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法控制
❶ 法对社会的控制和调整主要对利益的调控而实现
对的。
法对社会的探制和调整主要是通过对利益的调控而实现的。法对利益的调控，具体表现为：(1)利益表达。法表达利益的过程，是对利益选择的过程。立法者应当坚持利大于害的选择，消除有利无害、一本万利的幻想性选择。在表达利益要求时，绝不可回避利益冲突。(2)利益平衡。对匮乏社会资源控制的不同导致了利益差别，利益差别构成了利益冲突。法对利益关系的协调、对利益冲突的平衡一般是通过某些基本原则规定和制度设计体现的，例如诚信原则，就能够维持民商事活动当事双方及社会三者利益的平衡。
mr.emily
❷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怎么样
罗斯科61庞德（Roscoe Pound）是美国社会学法学的代表，20世纪西方法学界的权威人物之一。他曾于1916年至1936年长期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庞德学说的思想渊源主要包括詹姆斯（W.James）的实用主义哲学和霍姆斯（Oiiver W. Holmes）的实用主义法律思想。美国社会学家沃德（I.F.Ward）和罗斯（E.A.Ross）关于社会力量和社会控制等学说也对庞德的学说产生了很大影响。 庞德一生著述颇丰，其中1942年发表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最早是他在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期间所作的一篇专题讲座的讲义，虽然篇幅十分短小，但内容却相当精炼，它集中阐释了庞德社会学法学的精髓——社会控制理论与利益学说，为我们一窥其博大的法学思想提供了一个简明的范本。 一、对文本的解读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从“文明和社会控制”入手，论述了文明、社会控制和法律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在近代世界，法律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认为法律的目的就是“维护、促进和传送文明” 。第二章解释了“什么是法律”。庞德指出历史上“法律”曾有三种不同的意义，这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于是他力图用“社会控制”的观念加以统一。然后他还分析了“有效法律行动的局限性”，最后得出结论——社会上光有法律还不够，它还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在第三章中，庞德认为法律的任务就是实现正义，而正义是指“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满足人们的利益” ，这就引出了他的利益学说。最后在第四章“价值问题”之中，庞德提出了法律的价值尺度，强调价值问题虽是一个困难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并对当代三种法律价值论进行分析评判，提出了著名的“文明社会的法律假说”。 以上是对文本作一个简要的脉络梳理。从中可以看出，庞德的论述逻辑严密、层层推进，对于什么是法律、法律的价值、法律的任务这些在法理学中最基本又最有争议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让人不得不佩服这位法学大家的功力。以下将详细论述书中出现的思想与理论，并试图作一番评论。 二、法律的概念 “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一直是个富有争议的问题，西方各法学流派都力图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来解释法律的概念。因此，由于观察角度的不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让大家普遍接受的结论。当然，这又不仅是因为有着个人、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差异，还因为法律本身就是种极其复杂的文化现象。在庞德看来，这一问题之困难的根源在于存在着三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都使用了“法律”这一名称。即法律这一概念其实有三种意义，而人们却都试图以其中一个为根据来阐述所有这三者。这三种意义分别是： （一）法律秩序 法学家们所称的“法律秩序”是指通过有系统、有秩序地使用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来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制度。法律秩序是法律的最初表现形式，它随着政治上有组织社会的出现而产生。在原始时期，它通过氏族内部的各种习惯如血亲复仇来调整。在中世纪则通过宗教规范。当社会通过有系统有秩序的力量来实施法律时，就需要一套权威性的审判规程作为当事人、法官和律师的行动指南，于是就产生了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律。 至于“法律秩序的权威渊源是什么”，庞德提出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直接的实际渊源可以从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中去找；最终的实际渊源就是自由人民的同意或服从习惯；而最终的道德渊源在古典理论看来则是正义。但庞德最后认为，要想在强力说、同意说、正义说之间作出肯定的选择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所表达的都是处于无法缩小的对立和无法消除的矛盾状态之中的法律所具有的各种成分” 。 （二）权威性资料、根据或指示 法律是一批据以作出司法或行政决定的权威性资料、根据或指示。这种法律的意义是最普遍的一种解释，因此争议也较大，为此庞德又作出了进一步的详细论述。他将“权威性资料、根据或指示”又划分成具体的三类，分别是法令、技术和理想。即“按照权威性的传统理想由一种权威性的技术加以发展和适用的一批权威性法令” 。他指出，人们在讲这种意义上的法律时，往往将它简单地解释为“权威性律令”，而忽略了其他两种重要的成分。以“技术”来说，它也同样是权威的、重要的。正是由于技术的差异我们才能将世界上的法律划分成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而那些“公认的、权威的法律理想”归根到底反映了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社会秩序的理想图画、反映了法律秩序和社会控制目的的法律传统，以及解释和适用律令的背景。 庞德还以侵权行为法中的一个问题为例，说明不同的社会理想或图画之间的区别决定了各种不同论证的出发点。 在区别了上述三种成分之后，庞德又指出法律概念的复杂性还在于法令本身身上。法令是“由各种规则、原则、说明概念的法令和规定标准的法令组成的” ，即规则、原则、概念、标准四部分。（1）规则是法令的最初形式，它是对一个确定的具体事实状态赋予一种确定的具体后果的法令。例如《汉穆拉比法典》规定：“如果一个自由民殴打另一个自由民，应纳十个银币。”（2）原则是一种用来进行法律论证的权威性出发点。它没有任何预先假定的确定的具体事实状态，也没有赋予确定的具体的法律后果。例如某人伤害了另一个人，除非他能证明这样做是正当的，否则他就必须对其所造成的损害负责。（3）概念是指可以容纳各种情况的权威性范畴，因而当人们把这些情况放进这一范畴时，一系列规则、原则和标准就可以适用了。例如保释、信托、买卖等。（4）标准是指法律所规定的一种行为尺度，离开这一尺度，人们就要对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例如不使他人遭到损害的“适当注意”的标准、受托人的“善良行为”的标准。 （三）司法和行政过程 为维护法律秩序依照权威性的批示以决定各种案件和争端的过程也可以被看作是法律的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是由美国唯实学派所主张，他们将法律理解为司法程序和行政程序。严格来说，这些程序本身并不是法，之所以用法来称呼它，其目的是为了使那些在没有法学家所理解的法的情况下调整关系与安排行为的理论获得名声。 在这里，庞德不过是贯彻其社会学法学的主张，强调法律不仅存在于规范之中，也应在实际活动中表现出来，即摒弃“书本中的法律”、推崇“行动中的法律”。与其探讨法的本质这些抽象的概念，作为社会学法学派的庞德更愿意关注法在运作过程中的作用和实际效果。 综上所述，法律的概念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庞大的体系。而各个学派对法律概念的理解又各有不同，这就造成很大的混乱。分析法学派认为法律主要是指权威性律令中的立法因素；历史法学派则认为法是经验的条理化；哲理法学派强调法律中的理想成分；而现实主义法学派则只看到司法和行政过程的意义。因此，在区分了上述三种不同的意义之后，庞德最后认为，这三种意义只有用社会控制的观念才能加以统一。总的来说，法律就是“一种制度，它是依照一批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运用权威性律令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 。这就将法与社会控制理论联系起来，法在实质上成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相比，它的特点在于专门的程序、特定的依据、专业的形式。 三、文明与社会控制论 （一）文明 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的核心思想是承认法律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他的这一理论是19世纪末德国法学家柯勒（Josef Kohler）关于法律与文明的关系学说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的社会控制论的结合。 柯勒认为，文明的意义在于提高人对于外在自然界和内存本性的控制能力，法律的作用则在于维护、促进和传播文明。这也正是庞德的出发点。事实上，庞德是把文明看成整个社会科学的出发点。 在他看来，“文明是人类力量不断地更加完善的发展，是人类对外在的或物质自然界和对人类目前能加以控制的内在的或人类本性的最大限度的控制” 。由此可见，文明包括对外在自然界和内在本性两方面的控制，并且这两种控制是互相依赖的。这种意义上的控制，不仅是文明的标志，而且还是用以衡量文明发展程度的准绳。可以说，庞德的法律观就是建立在这种文明论上的。 （二）抽象的人性论 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控制主要依赖于自然科学，而法律则是控制人类本性的手段之一。关于人类本性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哲学问题，无论是“性本善”论还是“性本恶”论均没有给出一个完满的答案。庞德认为，人类受双重本性的支配。因此，一方面，人是社会动物，天生有合作的倾向；但另一方面，人又是个体的，有着各种各样的欲求。由此，产生出两种矛盾。第一，个人的欲求无限增长，但满足它们的资源和手段却是有限的，因此人们欲求的重叠和冲突就在所难免。第二，人类的双重本性之间的矛盾。在人的社会性和个体性之间，过于偏向任何一方都会阻碍文明的成长。而对于人类本性的控制实际上就是社会控制。因此，调整好上述两种矛盾，则是作为社会控制的法律的任务。用庞德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种支配力是直接通过社会控制来保持的，是通过人们对每个人所施加的压力来保持的” 。由此，引出有关社会控制的理论。 （三）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 “社会控制”一词是由罗斯在1896年提出的。他在《社会控制》一书中指出，人类经历从自然秩序走向社会秩序是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一旦社会复杂化，人类的情感不再维系自然秩序，因而需要一种机制来稳定人类社会且不受情感的影响，这样的机制就是社会控制。 庞德引用了这个概念，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解释上了这个名词。他认为实行社会控制的手段主要有三种：法律、道德和宗教。在开始有法律时，这三者是混淆在一起，很难区分的。当时的“法律”可以说包括了社会控制的所有手段。但从16世纪以来，法律已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因为从那时起，社会政治组织已经成为首要的了。它具有一种对强力的垄断，而当前社会正是依赖于这种强力才得以继续。社会控制首先是国家的职能，并通过法律来行使。所有其他社会控制的手段被认为只能行使从属于法律并在法律确定的范围内的纪律性权力。 因此，从历史上来看，法律由最初与道德、宗教不分的混沌状态中渐渐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和高度专门化的形式，正好表明了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复杂化。 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究竟为什么需要社会控制？法律在社会控制中又起什么作用呢？庞德举了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说明。假如有一个戏院要放映一部新的、大做广告的电影，想要进入戏院的人远远大于戏院能够承受的最大容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排队那么就不可能有很多人进得去，而且过程会很痛苦且可能会有人受伤。到最后那些侥幸进去的人，将在万分狼狈的状态下去“享受”这次演出。反过来，如果大家都排队购票，那就不仅会有尽可能多的人进去，而且能避免可能出现的不幸后果。从这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出，社会控制就是为最大多数人做最多的事情。说得更具体点，就是使人们的要求在最小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地球只有一个，而我们大家都需要地球。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满足所有各种不同要求，因而就会导致人们相互之间的冲突。换句话说，人们的各自不同的要求是无限的，但社会满足这些要求的机会和资源是有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利益的冲突，因此就需要一种手段来调整。庞德的社会控制论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 在这里，庞德紧接着提出了他的正义观。在他看来，正义并不是指个人的德行，也不是指人们之间的理想关系。它意味着一种体制，一种关系的调整和行为的安排，它能使生活物资和满足人类对享有某些东西和做某些事情的各种要求的手段，能在最小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给以满足。 这种正义观充斥着实用主义色彩，并且包含着一种功能主义。既然承认了社会控制就是要调整互相冲突的利益，我们就需要对“利益”作一番分析，因为它正是社会控制的出发点。 四、利益学说 （一）法与利益 所谓“利益”就是个人对享有某些东西或做某些事情的要求、愿望或需要，也可能是不强迫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的要求、愿望或需要。庞德认为利益是人们个别地或通过集团、联合或关系，企求满足的一种要求或愿望。在庞德看来，从来没有一个社会能有多余的方法来满足这些诉求。由于社会不可能满足所有的需求，因此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其任务就是在利益发生冲突时进行调整。法律是利益要求的结果而不是起因。法律或法律秩序的目的和作用，并不是创造利益，而只是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具体来说，法律是通过以下方法来达到法律秩序的目的：（1）承认某些利益；（2）通过司法和行政过程确定应予承认的利益；（3）保障在确定限度内被承认的利益。庞德认为，法律的目的就是确保社会中利益的最大实现。法律应该通过减小牺牲、浪费和无意义的消耗来达到这个目的。这可以通过法院的利益平衡来实现。例如，法院会以“公共安全”或“公共健康”来对抗个人要求免受政府干涉的利益，这些干涉比如对驾驶飞机、汽车、滑翔翼或跳伞的许可等。因此，庞德称他的社会模型为一种“社会工程”。在确定法与利益的关系之后，既然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由于并非所有的利益都由法律调整，为避免个体间对某些利益的反社会冲突，有必要划定受法律调整的利益范围并加以分类。 （二）利益的分类 庞德根据耶林（Rudolf von Jhering）的学说，将利益分作三类，分别是：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 1、个人利益 个人利益是直接包含在个人生活中并以这种生活的名义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它包括人格利益、家庭关系利益和物质利益。 2、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一些包含在一个政治组织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一组织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它包括国家作为法人的利益和作为社会利益捍卫者的利益。 3、社会利益 社会利益是包含在文明社会的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种生活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它包括一般安全利益、社会组织安全的利益、一般道德利益、保护社会资源的利益、一般进步的利益、个人生活方面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三种利益的分类是相对的，有些利益可能同时归属于不同的范畴。可以说，庞德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利益体系。他关于社会利益的学说直接促进了“法律社会化”的产生。因此，在进入20世纪后，各个国家的法律都开始注意不仅要保护个人利益，而且更应强调社会利益的保护。庞德拒绝就评价上述利益的严格标准的问题进行表态，他认为在一个时期可能应该优先考虑一些利益，而在另一时期则应该优先考虑其他一些利益。 他认为法学家所必须做的就是尽其可能保护所有的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这些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 （三）法律的价值尺度 既然已经对利益作出了分类，那么在这些利益发生冲突时究竟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决定它们的分量呢？这就涉及到法律的价值尺度问题。从历史上来看，不同时代的法学家曾提出过不同的价值尺度，有神学的、理性的、自由的、经济学的等等。在现代，有人提出法律的价值尺度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物质需要；有人认为要求任何一种价值尺度都不可能，或者即使建立起，司法行政官员也不会遵守。庞德从法令的制定、发展和适用着眼，提出了三种确定价值尺度的方法： 1、经验法 即从经验中去寻找某种能在丝毫无损于整个利益方案的条件下使各种冲突的和重叠的利益得到调整，并同时给予这种经验以合理发展的方法。这样，尺度就成为一个能在最小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实际东西。例如，既要维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又要保护不受他人诽谤，所以产生了诽谤法。这实际上就是两种利益之间的妥协。这种妥协很大程度上是个经验问题，要有大量的司法判决作基础。 2、理性法 即依照一定时间和地点的文明的法律假说来进行评价。它的根据是法学家所提出的法律前提。在这里，庞德提出了他著名的有关私法的法律假说，即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必须能假定： （1）其他人不会故意侵犯他。 （2）他可以控制所发现和占有的东西、自己的劳动成果和在经济制度下所获得的东西。 （3）与他进行社会交往的人会善意地行为。 （4）一个人采取行动时会注意不使他人受到危险。 （5）持有可能会对他人造成损害之物的人将对该物严加注意。 （6）承认有工作的人对工作的要求。 （7）企业负担人们活动时的消耗。 （8）社会负担个人的不幸。 实际上这些都是由人类社会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文明社会的一般生活条件，是经验考验过的理性。当然它们的意义是相对的，随着时代的变化，人类的经验也将发生变化，作为评价尺度的法律假说也将发生变化，正如上述后三点假设是庞德在20世纪40年代所补充一样。 3、权威法 权威法是指依照公认的、传统的权威性观念或称社会秩序的理想图画来作为价值尺度。庞德指出，社会秩序的理想图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17到19世纪的理想图画是以个人自由竞争为基础的，但到20世纪，它已经不再合适了，应代之以一幅新的理想图画。这是因为进入20世纪之后，社会开始取代个人，合作开始取代竞争。因此，新的理想图画中应该既有社会合作，又有个人自由竞争。要实现文明的进步，对这两种因素都不可偏废。 五、结语 进入20世纪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危机出现。这时候国家需要的是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因此，在理论上急需一种学说来作为支撑。庞德的观点正是适应了这种需求。他从实用主义哲学出发，强调法律的社会目的、效果和作用，认为法律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其任务在于调整相互冲突的利益，使人们的需求得到最大的满足。正是在“罗斯福新政”的大背景下，“法律社会化”应运而生。由此法律被视作一种社会现象，我们需要考虑法律的社会效果。因此，庞德和著名的法学家霍姆斯、卡多佐（Benjamin.N.Cardozo）一起发动了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运动。庞德甚少关心法律形式发展的原因，他感兴趣的是法律的结果，即法律的适用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他主张我们应该避免机械化的法律适用，应该对在所有案件中简单地适用法律条文保持清醒。那种认为判决的作出是根据法律条文以及机械地遵循先例的想法是与庞德“行动中的法”格格不入的。法律规则应该是对法官的一般指导，法官应该在个案中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以便实现真正的正义。 另一方面，庞德指出现代国家的法律不仅要注重个人利益的保护，更要注重社会利益的保护。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在财产法中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作出的限制之增长就知道了。这些如今看来想当然的观点却是庞德在20世纪之初所提出。也难怪从那时起，社会学法学几乎成为美国白宫的官方学说，构成美国权威的法律哲学。 总之，庞德的法学思想代表了迄今为止最为典型的社会学法学。他建立起社会学法学的一套完整的体系，从他的学说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现代西方社会学法学的基本观点和框架。他的那种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前提下进行综合分析的研究方法也值得我们认真看待。 吴景云 2013年春于中大至善园
❸ 为什么说法律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控制方式
原因
法律是规范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
规范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❹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的内容简介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共分为四章，从第一章的“文明和社会控制”入手，论述了文明、社会控制和法律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随着文明的发展，法律已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第2章强调了“什么是法律”，认为历史上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都曾使用法律的名称，给人们讨论“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告成了很多混乱，于是力图用“社会控制”的观念加以统一，并分析了有效法律行动的局限性，得出“如果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它就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的结论。第3章“法律的任务”，论证法律的目的是正义，它能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满足人们的利益，并把利益区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三类。第4章“价值问题”，提出了法律价值的理论，强调价值问题虽是一个困难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并对当代的三种法律价值论进行分析评判，提出“真正合理的价值评价方法。”
❺ 法律能控制社会吗
能相对的约束社会，但不能完全的控制社会。毕业中国的法律不健全。例：3-7年有期徒刑。有钱的有权的打点下可以判3年，里面呆半年考核时填写表现良好，在花俩钱就能更早出来。没钱的没权的就要受到社会关注，说白了就是炒作，需要有很强大头脑的人。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那就只能里面呆着了.
❻ 法律在发挥其管理社会和社会控制的功能时，其特征表现为什么性
法律的强制性、约束性，另外法律遵守的是绝大多数的人生活活动准则，具有普遍性。
❼ 如何在社会控制上使法律秩序和伦，理秩序相契合
法律和道德内涵十分丰富，覆盖范围异常广泛，因此，讨论这个命题，必须把它们界定在一定的语境中。本文从社会控制功能的角度，探讨二者秩序价值的认知和评价。
一
在以往的历史中，由于人们对法律和道德社会控制功能的不同认识，曾有过三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践。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社会控制中，法的功能和作用是主要的，道德从属于法。战国时，商鞅提出“不贵义而贵法”，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辩论了法和道德的关系。他认为，法比道德重要，“德生于刑”，“刑者，义之本也。”[1]尼采虽没有直接论述法律和道德的控制功能关系，但他强调“权力意志”。在他看来，弱肉强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弱肉强食面前，道德是无能为力的，至多不过是弱者反对强者的借口而已。[2]社会控制论创立者，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在近代世界法律、道德、宗教三种主要社会控制方式中，法律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在当前社会，我们主要靠国家强力，所有其它控制手段只能从属于法律并在法律确定的范围内行使纪律性权力。[3]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控制中，道德的功能是主要的，道德是控制社会的第一道防线，法律是对道德的补充，即孔子之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只是因为道德的理想秩序受到了多种因素的抑制，在道德不能维护公共秩序的场合，才必须诉诸于法。在一般事物的性质中，法处于一种令人感到遗憾却合理的地位，是一种必要而又须加以限制的东西。中国历史上“德主刑辅”的正统法思想和历代社会实践均可为之典型。伦理思想史中的“道德决定论”者也对此持同一态度。
第三点观点认为，法律和道德的社会控制功能应从动态上把握。在多事之秋，法律占上峰，而安定之时，道德居主导。如三国时著名军事家曹操便提出了具有辩证法思想的德刑观“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5]根据不同形势，道德和法相以为用。
上述第一、第二种观点各从理想和现实的一端出发，在理论上很难自圆其说，实践中也遭到了历史的否定。第三种观点辩证地、动态地认识二者关系，无疑是正确的，但却缺乏微观和静态把握。我认为，须从应然的、静态的角度，通过常态社会中二者秩序价值的微观认知来评价法律和道德在社会控制中的关系。
二
在认识活动中，某一时刻，一个观察者只有在一定的参照系中，从特定的研究视角，才能揭示出事物的潜在属性。社会控制即是通过一定手段，运用一定方式使社会处于有序状态中。法律和道德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只有从二者秩序价值比较中，才能真正把握它们的社会控制功能属性。对法律和道德秩序价值的比较分析，就是要从法律和道德与人们秩序需要满足的对应关系中，揭示出二者各自对人们的积极意义（正价值）和消极意义（负价值），并通过二者正负价值的比较，从而评价它们在社会控制中的关系。
秩序是社会控制的目的指向。法律和道德都内蕴着秩序价值，是导向秩序的手段。在以秩序为价值准则进行评价时，二者从各自质的规定性中都体现了以人为主体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
自文明社会以来，社会即摆脱了单一利益取向而向多元利益格局变化。随着社会发展，利益冲突日益增多。冲突和秩序是一对矛盾，法律的价值在于在冲突中建立秩序。由于它以国家强力为后盾，对最难控制的矛盾也能通过以暴抗暴的方式，把社会控制于统治阶级要求的秩序中，这是法律的秩序价值之一。其二，法律具有明确的规则性和指引性，它以设定权利、义务的方式，为人们提供明确的行为准则，通过法律客观的、权威的评价，使人们按其指向行为，减少越轨，实现秩序。其三，同道德相较，法律更具可操作性
❽ 法与道德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哪一个影响更大
法与道德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不能绝对的说法的影响大还是道德的影响大。因为法治和德治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道德建设，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必然要求。但必须说明的是：在现代社会，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补充。
法和道德的相同点：
一、法律与社会主流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法律与社会主流道德都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集团意志的体现，都是同一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二者为相同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共同为其服务。因此，二者的内容是一致的，相互渗透，互为表里。
二、法律和社会主流道德的历史使命相同。法律和社会主流道德都是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它们都通过调整和规范人们行为为什会秩序提供保障，服务于一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三、法律和社会主流道德都是社会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法律和道德是统一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因此二者的总体精神和内容大体相同。在特定社会中，国家法律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具有一定的道德基础。
法律和道德的区别
法律和道德虽然具有一致性，但两者始终是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其区别可以从法律和道德的区别中看出，即二者产生的条件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实施方式不同，调整范围不同。然而，反过来人们可以说在制裁方面，法律比道德更有强制性。违反一项道德规范可以招致指责，这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指责，或者哪怕是嘲笑，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如造成精神失常，毁了前程，甚至引起自杀。但是，它毕竟不如公众权力的行为，如刑事判决那样在有关人员的身上打上烙印。”德治要求人们多尽义务、多奉献；法治则要求人权保障，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要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德治要求发扬传统美德和老一辈革命传统，而法治要求遵循现行法律和法治与国际接轨。德治从治心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执行的标准有点空洞，不便于操作；而法治从治行为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执行的标准就是法律，明确具体，便于操作。
在现代社会，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补充。强调以德治国和以德育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沦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深化发展。是个人健康成长和国家繁荣稳定的客观需要。但法律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外部活动，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是他律；道德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内心活动，一般体现为社会舆论的谴责，是自律。法律是外部强制性的管束，道德是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和社会舆论的外力作用于内心活动。内外结合，方可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总之：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法律并不是万能的,高度的法律化一定离不开道德的支撑。法律与道德虽然有密切的联系，但二者毕竟属于不同的上层建筑，不能将法律与道德相等同，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将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利益和社会事业服务。
❾ 如何建立我国社会政策与法规的监督机制
我国政策法规监控机制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建设与运行之后，已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对社会政策与法规的整个过程进行了有力的监督与控制。但是，目前我国的政策法规监控机制正处在发展与完善之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之处。为了解决我国政策法规监控机制的功能弱化现象，可采取如下的对策措施：
(1)建立健全法律体系，用法律规范社会政策与法规的制定、实施、评估及终结等各个环节。一方面要加强立法工作，使社会政策与法规的运行有法可依；另一方面要加大执法力度，使社会政策与法规依法运行。同时还要对社会政策与法规的评估确立明确的标准，从而使得政策法规的监控具有权威性。
(2)制定可行的制度程序与具体的实施细则。这是使法定的权力进入可操作层面的关键性步骤。主要任务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政策法规监控的主体、地位、性质、作用、职权、基本原则、监控对象、监控范围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监控主体的权力不再仅仅是象征性的。
(3)提高监控者的素质。这包括对具体进行政策法规监控的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出一定的要求。对他们进行培训，或者组成由有关专家组成的、针对某个特定问题的、临时性的委员会等。
(4)完善政策法规监控的辅助手段。这包括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建立法定的信息中心、扩充工作人员等。
(5)增加舆论的透明度。我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广大人民群众有权监督社会政策与法规的制定、实施及评价其效果。而社会舆论正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的体现。因此，社会舆论可以及时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政策与法规的态度，这对政策法规监控有重要作用。这样既可以增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又可以增强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广泛性，使国家对政策法规的监控真正收到实效。
❿ 一）孟德斯鸠：社会与法的精神
（一）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关系
最早提出“和谐”一词的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认为“整个天是一个和谐”；而“和谐社会” 这一用语则是由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首次提出的，他主张在未来的和谐社会中，通过由富人捐资组织的“试验性”股份公司制协作社，把对抗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和谐社会。
而最早给法治界定内容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把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假设为达到‘善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手段”，并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当我们将法治不仅作为一种信仰、意识、观念，而且成为一种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时，法治的“软件系统”——信任和尊崇就建立起来了，这也是法治精神的内涵。
可见，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所希望的理想社会，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和谐社会”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实现的社会，不是法律虚无主义横行的社会，不是人格尊严和基本自由的个体消失的社会，它与法治精神有密切的关系：法治精神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内在要求、努力方向和目标，是和谐社会特征的有力保障，并服务于和谐社会的主要方面。“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构建法治社会”——这种一体化的联系根源于他们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二）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价值追求
1、公正
社会和谐的根本、法治精神的精髓都在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即公正。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最基本的原则。柏拉图在《共和国》一书中指出，正义存在于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间的和谐关系之中。毕达哥拉斯也认为，不公正，就破坏了秩序，破坏了和谐，这就是最大的恶。尽管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但历代法学家仍保持着探索的狂热；尽管法学家对正义有不同的表述和标准，但他们总是将正义观念与作为规范大厦组成部分的规则、原则和标准的公正性与合理性联系起来。就笔者而言，本人赞同约翰·罗尔斯的正义标准：（1）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享有的类似自由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2）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将被安排得使人们能够合理地期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使它们所依系的地位与职务向所有的人都开放。所以，公正是和谐社会、法治精神追求的价值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弘扬法治精神过程中进行制度安排和创新的重要依据，是任何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
2、秩序
秩序与和谐有着紧密的关联——秩序往往意味着起码的和谐，而法律构建的初始动因起源于人们对秩序（安全）的强烈欲求。佛洛伊德指出，人类神经系统在节省能量与减少精神紧张方面的需求，解释了人对于有序生活方式的先见取向。马斯洛也指出，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年者一般都倾向于安全、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的和组织的世界，这种世界是他所能依赖的，而且在他所倾向的这种世界里，出乎意料的、难以控制的、混乱的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都不会发生。西方中世纪神学主义奥古斯丁承认：“无论天国还是地上之国，也无论社会还是个人，一个共同的目标是追求和平与秩序，以便获得社会和个人的心灵安宁，法律正是维护和平与秩序的必要工具”。因此，秩序是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是法律产生的直接价值追求，就如同英国宪法学家韦德所认为的“法治理论的出发点就是秩序优于无政府主义”。
3、自由
无论从社会的变革历史，还是从科技发展的进程，无不能看到人类追求解放和自由的需要。我们要建立的和谐社会必然包含着自由的价值目标，否则社会不可能有序，也就不会有和谐局面的产生，因为“要求自由的欲望乃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欲望”。同时，整个法律和正义的哲学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约翰·洛克宣称，“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所以，一个追求和谐与法治的社会必然要充分彰显公民的自由权利，限制政府的强权干预，保证人的能力不为压制性的桎梏束缚，从而建立一种有益于尽量多的人的高度文明。
4、效率
和谐社会和法治精神对效率的需求根本上出于经济的考虑。按照社会学的思维路径，人们对某种价值追求的偏向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在“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效率决定社会内部的稳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长久和平共处，有限政府应当鼓励市场主体通过提高效率减少外部不经济效应，获得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利用。法治从来都存在着对效率的向往：法治将社会主体之间重复博弈的行为固定，给人以稳定的预期，理性的经济人基于这种预期进行选择，就当然地节约社会成本、提高效率；法治要求及时的正义，尤其体现在司法上要及时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尽快确定财产归属并尽快使其进入流通领域。
总之，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基本价值内涵相同：直接宣扬公平正义，确立核心价值定位；要求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确立对秩序的基本价值追求；强调民主法治，满足与生俱来的对自由的向往；要求充满活力，更大程度上则是对效率的追求，以保证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三）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价值平衡需求
社会科学从来都没有停止思考“善社会”的问题，所以，绝大部分社会学家和法理学者关注社会控制所应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应然的社会和实然的社会辩论从来未停止过。正义、公平、自由、效率、秩序（安全）、公共利益甚至服从自然或上帝的意志——所有这些和其他一些价值被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宣称为社会的最高价值。
实际上，在我们一直追求“善社会”的过程就是肯定公正所具有的基础性价值。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时代都面临着有一些社会控制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则需要最有才智的人运用智慧加以解决；思想家们试图激励他们同时代的人去关注他们各自时代所存在的某些尖锐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社会制度不平等极为凸显并引发威胁社会基础的强烈不满的时代，有洞见的思想家所提出的价值目标会着重强调较多的平等；在遭到混乱和无政府主义危及的社会制度，必会期望秩序（安全）；在一个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时代，人们则可能倾向于在政治控制所确定的限制范围内或在无视这种限制的情形下强调社会价值中反专制主义因素——自由。
因此，在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基本价值平衡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公平正义作为贯穿始终的价值目标；而对于秩序、自由、效率的价值平衡问题无法给予一个“一刀切”的等次排列，如前所述，必须针对具体时代、具体职能部门及具体事件来确定他们的次序。那么，司法部门作为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法治精神的关键体现，公正处于当然的核心地位，依法有效保障公民自由的第二位价值追求当然对效率提出了要求。而当我们的司法体制能够依法公正高效地保障公民自由时，秩序就水到渠成了。
二、我国司法体制的弊端
我国司法体制是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设置的，其司法体系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系统构成。在此所探讨涉及的司法及司法体制，主要指我国专司审判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和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体制。
1、司法权设置的地方化
我国宪法规定，地方人民法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这样一种宪政安排，决定了地方司法系统隶属于地方的客观属性。虽然我国宪法又同时规定司法权的国家专有性和专属性，但地方司法系统的人、财、物大权、生存和发展都掌握在地方手中，法院对行政机关实际上存在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利益张力的存在使审判权非常可能成为地方政府博弈的对象，设在地方的国家审判机关成为地方的审判机关。在每个地方都有其特殊利益的情况下，占主导性的行政机关必然要求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力机构为维护地方利益而竭尽全力，这就为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活动的功利化提供温床。
司法权作为一种运用法律这一机制来配置资源的专属权力，其地方化设置会阻碍资源在全社会的自由流通、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利用，不利于统一有序市场的形成；会干预平常主体交易的自由，甚至为政府侵害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提供司法保护；会影响法制的统一实施，破坏司法权存在的最高价值——公正。而司法主动的功利化是对司法中立的严重挑战，因为“假如司法者采取主动的行为，试图积极的发现和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或潜在的纠纷，必将自己卷入当事人之间利益冲突之中，难以保持公正的面目”。
2、法院管理的行政化
法律文化作为全世界共有的文明成果，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从国际通行的做法来看，为确保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不同法系的国家在架构以审判权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时，共同遵循将司法权的行使与司法行政事物相分离的原则，从体制上保证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处于一种超脱、公允和中立的地位，有效避免行政权或其他权力对司法权的干扰。但我国的法院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化管理模式。
第一、从法院与其他行政机关关系上看，法院的人、财、物是由行政机关按照行政模式进行管理的。法院的管理人员和法官是依照统一的《公务员法》进行录用、确定工资福利待遇和职级；法院的资金由地方行政机关拨付；法院的物资装备必须由地方政府支持。这种与行政人员采取相同的管理模式无异于鼓励司法者采取主动的行为——或介入纠纷之中，或与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以追求“政绩”、获得晋升，确保“饭碗”甚至得到更丰厚的利益回报——不中立的法院和法官如何公正？
第二、从法院内部管理体制上看，法官职务的行政化、非程序的内部请示和批复制度、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决议职能、案件指标管理制度都严重违背审判权的“亲历性”规律。这种缺乏亲历性的审判必然会提高错判率，造成案件不断地请示、发回重审，严重影响“高效司法”的实现，浪费本就紧张的司法资源，限制财产流转速度。而对于涉及到人身自由、生命权利的刑事案件，错判对司法公正的打击无疑是摧毁性的。即使他们最终被昭雪，但“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
内外一致的行政化管理使法院不能独立行使司法权，使法官不能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对案件形成内心确信断案，这就增加了干预司法的机会，而这种干预必然导致各种利益的较量——增加社会成本，降低办案效率，阻碍公正的实现。
3、法官职业的大众化
我国法官队伍的成分非常复杂，不仅有专家学者型的精英法官，还有姚晓红式的“三盲法官”。若干年前的法官选拔制度，无论什么人，只要有一定关系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调进法院，并名正言顺地当法官。这种先天不足并没有通过后天的培训机制得到很大改观，司法权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又将法官的精力和注意力引向功利化的东西上。无法想象，一个根本不懂法律这架精密仪器的人，怎么会知道法治精神是何物，怎么会生产出大众迫切需求的公正、秩序、自由和效率？
这些司法体制弊端的存在与和谐社会要求的内容格格不入，与法治精神及和谐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南辕北辙。因此，重构我国司法体制势在必行。
三、重构我国司法体制
面对背离法治精神的不和谐现象和行为，重构我国司法体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选择；同时，我们在构建司法体制的过程中，必须贯彻法治精神，符合其与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本文仅就司法体制中主要的具体制度构建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司法独立，改变法院行政化管理模式。
司法独立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法院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二是法官独立审判，不受其他法官的干涉。法官独立居于核心和根本地位，对审判独立或司法独立起着决定性和支撑性的作用。
1、通过立法确立两级产生体制，即全国人大产生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及其法官，经费由中央财政保障；省级人大产生中级和基层法院及其法官，经费由省级财政保障，同时规定中级以下法院经费保障标准，必要时中央可采取转移支付的财政政策，避免各省法院和法官经费和待遇不均。
2、将其他机关、组织监督司法的程序明确化、法定化。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司法必须坚持的，但党的领导有一个科学领导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法官坚持体现党的意志、人民利益的法律，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的过程。其次，虽然司法体制改革后，省级以下的人大将不产生法院和法官，但地方人大仍有监督的权力。该监督权不是个案监督，而是人大在行使监督权时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请求产生该法官的人大通过诉讼程序行使弹劾权。
3、取消案件的审批签发制度，确立主审法官或合议庭负责制。院长不需要为自己不办理的案件负责。当责任具体明晰到个人时，迫使审理案件的法官不得不尽全力甚至利用他人的智慧谨慎细致地处理案件。
4、将审判委员会的决议职能转变为法律咨询职能。不仅可以避免审判委员会间接判案，避免权责不明、无法找到真正责任人，而且可以调动法官自觉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
5、取消请示和批复制度，确保二审终审和上诉制度的存在意义。司法裁判依据的是法律的规定以及法官的知识、经验和良知，没有理由认为同样是法官，下级法院的法官就不如上级法院的法官。
6、单立《法官保障法》，对法官的人身、工资福利待遇、权利救济等方面作明确的规定。司法无权威的极端表现是法官被殴打、法庭被冲击，此类现象务必杜绝。
（二）法官职业精英化
构建精英化的法官职业是一个庞大繁杂的体系，除了制度设计避免精英法官庸俗化、功利化外，更重要的是司法主体的法律意识、现代社会的执法与司法意识、操守和品质等全面素质的提升，这又涉及到充分的物质、精神和人才准备。
1、建立完备的法律教育体系和丰富的法律教学内容。“教授法律知识的院校，除了对学生进行实体法规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础训练以外，还必须教导他们像法律工作者一样去思考问题和掌握法律论证与推理的复杂艺术。”我们的法律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法治精神，将法律作为自己坚定的信仰，并坚持担任法治有益的传播者。同时健全法官职业培训体系，完善法官继续教育制度。例如，每名法官必须每年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并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培训的内容不应仅限于成文的法律制度、法学理论，还应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论理学甚至现代的一些尖端技术的介绍。因为“法学并不是社会科学中一个自足的独立领域”
2、提高法官的待遇。在法官独立审判后，对承受压力的能力、法官素质、教育和再教育的要求必然会提升一定高度，这样，从事法官职业意味着首先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和支出更多的费用，依据成本和产出的关系，提高法官待遇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吸引更多法律精英从事法官职业的必要物质保障。至于法官待遇的水平可以根据国家发展状况，高于一般公务员的5—6倍。
3、精简分流现有的法官，严格法官职业准入，规范法官选任程序，统一法官选任标准。针对法官队伍大众化的现实，按照“学历+经验”的标准，将一部分不符合任职标准的法官分流出去，按照合理的规模配置法官。然后通过考核，安排从事法官助理工作、司法辅助人员或司法行政人员。在法官职业准入方面，要进一步提高门槛——在法律精英竞相进入法官职业时——是必然的。
4、确定准入和退出法官职业的年龄标准要科学。就像其他的法律不能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我们确定法官准入和退出的年龄标准也只能根据一般情况。这个标准同时应考虑到法官职业对经验——“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的特殊要求。因此法官职业的准入年龄应为28-30岁，退出年龄一般应在70岁。
综上，笔者就重构司法体制的具体制度提出以上看法，仅仅是司法体制大厦中某个房间甚至窗户的建构，而要将我国的司法体制重构成一座弘扬法治精神、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正、秩序、自由、效率的理想城堡，不仅需要法律人不懈的努力，还需要具有改革的勇气和决心，克服制度的溯及力量与惰性力量，为那些可能成为变革的无辜牺牲者带来最低程度的损害。
作者：admin
出处：中国法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