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合同法不正当影响
1. 100分悬赏 区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意义及作用 注意了不是问二者的区别 是问区分的意义
一、统一合同法对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的立法发展
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是合同法的两个重要问题。前经济合同法对此规定得相当简单,
统观《经济合同法》,只有第9条规定了合同成立的概念,第6条规定了合同生效的一种
情况,也未确立合同生效的概念。因此,《经济合同法》并未严格区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
效。由于对合同成立的规定过于简单,因而造成实践中常发生的争议就是合同是否成立及
何时成立的问题。统一合同法对此规定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下面几方面:第一,
规定了合同成立的两大必备要素,即要约和承诺,确立了合同成立的构成要件。第二,详
细规定了合同成立的类型、时间与地点。从统一合同法第21条至第37条规定来分析,合
同成立有意思表示成立和事实行为成立,签字成立和确认成立两种分类。合同成立的时间
有承诺到达时成立、作出承诺行为时成立、签字盖章时成立与签订确定书时成立几种。统
一合同法对合同成立的规定弥补了旧合同法中合同成立的立法空白。使合同成立具有可操
作性。第三,提出了合同生效的概念。统一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合
同成立时生效。并且在第44条至第47条规定中多次使用与合同生效相对的合同失效的概
念,表明合同生效完全成为合同法的独立概念。第四,完善了合同生效的形式和时间。新
合同法第44条至第51条规定表明合同生效可分为一般生效和特殊生效两类,具体包括成
立生效、条件生效、期限生效、追认生效、信赖生效几种形式。成立生效是指依法成立的
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其中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生效的
情形。成立生效是大多数合同生效的形式,因而为一般生效,其余都为特殊生效。条件生
效是指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条件成就时生效。期限生效是指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
时生效。追认生效包括几种情形: 1·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其法定代理人追认生
效; 2·无权代理、越权代理经被代理人追认生效; 3·无权处分财产的经权利人追认生效。
信赖生效是指无权代理、越权代理、法人代表人及负责人越权订立合同的因善意相对人的
信赖而生效。这些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合同生效制度,并使合同生效制度更具操作性。第
五,确立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序列。统一合同法改变旧经济合同法先规定合同生效再
规定合同成立的立法体例为先规定合同成立后规定合同生效,确立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
的先后序列,表明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不同阶段性。
综上所述,统一合同法从立法体例到内容规定上严格区分了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完
善了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的法律规定,从而构建了我国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两种不同的法
律制度。但是,有些规定使两者区分不甚明确,具体表现在:统一合同法对合同成立和合
同生效无法定概念;对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的条件也不甚明了;有些规定较模糊甚至矛
盾。如,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主体能力是民事行为的有效条件之一。与此相统一合
同主体的缔约能力本来是合同效力的问题,而在合同订立的第一条款中规定,造成对合同
成立条件理解上的分歧。因此,有的学者把它看作是合同成立的条件,有的则认为是合同
。又如承诺生效是合同成立的一种形式,与合同生效是不同的概念,但立法中
都用“生效”一词易混淆两者概念。立法的完善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全同成立与合同生
效是否有区别?区别何在?区分两者有何意义?这既是个合同法理论问题又是个合同法适
用的实践问题。
二、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的区别
从法理看,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不仅序列不同,还有其内在的区别,具体表现在:
(一)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概念和要件的不同。根据我国统一合同法第2条规定合同
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的规定。可见,合同的成立是指
当事人双方对合同的条款意思表示一致。这一概念表明合同成立的核心在于“合意”。要
合意须有合意的主体即合意的当事人,要合意须有一定的内容即合同的条款,要合意须有
一定的形式,及要约与承诺,因此,合同成立的要件有: 1·有双方或多方当事人; 2·意
思表示一致; 3·有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合同成立反映的是当事人自由协商的结果,并
不涉及法律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因此,协议当事人的订约能力,合意的真实性,内容的
合法性等问题并不影响合同成立,但是,因为在实践中合意的复杂性,统一合同法在合同
的订立中对合意的形式和程序作了详细的规定,即对于要约和承诺的规定。从这一角度
看,合意也应具有一定的法律规定性。合同的生效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因符合法律规定的
要件而具有法律约束力。就是说当事人之间因合意而成立的合同并不当然具有法律约束
力,只有符合法律的规定才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据统一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生效的要件
是: 1·合同主体合格,即具有缔约能力; 2·合意真实,即意思表示真实; 3·合同内容和
形式都符合法律强制性规定。
(二)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性质和作用的不同。从两者的性质看,合同成立是指合
同的订立过程的完成状态,反映的是合同当事人是否已达成合意,即当事人之间是否缔结
了合同关系。因此,合意是合同成立的基本规定性。合同生效是指已经成立了的合同因符
合法律的要求而具有法律约束力,反映的是国家通过法律对合同的肯定性评价,是法律认
可当事人的人意思的结果。因此,合法是合同生效的基本规定性。从两者的作用看,合同
履行是合同生效必然的法律后果,合同成立是合同履行的依据。同样,合同生效是合同履
行的开始,也是构成违约的前提,而合同成立是合同履行的依据,也是构成违约及承担违
约责任的依据。因此,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生效是两个层次的问题,是不同的概念和制
度。
(三)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在立法原则上的不同。无论是英美合同法还是我国统一合
同法,对合同成立基本遵循的约定主义原则,英美合同法理论认为:要缔结合合同,当事
人之间就必须就某一件事达成协议。而要达成协议,则必须由一方提出要约,另一方表示
承诺,协议达成合同便告成立。表明合同是否成立主要是当事人自己的事,合同成立的依
据是当事人达约定。从初期英美合同法规定和判例看,合同成立不但须具有要约和承诺两
个必备要素,而且合同的内容须准确。过于含糊,期限不明,内容不完备及附条件的合同
都可能导致合同的不成立。然而,英国1893年的《货物买卖法》和美国的《统一商法
·141·邵蓉岩:论区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意义
在实际生活中合同的不完善性是不可避免的认识,在合同内容的准确性上有所
放宽。如,《货物买卖法》和美国的《统一商法典》第2—305节第1款都规定,如果双方
在合同中对价格未作规定,则可按合理的价格偿付。《统一商法典》第2—204节规定,如
双方确有缔结合同的愿望,而又有合理的根据给予救济,合同的不准确性则不妨碍同的
成立。这一修改更彻底地体现了合同成立的约定主义原则,反映了英美合同法对合同契约
性这一本质特征的认识和理解。从我国统一合同法对合同成立规定看也体现了这一原则。
对合同生效的规定英美合同法和我国统一合同法都体现了法定主义原则,都规定凡违背成
文法禁止性规定和违反公共秩序的合同都是无效的,并且都对合同生效的时间和地点作了
详细的规定,从而为合同的履行奠定了基础,为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同权益提供了法律保
障。
三、区分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体现契约自由与国家(法律)干预相结合的现代合同法精神。合同法是以商品
经济的存在为基础的,调整的是财产交换关系,属于私法范畴。契约自由,意思自治成为各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即要不要订立合同,与谁订立合同,订立什么合同,合同如何履行,合同纠纷如何处理都应当是当事人自己的事,当事人会根据自身利益来确定,法律无须太多的干涉。但是,由于商品经济主体利益的多元性与不可调和性,纯粹的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并不能解决合同中的所有问题,尤其是超越当事人利益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保护问题,所以,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法律的干预是必须的,为此,各国合同法都对合同的合法性作出评价,进行干预。因此,契约自由与国家干预相结合成为现代合同立法精神。合同成立反映的是当事人自由协商的结果,是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而合同生效则体现了国家通过法律对合同当事人合意的评价,反映了国家对财产交换关系的干预,同时也反映了法律为保证合同履行的努力。因此,独立合同成立的概念使之与合同生效的概念相区分能更好地反映现代合同法的精神。也能使我国合同法与国际合同法更好地衔接。
(二)体现合同法的特征,有利于保证合同的真正实现。合同法调整是合同关系,即
财产交换关系又称财产流转关系。财产交换关系是以财产的让渡为特征的财产关系,是财产的动态表现方式,有别于物权法所调整的以财产的占有和支配为特征的静态的财产关系。财产交换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交换的主体;二是交换的客体;三是达成合意。主体和客体是交换的前提,合意是交换实现的核心。因此,合同作为财产交换的法律形式,合意是其实现的根本。从此意义上说,作为保证合同交易快捷和安全的合同法确立以合意为核心的合同成立的概念,具有保证合同真正实现的本质意义。而合同生效则是合同实现的法律保障,是合同的补充。
(三)为设立效力待定合同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所谓效力待定是指符合合同成立要件但某些方面欠缺生效要件的合同。合同成立意味着合同关系确立,当事人在该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由于合同成立是确认合同生效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判断合同责任的基本前提,因此,效力待定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处于待定实施阶段。此阶段合同的权利为期待权,合同义务是附条件义务。由于期待权也是一种能给当事人带来利益的民事权利,因而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用不正当手段侵害之。如,统一合同法第45条第2款规定,恶意阻扰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成就;恶意促进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如果其行为造成对方财产利益损害的,还应承担对方损失的赔偿责任。
(四)对正确理解合同不成立与合同不生效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合同不成立是相对合同成立而言的,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未达成合意。所以,导致合同不成立的原因是不合意,包括公然的不合意和隐含的不合意。合同的不生效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合同当事人和第三人没有法律约束力,所以导致合同不生效的原因是合同不合法。虽然合同的不成立与合同的不生效的结果都是对当事人或第三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必履行合同,但两者也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对当事人有不同的意义。第一、合同不成立与合同不生效对当事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不同。对合同不成立,涉及的是当事人是否达成合意。如果一方当事人对不合意有过失也只承担民事责任,如有过失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合同的不生效尤其是合同无效涉及的是违法问题,因此不仅产生民事责任而且可能引起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第二、当事人在合
同不成立之诉与合同无效之诉中享有的诉权不同。合同不成立的享有主张权,即合同不成立由当事人来提出,由司法机关或仲裁机关判断,除非当事人主张合同不成立,否则司法机关或仲裁机关不会主动干预。而合同无效,即使当事人不主张,司法机关或仲裁机关也会主动干预,宣布其无效,以维护法律的权威。
(五)对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正确处理合同纠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以往司法机关在处理复杂的合同纠纷时由于不区分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往往导致混淆当事人间的合同关系,从而导致法律责任分配不公等问题。正确区分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能帮助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分清错综复杂的合同关系,判断当事人的真正意愿,为促进交易,公平责任奠定基础。同时,区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影响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对合同不成立之诉和合同生效之诉的审查方式。在合同不成立之诉中,司法机关或仲裁机关无须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加以判断,只需审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一致。在合同无效之诉中司法机关不仅要审事人是否意思表示并达成一致,而且要审查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
合同成立,指当事人经历要约、承诺，就合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其构成要件：一是有双方当事人；二是有订立合同的目的；三是意思表示一致。就合同成立应注意：
1、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内容上，仅要求就合同价格等主要条款达成合意，而不要求就合同所有条款达成一致。
2、在与合同生效的关系上，合同成立并不必然导致合同生效，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这里“依法成立”则意味着合同成立必须具备生效要件，才能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只有在合同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程序合法的前提下，一个成立的合同，才是一个生效的合同。
合同生效,是指已经依法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一定的法律约束力，亦即法律效力。合同生效意味着双方当事人享有合同中约定的权利和承担合同中约定的应当履行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合同；一旦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寻求法律保护；合同生效后，对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也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三人（包括单位、个人）均不得对合同当事人进行非法干涉，合同当事人对妨碍合同履行的第三人可以请求法院排除妨害；合同生效后，合同条款成为处理合同纠纷的重要依据。因而，合同成立是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合同生效是当事人双方订立合同实现预期目标必然要追求的结果。
2. 英美合同法和我国合同法的区别有哪些
一、关于法律适用范围的比较
1、通则的适用范围
我国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与国际私法协会公布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1]有一定关联性，通则的有些规定，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可以适用的。我国《合同法》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该条规定与通则前言第2款规定一致，即在当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则管辖时，适用通则。因此，我国当事人在与涉外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可约定适用通则。该通则比《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适用范围要更宽泛得多，具有相当的灵活性。除国际商事合同外，该通则也可替代国内法适用。如前言第4条规定，“当无法确定合同的适用法律对某一问题的相关规则的，通则可对该问题提供解决办法。” 该条规定旨在说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国内法管辖，但对案件解决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从通则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以往我国的司法实践在处理案件遇到困难时，一般求助司法解释、学理解释，还有专家论证。现在通则关于交易纠纷的一些规定又给我们开辟了解决纠纷的途径。通则不是国际公约，不具有强制性，适用与否完全可依当事人的意思选择，但是要明确的是，通则是由近20个国家的法律专家对国际交易的规则进行潜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较之国际货物买卖公约适用范围要宽泛得多。参照通则的有关规定，可为我国《合同法》的立法与适用拾遗补缺。通则的宽容之处在于，任何规定都不得限制根据有关国际法原则而应适用的强制性规则的适用，无论这些理制性规则是国家的、国际的还是超国家的（1.4条）；除通则另有规定外，当事人可以排除通则的适用，或者减损或改变通则任何条款的效力。因通则所具有的这种非强制性，当事人根据各自的情况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该原则适用，使之更适合于当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属于通则范围之内但又未被通则明确规定的问题，应尽可能地根据通则确定的基本原则来处理”（1.6），这就给我们在实务中遇到法律障碍的时候提供了有益的鉴镜。
2、关于格式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共有三个条款，从表面上看对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少，非但起不到保护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为出具格式合同免责的武器。《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41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于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格式合同亦称定式合同或标准合同，对于同一种类、性质并且重复交易的行为，采用标准文本，既节约了交易成本、洽谈时间、条款的争议，也有平等待人的“镜像”。这是人们通过长年累月的交易总结出来的经验，对此应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许当事人协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赁合同、保险合同、房屋买卖合同等）；二是绝大多数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都对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强奸民意。而缔约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势群体，对某些条款即使不同意，但迫于急需无奈，也只有违心签字；三是有些专业术语，作为缔约的另一方难以理解，糊里糊涂签了字；四是这类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办，但这些人为了急于收取代理费或中介费的功利目的，常常会对另一方作虚假承诺。对于格式合同最为人们诟病的是保险合同。无论是人寿保险还是财产保险，都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部门立法，其目的并不在于“保险”，而在于“圈钱”。所以保险合同纠纷频繁出现，投保人屡受拒赔之苦。笔者经常承办这类案件，对于法律上的障碍困惑费解。
首先，所谓通常理解，可以说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无任何标准，这又给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间，谁送礼多，谁就获胜。投保人是弱势群体，纵然满身是嘴，也难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的心脏病（心肌梗塞）一条，投保人和保险人完全可以各执一词。投保人称心率过速是心脏病的一种，保险人抗辩说，按通常的语法理解，这里的心脏病仅指心肌梗塞。从字面上看，保险人是有道理的，因为按照中国语法习惯的心脏病，只是特指括号里的“心肌梗塞”，这本身就会使法官处于两难境地，在实务中肯定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诠释。
我们认为通则对于确认格式合同条款效力的规定倒是切中时弊：第2.20条（1）如果标准条款中某个条款是对方不能合理预见的, 则该条款无效, 除非对方明确地表示接受；（2）在确定某条款是否属于这种性质时, 应考虑到该条款的内容、语言和表达方式。第3.10条：（1）如在订立合同时，合同或其个别条款不合理地对另一方当事人过分有利，则一方当事人可宣告该合同或个别条款无效。除其它因素外，尚应考虑下列情况：（a）该另一方当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依赖、经济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缺乏远见、无知、无经验或缺乏谈判技巧的事实，以及（b）合同的性质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权宣告合同无效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法院可修改该合同或条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无效通知的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该合同或该个别条款，条件是该方当事人在收到通知后，并在对方当事人依赖该通知行事以前及时告知发送通知一方当事人。本章第13条（2）款的规定相应适用。” 我们认为，《通则》这些条款胜过《合同法》关于格式合同的所有条款，为此，我们建议关于在将来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中应将《通则》条款纳入国内法，这对于格式合同的纠纷处理将大有裨益。
3、关于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我们认为，对于上述合同规定无效，非但不能保护另一方（守约方）的合法财产利益，恰恰减轻了对不法民事行为人的惩罚力度。对此应借鉴通则第3.3条：（1）合同订立时不可能履行所承担义务的事实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2）合同订立时一方当事人无权处置与合同相关联之财产的事实本身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通则规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当事人已将所有的房屋出卖给另一方并已过户，在合同已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合同效力，判令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在一方当事人将无权处置他人的财产的情况下，也不影响合同效力。这就是对擅自签订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谓不道德的人予以惩罚，对于欺诈、胁迫等致合同无效的条款，通则的规定也有利于受害人一方。请看通则第3.11条：（1）如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或一方当事人错误归因于第三人，或为第三人知道或理应知道，而第三人的行为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则可宣告合同无效，其条件与由另一方当事人本身签订的合同宣告无效的条件相同。（2）如欺诈、胁迫或重大悬殊归因于第三人，而其行为不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如果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此欺诈、胁迫或重大悬殊，或者在合同宣告无效时还未本着对合同的信赖行事，可以宣告合同无效。这两条较优于合同法的地方在于：第一，对于合同的有效与否的决定权由守约一方决定。可以承认有效，也可以宣告无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规定。第二，守约方宣告无效是对另一方的严厉惩罚。因为该条所谓的欺诈，其原因并不在于缔约的一方，而在于第三方的原因，这与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大相径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法律规范也属法律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应当根据国情合理继受、过滤和消化对我们有益的立法理念，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共识。关于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则》可资借鉴外，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也可参考。如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2款将“程序性的”和“实质性的”公平标准合而为一：（1）合同履行和相对履行之间“明显地不相称”，（2） 并且一方当事人“通过利用另一方当事人的困境、缺乏经验、缺乏判断力或无重大的决断力”而达成的合同，则合同无效。 [2]以色列对格式合同（标准合同）的限制更为严格，该国《合同法》第14条规定，“就契约文句之全部参酌其他情事检讨后确信限制文句对顾客不利，或给予供给等以有危害顾客之虞之利益等，证明该文句之全部或一部为无效”。[3]世界各国对格式合同的免责条款有的称为“灰色条款”，有的称“黑色条款”，对此效力都作了严格的限制，这符合20世纪以来的照顾弱者的立法潮流，对合同自由原则进行了修正，为此有学者将当前的时代称为“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 的时代，颇有几分合理之处。 因此，笔者建议在未来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释时，将格式合同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的免责条款，规定法院可以直接认定无效，这比所谓通常“理解”更为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
二、关于要约与承诺的比较
我国《合同法》借鉴通则最多的部分是要约和承诺的方式部分，即第1条—31条、34条，共计20条之多。这部分条款涵盖要约、要约邀请、要约的撤回、要约的撤销、承诺及承诺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则关于要约和承诺计有12条，即2.1—2.12。两者内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异是值得重视的。《合同法》第13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通则第2.1条规定，合同可通过要约的承诺或通过当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而成立。但《合同法》对合同的订立方式只采用要约、承诺方式似乎绝对，也不大符合人们的交易习惯，而《通则》在要约和承诺之外加上“可通过当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而成立”则宽容和豁达，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为。仅此一点，合同法就稍逊一筹。市场交易的实践表明，所有的合同并不都是要约和承诺达成的。关于通则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订立合同方式局限于要约和承诺的错误已被德国法学家海因?克茨所发现。这位德国民法学家尖锐地指出各国立法的偏颇，“近来很多民法典规定，要约和承诺是合同订约的惟一方式”，这是错误的和非理性的。他认为，订立合同的要约和承诺的规则基本上是从18世纪发展起来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几乎没有涉及这一问题，在《法国民法典》中根本没有提及。但是，近年许多国家的民法典都规定了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国民法典》第145条“向他人发出订立合同的要约的人，受要约约束，但要约人已排除要约的约束力的除外” ；第147条“（1）向在场者发出的要约，只能立即承诺之……（2）向不在场者发出的要约，只能到要约人在通常情况下可预期收到答复时为止承诺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条，“向不在场当事人发出的，没有承诺期限的要约，在要约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时间内送达的承诺之前，要约有效。要约人可以推定其要约在合理的时间内到达要约人。在合理时间内发出的承诺，但到达要约人时迟到的，要约人应当立即将比情况通知对方。否则承诺产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页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条、第522条也有此规定。荷兰1892年新修改的债法总则第217条，“合同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 [6] 也只能通过要约和承诺才能订立合同。意大利、蒙古等国也都未忽视要约和承诺这个20世纪最新的合同法范畴。除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之外，英美国家大都把要约作为合同订立的一个要素，尽管各国合同法理论或实务中对要约称谓有所不同，诸如投价、发盘、建议等，对承诺的称谓在各国贸易实务中称为“还盘”等。[7] 我国《合同法》借鉴通则最多的也是在关于订立合同须有要约和承诺的方式方面。笔者上引的德民、瑞债均指要约和承诺是指“不在场”的情景下才适用。我国《合同法》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必须将“同意”写进要约和承诺中，因为双方当事人是面对面地订立合同。这是我国《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违反人们交易习惯的结果。在罗马时代，合同义务原本是以订立契约为目的确立的。订约时双方当事人都需要亲自到场，即使这种手段被放弃，一般来说合同的订立仍需要双方当事人在场。……因此，罗马法学家从未认为有必要将“同意”用要约和承诺这两种陈述方式单独地表示出来。这种需要中介在可信赖的邮政服务出现和远距离订阅合同成为可能之后，才成为可能，这就是德民和瑞债指的双方当事人不是面对面的“不在场”的情况下才适用要约和承诺。如果将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约和承诺的一种方式上，这是错误的。毫无疑问，在许多业已订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将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视为要约而把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视为承诺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我们以土地买卖为例，其文件已起草并已公证，并由双方当事人同时签字，因此，很难说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了要约，且另一方当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诺” ；再如，一位消费者用现金买一包香烟时，显然，双方当事人是在订立协议。但是，将整个程序分解为“要约”和“承诺”，并讨论卖方交付一包香烟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约”和“承诺” ，卖方交付一包香烟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约”，或买方在收款处交付了现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诺”，这几乎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或许对新任律师有些用处。在强行将合同订分立为“要约”和“承诺”时，另一难以处理的情形是，相对方向的建议和反建议在进行长时间的协商谈判后才达成协议，在合同成立时，很难作出明确决定，但是那种认为合同应通过要约和承诺订立的思想对于完成任务毫无意义。[8]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订立合同从理论上讲，有要约和承诺是成立的。但对于面对面的交易行为，很难界定哪一方是要约，哪一方是承诺。如律师与当事人谈代理费的数额时，通常是在讨价还价过程中达成的代理协议。比如就某一收费标准，律师提议按标的额的5%收费，委托人说太高能否按3%，律师说不行，最少也得按4.5%，双方最后达成按财产比例的3.5%收费。这种讨价还价中有要约，有反要约（新的要约）；有承诺，有否定承诺，双方在订立合同时，互有要约和承诺，两种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难分得清何者为要约，何者为承诺。当然，在人对机器或物发生交易的场合，如自动售货机、投币买地铁票、在宾馆使用备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开封，就可视为承诺。物品上标明的价款是要约，投币或开封视为承诺，这是简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远非如此简单。再如，建筑工程合同的订立则更为复杂。一般认为，招标公告是要约邀请，建筑施工单位前去投标是要约，招标人接受投标是承诺，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笔者对这种认识不敢苟同。在司法实践中，招投标仅是建设工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整个建设施工合同中的一个链条，就投标人前去投标而言，因投标人数众多，在未开标之前，尚未涉及建设项目实体内容，即未涉及项目、价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条款情况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无内容的。按照我国《招投标法》规定，建设工程招投标有如下环节：招标（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发中标通知书→签订建设工程合同。建设部标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条款”对此有明确的解释。上述组成部分均为建设施工合同的组成部分。这是一连串的民事行为，最后归纳在一个总的合同之中。若按高尔森教授的观点，在招投标中，投标人只要前去竞标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标，按此逻辑可以告投标人违约了，然而这岂不荒唐？笔者用此案例证明，何为要约、何为承诺并非楚河汉界一目了然。至此，我们认为，通则第2.1条的“或通过当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合同即成立的规定更加符合交易习惯。德民和瑞民将要约、承诺限缩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均有理论的、立法的和实践的意义。因此，我们在代理具体案件的实务操作时不妨借鉴一下通行的相关规定，以解除法律解释上的困惑和障碍。
三、缔约过失：先合同责任、后合同责任、侵权责任？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是合同责任、非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目前在理论界尚存争议。缔约过失责任理论是由德国目的主义法学家耶林于1861年发表的《缔约上的过失、契约无效于未臻完全时的损害》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创立的，被誉为法学上的重大发现，填补了法学上的盲区，其基本内容是指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信赖利益损失时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个理论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承认。1994年通则第2.15条（恶意谈判）规定：（1）当事人可以自由进行谈判，并对未达成协议不承担责任；（2）但是，如果一方当事人以恶意进行谈判，或恶意终止谈判，则该方当事人应对因此给另一方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3）恶意，特别是指一方当事人在无意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开始或继续进行谈判。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欧洲合同法通则》称之为磋商过程中的责任。该通则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缔约过失关于恶意谈判中的第2.301条1——3项，第2.302条关于保密义务的规定几乎完全一致，这充分说明了国际商事游戏规则的趋同化乃大势所趋，人类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纳互为消长。[11] 诚如德国法学家海因?克茨在《欧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预言的那样：如果说欧洲在经济方面必然要形成统一的单一市场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欧洲的私法起码在某种程度上势必要统一起来，那一天终会来临，鸿沟将会被填平。[12]这是智者之识。笔者认为何止欧洲，在将来的某一天世界会统一于一个游戏规则，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乐观的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国《合同法》不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缔约过失理论，而且在借鉴了通则的基础上还有一定的发展。
缔约过失的前合同义务的体现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磋商；（2）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3）未尽协力义务；（4）未尽先义务，以及未尽保密义务。
缔约过失后合同义务体现在第58条，即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讲的“合同关系虽然消灭了，法律仍要求当事人负某种义务，违反了这种义务就要承担责任。这个责任不属于侵权责任，也不属违约责任，类似合同义务。” [13]
除此之外，还有后合同义务，即附随义务。该义务在缔约前存在，在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也存在，合同法第92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即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办、保密义务。我国《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规范，并未将缔约过失责任局限在缔约前的通则之中，而是根据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加大了保护交易安全、惩罚违约的力度。遗憾的是，有的论文在2006年还引用明显过时的观点，[14] 仍局限在缔约前的过失责任范围内，这就落后于我国《合同法》何止十万八千里！所谓缔约过失责任，德国法称为先合同责任，它摇摆于合同法和侵权法之间。在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之初，关于应当将其置于何种责任之下的争议便开始了。迄今为止依然争论未休。据笔者归纳，在大陆法系之间关于缔约责任有三种归属方式：第一种方式为先合同义务，德国自2002年起将缔约过失纳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内（见《德国民法典》第311条第2款和第3款），其可归纳有如下原则：注意义务、信赖责任、附随义务、保护义务。如一方违反上述义务，则承担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类型有缔约前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受损义务导致合同终止等。 缔约过失理论付诸于司法实践始于德国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国法院在该案中将适用于合同责任的规则延伸到了与侵权责任更为相关的事实上。一位女士走进一家商店，在购买了许多商品后，向店员说明要买一卷油毯。店员从货架上抽出她要买的一卷油毯时，不小心让另外两卷油毯从货价上滚落下来，砸伤了这位顾客和她的儿子。帝国法院将合同原则适用于这一案件，并论证说：原告是带着购买油毯的意愿走进这家商店的。因此在双方之间便产生了导致销售者应当保护消费者的特定关系。违反此义务，便应当承担合同损害赔偿的责任。由此引发的是，合同责任原则究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侵权事实领域？德国法官的论证表明，假如人们走进一家商店在收银台前等候过程中却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责任应当包括这种侵权行为。依据油毯一案，若第三人与意在缔结合同之人之间存在某种特定关系，则注意义务则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国近年也多有这种判例，如上海一家书店一学生从电梯掉下摔伤；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饭店门前滑倒摔伤等，都是按缔约过失对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举过一个商场因工作人员疏忽未盖地下室盖板，将一顾客脊骨损伤的案例，也称之为缔约过失责任。这是将缔约过失责任扩大化的倾向，值得商榷（下文将涉及该问题）。第二种方式为侵权行为。如2002年9月17日欧洲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根据国际管辖法，恶意终止合同磋商的损害赔偿责任应由《布鲁塞尔条约》第5条第3款调整。该款的调整对象是侵权行为或类似行为。将违反诚信原则、恶意终止合同磋商归属于侵权法，法国、比利时及卢森堡等多国持此观点。法国主流观点认为先合同责任属于侵权性质。1988年法典对此法律观点予以确认。比利时法学界的立法观点同样倾向于合同责任归于侵权责任之中，卢森堡法律体系主流观点也将先合同责任纳入侵权责任之中。第三种方式为将缔约过失与侵权责任相区别，其代表性的国家是希腊。其民法典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将所有先缔约出现的损失或侵害都往缔约过失篮子里装。《希腊民法典》第197-198条依据缔约的目的来界定何为缔约过失、何为侵权行为。该法典首先承认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对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确认，并创造健康的商业交易关系。对此，法学家们举例说，假使某人走进一家商店打量陈列的商品，或走进一家餐馆找位子，并不属于希腊所理解的缔约过失责任范围，因为他们与合同标的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对学者们经常引述的德国法院判决的缔约过失案例，如“亚麻油地毡案”、“顾客香蕉皮滑倒案”、“菜叶案”，[16]希腊法学家认为应当适用侵权法，而不是缔约过失责任，所说缔约过失应为缔约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磋商或违反保密义务等才符合缔约过失构成要素。对此观点，笔者甚表赞赏。现略陈述浅见如下：
首先，要认定是否属缔约过失责任，应按缔约过失理论和通则、合同法的观点和规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恶意磋商、隐瞒真相、协力义务、告知义务、附随义务等。如违反这些原则性规范可以确认缔约过失责任。第二，要依照当事人是否有缔约之目的认定是否确属缔约过失责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节假日或闲暇时，逛商店习以为常，有购物的，也有以消遣为目的的（不在少数）。第三，要把握缔约过失法律概念的含义。缔约过失责任概念有三层含义：一是缔约是前提，无缔约的明确目的，即使受到伤害也不能往缔约上靠。二是须有过失。过失有两种含义，一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二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这两种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备前两个要素的情况下才存在责任承担问题。只有具备这三个要件，才构成民事行为的缔约过失责任。
3. 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合同法秩序--《英美法对价原则研究:解读英美合同法王国中的“理论与规则之王”》
——这一问题通常包容(subsume)在对价的标题之下。 ——麦尔文．埃森博格(Melvin Eisenberg) 既然合同法的中心课题与使命就是实现和执行当事人未来的允诺，那么我们所期望的合同法秩序的建构也就只能围绕允诺的实现和执行问题展开。当然，这种合同法秩序的具体设计还需要有一个价值衡量的标准以决定“何种允诺或合同才是可以实现和执行的?”反映在理论上就是所谓的合同的约束力根源的问题。从罗马法到现代英美法与大陆法，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承认单纯的允诺或协议能够执行，罗马法强调裸约(num pactum)不可执行，英美法也一直把“单纯的允诺不能执行”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就已经过去的人类历史而论，我们并不希望执行所有的允诺，法院也从未对所有的允诺给予执行。因此，科宾便作出了如下著名论断： 在法律体系中有一个被称为合同法的部门，其为之努力的，乃是实现允诺所产生的合理预期。法律并非致力于实现所 有由允诺产生的预期，其所要实现的必须是合理的预期。迄今存在的一切法律制度中，没有一个承认所有的允诺都能够强制 执行……一个允诺必须伴随某种其他要素，才能够被强制执 行。这似乎在所有的法系都概莫能外。现在讨论的问题便是此种其他要素之为何物，即一个允诺必须伴随什么事实才能在法律上强制执行? 比较法学家海因．克茨教授的论断具有同样的穿透力： 实质上，合同约束力根源的问题就在于追问“合同为什么可以约束当事人?”，即合同约束当事人的理论基础和依据何在?这历来都是合同法历史与现实中的重大问题(great questions)之一。自罗马法以来，合同约束力的根源都能在现实制度中找到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支持，只不过随着社会和法律制度的发展以及合同约束力的逐步扩张，有关合同约束力根源的理论也呈现多样化的局面，这就需要我们在多样化和复杂性中作出评价、辨明优劣，不致在现实的制度选择中迷失方向。当然，有关合同约束力根源的理论探讨在两大法系同样重要和繁多，但近几十年来，英美法中的合同约束力根源的理论研讨的热烈程度要远甚于大陆法国家，它一直是英美法上的“一个重大的理论热点”。我认为，造成此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是两大法系看待问题之思路上的差异。大陆法将合同的约束力的根源作为合同得以执行的抽象的理论基础或合同法的理论前提，因此，此问题便成为一个十分抽象且没有太多现实意义的问题。但在英美法系，情况则完全不同。英美合同法中的对价原则、允诺禁反言原则等都并非单纯的理论前提或理论基础的问题，他们直接决定当事人的允诺可否执行，是允诺或合同得以执行的标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或许也是英美实用主义哲学的实际体现。也就是说，在大陆法中，合同约束力根源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在英美法，合同约束力根源既是重大理论课题，也是重大的现实课题。对于这一点，高德利教授在论述原因和对价的区别时，也说得很清楚：原因理论主要是一个理论性胜于实践性问题，其与现实的允诺的执行几乎无关，对现实没有任何的效果。对价原则则完全相反。普通法法官从不抽象地追问人们为何作出允诺，也从不关心创造一个内涵一致的对价定义，他们的任务是非常实际的：限定违诺赔偿之诉(assump咖)中可执行的允诺的范围。即区分可执行的允诺与不可执行的允诺。可见，在英美法的语境中讨论合同约束力根源的问题并非只是“理论作秀”，更是在思考和关切现实生活中当事人的允诺可否得到执行和实现这一实践性问题。 当然，从具体内容上来看，合同约束力的根源可以包括书面和要式口约等形式主义原则、意思理论、原因理论、信赖理论、公正效率理论和对价原则等等。下面择要而述： 1．形式主义原则。源自古罗马法的形式主义原则是指合同的约束力来自于要式口约和书面等特定的形式要件，当事人追求什么目标无关紧要，只要其协议符合了特定的形式要求，便可以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从而受到法律的保护。罗马法形式主义传统的影响十分深远，后世法律在合同约束力根源的问题上也不乏形式主义尊崇者。此种对协议之外的形式的注重和崇拜，成就了人们对合同约束力的主观认同和合同交易秩序的形成和延续，他们在思想和实践中不停地重复着自己的信仰：合同或协议的约束力的根源和基础就在于其所采取的外观形式。 2．意思理论。意思理论(wiu ulcoIy)是能体现大陆国家私法特征的核心理论。作为合同约束力根源的意思理论，是指合同之所以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是因为合同是当事人自由意思表达的结果，当事人既然同意订立一个合同，那么法律就会保护其自由的意思和此种自由意思所达致的结果。法律赋予合同约束力的目的在于承认允诺人的意思自治，保护其自由意思的效果，这是对“合同法重在尊重和保护合同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这一主题的确认。 3．信赖理论。相较于形式主义原则和意思理论，信赖理论是相对晚进的合同约束力根源。从渊源上讲，信赖理论的出现在于补救对价原则之不足。因为根据传统的英美法的规定，作出一个无偿允诺的当事人可以不受该允诺的约束，因为其中缺乏相应的对价。但因缺乏对价而免除允诺人责任的做法却并不总是正确，尤其是在受诺人基于对该无偿允诺的信赖而从事了一定的行为而使得自己遭受损害的情形。因此，法院创设了一个新的合同约束力根源理论：信赖理论。要求无偿允诺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不得违反其无偿允诺，以保护受诺人的合理信赖。在英美法中，信赖理论的集中体现就是所谓的“允诺禁反言原则”(docoinc Of promissory estoppel)。 4．实质公正和效率理论。作为合同约束力根源的实质公正和效率理论主要是一种抽象意义上和价值层面上的合同约束力根源的判断标准，所以又被称以标准为基础的理论。它是指合同之所以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是社会的实质公正和经济效率的价值使然，也就是说，只有让合同具有约束力才能实现公正和效率的价值目标。例如，由于意思自由受到了限制，因此根据意思理论，格式合同一般应当是无执行力或无约束力的。但为了社会的交易效率、人们生活的正常进行和效率的最大化。现代社会的法律往往仍然倾向于承认效率价值支持下的合同约束力。 尽管著名比较法学家冯。梅伦(Von Mehren)教授曾经指出：现代英美法和大陆法在规定允诺或合同执行与否(即合同约束力的根源)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技术运用。英美法主要通过两种技术来决定哪些允诺可以或不可以执行，一种是直接的立法规定，如反欺诈法的具体规定等；另一种则是间接的、抽象的、一般的对价原则的规定来(缺乏议价交换的内容)来决定允诺的执行与否。大陆法则只运用第一种直接规定的技术来解决。但此种差别展现的似乎只是两大法系在合同约束力根源问题上的表象的“规定技术”问题，并没有从实质的思想内涵与理论取向的视角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其实，在笔者看来，对不同类型的合同约束力根源的倚重决定了一个国家试图建立不同类型合同法秩序的思想倾向：重视书面要素和标准的合同法塑造的是一种具有宗教神圣性的形式主义合同法秩序和信仰；重视意思标准或要素的合同法塑造的是一种个人解放思潮下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合同法秩序和理念；重视效率标准或要素的合同法塑造的则是一种经济效率至上的合同法秩序和思想。 一直以来，对价原则都是英美法中合同约束力的核心根源。或者如法恩思沃斯所说是英美法中允诺执行的唯一的一般性根据(generalbasis)。而除此之外，上文所列其他类型的合同约束力根源从来没有成为过允诺执行的一般根据，这是因为：形式主义理论是一种源于罗马法和早期英国法的古老的约束力根源，在后来逐渐式微，在英美合同法中没有获得过显赫的地位；意思理论则一直是大陆法合同约束力的核心根源，体现的是一种理性主义哲学观念和形而上的合同价值观，与英美实用主义哲学和客观合同理论格格不入；信赖理论不管是在大陆法还是在英美法中都只是一种“时髦而不实用”的新型合同约束力理论，没有获得正统的名分；而效率理论和实质正义理论则都因为其过分的抽象性难以成为注重具体允诺或合同的执行与否的英美法合同约束力根源。至少到目前为止，对价理论仍然是英美合同法中的统治性理论，是决定允诺或合同能否执行的第一位的标准(或者说是英美法中最为核心的合同约束力根源)，英美法中合同有否约束力主要还是依靠有没有对价来加以判断。由于允诺的执行问题几乎构成了合同法的全部问题，所以对价原则便成为合同法中的核心理论、原则和制度，是合同法王国中名副其实的“理论与规则之王”，支配着整个英美合同法内容和体系。所以，对价原则才会被学者称为“合同这架庞大机器的平衡轮”(吉尔默语)。 总之，对价原则(doctrine 0f consideration)是现代英美法的核心原则和理论，它不仅决定了当事人的允诺能否执行，即当事人间的合同有否约束力这一重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型构了整个英美合同法的理论和制度体系。因此，对价原则是英美法学者所应当关注的焦点和中心，研讨英美合同法似乎很难绕开对价原则这一重要命题。对对价原则这一合同约束力根源的倚重，决定了英美国家的合同法秩序和价值将与早期罗马法和大陆法国家的合同法秩序截然有别。不管是合同的成立、合同的执行、违约责任等具体制度上还是合同法的整体价值和理论取向，都因为对价这一核心理论原则的贯穿而展现出了自己的特殊性。毫无疑问，对作为英美法合同约束力核心根源的对价原则的研讨将深化我们对英 美合同法理论内涵和制度设计的把握。
4. 有关法律英语和英美合同法——enforceable应该怎么理解
英美合同法非常复注重双方间之权利义制务时候对等，合同能否有效成立，很重要的一点是看时候存在对价。一般而言，无对价的要约通常是不能形成有效的合同的，比如英美法最初是不承认赠与合同的效力的；但如果这类合同采取盖印契约的形式，则即使双方不存在对价，这个赠与合同也是可以强制执行的(enforceable)。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5. 合同法中的“重大误解”需要如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主张双方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较为普遍，尤其是在签订买卖合同等交易行为中。对合同内容重大误解的认定可以参考如下方面：一、重大误解应当是由于误解人自己的大意、缺乏经验或者信息不通而造成的，是受害方当事人自己的过失，而非合同相对方的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二、重大误解中的误解应是对合同内容构成重大误解。也就是合同双方的意思表示不一致。三、产生重大误解的合同能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合同的履行会使得误解者的利益受到较大的损失或者达不到误解者订立合同的目的。四、重大误解导致合同撤销，应当是由于误解才导致签订合同。若没有误解则当事人将不订立合同或者虽然订立合同但合同条件将发生重大改变。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有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6. 国际商法简答题目5：
英美法中的对价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原来许多相对陌生的法律概念，在我们的司法实践甚至日常生活中逐渐频繁的出现。这些从西方现代法学中引进的名词，弥补了我们国家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这一领域概念的空白。但是，由于这种时空的转换和语境的不同，也造成了我们社会对这些概念的陌生和误解。作为现代民法基本概念的“对价”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我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二款这样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对价的概念作如下解释：既对价就是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但什么是相对应的代价？相对应包括了那些概念，是基于价值上的对等，还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认可。在这里显然不能得到满意的答案。这个解释是模糊的，在审判实践中，有些当事人要求法院在解决票据权利纠纷时考虑对价的充分性并以之为抗辩理由。我们在翻阅许多的司法解释后，虽然有一些处理指导意见，但对于对价的确实含义，依然是闪烁其中。
迅速发展的审判实践要求我们，对于“对价”这些概念我们必须重新发现和认识他们。
一、 对价的渊源
什么是对价？我们首先要明白，最初这是一个英美法上的概念。
在英美法中，对价也是一个非常晦涩难懂的概念。按1875年英国高等法院下的定义，对价是指“合同一方得到的某种权利、利益、利润或好处，或是他方当事人克制自己不行使某项权利、遭受某项损失或承担某项义务。”这句话对于不熟悉英美法历史的普通法律人士来说也是如在云里雾里，不得其三味。所以我们就有必要回到英美法的历史环境中去认识它的真面目。
英美合同法是由英国早期的诺言之诉发展而来的。在15和16世纪，英国普通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确立了一项原则：一项单纯由承诺人对受诺人承担义务的恩惠性或赠予性的诺言不能由受诺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使一项承诺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受诺人也必须对诺言人提供某种回报，从而使双方之间存在某种交易。这种由受诺人对承诺人提供的回报就是对价。已经存在对价的情况下，承诺人如果不履行诺言，受诺人有权向法院起诉，并获得适当的救济。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可以对“对价”有个整体的认识。我们发现上述对价的作用在于使诺言对承诺人产生拘束力，使双方之间存在某种交易，一旦交易成立，承诺人就不能轻易收回已经作出的承诺。实际上，一旦对价存在，承诺人就必须履行承诺，否则就要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对价就是相对人作出的某种能使承诺人的承诺对其自身产生拘束力的回报。
但这个定义也是空泛的，我们必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使之具体和更能让人明白其含义。由此我们需要从这种回报何时能构成对价开始。
二、 对价的构成要件
上面我们讲到对价是一种回报，但怎样的回报才能对承诺人产生拘束力，从而成为对价呢？
按照英美法的解释，一项有效的对价须具备以下要件：
1 对价必须是合法的。
凡是以法律所禁止的东西作为对价的，都属无效。这个很容易理解，例如，贩卖妇女、儿童的合同是无效的，因为在这里当事人把妇女、儿童当作对价来达成合意。而对妇女、儿童买卖是违法的，所以这个对价无效。
2 对价须是等待履行的对价或是已经履行的对价。
英美法把对价分为三种：待履行的对价（Executory Consideration）、已履行的对价（Executed Consideration）和过去的对价（Past Consideration）。当事人已履行了他那部分义务时，其所提供的对价是已履行的对价；若是当事人承诺提供并准备提供的对价，则为待履行的对价；所谓过去的对价是指一方在对方作出允诺之前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的对价，其不能作为对方后来作出的这项允诺的对价。英美法有一项原则，“过去的对价就是没有对价“（Past Consideration is no Consideration.）。
在这里我们必须分清已履行对价和过去的对价之间的区别。已履行的对价，这种已经作出的行为或是诺言是基于对方的承诺而作出的，具有针对性。比如，王某承诺将卖给李某一台彩电，李某在王某交付彩电之前支付给了一笔王某提出的价款，这时，李某的行为就构成了一项已履行的对价，王某有义务将彩电交于李某。
而过去的对价只是一个单方行为，没有对象。比如几年前王某送给了李某一件紧俏商品，多年过去后，李某为了感谢王某，允诺将送给王某一台最新式的冰箱。但这项允诺是缺乏对价支持的，王某几年前送给李某商品并不是针对几年后要求李某回报的行为，这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对价，所以没有拘束力，王某不能就李某没有履行其承诺而诉求法律的保护。也许“过去的对价就是没有对价”这种说法引起了一些词义上的坳口，但相信通过合理的解释我们能够超越这种语境的困境。英美法认为，这种允诺属于无偿的允诺（gratuitous），但有一项例外，若“无偿的允诺”是采用签字蜡封式作成则有拘束力，这也是其独特的历史造成的，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在别国特殊环境下的产物，而并不需要在本国的系统中加以阐述。
3 对价必须具有某种价值，但不要求充分或对等。
这里所说的价值不一定是指金钱上的价值，也可以是其他东西，例如提供的某种服务或某种不作为行为。但对价不是等价，不要求与对方的承诺相等（equivalent to the promise）。
我们可以从英国蒙特夫特诉斯考特案（1971）来理解“对价不是等价”这个概念。
被告答应以一英镑的价格把房子卖给原告，但后来又反悔了，声称一英镑是个不充分的对价。法院认为，对价并不要求对等或充分，合同能否执行取决于有没有对价，而不是对价充分与否的问题，对价是否充分应由双方当事人在定约时自行考虑决定。被告败诉。
这里其实触及合同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对价是一种合意，而不考虑其实质上的对等。
只有当合意有瑕疵的时候，法官才可以考虑对价的充分性，从而产生对欺诈、不正当影响的判决。
4 已经存在的义务不能作为对价。
这里我们可以用英国合同法常援引这样一个判例来解释：船方雇佣一批海员出海航行，途中两员开了小差，于是船长许诺，若其他船员努力把船开回目的港，就将那两名船员的工资分给他们。后来船长反悔，船员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船员在开船时已承担了义务，应尽力把船安全开回目的港，这是已经存在的义务。因此，船长的允诺缺乏对价的支持，是无效的。
5、法律上的义务不能成为对价
法律所规定当事人应尽的义务亦属于无效的对价。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上的义务，不以任何另一人的承诺而更改，无法形成交易，没有交易也就无所谓对价的存在。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概括出：对价是与承诺互为交易对象的诺言、行为或不作为，并通过这一形式对承诺人形成拘束。他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原则，以达成交易形成契约为前提。他可以分为已履行的对价和待履行的对价；必须具有合法性；他具有某种价值，但不要求充分和对等。
对价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而来的概念，充分体现了卢梭《社会契约论》关于社会关系由契约形成的主题。而在中国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也必然延续其追求合意的特性。
由此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我国票据法关于对价的论述，这里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应该重在认可，是一种双方的合意形成的对应，而不要求实质的对等。
劳动合同中违约金设定和支付，应该说是劳动争议中最常见、最敏感，也是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劳动律师网去年共计代理劳动争议仲裁诉讼案件80多起，劳动仲裁的最终结果都必然导致劳动关系的解除。而劳动合同解除后的违约金支付问题就成了争议的焦点。劳动合同违约金支付的条件、违约金与经济补偿金如何适用、违约金与赔偿金如何适用、违约金的数额是否合理等等，成了用人单位及劳动者的最大困惑。
一、 劳动合同违约金支付的条件
由于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比如员工迟到一次，企业偶尔延迟发薪，如果每一种违约行为的法律后果都是支付违约金的话，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实践中，违约金的支付条件一般限定在“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和“违反保守商业秘密或者竞业限制约定”的范围内。
由于后一种情形地区差别不是很大，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前一种情形，即劳动合同期限未到，或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任务尚未完成，也未经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也无其他法定的情形出现，一方当事人却要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应该支付违约金，以及如何支付。
《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如果劳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金，且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没有显失公平的情况，违约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违约金。还有《山东省劳动合同条例》、《辽宁省劳动合同管理暂行办法》等，都对违约金作了类似的规定。
但是，2002年5月1日起实行的《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率先对劳动合同约定违约金作了特别规定。立法者认为，劳动合同和经济合同有本质的区别，劳动合同对于广大劳动者而言是为了确立劳动关系，其根本目的是获取生活必需品。要求劳动者承担违约责任会造成劳动者经济负担的加重，甚至造成白白付出劳动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不少用人单位滥设违约金，导致劳动者的劳动所得还不足以支付违约金，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权益。
为此，《条例》规定在劳动合同中设定违约金的，只限于违反服务期约定和违反保守商业秘密约定两种情况。而约定服务期，又只限于对由用人单位出资招用、培训或者提供其他特殊待遇如出资购房的劳动者。就是说，如果用人单位规定一般员工提前离职也必须支付违约金，这种约定是无效的。《浙江省劳动合同办法》、《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作了类似的规定。
二、 违约金与经济补偿金如何适用
经济补偿金的补偿情形一般情形有：合意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过失性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用工单位经济性裁员时的经济补偿金、单位存在拖欠工资及少付工资情况时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劳动合同终止用人单位不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也有例外情形。
而经济补偿金与违约金同时可能涉及的主要是过失性辞退导致的解除劳动合同情形，我认为：经济补偿金与违约金可以相互并存的，这是因为违约金是对劳动单位或个人进行的惩罚，而经济补偿金是单方面的用人单位的补偿，与违约金的本质区别；违约金是当事人在合同约定的一方违约应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额。违约金的支付一般从双方约定。但由于约定的违约金具有预定的赔偿性质，当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或者低于违约金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或者增加，经济补偿金则是法定的，不能随意更改。明确约定违约金的案件。劳动合同是双方真实、自主意识表示，如果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已作出明确、合理的约定，则企业违法或者违约时应当按照劳动合同规定执行，支付劳动者违约金。
但在实际处理中，一些法院可能会认为，经济补偿金性质属于法定的违约金，既然支持了法定违约金，就没有必要在判用人单位支付合同违约金了。我认为这样对劳动者的保护是不利的。
三、违约金与赔偿金如何适用
劳动合同违约金和赔偿金都是违反劳动合同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区别：
1、是否写进合同。违约金是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时，只要合同中写进了违约金条款，那么一方当事人违约后就要按照合同中该条款的约定给付违约金。而赔偿金的给付是按照实际造成的程度来进行的，无论合同中有无相应的条款。
2、是否造成实际损失。由于支付违约金的条件是违约方有违约的事实，而不论对方是否存在损失，因而使违约金在功能上具有了惩罚的性质。而支付赔偿金的前提条件不仅是劳动者有违约的事实，更重要的判断依据是要有实际损失，赔偿金通常具有补偿的性质。
3、数额与实际损失的关系不同。由于违约金是事先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因而实际发生的损失可能与约定的数额可能不一致，而赔偿金是完全根据实际损失的大小来确定的。
4、是否适用等分原则。违约金不与实际损失相联系，只要约定符合一般的社会标准和劳动者的承受能力。而赔偿金是与实际损失相一致的，尤其是在给予劳动者特殊福利待遇并约定服务期的情况下，用人单位的实际损失随劳动者的服务年限而下降，因此应当逐年递减。
基于上面的分析，违约金和赔偿金不是同一概念，一方违约在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违约金的同时，如果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实施〈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数额高于因劳动者违约给用人单位造成实际损失的，劳动者应当按双方约定承担违约金；约定的违约金数额低于实际损失，用人单位请求赔偿的，劳动者应按实际损失赔偿。”实际上规定了由用人单位在违约金和赔偿金中“两者取一”的原则。
四、合同违约金数额如何确定？
违约金的数额的设定都要求应当遵循公平原则，根据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等因素合理确定。
根据《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支付的违约金最多不得超过本人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工资总额。”
但是，《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数额畸高的，当事人可以要求适当减少。双方当事人因违约金发生争议的，可以按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至于怎样的数额才不算“畸高”，究竟如何根据劳动报酬“合理确定”，对不起，就没有下文了。浙江、江苏等地的规定也大致相同。看来只得依靠“自由心证”了。
我认为违约金约定的规范性、合理性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找到一定的平衡性非常重要，江劳、上海等地的规定极大地限制了用人单位约定违约金的条件，导致劳动者随意解除劳动关系，却没有有效的措施去约束；而北京、天津等地却没有为违约金的约定限制条件，用表面的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不平等性，都是不合理的。法律应当就约定违约金确立一个前提条件，即应充分考虑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岗位性质等合理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