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315条哪来的

㈠ 物权法的问题

货物所有权的转移
主要是指法律规定的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卖方从何时起将货物所有权转移给买方。
3 货物所有权转移对货物留置权的影响

3.1留置权对于留置物所有人的效力

因留置权的成立，留置物所有人的权利行使也必会受一定影响。例如，一般来说，留置物的所有人不仅自己不能对留置物占有、使用和收益，而且也不能将留置物用于设定质权和出租。从理论上讲，留置物的所有人有权将留置物用于设定质权。但是因为质权以质物的占有为要件，虽留置物的所有人得将其对于留置权人的返还请求权让与质权人，使其取得间接占有，而使质权成立，但由于该项返还请求权已因有留置权的存在而不完整，自不会有人愿意接受之而成立质权。可见，因留置权的存在，留置物所有人设置的权利实际上受到限制。留置物所有人可以将留置物出租，但此时，因留置物为留置权人占有，租赁合同可有效，出租人也不能将标的物移转承租人占有使用；在留置实现时，租赁合同自应解除，对因留置权实现而取得标的物的新所有人并不生效力，承租人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应由出租人即留置物的原所有人赔偿。可见，留置物的所有人若将留置物出租，不仅会无利可图，而且会承担赔偿。

3.2 行使货物留置权应当具备的条件

《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五条规定：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留置权是指承运人为保全其运费或其他费用请求权，可以按应受清偿的价额限度内留置运输物。在货物运输合同中，承运人是留置权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及其他运输费用的托运人或收货人是留置物所有人。法律规定承运人享有留置权，目的在于利用物之交换价值担保承运人的运费、保管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的请求权。

承运人因运费及其它相应费用，依照法律或合同约定，享有不同范围的留置权限。但当其行使这一权限时，还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1）承运人合法地占有货物。所谓“占有”，是指承运人控制和掌管货物，它是留置权成立的前提，尤其是在大陆法系国家，更是强调这一点。至于占有的形式如何，既可以是实际占有，也可以是推定占有；既可以是直接占有，也可以是间接占有。也就是说，承运人可以亲自占有货物，从可实际占有、直接控制货物，还可以通过代理人或委托仓库或保管人占有货物，从而间接地占有和控制货物。但不论采用哪种方式的占有，承运人必须是以合法形式取得占有。这里讲的“合法”，包括符合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

（2）义务人没有按期履行给付的义务。由于留置权是一种担保物权，目的是担保义务人履行给付的义务，以保障债权人（承运人）的权利。因此承运人欲行使海运货物留置权，必须满足债权以届清偿期的条件。如果义务人没有给付的义务或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或尚未到旅行期限的，承运人均不得行使留置权。否则会构成承运人留置不当或错误留置。

（3）被留置的财产为承运人占有下的货物。按照我国《海商法》第87条的规定，承运人可以“留置其货物”，这里的“其”货物应理解为应付而未支付运费及相关费用的人，并且承运人能留置的只能是货物。至于被留置的货物所有权是否属于义务人，海商法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理论界对此也持不同观点。有人认为被留置的货物不必属于义务人，因为货物在流转过程中，可能几易其手。即使货物本身并未被转让，也可能是通过转让提单，来达到买卖货物的目的。让承运人去辨别谁是货物的所有人，被留置的货物所有权由谁享有，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容易做到的。这样会造成承运人因不能正确识别货物的所有权的归属而无法留置货物，从而不能保护承运人的合法利益，使承运人从事航运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但笔者认为不论是按照法律的规定，还是目前实践的现状，被留置的货物应该是属于义务人，否则无法保障货物所有权人的合法利益，导致留置货物现象的泛滥，并最终会影响提单的正常流转，妨碍贸易和航运的正常进行。给承运人带来不便，也是无法避免的。

（4）其他费用包括为托运人垫付的货款（或以运输物为担保而贷款或垫付的应由买受人支付的货款），但有提单时，则应以提单上记载时为留置权行使的条件。

（5）所得留置的货物或物品价值须与得请求费用数额相当。

（6）承运人与托运人、收货人之间预先没有排除留置权的约定。

新〈货规〉第40条规定，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运费、保管费、滞期费、共同海损分摊和承运人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其他运输费用没有付清，又没提供担保的，承运人可以留置相应的运输货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条了参照〈海商法〉第87条和〈合同法〉第315条，较之于〈合同法〉在债权上增加了滞期费和共同海损分摊

提单持有人与提单的物权凭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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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单转让时，货物必须在海上运输途中。提单所证明的物权，只能是提单持有人在运输期间的物权，而不是提单持有人在运输之前（提单签发前）或运输完成后（凭单交货后）的物权。提单不应当具有证明运输期间之外物权的效力，承运人也无权签发提单以证明运输期间之外的物权。对货物所有人来说，其在运输期间之外的物权，只能用发票和合同等有关单证来证明。

3. 提单转让时，双方必须有转让提单项下货物所有权的合意。在货物所有权的移转过程中，一定要有转让货物所有权的合意，这是许多国家民商法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光有提单的转让还是不够的，在转让的过程中，还必须有转让提单项下货物所有权的合意，货物的所有权才会移转。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发挥的程度，受当事方之间的这种合意的制约。

按照上述观点，以下几类提单是不能作为物权凭证的：

1. 托运人持有的提单。托运人因运输合同而从承运人手中取得提单，只是运输合同的证明，而不是基于转让而来，不能作为物权凭证。美国1916年《联邦提单法》就明文规定，通过承运人发行提单而持有提单的托运人，不是提单持有人，不能依据提单主张物权。

2. 因非法转让而持有的提单。当提单遗失或被窃后，被转让给了第三人，即便第三人是善意的并支付了对价，他所持有的提单也不能作为物权凭证。因为提单是"准流通"的证券，后手持有人不能取得优于前手的权利，当提单的持有人无权进行转让时，受让提单的人就不能将提单作为物权凭证。

3. 货运代理人持有的提单。在提单正面通知人一栏内记名的人，常常是买方的货运代理人。在办理提货手续时，收货人向货运代理人提供提单等单证资料，货运代理人成为提单持有人，但收货人将提单交付货运代理人的真实意图，并不是转让货物的所有权，而是委托其提取货物。因此，货运代理人手中的提单不能作为物权凭证。

4. 抵押转让的提单。收货人出于融资的需要，常将提单抵押给银行，提单由银行占有。但是，提单项下的货物所有权没有转移，在这种提单与提单项下货物相分离的情况下，提单丧失了物权效力，不能再作为物权凭证。

㈡ 合同法条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内总容则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
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
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
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㈢ 欠我运输费，我扣留其货物，这样事情我违法吗

如果通过追讨、告知企业任不履行支付运费时，承运人可以依照《合同法》第315条：(“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行使留置权。这几年在处理物流法律纠纷的过程中，经常碰到承运人(车方)因托运人(货主)拖欠运费，不得不扣留托运人的货物而导致纠纷的案例。司法实践中，对于承运人能否扣留承运的货物及法律后果的承担众说纷纭，具体的处理方法也五花八门，在此，本人想结合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提出自己的看法。法律与此相关的规定分别规定在《合同法》、《担保法》、《担保法司法解释》及有关部门法规和规章中，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在运输合同关系中承运人(有时候包括货运代理)往往通过运输合同或货运代理合同在一段时间内占有货物，具备行使留置权的前提条件。如果同时托运人(货主)存在拖欠承运人运费和各种运输相关的杂费的情况，则承运人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在托运人不依约支付费用的情况下，依法留置其货物。规定及论述看起来简单、明确，在实践中运用起来却非常复杂，存在很多争议：第一、“留置的货物是否应当属于运输相关费用债务人所有的货物”。根据《民法通则》和《担保法》的相应规定，债权人有权留置的必须是债务人所有的财产，但《合同法》第315条规定“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类似的规定也出现在《汽车货物运输规则》及《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际运输规则》等部门规章中，它们都没有对留置物的所有权属做任何限制，即并不要求必须是债务人所有，只要是“相应的运输货物”就可以留置。故我们认为，只要是承运人受托运人委托承运的货物且在承运人承运期间，承运人都可以留置，而不论该货物的所有权是托运人或第三人的。第二、“承运人对托运人的债权是否应当和留置物之间有牵连关系”对此，法律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但我们可以从法律理论中找到依据。民法理论一般认为，承运人只要基于运输合同关系占有留置物即可，并不需要该留置物和拖欠的运费有直接的牵连关系，例如，承运人可以因为以前的运输费用没有支付而留置本次的货物。理论上认为承运人留置权的本质属于商事留置权，而“商事留置权起源于意大利商人团体之习惯法，与民法上一般留置权之起源与沿革完全不同，且商事留置权之作用重在维持商人间之信用，以确保安全与确实之交易关系，得以持续进行之故”(谢在全《民法物权论》)。故承运人只要基于运输合同关系占有货物就可以行使留置权，而不论该货物是否和拖欠的运费有直接的牵连关系。第三、“承运人是否可以超出托运人拖欠的运费的价值留置货物”，和第一点一样，法律仅仅规定了“相应的运输货物”，该“相应”是否除第一点理解的以外，还是说“价值相应”，对此没有明确的解释或规定。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上有不同的规定，其中有规定承运人只能按债权的多少对留置货物按比例行使留置权，但货物不可分的除外。但传统民法理论认为留置权人行使留置权具有不可分性。留置权行使的不可分性，留置物本身是否可分及债权的价值高低无关，不论债权价值的高低、留置物是否可分，债权人均可以对确保留置物行使权利。具体到集装箱运输，因为货物本身不可分，故完全可以超出债权价值行使留置权。上述争议的处理，我们认为可以归结为：承运人可以扣留托运人的货物行使留置权，而不论该留置物的所有权为何人及是否和债权有牵连关系，也不论该留置物的价值是否超过了实际的债权。在实务中处理，还要注意一些技巧，例如：通知义务、防止损失扩大义务等等。

㈣ 老板欠我运费不给我扣货要钱违法吗

不违法，如果货物本身有你运输，可以留置。托运人、收货人不支付运费、货物的保管费用或其它费用的，承运人对于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如果并非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在托运人或收货人不支付运费或货物的保管费用情形下，承运人对于货物享有留置权。
法律分析
如果承运人、收货人及托运人对于不支付货物保管费用或运费及其它费用的处理方法另有约定的，承运人不得再欠付相关费用的情形下，扣留货物，否则就涉嫌侵占他人财物，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此种情形下，承运人为了主张托运人或收货人所欠付的相关费用，只能依法向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发布支付令或直接提起民事诉讼，维护己方合法权益。因为欠运费是属于双方的经济纠纷，属于民事范畴，你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留置货物包括两层含义：1、对于可分的货物，承运人留置的货物应当合理和适当，其价值应包括未支付的运费、保管费经及其他运输费用加上可能因诉讼产生的费用，而不能留置过多的货物。当然如果承运人根本就没有获得任何费用，也可以对全部货物行使留置权。2、对于不可分的货物，承运人可以对全部货物进行留置，即使承运人已取得了大部分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八百三十六条 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或者其他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债权人提供的事实、证据，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申请不成立的，裁定予以驳回。债务人应当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内清偿债务，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债务人在前款规定的期间不提出异议又不履行支付令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㈤ 中国合同法

第402条规定的情况
第402条规定的是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况，这时，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该条实际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条但书规定和《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条规定，“代理人于其权限内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前款规定，准用于第三人对代理人所进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条规定了未明示为本人的行为，“代理人未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视为为自己所为。但是，相对人已知其为本人所为或可得知其为本人时，准用前条第一款的规定”。〔31〕《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1项规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权限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为被代理人和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第2项规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应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并无区别。〔32〕
综合考虑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并借鉴《日本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的上述规定，我们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条的构成。
首先，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如果受托人以本人名义订立合同则直接适用代理的规定，发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我国有学者认为，第402条的适用前提为英美法中的隐名代理，即受托人虽表明自己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托人究竟是谁。〔33〕还有学者认为，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是明确知道，而不包括应当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确切的情况。知道的内容包括具体的被代理人和委托授权的内容及期限。〔34〕笔者认为，该条适用的前提应该是第三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代理的事实以及被代理人是谁，而委托授权的内容以及期限则不必知道。因为如果是出于保护第三人的目的而做这种解释，就有些杞人忧天了，毕竟还有表见代理制度来保护信赖代理外观的相对人利益。笔者这样定义知道的内容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对照《日本民法典》第99条和第100条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规定，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三人必须知道本人是谁，否则他也无法将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归属于本人。日本学者在解释第100条但书适用的情形时，进行了举例说明：虽然本人的姓名没有明确指示出来，但是，从具体情境能够推断出本人是谁，例如在某经营场所内雇员进行的行为，一般来说就是为经营者的雇主（本人）所为的。〔35〕其次，如果从体系上考虑，合同法在委托合同中规定的代理情形是区别于行纪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无从知道具体的被代理人，则应该适用行纪的规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条规定的情况并非针对的是英美法中的隐名代理。隐名本人的代理并非是表明代理关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这是部分显名本人，也称作不公开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隐名代理”是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与他订立合同的人是在为另外一个人而订约，而是以为他是在与同他订约的人进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进行交易的对方事实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认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进行合同交易，则这时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隐名的（undisclosed）。〔37〕权威的法律词典对隐名代理所做的定义也采取这种理解，如“隐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隐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权范围内代表另一个人缔结合同的事实；由此，在事实披露后，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诉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诉。”〔38〕“隐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于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进行交易时成立”。“在代理人进行交易之时，另一方当事人并不知晓代理人是为本人而行为的，此时的本人就是隐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我国大多数学者将隐名代理定义为代理人姓名的隐去，而代理关系存在之事实当事人均知悉，这是对英美法中隐名代理制度的误读。
再次，从时间上看，知道的时间应该是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时候。因为，事后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关系的话，则无法判断出第三人要与委托人签订合同关系的意图。第三人要与委托人订立合同的意愿是在合同缔结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违约时做出判断。
又次，必须没有证据表明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双方在签订契约之时特别约定，合同只拘束受托人和第三人。
最后，从法律效果上分析，该条规定的是直接代理，因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而不是赋予委托人介入权或者第三人选择权。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我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的原型实际上是大陆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条的但书规定和《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隐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该条规定时，不能依据隐名代理制度设计其构成，在适用该条规定时，也不能参考隐名代理制度来理解。同时，该条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与第403条的规定联系不大。
第403条规定的情况
如果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则适用第403条的规定。这是该条适用的前提条件，但如何解释这个条件却得大费周章。从字面解释，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有两种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第二、不知道受托人是受何人所托，但是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我国有学者将该条适用的前提定义为“未披露委托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托人。〔40〕笔者赞成此点解释。但此点解释存在着很大的障碍。首先如果是这样，文面索性就规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关系”了事，免得徒生歧义；其次，本条与第402条使用的语言完全一致——“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那解释上也应该一致——委托人应该是具体特指的那个人。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也就应该解释为第三人不知道具体的委托人是谁。〔41〕最后，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过程告诉我们，第402条和第403条的内容曾经是作为对外贸易行纪的内容放在行纪部分里，那么，只能说明，立法本意中这两条所规定的就是一种需要特殊处理的行纪关系。因为行纪人是专门做行纪业务的，行纪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托关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解决外贸代理的问题，那么，似乎这样一种解释——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是受谁人之托，但是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说该条是借鉴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规定，那么如此解释就会使我们的《合同法》犯一个原则性错误。因为做出这样的解释后，该条规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开本人姓名的半显名代理的情况，而在半显名代理的情况下，第三人的选择权是不适用的。半显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对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权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积的（cumulative），直至其权利全部实现。有两个逻辑支持这一处理原则：首先代理人必须是合同的当事人，因为通常人们不会希望完全和一个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显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当事人，因为通常情况下，与代理人交易的相对人希望合同为之计算的那个人来承担责任。〔42〕如此分析后，我们自己也吓了一跳：该条的规定实际上违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图专门解决的外贸代理问题被架空了。无奈之下，我们的分析也只能参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隐名代理条件下的委托人的介入权和第三人的选择权，不得不忽略适用前提问题。但让我们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发展使得隐名代理与半显名代理的区别越来越小，如下文详述的隐名代理中，法院已经开始放弃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选择权规则，第三人的地位已经趋近于半显名代理中第三人。这也许可以作为我们忽略规则适用的制度背景的一个借口。
1、委托人的介入权。
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介入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直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这里，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如下：
其一，因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托人不能向委托人履行义务；如果是受托人的原因，则委托人可以直接向受托人主张权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这里的披露内容是指受托人向委托人指出具体的第三人。
在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导致受托人无法向第三人履行义务，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托人无法向委托人履行义务的情况下，会发生受托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托人的问题。这是受托人的义务，但是，如果受托人不愿意披露第三人或委托人，则只能由受托人自己来承担法律后果。这时，就需要按照纯粹的三方当事人，两个独立的合同来处理。
其三，委托人行使介入权要受限制。
我国《合同法》规定的限制条件有两个：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则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张其对代理人能够主张的抗辩权。根据学者的解释，第三人如果知道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情况主要有：第三人和受托人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纯粹是因为信赖受托人个人而与之缔结契约，如非常注重受托人的信用、技能、履约能力等；一些必须要由受托人亲自履行的合同，委托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经与委托人协商订约，因怀疑委托人的信用、履约能力等情况而拒绝与其缔结合同。〔43〕
美国判例法确定，在下列情况下委托人行使介入权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与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对本人履行将给第三人带来更大的负担，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离上多出一倍。这时，第三人有权要求额外的费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义务。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恶意隐瞒了代理的事实。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亲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风景画画家，同时也是艺术家们的经纪人，同意为第三人的农场做画，但内心里却想让另一位画家来完成。这种情况下，如果代理人没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画家来完成，则必须由其亲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张其对代理人能够主张的抗辩权。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笔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则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张从履行中抵销掉这100元。〔44〕在美国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对代理人的义务后，对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担责任，其前提是抗辩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实前成立。因为根据美国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对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隐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当事人。〔45〕我国合同法第403条第3款规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但没有就该款的适用做出限定。考虑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托人同谋恶意侵害委托人的利益，在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情况下，第三人对于委托人提出的抗辩，应该以知道或者能够知道未显名的委托人之前存在的抗辩理由为限。
2、第三人的选择权。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第三人选定相对人以后就不得再变更。也就是说，如果第三人向委托人主张权利后未获实现，则第三人就无法再向受托人主张合同义务。这是英美法上的一项原则性规定，认为第三人对于代理人的权利和第三人对于本人的权利是冲突的，一旦选择其一就不能改变主意向另一方起诉。〔46〕不得变更相对人的规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经向代理人支付了价金，但代理人没有将其付给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国法中，答案是“他必须这样做”！〔47〕我国合同法在规定第三人选择权的同时，又规定了委托人可以对第三人主张自己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这样，如果委托人已经与受托人了结了债务，则委托人就不会再做出第二次给付。我国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实际上与所谓纯正的英美法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论背道而驰。〔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对于第三人所担负的责任，这在美国代理制度的发展历史上是有过反复的。代理法最初并非是一个显在的法律分支领域，只是后来因为组织性社团的出现，才使得对其研究和讨论蓬勃发展起来。19世纪美国关于代理制度的讨论并不区分本人的责任和雇主责任，本人所承担的责任就是雇主-雇员之间关系适用的严格责任。正如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论述的那样，在一般授权（general
authority）的情况下，本人要对代理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即使代理人违反了本人所发出的指示。尽管在特别授权（special
authority）时情况不同。这种论点被归结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说。19世纪中叶，斯托里关于一般代理和特别代理的分类受到了批判。当时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企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斯托里时代，代理人与本人之间通常存在着个人关系，而19世纪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使他们有机会和条件超越代理权限范围。于是，西奥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对斯托里的分类进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个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顿（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与代理人法释（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书中，将代理与雇佣（service）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事关业务经营，雇员有自由裁量的权利；而后者是事务性的操作，雇员必须执行具体明确的指令。这样，19世纪上叶作为独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纪下半叶便开始消迹于侵权或者合同法领域之中。沃顿还试图把本人从雇佣关系的严格责任中解脱出来，而采用过失标准。也是在这个时代，代理法被司法实践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据严格的合同意思理论（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对第三人负责、第三人向本人承担责任存在解释上的困难，因为和并不知晓其存在的人进行交易，不能说是意思达成了合致。但法院认为，如果让本人不承受任何负担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隐名本人要对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交易负责。〔49〕20世纪初，美国著名学者亚瑟·科宾（Arthur
Corbin）关于合同的论述，影响了对隐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担责任的基础的研究。他认为“违约责任不是当事人协议的结果，而是法律的产物”。〔50〕紧在科宾之后，1920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沃伦·西维（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隐名本人对于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所应该具有的当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规则，本人所承担的责任是法律根据具体情形之正义要求设定的义务，与当事人的意志无涉。〔51〕在今天，当受托人接受了委托人的履行后，却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时，该如何处理，美国法院的看法事实上仍然不一致。多数说认为，在本人尚未公开时，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间对于债权债务的处理出于诚信，本人认为代理人会向第三人履行，则本人可以免责。而少数说认为，隐名本人并不免除清偿之责，除非第三人的行为让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经进行了偿付。多数说的根据在于，本人基于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并不损害第三人，因为第三人的预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对方，因此他也必须承担和代理人之间的信用风险。而少数说的论据在于，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来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独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无穷无尽的措施可以保护他自己。不能因为本人倚赖其代理人的诚实而不是他自己的调查就让第三人受损。〔52〕和美国法院的多数观点进行比较，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与其差距并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对有效抗辩做出限定，从主观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为必须出于诚信和善意；从客观上看，有效抗辩必须是在第三人选择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选择以后，本人要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虑。因此，《荷兰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规定：如果一个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交易，违反了他对第三人所负的义务，或者如果他已经破产，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书面通知，并且直接对其起诉，但范围只限于本人在接到通知后应对代理人所承担的责任。〔53〕
第三人的选择权在美国很多州受到了攻击，在这些州第三人获得了大翻盘，他们争取到了针对本人的额外的权利，而不是原来的选择性权利。他们成功地说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选择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权利是不公平的，因为在关键性的代理人破产的情况下，往往会仅仅因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够的资产偿债的错误，便使本人从交易中获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义务。〔54〕摒弃第三人选择规则（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时下在美国的多数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

㈥ 货主拖欠运费不给怎样追钱

承运人因拖欠运费扣留承运货物,行使正当行使留置权

这几年在处理物流法律纠纷的过程中，经常碰到承运人(车方)因托运人(货主)拖欠运费，不得不扣留托运人的货物而导致纠纷的案例。司法实践中，对于承运人能否扣留承运的货物及法律后果的承担众说纷纭，具体的处理方法也五花八门，在此，本人想结合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提出自己的看法。
法律与此相关的规定分别规定在《合同法》、《担保法》、《担保法司法解释》及有关部门法规和规章中，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在运输合同关系中承运人(有时候包括货运代理)往往通过运输合同或货运代理合同在一段时间内占有货物，具备行使留置权的前提条件。如果同时托运人(货主)存在拖欠承运人运费和各种运输相关的杂费的情况，则承运人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在托运人不依约支付费用的情况下，依法留置其货物。
规定及论述看起来简单、明确，在实践中运用起来却非常复杂，存在很多争议：
第一、“留置的货物是否应当属于运输相关费用债务人所有的货物”。根据《民法通则》和《担保法》的相应规定，债权人有权留置的必须是债务人所有的财产，但《合同法》第315条规定“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类似的规定也出现在《汽车货物运输规则》及《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际运输规则》等部门规章中，它们都没有对留置物的所有权属做任何限制，即并不要求必须是债务人所有，只要是“相应的运输货物”就可以留置。故我们认为，只要是承运人受托运人委托承运的货物且在承运人承运期间，承运人都可以留置，而不论该货物的所有权是托运人或第三人的。
第二、“承运人对托运人的债权是否应当和留置物之间有牵连关系”对此，法律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但我们可以从法律理论中找到依据。民法理论一般认为，承运人只要基于运输合同关系占有留置物即可，并不需要该留置物和拖欠的运费有直接的牵连关系，例如，承运人可以因为以前的运输费用没有支付而留置本次的货物。理论上认为承运人留置权的本质属于商事留置权，而“商事留置权起源于意大利商人团体之习惯法，与民法上一般留置权之起源与沿革完全不同，且商事留置权之作用重在维持商人间之信用，以确保安全与确实之交易关系，得以持续进行之故”(谢在全《民法物权论》)。故承运人只要基于运输合同关系占有货物就可以行使留置权，而不论该货物是否和拖欠的运费有直接的牵连关系。
第三、“承运人是否可以超出托运人拖欠的运费的价值留置货物”，和第一点一样，法律仅仅规定了“相应的运输货物”，该“相应”是否除第一点理解的以外，还是说“价值相应”，对此没有明确的解释或规定。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上有不同的规定，其中有规定承运人只能按债权的多少对留置货物按比例行使留置权，但货物不可分的除外。但传统民法理论认为留置权人行使留置权具有不可分性。留置权行使的不可分性，留置物本身是否可分及债权的价值高低无关，不论债权价值的高低、留置物是否可分，债权人均可以对确保留置物行使权利。具体到集装箱运输，因为货物本身不可分，故完全可以超出债权价值行使留置权。

上述争议的处理，我们认为可以归结为：承运人可以扣留托运人的货物行使留置权，而不论该留置物的所有权为何人及是否和债权有牵连关系，也不论该留置物的价值是否超过了实际的债权。
在实务中处理，还要注意一些技巧，例如：通知义务、防止损失扩大义务等等。在集装箱陆路运输环节，集装箱承运人在当前的市场和法律环境下，有时候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所以在许多时候，承运人要果断地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在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要理直气壮，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更要据理力争，因为，我始终记得这么一句话：“权利是斗争来的。”

拖欠运费，承运人如何行使留置权？
作者：王 坚 发布时间：2012-04-05 15:24:07

【案情】
原告某水轮机公司向第三人某物资公司购买42.451吨螺纹钢，价值193152.05元，并委托第三人代办托运。第三人于2008年2月16日以自己的名义口头委托被告某运输公司次日将钢材从南宁运到百色田林，交给两个收货人（谢某和李某），运费由谢某、李某支付。2008年2月17日，被告司机将42.451吨钢材运达田林云贵停车场。谢某、李某二人到来后与被告司机进行了接洽，但未提货。直至2月20日晚，被告司机未见收货人来提货，遂于当晚将钢材运回南宁并于2月22日在某停车服务公司将钢材卸下并从该日起提交该公司保管至2008年10月18日。 被告经与第三人联系，第三人向被告披露其并非实际托运人而是受原告委托代办托运；谢某、李某二人是原告的员工。2008年2月27日，原告派人来南宁与被告协商并要求返还全部钢材未果；被告要求原告支付运费、保管费，原告以被告未将钢材运达指定地点为由予以拒绝，于2008年6月25日以此为由并主张被告扣押钢材无理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钢材42.451吨，并赔偿钢材资金积压所致利息损失3607.11元和其他经济损失12303.66元。 被告某运输公司辩称：本案纠纷的责任完全在于原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提出反诉，要求原告支付运费15282元和保管费8260元。 审理过程中，经法院组织调解，被告于2008年10月18日将42.451吨钢材全部返还给了原告。但双方对各自主张的损失和费用未能达成合意。 对运输到达具体的约定地点，原、被告各执一词：原告主张系自己向第三人购买了钢材后，随即口头委托被告的司机代为向第三人提取钢材并负责运到指定地点—“田林县百乐河水电站工地”；被告则主张系第三人口头委托被告运至“田林云贵停车场”。【裁判】 兴宁区法院2010年7月30日审理后认为：因原告未能完成足以证明其自行与被告达成口头公路货物运输协议的充分举证责任，且第三人在参加诉讼后作出了关于自己受原告委托已与被告协商自愿达成口头公路货物运输协议的承认，被告对此不持异议，故可认定第三人与被告间的口头公路货运合同经双方协议一致即告成立且合法有效。被告于口头缔约时虽不知晓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的规定，被告在事后知悉第三人的代理人身份后，于原告以委托人身份行使介入权起诉被告的过程中最终也选择向原告行使反诉请求权，而非选择向第三人行使诉讼请求权，表明原告以委托人身份行使介入权不存在来自于被告的阻却事由。据此，第三人与被告达成口头公路货运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依法应由原告与被告直接承受，即原、被告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公路货运合同关系。 被告司机将货物运达“田林云贵停车场”后，按第三人所留号码通过电话向谢、李两个收货人履行了到货通知义务，两个收货人在接到被告司机发出的到货通知后已与被告司机见面接洽，只是未提货而离去，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原告关于口头约定中有“先到田林县城，再由谢、李两收货人将被告司机带至工地” 内容之主张成立的前提下，可以认定，“田林云贵停车场”即是第三人与被告口头约定的货运到达地点。被告既已依约履行了将货物从南宁运达约定地点的义务，也向原告履行了到货通知义务，当然就此取得要求原告支付运费报酬的权利，故法院对被告提出要求原告支付运费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 被告因原告拒付运费、保管费而拒以返还所运钢材给原告之日，实为被告行使留置权之日。被告留置财产的价值应以合理限度为限。现被告留置原告全部货物已数倍超出自己对原告享有的债权金额，构成了不当留置，应就超出部分赔偿原告的损失。除被告留置相当于其债权金额的财产部分外，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占用钢材资金所致利息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该损失依法应按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利率从留置之日计至被告返还钢材之日。被告依法行使留置权之日前产生的保管费应由原告承担。被告要求原告赔偿其不当留置产生的保管费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其他经济损失属重复计算损失，法院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某运输公司赔偿原告某水轮机公司占用钢材资金所致利息损失（利息计算：从2008年2月27日起计至2008年10月18日，以176716.8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分段计付），判决原告某水轮机公司向被告某运输公司支付运费15282元和保管费245元；驳回原告某水轮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被告某运输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不服，分别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评析】 本案是一起口头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审理的难点是货运到达的约定地点应如何认定以及在履约过程中哪一方违约的认定及责任应如何承担。 一、关于货运到达约定地点的认定 虽然本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第三人与被告口头达成的公路货物运输协议中关于货运到达具体的约定地点，且原、被告双方对该约定地点主张也不一致，但综合全案证据及各方陈述，可以认定第三人与被告口头约定的货运到达地点为“田林云贵停车场”而非“田林县百乐河水电站工地”。理由是： 1、原告主张该约定地点为“田林县百乐河水电站工地”，系基于认为自己已自行与被告达成了口头公路货物运输协议，由于原告就此未能完成充分的举证责任，故尚不能依据原告主张将“田林县百乐河水电站工地”认定为货运到达的约定地点；2、第三人接受原告委托担任其货物托运的代理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该公司承认其与被告口头约定的到达地点为“百色田林”，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口头约定的货运到达地即是原告主张的“田林县百乐河水电站工地”；而且，即便该公司认可原告主张的约定地点，结合其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和代办托运之利害关系来考量，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法院对原告主张的约定地点不能认定；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九条的规定，货物运送到目的地后，承运人负有及时通知已知收货人提货的到货通知义务。被告司机在将货物运达“田林云贵停车场”后，便按第三人所留号码通过电话向谢、李两个收货人履行了到货通知义务，如果“田林云贵停车场”不是约定的货运到达地，两个收货人在接到被告司机发出的到货通知后完全有理由拒绝前往停车场与承运人见面和接洽，现两收货人已与被告司机见面及接洽，只是未提货而离去，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原告关于口头约定中有“先到田林县城，再由谢、李两收货人将被告司机带至工地” 内容之主张成立的前提下，可以认定，“田林云贵停车场”即是第三人与被告口头约定的货运到达地点；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运输合同的一般规定，将货物运送到达约定地点是运输合同的一项基本内容，是托运人对承运人的一项重要要求，也是承运人的一项基本义务。被告作为承运人，应当清楚如果违反这项基本义务，将严重影响托运人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可能构成根本性违约，从而可能导致合同的解除或被托运方追究承担违约金、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此，在原告没有提供足以证明被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相应证据的前提下，没有理由不以一个善良人及理性人的标准去考察或评判承运人履行合同的行为，即应当相信，在本案纠纷发生以前，为获得运费报酬，被告对履行货运合同义务所应抱有的善良愿望及付出的真诚努力。综上，可以认定，第三人与被告关于货运到达的约定地点为“田林云贵停车场”，被告该主张成立。 二、关于履约过程中哪一方的行为构成违约的认定及责任应如何承担的问题 1、原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及其责任承担 运输合同本为有偿、双务合同，被告既已依约履行将货物从南宁运达约定地点的义务，也向原告履行了到货通知义务，当然就此取得要求原告支付运费报酬的权利。原告作为收货人，在接到承运人的到货通知后，应当及时提货不得延误、不得拒绝并按照约定向承运人支付到付运费。收货人逾期不提货，承运人根据法律规定可以作出处理：⑴将货物卸在仓库或者其他适当场所，由此产生的费用和风险由收货人负担；⑵通知托运人处理；⑶在一定期限内无法查找收货人或者托运人在接到处理通知后一定期限内不作处理的，按照无法交付货物处理。现原告在货物运输到达后未向被告履行收货人提货义务，尤其是未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履行支付其应得的运输报酬这一托运人重要的、基本的合同义务，致使承运人在运输合同中的权利落空，对被告而言已构成根本性违约，被告有权要求原告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对被告提出要求原告支付运费的反诉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2、被告的行为构成不当留置的认定及其责任承担 被告关于讼争双方在南宁协商处理损失分担时要求原告尽快把钢材提走原告不答应的陈述有悖常理，法院不予采信。因为：原告作为货主当然希望取回全部钢材，其不可能自愿将钢材交由被告帮忙保管；被告作为承运人如真的要求原告尽快把钢材提走，原告完全没有将货物留下的理由，更不可能采取通过诉讼承担诉累的方式来要求被告将全部钢材予以返还。因此，可以推定，原告要求提走全部钢材受到了被告的阻拦。被告因原告拒付运费、保管费而拒以返还所运钢材给原告之日，实为被告行使留置权之日。依据双方陈述，可以推定该日为2008年2月27日。 尽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五条“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在第三人与被告所订口头合同没有排除留置权约定的情况下，当负有支付义务的原告没有向被告支付有关运输费用时，被告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有权行使留置权这一法定担保物权，但权利人行使权利并非完全不受限制，被告行使留置权时不能滥用权利，而应当遵守法律规定并尊重社会公德，不得以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为代价。因本案的钢材为可分物，故被告留置财产的价值应以合理限度为限。现被告留置原告全部货物已数倍超出自己对原告享有的债权金额，构成了不当留置，应就超出部分赔偿原告的损失。据此，除被告留置相当于其债权金额的财产部分外，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占用钢材资金所致利息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该损失依法应按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利率从留置之日计至被告返还钢材之日。 3、关于被告诉请的保管费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九条“货物运输到达后，承运人知道收货人的，应当及时通知收货人，收货人应当及时提货。收货人逾期提货的，应当向承运人支付保管费等费用”的规定，被告行使留置权之日前产生的保管费应由原告承担。至于被告不当留置后将货物继续提交停车服务公司保管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保管，由此产生的保管费应由其自行承担。被告要求原告赔偿其不当留置产生的保管费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㈦ 合同法问题

1.是诺成合同。

2.应当由甲方承担。《合同法》第311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售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故甲方有过错，乙方免责。

3.甲方不能成立留置权。主要理由有二：
其一，在货物运输合同中，留置权是属于承运人的，就像承揽合同中，留置权属于承揽人的一样。《合同法》第315条规定：“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甲方是托运人，没有留置权。
其二，留置，是债权人对合法占有的对方动产的扣留和拍卖。本案的甲方是以侵权的手段占有乙方的汽车，不但不能成立留置权，还要承担侵权责任。

4.正确。《合同法》第316条规定：“收货人不明或者收货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货物的，依照本法第101条的规定，承运人可以提存货物。”《合同法》第10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难以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一）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二）债权人下落不明；（三）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标的物不适于提存或者提存的费用过高的，债务人依法可以拍卖或者变卖标的物，提存所得价款。”死牛不适于提存，乙方变卖属于合法的自助出卖。

5.提存的费用由甲方负担。《合同法》第103条规定：“标的物提存后，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债权人承担。提存期间，标的物的孳息归债权人所有。提存费用由债权人负担。”

6.提存的300元丢失，由提存机关（公证机关）承担责任，因为其有过错，所以不能依据《合同法》第103条的规定免责。

7.提存合同的性质是保管兼为他人利益（涉他合同）。

㈧ 合同法每一条的出台时间怎么查

合同法不存在哪一条先出台，每一条都是法律的一个整体，整体出台的。

㈨ 合同法的起源是什么

大约在12世纪西欧出现了罗马法的复兴，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约18-19世纪。

在此基础上，1804年法国制订了资产阶级的第一部民法典，对于调整商品关系的合同法律制度作了详细规定，标志着大陆法国家的近代合同法的正式形成。

1900年德国制订了《德国民法典》，这部民法典在合同法律制度方面相对于法国民法典作了某些调整，成为大陆法国家近代合同法的另一个标志。从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关于合同的内容及历史发展来看，近代合同法主要有以下的基本原则：合同自由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平交易原则。

第一，合同自由原则，近代合同自由有三层含义：当事人地位平等;当事人意思自愿;当事人行为自由。《人权宣言》发布后，人人平等已成为资产阶级的宪法性原则，当事人地位平等也就不言自明。因而合同法上的合同自由主要是针对当事人意思自愿和行为自由，法国民法典第1101条规定：“契约是一种合意，以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数人承担给付、作为和不作为的债务”，德国民法典定第154条规定：“必须全部事项取得合意，契约方始成立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对契约中所有各点意思未全部趋于一致，在发生疑问时，应认为契约未成立”， 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愿和行为自由，从而奠定合同自由原则的基石[1][1]。

第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法律术语的诚信原则源于古罗马，近代民法中，诚信原则被保留下来，《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 《德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对合同的解释、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并考虑交易上的习惯”，其他大陆法国家也有类似规定。

第三、公平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当事人在信息占有、资金等方面的不对等，讨价还价能力不同，如果机械的要求平等自愿，则交易难以完成或交易成本大增，因此在实际中对于平等自愿则并不是绝对要求，同时作为补充，强调合同公平。格式合同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对格式合同一般以公平原则进行严格审查与解释，如德国规定，凡共同条件不能按照诚意原则妥善安排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的。

差不多在大陆法国家形成近代合同法的同一时期，英美法国家通过法院的判例和制定法也奠定了近代合同法的基础，其基本原则与大陆法国家相似。

一是合同自由原则。英美国家的近代合同法起源于19世纪的英国，而19世纪的英国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方面自由竞争理论占统治地位，在法律方面梅因的《古代法》揭示了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合同自由主义得到空前强化，英国著名的法官乔治.杰塞尔伯爵在Printing and Numerical Registering CO. V. Sampson一案中称：“如果有一件事比公共秩序所要求的另一件事更重要的话，那就是成年人和神志清醒的人应拥有订立合同的最充分的自由权利。如果他们所订立的合同是自由的或自愿的，那么就应当认为这些合同是神圣的，并应由法院强制执行”[2][2]。在美国，独立宣言和1787年宪法将公民自由作为法律保护的重要对象。

二是诚信原则。英美法认为诚信就是诚实、公平地对待合同当事人的方式。在英国，衡平法早期主要处理涉及欺诈的合同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就已经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3][3]。美国则在《统一商法典》中以制定法的方式明确确认了诚实信用原则，法典第1-203条规定，本法所涉及的任何合同和义务，在其履行和执行中均负有遵循诚信原则之义务。当然具体到个案中，诚信原则的理解还存在分歧，如在一假设案件，一地质学家检查一片土地，发现有极具开发价值的地产，于是买下地产，但未告知真实情况，对于是否违背诚信原则有不同意见，科隆曼认为没有，方斯.沃斯认为违反了[4][4]。

三是公平原则。衡平法中有获利不公制度，如允许当事人拥有某种利益，显然不公正，将允许对方取回该利益，决定是否构成获利不公时，受损人自身是否存在合理的机会避免这种不公现象是一个需考虑的重要因素。在格式合同方面，美国法律授权法官拒绝执行他认为“不公正”的合同。

合同自由、诚信、公平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却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这三项原则定义十分抽象，要将其运用到具体案件中需要进一步澄清其内涵及其适用范围;二是如何认识这三项原则的内部关系;三是它们为什么会成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运用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对上述问题给予解答。

㈩ 如何理解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第五十五条是对撤销权消灭的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撤销权是一种权利，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既可以行使撤销权，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撤销或者变更该合同，也可以放弃撤销权，不行使该权利。本条规定在以下两种情形下，当事人的撤销权消灭：
1．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权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在可撤销合同中，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有权撤销合同，但是当事人的这种撤销权并非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也就是说，撤销权人必须在规定的期间内行使撤销权。因为，可撤销的合同往往只涉及当事人一方意思表示不真实的问题，如果当事人自愿接受此种合同的后果，则法律就会让此种合同有效。然而，如果撤销权人长期不行使其权利，不主张撤销合同，就会让合同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即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也不利于加快交易的发展；同时还可能使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在判断是否准予撤销时，由于时间太长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各国的立法往往都明确规定撤销权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行使，如果超过了此期限还不行使，撤销权人就会失去撤销合同的权利，该合同有效。民法通则虽然对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作出了规定，但是对撤销的期限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三条对此作了规定，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条在借鉴国外的规定和总结我国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可撤销合同的行使期限作了规定。
本条规定的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期限为1年，也就是说在这1年期限内，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必须行使其撤销权，否则，该当事人就失去了撤销合同的权利，那么当事人就必须接受合同的约束，履行合同中规定的义务。对于何时起算该期限，本条规定，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为可撤销合同的撤销期限，也就是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开始计算撤销权的行使期间。
本规定中的“1年”是除斥期间，而不是诉讼时效。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内，不存在期间的中断或者中止的问题，这“1年”是一个不变的期间，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不能要求延长该期间。
2．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撤销权是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的一种权利，因此当事人可以行使撤销权，也可以放弃撤销权。本条第二项对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放弃撤销权的方式作出了规定，当事人可以以两种方式放弃撤销权：第一种是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放弃撤销权。以明示的方式放弃撤销权的行为是很典型的对权利的处分的方式。放弃撤销权的明确表示可以是用口头的方法明确表示，也可以是用书面的方法明确表示。任何默示的方式都不构成对撤销权的放弃。第二种是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放弃了撤销权。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在放弃其具有的撤销权时，并不一定要向当事人明确表示，他也可以以自己的行为来放弃该撤销权，如该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到来时，自动履行了合同中规定的义务或者向对方要求合同中规定的债权。还比如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对方当事人违约而不是申请撤销合同等都是对撤销权放弃的行为。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了其愿意接受合同的约束，放弃了按法律应当享有的撤销权。
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放弃撤销权后，造成的法律效果就是，该撤销权消灭，合同产生绝对的效力，该当事人不得再以相同的理由要求撤销该合同，而应按照合同的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否则就构成违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