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婚姻法

Ⅰ 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到底是多少

男22，女2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六条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

Ⅱ 婚姻家庭法法学里，亲权具有的特征有哪些

父母基于其身份所有的权利义务
（一）亲权是父母基于其身份所有的权利义务，因此，亲权人，即行使亲权的权利义务主体，应为父母。至于是以父母一方或双方为亲权人，则因父母子女关系类型的不同、是否存在妨害亲权行使的事实或法律上的障碍而有不同。1对于婚生子女，如果父母双方健在且有正当夫妻关系，则父母均为亲权人，得共同行使亲权，应以其共同的意思决定亲权的行使，如果意见分歧，则应相互协商，合理解决。父母虽处于婚姻关系存续之中，但一方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行使亲权的，如一方死亡或受死亡宣告、一方行为能力受限制、一方长期外出、下落不明、重病、受刑或亲权被停止，应以他方为单独亲权人。父母离婚时，则应以子女的最大利益为依据来确定以父母一方或双方为亲权人。2对于非婚生子女，如未经生父认领，原则上以母为亲权人；如经生父认领，究竟以谁为亲权人，各国规定不一，德国民法第1736条规定以父为单独亲权人，日本民法第818条规定原则上以母为亲权人，但可以协议或裁判确定父为亲权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65条规定生父生母均为亲权人；如经准正取得婚生子女资格，则父母均为亲权人。3对于养子女，应以养父母而不是以亲生父母为亲权人，其规则与上述婚生子女的情况相同。4在我国，由于承认已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为拟制血亲关系，对继子女而言，生亲与继亲均为亲权人，但是生亲另一方与子女的法律关系依婚姻法第29条之规定并未消灭，所以也是亲权人。此外，继亲将配偶他方的子女收为养子女时，生亲与养亲均为亲权人。生亲另一方与子女法律关系消灭，不为亲权人。
亲权的对象为未成年人
（二）亲权的对象为未成年人。在以往的法制上，不仅未成年人应服从亲权，成年人也应服从亲权。如日本旧民法第877条规定，子女成年兼自立始不服从亲权。故子女虽已成年，若仍在其父母之家而待其抚养，尚不能脱离亲权，仍为亲权之对象。但是，在现代社会，亲权被认为是专为未成年子女利益而设，故已成年之子女，不论其有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也不管其是否独立谋生、能否自立，不属于亲权的对象和范围。事实上，前述日本旧民法第818条已被修正，日本现行民法第818条第一款规定：“未到成年的子女，服从父母的亲权”。已将成年人排除在亲权的对象之外。由于各国对成年年龄的规定不同，并且对法定婚龄的规定也有区别，特别是有些法定婚龄低于成年年龄的国家，将未达成年年龄但已结婚视为成年，造成各国亲权的范围存在差异。如日本民法第731条规定：“男不满十八岁，女不满十六岁，不得结婚”。即法定婚龄男为十八岁，女为十六岁。而在日本成年年龄为二十岁，依日本民法第753条规定，未成年人结婚后，视为因此而达成年。也就是说，虽未达成年年龄但已结婚的，视为成年。因此，已结婚的未成年人不再服从亲权，亲权之对象限于未结婚之成年人。在我国台湾地区，由于法律对法定婚龄、成年年龄的规定与日本完全相同，亲权之对象亦限于未结婚之未成年人。但是却存在例外。对于已结婚之未成年人，父母对其两愿离婚、夫妻财产契约之订立、变更和废止仍有同意权。未成年子女虽已结婚仍应服从父母之惩戒权。

身上照护权
身上照护，即台湾地区民法上所称之“保护教养”，在我国婚姻法上，往以“抚养教育”，“管教保护”等表述。因前者更具有慨括性，不妨使用保护教养的字样。保护指预防及排除危害，以谋子女心身之安全。如预防或治疗疾病，禁止阅读黄色书刊。教养指教导养育子女，以谋子女心身成长之健全。如鼓励从事有益运动，资助学习进修。保护教养权为身上照护权之慨括权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权利。
（一）居住所指定权。为了实现保护教养未成年子女的目的，各国民法均赋予亲权人指定子女居住所之权利。子女应在亲权人指定的居所或居所居住。未经父母允许，不得在他处居住。
（二）子女交还请求权。亲权人可请求不法掠夺或抑留其子女之人交还子女。各国民法多未设此权利，但学说及判例均承认其存在。为了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安全，使父母尽到保护教养之责，在立法上确实有必要明确承认该项权利。惟该项权利不得滥用，父母非为管教保护子女专为加害对方或为不法目的而请求返还，构成权利滥用。
（三）惩戒权。亲权人在必要范围内，可惩戒其子女。告诫、体罚、禁闭、减食等手段以达成保护教养目的为限均可采用。至于必要的程度，应依子女家庭环境、子女性别、年龄、健康、性格以及过失之轻重等因素加以确定。父母行使惩戒权超越必要范围，构成惩戒权滥用，可为剥夺亲权之事由。
（四）身份行为、身上事项之同意权及代理权。具体包括：第一，身份行为之代理权。身份行为具有专属性，与特定主体不可分离，原则上不得代理，但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亲权人可代未成年子女为身份行为。第二，身份行为之同意权。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之未成年人实施有关亲属身份变更方面的行为，应征得亲权人同意……如申请认领宣告、同意他人收养子女、协议终止收养等。第三，身上事项之决定权与同意权。如决定生病子女休学、同意动手术等。
财产照护权
（一）财产行为代理权及同意权。具体包括：第一，财产行为代理权……无民事行为能力之未成年人，应由法定代理人代为或代受交意思表示。限制行为能力之未成年人，可由法定代理人代为财产行为。具有身份色彩的财产行为，亦可由法定代理人代理，如继承之抛弃、遗产之分割……第二，财产行为同意权。限制行为能力人自为财产法律行为，应征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二）子女财产管理权。财产管理，是保存或增加财产价值的行为。广义的财产管理包括财产管理权、使用收益权和处分权、子女具有独立的财产是亲权人行使上述权利的前提。
（1）子女的独立财产
在传统社会，为维系宗法家族制度，禁止子女私有财产。在现代，人格独立为民法之基本原则，各民事主体基于其独立人格得参与各种民事法律关系从而取得财产，未成年人得所有独立于其父母之财产，应无任何异议。从而各国民法均确认子女之独立财产，唯对子女得享有财产之范围存在分歧。台湾地区民法第1087条规定，未成年子女，因继承、赠与或其他无偿取得之财产，为其特有财产。台湾地区大多数学者依此规定认为子女所有财产的范围应限于以继承、赠与等方式无偿取得的财产。我国许多学者采纳此观点。对于未成年子女以劳力，营业或其他有偿行为取得的财产，是否应归属于该未成年人所有，有不同的观点，有主张应归奉父母，以维持全家之共同生活者；有主张除父母家用不敷，应以之充家庭生活外，应解释为子女所私有，然仍应受父母之监督者。还有观点认为应归未成年人子女私有。我们认为，无论是有偿取得还是无偿取得的财产，均应归未成年人私有。其理由如下：第一，经济独立为人格独立之基础，未成年子女参与社会经济生活，依其劳力或其他有偿方式取得之财产，倘若不能归其私有，实不足促进未成年人人格之独立及发展。第二，未成年人以劳力，营业或其他有偿方式取得之财产，通常基于雇用、买卖等设定法律行为，若此项财产归父母所有，则未成年人之债权人不能对其主张权利或强制执行，实有害于债权人之利益及交易安全。第三，未成年人因继承等方式无偿取得的财产即属其所有，则其依劳力、营业等有偿取得之财产，更有受法律保护之理由，如此，始能践行法律价值判断之一致性……
（2）财产管理权
未成年人对其取得的财产，特别是无偿取得的财产，欠缺管理能力，因此赋予亲权人以财产管理权，亲权人基于管理权得为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关于法律行为前已有述，对于事实行为，亲权人有权占有子女之财产，他人无正当理由占有子女财产时，构成对亲权人管理权的侵害。亲权人可作为子女之法定代理人行使基于所有权之请求权，亦可以管理权受侵害请求返还其物，如在亲权人占有财产期间为第三人侵夺的，亲权人可以占有权受侵害为由请求返还。亲权人为增加财产之价值，可为加工、变形等财产管理上之必要的处分行为。
父母管理子女财产，应尽到何种程度之注意，各种法律规定存在差异。瑞士、法国民法规定应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德国、日本、韩国民法规定应与处理自己事项为同一注意。台湾民法未设明文，但通说认为应尽与处理自己事项为同一之注意。我们认为，鉴于父母子女间亲密的身份关系，不必锱铢必较，父母尽与处理自己事项同一之注意即为己足。如父母未为此注意而致子女财产受有损害，应负赔偿责任。
但在下列情形，父母对子女财产不享有管理权：第一，给与财产的第三人指定不由父母或不由父或母管理时，父母双方或一方就该项财产无管理权。第二，父母同意子女处分财产，子女就该财产享有处分权。第三，父母同意子女独立营业，子女对营业所涉财产享有管理权和处分权。
（3）财产使用权
亲权人对子女财产享有使用权。所谓使用权是指亲权人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有依照物的习惯和用途不毁损其物或变更其性质而加以利用的权利。除使用权外，有的国家或地区还承认父母之收益权。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88条第二款前段规定，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财产，有使用、收益之权。依台湾地区学者之见解，使用子女财产所获收益第一应充财产管理费用，次充子女教育费用，次供家用，有剩余，应属于父母。依日本民法第828条之规定，子女达成年时，行使亲权人应从速进行管理计算。但是，子女养育及财产管理的费用，视为与子女财产的收益抵消，即收益之剩余应属于父母。然而近时立法多否认父母收益权，在德国已，修正原1649条收益权属于父的规定，不承认父母对子女财产之收益权，依现行民法第1649条之规定，子女财产之收益第一应充财产管理费，次充子女之给养，还有剩余，可作为自己及子女之未成年并未结婚之兄弟姐妹给养之用。瑞士民法第319条规定，父母应将子女财产的收益用于子女的抚养、教育及职业培训，并可在合理的限度内，用于家务费用。结余仍归入子女财产。而在日本，虽依其民法的规定收益之剩余应属父母，但现今学者主张，亲权人可以从子女财产的收益中支付养育费和管理费用，而不用与以后再详细清算，如果确有剩余，则应返还给子女。
（4）财产处分权
此处所称处分权为财产管理上必要处分行为以外之处分。处分是处置财产并决定其命运的行为，关系未成年人利益甚大，故各国亲权法往往对父母之处分权予以限制。在德国，其民法禁止父母代理子女为赠与，并且规定对于土地或土地上之权利等行为应经家庭法院批准。依日本民法第826条之规定，对于行使亲权的父母与其子女利益相反的行为，如果子女将财产卖与亲权人、对父母债务由子女充当保证人等行为，亲权人既无代理权也无同意权，应请求家庭裁判所为其指定特别代理人，由该特别代理人行使代理权或同意权。依我妻荣先生之见解，亲权人不遵守此规定，构成无权代理，对子女不生效力，惟子女可于成年后追认。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88条第二款但书规定，非为子女利益，不得处分之。因此，父母处分权之行使应以子女利益为条件。对于亲权人非为子女利益实施处分行为，在我国台湾地区，实务上基本上采无效说，例外的于特定类型之案例采有效说。理论上见解与此不同。大多数学者采有效说，以保护相对人之利益与交易安全。惟史尚宽先生认为，父母为不利子女之处分，除可构成表见代理外，应构成无权代理，子女成年后可予以追认。以上观点虽各有理由，但并非十分完美。在现代社会，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均为民法追求之目标，因此应力求兼顾。对未成年人之保护与交易安全之维护，不应顾此失彼。因此，我们认为，当亲权人非为子女利益而处分其财产时，可依其处分行为之有偿性与无偿性以决定其法律效力。当处分行为为无偿时，应归于无效，以实践保护未成年子女之目的；当处分行为为有偿时，应属有效，以践行保护交易安全之目的。

离异亲权

行使的原则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亲权原则上由父母双方共同行使，即父母以其共同的意思决定亲权的行使，并对外共同代理子女行为。但是，父母离婚后，子女不能同时与父母共同生活，因此对于亲权的行使要求离了婚的父母完全如同正当夫妻关系存在时实行共同亲权原则是不可能的。对于离婚后的父母如何行使亲权，在世界范围内存在三种不同的立法例。
第一种为单方行使原则，又称单独亲权主义，是指离婚时法院确定由父或母一方单独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亲权。日本民法、1979年修订之法国民法及德国民法采此立法例。如日本民法第819条第一及第二款规定，夫母协议离婚时，应以其协议确定一方为亲权人。于裁判离婚情形，法院确定父母一方为亲权人。再如德国民法第1671条第一项规定，如果共同享有父母照护权的父母不是暂时性分居生活，则父母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家庭法院申请将父母照顾权或父母照顾权的一部分委托该方单独行使。
第二种立法例为双方行使原则，又称共同亲权主义，即离婚后父母双方以与在婚姻中之共同生活期间相同的方式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亲权。1968年苏俄婚姻与家庭法典采此原则。如该法第54条规定，父母对自己的子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即使在离婚之后，父母也仍然对自己的子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并承担平等的义务。一切有关子女教育的问题，都由父母协商解决。如果不能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由监护和保护机关在父母参加的情况下加以解决。在美国，由于传统的单独监护在离婚后改变了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方式，尽管允许没有监护权的一方探视，其结果，至少在表面三十一方父母的地位高于另一方，并造成离婚时对子女监护权的争夺。到70年代中期，共同监护概念出现，成为解决这一概念的突破口。到1995年全美有十一个州的立法倾向于适用共同监护，采取推定共同监护有利于子女利益的立法模式，即推定共同监护有利于子女的最大利益，只要一方要求共同监护，且不存在不适合共同监护的情况，法院即判决共同监护。如佛罗里达州法律规定，法院应判决未成年子女的父母责任应由双方分担，除非法院发现父母分担责任对未成年人利益有害。
第三种立法例兼采单方行使原则与双方行使原则。即离婚时，在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前提下，法院决定由父母双方共行使亲权或一方单独行使亲权。由于此种立法例较为充实的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因此在本世纪80年代以后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所采纳，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亲权立法之通则。如1987年7月2日法国修改其民法，将上述第287条修改为“与父母离婚时，在符合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下，法官在听取父母意见后，决定由父母双方或一方单独行使亲权。”在德国，其民法第1671条关于父母一方单独行使亲权之规定于1982年11月3日被宪法法院宣告违宪从而失去效力，从此德国实务界及理论上均主张在符合未成年人利益的条件下，可由离婚之父母共同行使对子女的亲权。而在我国台湾地区，其民法第1051条规定：“两愿离婚后，关于子女之监护，由夫任之。但另有约定者，从其约定”。第1055条规定：“判决离婚者，关于子女之监护，适用1051条之规定。但法院得为其子女之利益，酌定监护人”。1996年9月25日公布的经修正后的亲属编删除了第1051条，而将第1055条修改为：“夫妻离婚时，对于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之行使或负担，依协议由一方或双方共同任之。未为协议或协议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之请求或依职权酌定之。前项协议不利于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之请求或依职权改订之。”可见，我国台湾地区立法，已经摒弃了关于离婚后由夫对子女进行监护的单方行使原则，而代之以兼采单方行使原则与双方行使原则。再如我国澳门地区民法第1761条规定，在离婚、事实分居或撤销婚姻之情况下，亲权由或交托子女之父亲或母亲行使。然而，父母得按照上条第一款之规定就共同行使亲权达成协议，对于涉及子女生活之各项问题，以如同在婚姻中之共同生活期间处理该等问题之方式做出处理。美国有些州的法律将共同监护作为与单独监护并列的选择方法，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共同监护还是单独监护更符合子女的最大利益。如马萨诸赛州法律规定，允许单独承担或分享法律或人身监护权，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父母的权利是平等的，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既不推定支持，也不推定反对分享法律或人身监护权。这种立法例既符合现代社会“依未成年子女利益为基准”，决定离婚后是由父母双方或由一方行使对未成年人子女亲权的立法趋势，也有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单纯的单方行使原则或双方行使原则各有利弊。在一方单独行使亲权时，由于未成年子女的重大问题、生活安排不再由父母双方共同决定，双方接触机会较少，发生摩擦、争执、矛盾的机会要少，从而对未成年子女的伤害要少得多，但是在双方条件大体相同、住所相距不远且均有行使亲权的愿望时，实施单方行使原则无异于剥夺他方对子女的亲权，不但会造成该方父母的痛苦，而且不符合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但是，双方行使原则（共同监护）获得成功的前提条件父母双方住所相近，且有必要存在协力的关系，如果离婚后父母双方不能很好合作，结果使子女处于父母的夹缝之中，成为父母战争中的武器，或出气桶，并不符合子女的最大利益，且一方出于职业、身体健康状况、住房条件及再婚等原因愿意在离婚后停止行使亲权得现象也不少见，双方行使也存在弊病。鉴于现实生活中各个家庭中存在着极大差异，法律不宜对亲权行使做出强制性规定。因此，我国亲权法对离婚时亲权的行使应兼采单独行使于双方行使原则，在符合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由离婚的父母双方协议，或由父母双方行使或一方单独行使。
未行使亲权一方的探视权
夫妻协议或法院确定由父母一方行使亲权时，未取得亲权的父母一方仅一时停止其与未成年子女的亲权关系，他（她）与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并不因此而消灭。依各国民法之规定，离婚后，与子女分居的父母一方不仅与子女之间的扶养、继承等权利义务关系不发生任何变动，而且还享有监督子女教育、必要时管理子女财产、请求告知子女情况等权利，如我国澳门地区民法第1761条规定，无权行使亲权之父亲或母亲，有权监督子女教育及生活状况。在这些非亲权性质的父母之女间权利义务关系中，较为重要的是父母对子女的探视权。
在传统的将监护权判给一方配偶的方法中，探视权是监护判决的必然结果。法院赋予不与子女同居方的探视权，是其作为子女的基本权利，也符合子女的最大利益。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第107条规定，如法庭在审理后认为探视不会严重影响子女的身体、精神、道德或感情的健康，可授予无子女监护权的一方合理的探视权。我国澳门地区民法第1760条第三款规定，在上款所指之情况下，须为不获交托照顾子女之父亲、母亲或双方订立探视制度，但基于对子女利益之考虑而不宜订立者除外。我国台湾地区1996年9月25日公布的经修正后的民法亲属编第1055条第五款规定，法院得依请求或依职权，为未行使或负担权利义务之一方酌定其一方与未成年子女会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间。但其会面交往有妨碍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请求或依职权变更之。可见，这些国家或地区均认可探视权的存在。在实践生活中，一些离婚的父母误以为子女随其共同生活，就应由其专享亲权，对方不再与子女有任何关系，从而拒绝对方探视子女，或者想方设法寻求种种理由，割断对方与子女的往来。同时与子女分居的离婚父母一方频繁的看望子女，影响双方及子女正常生活的现象也常有发生。因此，如何对探视权进行合理的规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此种规制应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方面，应保障分居父母一方探视权的行使，另一方面，对其行使进行适当限制，以防滥用。在美国，对于干涉探视权的救济包括蔑视法庭诉讼、强制执行探视权诉讼以及变更探视权诉讼。如科罗拉多州法律规定，对于不执行探视判决的，法院可以进行听证或要求当事人寻求调解。有监护权的一方不允许有探视权的一方探视，情节轻微的，法院可以增加判决内容或执行条件，以保证将来对探视权的执行。对拒不执行判决、具有蔑视法庭情况的，可以罚款或监禁，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变更监护权的听证，取消监护权人的监护权。在Smith一案中，母亲阻挠孩子父亲的探视权，一审法院即以蔑视法庭判处该母亲五天监禁，上诉法院改判为该母亲有义务将孩子送至父亲处以实现其探视权利。在Egle一案中，有监护权的母亲一贯干涉其前夫对子女的探视权，包括不让父亲见孩子并一贯离间子女与父亲的关系。法院判决变更监护权。
法院赋予离婚后父母一方以探视权，其目的在于实现子女的最大利益，因此当决定是否对一方的探视权进行限制时，仍应以是否符合子女最大利益为标准来进行。当探视权的行使违背此目标时，就应当对探视权予以限制。如根据1968年苏俄婚姻与家庭法，如果与子女分居的父母一方同子女的往来妨碍对子女的正常教育和对子女产生不良影响，监护和保护机关即可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其与子女来往的权利。根据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当探视危害子女的身体、精神、道德或感情的健康，就应当对探视进行限制。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法院越来越注意无监护权父母的性行为与探视的关系，当无监护权父母一方不符合道德的性行为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时，法院就会限制其探视权。

5监护权编辑
首先，将亲权和监护权分开设计，有利于我们树立这样的概念：亲权作为一种法定的义务，是不允许随便可以抛弃的，因而对于未成年人对第三人所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原则上也无法予以限制；但监护人的选择却似乎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法律规定可以强制其接受的，则从《民法通则》第16条所规定的父母之外的第一顺序、第二顺序监护人中选定的监护人。这种监护人基于《意见》第159条的规定：“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有明确的监护人时，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不明确的，由顺序在先的有监护能力的人承担民事责任。”似乎可以适用亲权人的有关规定，但应与亲权人有所区别。而最后一种监护人，却似乎可以运用合同的有关理论进行改造，因为，法律明确规定，这种监护人的存在以其“自愿”为前提，而“自愿”意味着合意，是合同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基于这种情况，既然亲权人之外的监护人其产生具有选择性的特征，并将具体考虑监护候选人的意愿等具体情况，那么，将有关合同的理论引入监护制度将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可以采用合同的方式将有关监护的具体内容确定下来，当然，基于监护这种法律制度的敏感性和社会复杂性，可以将这类合同归入格式合同的范畴，由政府予以直接的必要的指导。而在格式合同的条款下，监护人对于未成年人给第三方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自然是可以设法加以限制的。而且，某些特定监护人还可以只履行部分的监护职责，并将其他职责赋予其他更为专业化的法律主体。自然，如果将来时机成熟，将部分监护职责以合同的方式移交专业化的社会公司来承担也并非不可能。
在格式合同这种法律机制下，由学校承担未成年学生在校期间的临时监护人职责将具有可能性。而格式合同意味着是否承担合同义务并不完全基于学校或者未成年学生正式监护人的意愿，而具有某种程度的法律强制性。并且由于学校所承担的责任是一目了然的，司法裁决的成本将大大减少。

Ⅲ 新婚姻法第一千零54条是什么

因为有了你。新婚姻法的第1054条70让他就要求着可能是比较啊，就是说离婚呀，婚姻呀，都是要有一个过渡期。

Ⅳ 我有一个哥哥是智呆残疾人64岁无儿无女父母双亡，我是他兄弟54岁法律有规定兄弟必须照看他吗

他这种情况，完全附合五保条件。但五保，国家和政府也只是给予经济上的补贴。作为兄弟，你知道他呆傻残疾，自己不能照顾自己，即便有钱有粮，也需要人照顾。在他的所有亲人中，你是他的一奶同胞，你不管理，谁来管理他！难道要让他饿死不成…………

Ⅳ 最高院关于婚姻法总共出台多少个司法解释详细内容是什么

最高法关于婚姻法的解释共有三个：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01］30号）已于2001年12月2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2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1年12月27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3〕19号）自2004年4月1日起施行。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法释〔2011〕18号）已于2011年7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8月13日起施行。
以上内容可从链接中搜索：https://www..com/link?url=jjpxF7GZftHQ54jho-XkF_-2GoauaXQkAfV9BBAQ90zbLPEQqfKK&wd=&eqid=

Ⅵ 婚姻法全文

可以要求对方给予适当经济帮助。

Ⅶ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颁布了哪些法律

1、法律有：54宪法，75宪法，78宪法，婚姻法，刑事诉讼法。
2、其他的都是条例。

Ⅷ 新婚姻法

这个问题谈婚前婚后无意义。因为房产证已经确认是你们四个人共有的。如果离婚的话分割财产也要分割为四份。

只要是在自愿的前提下，无论如何协议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协议后需要及时去房管部门办理更正登记。如果不登记的话，虽然法律承认，但是基于不动产是以登记为条件，你只是基于协议取得了相应的债权方面的所有权，并没有实际拿到对应的房产所有权。

Ⅸ 有关于《婚姻法》的论文！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检索结果

1 试论我国的同性恋立法 沈赵 理论观察 2007/02
2 同性恋者如何维护权益——访婚姻法专家杨大文教授 江淮法治 2006/10
3 中国对同性恋以及同性婚姻立法的必要性和思路 何东平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06/02
4 各国(地区)同性恋立法与司法概况 刘国生 法律与医学杂志 2005/04
5 同性恋：在伦理与法律边缘游荡 水木 政府法制 2005/22
6 施瓦辛格再否同性恋婚姻法 法律与生活 2005/20
7 妻子向同性恋丈夫索赔 文健 法律与生活 2004/05
8 欧洲同性恋立法动态的比较考察 M·克斯特尔 比较法研究 2004/02
9 宣扬同性恋是媒体的失职 严平 新闻三昧 2003/10

<<<<<<<<<<<<<<<>>>>>>>>>>>>>>>>>>>>>>><<<<<<<<<
贴上一篇供参考
另外在shuibaowyw.ys168.com
我帮你存了两篇PDF格式供参考
<<<<<<<<<<<<<<<<<<<<<<<<<<<>>>>>>>>>>>>>>>>>>>>>>

试论我国的同性恋立法
沈 赵
( )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 南京 210097
[摘 要]在国外, 伴随着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开展, 不少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用法律明确了
同性恋者的权利和地位。针对我国同性恋者权益受侵害, 同时又带来社会危害的现状, 笔者主
要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来论证为同性恋者立法, 用法律来约束他们的权利对我国社会的
稳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同性恋; 必要性; 可行性
( )
[中图分类号] 920. 0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9- 2234 2007 02- 0079- 02
D A

一、同性恋在历史上的社会地位
同性恋作为一种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现象,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曾存在过: 古埃及人曾把喜
好男色看得很正常; 古希腊人认为同性恋与武德、理智、审
美及道德等方面的某些美好品质相联系, 因而特别推崇; 我
( )
国远在商代就有“比顽童”的说法, 还有“分桃而食”春秋 、
“龙阳君”战国 、“断袖”汉 等历史人物和故事的记载。
虽然同性恋现象从古至今都客观存在着, 但在人类数
千年的历史上, 其社会地位却经过了复杂的变迁。总体说
来, 人们对同性恋的认识经历了三次转变 :
第一次转变使得同性恋从宗教意义上的罪人和法律上
的罪犯转变为病人。根据《圣经》中的“原罪说”: 同性恋是一
种罪恶, 它违反了婚姻是两性的结合、违反了生育和繁衍的
原则, 因而它应当受到歧视和惩处。早在公元4 世纪, 罗马
成文法就明确规定同姓恋是违法行为, 有些国家还规定同
性恋者要受到长期监禁和苦役, 甚至要用火刑、绞刑等方法
处死。著名的神学、法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也认为同性
恋是“违反天性”的行为, 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制
裁。至此之后, 随着基督教成为欧洲各国的国教, 同性恋行
为便被普遍地列为犯罪。直到19 世纪, 西方发达国家的精
神病研究人员才把“同性恋”归类为疾病, 认为它其实是一
种性心理障碍。“同性恋” 这一术语也是在
Homosexuality
这个时期 1869 由德国医生 正式提出。
Benkert
第二次转变是从认为同性恋是身体或心灵的病态, 转
变为认为它不是病, 只不过是一种异于常人的违反社会行
为规范的个人倾向。早在1948 年, 美国金赛博士的《男性性
行为研究》报告中, 他就对同性恋病理化的观点提出了质
疑; 50 年代初, 人类学家克利夫兰·福特和弗兰克·比齐
在通过对跨文化人类行为的研究后, 得出结论:“同性恋和
异性恋都是文化训练的产物, 人类原始的模糊状态中包含
了同性恋和异性恋两种性倾向能力……将它视为与异性恋
并行的正常的行为方式” ; 1973 年, 美国精神病学会率先
作出了将同性恋剔除疾病分类的决定; 1994 年, 世界卫生
组织也将同性恋从“ - 10 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
ICD
删除; 2001 年4 月, 在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
准》中, 我国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至此,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都完成了“同性恋非病理化”最为关键的一步。
第三次转变即是随着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在许多
国家合法地位的获得, 人们认为它不过是一种与众不同的
生活方式而已。遗憾的是: 这一转变在我国还未实现。
二、为“同性恋者”立法的必要性
一 社会现状
根据1991 年至1992 年上海中医院和一些香港学者在
上海对2190 例大学生的调查发现, 男女大学生有过同性恋
行为的分别占男女大学生总数的8. 3%、9. 2%。 李银河博
士也曾根据国内外的权威调查推测出: 在中国, 同性恋者有
3900 万至5200 万左右。 2004 年12 月, 中国卫生部门的一
项研究调查显示: 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 约占
男性人群的百分之二至四, 以此估算, 中国约有五百万至一
千万男性同性恋者。这些数据表明: 在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
一定比例的同性恋者, 而且, 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个比例已
呈现出上升趋势。
一般认为, 同性恋者可能造成的危害表现为: 1 同
性恋者的性行为通常较为混乱, 性对象多变, 容易感染各种
性传播疾病 包括艾滋病 ; 2 在现有主流文化下, 同性恋
者大多具有道德罪感, 其心理压力大, 承受能力不佳, 一旦
遇到一些情感问题, 容易表现出一些失控行为, 如自杀、自
伤、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 3 一些同性恋者为了满足自身
欲望, 会采取欺骗、利诱乃至暴力、胁迫等手段, 严重侵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4 一些同性恋者在公共场所 包括监动教养场所等 公然进行同性恋行为, 同性恋者卖淫活动在一些地区屡禁不止, 这些都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5 同
性恋本身给自己及其家属带来很大的精神痛苦, 同性恋者
所缔结的婚姻则更为不幸。
因而, 从法律上关注这类特殊群体, 不仅对其本人, 对
其家庭, 而且对全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 法理依据
1. 平等地关怀与尊重
德沃金在其名著《认真地对待权利》一书中写道:“政府
不仅要关怀和尊重人民, 而且要平等地关怀和尊重。这就意
味着政府绝不能以某些公民更值得关心而有权获得更多的
理由来分配各种利益或机会; 绝不能以某团体中某些公民
〔6〕
的美好生活概念比他人优越或高贵而限制自由。” 据此,
针对社会上同性恋者受侵害、受歧视的现象, 政府应当通过
( )
权力行为 尤其是立法行为 来赋予同性恋者与普通人同样
( )
的权利, 不能因为同性恋者关于美好生活的概念 性取向
不符合一般人的评判标准就去限制其权利。
然而, 个人利益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即一般利益
并非总是一致的, 一般利益的强大, 足以使个人权利的要求
落空。因此, 在判断个人究竟是否有权利的问题上, 德沃金
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表述:“在对个人希望有或希望做的事
情上, 集体目标已不足以成为否认的理由时, 或对个人所加
的损失或伤害上, 集体目标也不足以成为支持的理由时, 个
〔7〕
人就有权利。” 根据李银河教授的调查, 人们不接受“同性
恋”的理由无非就是觉得恶心, 觉得这种现象不符合普遍的
( )
道德标准 虽然同性恋与道德无关 。然而, 我们也不得不承
认, 同性恋爱、结婚并没有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也没有扰
乱公共秩序, 更不会造成社会风气的道德沦丧。所以,“集体
( )
目标”所谓的不符合道德标准 也不足以成为否认同性恋
者权利的理由。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一个人的所
作所为不会影响他人的自由, 那么他便享有这个权利。大多
数人的喜恶不能作为否认个人权利的唯一立法依据……要
认真看待少数人的权利; 只要少数人的同性恋行为不有伤
风化或损害社会秩序, 就应予以宽容与保护, 不诉诸刑法,
〔8〕
舆论上也不予谴责, 生活上不加歧视。”
2. 法不禁止即自由
“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是在古希腊的政治准则中最早
得以表达。古希腊人把“法律之下的自由”视为城邦的基本
要素, 并从道德的角度加以奉扬。所谓“法律之下的自由”就
蕴含着“法不禁止即自由”的要义。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
为, 某些自由是依法律无明文规定而存在的, 人们可自酌而
行之; 英国哲学家密尔在《论自由》中也规定了人类自由的
( ) ( )
三个领域:“ 1 良心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 2 生活方式的选
择自由, 它‘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 要求有自由订自己生
活计划以顺应自己的性格; 要求有自由照自己所喜欢的去
( )
做, 当然也不规避会随来的后果。’3 个人相互间联合的自
〔9〕
由。” 目前, 我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对同性恋行为加
以禁止, 从法理的角度来说, 既然法律没有明文禁止, 同性
恋爱、结婚又属于公民私权利的范畴, 那么法律就应当对此
给予宽容、国家权力也不应当不当干涉。
诚然, 法律不禁止的行为, 并非都具有积极的功利意
义; 有些法律不禁止的行为还可能导致消极的后果。但是,
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 有利必有弊, 当利弊发生抗衡时,
立法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两利相权取其重”, 针对其中的
弊端, 法律也只能尽可能地采取措施予以避免。
三、立法的可行性分析及建议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转变, 同性恋者的法制环
境会越来越好:
首先, 2001 年4 月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颁布了《中国
( )
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以下称《标准》, 其中的
同性恋者已不再归类为精神病人, 这虽然比美国晚了 28
年, 但毕竟是一种进步。《标准》的颁布不仅显示了我国对同
性恋有了更为科学的认知, 而且也为我国的司法实践提供
了科学的理论支持。
其次, 中国的立法通常会比较、考察国外法学界的做
法。目前,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同性婚姻等问题做出了规
定: 荷兰《家庭伴侣法》规定, 登记的同性伴侣将会和婚姻中
的夫妻双方一样, 在退休金、社会安全保障、继承和扶养方
面享有同样的权利; 德国的《生活伴侣登记法》规定, 同性伴
侣也可以在婚姻登记处登记结为“生活伴侣”, 其社会和法
律地位与传统的异性婚姻类似; 芬兰的法律规定, 登记注册
的同性伴侣可获得部分同合法异性夫妻同等的权利义务关
系。
从严格意义上讲, 目前只有在荷兰和比利时承认同性
婚姻, 其他很多国家只是赋予同性伴侣不同程度的权利, 虽
然有些国家的规定已与异性婚姻伴侣的权利十分接近, 但
并没有使用“婚姻”这一概念。李银河教授针对同性婚姻的
这一问题曾提出过两个方案: 一是修改婚姻法的个别字句。
凡是出现“夫妻”两个字的时候就改成“配偶”, 第一次出现
( )
配偶这个词的时候加一个括弧 性别不论 。另一个方案是
搞专门的同性婚姻法案。相比较而言, 笔者认为, 第二个方
案更具有合理性:
首先, 人类社会从古至今, 都是在男女结合的婚姻制度
下繁衍, 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婚姻”这一概念逐渐淡化了
宗教色彩, 但是, 世界各国无论信仰如何, 都没有改变一男
一女结合的婚姻定义。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传统思想根深蒂
固的国家而言, 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还不能接受同性婚姻这
一现象, 如果国家强制用一部《婚姻法》来同时调整同性婚
姻与异性婚姻, 势必导致绝大多数人的抵制。所以, 从我国
的文化土壤出发, 在大多数人还未接受同性恋现象之前, 不
宜用婚姻法来调整同性伴侣之间的关系。
其次,《婚姻法》中的某些权利义务也是不宜赋予同性
伴侣的,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有关“收养子女”的规定。笔者
认为, 同性家庭对子女的成长极为不利。曾有研究结果表
明: 同性恋者主要受童年环境、青春期经历、环境因素等方
面的影响而造成性取向出现偏差。长期与同性恋者亲密相
处的子女, 其身体、情绪必将受到严重影响, 这些子女甚至
会认为同性恋是很正常的现象, 久而久之, 这些本不该具有
同性恋倾向的人便成为又一批同性恋者。此外, 在目前的社
会背景下, 由于主流文化对同性恋仍然持排斥态度, 而这种
排斥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到子女, 使这些子女在受教育、就业
等方面受到歧视。这些歧视对子女自身而言, 将会造成其人
生观、价值观的扭曲, 对社会而言, 便造成了犯罪、社会秩序
混乱的根源之一。
综上所述, 国家应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关系, 本着对“同
性恋者的权益”采取“不歧视更不提倡”的态度, 制定专门的
《反歧视法》, 其内容至少应当包括: 第一, 明确《婚姻法》中
的有关规定不适用于同性伴侣之间, 除非《反歧视法》有明
确规定; 至于同性婚姻, 该法也应设置专门的“婚姻篇”, 规
定同性伴侣在结婚、离婚、财产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 第
二, 设置专门的“人格篇”, 明确规定同性恋者的人格不受歧
视、个人隐私受保护等权利, 具体地来说, 也即同性恋者有
权同普通人一样, 公平地获得学习、劳动就业、参加社会活
动等权利。禁止任何单位、组织、个人以任何方式对同性恋
者进行侮辱; 各类传播媒体不得恶意披露某同性恋者以及
其他可能推断出该同性恋者的资料; 第三, 由于同性恋毕竟
不是婚恋关系的常态, 所以, 从人类繁衍、社会发展的长远
利益出发, 国家应在此法中设置专门的“防治篇”, 明确规定
对于自愿治疗的同性恋者, 有关卫生部门应给予一定的优
惠; 有关单位特别是学校、军队、监管场所等也应加强防治、
宣传措施, 从源头上尽可能减少同性恋者的人数。至于现实
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同性性犯罪无法可依的情况, 立法机关
应出台相应的刑法解释。对于此,《反歧视法》没有必要设置
专门的一篇来调整, 原因在于该法仅是规定同性恋者的民
事权利义务, 并不涉及刑罚领域, 而且如果在该法中规定刑
事责任, 势必削弱刑罚的统一性和威慑性。
[参 考 文 献]
〔1〕李慧波. 国外同性恋者生存状态和法律地位〔〕. 电
J
( )
脑校园, 2001 4 .
〔2〕何东平. 同性婚姻合理性的研究〔〕. 乐山师范学院
J
( )
学报, 2005 8 .
〔3〕刘达临. 中国当代性文化〔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M
出版社, 1995: 113.
〔4〕李银河. 同性恋亚文化〔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
M
司, 2002.
〔5〕王延光. 同性恋与艾滋病预防对策〔〕. 浙江学刊,
J
( )
2001 1 .
〔6〕 . , ,
R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 1978, 272.
U niversity Press page
〔7〕同上, 298.
page
〔8〕党永辉, 等. 刍议中国同性恋的立法〔〕. 中国性科
J
( )
学, 2005 9 .
〔9〕王人博, 程燎原. 权利及其救济〔 〕. 济南: 山东人
M
民出版社, 1998: 230.

<<<<<<<<<<<<<<<>>>>>>>>>>>>>>>>>>>>>>><<<<<<<<<
贴上一篇供参考
另外在shuibaowyw.ys168.com
我帮你存了两篇PDF格式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