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总结

『壹』 当前我国法律社会学研究有何重要意义

一、促进了法学理论在价值观、方法论等方面的变革
随着社会的变革及法学研究的进步，我国的法学理论逐渐走出了苏联的模式，开始寻找自己的发展路径。但是，仍然存在过多注重研究“应当是怎样的法”，而忽视“实际上是怎样的法”；过分强调“书本上的法律”，而忽视“行动中的法律”等缺陷和不足。
20世纪80年代，法社会学逐步走入中国法学研究的视野，它注重法的社会性，重视研究法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益，强调法与民族传统模式及心理结构的关系，要求法学家走出书斋，改变繁琐的注释方式，从事社会实证的考察分析，致力于解剖社会的“活法”，这些对旧有的法理学的僵化模式和教条化理论不啻是一种强有利的冲击和改造。受法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我国出现了一批倾向于社会学研究的法学家，他们从社会对法的实际需要出发，将“习惯法”、“民间法”等概念纳入法学研究的范畴，并试图从“本土资源”、“本土文化”中探索适合于中国的法治之路，提出了很多大胆而创新的观点，逐渐推动着法学理论在价值观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变革。
二、促进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
法社会学在中国起步虽然较晚，但是发展的却很迅速。随着法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广泛传播与运用，法学理论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变革及我国法制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很多学者看到了我国社会中实践与理论严重脱节的现象，在对原因进行探讨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这是对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等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体现了法及法治的最终目标和追求。在这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是善、功利、义，也不是将法治理念单单界定为正义，而是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从内容上来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法治的大背景下，结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在平衡了法与社会的关系的前提下而得出的。这种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一种法社会学的方法。
法社会学不但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法社会学理论及方法与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而取得的成果，它看到了法与社会的互动和制约关系，并将这种关系进行处理和总结，从而得出一个适合于中国社会的法治理念。自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被提出来以后，全国各地除了理论上认真学习和体会以外，还将其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联系起来，采取各种方法和途径将该理念贯彻于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并取得了很多切实的成果，使我国的法治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为解决价值冲突提供了广泛的途径
法的价值冲突是我国司法实践的困境之一。法的价值冲突导致实践中出现很多有争议的案件，甚至冤假错案的出现。冲突的解决必须从社会入手，必须将法与社会融合起来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法社会学的研究在这个时候就更显得必要和重要了。
首先，法社会学者为我们提供的解决价值冲突的基本原则---最佳利益原则。
在当代中国，解决价值冲突的原则包括法定价值优先原则、合阶级性原则、综合测评原则等等。但这些原则在适用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很多问题，需要其他原则作为补充，最佳利益原则可以作为其中一个。权利冲突是价值冲突的表现形式，而权利冲突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冲突。最佳利益原则是利益原则和效益原则的统一，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有效途径。利益原则源于庞德关于法律任务的理解。他认为，法律的任务在于以最小的浪费来调整各种利益的冲突，保障和实现社会利益。庞德的社会利益理论受到了耶林社会功利主义法学的影响，可以说这种社会利益理论，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当利益发生冲突时，需要对利益进行一种权衡，同时还要考虑一种成本，这也是功利主义的应有之意，这里被称为是效益原则。当然，现实中的冲突往往很复杂，而且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原则就可以解决的，在必要的时候将利益与效益统一结合，从而实现一种最佳的利益。至于选择的方法问题，庞德的理论是立足社会利益，通过经验的方法、理性的方法、和权威性观念的方法在最小的阻碍和最少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
其次，关于价值冲突的解决途径。就我国目前价值冲突的解决途径来看，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主体认同方式和外在统一方式、民主方式与专制方式、不违法方式与违法方式。在法治实践中，这些价值冲突的解决方式确实存在，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方式还不够具体。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更广泛更理性的途径。
（一）谨慎立法。这不但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有效途径，也是预防价值冲突的前提。谨慎立法的关键在于立法者。首先立法者要有正确的、统一的法价值观。在价值多元的时代，要建立法的信仰，立法者就必须要明白法的价值是什么，法追求的是什么。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着立法者的价值观，也指导着我国的法治实践。谨慎立法还要求立法者在正确、统一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制定出良好的法律。良好的法律一定是适合于一国实际的可以被普遍实施的法律。这就要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不能脱离一国国情而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法的价值寓于“法的精神”之中，立法者一定要在正确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充分的理解法的精神，根据法的精神去挖掘法治的“本土资源”，变“送法下乡”为“下乡寻法”，然后制定出适合于本民族、本国家的法律，这样的法律才是良好的法律。在正确的价值观基础上制定出的良好的法律，可以预防并解决法的价值冲突，也才能被普遍的实施并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是解决法价值冲突的必要途径。
在我国，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说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到现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我国的司法审判中并没有真正的发挥。长期以来，法官只能严格依法办事，被动地适用法律，使法律适应已经变动的社会需要那是立法机关的事，法官只是一个没有意志的生灵。事实上，法官的作用和地位不止于此，作为最重要的法律职业者之一，在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法治实践中，法官发挥着举足轻重地作用。埃利希作为自由法学的创始人，主张“自由判决”，发挥法官个人对法的创制作用。他在《法律的自由发现和自由法学》一书中说：“法律是社会有机的基础，法官只适用国家制定的法律是不够的，法律适用的任何学说都不可能摆脱下面这些困难，即：第一次制定出来的规则，从本质上说，都是不完整的，一旦当它被制定出来时，它在实际上就变成了旧的东西了。这种规则，既难治理现在，更不用说治理将来了……负责适用法律的人，既然是本民族和本时代的人，它就会根据本民族的时代的精神，就不会根据立法者的意图，用以往世纪的精神来适用法律”。霍姆斯，美国一位重要的法社会学家，也是法官，他认为“法律的发展不是来自历史，也不像分析法学家认为的完全来自自身逻辑的演绎，而主要是来自执法者自身的经验。也就是说，发展法律的任务主要落在法官身上”。以上两位法社会学家的论述，充分说明了法官的作用。法律的具体生命需要法官来赋予，法律的血肉最终隐藏在法官的具体判决中，在没有制定法和司法解释予以规范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解决价值冲突。
（三）正视类法律规范的作用。
类法律规范包括党的政策、组织纪律、习惯规范和道德规范等等。这些类法律规范就是“活的法律”、“行动中的法律”。庞德说社会控制的手段除了法律还有道德、宗教和教育等。在法律不能或者不及时，我们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问题。在我国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多元文化的共存和相互撞击，以及社会生活复杂性和多样性等原因， 在社会生活中，类法律规范在规范组织和个人行为、弥补制定法的不足、调解矛盾和冲突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正视类法律规范的作用，不但可以健全我们的法制，还可以在价值冲突时多一种选择，从而使法制建设和法治实践更顺利地进行。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贰』 社会学概论选修课心得体会

德为谁用?---道德无效现象分析
如果要对道德功能进行社会学分析，起码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德有何用”的问题；二是“德为谁用”的问题，伦理学研究对前者比较重视，对后者却有所忽视。伦理学家总是把道德原则作为“普渡众生”的法宝，或把其普适性说得神乎其神。其实，任何道德原则或规范当其作为一种理论预设时总是对人人都有用的，但当其作为一种现实操作时对有些人是无用的。笔者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次，在公交车上看到几个年轻人把一老太太挤得东倒西歪，我就说了一句：“年轻人，请守一点公德”，没想到他们横着眼盯着我，骂我一句：“有毛病！”后来我仔细想，可能我真的有毛病，我怎么能对哪些人讲道德呢？他们根本就不想有德。看来，道德只对有德或想守德的人有用，对无德之人，道德总是没用的，这就是道德无效现象。

道德无效是指道德作为一种任何的毫无例外都应当服从的规范性要求因人为的阻隔而失去其应有的影响力而成为虚设。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也由必要性论证进入到了有效操作的层次。我们所倡导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正发挥着它特有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现实生活中道德无效现实比较严重，不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全面推进，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

一、道德蔑视型：“老子有权，我怕谁？”。道德作为一种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人人应当遵守的，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权力的独占性和扩张性使权力的占有者或控制者有可能无视法律或道德，从而做出违法或缺德的行为。占有或控制一定权力是蔑视道德的先决条件。现实生活中不泛有德性良好的当权者，只有当把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时才会产生道德蔑视。“老子有权我怕谁”是权力对道德的极大藐视，鲜明地向世人昭示了道德对个别当权者的无效性。“法律也奈何我不得，道德算什么”。这种人完全抛弃了权力本身所凝结的社会义务与责任，完全逃脱于道德的约束之外，认为自己有不受道德约束的特权。现实生活中，个别干部手中有权就无所顾及，吃喝嫖赌，为所欲为，在他们心目中，道德从来就是老百姓的事，与己无关。这种人多了，道德建设也就成了官员向老百姓讲道德的运动，道德也就成了管制老百姓的精神枷锁。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官德重于民德，应当成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重要原则。

二、道德亵渎型：“老子有钱，我怕谁？”。这是另一种有代表性的道德无效现象。这些年，一些人随着金钱财富的增多而“神气”起来，忘乎所以，也开始成为道德约束之外的“自由人”。社会上一些“大款”、“富豪”其生活方式之腐化自不用说，就连一些并不富有者用多于罚款几倍的钱来换起对“随地吐痰”处罚的“潇洒”，“不就是罚点款么？老子有的是钱”。廉耻、良心、道义就在金钱的支付中丧失了。在商品经济社会，金钱交换特性的普遍化导致了金钱特殊地位的确立，有钱似乎就可以买到一切，包括荣誉、地位和尊严；有钱似乎就可以逃脱法律和道德的制裁。亵渎道德的人是金钱的奴隶，尽管他们拥有金钱却失去了保持德性的力量。拜金主义的盛行一方面表现了人们对金钱的热忱，同时也导致了对道德的冷漠。加之，现行社会赏罚手段的唯金钱化倾向，有意无意地从正反两方面强化了“一切向钱看”的社会心理，金钱万能成了道德有效实施的一大阻碍。

三、道德无赖型：“我是流氓，我怕谁？”。生活实践表明，道德只对有向善倾向的人有效，对道德无赖者是无效的。道德无赖的行为主体是精神崩溃者。道德无赖是指社会个体对自己的行为己毫无道德顾及，没有任何道德信念，以善为恶、以丑为美、以耻为荣，一切都是不讲理、不要脸，往往表现了道德逃避和道德沉沦。道德逃避是指个体既不玷污道德，也不捍卫道德，就是那种所谓“逃避崇高”；道德沉沦是指个体彻底与道德决裂，其行为具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道德之所以有约束作用，其发生前提是受约束者必须具备力图逃避谴责而获得道德赞誉的动机。如果一个人根本不在意社会或他人对的道德评价，无所谓道德不道德，最好的道德也是无用的。我们在公共生活场所常遇到这样一些道德无赖者：你讲他“不文明”，他反而高兴；你骂他“缺德”，他反而说“德有何用”；你斥责他“没良心”，他反而问“良心值多少钱一斤？”这种流氓心态不知从何缘起，但确实代表了一部分人对待道德的无所谓态度。一个社会的公民如果连起码的羞耻感都没有，法律何用？道德何效？

道德无效现象虽然是个别的、局部的的，但其危害性决不可低估。首先，道德无效现象直接败坏社会道德风气。道德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对改善社会风气负有神圣的历史使命。社会风气的根本是德风，而德风往往是靠社会的道德范例来体现的。没有道德范例群体的示范，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的“龙头效应”，那么，道德建设就易于成为良知者的疾呼而无大众的响应。不可否认的是，有权者和有钱者在现代社会中在对物质财富的享用上具有某种优越性，成为人们注目的对象。如果这部分人无视道德甚至道德败坏，整个社会就有可能随之道德沦丧。实践证明，这些年之所以社会风气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这部分人无视道德和法纪所致。

其次，道德无效现象的蔓延使人们对道德建设丧失信心。这些年，我们在道德建设上没少费心思，但其实效却不令人满意，原因之一恐怕就是道德建设并未得到大众的认同与参预，难以唤起人们的道德热情，因为现实就摆在他们面前，那些道德败坏者多么的自在的潇洒。于是导致道德建设有理论号召却无具体措施；有依稀可见的见义勇为者，却无成为“众人之言”、“国人之论”的对不道德行为的集体谴责；有孔繁森、张鸣歧这样的道德楷模，却少有真正意义上的行为模仿。如果社会上存在道德的“特殊公民”，人们就会对道德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没有了道德公正，谈何全民的道德建设？

最后，道德无效会导致对道德宣传教育逆反心理的产生。逆反心理是指具有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对一定社会现象与正常条件下应该有的认知及其行为倾向完全持相反的态度。不可否认，实现道德生活离我们的的道德宣传存在一定的差距，加上一些道德“特殊公民”的“示范”和对一些道德高尚者的冷遇，人们便确信“说得越多就越假”，以至于一讲道德就反感。这种逆反心理如不及时调整，势必会导致社会道德主流文化教育的受阻，歪理邪说盛行。

要防止和克服道德无效现象是一项艰巨的社会工作，不仅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参预，而且需要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手段的配合。就道德本身而言，要克服道德无效现象首先必须使强化道德规范的约束性。道德作用于人们的道德生活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强令性，即道德对行为主体来说具有严格的使动性。对社会的所有成员而言，不管其知道道德规范与否，也不管其是否愿意接受道德规范的约束，道德效力都毫无例外地要求执行，任何人也应当践行。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道德规范也是一种强制性规范，它虽然不同于法律政令，不完全具有中家意志的属性，也得不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但它所具有的“应当”指令同样决定了它的制度性要求。有了制度保证，道德也就获得了“人人应当遵守”真理性品质，也就不再因为道德动作的软手段而变成可有可无东西而随意遭人蔑视。

净化道德环境也是克服道德无效现象的有力保证。道德效力的发挥要受到环境的影响。如果一种道德与现实相冲突，那么，除非凭借外在的强制力量，否则就无法突破环境给人们造成的心灵阻碍；如果道德与环境相容，就可以凭借环境本身的力量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发生其应有的效力。道德之所以对个别人没有作用，就是因为环境提供了条件。如用人制度上，“宁要有缺点的能人，也不要没能力有好人”，就导致了为捞政绩而不惜伤害道德的现象；社会赏罚手段上的唯金钱化，使不少人可以用金钱的支付来逃脱法律和道德的制裁；社会上道德“看客”的增多，导致了道德无赖者越来越有市场。

同时，加强道德传播的社会责任制约，也有利于克服道德无效现象。道德传播主体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不得以任何借口践踏自己所宣传的道德。现实生活中不少在台上讲道德的人干着有悖于道德的勾当，其所宣传的道德自然会被视为“假道学”而世人所不齿。另外，任何道德传播都不能是为了传播者的个人利益而只能是社会群体利益。最大的道德欺骗也许不是言行不一，而是以传播道德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在阶级社会里，道德说教明显地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被统治阶级必然对统治阶级的道德传播者不信任。社会主义制度根除了道德的阶级狭隘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最高宗旨。我们的道德传播者也应坚守这一宗旨，而不要把守德仅仅变为老百姓的义务和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只有真正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道德并且是真正能毫无例外平等地身体力行的道德，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在强调依法治与以德治国的今天，我们不能不对道德效力问题发出沉思与忧虑。

『叁』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的总结

由书名即可知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有关于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作者主要强调各个理论视角的兴起，尤其关注那些激发了当前理论形式的关键人物，如米德。
这本书包括了功能主义理论、进化论理论和互动理论等七大理论。这里。我主要谈谈我对“互动理论”这一方面的理解。
互动，顾名思义，就是指个人与他人或群体间的互相交往活动。马克思认为：“社会——不管其形成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互动是最基本，最普遍的日常生活现象，是我们每个人最直接体验到的社会现实。这也是我选择学习“互动理论”的原因。
首先，米德对早期互动理论和现象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贡献。米德的综合理论体系是将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贯穿于社会互动之中的，并结合了杜威的实用主义、达尔主义和行为主义。米德认为,人类是一种寻求适当位置的动物,试图应对他们周围的现实环境,并学会那些能够使他们获得满足的行为模式。于是就融合成了这样一种人类图像：人类力图适应周围的世界，并保存那些能够使他们适应周遭环境的特征，其中特别是心智与自我。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米德并未解决对社会结构的参与如何影响个体行为以及与之相反的问题。于是，就有了“角色”这一概念的发展。罗伯特·帕克、默雷诺等的角色理论补充了米德的开拓性概念。角色体现了地位的动态一面，个体被社会性地置于某一地位，并通过与其他地位的关系实现对它的占据，当个体行使构成地位的权利与义务时，他就是在扮演角色。就我理解，角色的扮演就是社会结构的运行。
以上是早期美国，学者对互动的见解，接下来是早期欧洲学者的见解。美尔认为，社会互动导致了社会现象的出现，对社会现象的大量见解，可以通过理解其得出的产生和延续的基本互动过程来达到。涂尔干后期对社会宗教里的仪式的分析，让后来的理论家开始认识到，人与人的仪是创建和维持互动模式的关键机制。韦伯将社会学所研究的行为定义为社会行动，并且认为隐藏在阶级、国家、制度和民族这样一些社会宏观结构背后的社会现实是人与人之间富于意义和象征性的互动。由此有了舒茨等思想家的思想发展，胡塞尔的日常世界概念，还有更进一步的舒茨的“知识储备”。
互动理论存在不同的理论渊源，到了20世纪末，互动理论已经分离出许多发展方向。主要的有：自我和身份理论(以自我为概念)、角色理论、剧场理论（戈夫曼认为，人们就是演员，而他们所在场景就是一个剧场）和常人方法学（研究人们之间使用的人际之间的“方法”）。另一个相关的理论是情感理论，其主要包括了情感剧场理论、情感的符号互动理论、地位和权利的情感理论和心理互动分析的情感理论。互动过程是以人为主体的，那么情感的介入则是必然的，博格等思想家通过研究情感理论来影响和引导互动理论的进行。
互动，我们每天都在进行，互动理论让我更好地理解互动。

『肆』 有哪些值得推荐的法社会学书籍

我总结一下好吧。我可能讲得简单点，但都是扎实和有意思的
书
。

首先是了解一下内Emilc Durkheim，Max Weber和卡尔马克思的主要容观点，英文维基就可以，这是基础中的基础。（杜克海姆，迪尔凯姆，涂尔干是一个人...）

其次看《社会学的邀请》 Jon Witt， 这本书是很好的入门书，有中文版。最好也看《人类学的邀请》，因为下面的书很多都属于比较易读的人类学著作。

下面是书单了，大部分有中文版，

经典：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经典又薄，自己读，需要有好头脑和相关的历史基础。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The Crowd

Twenty Lectures: Sociology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

《乡土中国》《江村经济》

『伍』 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的读后感 跪求！！！！

法律社会学，目前的译著并不多，只有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布律尔《法律社会学》，埃利希的《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作为法律社会学奠基者的韦伯，国内对其宗教社会学的重视远超过对其法律社会学的重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简惠美和康乐翻译的《法律社会学》则填补了这个空白。这本书是由韦伯《经济与社会》中的专门一章《法律社会学》，曾由美国两位学者将该章与《经济与社会》中其他与法律社会学相关的章节编成一集《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后由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出版，此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韦伯作品集之IX的《法律社会学》以德文原著为准，并结合英译本翻译而成，且将英文、日文译本添加的译注和中文译本的译注连同德文文本作者的原注一并收入。
法学中的法律观与法律社会学中的法律观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观，前者从参与者的内在视角考察法律中的正义问题，后者则从观察者的外在视角看法律。早期的社会学如孔德、斯宾塞只是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直接引入社会科学，称为“社会物理学”。韦伯作为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坚持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思想，试图结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种研究方法，他最早将主观意图、行为动机引入社会学研究，强调社会科学也是一种经验事实，对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可以进行理解，并对其过程及结果可以进行因果解释。他采用的理念类型的方法，从杂多现实中抽离出某些特征组成一系列清楚定义的理念型概念，它们代表着行动者在特定情境下，其行动中之“意义关联”的种种可能形式，从而对价值进行实证研究。
在《法律社会学》一书中，全书共分八章，韦伯的旁征博引，其中很多史实与术语对于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我们理解起来是比较困难，但韦伯《法律社会学》的主题只有一个即法律的合理化。这是与他的中心论题即资本主义为何出现在西方相关联。从法律是如何在此种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角度出发将法律与统治、与政治(国家形式、行政层级)、法律与经济作了全面的考察。
法律的演进过程经历习惯、习俗、惯例到法四个阶段，首先是一种呆板的、机械式的重复，纯粹事实的习惯，经由心理对此习惯的“拟向”，让人感到具“拘束性的”，既而形成一种普遍的共识，即令人在有意无意之中越来越“期待”他人也做出意义相对应的行为，最后此种价值共识被赋予法规范的特征，由强制机构予以保障。也就是说秩序的合法性不仅建立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之上，而且需要外在的保障。由此将法律的内在面向(理念和价值)和外在面向(利益、制裁等构成的整体)统一起来。
法律的合理化是三种合理化结合下实现的。一种是规则的合理化。市场的扩大，贸易的发展使个人从团体中分离，主观权利设定方式即授权规范不断增多，财产责任取代身体责任，个人责任取代团体责任。
在传统型社会和卡里斯玛型社会，主观的权利与客观的规范合二为一，即拥有特权的个人依据为他而设的客观规定来当作自己的主观权利。因此，特别法无非是支配者的主观权利，普遍有效的规范不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形式上的法律平等以客观的形式规范予以保障，要求用“规则”取代“特权”，代议制国家于是形成，行政体制的“合理”构造，即行政事务的连续性和文牍性，以能力而不是以身份为标准的行政组织，严格的等级科层制结构，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的分离，形成一个官僚科层制的非人格化统治的社会。
二是社会行动的目的合理性，韦伯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种，基于情感的，导源于感情沉迷；基于价值合理的：取决于对秩序作为某种伦理、信念；基于传统性行动，源于传统；基于目的理性，由对特定外在后果的预期、即由利益情势所保障。商品经济的可计算性要求主体基于目的理性而行动。
三是科学合理性。贸易的发展，使得交易的复杂需要法律人士专业知识的帮助。新兴的市民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保障自己的权利，也需要借助法律专业人员来为他们提供咨询，充当他们与政府之间进行谈判的中介人，并在政治和司法程序中代表他们的利益。法律职业共同体运用从罗马法和教会法中传承而来的各种解释技术，通过对社会中现有的规范性因素进行收集、概括和总结，创造出一套抽象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使每一具体案件都可以通过逻辑方法得出判决，从而形成是一个没有漏洞的、逻辑一致的体系。
三个面向“合理化”构成近代资本主义形式理性法律，其形成过程是教会法与世俗法、实质与形式分离的过程。道德等实质价值技术化进入法律，自主的道德中立的法律可以用于任何调整目的，法律合理化的过程也是现代化过程。韦伯意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灵魂”信仰缺失的社会，形式与实质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形式重视个人能力，能排除绝对恣意和集体主义，但形式化之抽象性格在给予形式上合法之利益最大自由的同时，却处处伤害了“实质公道的理想”。
韦伯是现代文明之子，其创造的概念如理念型、形式理性等一直沿用至今，其意识到的形式与实质之矛盾我们仍无法超越，韦伯《法律社会学》中价值的实证研究进路对于处于转型中的中国意义重大。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很多时候是日益分化的利益与价值之争，因此只有对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对法治的具体路径进行描述，法治目标才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陆』 社会学的知识点

社会学知识点总结 第一章 1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依据： 对象: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依据: 1、历史时代依据 2、现实社会依据 第二章 1、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概念及内涵扩展 人口规模:是指一定时间和地域内的人口总数，可以看作人口数量的同义词。人口规模受人的生育、死亡和迁移因素而发生变化。 人口结构可分为：人口的自然构成、人口的地域构成和人口的社会经济构成。2、影响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 包括人口自身及其变动、自然环境及其变动和社会经济条件及其变动。3、现代社会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城镇化：从乡村到城镇的人口迁移 逆城镇化：城市人口向乡村居民点和小城镇回流的现象4、人口老龄化的概念和对社会的影响； 概念：总人口中老龄人口的比重，相对于年轻人口所占比重而言，呈持续增长。影响：（可自述） 5、反映人口健康的重要指标； 1、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综合反映人口健康水平的基本指标，指的是同批人出生后平均每人一生可存活的年数。 2、死亡率：粗死亡率和标准化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是反映人口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6、人类社会与环境关系的演变过程。 第一个时期是采集狩猎时期，持续约两三百万年。第二个时期是农业时期，持续大约1万多年。 第三个时期是工业时期，距今不过两三百年的时间。 7、邓肯的POET模型。 1、邓肯POET（人口-组织-环境-技术）模型：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该模型也被称 为“生态复合体” 2、在模型中：（1）每个要素是与其他三个要素相互关联的；（2）任一要素的变化都会对其 他三个要素产生影响。 例如：人口（P）的增加可以创造技术（T）变迁的压力以及扩大城市化（ O）的需要，由此 导致更多污染（E）的产生。8、环境保护战略的演变。1、末端治理、源头和过程控制 2、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不损害后代人满足他们自己需要的能力和条件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 3、生态现代化理论：工业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不仅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具有潜在的兼容性，而且也可以是推动环境治理的重要因素和机制。由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可以通过“协调生态与经济”和进一步的超工业化（superinstrialization），而非“去工业化”的 途径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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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 “社会”的概念：社会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它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有机总体。2. 1整合功能 2交流功能 3导向功能 4继承和发展功能 3.什么是社会运行；社会有机体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它表现为社会多种要素和多层次子系统之间的交互作 用以及它们多方面功能的发挥 4.社会运行的分类； （一）纵向运行：社会的变迁与发展表现出的关系：第一，继承的关系第二，变异的关系第三，中断的关系 （二）横线运行：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上，社会诸要素、诸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表现出的关系：第一，交叉与渗透的关系第二，制约的关系第三，促进关系第四：转化的关系 5. 血缘、地缘与业缘关系及其各自的功能（大致看下课本） （一）血缘关系——指以血统的或生理的联系为基础形成的社会关系。功能：1尽量发挥其正功能，比如养老功能、互助功能，保障功能。2尽量避免和抵制反功能。 （二）地缘关系——指人类社会的区位结构或空间与地理位置关系。（三）业缘关系——以人们广泛的社会分工为基础而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 第四章 1、掌握文化的涵义、特征 含义：文化是与自然现象不同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和 非物质的东西。 特征：1文化具有超生理性2文化具有超个人性3文化具有象征性4文化具有全括性5文化具有整体性6文化具有传递性和变迁性 2、文化的类型（掌握主文化与亚文化）1、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2、主文化和亚文化（具体内容自己认真看课本）3、主文化和反文化4、评比性文化

『柒』 法律社会学的内容结构

法律规则无疑具有重要性，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同时也对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罗斯福新政、里根改革等。

但是，相关的一点是，法律的重要性能到什么样的程度？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有些法律变革并不是很成功甚至很不成功。有时候相似的法律变革却引起了不同的结果。（如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对比。）这种现象存在于不同国家、地区以及同一国家地区的不同时期中。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法律本身制定的好坏的问题吗？显然很难这样回答。

法律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法律社会学正是要研究社会的基本条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这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法律，是法律社会学最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也是欧洲法律社会学的主要内容。比如，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其法律制度必然不可能是相同的。为什么农村不容易搞法治？也许有一个社会生活环境的问题。我们发现许多复杂的法律制度是配合陌生人社会即现代商业社会设计的。

另外，法律社会学也从微观的角度进行研究，把法律的实施看作是社会博弈。一项法律制定出来后，必然会引起人们的社会博弈，不可能要求人们完全的毫无反应的依法律而为。（“法律必须被信仰”，这句话所描述的状态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每个人对法律都会有所反应。

法律社会学是对法律形式主义的纠正。法律形式主义虽然作了奠基，但是它不能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如最高院关于“奸淫幼女”罪的司法解释，如果单从刑法理论的角度考虑的话，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一旦放到社会中去，问题就出现了。比如，有可能触犯这一条罪的人可能是哪些人呢？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的回旋余地大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举证责任会有什么变化由此检查机关的资源配置又会有什么变化呢？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见苏力《一个不公正的司法解释》）

法律社会学当然不能包治百病；但是，法律社会学可以看到社会条件、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乃至微观上的个人的行动对法律的影响。

很多问题都可以纳入法律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如女权主义、同性恋问题，以及在国际交往中出现的不同社会的不同做法如对待安乐死的态度问题，西方由于基督教的传统和某些技术问题而对安乐死相当慎重。（再如人工流产问题，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问题，等等。）我们仅仅通过概念法学的角度都很难理解这些问题。只有把部门法的边界打破，把学科的边界打破，问题才能达到很好的认识和解决。

正因为以上的原因，关于法律社会学，本课程旨在介绍一种思路、方法性的东西。而不是过多的实质性内容。

二、

法律社会学既是一门新的学科，又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的萌芽在最古老的思想家的思想中就存在。早期的思想家都是杂家，他们的思考不是按照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的边界来进行的，而是依靠他们的直觉和？如柏拉图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考虑法治的问题的，强调哲学王的统治，但他后来又发现这种哲学王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于是又提出法律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考虑也是关注了与政体相关的国家疆土问题以及中产阶级问题等。孔子曰：德在刑先。奥古斯丁、阿奎那讲自然法。再到霍布斯和洛克，他们虽然是谈法律，但其文章德主要内容竟是非法律本身的问题。（如《利维坦》虽然说的是自然法，却主要谈的是国家。）

真正意义上的法学产生于十九世纪，它是随着律师和法官职业的出现而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社会学的先驱是孟德斯鸠和历史法学派的萨维尼等。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到了法律与地理、气候、政体、国家大小以及人种等的关系，虽然其某些结论看起来是很荒谬的，但是其分析问题的思路是正确的，揭露了很多人们没有注意到的联系。历史学派的萨维尼认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这里的民族精神，虽然有些抽象化，但是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理解为社会综合条件。

近代意义的法社会学的两大传统实在19世纪中叶产生的。

在欧洲是一个传统。即宏观角度的传统，关注大的宏观的结构。其创始人是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他们从自己的知识传统出发，揭露了法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关系；虽然其有些结论比较粗糙或者太一般化。但是其思路对后世是有重大影响的。纠正了法律职业化所带来的对法律自身过多的关注的状况。此外，人类学、心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法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又有哈贝马斯等代表人物。

另一个传统是英美特别是美国的法律社会学。它是从法官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经验的色彩很浓。即使理论化较浓的法律经济学也是从判例中发展起来的。这个传统的发展主要是在1864年以后，当时，美国开始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问题的增加使得原有的法律不在适应，由于在侵权法、刑法、公司法等传统的普通法领域制定法并不加以干涉，法官就面临着改革法律的迫切任务。他们必须面对现有的社会条件和状况。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将来法律的主宰是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以及卡多佐说“法律的终极目的是社会福利”等，都是体现了对法律形式主义、法条主义的反动。他们注意把非法律学科与法律结合，如心理学的知识，认为法官的审判是受他的心理因素的影响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女权主义、环境问题、种族问题等，促进了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被重新发现，此外还有福柯以及阐释学被重视，现代意义上的法社会学更加强调一个学科依靠多种学科知识解决某一个问题，被称为法律和社会科学（law and social sciences）。

总的来说，从宏观的角度讲，法律社会学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而存在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主要研究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它往往限于理论，对部门法虽有启发性，但对适用法律并无太大影响。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学在现代社会比较弱化。而微观意义上的法律社会学并没有明确的学科界限，它是研究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包括具体关系和综合关系。它又包括两个传统：一是以问题的方式出现，围绕具体的问题展开研究；二是跨学科的法学研究，如法律经济学、社会生物学、法律人类学、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统计学等（如心理学对刑事诉讼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当然，这些划分都不是绝对的。

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重大时期，单靠法条主义不可能是中国法治发展的最佳路径。我们要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第二讲 马克思的贡献 上

法学研究中，经验的研究、因果关系的研究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概念上。也不能停留在那些似是而非的解说上。比如说法律文化，真的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文化吗？如果说中国人厌讼是一种文化的表现，那么文化又是什么呢？显然，它又不得不归结为厌讼等表现形式。没有什么意义。我们的研究，应当剔除概念的东西，应当观察一个现象对另一个现象的影响，而不是一个概念对另一个概念的影响。任何一个概念都可以变成一个可观察到的现象。（比如男女谁比较心软，“心软”这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就可以变得非常经验化，支持女性比较心软的人会举出很多有关女性心软的实例，比如女性关心人，看见别人的悲伤会表示同情，等等。又如“这个人太坏”，为什么？肯定有一些事实让你这么认定。又如刑法上的犯罪意图，其实也是通过对犯罪人的行为推测出来的。所以，在奸淫幼女的罪名上，似乎就不应该太过强调什么是否明知十四岁。）

我们这一讲主要来谈马克思。马克思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对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论述。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都没有看到经济对法律的影响，把法律看作是永恒的。黑格尔看到了变化（绝对理念的变化），马克思则认为一切都处在流变之中，这一观点被达尔文的研究印证。

马克思关于法律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把社会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法律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具有同构性。 法律从实质上是统治阶级或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的利益、意志、情感的表现。（不要否认这一点，正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是异性恋者，所以我们才视同性恋者为异端。）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正因为生活条件允许了，才会有保护动物的善举。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饥寒交迫的农民会参加什么保护动物组织。又如，古代社会为什么会株连九族，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刑罚残酷，实际上这跟当时人们的生活背景如一个家族的人往往生活在一块、容易互相包庇，跟当时国家力量弱小，只能以这种方式维持社会秩序有关。而现代社会为什么强调罪责自负，也应从这个角度去研究）。 我们研究任何社会的法律问题，都要结合当时的生产方式、政治结构等综合考察分析。（以后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及谱系学的研究中其实就有马克思的方法论在里头。如谱系学，把思想放到社会结构中研究而不认为是前人思想的影响。有如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正是马克思的所说的：人是创造历史，但他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 运用阶级分析、利益群体的分析。（“是我们禁止流浪，但问题是谁流浪”。又如所谓“自由选择”，真的吗？）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原则的解释。

为什么自由平等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核心原则？许多人认为是人类理性的突然发现；马克思对此作出了分析。

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交换需要双方都是自由人，是独立的个体，不依附于对方和第三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交易的正常进行。所以，意思自治受到了特别的强调。工人的劳动力是商品而不是工人个人，工人个人是自由的。不仅如此，交换过程也应当是平等的（古典经济学由于强调“主观价值”而对这一命题持不同意见），每个人都关注自己的利益，因为交换而发生联系。？

恩格斯从经验的角度，从更广泛的社会的角度做了分析，他指出，国际贸易要求商品所有者的流动不受限制，也要求他所接受的法律在各地应当是大致相同的，即平等的。要求资本主义法律的相同，与资本、劳动力的流通有很大的关系。资本主义法律塑造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人（赤裸裸的利益、金钱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整个刑法发生了变化，开始强调个体形，不再株连九族。（考虑一下“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存在背景或原因）。资本主义原则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强调独立、自由的法律制度。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中隐含的原则，这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同构性。（可以看到计划经济的组织形式与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相联系。）

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步（否则只是为资本主义唱赞歌）。马克思是批判者。他认为，由于法律是占主导地位群体的情感、意志的表现，必然不可能是真正平等的，它源于经济上的不平等。资本主义只有创造出一个无产阶级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延续下去，才能实现自我的再生产。两个阶级之间的这种对立是必然的。资本主义的人权等观念是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推广而得到正当性的。

※关于犹太人问题。

犹太人流落欧洲各国。受到了歧视和排挤。法律禁止他们从事某种行业，不允许他们做农民，只让他们做商人、从事金融业。（基督徒是不能放贷的。由此可以看出歧视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结构促成的。又如唐人街的形成。）18世纪末，西欧的犹太人享有了许多权利，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为什么？

是启蒙运动的影响吗？但是同时代的印第安人和黑人为什么没有获此待遇？

是因为犹太人从事贸易，其生产方式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法律平等的规范剔除了种族、地域、文化、教育程度等等方面的差异，人被一般化了，而犹太人由于从事的是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最早介入了这个一般化的过程。由此犹太人最早获得了解放。而且犹太人得到解放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完善的西欧国家。

问题的产生不是哪个观念的产物，而是社会力量综合起作用的过程。这正是谱系学的方法。

※美国的民权运动。

1865年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制定了三条宪法修正案。（13、14、15），规定了禁止畜奴和选举权利等等。在南方，随着北方军的撤离，南方开始了种族歧视、种族隔离。以投票税、文化考试等方式剥夺黑人的选举权。1896年的普兰西诉弗格森案，最高院判决隔离但平等。后来美国社会也曾多次提出异议，1954年，最高法院的另一个判决指出：隔离不平等。1964年，民权改革。

为什么同样的法律会在不同时期发生不同结果？

美国社会学者研究认为：欧洲的国家都是小国，而美国则是个大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方式实际上是不同的。内战发生时，北方已工业化，而南方还是农业社会，北方自然而然的对奴隶的歧视少；内战后，虽然试图改变南方，但没有有效的进行。南方的大土地生产方式需要的正是依赖和服从，而不需要自由的工人。这样，种族歧视就在南方有着深厚的基础。只要大农业的生产方式不改变，黑人就没有办法免于歧视。

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战后，许多原因促成了美国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南方农业科技的发展，技术工人、黑人跑到北方。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农业灾害对南方大农场的破坏，另外还有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攻诘必须作出行动。所有这些都使得民权运动得以发展。

（对我国的启示：现代，农村与城市）

※刑罚形式的变化

两个德国学者在1930年做了一个研究，指出刑事惩罚的形式也是受到了经济基础的影响。

19世纪以前，刑罚形式是罚金、鞭笞、肢体刑、放逐等。而现代社会却主要是监禁等自由刑。

学者们拒绝认为这是启蒙思想的作用。他们调查了许多档案，认为刑罚形式是与劳动力的需求相适应的。当经济发展过快时，劳动力需求多，刑罚便轻。反之则重。而最早的监狱首先是用来使用劳动力的，劳动力的需求与监禁有明显的关联。

但为什么劳动力过剩时监狱还能存在呢？两位学者认为是路径依赖。认为监狱既然已经建立就很难再撤销。这又掉入了意识形态的窠臼。

美国的学者进一步研究。指出：不仅刑罚形式与经济相关，刑罚的严厉性与经济也有关。成反比。他们做个一个实证实验：失业率和监禁率之间有着共变关系。（头一年失业率增加，第二年监禁率增加。）

苏联的尤金认为：监狱的惩罚形式与以前不同。以前是重质量，但不可计算；而监狱却按照数学方式进行处罚，讲求精确。这种处罚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常见。监禁刑体现出一种赔偿，这种惩罚与人们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出的价值相联，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强调数目字的管理相一致。由于资本主义对价值的抽象化，人们也以抽象的价值、用抽象的时机那计算社会上的一切。总之，监狱、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人权是一体而变的，乃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不是偶然的事件。货币化构成了社会基本的思维格式。资本主义生产是理性化的定量化的生产方式。

※ 19世纪英国的刑罚变革

主要内容是：法律统一，改革不人道的刑罚，废除许多死刑。

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贝卡利亚、边沁观点的流行。把其看作是观念的产物。

有一位学者指出：其实我们把封建社会理解的太残酷了。其实中世纪英国适用的死刑并不多，大概50多种。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才严酷起来，大概200多种死刑。根据国会的立法，至少有100多种罪可立决。这是由于当时英国走向工业化，社会转型，农业社会的社会控制体系遭到了破坏，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成为罪犯。政府只好用死刑遏制犯罪率。后来，由于条件的变化，罪行的变化，（如犯罪量的增加、财产特别是动产犯罪的增多），同时陪审团由于宗教传统和社区情感也不太满意，商业城市也反对，商业组织（而不是边沁）要求在刑事司法上变革，使刑罚更加确定而不那么严厉。这些变化是经济上的因素，是社会变迁的要求。

第三讲 马克思的贡献 下

参考文章：《为什么朝朝暮暮》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看婚姻制度。

第四讲 马克斯。韦伯 上

参考文章：苏力，“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74页。

韦伯，德国经济学家。其主要兴趣不在于法律，但他的观点对法律有很大的影响。

1、要理性的预算法律的后果。法律制定出来后，到底有那些影响，又会影响谁？

2、文化、精神、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特殊的，其特殊性在于参与市场经济的人是以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获得利润的。资产者、经济参与者特别注重对长期利润的精细的系统的计算，即数目字的管理。资本主义经济是规模经济，注重长期收益而不是短期投机。这种长期的投资和规模性的经济，使得机会成本和风险增大，于是要求有一定的预期和规则，从而对各种可能的风险作出预测并提出对策，保证收到预期利益。

法律和法律文化就在形成这种市场经济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统一的法律使得人们的预期在原则上得到了满足。反过来，这种市场经济又要求法律必须是理性的，即坚持逻辑原则的始终如一，不管其是否合理，要保证市场经济的参与者都有预期。因此，法律就不能太讲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实求是，而是要法治化、理性化。

而之所以在欧洲产生这种理性化的法律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乃是因为在西方社会理性主义的文化传统非常久远，同时业已形成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对于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着保障作用。

3、法律的类型

形式理性

实质理性

形式非理性

实质非理性

形式：带有普遍性的东西。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原则、原理。

实质：具体的，个别的，不系统的。

理性：运用法律的状态，在目的明确的条件下，对于最佳手段的合理选择。特别强调法官运用各种手段调整冲突。这种理性应该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公认的理性。换言之，理性就是指规则的适用是否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接受的，而其结论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

（1）、实质非理性

例子：所罗门国王对于两个妇女争夺一个孩子的判决。

分析：没有人知道国王运用的是什么规则，以及为什么运用之。只知道结果是非常合理、公道的。（没有人知道其规则和推理）

（2）、形式非理性

例子：神明裁判

分析：有规则，但推理过程没办法预测。

（3）、实质理性

例子：张金栋案。法院似乎把公愤也带了进去。

分析：推理过程是理性的。但规则是不明确的，或只是一些道德的规则和政治原则。法律的原则变得模糊不清了。换言之，法律规则不是明确的，确定的。

（4）、形式理性

例子：1931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了一个案子。A偷了一架飞机，从一州飞往另一州。被判刑，法律依据是：禁止盗窃机动运输工具。但A上诉至最高法院，声称自己偷的是飞机。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最高法院最后同意了A的说法。释之。

分析：有固定的规则，推理过程也很明确。但结论未必是合理的。

韦伯本人比较偏好形式理性。认为形式理性是资本主义最好的选择。但他也认为无法论证形式理性就比其他的更合理。韦伯承认相对主义的文化观，认为形式理性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有所不同。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上面的四种分类，不是绝对的。这只是一种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理想型的概念，帮助我们理解各时代、各民族的法律。事实上，每个法院都在不同程度上集几种类型于一身。

但总体上来说，西方法律与东方还是不同的。

4、行为的意义和理解

韦伯强调意义和理解。先看一个人的行为是不知道他在作什么的，一定要努力理解行为人赋予行为什么意义。（对刑法也有作用）

这并不是说我们都能知道其中的意义，但我们要尽量的去理解之。

这对于理解一个法律文化的产生有助。

5、法治、法律及官僚化

（1）法律是由专门人员负责实施的一种合法的秩序。

首先，法律是一种秩序。这带有行为主义的意味。强调法律的社会性，而不仅仅是君主或人民的意志。

其次，法律是一种合法的秩序。强调人的主观的下意识的认同。由此区分了基于认同的秩序和基于暴力的秩序。

再次，强调了专门人员的作用。强调法律的职业化。现代的法律职业是与现代的官僚制联系在一起的。

（2）官僚制

官僚制和现代法治是同义语。就是管理上的理性化。所有的官员根据工作能力决定其位置，其活动根据组织规则和国家法律，其权限有法律规定，并同时负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下级要服从上级，但不是服从作为上级的那个个人，实际是服从法律。（注意这也不是绝对的。）

只有这样，现代经济、政治才能大规模的、理性而有计划的运作。现代法治的重要部分就是现代的官僚制，它是维持现代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工具。

韦伯对此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

○公务是连续的，不因个人的原因而中断

○机构是依明确的规章组织进行的

a. 官员适用非个人化的标准。

b. 给予官员执行公务的必要权力，并不受追究

c. 权力和实行权力的手段要受到限制

○每个官员的职责和权威都是等级的构成部分

○雇员都不拥有行使职权必要的物质，但可使用之

个人收入和公务收入是严格分开的。可以使用执行公务所必须的物质条件，但必须对使用负责。

○官员没有权力处理他的职务，无权出售和继承

○所有的公文必须通过文件，保证机构能够运转起来

（3）官僚制的优点是可预测，有效、稳定。缺点是没办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乃至形成一个铁笼。（韦伯是最早预见到现代性的危及的人之一。）

（4）对于中国的启示。

第五讲 马克斯。韦伯 下

参考文章：《认真的对待人治》

第六讲 迪尔凯姆

迪尔凯姆，近代法国最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主要著作有：《论社会的劳动分工》、《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论自杀》等。

迪尔凯姆的研究方法与马克思和韦伯不同。马克思的方法是哲学的方法，韦伯强调的是解释（个体解释学的传统），而迪尔凯姆则注重实证研究和宏观把握。把个人看作是社会当中的个人。（与韦伯不同，迪尔凯姆认为在社会学研究中不应考虑行为人的感觉，其实很多人是自己给自己找理由，不能当真的。迪尔凯姆强调总体特征，必须把群体特征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否则只是看到了表象，而不能看到功能。这正是功能主义的观点。）

其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人类学上的结构功能主义也有迪尔凯姆的影响。

迪尔凯姆非常强调人的社会性。认为只有把人放到社会中才能理解。最重要的还是要研究社会是怎么维系的。由此，他非常关注整个社会是怎么连在一起的，这就是社会的一体化问题或社会的团结问题。

与此相适应，迪尔凯姆的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反个体主义，总是在把握总体的情况下研究个体。

比如他对于自杀的研究。个别看来，似乎自杀总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与个人的经历、情感等等有关，但迪尔凯姆却把欧洲各国的的自杀统计数据总结起来进行研究。发现地域、宗教信仰、年龄、性别等等因素对于自杀都有影响。这样自杀就不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不是一个个人想不开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社会事实。

迪尔凯姆强调从经验和事实研究社会，这是可能的。但事实并不是可以直接观察的到的，只是可以感觉到。不是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而是我们理解了某些特定的社会关系。所以我们才理解社会、国家、家庭、教授等等现象。这些事实与我们看到的太阳、石头等不同，它们是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就是不易改变的、对个人有强制的、对人的行为有社会制约的、凌驾于个人或某个集团之上的一种固定的或不固定的对社会具有制约性的方式。

比如社会学意义上的法律并不需要明文规定和执法，却还是存在的。这对我们理解法律是很有益的。不可能所有的规范都写在法条上。

那么怎么观察和研究社会事实呢？借助可见标志。通过这种可见标志来观察之。（仍可以男女谁有同情心为例，把同情心转化成可测量的事实。）

那么法律是什么呢？

法律是一种社会事实，兵不一定需要通过法条规定、法律执行来表征。

法律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的可见标志。可以用来观察一个社会的连带关系，一体化过程。

社会整合问题

迪尔凯姆认为，传统社会是一种机械性一体化的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一种有机一体化的社会。

在传统社会，没有太大的社会分工，人们是通过社区的、每个个体的宗教、文化、种族、语言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一致性是这个社会的核心标准。人们缺乏个性，关系亲密，有共同的集体良知代表特定社会的共同观念、情感。这种集体良知不是个体能改动的，是一种保守势力，任何人侵犯之都会受到惩罚。

在现代社会，表面上看去每个个人都是自由自在的，但其实不是。由于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人口流动的增加，交通、通讯的发展等，使得社会分工成为一种必然和必需。人们日益专业化的同时履行着不同的社会职能。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缺少普遍分享的良知，集体良知碎裂化，个人主义取代了原来的集体主义。但集体良知的碎裂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瓦解，因为现代社会由于分工的专业化使得人们必须联系在一起，相互依赖。社会仍然能保持连带，这种连带对维系社会更有力，是一种有机连带。

不过，我

『捌』 法学和社会学，法学和哲学的关系

（一）法学与社会学

社会学是一门重要的具有综合意义的社会科学，主要研究回社会结构、社会活答动及其进程的宏观问题。法学与社会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交错的关系。一方面法学是要研究社会中的法，把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另一方面，社会学要通过法律来研究社会，因此两者有着极其广泛的共同论题。
（二）法学与哲学
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总结和概括。哲学与法学的关系十分密切，19世纪之前，法学一直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随着人们对法学认识的发展，法学逐渐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但法学始终受到哲学的巨大影响。法学与哲学的关系在法理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法理学是对法的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

『玖』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法律与社会

怎样才能超越“法庭与律师的社会学”呢?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在30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今天，大概仍然是研究“法律与社会”的学者所不得不深思的。
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进入法律领域，固然增加了我们对法律的社会“面目”的认识，但同样也导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各种法律关系中的法本身趋于剩余化和边缘化。从法律现实主义到批判法学运动，以及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法和经济学等研究，都试图将法律研究纳入一个“开放的社会科学”之中，或至少使法学具有鲜明的社会科学色彩。但在法学援引社会学经济学道德哲学以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无论是概念理论还是学科特有的方法，定量统计或历史学或民族志的叙事)时，当法学重新进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时，法学本身是否会丧失其独特的研究传统呢?毕竟，法学的研究传统并非仅仅意味着盲点，它同样具有洞察力。跨学科的研究往往能够提醒我们注意到法律对各种社会领域造成的意外的后果，注意到法律现象往往于各种政治文化于社会的关系交织在一起，甚至把法律看作是根植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环境的子系统，但在强调法律的社会性政治系和文化性的同时我们仍然欠缺真正的法律社会的理论来帮助我们理解法律的法律性而这恰恰是法律最重要的社会特征和政治特征。法律与社会的研究，并不仅仅要关注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或者在不同文化中法律的种种面目，还要关注化身在这些千变万化面目中法律的本身;不仅要要理解，法律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过程、经济过程、政治过程或文化历史过程，更要理解，在现代社会中，法律过程为什么没有变成上述这些过程的“附庸”或者所谓“附属现象”，正如卢曼、哈贝马斯等许多当代社会理论家所指出的，是理解复杂分化的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环节。

因此，关注“法律与社会”这一研究传统的学者，不仅要棉队法学内部的排斥，对法学传统中法律的核心性、中立化和理性的想当然假设重新加以反思;同时，也要警惕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引诱”，对以这些研究传统为基础的任何还原论做法，对任何有意或者无意的忽视法律理性中应然与超越性因素的分析，都同样要持有反思的态度。因为，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往往并不能实现一种开放的社会科学，尔只不过是用另一种受到专业分工的纪律束缚的研究传统，取代了现在这种研究传统，用另一种封闭性取代了这种封闭性。所以，“法律与社会”所要克服的就不仅仅是来自现代法学内部的“朴素”态度，也要克服来自那些促请法律学者关注所谓法律的“社会”、“文化”或“历史”因素的学科自身内部的“朴素”态度。探讨法律的社会性，并只是探究法律如何影响法律之外的其他社会领域，或者反过来社会中的所谓“外在”因素又是如何影响法律;“法律与社会”需要承担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

自80年代以来，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以及整个批判法律运动，已经不在是“前卫”的法律思想，而有沦为成词滥调的危险。所谓“内生变量”与所谓各种社会“法律与社会研究的危机”，其表现就是简单地将法律地“性的”“外生变量”联系起来，这种简单套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结果，是遗弃了法学这门所谓“最古老的社会科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使“法律与社会”的研究即处于法学理论，也处于社会理论的边缘地位，将法学变成了一门社会理论的应用学科，无力推动法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发展。在《北大法律评论》的这期专号中，我们选择的文章，尽管不够全面，但关注的问题却有共同之处，就是如何思考所谓“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法律作为社会理论的核心理论提供“理论的想象力”和“经验的感受性”。

当然，这种“法律与社会研究的危机”，还有某些更深刻的背景。今天，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强调“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视角，并不等于法律的实质化，并非只有哈贝马斯所谓“社会福利”范式的法律才具有社会性，“自由派——市民范式”的法律和程序取向的法律同样展现了法律与社会的关联，只是关联的形式更复杂、更微妙。因此，法律的自主性，并不象有的“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表明法律缺乏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关联，换言之，是指法律的非社会性，而是卢曼所言，代表了功能分化社会的历史进化结果。就中国的现实处境和具体问题而言，“分化”并非一个尚待理解的事实，而是一个尚待实现，甚至在某些时候被认为是不应实现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视角就更容易带有浓厚的“实质化”色彩，甚至“去法律化”的色彩，隐含了危险的政治意涵。因此，这种研究就尤其要重视法律与社会的深刻/复杂，而非简单直接的关联;要重视法律的规范努力和建构作用，而不仅仅是法律的经验处境。

当然，从学科背景来看，也许法学出身的学者，更愿意借助“法律与社会”的研究，拓展或校正法律研究中常见的技术偏颇与过度规范化的取向;而所谓“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更愿意借助这种研究，来重新理解现代社会的规范性与各种程序技术，弥补70年代以来社会理论的“规范化不足”和丧失理解应然问题的社会性能力等诸多欠缺。套用英国著名法律史学者milsom的一句话，“社会理论家看到的法律现象，太大了，以致于正在思考的律师根本就看不见”。所以，如果说“法律与社会”的研究是要给理论和实践中的“律师”提供一个更宽广的视野的话，他同时也意味着为法的思想传统于实践技术找到一个更宽广的活动空间;而接纳法学的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并不只是一味的向这个回家的战士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同样需要倾听正义女神子孙们的声音，它们从中得到的，或许比法学所得到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