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行政法官吗

①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归属有怎样的规定

临时约法的规定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即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总统及国务院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

② 民国时法官职务系列

民国司法官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种：大理院院长为“特任”。“简任专”包括大理院庭长属、推事，高等审判厅和地方审判厅厅长；总检察厅检察长、首席检察官、检察官，高等检察厅和地方检察厅检察长。“荐任”包括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的厅长、庭长、推事；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和初级检察厅的检察长、首席检察官、检察官。此外，在法院和检察院从事录供、文牍、编案、会计等事务工作的书记官有“荐任”和“委任”两种，书记员多为“委任”；但少数优秀书记员也可升至“荐任”。

③ 民国时期第一部行政法是谁起草的

1.史尚宽先生是民国时来期的著名的法学家源，不仅从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担任了民国时期的"立法委员"、"考选部部长"等职务，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余复从事著述"，涉猎的领域广泛，几乎包含了法学的大部分领域，其中主要有民法、刑法、宪法、行政法和劳动法等。

④ 民国中央政府职位，求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职位，像大总统，委员长之类的，从高到低

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层级架构如下：

总统
行政院
各级中央行政机关
立法院
司法院
各级法院（军事法院除外）、公惩会
考试院
考选部、铨叙部、退恤会、保训会
监察院
审计部
总统府总统、副总统任期4年。总统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国家，统率全国陆海空军，依法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宣布戒严、任免文武官员、授与荣典、行使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以及行使缔结条约及宣战、媾和之权。副总统则为备位元首，法律上无任何实权。

总统依据宪法行使职权，设总统府，置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2人，另有资政、国策顾问及战略顾问，对国家大计及战略、国防等事项，向总统提供意见，并备咨询。

行政院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置院长1人，俗称阁揆，由总统任命；副院长1人，俗称副阁揆。兼任部会首长之政务委员10人，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7人，均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共同组成行政院会议，以院长为主席，议决重大施政方针及向立法院提出法律、预算、戒严、大赦、宣战、媾和、条约等案。

行政院之地位，等同于其他民主制国家之内阁，行政院院长即等同于总理。其管辖的中央政府机构，共有8部、3会、2局、1处、3署、18委员会与中央银行、国立博物院，构成中央行政机关的主体。

立法院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人民直接选举之立法委员组成，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原本应该仅有听取民众意见：促成新法、修改旧法、增修删除、更改法律规章条文。
立法院置院长、副院长各1人，由立法委员互选产生。为113人，任期4年。有向行政院院长及各部会首长质询之权，并可以决议或覆议变更行政院重要政策。

司法院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理解释权、审判权、惩戒权、司法行政权。
司法院置大法官15人，并以其中1人为院长、1人为副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大法官以临时任务会议方式 行使解释宪法及统一解释法律、命令之职权，并组成宪政法庭，审理总统、副总统之弹劾及政党违宪之解散事项。宪法规定法官须超出党派以外，独立行使职权，并为终身职。

司法院下辖全国各高等法院、专业法院（军事法院除外）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各高等法院再依其辖区管辖若干地方法院。

考试院考试院为国家最高考试机关，乃专精于政府人事、人力资源管理之整合机构。置院长、副院长各1人，考试委员19人，均为特任，任期为6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考试委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考试院之职掌，依宪法增修条文第6条规定为：考试选取公务人员、公务人员之铨叙、保障、抚恤、退休、任免、考绩、级俸、升迁、褒奖之法制事项。

考试院下辖设考选部、铨叙部、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及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监理委员会。

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弹劾、纠举及审计权。置监察委员29人，并以其中1人为院长，1人为副院长，任期6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监察委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

监察院设审计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审计长应于行政院提出决算后3个月内，依法完成审核，并提出审核报告于立法院。监察院为行使审计权，设审计部。

⑤ 中华民国法制的特点

1、从法律内容上看，国民政府法律制度是继受法与固有法的混合。

2、从立法层次上看，普通法版与特权别法并存，而且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数量亦多于普通法。

3、从立法与司法层面看，也表现了明显的双重性。

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频繁，法律法规数量繁多，体系庞杂。从客观上看，其法律制度的双重性特征极为明显。

(5)民国时期有行政法官吗扩展阅读：

五权宪法，由孙中山创立的宪法理论，基于三民主义理论，被中国国民党采纳，列入中国国民党党纲，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理论。

孙中山在十九世纪就有这种酝酿，1906年12月2日始正式见于文字。和其他三权分立的宪法不同, 在于其政府的三个分支之外（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设有独立的考试权及监察权。

中华民国法律分为宪法、法律和命令三个层级，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所有规范皆不可违背在其上位阶的规定。

另外，地方政府可在其自治范围或依中央法律、法规之授权，制定自治法规，分为自治条例与自治规则二种。前者需地方议会通过，后者仅需地方政府发布即可。

⑥ 民国时期司法审判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民国时期分为北洋政府时期和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其司法制度有两个特点，一是普通审
判机关采用四级三审制；二是行政诉讼独立于普通法院之外。依照《中华民国暂行
法院编制法》，民事与刑事审判机关分为四级，采用“三审制”：初级审判厅，为
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的第一审机关；地方审判厅，为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的第二审机关
和特别案件的第一审机关；高等审判厅，为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的第三审(终审)机关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国民政府司法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审判机关。当司法行
政部隶属于司法院时，司法院为最高司法机关。
司法院设正副院长各1人。在国民政府组织法中， 其产生方法与其他四院正副
院长相同。司法院下属的主要机关有最高法院、行政法院与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最高法院是全国终审机关。南京国民政府于1932年公布的《法院组织法》中改
变了原来的四级三审制，仿法国为三级三审制，规定从1935年7月1日起实行。三级
三审制即指法院的设立，分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3个层次， 分别执行初
审、再审、终审职权。国民党尽管多年标榜司法独立，但在很长时期内仍继续着中
国古代“县太爷审案”的状况，由县长兼为法官。
在未设地方法院的县，以县长兼理司法，另设置承审员协助县长审理案件。这
一制度的弊端连国民党当局亦已发现，因而决定设立县司法处，审判官独立行使审
判权，检察事务由县长兼理。此决定于1936年公布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未能实行，
仍以承审员制度维持，直到1946年，全国才基本结束承审员制度，实行半独立的司
法处制度，而地方法院未曾普遍设立。
行政法院掌理全国行政诉讼审判事务。

和特别案件的第二审机关；大理院，属于大理院特别权限的案件之初审亦即终审机
关，也是不服高等审判厅判决的案件之第三审(终审)机关

⑦ 民国时期法院属于国民政府组成部分么

当然属于是民国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⑧ 民国时期有镇一级的行政机构吗

有的，我祖上的地契上就有某某镇

⑨ 民国时候法官为什么叫庭上

没有什么为什么，只是称呼习惯而己

⑩ 行政法院（南京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法院制度
1928年，由国民党一党控制的“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定都南京，开始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也由此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

从行政诉讼制度方面来说，1928年10月颁布的《司法院组织法》第1条规定，司法院由司法行政署、司法审判署、行政审判署及官吏惩戒委员会组成；按其第6条规定，行政审判署依法律掌理行政诉讼审判事宜。 [44]同年11月，又将《司法院组织法》加以修改，经国民政府公布，此修正案即将组织司法院之“司法行政署”，改“司法行政部”，“司法审判署”改为“最高法院”，“行政审判署”改为“行政法院”，其余均照原案 [45]。这初步奠定了行政法院隶属于司法院的体制。1931年6月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22条规定：“人民依法律有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之权”，但关于行政法院的内容并无涉及。1932年11月17日公布《行政法院组织法》与《行政诉讼法》，这两个立法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依据和框架。此外，1933年5月公布了《行政诉讼费条例》，1933年6月由司法院公布了《行政法院处务规程》。

《行政法院组织法》共12条，下不设章。新《行政诉讼法》共27条，也不设章。这两个法律所规定的行政法院的组织及诉讼程序，有延续原来平政院制度的，也有一些新变化的内容。

与平政院相同或相似的制度，就组织方面言，主要体现在：行政法院置院长1人，综理全院行政事务（行政法院组织法第2条）；行政法院分设二庭或三庭（同法第3条）；行政法院之审判，以评事五人之合议行之（同法第5条）。此外，关于评事的任职资格、评事包括司法官与行政官吏两部分等也与以前的规定相同（同法第4、6条）。就诉讼权限与程序言，与以前制度相同或相似的内容主要体现在：行政诉讼采概括主义（新行政诉讼法第1条）；对于行政法院判决，不得上诉或抗告（同法第3条）；得命令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同法第16、17条）；行政诉讼一般无停止原处分或原决定执行的效力（同法第9条）。此外，行政诉讼诉状及其他一些程序也与过去的相似。

与原来的平政院制度相比，也有一些新变化。行政裁判机关的名称由原来的平政院改为行政法院；行政法院属于司法院；行政法院无肃政厅的设置，因而也无由肃政史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无就地审判制度；无诉讼当事人不得撤回诉讼的规定；民事诉讼为行政诉讼的先决问题时，没有规定等到民事诉讼确定后而再行审理行政诉讼；完全采取诉愿前置原则；规定评事的保障准用推事保障之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得附带请求损害赔偿；采取书面审理主义，但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或依当事人的申请，得为言辞辩论；得提起再审之诉，等等。

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尽管国民政府的关于行政法院的立法与平政院的有所不同，但从体制上说，按照历史的惯性，采用的仍然是大陆法系的模式，立法方面如果说仍与日本的行政裁判法相似也是立得住脚的。现对其中有些规定的得失作些分析。

第一，关于行政法院的属性。如前所述，平政院隶属于大总统，是行政机关，而行政法院则属于司法院，这是行政裁判机构在民国初期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大的不同之一。把行政裁判机构从行政组织系统中分离出来，在司法院里面设置行政法院，依法管理行政诉讼审判事宜，这与英美法系的体制及与大陆法系的法国、日本等均有差异，而与德国、奥地利的较为相似。对照原来平政院的性质，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一种新创的制度。民国初期有许多学者主张行政裁判要从司法机关独立的理由已在前文加以阐述，主要是普通司法官欠缺行政法知识和行政经验及损害司法独立两个方面。而现在司法院中另设行政法院，学者一般认为不会发生上述两个弊端。这是因为一方面，设立行政法院当然可以任用富于行政法知识和行政经验的法官；另一方面，司法院是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处理一切审判事件，那即使行使行政裁判的职权也不算侵害行政独立，因为这是司法机关对于一切法律上讼争事项加以裁判，绝非干涉行政机关的事务，也不违反裁判的实质上的意义，而只是事务上有牵连的关系，权力却依旧是分立的 [46]。

与行政法院的属性发生变化紧密相关的是，评事的性质和地位也应发生一定的变化。民国初期，平政院直接隶属于大总统，行政诉讼的作用，实质上不过是行政监督而已，平政院具有行政机关的性质，故规定曾任荐任职三年以上之行政官也有评事资格，每庭评事五人中只须有司法官出身者一人或两人，大部分评事均以行政官员充任。而现在的行政法院为法院之一种，隶属于司法院，行政诉讼成为人民权益受侵害时之法律救济途径，体现了行政诉讼司法化的立法倾向，这比较符合现代法治国家行政诉讼发展的趋势。

行政裁判机关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内部组成人员的性质和地位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行政法院组织法第9条规定，评事之保障，准用关于推事保障之规定。除此之外，其他的变化不大。规定任职评事的资格之一仍是曾任国民政府统治下简任职公务员2年以上（第6条），每庭的评事只要两人曾任法官，其他多数评事仍得由行政官充任（第4条）。关于评事的保障，如前所述，只是简单的一条规定，而且只是“准用”，而非“适用”，这与原来平政院时期的法律对平政院评事的保障的不厌其详的规定相比，可以说反而退步了。行政法院为全国唯一的行政审判机关，又为直属于司法院的机关，其评事的地位，和最高法院推事相当，上述关于资格、保障的规定，不免失之妥当。因此在严格规定评事资格条件的同时，应加强对评事地位的保障制度的建立。

第二，关于概括主义与损害赔偿。新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的事项也沿用旧制采用概括主义，这与奥地利的体制相同。采用概括主义可以适应社会变迁，便于保障人民权利，避免列举主义可能产生的挂一漏万。而相对于旧制不同的是，平政院不得受理请求损害赔偿之诉讼，而行政法院，则依新行政诉讼法第2条的规定，得附带审理请求损害赔偿之诉。在立法上说，较以前的规定有进步。这也体现了对国外学说和法例的借鉴。

行政法上的损害赔偿问题，是指国家对于公务员因执行行政职务，违法损害人民权利的行为，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从学说上看，在20世纪之前，基于国家主权绝对及过失责任的原则，基本否定国家的损害赔偿责任，公务员即使在执行职务故意或过失违法侵害他人的权利，仍是公务员个人的行为，而非国家的行为。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学说上逐渐出现折中主义，也就是说，国家应否负赔偿责任，应视公务员代表国家执行职务的性质及国家所处的法律地位而定。国家的行政作用分为权力作用和非权力作用，如果公务员代表国家执行属于国家权力的职务，即是公法上行为，这不能适用民法上损害赔偿的规定，而如果公务员代表国家实行的是属于非权力作用的行为，而损害人民权利的，则应适用民法规定，负赔偿责任。当时大多数学者持此学说的基点是，把国家的非权力作用所发生的损害赔偿问题也列为行政法上的损害赔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国家赔偿责任大多持肯定的态度，也即承认国家对于公务员因执行行政职务的侵权行为应负担损害赔偿责任。 [47]

从立法例上看，最早确立国家赔偿责任的主要国家是德国 [48]。早在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前，有些邦的立法及理论上对此就有过探索。1900年实施的《德国民法典》对赔偿责任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公务员合法行使公权力对第三者造成损害的适用该法的第31条的规定，由国家或其他公法人承担与私法人同样的赔偿责任，而公务员违法行使公权力对第三人造成损害的，适用该法第839条的规定，由公务员个人承担民事责任。这体现了以公务员个人赔偿为基础的侵权责任赔偿原则。

1910年德意志帝国颁布的《帝国责任法》奠定了国家赔偿制度的基础，该法第1条规定：国家公务员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因故意或过失违背对第三人的职责时，国家代替公务员承担民法第839条所规定的赔偿责任。这较原来的更是进了一步，因为按照此条规定，国家不但对于公务员非权力作用的侵权行为负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且对于由于权力作用而发生的侵权行为也要负担赔偿责任。这为1919年的魏玛宪法所继承，其第131条规定：“公务员行使所受委托的公务，违反对第三人的职责的，原则上由公务员所属国家或公共机关负责任，不得起诉公务员。但国家保留对该公务员的求偿权，依普通司法程序提出的诉求，不得拒绝”。魏玛宪法是世界上第一个明确承认国家应负赔偿责任的宪法。作为现代时期的第一部宪法，它的这一规定不仅奠定其后德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基础，而且，也为其他国家所效仿。

新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法院得审理损害赔偿诉讼的规定可以说也是受到了德国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比日本、英国、美国等国来得更早，这些国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通过立法加以规定的 [49]。不过，尽管新行政诉讼法有这一比较先进的规定，但结合若干相关条文来分析一下，这种先进性就大打折扣了。

按照近代中国的一般法例，国家处于私经济地位的损害赔偿责任，系属于民事范围，应由普通司法机关受理审判 [50]，只是普通法院在审理这样的案件是否能维护普通民众的权益是很让人怀疑的。因此新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的“提起行政诉讼，得附带请求损害赔偿。前项损害赔偿，除适用行政诉讼之程序外，准用民法之规定，但第216条规定之所失利益不在此限”，其中的损害赔偿仅指基于行政权之作用而发生的赔偿责任。

首先，按照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者，是以受行政机关的“违法”处分而损害其权利者为限，而对于不当处分是不能起诉的，这一条件本身就非常狭窄，况且违法与不当的界限很难划分。

其次，损害赔偿之请求须附带于行政诉讼，按照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则当原行政处分尽管属于违法，并且损害人民权利，但如果已经作出诉愿决定，或者撤销或变更了再诉愿决定，即使损害尚未消除，也不得独立向行政法院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也就是说，此时民众所受的损害就没有请求的途径。

最后，关于民事上的损害赔偿责任，按照民法第216条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约定的外，债权人所受损害及所失利益均应赔偿，而且该条第2款明确规定这种损失包括“可得之预期之利益”。而按照新行政诉讼法第2条的规定，行政诉讼附带请求损害赔偿之范围，原则上以所受损害即财产上积极的损害为限，至于所失利益即财产上消极的损害则不得请求赔偿。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对此的规定更加明确，其第24条规定：“凡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律受惩戒外，应负刑事及民事责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损害，并得依法律向国家请求赔偿”。就此条的立法意图而言，主要也是为了保障民众的权益。不过，依该条规定，请求国家赔偿损害时，必须另有法律规定始得为之。而在民国时期，相关的国家赔偿法始终没有制定。而从行政法院的实践来看，由于长期的官尊民卑意识无法在短时期内根除，民众对于提起行政诉讼尚不习惯，更别提是请求国家损害赔偿了。相对于立法而言，实践更是落后。

第三，关于诉愿前置原则。平政院时期的行政诉讼法仿照日本规定了诉愿前置与非诉愿前置相结合的原则，其中规定，人民对中央或地方最高级行政官署之违法处分致损害其权利者，得直接向平政院提起行政诉讼。而新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则是完全的诉愿前置原则，其第1条规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官署之违法处分，致损害其权利，经依诉愿法提起再诉愿而不服其决定，或提起再诉愿30日内不为决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按照此规定，人民在中央或地方官署之违法处分致其权利受到损害时，只有对不服诉愿之决定提起再诉愿，而对再诉愿不服或应该对再诉愿作出决定的机关在30日内没有作出决定的情况下，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因此，确切地说，新行政诉讼法体现的是再诉愿前置原则。

设立诉愿制度的目的，是给予行政机关本身，运用自我审查与监督的作用，变更或撤销违法或不当的处分，以迅速、简便的方法，达到保障人民权益，实现行政合法化的目的。因此诉愿制度的存在本身是有重要意义的。正因为如此，在民国初期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同时，也以近代日本的相关制度为模式进行了有关诉愿制度的立法和机关的创建，国民政府时期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51]。

但是诉愿与行政诉讼有本质上的不同，诉愿只是行政内部本身自我审查或上级行政机关监督的作用，不能把它视为行政诉讼的预审或其审级的一部分。在新行政诉讼法初步实现行政裁判机构司法化的同时，又规定行政诉讼的提起必须经过再诉愿的程序，这比原来的程序更为烦琐，这似乎给人以欲擒故纵之感，有些不伦不类。加上在全国仍仅设立一个行政法院，对行政法院的裁判又不得上诉或抗告，这些都为民众提起行政诉讼、维护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设置了无形的或者说是心理上的障碍，而且也不符合国际潮流。

第四，关于言辞辩论与书面审理。对此，新旧行政诉讼法都有一定的规定，但是确立的原则是不同的。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是言辞辩论主义为原则，书面审理为例外。其第23条第1款规定：“被告提出答辩书后，应指定日期传原告、被告及参加人出庭对审，但平政院认为便利或依原告、被告之请求时，得就书状裁决之”。新行政诉讼法则是以书面审理为原则，言辞辩论为例外。其第16条规定：“行政诉讼，就书状判决之。但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或依当事人之声请，得指定日期，传唤当事人及参加人到庭为言词辩论”。旧法的规定虽然立意较好，但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平政院只有一所，设于京城，而我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这些都使这一立法精神更加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新法的规定更具现实主义，但是，诉讼中的辩论原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它便于让行政法院中的评事更准确地了解案件事实真相及诉讼当事人所持理由的充分与否，有利于行政法院作出正确的裁判，况且，行政诉讼原为人民因各级政府的违法处分致损害其权利，不服再诉愿时之特别救济程序，也可以说是人民权益的特别保障法，行政法院有法律审与事实审的功能，对于人民权利之存否，关系至为重要，如侧重书面调查和审理，不重视（或不经过）言辞辩论，存在的弊端更加明显，公平的判决自然难以作出。而且，行政法院成立数十年间，皆以书状审理，未曾认定有必要或准许当事人之声请而举行言辞辩论，使第16条但书部分的规定，形同具文，这是与现代各国诉讼法发展的潮流相违背的 [52]。

总之，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诉讼制度从立法上说，虽仍然沿袭传统，更多地体现了与奥地利、日本的某些制度的相似性，但同时又有许多创新，这些创新有些是受随时代发展国际新立法潮流的影响，有些则是结合平政院的实践和国情所作的调整（有些调整体现了倒退）。立法的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是比较多的，这既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因素。这些法律颁布以后，直至1949年一直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诉讼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不过其间作了一些修改，但只是枝节的改动，没有大规模的更张。事实上，这些法律在我国的台湾地区一直实施至今，只是对它们进行了更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由于这已超出本论题范围，故在此恕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