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冲突的道德与法

A. 道德与法律的冲突

解答如下：
第一、能理解亲生和养育父母双方的心情，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啊！生者内父母心，养者恩如容山啊，但在道德和法律面前，唯有私情服从于公法。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首先明确其收养关系是否的合法、有效。该法第二、第三条明确规定“ 收养应当有利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成长，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并不得违背社会公德； 收养不得违背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登记形成养父母子女关系。”如果违反了该条款“登记形成养父母子女关系”也属无效，应被解除收养关系。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和本法规定的收养行为无法律效力。 如符合收养条件的例外。

第三、从被收养人“六岁”的年龄来分析，根据《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目的尊重被收养人的意愿。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的，可以协议解除收养关系。当事人协议解除收养关系的，应当到民政部门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的登记。 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以要求生父母适当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但因养父母虐待、遗弃养子女而解除收养关系的除外。

B. 政治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冲突的例子

您好！古今《残酷的政治道德》与《社会道德》并不是统一的！特别是政治道德必须要让社会道德不能突破政治需要，否则，社会道德则是没有价值，甚至被政治道德所铲除！祝您愉快！

C. 法律和社会道德之间的矛盾

法治从人类的理想成为实体的制度，道德是功不可没的。法治，源于道德和政治上的假设，源自对法律的“善”、人性和权力的“恶”的思索，源自“去恶求善”这一原始诉求构成的法治的正当依据。法治的价值告诉我们，法治追求“善治”，而这正是人类追求了千年的梦想。法治以道德为基础。而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之过程，实质上也是推进人和社会的道德意识，对人和社会进行具体、生动的道德教育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同受制于物质生活条件的社会主体道德与法律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时至今日，市场经济如火如荼，对这所谓的内部一致性和协调性削弱和破坏，已不言自明。“传统”的道德观与当代中国法律的矛盾冲突不断凸现出来，这将对我们现在的法治建设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并进而影响社会生活的优良顺序。因此，毫无疑问，对“传统”道德观与当代法律之矛盾冲突，以及如何协调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研究分析和探讨就有其必要性了。

一、“传统”道德观与当代法律之间的矛盾

任何社会的变革，往往在思想领域会有深刻的反应。旧体制的瓦解，新体制的建立，不能不使得人们的思想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于是很自然，一系列的矛盾就出现了，尤其是“传统”的道德观与当代法律之间的矛盾，且日益突出，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思。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为了确保改革的顺利实行，树立了平等竞争的法律观念。然而道德观念的转变却比较迟缓，计划经济的“铁饭碗”和平均观念仍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于是产生了许多法、理、情的观念冲突。

在我国“传统”的道德观中，历来是重义轻利的，片面地强调精神而轻视物质利益。并且把义与利的选择作为衡量和评价一个人道德水平的重要尺度，于是大量的歌颂“舍生取义”，痛斥“见利忘义”的论调出现了。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的最大化是经济活动的目的和宗旨。法治国家的法律保护的正是（合义）求利的原则。因此（合义）求利的法律观与“重义轻利”道德观之间的矛盾也就显现了，在法治国家的法制环境下，本来赢利的观念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目前，在道德领域它却遭到了排斥。传统的道德观在处理经济利益纠纷中显得无力，于是人们开始认为是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了，进而，面对所谓义与利的选择，人们陷入了种种矛盾当中。

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道德的主体精神之一是公的观念，在人们的道德观中，公的利益是绝对地高于私的利益。私的利益要绝对无条件地服从公的利益。这种道德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遇到挑战。市场经济中，法律以调整经济利益关系为根本，不仅保护“公”的利益，同时也要保护私人的合法权益，这必然就动摇了人们道德观念中公的利益的绝对性，从而造成了重公益而轻私利的道德观与公私并重的法律观之间的矛盾。特别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私有经济如火如荼的发展，而国有企业改革困难重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到底要不要优先保护公有制资产，要不要实现对民营和公有企业的平等保护，焦点很突出，争论也很激烈。道德的“重公轻私观”与法律的“公、私并重观”之间的矛盾并不缓和。

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权利与义务早已密不可分，但是“传统”的道德观中人们常常把义务与责任的履行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基本标准。道德的内容侧重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履行的义务，即应当做或不应当做什么，这种义务的履行并不意味着他享有相应的权利，也不以义务的履行者取得一定权利为条件。而实行法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利本位的法律观则是在不抛开义务的前提下大力弘扬权利精神，提倡人的个性解放和人对自身利益的正当追求。市场经济是以商品交换为前提的，商品交换的实质是利益和权利的交换，交换的主体平等、交换自由。 所以“权利本位”是市场经济的前提、基础和客观要求。离开了权利本位，市场经济就会失去动力和活力。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义务本位”的道德观与“权利本位”的法律观相碰撞的现象发生。因此，面对传统道德观与当代法律观的矛盾冲突，一些人的人生观、伦理观、法律观、价值观发生了变化，有的人开始推崇个人主义、一切向钱看，有的人则是焦虑不安，对改革缺乏承受力、应变力，甚至滋生了逆反心理，最终导致部分社会主体追求的物欲化倾向、个体行为的无责任化倾向、社会风气的虚假化倾向、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倾向现象的出现。

面对这种种的矛盾，我们应当有何作为以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呢？我们知道，道德价值的等级体系中第一类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第二类包括极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入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原则。法律本质上是一种规范，强调的是秩序,当然也应该体现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法律与道德价值等级体系中的第一类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时代、观念和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法律和道德相交叉的边缘地带总是随之而上下浮动。有时表现为部分道德归化为法律，有时又表现为部分法律回归于道德。因此我们可以：

二、树立新型的道德观，与当代法律观念协调发展

任何现象，都不会没有缘由的发生，一定有其原因，“传统”的道德观与当代法律观的矛盾冲突自然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一般来说，社会道德转型相对法律而言较为滞后，法律规范的转型可以更直接地依赖社会现实，由国家通过立、废、改的形式确立。而道德规范的转型则需要人们在现实社会中重新创建、逐渐积累、认可新的道德规范而完成，所需时间较长。同时道德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导向不明、价值取向混乱、缺乏国家强制力 推动等，盲点较多，也就容易出现道德过渡性失衡。但是，任何一种社会秩序的产生与巩固都离不开道德与法律两个因素的优化组合和协调发展，因此，促进法律与道德的协调发展对我国法治建设，从人治走向法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树立新的道德观念是有其重要的现实性的。

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无非是传入人们头脑并在人们头脑中改造物质的东西而已。”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传统”的道德观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必须也要与时俱进。我们在继承传统优秀的道德观念基础上，以当代法律观为参照，融合时代精神，树立新的道德观念。

第一，重塑平等、竞争观。利益是竞争的根源，市场经济通过竞争的手段来划分利益的数量和确定利益的归属。优胜劣汰决定了市场的主体必须打破平均主义的道德观，树立平等竞争的道德观。

第二，重塑公正、效率观。传统的道德观把社会公正放在首位，轻视效率，片面追求一种不讲效率的公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必须树立重效率兼顾公平的观念，以追求高效率为目标，以公正、公平原则为社会平衡的杠杆。

第三，重塑“公私观”。传统的“公私观”是重公轻私，把二者对立起来，这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树立公私兼顾的观念，要同等对待。

第四，重塑“义利观”。义与利的选择历来是衡量人们道德水平的标尺之一，中国古代，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义利观对后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但我们必须赋予它新的内容，要义利并举，义利有机地统一。一方面以利扶义，使义有物质依托，不至于成为空洞的说教。另一方面是以义取利，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追求正当的利。君子爱财，取之 有道。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过程中，在整个社会的从传统向现代的融合过渡过程中，所谓传统的道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必定会失效，新的道德规范却尚未确立，这些会致使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空白和失范现象，这就急需我们建构新的道德规范体系。第一，吸收各方面精华，体现开放的时代精神。鲁迅先生说“拿来主义”正适合于我们此时的法制和道德建设。我们应当立足于现实，对古今中外的道德元素，吸收其精华，革除其糟粕。倡导符合时代的正义公平的社会精神。第二，注重道德标准的现实性和理想性的结合。传统的道德观标准多以道德纯朴、民风淳厚、君子人格、仁义精神、利他主义等理性主义为核心，追求的是一种务虚而不务实的浪漫主义道德境界，结果往往是与现实生活相脱离，导致道德标准理想化，使人们可望而不可及。人们丧失了追求崇高道德境界的信心而产生了怀疑主义。因此，构建新的道德体系时一定要注重国情，创建一些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第三，法制和道德体系应体现多元化和层次性的特点。所谓道德规范的多元化和层次性是指，根据社会和行为特征的不同、道德对象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建立不同的道德规范，从而改变过去道德规范的笼统、抽象的状况。法治社会是符合现代社会精神的目标性社会，法治社会又是富有创造和效率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仅仅以法律作为其控制和调节自身的唯一方法，那么就必然会丧失自我协调和自我完善的能力，社会生活的活力就会减退，这也正是目前西方（后现代）社会中显露出来的一个缺陷，弥补这一缺陷，有赖于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重新定位。欲治愈道德与法制之间的矛盾，则法律和道德的建设必须要同步协调发展，同时这也是建设法治社会进而使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法律和道德的有机结合和和谐发展，才能使合理、合情、合法的和谐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

D. 当道德和法律发生冲突时，会怎么看

当道德和法律发生冲突时，道德与法律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失效，进而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E. 道德与法律的冲突源于何处

源于不是一个档，就像是个台阶。道德是一个台阶，其上一个台阶才是法律。冲突是本质上的，道德不够上犯罪，也许违法。但两者有共性，伤害到他人了，程度的轻和重。我们为了活着，伤害别人是不对的。别人是无辜的。

F. 为什么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冲突出现合法不合道德或合道

法律是道理该变而来，道是道德，理是情理，法律条文要符合道德情理，一个人尽管没有学法，但只要遵循道德情理，就不会做违法的事。道德与法律相冲突是常见的事.情，看是合法的事情其实与道德相违背，比如自卫时把别人打成了残疾，就要负法律责任，从道德上来讲，你打我，我还击是应当的，把你打残是自找的。但是这确超越了法律的界线。法律和道德有联系但不是同一个概念。

G. 道德与法律冲突 该选择道德还是法律

法律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底线，也就是说法律是在道德之下的。我们现在是法制社会，所以当然要依法办事，在依法的时候是可以适当考虑道德方面的，这是最底线。当然我们还是提倡要用道德约束我们，而不是用法律约束我们的行为

H. 道德与法律相冲突的历史典故

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5〕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法律与道德因存在差别而有不可调合之矛盾，同时又因二者之间的联系使矛盾之协调成为可能。
道德法律化使社会规范系统中道德与法律的结构趋于合理，以实现系统本身的功能优化。通过立法确认某些道德标准为法律标准。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并治的二元制法体制。

I. 如何解决道德与法律的冲突

法律能够为社会道德的生成提供有益制度构架，为个人道德培育提供良好生活环境。法律固然不是道德，但能够净化人们的内心，让人们激浊扬清、去恶存善。因此，虽然法律规则不等同于道德良知，但可以培育和激发人们的道德良知。

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讲规则，都按照法律规则处事，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不坏的社会，虽然可能还不是一个美好的社会。而法律要深入人心、发挥作用，也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追求。换言之，法律规则要有道德性。这个道德性不是法律规则自身生长出来的，而是法律规则吸收了道德理念，从而彰显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

与此同时，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提升，可以使人们强化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弘扬社会公序良俗，自觉遵守法律。另外，实践中被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也可能上升为法律规则。

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分割或统合。使二者绝缘甚至截然对立起来肯定不行，但混同乱用的做法也行不通。应当明确，依靠法律所建立的正义秩序，是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的基础。今天，我们既要赞美道德，更要信奉法律。

法治社会从来不排斥道德在其中的作用，甚至过去传统社会那种由自然情感演化的道义必须升华为经由理性熏陶才能拥有的社会责任感，才能与法治相辅相成，去弥合那些法律与现实之间的缝隙，去润滑法律在人与人之间搭建起的冷冰冰的社会关系，从而大大降低一个社会良好运行所耗费的成本。

(9)社会冲突的道德与法扩展阅读

法律与道德向来是相互合作的。我国古代儒学家就特别注重德的作用，强调礼法并治。孔子主张德治，“以政为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一思想为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所采纳，证明了其强大的生命力。秦王朝只重视“治政以法”，焚书坑儒，虽大统于一时，但终归迫使老百姓揭竿而起。历史已经很明了地向主政者发出警示：在强调法的重要性的同时，德也同样不能忽视。

法律与道德的碰撞并不意味着二者的相互排斥，却恰恰可以看做是二者交融过程中的磨合和借鉴。

如果把法律看做是武者，把道德看做是文人，则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有如和珅和纪晓岚一样：和珅再怎么强势有时候也需要纪晓岚的不温不火式微调和，纪晓岚再怎么足智多谋有时候也需要和珅的果敢强硬适度平衡。法律和道德只有相互补充，才能真正描绘出社会治理的绝佳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