬α的值以补偿代理人的递减效用。另一方面，λ值越大，代理人付出的努力也越大，当a→a*时精神支付成本趋近于0，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代理人的内在激励。

将A值代入（3.23）、（3.22）式，可得

企业信息化过程中人员行为的研究

由此可以看出：①由于∂β^E/∂k<0和∂a^E/∂k<0，表明外部激励与代理人努力水平都随着风险的增加而减小，且有

0，

；②均衡时的道德规范变量大于努力水平（v_E-a^E>0），从而代理人总是有些达不到道德规范的内疚感；③固定报酬α^E>0，表明委托人与代理人共享总收益，且有双方的总收益大于标准委托－代理模型的总收益

由于

，这在企业系统实施时更具有现实意义。

在缺少外部激励机制（β＝0）时，代理人的努力水平

，也就是说代理人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是可以信任的。通过与标准模型的比较，可以看出有a^E>a^s，β^E＜β^s和α^E>α^s，从而引入道德规范变量后的模型是一种信任合同。与引入行为准则变量类似，如果委托人提供了一个基于道德规范的信任合同，代理人却总是最大化其物质收入，则委托人的效用将比不信任代理人时变得更小。因此，对于代理人来说，如何选择有效的道德规范变量，以便让委托人对引入道德规范的信任合同感兴趣，则是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3.3.3.2 道德规范变量的选择

由于假设的精神压力系数λ与道德规范变量v_E是正相关的，所以不论双方如何设定道德规范v_E，代理人都可以选择适当的λ值来获得满意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有α^E>α^s，即代理人所支付的精神成本需要在固定报酬中得到一定的补偿，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委托人的收益。

由于委托人认定的代理人最优努力和物质激励应为a*=1/2.β*=0，将其代入（3.22）式，则有

，即

。由于

，表明随着风险意识k的增大，道德规范变量会相应减小。在k无限增大时，有

。若令A=1，则在k→∞时均衡行动趋近于最优行动。

然而，如果在委托人提出合同后代理人自由选择道德规范变量，则通过UE的一阶条件∂U^E/∂v_E=0，可得

，再将其代入（3.22）式就有

（β）＝∂（β）。此时不论委托人如何设定激励机制，都有λ（v_E-a）²=0，导致合同回归到不信任时的标准委托－代理模型。

因此，道德规范变量v_E不可能由代理人来自行设定，而应由委托人通过对代理人过去相关行为的分析综合制定，或委托人与代理人双方商定一个合适的值。只要双方协商的道德规范变量具有一定的理性，均衡行动就会高于不信任时的行动，且随着代理人努力水平的提高，总收入逐渐被代理人所占有，而委托人将获得零剩余。事实上，企业信息系统开发过程中的高固定报酬正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代理人努力工作将获得全部开发费用，只有在委托人发现代理人有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时，才会提取一定剩余作为对代理人的惩罚，这显然与标准委托－代理模型是不一样的。

㈦ 以道德约束的自由怎么解释

这个题目其实挺难辩的，因为比较容易说错，被对手抓住把柄。这里给几点建议：首先，(其实我国古代实行以儒家道德约束为主的统治，因为中国毕竟福员辽阔，所谓山高皇帝远，法律出了一定的范围效用就十分有限；为了维持统治，统治者只能用儒家道德约束行为。)现在毕竟网络通信发达，通过合理的纪律约束可行性就变得很高，可以通过收集不同地区的情况来完善纪律手册。其次，道德约束学生的文明行为可行性不高,比如，当学生做出一些不文明行为，如随地吐痰，旷课时，其实他也知道这个不对...但很难约束自己。如果有纪律，如扣考勤，扣学分等，他的行为就不由自主地受到约束第三，可能对方会提，有纪律会限制自由等。你可以反问对方学生进学校主要是干嘛等反驳。最后，辩论时注意要随机应变，祝你成功

㈧ 以道德约束自身,为圣贤,以道德约束天下,为贼寇出自哪里

‘’以道德约束自身,为圣贤,以道德约束天下,为贼寇‘’也许是 焚天作者总回结出来的所谓 古人说。答
再看看胡适怎么说 的 ：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 规则却大谈道德，人人都争当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都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遍布的肮脏国家！

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㈨ 道德问题受到法律约束的例子有哪些

小悦悦事件就是典型的道德问题受到法律约束的例子。
小悦悦的离世,人们悲痛之余感觉到道德的力量不能够唤醒人的良知,于是便提出要用法律来制止这种悲剧的再次发生.问题是法律真能够替补道德的作用吗?起码现实社会是不行的,也没有证据显示这样做会得到广大的民意支持.法律的作用就是刚性的约束人的行为规范.违反法律,威慑性的后果,轻则失去人身的自由,重则剥夺人身的财产和生命.
法律的产生是基于经济发展而来. 简单的道德约束有时候的得不到某些人遵守,就需要一个国家机器来约束以及制服那些超越道德规范行为 的人.法律虽然可以强制人的某些行为规范.但是,一方面它不可能代替道德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法律也只能对超越了社会公认道德行为准则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道德,作为一个精神思想范畴,他的内在表现形式意识形态,修养,即人内心的内涵是可以从对外部世界的知与行的行为特征上面反映出来.法律内在表现即内涵是法律条文，人的社会行为广义的讲都要符合法律的刚性规定。那么人在实践对待社会是,非与善,恶采取何种行为方式,比如应该作为而不作为,只要不是违反法律条文,更多的层面就属于道德的修养和自律,应该讲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对社会负有的责任肩负某种义务和责任,该作为而不作为,只要他的行为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也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法律是不能够处罚的,这是人的自由选择权利.只是在道德层面有义务实行的行为而不去作为.任凭事情完全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发生.社会舆论会给这类人群施加道德的压力.而将法律代替道德来强行约束人的行为规范将会达到相反的结果.道德的力量将会消亡.

㈩ 道德的约束力在哪

以德治国，总的来说，是将道德的约束力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形式。这是道德力量放大的一面，因为它不仅是影响一个人的“为人处世”，更是用来影响整个国家，乃至整个民族的。一个国家的内部必须依靠道德系统维系，而不仅仅是依靠法律。道德系统产生的凝聚力，是法律不可取代的。因为道德的约束使得人们拒绝违法，并非如法律般在人们违法之后施以惩罚性的行为。如果说法律重在惩罚，那么，道德就是重在督导、教化。现在，我们谈教育的重要性，其实就是运用了相似的逻辑。
有时可以听到人们对一个民族的评价，或勤劳或懒惰，或宽厚或精明，我们中华民族就是世界闻名的勤劳朴实的民族。这样的评价，其基调往往就是这个民族崇尚的道德规范，如果一个民族认为勤劳是种美德，那么这个民族往往就是(或者将会成为)一个勤劳的民族。这听上去好像与“道德”在今天的现实意义没有太大关联，但其实道德具体化之后就是一种约束。古语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由家庭伦理建立起来的道德系统敦促人们约束自己的欲望及行为，注重“礼、义、廉、耻”，让整个社会偏于中、和，可以创造出安定的社会环境。无形中也就达到了重新提出“德治”的政治意义。
法律与道德是相伴而生的一对范畴。通常情况下，违法行为必定有悖社会公德，而有悖社会公德的行为尚不能全都以法律的形式来约束和惩处。这也是今天重提“以德治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高度重视遵守道德规范，并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才会成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和有发展潜力的民族。如果民族的道德规范产生偏差，道德的权威被动摇，其后果一定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无论何种情况，强化道德的约束力都是必要的，而且是应该不遗余力地去执行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处于今天这样变革的时代，道德被重新设定的时代，“卫道”应该是个需要被我们再次提出、再次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