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信仰缺失

㈠ 信仰的缺失必然会导致道德的沦丧吗

其实，时代的进步不单带来物质的飞跃，精神文明同样在飞跃。但飞跃的结果表现内出多样性是必然的。以容前的纯朴可以认为是好事，也可以认为是呆板，今天的精明可认为是好事，也可认为是坏事，比如有些精明人做出了地沟油。这些需要人们慢慢改过来，这是要一个过程的。

㈡ 现今人们的 社会信仰缺失，年轻一代的道德信仰沦丧，到底谁该负起这个责任又该怎么来负责

当今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其实原来是有自己的信仰的，这种信仰来源于久远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积淀。从过去儒学教导我们的“仁义礼智信”到不断演化来的“礼义廉耻”，等等一系列国学经典长期耳濡目染的环境下，我们有自己的信仰，知道真正意义上的是非对错，深谙处世为人之道，过去的一套文化体制无时无刻不在规范着我们的行为举止。但不幸的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文化的不断西化与交融，原本正统的儒家经典那一套理论如今早已暗淡无光，现实世界里支撑国人活下去的动力似乎演变成了不断攫取利润与金钱，变成了资本的积累、权力的争夺。由此带来的社会文化可谓带上了西方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影子，即利益驱使。把眼光推及当今社会，用物欲横流形容再适合不过。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媒，映射的正是当今社会文化的一些方面。但可悲的是，电视剧题材大多被宫廷剧、穿越剧等霸占，不是讲述宫廷内权力的争夺，就是虚幻的穿越古代，可见当今社会文化早已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需要到千百年前来得到彻底的满足；电视娱乐节目也被婚恋交友节目之流充斥，各种激烈的言辞似乎成了现代社会物欲的集中体现；难得几部反映当代现实世界的电视题材，在此也充满了奋斗中青年的辛酸苦楚、当今社会赤裸裸的现实与底层人心中隐隐的不满与无助。人们对电视剧题材的认可恰恰是对现今社会文化从心底里否定的强有力体现。人们不知道为什么活下去，没有了原本中国古代国学所推崇的价值观，信仰的缺失让更多的人误把所谓“成功”定义为人存在的价值，假装认可这样一种连自己都不确定的“信仰”过着自己的现实生活，认为成功就是功名、便是利益，趋炎附势，只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苟延残喘。把眼光再次推及网络文化，想想现在我们绝不可能轻易把网络和国学和传统联系在一起。说到网络，人们最先联想到的只是过于泛滥的资源、是消息的真伪、信息的筛选，过多的信息再也不能让我们潜心去阅读，即便浏览，现今也还有几人能怀着对中华文字的敬仰与热爱，怀着对国学最深层次的理解去悲悯地体察社会？若果真做到了，不知是否会被冠上“有病”的骂名。不是似乎，我们确实活在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
到底谁该来负责？到底怎么来负责？我想，作为一个老百姓，这已经不重要了，就把这问题丢给省部级以上的实权领导吧，他们才会有这个闲暇时间来先天下之忧而忧，现今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对老百姓而言，是把锁，也是把钥匙。

㈢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后信仰缺失问题

一.评价我国现阶段道德状况的立场和方法论∶
价值观立场。道德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实践精神方式，与人的实践活动密不可分，渗透在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
认识方法论。对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状况进行评价，首先要把握全面的道德现象。
历史视野。经济进步与道德进步是同向还是二律背反，不能作静态的无谓争论，只能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动态比较中来评判。
二.我国社会道德状况在总体上获得巨大发展进步∶
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变革，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德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入了持续的动力。
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崭新道德，以及不断开展的群众性道德建设活动，又反过来为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营造了良好的精神道德环境，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动力。
三.我们面临的道德考验∶
我国社会道德问题的主要表现

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
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领域
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人群
出现道德问题的主要原因

道德发展滞后性的原因
体制机制不完善的原因
法治和德治还不完全相适应的原因
社会舆论放大效应的原因
当前社会存在的这些道德问题警示人们：道德考验必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但中国人民有信心经受住这一切考验。因为社会的道德主流是进步、光明、向善的，因为社会的道德问题是发展前进中的问题，更因为中国人民从事着以真善美为价值前提和价值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㈣ 怎样才能改变当前大学生信仰和道德缺失的现状

还得付出一代人的代价，现在学生的父母们经济上富裕了，但相对受教育程度低，受过苦，所以加倍呵护孩子们造成的，等大学生们当父母了。就会在教育方式上进行调整改变的。现在的国家凝聚力越来越好了，如果打一场中美战争或台湾解放战争就更好了，绝对众志成城。

㈤ 当今社会道德信仰消失的本质原因是什么

孟子曾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对于信仰传统缺失的中国来说，以实用逐利为核心的功利社会已经持续了几千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人是魔鬼与天使的组合，具有兽性和神性；人的本性是兽性的，神性的一面只有宗教才可以赋予他。从性恶论的观点来说，所有的道德都来自于宗教。索尔仁尼琴将当今世界道德勇气缺乏的原因归咎于宗教感的丧失。科学起源于宗教，但科学并不能代替宗教。宗教的真谛并不是对神的崇拜，而是宣传一种人类本是一家的共同信仰，并教育人在克制中达到和平与安宁，符合爱的精神。所以历史学家威尔斯说，宗教是“历史的大纲”。事实上，信仰的缺失与偶像的神话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最为吊诡的现象，这里也是个人崇拜的狂热沃土。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然后孔子就被尊为神，有时候也被打为鬼。亚瑟史密斯在《中国人德行》一书中入木三分地写道：“本性上对最深奥的宗教真理的绝对淡漠是中国人最悲哀的特征，比如接受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接受一个没有心灵的灵魂，接受一个没有原因的和谐，接受一个没有上帝的宇宙。”

正如信仰是人性的提升，道德是道理的提升，道德的根本是善，这与宗教是一脉相承的。从某种意义上，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是宗教，而所有的宗教都倡导关爱与善良、公正与平等。无论佛教的“慈悲为怀”与“众生平等”，还是基督教“上帝爱你”与“兄弟姐妹”。德国思想家鲁道夫o沙泽曼说：“我们不能自由地选择历史，但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自由地选择学习的榜样。太多的人向威胁和利诱屈服了，太少的人有坚贞不屈的勇气。只有信仰才能给人这样的勇气。”

㈥ 中国人道德缺失现象的原因与对策

我国现代社会的道德缺失现象及影响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作为精神内文明建设范畴的公民容道德 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但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公民道德建设却有明显滞后的情况,道德 缺失现象层出不穷、触目惊心。

㈦ 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价值观扭曲原因是

过度地宣扬唯物主义，
缺乏唯心主义的人性内容。

㈧ 道德败坏是否和信仰缺失有关系

教育失败古圣先贤教导儒释道传统文化作旧东西迷信东西孔夫教育已经丢百现校西模式道观寺庙敛财古候没象现整民族道德缺失都外现外都意识文化问题精神堕落努力习传统文化自……
道德败坏是否和信仰缺失有关系
这样的提问感觉没有意义

㈨ 当今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

社会公德是反映社会文明程度的一面镜子,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公德是一面文明镜还是已经成为了变色镜?上公交车拥挤不排队、不让座,乱扔果皮纸屑,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上完厕所不冲水,这些事情每个人天天都能遇到;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泛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层出不穷;犯罪猖獗,大案要案急剧上升;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见惯不怪;见死不救,见利忘义,个体的孤独焦虑、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也不再是个别现象……凡此种种,说明今天的社会公德,已经不是一面凸显人类精神和时代进步的文明镜,而是一面反映社会问题和人的异化的变色镜!所以,我们不能再陶醉在道德大国的虚幻美梦中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道德在滑坡,社会公德已经变色,社会公德建设刻不容缓。要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就必须先找出当今我国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以期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一、传统文化弊病:私德与公德中国被人称为礼仪之邦,儒家伦理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品德被视为圭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入世情怀更是为世人称道,然而这种天下为公的姿态,很容易让人模糊了儒家伦理思想的缺陷,即先私德后公德。
一、文明镜与变色镜——当今中国社会公德状况

社会公德在今天的中国，是一面文明镜还是已经变成了变色镜？这个问题是与道德“滑坡论”与“爬坡论”的争论密切相关的。“滑坡论”与“爬坡论”曾在改革开放之初产生过激烈的交锋。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人们认识程度的深入，结论比较明晰了，那就是：爬坡论者当初振振有辞的“时间观念、效率意识的加强”、“社会政治的开明”之类的论证，虽然言之凿凿，但并不属于道德领域，而更多的是属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道德的进步没有绝对的正向相关，经济发展了，但我们的道德状况不但在总体上没有进步，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明显的滑坡。就社会公德领域来看，上公车拥挤不排队、不让座，乱扔果皮纸屑，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上完厕所不冲水，这些事情每个人天天都能遇到，已经成为人们的“必修课”。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泛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层出不穷；犯罪猖獗，大案要案急骤上升；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见惯不怪。见死不救，见利忘义，个体的孤独焦虑、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也不再是个别现象。凡此种种，难以让人产生道德爬坡之感觉。

不久前网上披露的事情则具有更典型的意义：2004年10月11日黑龙江大庆市发生了狗主人威逼人力三轮车夫向小狗下跪磕头的事件；一个月后，11月16日，相同的一幕又在安徽合肥市街头上演：一位出租车司机迫于狗主人的威胁殴打，在瑟瑟寒风中向被撞伤的小狗下跪，直到警察赶来现场才起身，而且合肥市一派出所的处理结果是：向狗下跪的司机赔偿狗主人1000元钱。[1]今天的社会公德，已经不是一面凸显人类精神和时代进步的文明镜，而是一面反映社会问题和人的异化的变色镜！

所以，我们不能再陶醉在道德大国的虚幻美梦中无法自拔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道德在滑坡，社会公德已经变色，社会公德建设，刻不容缓。要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就必须先找出当今我国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以期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二、私德与公德——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

中国被人称为礼仪之邦，儒家伦理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温、良、俭、让等德目被视为圭臬（guīniè [criterion;standard] 指圭表,比喻标准,准则和法度;可以据此作出决定或判断的根据 圭臬星经奥,虫篆丹春广。——杜甫《八哀诗》 适应之说,迄今日学人犹奉为圭臬。——鲁迅《人之历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入世情怀更是为世人称道。这种天下为公的姿态，很容易使人模糊了儒家伦理的缺陷，即先私德后公德。

儒家学说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学说，在处理私德与公德的关系、建立道德体系时，它是沿着先私后公的路径展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排在“国”和“天下”之后的。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对于公德而言，私德是本根性的，是至上性的。公德是以私德为基础，从私德中推延而成的。

诚如有论者所说，“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同”或者“求同”。基本方法论是：求同再求同，贯通再贯通，肯定再肯定。”[2]这固然是对的。但当私德与公德发生了矛盾，而且两者的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求同”无方、“贯通”无路、“肯定”无门而只有“舍鱼而取熊掌”之时，私德就会压倒公德。例如孔子对“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做法提出异议，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当“其父攘羊”，在父慈子孝与诚实正直之间出现冲突时，一向强调后者的孔子却主张通过“父子相隐”的方式维系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从而明确地将家庭私德凌驾于社会公德之上。

再看孟子，孟子本来主张“责善，朋友之道也”（孟子?离娄下），然而一遇到父子关系，就变了，他说：“父子之间不责善”（孟子?离娄上），甚至认为：“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孟子?离娄下）。道德生活中的相互批评固然重要，但一旦涉及到至高无上的血缘亲情，就只有让位了。所以，孟子对舜面对其父杀人的局面，“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做法赞不绝口，在公然地在为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的腐败行为唱赞歌的同时，把公正守法、任人唯贤的社会公德抛诸脑后。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这种复杂效应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由于儒家伦理在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在形成高度重视慈孝友悌等家庭私德的伦理传统的同时，往往又流露出相对轻视社会公德的倾向，以致一些基本的公德规范，如诚实守信、公正守法、遵守公共秩序、讲究公共卫生、爱护公共财物等，时常受到漠视。[3]

三、集体的理想与个体的虚无——时代背景的局限

诚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4]道德是时代的产物，它必然要受到时代的制约；同时，道德的发展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社会公德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这种特点也就相应地体现得更加明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令许多老人至今深深怀念的“温暖、和谐、单纯、明净”的五六十年代，社会公德大崩溃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进入了向现代化进军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甚至“举世瞩目”的，但社会公德的建设却令人不敢恭维。从过去的极端集体主义到今天的极端个人主义，从过去的道德理想主义到今天的道德虚无主义，我们只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这个180度的转弯之后，我们的道德状况却似乎没有太大的进步。——在某些方面，甚至还退步了。例如新中国成立后销声匿迹的黄赌毒，今天又死灰复燃，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钱是个好东西，经济是不可或缺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出对自由民主的强烈渴求。但是，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道德的进步吗？理性真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吗？我们的精神是越来越健全呢，还是相反？卢梭在18世纪提出的对启蒙理性的警惕的质疑日益凸显出他的真知灼见，他那“科学越发展，道德越堕落”的箴言，至今仍回荡在我们耳边，而且还越来越清晰。

所以，奥尔加?希尔的一篇形容今天这个时代背景中的都市人的小文章在网上被广泛转载：“我们不断聚敛财富，却逐渐丧失了自我价值；我们话语太多，真爱太少；我们掌握了谋生手段，却不懂得生活的真谛。我们学会了追赶时间，却没学会耐心等待；我们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道德品质却日益沦丧。我们生产更多的电脑用于存储更多的信息和制造更多的拷贝，而相互的交流与沟通却越来越少。……”

四、传统体制与现代体制——社会体制的真空

现代人越来越意识到体制的重要性。好的社会体制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坏的社会体制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这已经基本上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在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体制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破坏，但新的合理体制一时有未能建立起来，于是体制上的真空便为道德上的真空大开了方便之门。“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里的胆大胆小的衡量标准就是对社会公德的破坏。“缺德就能发财”，这在体制不健全的社会里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改革开放之初的暴发户，有许多就是这样发家的。今天我们所面对诸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加剧，不正当竞争，黑箱操作，等等，它们是导致社会公德缺失的温床。

曾经一度引起社会关注的北京“小偷”偷馒头的事件，充分暴露出现有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个在北京找工作没有结果的青年，好几天没吃东西，饿得实在没办法的，无奈之下偷了小卖部的几个馒头，被发现后仓皇逃跑，但因为没有力气，没跑几步就晕倒在地，被“当场抓获”。有些自豪的北京人以此立论，大放阙词：看看，这些外地人，多么没素质。他们到我们首都来，严重破坏了祖国的大好形象。对他们，就是要排斥、限制，不让他们踏进京城半步！但是，北京不是北京人的北京，北京是中国人的北京。文萃报曾转载了一篇小文章，题目就是《想做北京人，为何这么难》，从生活歧视、职业歧视、子女受教育歧视等诸多方面勾勒出中国现有体制上存在的问题，[5]这些问题聚焦在社会公正问题上，而社会公正本身就是最大的道德，当代思想巨擘罗尔斯在他的划时代巨著《正义论》中开篇就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的首要美德一样。……法律与制度无论多么有效率和井然有序，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被改造或废除。”[6]不正义的社会制度为社会公德缺失埋下了无尽的隐患。

所以，对于下岗工人聚众赌博、小摊小贩在路旁摆摊设点这样的事情，我们如果无视制度的缺陷，一味地做道德上的批判，摆出一副道德家的姿态，对他们做“正其义不谋其利”、“饿死事小，失礼事大”之类的说教，不说效果甚微，就是面对自己的良心，也觉得羞愧。认真审视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发展过程中留下的真空，脚踏实地地解决问题，这才是根本。

五、上帝死了与人死了——信仰的缺席

从理论上论证信仰的重要性并不难，难的是让信仰从嘴边落到心中，在现实的生活中扬起信仰的帆。西方人的信仰经历自然神—上帝—理性—无的过程，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下，我们中国人则是伴随着对传统儒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轴心的入世信仰的颠覆而陷入了虚无。

80年代中国大陆摇滚之父崔健的《一块红布》说出了中国式信仰的虚幻性：“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诚如鲁迅所形容的，“梦醒了，却无路可走”，孤独、寂寞、苦闷、彷徨、惆怅一股脑儿涌了上来。爱显得越来越少，越来越珍贵，同时也越来越“变味”，神圣而崇高的爱情不见了，“我会爱你／你会爱我／只是因为寂寞”（《因为寂寞》），歌词虽然残酷，但却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信仰的缺席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功利主义的盛行。之所以在前面加上“极端”一词，是为了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相区别。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是西方价值观念的基石，在他们看来，个人权利高于一切，趋利避害、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道德应当顺应它而不是忤逆它。这是西方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最表层的观念，今天的许多中国人，完全认同了者一点，但他们却忽视了它更深层的涵义。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尊严、价值、以至财产的神圣性，是指的每一个人，它具有普世界性；而中国人却把个人仅仅理解为“我”自己。功利主义强调功利，但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穆勒看来，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和长久利益是功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7]可见，功利主义包含了对他人的尊重和与他人同生共赢的理念，而今天中国的功利主义，则是作为个人的“我”对他人的掠夺性占有，是有我没你的剥夺与被剥夺、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所以，我把它们称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

这种极端性表现在三个层次，对于一般的市民而言，他们所信奉的是“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第二个层次更深，还要极端一些，它以颠覆价值，游戏人间为依托，所谓“当个小人真快活”，就是这个意思；更有甚者，到了第三个层次，竟然公然喊出了“千万别把我当人”（王朔）。在这样的语境下，谈社会公德无异于痴人说梦。

六、作为主人的“我”与作为奴隶的“我”——主体意识的丧失

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在认知领域，人是主体，而且无论如何也是主体；但在价值领域，在涉及包括社会公德在内的道德问题的时候，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丧失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其原因，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人处在受奴役的状态，他常常不能发现自己的奴役地位，有时还喜欢这个奴役”，“自由是个困难的东西。处在受奴役的状态是会更轻松的。”[8]

在中国，主体地位的丧失是与公民意识的欠缺密不可分的。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臣民社会而不是公民社会，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有的是臣民意识而不是公民意识。所以，打假英雄王海、状告村长的秋菊，在某些“公仆”眼中就是“不稳定因素”，是“动乱分子”。而他们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

我们以前所说的“主人翁精神”与公民意识是一致的。因为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所以会把社会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都当作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对社会的公共规则，也会认同和遵守；对国家所倡导的风尚和价值观，也会由衷地赞成并身体力行。这就是建国后我们的社会公德建设令世界瞩目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在今天，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对国家、社会的认同感正在急剧下降，以往那种“小家”“大家”同为一家的观念渐渐地被“小家”与“大家”的矛盾所代替，私德与公德不再是相通的，而更多的成为了一种对立关系。由爱“小家”推广至爱“大家”的道德发展路径被“顾小家忘大家”甚至是“损大家利小家”代替。反正在这个国家中我只是沧海一粟，有没有我无足轻重，国家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损之何妨？

七、公共形象与自我形象——法制观念、规则意识的淡漠

公民、法制、规则，这些现代社会的核心词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既然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臣民，既然我存在的意义与别人不一样，那么，在主子没有发觉的时候，偶尔犯犯规、打打擦边球，体验一下不按牌理出牌的快感，获取意想不到的巨大好处，何乐而不为呢？臣民的人格是一种分裂人格。主子在场与不在场，表现截然相反。他表现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我”。公民意识的欠缺，必然带来法制观念、规则意识的淡漠。乱扔果皮纸屑、违章驾车、投机倒把、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在澡堂水池小便，等等，都是法制意识、规则意识欠缺的表现，这些现象在我们身边已经是随处可见，见惯不怪了。

更重要的是，法制观念、规则意识的缺失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小事”、我们的“一言一行”中，它还关系到民主国家的建设、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我们所称道的负责任的大国德国，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由于资源匮乏，不得不让市民上山砍树取暖。林业人员在茫茫树海中搜寻，找到老弱树或劣质树，在上面划一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问题是，谁来执行处罚？当时德国行政管理名存实亡，公务员尽数抽调到前线去了，市内找不到警察，全国几乎处于政权的真空。但直到战争结束，全德国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乱砍滥伐的事，他们全部忠实地执行了规定。事隔五十多年，当时被困德国的季羡林老人提起这事仍感叹不已：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9]至于德国人以及日本人恪守交通规则，即使是路上空无一人，只要红灯亮着，就不会开车或者走道，这些例子中国人早已经耳熟能详了。这就是现代公民的素质，而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不知道要等多少年！

总之，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在红灯前面要抢行，要有警察在场才能维持秩序，这样的人群已经习惯于被别人管制，他们缺乏相应的社会责任感。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民主社会可以由这样的人群所组成。”[10]

八、“取法乎上”与“取法乎下”——一点启示

上面所说的六个原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这里所提供的只是审视社会公德缺失的六个不同方位的视角。也可以说，造成今天我国社会公德的丧失，使昔日的文明镜变成了今日的变色镜，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道德问题。只要把它放在社会背景来考察，才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和途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道德的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忽视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试图用心灵革命的方式，在短期内实现人的“脱胎换骨”，这样的愿望只能是空中楼阁，最终的命运也只能是以失败告终。

道德建设不同于经济建设，物质上的投资与精神上的回报并非总是成正比。公正的社会是道德文明的基石，要把变色镜变成文明镜，就必须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入手，对社会进行改造。而要实现社会公正，首先就是要确立规则意识。今天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握好公德的度，即不要无限拔高，也不要止于初等水平，即做到“取法乎上”与“取法乎下”的有机结合。

所谓无限拔高，就是把“取法乎上”做过了，就是把社会公德泛化，无时不谈德，无处不谈德。以往我们把大学生谈恋爱也作为道德问题来处理，采取“围追堵截”的方式，举起道德的大棍子棒打鸳鸯，这种行为不仅是可笑的，而且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与人的天性相违背。所以，是公德的就给公德，不属于公德范畴的，不要生拉硬拽地往公德上靠。这是一个基本尺度。在最消极的意义上说，“不干涉别人，对得起自己”，这就是道德的了。

同时要注意的是，由于道德有层次上的差别，人们往往把社会公德与处于最低层次的日常行为规范等同起来，认为社会公德似乎与伦理道德规范和信仰价值追求无关。这种在“取法乎下”的问题上又走了极端。正如前面所说的，社会公德不仅仅是一点一滴的小事而已，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精神状况的公民的整体素质。所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无论是儒家、佛家还是基督教，都看到了道德的整体性。“取法乎下”必然导致道德建设的实效低迷。

针对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找到实施补救的突破口，这还是第一步。在文章开头所介绍的安徽活人给死狗下跪的案件中，下跪的当事人因害怕狗主人的报复，在警察到来的时候，还不敢把被逼下跪的事情告诉警察，真是应了鲁迅的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启蒙之路漫漫而长远，我辈还需抱定“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鼓足干劲，上下求索。

㈩ 在信仰缺失的时代如何去信

儒家学说为道德或价值提供了人人不得不接受、逻辑上牢不可破的起点。图为儒家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478）像。

今天会讲的主题是“恕道”，我就从“恕”这个字的含义来说明儒家的道德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

“恕”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本来写作“”，上“女”下“心”，没有“口”。到战国时期，在“”右上方加了一个“口”字，变成“恕”（如+心）。这个字可以理解为是形声也可以理解为会意。如果是形声，“如”就代表读音。如果是会意，“如”就代表行为（作动词），于是恕即如心，就是将心比心，以己推人。

所以《说文解字》在解释“恕”的时候说：“恕，仁也。”孔子曾说，“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个人皆可以终身行之（《论语卫灵公》）。孔子弟子曾参也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可见恕在孔门道德体系中的重要性。

当然在儒家价值范畴中，从“心”的字很多，除了“恕”，还有“忠”、“愛”、“性”、“情”、“德”，等等。从孔子和曾子的话可以看出，恕尤为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恕道代表将心比心，由此确立起“仁”，进一步生发出其他一切价值。下面我要强调，

“恕”这个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儒家道德的基础

具体来说，可以从儒家恕道对心的理解中找到答案。《孟子尽心篇》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回到本心、良心，才能明白人性。但按照孔子的意思，“尽心”就是实践恕道。

为了回答道德的基础问题，我建议我们先不忙做形而上学的思辨（像在西方哲学中那样），不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假如你生活在一个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时代，一切政治说教、道德宣传、宗教信仰、思想教育在你看来都是赤裸裸的欺骗，不值一钱的谎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找到能让你信仰的道德或价值，你能从什么地方做起？

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儒家思想的强大魅力。接下来我想说明，

儒家从心、性、理等无可置疑的角度帮我们找到了价值，确立了道德，而这些正是中国文化与人类其他一些重要文化确立道德方式的重要区别

我们知道，人类一些伟大宗教，比如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把道德建立在一个超越人间世界的彼岸世界或神圣存在的基础之上。

一个基督徒，他去爱别人，去发善心，是出于响应上帝的召唤。一位基督教告诉我，为什么要爱人？因为在对神的祈祷中，在和上帝的私人交谈中，他深深地认识到了人性的软弱、无能和丑陋，所以对他人产生了深深的悲悯之心。与上帝的对话让他感受到每个人的生命如沧海一粟，渺无足道，因此对他人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和关爱。所以，在基督教中，一切的爱和善，都来自于上帝。

在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中也有类似的倾向。而佛教和印度教是通过对人间世界的否定来建立起对他人的爱，建立起道德的：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只是像梦中的幻影一样虚幻、不实，我们的此生此世在无尽的生死轮回中也只是一个渺无足道的瞬间；在这样一个高度不确定、随时可能消失的空无的世界里面，人的生命的唯一意义在于认识到世界的无常，从而找到一种永恒和不朽，这样你就不会偏执，不会贪婪，不会把你拥有的一切看成属于你自己的。

与以上诸种宗教相比

，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一种高度此岸化的文化，是以认可这个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为前提的

中国人认为，没有什么比天地更大的东西，不能把天地当成随时可能消失的“幻影”。中国的神也只是天地的一部分，而不超出天地之外，更不是天地的创造者，不能独立于天地而永恒存在。因此人类如果要找到天堂，只能从这个世界做起。天堂不在彼岸，不在死后，就在此生此世。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设定，和人类其他几大宗教都不一样。

在这个基础上，

中国人讲道德，不是从彼岸或者死后出发，不是从上帝或神圣存在出发，而是从“心”出发

从“心”出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并不告诉你什么行为是道德或者不道德的，你自己用心去感受，自然会知道。真正的主宰不在天外，不在彼岸，不在上帝那里，就在你心中。如果你在经书上看到了古人所谓的道德，那也是古人用心体会得来的，不会强加给你。所以，你看孔子对学生的对话，都是启发式的，孔子总是先说出自己的真切感受，而不是简单去说教、灌输。这就叫以心换心，以情动人，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发他人的良知、良心，这就叫恕道。

儒家告诉我们，当你发现世界崩塌了（所谓“礼崩乐坏”），人间变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但你的心还在；当你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行为都出于精致的利己主义算计，这世界没有任何道德可言，但你的良心并未泯灭；当世界极端混乱、无道，我们完全失去了方向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心去体会什么是“道德”、“正义”、“公平”。我们的良心是不会泯灭的。良心、良知和良能是一直存在，哪怕只是潜伏地存在着，这就是孟子性善论所反复强调的主题。

如果你觉得所有官方的说教，所有教科书上的理念，所有冠冕堂皇的道德，全都是骗人的勾当，全不值得你相信；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值得你相信的东西，你甚至想自杀，因为你没有任何希望，——这时孔子和孟子可能会告诉你，你可以从一个地方来寻找到你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那就是你的心。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自己的本心来做人。

除了“心”，儒家还提出另一个让人可在混沌迷茫的世界里寻找到人生价值的线索，那就是“性”——人性。一讲到“性”字，大家可能会想到性善论、性恶论之类的说法，但实际上我们来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做了坏事，在良心深处会有一种愧疚感？为什么我们在公交车上逃票时会感觉到一种惊恐？为什么有一些罪大恶极之人也会有良心发现的时候？这是因为人性有自身的规律和法则。

人性的法则不是你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它会按照自身的逻辑走

你希望把自己做过的丑事忘掉，但是这个法则却会不时来撕咬你的心，让你寝食难安、魂不守舍。这就是人性的法则。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希望自己的人性扭曲，都希望自己的生命得到健康的成长，为此我们不得不遵守人性的法则。而一切现实生活中的不公平、不合理，最终一定可以归结到是否有利于人性健全成长上来。我们讲汉语当中人性的“性”字也从心，左边也有一个“心”字，从生、从心。（人）性包括生命成长的规律和法则，这些规律或法则是人生来就具有的属性。我们可以人性的规律和法则为衡准，来评判现实中一切是非对错。

有一个问题。人天生就是自私、好妒的，见到美食想吃到，见到美色想占有，这些都是人性当中的一部分，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如果无止境地追求贪欲的满足，也会受到伤害。《庄子》、《淮南子》中多次讲到，贪欲会伤生、害性。有些人认为，生命非常短暂，人生在世，不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感官欲望，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但实际上，人过分追逐贪欲的满足会伤生害性，让人性扭曲，这也是人性的规律。贪欲、私心是人性，一味追逐贪欲和私心会伤生害性也是人性。这就是我们“人性”这门学问。

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一个昏暗无道的世界里，当我们找不到生命的任何价值和意义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追问第二个问题：你的生命成长方式是健全的吗？你的人性是扭曲的吗？现实环境是否有利于每个人生命的健全成长？还是会造成许多人性的扭曲？如果你什么都不相信，至少可以从生命健全成长的规律和法则出发，以人性为准则来建立起值得你接受的价值或道德，据此评判自己，评价现实。

所以，我们的祖先不从彼岸和上帝那里寻找道德的基础，他们找到的第一个出发点是“心”，第二个出发点是“性”，这些都是基于我们每个活生生的生命，来寻找道德和价值，也是我们在一无所有、一片茫然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相信的东西，因而是无法怀疑的出发点。

但儒家并不仅仅提出心、性作为我们建立自身价值或道德的起点，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出发点——“理”（或称“天理”）。

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东西，但是有一个东西你不能不信，那就是道理

宋太祖赵匡胤有一次问宰相赵普：“天下何物最大？”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也许赵普应该说“天子最大”，但是赵普没有这样说，而是说“天下道理最大”。

不是谁的权力大谁就最大。无论你权力有多大，掌握的武器多先进，也无论你身份有多高，地位有多尊，你都必须讲道理。人世间是没有什么事情是没有道理可言的，正所谓杀人偿命、欠债花钱，此乃天经地义（故可称为天理）。就算是最平常最普通的百姓，也会相信万事万物都有道理的。

因此，

今天我们谈论道德或价值的基础，站在儒家的角度看，可以不用讲什么大道理，只要先讲三件事

第一，

你的本心何在

让我们每个人都从本心出发，最大限度地按照良心来思考，最大限度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第二，

你的人性何在

你得问自己，是否觉得现在的生活方式是健康的，是会让你的生命健全成长，还是会让你的人性扭曲？

第三，

你的道理何在

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有一个道理在那。这个道理是可以越辩越明的，大家都可以来辩。

总之，从儒家的“恕”这个概念，可以引申出儒家对道德基础的思考。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怀疑主义盛行，许多人什么都不相信的年代，我们需要从一个人人都不得不接受的起点来建立道德，确立价值

这正像当年笛卡尔从普遍怀疑的态度出发，先找到所有人都不得不接受、逻辑上牢不可破的起点，从而为人类一切可能意义上的知识找到了最重要的基础。其时正值欧洲怀疑主义盛行，人们对一切权威都产生强烈的质疑，变得什么都不信，莫知所从。是笛卡尔为他们点燃了一盏明灯，为欧洲后整个近代思想的发展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不过笛卡尔所要解决的是知识的基础问题，而我们所要解决的是道德或价值的基础问题。经由以上探究，我认为儒家学说为道德或价值提供了人人不得不接受、逻辑上牢不可破的起点，它们就是：心、性、理。

（2018年1月6日至7日，苇杭书院丁酉年年度会讲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举办。本文是作者在本次会讲中的发言，由作者本人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