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法对社会治理的功能及作用

A. 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你在社会的治理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有了嗯法律的制约束，而大家都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

B. 如何理解法律和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的

开关插座，

C. 如何理解法律和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的关系,如题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论文

作
内容摘要：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

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

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2〕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

（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5〕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论思想道德与法律有关

一从社会学角度讲，我国正在融入法治社会。对置身于未来社会的任何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生活的态度来判断实践视域时，自然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何为法律素养，简言之，是指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质。一个人的法律素养如何，是通过其掌握、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识表现出来的。法律知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制定法中关于规则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条文体系；二是法律学问中关于原理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论。一般意义上的学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条文，同时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适用的法律原理。而法律意识，它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 [1]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积极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使守法由国家力量的外在强制转化为公民对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所内含的价值要素的认同，从而就会严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就会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就会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和争议，自觉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就会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理性守法，实现法治目标。理性守法来自以法律理念为基础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认知。法律意识，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理论、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构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识的最高层次，也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核心。

D.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

摘自《杨国安：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民间自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历史来看，中央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既非“皇权不下县”的“地方自治”，也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集权控制”。中央集权体制的下移，以及地方民间秩序的自我运行，两者相辅而行，相互为用，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官民合治的治理模式。

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田赋为基本财源的古代中国，长期维持着一个规模极为有限的官僚体系。如何实现对辽阔的基层社会的治理，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不少研究者认为囿于财政能力与通讯手段的局限，传统中国的正式官僚体制只能到地方州县一级，州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则是以士绅、宗族等地方精英为主导的地方自治，形成所谓“皇权不下县”的“士绅支配”或“地方自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表现为“天高皇帝远”情形下的地方自我管理。但揆诸史实，中央与基层社会并非单向度的控制与反抗，而是一种相互交融和互动的关系。

皇权下县：古代乡里制度与基层社会控制

古代中国的国家官僚体系一般以州县为最低一级，县官也号称为“亲民之官”，因此有所谓“皇权不下县”之说。但事实上，仅仅依靠县级官员是不可能亲自管理境内全部百姓的。他们必然会将各种赋役徭役、治安等差事交给更基层的行政组织来完成，因此皇权并不止于县，而是延伸到州县以下，具体而言，就是中国古代的乡里制度。

古代中国的乡里制度依次为秦汉的乡亭里制、魏晋南北朝的三长制、隋唐的邻保制、宋代的保甲与乡约、元代的社制、明代的里甲制度、清代的保甲制度等。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即唐宋之际，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变。但总体而言，都是由一群少拿或不拿官俸的乡里民众来担任各种职务，基本贯彻“以民治民”的管理方针。

从乡里组织的性质而言，尽管不属于王朝国家的正规官僚系统，但相对于宗族、会社等民间组织而言，他们带有官方色彩。一方面，乡里组织作为法定基层组织，拥有国家赋予的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力，与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的血缘群体不同，乡里组织是政府强制在基层社会推行的，以地缘为特征构建的法定行政区划，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相对于州县衙门而言，乡里组织仅具有“半官方”色彩。首先，乡长、里长、保长、甲长等只是一种职役，唐宋以后既没有国家俸禄，更谈不上官品和职位，只是给官府跑腿听差的一种“贱役”。其次，这些职役基本由当地人担任，一般采用轮充的方式，并没有严格的选拔考试、监督考核等程序。从正规官僚体系而言，乡里组织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行政官僚体系，笔者称之为“准基层行政组织”。

从乡里组织的基本职能而言，主要是负责征派赋税徭役、掌管教化治安等。而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秦汉的乡亭里制中，三老掌管教化，实行思想控制，啬夫游徼则负责缉盗安民。隋唐时期的“邻保制”也是使民众互相监督，互相禁约。而从宋代开始的保甲制度，更是建立了严密的治安网，按照《宋史·兵志·保甲》记载：“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保正”。除了将所有的人户按照一定数额进行编排之外，更重要的是实行伍保法连坐制：“同保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盅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如此则保内之人相互制约，互相监督。这种地缘性的社会控制体系由于严密和有效，一直沿用到20世纪上半叶。

而从国家权力的实施而言，由于中国的辽阔疆域和低水平的交通状况，尽管有乡里组织作为国家权力下移到乡村社会之中，里甲制与保甲制成为中央控制基层社会最主要的工具，但基本停留在税收和治安两个关键领域，其他诸如公益活动、社会救助、水利设施等地方公共事务，则主要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来完成，从而形成中央集权体制下，对基层社会的“部分管理”。如此既可以减轻国家的资源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基层社会一定的自主性。

宗族与士绅：民间组织、地方权威与基层社会秩序

宗法制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历史悠久，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不同，就在于中国属于宗法社会，且历经三四千年而未变。宗族也是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普遍的社会组织。从宗族发展的历史来看，周代的宗法制与分封制相配合，实施范围主要是统治阶层，属于上层社会的宗法制。秦朝到魏晋时期，族权与君权分离，进入到世族、士族制时代，宗族开始出现民间化趋势。到了宋元时期，则是官僚宗族制时代，以范仲淹为代表的高级官僚开始设置义庄，建设宗族，体现出下层的民间特性。

到了明清时期，宗族正式进入庶民化时代，编族谱、修祠堂、行祭祀成为普遍的社会活动，宗族组织也成为遍布基层社会的重要民间组织。并且在“敬宗收族”“宗亲和睦”的家族观念下，将宗族内部的族众紧密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尊卑有序的血缘共同体。而宗族组织发挥社会组织作用，主要依靠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族规、族长、祠堂为核心的组织管理系统。族规禁约往往是一个家族针对本地本家族内部社会生活的具体实际情形而制定的行为规范细则，包括家事和族事，涵盖个人品行修养、职业、婚姻选择、经济生活的准则等方面，对违规者采取各种处罚措施，甚至用活埋、沉塘等手段处死违规族人。宗族的所有事务多由族人选出来的族长、户首、房长等，在祠堂等场所进行处理。

二是以族田、义庄为核心的救济保障系统。患难相恤，贫困相助本来就是宗族组织的重要功能之一。明清时期各宗族，特别是一些较大规模、较有财力的宗族，一般都设置有族田、义庄等，以救济族人，资助求学等，意图通过经济手段来收聚民心，增强族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缓和群体矛盾，从而达到稳定地方秩序，控制族众的目的。如果说家法族规使宗族带有强制性的暴力色彩，那么族田义庄则使之披上温情脉脉的面纱。

三是以祭祀、族谱、族训为核心的礼仪教化系统。宗族的祖先祭祀主要包括家祭、墓祭、祠祭三种，在庄严肃穆的祭祀活动中，维系着家族的尊卑有序。利用血亲共祖的观念，巩固家族团结。修撰族谱在维系家族统治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族训则依托儒家伦理道德对族人进行教化。

家庭和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家族内部秩序的稳定、和谐也使得中国传统社会能长期稳定持续地延续下来。可以说，宗族组织在控制地方社会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就士绅阶层而论，从宋代开始就出现了官僚士人阶层将经营重心由朝堂转向地方，在基层社会的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当然，作为一个领导阶层的出现则是在明代。绅权实质是一种地方权威，尽管他们不握有政权，但却握有威权，它与建立在行政官僚体制上的合法权力不同，绅权多是建立在道德品行等个人魅力的基础上，因此，他们在基层社会中的领袖地位是难以被皇权轻易剥夺的。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绅权是具有区域性的，一旦离开他所在的地区，就很难对其他人产生影响。当然，士绅身份不同，会出现影响力大小的差别，因而形成了县绅、里绅、乡绅等不同称谓。

作为“四民之首”和“一乡之望”，士绅既享有各种诸如优免徭役等特权，也担负着诸多社会职责。他们致力于造福乡里，倡导修路架桥、兴修水利、排解纠纷、教化民众等。同时在地方社会遇到来自外界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代表地方利益向官府进行抗争。甚至在社会动乱之际，组织地方武装，担负保护乡族、维护地方秩序的职责。士绅在基层社会公共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视为替官府分忧。

官民合治：国家与社会互动视野下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而言，尽管受政治资源所限，中央只能对基层社会实行一种“间接”管理模式，也就是说中央与代表民间权威的士绅阶层、宗族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有相互依赖的一面。但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皇权不会容忍任何无视其权威的社会力量的存在。就古代中国而言，严密的里甲、保甲等乡里制度就是中央将其政治权力渗入到基层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官府通过他们来确保中央对基层社会的严密控制，并抑制其他地方势力的发展。

当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到了明清时期，日益壮大的宗族组织与士绅阶层是官府必须面对的挑战。保甲制度事实上很难凌驾于地方权势之上。于是我们看到，古代官府在承认宗族等民间组织对地方管理的基础上，尽量将其纳入到保甲制中，比如保甲的编排尽量适应基层社会的聚落形态，在宗族势力较盛的地方设立族正、族甲等。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强大中央集权的国家，宗族之所以能够扮演重要角色，就在于家族能够适应乡土社会的现实：在以农为主体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小农终日耕作于田间，世代生活于乡里，除了完粮、服役，极少与官府直接接触。而以农业税为支撑的古代国家财政也使得官僚体系难以直接渗透到乡村每一家农户。于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就能发挥低层次的社会共同体作用，从而弥补官府在县以下基层社会控制方面留下的空白，并在某种程度上与政府达成一种默契。

家族对国家所起到的是一种推动和巩固作用，而非离间和背叛。这也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同构”的有力体现。譬如我们看到很多地方，保甲职役是由宗族组织中的各姓氏或房支派轮流顶充，由此显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保甲与宗族是相互融合的。对此清人冯桂芬在《复宗法议》中就认为在基层社会控制方面要“以保甲为经，宗法为纬，一经一纬，参稽互考”。

因此我们发现，尽管地方基层社会共同体与国家政权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但无论是宗族组织，还是士绅阶层，在整合社会、维护民间秩序的同时，在正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中与中央有着广泛的一致性。一方面，中国古代的乡里组织，就是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以达到直接或间接控制基层社会之目的，是“下县的皇权”；另一方面，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会社组织，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乡村社会权力网络实际运作中，政权、族权、绅权往往是相互联结，互相交融、彼此配合的。而且进一步说来，士绅、宗族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往往只是填补了传统国家因受政治资源限制而留下的权力空白，并没有侵夺原本属于国家权力管辖的范围。也就是说，随着地方公共事务不断增多，双方并不必然造成一种对抗性的权力竞争，更何况中央与民间社会实际处于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中。

从历史来看，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下，族权与绅权的存在得到了中央政权的支持和默许。同时，绅权和族权则在协助国家控制地方社会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正是由于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民间力量与政权力量相互支持，互相补充，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不断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机制。民间组织的自我管理比单纯的王朝政权控制更加细密和有效，而且因其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使得基层民众更易于接受。也正是在以血缘、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宗族与士绅的协助下，使得古代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概而言之，在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官府与民间社会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因此呈现出一种官民合治的重要特征。

本文原刊于《人民论坛》2020年第3期

E. 如何理解法律和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的关系，如题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论文作内容摘要: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一)道德的法律化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二)法律的道德化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
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论思想道德与法律有关一从社会学角度讲，我国正在融入法治社会。对置身于未来社会的任何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生活的态度来判断实践视域时，自然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何为法律素养，简言之，是指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质。一个人的法律素养如何，是通过其掌握、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识表现出来的。法律知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制定法中关于规则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条文体系;二是法律学问中关于原理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论。一般意义上的学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条文，同时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适用的法律原理。而法律意识，它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积极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使守法由国家力量的外在强制转化为公民对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所内含的价值要素的认同，从而就会严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就会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就会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和争议，自觉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就会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理性守法，实现法治目标。理性守法来自以法律理念为基础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认知。法律意识，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理论、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构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识的最高层次，也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核心。
来源：网络收集

F. 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什么发挥作用

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

我们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把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6)论社会法对社会治理的功能及作用扩展阅读: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并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行专门部署，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具体来看，新时代社会治理肩负着以下几方面任务。

构建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首次被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是我国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次重大创新，意味着中国社会建设在顶层布局上迈上了新台阶。

其后，党中央对加强治理、完善体制、创新机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社会治理思路日益清晰、效能日益彰显。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形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将其置于国家发展全局高度，标志着中国社会治理迈向格局构建的新阶段。社会治理格局是在更高层次更大系统中对社会治理事业的立体化全方位谋划和安排，也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它不仅要求建立社会治理多元的制度体系、完备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严密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的社区自治体系，还意味着要营造出这些体系有效运转和相互支撑所必需的系统条件。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把新时代社会治理提升到更高水平

G. 如何发挥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也诸法的保护神，在社会治理法治化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

H. 法律和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在中国社会 法律完善 却无人实施 所以治理上没有起到多大效果 但还是要说 有进步的 最起码比清朝好了许多 道德对社会起很大作用 可惜现在没人讲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