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紫烜经济法第六版
1. 论述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经济法存在吗？它能与民法、行政法相区分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无疑要先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界定。因为通常人们判断一个法域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关键是看它有没有自己独特的调整对象。事实上，我国许多经济法学者也都将此作为整个经济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和认知入口，可见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确实非常重要。本文从分析国外两大法系中所存在的经济法现象的经济社会根源和目前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经济法所担负的特殊的历史使命入手，试图逐步揭示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找到一个较为令人信服的答案。
一、从各国经济法学流派的主要观点中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 简述各国经济法学界的主要观点
通常我们都认为现代经济法产生于德国。在经济法学创立之初，德国的经济法学家就对经济法有两派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经济法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而只不过是企图指出当时各种经济关系有趋向于法制化的观点而已；另一派则认为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其中“企业法”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企业管理或完成经济企业者的事业而产生的关系：“社会法”说认为经济法是把“社会”作为调整对象的法，介于公私法之间：“组织经济法”说则认为经济法是同经济政策相适应的一个独特的法律部门。“统制经济法”说则认为经济法是统制经济固有之法。
日本也是一个经济法学较为繁荣的国家。其中较为著名的学者金泽良雄认为经济法是“为了弥补民法调整所不及的法律空白状况，即其中包含的与市民社会私人方面相对的公共社会方面”的内容而形成的法。 丹宗昭信则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是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介入市场的一系列法规。
英美法系的国家因其传统不强调公私法的划分，所以也不关注与此划分密切相关的经济法。虽然在英美法学界绝大多数人迄今为止不主张使用“经济法”这一独立的概念，但并不代表这些国家就没有经济法现象，如今被称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就首先诞生于美国。
（二） 分析各国经济法现象和经济法产生的社会背景
不管各国对经济法承认与否或所持的观点有多大差异，事实上在生产高度社会化，垄断出现以后，以上各国都存在需要由公权力介入自由市场进行调整的特殊的经济关系，这种实际上的由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
既然客观上有了调整的对象，那么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就要从法律部门形成的条件上看，我们知道，任何法律部门的形成，都需要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在客观方面，需要由社会环境造就出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社会关系和法律领域，而当时的德国，由于一战的战时经济政策，经济领域出现了新的立法活动和法律现象。在战后，又开始出现有关战后经济复兴的法令，有了刺激新的法律部门产生的法律现象。在主观方面，学者们对一系列的经济法规进行汇总分类，使经济法有了学术的土壤。所以，在笔者看来，经济法在德国产生，并形成一个法律部门决非偶然，而有着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而从其产生的背景中我们又不难看出，经济法源于特别时期政府对于经济的无奈的干涉，其调整对象最初就是在非常时期需要国家介入干预调整的一种经济关系。
二、从经济法的经济根源中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凯恩斯主义的法律体现
在笔者看来，法律作为一个社会制度的上层建筑，都有其相应的经济制度为基础。如果说民法的繁荣是基于经济自由主义，那么经济法所体现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无疑来自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凯恩斯的经济理论。
古典经济学代表亚当。斯密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利益，但“在这样做时，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的效果大。”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他主张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是“无为”，崇尚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但在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冲击后，凯恩斯行动主义逐渐兴起，凯恩斯认为，亚当。斯密的理论是建立在完全市场机制的前提下的，但这在实践中并不存在，并非所有的经济当事人都有对称的市场信息和完全的理性且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出现会使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机制失灵。所谓市场失灵，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是指由于许多因素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呈现出低效率运行的一种非理想状态，用博弈论的观点解释市场失灵的原因就是“个人理性与团体理性”的冲突。 而凡是市场可能失灵的地方，都是政府监管干预的地方，都可以揽入经济法管辖的范围内。
（二） 对市场经济在不同状况下的调整-分析经济法与民法异同
笔者认为，民商法与经济法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在市场运作良好时以个体为本位的私法，而后者则是市场失灵时以社会为本位进行补救的公法。但最终殊途同归，两者在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共同维护市场的稳定，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民商法的性质和特点适合当时社会经济自由竞争和市场调节机制的需要，它通过个体自由和权益的维护，不仅促进微观领域的公平和效率，而且由于它维持了市场的公平自由的竞争秩序，使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因而使社会经济在宏观和总体上得到调节。所以有人说，民商法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
但19世纪末以后，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出现使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机制失灵，其所引发的生产过剩、社会投资结构失调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民商法所无能为力的。 此时，经济法作为市场失灵时的一种救济措施和国家的调节机制就应运而生了。从这一角度来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是在市场失灵时需要靠国家公权力介入干预才能恢复正常自由市场秩序的经济关系。如果说民商法是保障市场自由、公平竞争的第一道防线，那么经济法就是进一步在需要的时候对市场秩序进行保护的第二道防线。
三、 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现状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 从我国行政法的现状来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目前，我国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仅指公共行政或国家管理，并没有表示私营管理的意思，是相对于立法、司法的一个概念。行政法所调整的也主要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行政关系。 应该说，行政法对我国这样一个有着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国家来说，其产生和发展都是十分艰难的，所以其当务之急也是限制行政权的滥用，规范行政行为。在今后很长的日子里，恐怕还无暇顾及研究行政法在经济领域的适用问题。毕竟，目前我国政府的主要职能依然是发挥其政治职能而非经济干预职能。所以虽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需要国家干预的特殊的经济关系，但它与目前我国的刚刚起步的行政法依然是泾渭分明，各有一片天地的。
当然，随着国家职能的演进即经济调节职能的逐渐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逐步完善，笔者相信，总有一天，政府职能的重心将从政治职能逐步转移到经济调节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更趋社会化的职能上来。但目前来看，还过于理想化。
（二） 从我国目前社会的焦点问题来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改革开放硕果累累，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以及在市场经济繁荣的今天，其所隐藏的社会问题却严重困扰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在企业转制过程中大量的下岗工人如何安置；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恶化的矛盾；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这些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的解决，靠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自由竞争是不行的，还要靠经济法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政府直接干预社会分配，发展“预算、税收、社会保障”。 保护市场自由竞争中淘汰下来的弱者的利益，使经济法和民商法成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衡平点。从这一点看来，经济法还是大有作为的。
四、结语
行文至此，应该可以下个结论，说经济法的确存在，其调整对象就是一切需要由国家介入干预的特殊的经济关系，且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经济法存在的意义重大。为了明天的自由竞争的市场，为了更为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了人们在经济上的公共利益，我们还是要好好发挥今天经济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心明主编《当代经济法学》（第二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0年10月 第10页。
[2] [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24-29页。
[3] 杨心明主编《当代经济法学》（第二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0年10月 第12-13页。
[4] 周林彬《经济法的经济根源》 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
[5] 漆多俊《论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65页。
[6] 杨解君、肖泽晟《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第2页。
[7] 李昌麒《论市场经济、政府干预和经济法之间的内在联系》，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66-69页。
2. 为什么经济法的概念由空想共产主义首先提出
据迄今史料记载，经济法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摩莱里（Morelly）在其1755年所著《自然法典》一书中提出来的。该书第四篇是作者所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的法制蓝本，共12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分配法或经济法”，有12条，其内容是就未来社会里“自然产品或人工产品的分配”作出了规定。1842年法国另一空想共产主义者德萨米（Dezamy）在其所著的《公有法典》一书中也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这本书第三章论述的是“分配法或经济法”。可以看出，两位空想共产主义者谈论的“经济法”是在未来的理想社会公平分配财富的分配法。
杨紫烜老师认为：经济法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当代经济法不能等同于分配法，但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经济法是调整特定经济关系即物质利益关系的，其目的在于为各个经济法主体之间物质利益的合理分配提供法律保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法实质上就是分配法。
我认同的说法是：最早提出比较接近现代经济法理念的应当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蒲鲁东（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1809年生于一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卒于1865年。 蒲鲁东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 ，他否认一切国家和权威，他反对政党，反对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认为其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社会改革。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等一系列著作中对蒲鲁东及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蒲鲁东在其所著《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中提出：法律应当通过普遍和解来解决社会生活矛盾，为此需要改组社会，由“经济法”来构成新社会组织的基础。因为公法会造成政府过多的限制经济自由，私法则无法影响经济活动的整个结构，必须将社会组织建立在“作为政治法和民法之补充和必然结果的经济法”之上。
进入20世纪，德国学者莱特（Ritter）在1906年创刊的《世界经济年鉴》中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用来说明与世界经济有关的各种法规。
3. 南开大学法学考研参考书都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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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研究生考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要考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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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财政学院) 《现代财政学》 姜维壮等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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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学》 姜波克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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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余永定、李向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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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会计学院) 《中级财务会计》 王君彩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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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学》 李天民 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8）
《审计学》 奚淑琴 吴晓根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财务管理学》 白蔚秋、潘秀丽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企业管理(商学院) 《市场营销学》 苗月新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与案例》（第二版） 杨锡怀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
旅游管理(商学院) 《旅游经济论》 张辉著 旅游教育出版社（2002年）
《旅游学概论》 李天元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技术经济及管理(商学院) 《工业技术经济学》（第三版） 傅家骥、仝允桓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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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第八版） 多恩布什等著 王志伟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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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新论》（第1版） 庄起善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国民经济学(经济学院)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 蒋选主编 中国财经出版社（2006.6）
区域经济学(经济学院) 《区域经济学原理》 张敦富主编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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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经济学院) 《劳动经济学》 曾湘泉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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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系统概论》 萨师煊、王珊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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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学(信息学院) 《计量经济学基础》 张晓峒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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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学(法学院) 《经济法》 杨紫烜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全国高等教育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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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学(法学院) 《民法》 魏振瀛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2000）（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商法》 范健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财经法律评论》 甘功仁、李轩 法律出版社，2003年10月起出版（总第1卷至第3卷）
国际法学(法学院) 《民法》 魏振瀛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2000）（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商法》 范健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财经法律评论》 甘功仁、李轩 法律出版社，2003年10月起出版（总第1卷至第3卷）
逻辑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西方哲学》 邓晓芒、赵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现代汉语》（增订三版）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经济逻辑方向不列参考书目 无 无
媒体经济(文化与传媒学院) 《媒介管理研究》 胡正荣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
《传媒产业经营实务》 周鸿铎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
《广告学教程》 倪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文艺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近2年的《文艺理论》（人民大学复印资料） 无 无
《创意产业经济学——艺术的商业之道》 理查德.凯夫斯 新华出版社，2004年
投资学(管理工程学院) 《投资学》 朱宝宪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公司理财》（第1－20，24，26－29章） 斯蒂芬A.罗斯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
不动产学(管理工程学院) 《城市经济学》 阿瑟.奥沙利文 中信出版社（2003）
《公司理财》（第1－20，24，26－29章） 斯蒂芬A.罗斯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
《房地产经营管理教程》 乔志敏 立信会计出版社（2003）
《工程造价》 季雪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6）
技术经济及管理(管理工程学院) 《投资项目评估学》 吴大军、王立国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项目管理:计划、进度和控制的系统方法》 哈罗德.科兹纳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
保险学(保险学院) 《货币银行学》 黄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
《保险学教程》 郝演苏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海上保险学》 李继熊 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3)
《人身保险学》 李晓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保险学(保险学院) 《财产保险学》 郝演苏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再保险》 张栓林 中国财经出版社（1999）
《保险法新论》 肖梅花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精算学(保险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三板） 盛骤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线性代数部分:可参考全国统考数学试题三中线性代数部分的大纲
社会保障(保险学院) 《社会保障概论》 孙光德 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6）
《劳动经济学》 马培生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
《保险学》 庹国柱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行政管理(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学》 夏书章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统计学(统计学院) 《统计学》 袁卫、庞皓、曾五一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应用数理统计》 吴翊、李永乐、胡庆军编著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8)
社会学(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心理学》（第10版) 章志光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社会研究方法教程》 袁方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社会学》（第10版） 戴维·波普诺（著），李强（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轨迹》 田克勤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徐志宏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 罗国杰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轨迹》 田克勤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 罗国杰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徐志宏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财政学(税务学院) 《财政学》 陈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
《税收学》 黄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
《国际税收》 杨志清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1）
体育经济与管理(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体育经济学》 [美]迈克尔.利兹、彼得.冯.阿尔门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体育管理学》 [美]伯尼.帕克豪斯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体育经济学》 丛湖平 高等教育出版社
《体育产业经济学》 吴超林、杨晓生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育经济与管理(财经研究院) 《财政学（第四版）》 陈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04)
《货币银行学》 黄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08)
《教育与经济》 期刊（近五年） 期刊（近五年）
国防经济(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国防经济学概论》 于连坤等 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参考资料具体情况见该院网站
《现代国防经济学》 卢周来、陈波 石油工业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国民经济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高级宏观经济学》 (美) 戴维·罗默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微观经济学 现代观点》 (美) 哈尔·R·范里安著 费方域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金融经济学原理（英文版）》 Stephen F.LeRoy，JanWerner编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经济计量分析》 （美） 威廉 H. 格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
金融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金融学复试参考书目同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国民经济学复试参考书目
产业经济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产业经济学复试参考书目同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国民经济学复试参考书目
国际贸易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国际贸易学复试参考书目同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国民经济学复试参考书目
金融学(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货币金融学》 【美】米什金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金融学》 【美】兹维.博迪、罗伯特.莫顿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国际金融学》 姜波克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国际金融(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货币金融学》 【美】米什金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金融学》 【美】兹维.博迪、罗伯特.莫顿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国际金融学》 姜波克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证券投资(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货币金融学》 【美】米什金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金融学》 【美】兹维.博迪、罗伯特.莫顿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国际金融学》 姜波克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区域经济学(中国公共财政政策研究院) 《城市经济学》 阿瑟.奥沙利文 中信出版社(2003）
财政学(中国公共财政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哈维.S.罗森 人大出版社(2000)。
5. 北京交通大学国际法学硕士生研究生招生
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国际法学硕士研究生招生9人（推荐免试生不超过3人）
一、国际法学研究方向
01国际经济法
02国际公法
03国际私法
二、考试科目：
101思想政治理论；
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语；
605综合A卷（法理学、民法、民事诉讼法）；
830综合B卷(经济法、国际经济法)。
三、复试科目：
①笔试和面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②外语语听力和法律英语（俄语、日语）口语测试。
四、参考书目：
《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杨紫烜主编（最新版）
《国际经济法》人民大学出版社，郭寿康、赵秀文主编（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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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问一下经济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哪本教材更好
我也是学生，也很讨厌红皮书的做派。民诉，刑诉我不熟悉。经济法稍有了解。
国内的经济法只有短短20多年的历史，张守文曾经在那本经济法理论重构中说道，经济法有两次转变，第一次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法得以确立独立之地位，第二次就是中国入世之后，我们寻找适合自己国家体制的经济法制度。经济法又经过了十年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虽然很混乱，但是按照李昌麒的说法，制定经济基本法的时代到来了。
自己看过几本教材，最不喜欢的就是杨紫烜的那本红皮书，跟刑法学中马高二人的红皮一样讨厌，观点传统陈旧，杨立意于经济法二元体系，当然国内也有很多学者是其拥护者，比方说张守文，刘大洪等等。他们的教材就是典型的二元论。
相反，李昌麒先生，当然还有亲爱的种明钊先生开创了西南政法的经济法学派，他们扩张看经济法学的体系，比之于杨，我觉得是进步。李昌麒的教材有两本我认为可以的，名字都叫经济法学，但是一册是黄皮书（法律出版社），07年出版，另外一册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的。
最后要推荐一本，也是大家的作品，虽然也是二元体系的。杨紫烜和徐杰合著的经济法学，21世纪法学教程。这本书比之于红皮书少了些废话，空话，政治。但是比较保守。
7. 请问：精博考试网上有哪些考研专业课教材网授精讲班的精讲教材带不带真题解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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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俊《教育学（第六版）》网授精讲班【教材精讲+考研真题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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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照《简明中国教育史（第四版）》网授精讲班【教材精讲+考研真题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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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健《商法》（第4版）网授精讲班【教材精讲+考研真题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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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学》（第4版）网授精讲班【教材精讲+考研真题串讲】
周叶中《宪法》（第3版）网授精讲班【教材精讲+考研真题串讲】
张文显《法理学》（第3版）网授精讲班【教材精讲+考研真题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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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一、经济法与经济行政法之间的区别
（一） 两者规范的权力不同
经济法规范的是国家主权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干预，而经济行政法规范的是经济行政权对行政相对方经济行为的干预。我国宪法对此作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该条明确规定了国家依法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干预权，该法就是经济法，该权就是主权。宪法第3章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该条明确规定了政府（狭义的）掌握的权力是行政权。主权和经济行政权有本质区别。
第一，两者归属主体不同。国家主权属于一个国家全体人民。有的西方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在民。例如，《法兰西共和国宪法》（1958年10月4日公布，1976年6月18日最后修改）第3条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由人民通过其代表和通过公民投票的方法行使国家主权。任何一部分人民或者任何个人都不得擅自行使国家主权。”《日本国宪法》（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序言部分这样写到：“日本国民通过正式选出的国会代表而行动，为了我们及我们的子孙，确保各国人民合作之成果及我国获得自由之惠泽，决心根绝因政府行为而再度酿成战祸，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确定本宪法。”有的西方国家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在民，但可以从表述中推理出这个结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序言规定：“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既然宪法由人民制定，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力必然来源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而经济行政权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具体的经济行政机关或其他组织。 例如，在我国现阶段，关税的征收权就属于海关，其他机关和组织都不能行使关税征收权，即使国务院也不能直接征收关税。
第二，两者受制的法律种类不同。国家主权受国际法和宪法规制。在国际范围内，国家主权受国际法规制。经济全球化导致一些有关经济、环保、人权、宇宙空间以及国际犯罪等共同问题，单靠一个国家无力解决，于是，国家之间签订了许多国际合作的条约和协定，为了保证获得国际合作和有效地解决问题，国家就必须遵守这些条约和协定。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国家主权，从它的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正在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影响下被重新定义。……我们对国家主权的概念已经不在与过去一样了。”在国内，国家主权受宪法规制。宪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对客观上已经形成的民主事实的法律确认。”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相对应的也规定了国家和公民的义务。国家可以按照宪法的规定行使权力，但同时也必须按照宪法的规定履行义务。而经济行政权除了要受国际法和宪法规制之外，还要受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制。
第三，两者的可分性不同。国家主权是抽象的，具有不可分性。而经济行政权具有可分性。经济行政权只是国家行政权的一部分。不同的经济行政权由不同的行政主体行使。例如，征税权由征税机关行使，产品质量的监督权由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行使。而且，同样一种经济行政权还可以由不同的机关来行使。例如，中国征税机关有三个：海关负责征收关税，财政机关主要负责征收农业税和契税，除此之外的其他大部分税由税务局负责征收。
第四，两者的地位不同。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内的最高权力，在我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来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都由它产生，受它监督，对它负责。而经济行政权作为行政权的一部分来源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第五，两者适用的地域不同。国家主权适用于一切国家领土。而经济行政权按照行使的主体不同，适用的地域不同。中央行政机关的经济行政权适用于一切国家领土，而地方行政机关的经济行政权只能适用于国家领土的一部分。
综上，国家干预经济是国家主权的运用，而不是行政权的作用。所以，王文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本质是公权力（行政权）的作用”的结论是将主权和行政权混同了。
（二）两者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不同
虽然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表述存在分歧，但在国家是主体一方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例如，徐杰教授倡导的国家管理和协调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管理和协调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杨紫烜教授主张的经济协调关系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李昌麒教授提出的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漆多俊教授倡导的国家调节关系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国家运用主权干预经济形成的社会关系是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和政府运用行政权干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有本质区别。
第一，两者主体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主体中的个体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主体中的行政相对方的范围一致，但国家干预经济关系主体中的国家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主体中的行政主体有根本区别。经济行政主体包括财政机关、税务机关、海关、环保机关、质量检验检疫机关、工商机关等政府机关以及法律授权的其他执法机关。一般来说，经济行政主体只是政府的一部分，而且是狭义政府的一部分。狭义的政府仅指国家的行政机关，广义的政府除了包括行政机关外，还包括其他国家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我国的国家机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权力机关、国家主席、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成的行政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组成。国家机构就是广义上的政府。国家是包括广义的政府的一个组织体。
国家与狭义的政府不同。（1）两者产生方式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恩格斯对国家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及其他革命阶级战胜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产物。而政府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工具，依附于国家，在正常状态下，它的产生方式同国家采取的政体有关。例如，在君主制国家，政府由君主指派产生；而在民主制国家，政府由民主选举产生。在非正常状态下，政府还有可能通过政变产生。在我国，政府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2）两者持续的时间不同。国家具有恒久性。一个国家在存续时间上并无限制，只要不被吞并消灭，它就会持续存在。而政府则不然。以民主制国家为例。政府皆有任期，由选举来决定政府的轮替。（3）两者所享受的权力不同。国家是一个抽象的人群集合体，它享受的权力是抽象的主权。在民主制国家，主权在于全体人民，无法转移。而政府享受的权力是行政权力，来自国家主权的赋予并且受到主权限制，且有一定的行使范围，可以随着政府的更迭而转移。（4）国家有领土疆域的固定性，而政府则无此局限性。国家的成立以一定的领土为要件，此领土可以分割或让与他国，甚至，同一领土可以分割成两个国家。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国家能够宣示主权的范围是其拥有的领土范围。而政府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以移动。只要该国人民同意，它可以在国家内的城市之间移动，在战争期间，外国入侵或领土被占领时，政府还可以移至它国，组成流亡政府。
国家干预经济不同于政府干预经济。国家干预经济是主权的作用，设定的是个体的经济行为模式，为了保证个体依法经营，就要有具体的行政主体来执法，这时就是政府干预经济，是行政权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该条体现的主体是国家和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国家禁止其实施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的行为。当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实施了国家禁止的行为时，该法第23条规定：“ 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的，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处以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该条体现的主体是国家授权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设的公平交易局和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公平交易局作为行政主体有权在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实施违法行为时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第二， 两者产生时间不同。在法治国家，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先产生，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后产生。以中国遗产税的征收为例。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也日益发展，民营企业家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家的财富也越来越多，再加上歌星、舞星、律师、职业经理人等高收入职业，出现了高收入群体，为了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和增加财政收入，有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提出征收遗产税。在遗产税法没有颁布施行之前，税务机关不可能征收遗产税。只有当遗产税颁布施行，产生了国家和遗产税纳税义务人之间的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时，才可能产生税务机关依照遗产税法和具体的遗产税纳税人之间形成税收征收关系。
第三， 两者消灭的逻辑顺序不同。在法治国家，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在时间上应当是同时消灭，但在逻辑顺序上，应当是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先消灭，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后消灭。以农业税的征收为例。国家在没有宣布废止之前，负责征税的财政机关就不能不征税。只有当国家宣布废止时，负责征税的财政机关才能停止征税。
第四， 两者的抽象性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是国家和不特定的个体之间形成的抽象性的关系。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有抽象性的关系和具体性的关系。当经济行政管理机关为了有效地执行经济法而实施行政立法行为和制订其他行政规范（或称为其他规范性文件）时，形成的是经济行政主体和不特定的行政相对方之间的关系，具有抽象性。这只是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是经济行政主体和特定的行政相对方形成的关系，是具体的关系。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在于落实。不管是广义的法律，还是行政规范，最终都由经济行政主体落实到具体的行政相对方身上。
第五， 两者的稳定性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是稳定的，只要国家通过了相关经济法，规范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没有被修改之前，关系不会发生改变。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具有变动性。（1）法律明确授权地方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而制订具体的实施条例，从而使不同地方的经济行政关系体现出差异性；（2）根据法律的授权，一个地方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势，执行不同的标准；（3）不同的执法人员对法律的理解不同，在执法过程中会体现出差异性；（4）有的行政主体和执法人员是依法执法，而有的行政主体和执法人员是违法执法，也会造成差异。
根据上述分析，王文的“凡基于国家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于行政关系，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的结论本身成立，但以此认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也是行政关系不能接受。
（三）两者的法律行为的性质不同
王文认为：“如果将经济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经济杠杆间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行政权直接作用于管理对象的手段话，那么，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仅是行政权作用于经济活动的不同方式，它们都属于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属性上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其中颁布规范性文件、制定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调节产业结构、税收、利率、汇率、价格的决定等宏观调控措施（经济手段）在法律属性上为抽象行政行为，而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则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只不过是行政法律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王文认为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行政法律行为表现形式的结论可以接受，但王文将行政主体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方式等同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不能接受。经济法学界虽然在经济法范围的界定上存在分歧，但在有的方面已经取得一致意见，都认为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属于经济法范围。笔者下面就以市场管理法为例来具体分析国家主权干预经济的方式和国家行政权干预经济的方式的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到第15条规定欺骗性市场交易行为、商业贿赂行为、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等11种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目的是为了保证市场竞争机制的正常运行，属于国家主权干预经济方式之一：禁止个体实施损害市场竞争机制正常运行的行为。为了保证国家的干预能够实现，该法第16条到19条赋予了执法机关工商管理局的监督检查权，第21条到第30条赋予了执法机关工商管理局的行政处罚权。 行政主体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可以制定规范性文件，这个任务主要由有行政立法权的机关来担当；也可以采取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措施，这个任务主要由没有行政立法权的机关来完成。例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为了贯彻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了《关于禁止有奖销售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等这样一些规范性文件，制定这些规范性文件的目的是为了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进行具体化，同时规定具体的处理程序和方法，指导各级工商机关有效地执法。各级工商机关在执法的过程中要对具体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时，所作出的行政决定书必须注明授权其进行执法的条文。例如，如果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查处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必须写明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1条对违法经营者进行处罚。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从理论上我们可以分析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与经济行政法律行为两者之间的区别。
第一， 两者主体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主体是国家，经济行政法律行为的主体是经济行政主体。
第二， 两者法律后果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后果是设定了个体的经济行为义务，是抽象的，不针对具体的个体。而经济行政法律行为中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后果一般是将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设定的义务具体化。经济行政法律行为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后果是将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设定的义务落实到个体身上，针对具体的行政相对方。
第三， 两者表现形式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表现是设定市场主体不得实施的行为。而经济行政法律行为的表现是将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结果具体化的抽象行政行为和落实到具体行政相对方身上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四， 两者责任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如果有错误，给个体造成了损害，在我国目前现阶段不需要承担责任。而经济行政法律行为如果违反了法律的规定，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了损害，实施违法行为的行政主体要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还可以向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实施违法行为的公务人员追偿。
（四）两者涉及的救济途径不同
王文认为“在经济管理活动过程中，凡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这个结论本身就不能接受，王文以此推论经济法没有相应的救济途径的观点就更不能接受。
在我国现阶段，只有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大诉讼制度，还没有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所以，我国学者在考虑权利救济途径时往往遗漏了宪法救济途径。行使行政权引发的争议的救济途径并不是只有行政救济途径。因为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并不都是行政争议，而是分成两种，一种是宪事争议，一种是行政争议。行使行政权在两种情况下可以引发宪事争议：一是当拥有行政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制订的法规、规章，发布的决定和命令损害了行政相对方的宪法基本权利时；二是当政府首脑、内阁部长以及其他高级官员越权或滥用权力而违反宪法时。当然，行使行政权在一般情况下引发的是行政争议，通过行政途径来救济。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虽然没有建立宪法诉讼，但并不等于我国没有宪法救济的途径。我国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第99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当个体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损害，而不能通过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获得救济时，可以向有关的国家机关提起撤销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决定和命令等。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宪法没有规定具体的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在宪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初步建立了较具操作性的违宪审查机制。该法第88条规定了改变或者撤销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权限：“（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66条第2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66条第2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91条规定了宪法监督的程序。
当个体认为国家干预经济行为不符合宪法，要想不受经济法约束，除非提出证据证明经济法的规定违反了宪法，侵害了其宪法基本权利，只能通过宪法救济途径来进行救济，而不可能通过行政诉讼来进行救济。例如，上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规定：禁止公用企业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公用企业如果认为依据宪法它有权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它要想实施这样的行为，而不受处罚，就可以通过提起宪法诉讼，要求有权机关宣布该规定违宪，使其无效。在该规定没有被宣布违宪无效之前，执法机关有权依据该规定对一个涉嫌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公用企业进行行政处罚，该公用企业如果认为自己没有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就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公用企业是否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不可能就公用企业依据宪法是否有权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禁止实施的行为展开争论。在我国目前现阶段，在宪法诉讼制度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可以按照宪法和立法法建立的宪法监督制度寻求救济。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经济法的救济途径是宪法救济途径，而经济行政法的救济途径包括宪法救济途径和行政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