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133条理解

1. 台湾行政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全文】浅析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比较
作者：佚名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的引用比大陆更为明确。大陆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114条中原则性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外，对本法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事实上行政诉讼程序的每一具体步骤可以参照哪些民事诉讼法条文很不确定，可见大陆引用民事诉讼法条文实际上是一种弥补行政诉讼法不足的手段，由于被引用的条文并未明确下来，这些条文并未成为行政诉讼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相比较而言，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中每一具体程序可以引用哪些民事诉讼法条文均一一列出，便于操作，从而使这些条文成为行政诉讼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体制以及行政诉讼法结构之差异
1.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体制的区别
目前较为典型的行政诉讼体制有两类，也称为行政诉讼的一元制与二元制。一元制又称合并主义，以英美为典型代表;二元制为分离主义，以法、德、奥等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体制属于典型的分离主义。行政诉讼案件由高等行政法院与最高行政法院管辖。行政法院独立于其他普通法院(但较为独特的是它与普通法院均隶属于“司法院”)。并且将行政诉讼由以前的一级一审改为两级两审。这既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注：在国民党政权盘踞大陆时期，行政案件数量很少。从1933年至1947年15年间，行政院年均受理案件不足48件，最少的年份仅有2件，最多也仅为82件。故只设中央一级行政法院足以应付需要。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沿用旧的行政诉讼体制，一级一审体制只到近二、三十年才暴露出其不足。数据引自《行政救济与行政法学(一)》，第313页。)也是为了进一步给予当事人以充分救济。当然这也与台湾地区行政法学者大力推动有密切关系。大陆地区行政诉讼体制则属于合并主义即一元制。行政案件与普通案件均由普通法院管辖。但较为独特的是在普通法院内设有行政审判庭，具体负责行政案件的审判。虽然大陆也有学者呼吁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1]，但在目前情况下难度很大。大陆普通法院共设四级，也是两审终审制，存在着级别管辖的问题(台湾地区行政法院共设两级，一审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辖，不存在着级别管辖的问题)。
台湾地区行政法院隶属于司法院，且司法院大法官有违宪审查权，因此其行政诉讼法第252条规定：最高行政法院就其受理案件，对所适用之法律确信有抵触宪法之疑义时，得裁定停止诉讼程序，声请大法官会议解释。大陆法官没有违宪审查权，并且在第53条规定，行政规章之间相互矛盾时，得声请国务院予以裁决。这一规定被学者们认为是大陆行政诉讼法中最不和谐的音符。
2.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结构存在差异
大陆行政诉讼法与大陆民事诉讼法的结构相似，分为总则、受案范围、管辖、诉讼参加人、证据、起诉和受理、审理和判决、执行、侵权赔偿责任、涉外行政诉讼、附则等共计11章。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则分为：总则、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审程序、上诉审程序、抗告程序、再审程序、重新审理、保全程序、强制执行程序、附则共计9编。
台湾地区以不同审级的、不同性质的审判程序为单位架构其行政诉讼法体系。将受案范围、管辖、当事人，以及共同的诉讼程序如送达、当事人书状、期间、诉讼卷宗、诉讼费用等均归之于总则内容。这样简洁明了，便于操作。
另外从总体上看，双方行政诉讼法均有对方所不具备的内容。大陆行政诉讼法所独具的内容有：侵权赔偿责任，涉外行政诉讼，以及总则中关于行政案件审理所应遵循的原则等。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所独具的有：一审通常诉讼程序中的和解，一审简易诉讼程序、抗告程序、重新审理等。
大陆行政诉讼法虽然也有总则，但其内容不似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总则那样将所有共同的不属一审、二审、再审等程序的规范均包容在总则中。大陆行政诉讼法总则实际上只有三部分，即行政诉讼的目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的原则。可见大陆行政诉讼法总则实质上是该法的纲领，双方对总则的认识存在明显差异。
四、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之差异
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均于总则第一条简明概括了立法宗旨。大陆行政诉讼法指明其目的是：“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依此规定，立法者赋予行政诉讼法鲜明的控权色彩。这也与大陆行政法学的主流思想相合拍，即不管是控权论还是平衡论均认为行政诉讼法的主要功能为控制、监督行政权的有效行使。正因为此，使得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在中国行政法学乃至整个法学发展中具有开创中国民主、法治新局面的里程碑式意义。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指出其目的为：“行政诉讼以保障人民权益、确保国家行政权之合法行使，增进司法功能为宗旨。”相较之下少了“监督”二字使具控权色彩较淡，更侧重于行政诉讼法作用的均衡发展，既保障行政权的有效运行，同时也注重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但其多了“增进司法功能”一语。将其列入总则中体现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立法注重其司法的可操作性。
总之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看似相似，但实际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对以后的条文产生较大影响。
五、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差异
1.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不同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为概括式。在其第2条中规定：公法上之争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诉讼。并对两种特殊情况作出处理，即第9条规定可受理自身利益并未受到侵害的人民，为维护公益提起的诉讼。并规定选举罢免之争议由行政法院受理(这些也均属于公法上的争议)。
大陆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采用结合式即首先在该法第2条作了概括式的规定，并在该法第11条作了列举(先作内容列举，再作法律列举，最后在该法第12条作了具体排除列举)。
2.受案范围不同
大陆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有权依本法提起诉讼。这里它要求首先应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抽象行政行为则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其次，权益受到侵害者才有权起诉，再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又将“合法权益”限定在人身权益与财产权益这两类，而政治权益、受教育权益则无形中被排除在外。并且对于非行政主体的公法人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等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时，对他们提起的诉讼是否可以受理，法律依据不很明确。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则比大陆广得多，认为公法上的争议均可提起诉讼。有些台湾地区学者将公法定义为规范公权力的法。由它引起的争议，其范围显然要比行政权行使引起的争议范围大得多。(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规定对公法契约争议与选举争议也可提起诉讼。甚至利益未受侵害的人民对公法上的争议所提起的诉讼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受理。)
我国大陆地区不承认公私法的划分，所以在行政诉讼法中将其受案范围定义为公法上之争议显然不恰当。但我国大陆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所采取的混和式规定的模式其缺点也十分明显，正如台湾地区学者管欧所言：“列举主义其优点在于规定明确，防止滥诉、杜绝纷扰。唯社会新兴事业日多，行政事项极繁，列举既难免遗漏，且无法适应变动不居的行政事项，若不在列举的范围之内，则因违法行为所受的权利损害，即无法定的救济。至于概括主义，其得失则与列举主义相反。唯就行政诉讼制度的趋势及法制思想与社会进步的情形言之，则由列举主义而趋向于概括主义。”瑞士公法学者鲁克认为列举主义是行政诉讼达成概括主义的一种过渡手段。事实上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也是从列举主义经过司法机关不断地突破，如早期司法院与行政法院的见解均认为公务员与国家关系乃特别权力关系，公务员不得对其身份上所受处分提起行政诉讼，但经大法官屡次解释之后，公务员对于公法上财产权之争议，以及免职处分或对于公务员身份有重大影响之处分，均得提起行政诉讼以资救济，最终导致由列举主义过渡到概括主义。大陆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实际上也在不断突破列举主义给出的界限。走向概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再有，抽象行政行为最终也应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之内。目前英美等国已有条件地将其纳入到行政诉讼范围之中。台湾地区由于采用概括主义，实际上也已把它纳入到行政诉讼范围之内，大陆在这方面与其相比已有些差距。
六、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管辖的规定不同
大陆由于地域广大，并且设有四级法院，其管辖较为复杂。可分为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与裁定管辖。地域管辖适用原告就被告原则，但也规定了几种特殊的地域管辖，主要有：经过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由原告选择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大陆行政诉讼法尤为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凸现其控制监督行政权有效行使的功能。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为两级两审制，一审均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辖，因此不存在级别管辖的问题，地域管辖则普遍适用原告就被告原则。虽然比大陆简单，但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对行政权的监督控制力度显然不如大陆行政诉讼法的大。大概由于其受大陆法系影响较深之故。
七、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参加人制度之差别
1.原告资格的区别
大陆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提出严格限制。原告只能是认为其自身合法的人身权益与财产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只能是被告。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中原告的资格是依据诉的不同而不同的。撤销之诉与请求处分之诉之原告只能是行政相对人。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原告可以是行政相对人，也可以是行政主体。这与大陆行政诉讼法有很大的区别。尤为独特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提起行政诉讼不以其权益受到侵害为前提。如台湾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为维护公益，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项，对于行政机关之违法行为，得提起行政诉讼，但以法律特别规定者为限。第25条，以公益为目的之社团法人，于其章程确定目的范围内，由多数共同利益之社员，就一定之法律关系，授与诉讼实施者，得为公共利益提起诉讼(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该社团法人没有原告资格)。可见，现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诉讼利益的保护范围进行了重大突破，逐步将部分反射利益、事实利益纳入诉讼利益范畴，且这些利益并非仅局限于某特定个人，可以为他人甚而是社会大众之共同利益。考虑到具体受行政侵害之个人未必会提起行政诉讼，立法者承认公益社团的诉讼主体资格，允许它为其成员或社会上更广泛抽象之集团利益提起行政诉讼。这也是一大突破，也有利于更好地监督行政机关合法行使职权。
相形之下大陆行政诉讼适格原告条件过于苛刻。正如韦德所指出的：对于原告的适格，采取限制性规定，有害行政法的健康发展。大陆行政诉讼适格原告条件应该降低，以保障人民充分实现诉讼权利。
2.适格被告条件存在差别
在大陆，当被委托机关或者个人因行使被委托的职权而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时，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时以原行政机关为适格被告，受委托组织或个人为第三人。
在台湾地区，人民与受委托行使公权力之团体或个人因受托事件涉讼者，以受托团体或个人为被告，而不像大陆以委托机关为被告。
3.诉讼代理人资格的区别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规定，除律师外，依法令取得诉讼事件代理人资格者、因职务关系为诉讼代理人者、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者可以为诉讼代理人。
大陆行政诉讼法规定：律师、社会团体、提起诉讼的公民的近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可以受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相比而言，可供选择的诉讼代理人的范围比台湾的要大得多。
另外，在大陆，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在行政诉讼中被赋予一些优于其他诉讼代理人的权利。如可以依照规定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可以向有关组织或公民调查收集证据。而一般当事人行使上述权利需人民法院批准，并且不得查阅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台湾行政诉讼法则未授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优于其他诉讼代理人的权利。
4.当事人诉权存在差异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授予当事人的诉权比大陆为多，而且当事人的诉权不仅平等，而且近似于对等。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原告有起诉权，被告有反诉权。原告撤诉权的行使在某些情况下也应征询被告的意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得以合意停止诉讼等等。而大陆行政诉讼法控权色彩十分浓厚，它追求当事人诉权实质上的平等，为保障原告诉权的有效行使，往往对作为被告的行政主体的诉权作某些限制，如诉讼中不可自行收集证据，需负举证责任等。可见大陆行政诉讼法在这个问题上的立法理念仍然优于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理念。
八、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前置程序之间的区别
大陆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行政诉讼前置程序的规定较为复杂，采用自由选择为主，先行强制为辅的方法。哪些行政案件需复议前置由各具体法律加以规定。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行政诉讼前置程序的规定则较为简单，它将行政诉讼分为撤销诉讼、给付诉讼与确认诉讼。对于撤销诉讼一律需要先经过诉愿程序，即复议程序。而确认之诉中虽未明确指明需诉愿前置，但实际上也有诉愿前置的要求。给付之诉在实务上往往与确认之诉或撤销之诉密切相关，因而可以认为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以诉愿前置主义为其基本原则。这与台湾地区行政法受大陆法系行政救济制度传统影响较深有关。对于前置程序目前有两派截然相反的意见：赞同者认为诉愿前置更有利于尊重行政权，维护行政统一，并且经过诉愿程序的过滤淘汰将大大减轻法院的负担。从整个救济系统来说，此设置也便于协助人民澄清疑点，扩大救济机会以及加速救济程序。反对者认为：将诉愿列为行政诉讼之先行程序究其实际，实有先行强制主义与行政选择式任意主义之别。诉愿制度日益完善，使其与行政诉讼制度并存，孰曰不宜[2]?主张以先行选择主义代替先行强制主义，使诉愿成为与行政诉讼、请愿鼎足而立的行政救济制度。也有学者建议，对有些情形的违法处分得不经过诉愿或再诉愿程序，迳直提起行政诉讼。
目前在世界各国中诉愿自主选择主义已成为主流。即使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国，原则上也采用自愿选择主义。德国行政诉讼法中就确认诉讼，一般给付诉讼及除法律别有规定外，对联邦最高官署或联邦最高官署所为之撤销诉讼或义务诉讼，均采用直接诉讼。大陆行政诉讼法较为充分地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意志。相形之下，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则显得过于保守，但与1975年版的“两级诉愿一级诉讼”体制和“再诉愿前置主义”相比无疑已有进步。显然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在这一问题上还应有所发展。
九、证据制度之间的差异
1.举证责任之间的差异
大陆行政诉讼中由被告负举证责任。行政主体在诉讼期间应举证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事实上与法律上的理由。(人民法院认为必要，亦可自行收集证据)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奉行职权主义原则，(注：事实上现行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台湾行政诉讼法并无举证责任的规定。基本只能依照民事诉讼法来确定举证责任。但司法实践中也出现由被告负举证责任的案例。参见[台]陈清秀：《行政诉讼之理论与实务》，三民书局1994年8月版，第316页。)即行政法院就诉讼关系所依据重要之法律事实上收集及澄清负完全责任。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25条规定：行政法院依职权调查事实关系，不受当事人主张之拘束。第133条规定：行政法院于撤销诉讼，应依职权调查程序，其他诉讼为维护公益者亦同。第134条：当事人主张之事，虽经他造自认，行政法院仍应调查其他必要证据。甚至人民无法对其主张举证，而需借重法院之职权时，亦可请求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以维护人权。虽然职权主义的本义为更好地调集证据，但其效果显然不如大陆的由被告负举证责任的规定。
2.证人作证责任的差异
大陆将作证作为知情者的法定义务，任何知情者均有作证的义务，唯一的例外是涉及国家机密时可以免除作证的义务。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45条规定：证人恐因陈述致自己或与之有亲密关系之人受刑事追诉或蒙耻辱者，得拒绝证言。即使自愿作证亦不得令其具结。显然这与受西方人权思想影响较深有关。
3.证人作证范围之差异
在大陆，证人作证仅限于与案件有关之事实，而不涉及法律问题。与案件有关的法律问题由被告举证，原告亦可就法律问题举证证明其主张。
台湾行政地区诉讼法第162条规定：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时，得就诉讼事件之专业法律问题，征询从事该学术研究之人，以书面或于审判期日到场陈述其法律意见。可见就法律问题，台湾地区可以要求证人作证。
事实上大陆在这方面也有所突破，在一些行政诉讼中，法官往往会接受法学专家对法律问题提出的意见，但目前尚未见诸于法条。
4.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时间限制不同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中未对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时间予以限制。大陆行政诉讼法对被告收集证据的时间有严格的限制。要求其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或证人收集证据(第33条)。其目的为更加严格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5.对诉讼参与人妨碍证据调取的处理方式不同
大陆对妨碍证据调查的诉讼参加人的处理方式为处罚，如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罚款、拘留等。台湾地区则遵循“任何人不得从其不当行为中获利”这一古老法律原则，对此作出截然不同的规定，其第139条规定：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匿或致困难使用者，行政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这一规定显然比大陆单纯使用处罚这一方式更为科学。
十、一审程序中存在的差异
在一审程序中，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之间存在诸多差异。最为明显的为台湾地区一审通常程序中可以和解，同时也不排斥行政法院调解。台湾地区行政审判一审中还有简易诉讼程序。之所以会存在这种情况是因为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为给予当事人以充分的司法救济而不似大陆将其定位于控权法。因此只要能达到给予当事人以充分司法救济这一目的，简易程序以及和解、调解等并非不可接受。而且由于其迅速、简便，处理小型公法上的争议优势尤为明显。但缺点是对行政主体的监督不力。因此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不宜引进这些制度。(注：由于大陆法系国家较为强调其保权功能，和解程序在大陆法系的国家中被广泛采用。参见陈清秀：《行政诉讼之理论与实务》，三民书局1994年8月版，第343页。)尤其是在有些行政机关法治意识还不十分强的今天。
另外在裁判时，大陆要求法官应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原则。而台湾地区则遵循法官自由心证原则。其行政诉讼法第189条规定：行政法院为裁判时，应斟酌全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之结果，依论理及经验法则判断事实之真伪。依前项判决而得心证之理由，应证明于判决。显然大陆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裁量标准太理想化了，实际上也难以完全达到，尚不及台湾“法官自由心证”这一规定科学。

2. 为什么刑诉中没有管辖权异议

刑诉基本上多是公诉，检察院代表国家行使权利。

3. 劳动者申请支付令的条件有哪些

一、申请支付令的法定情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可以申请支付令的情形主要有以下三个：
1、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0规定：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2、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16条规定：因支付拖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事项达成调解协议，用人单位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的，劳动者可以持调解协议书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3、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受理的案件，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且符合督促程序规定条件的，经当事人同意后，可以转入督促程序，依法发出支付令
二：申请条件
主体：劳动争议案件中，能够申请支付令的只能是劳动者，用人单位是不能申请支付令的。

案件类型：案件必须是给付之诉，即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给付金钱的案件，例如，给付拖欠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的案件。
单向债务：只能是用人单位向劳动者负有给付义务，而劳动者对用人单位不付给付义务。如果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需要赔偿，那么，劳动者就不能申请支付令。
能够送达：支付令能够送达用人单位，这里所说的送达是指直接送达，支付令的送达不能适用公告送达的方式。在两种情况下，应视为支付令不能送达：一是债务人下落不明，需要采用公告方式才能送达的；二是债务人不在中国领域内居住的，情况比较复杂，不符合督促程序迅速简便地处理纠纷的立法原意，故视为不能送达。
有管辖权：劳动者申请支付令，必须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一般是指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4. 督促程序的适用条件和支付令的申请条件有什么异同

一、申请支付令的法定情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可以申请支付令的情形主要有以下三个：
1、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0规定：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2、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16条规定：因支付拖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事项达成调解协议，用人单位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的，劳动者可以持调解协议书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3、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受理的案件，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且符合督促程序规定条件的，经当事人同意后，可以转入督促程序，依法发出支付令
二：申请条件
主体：劳动争议案件中，能够申请支付令的只能是劳动者，用人单位是不能申请支付令的。
案件类型：案件必须是给付之诉，即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给付金钱的案件，例如，给付拖欠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的案件。
单向债务：只能是用人单位向劳动者负有给付义务，而劳动者对用人单位不付给付义务。如果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需要赔偿，那么，劳动者就不能申请支付令。
能够送达：支付令能够送达用人单位，这里所说的送达是指直接送达，支付令的送达不能适用公告送达的方式。在两种情况下，应视为支付令不能送达：一是债务人下落不明，需要采用公告方式才能送达的；二是债务人不在中国领域内居住的，情况比较复杂，不符合督促程序迅速简便地处理纠纷的立法原意，故视为不能送达。
有管辖权：劳动者申请支付令，必须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一般是指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5. 在法庭上法官审案有哪些程序才合理合法

刑事诉讼：庭前准备、审判长确认被告人身份、告知诉讼权利义务、宣布开庭、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讯问被告人、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当庭宣判或休庭等阶段。
民事案件开庭审理普通程序： 一、开庭前的准备 1.书记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入庭，将传票和出庭通知书交回附卷；已报到的证人到指定地点等候传唤，证人不得参加旁听，证人与证人之间不能在一起。 2.书记员（站立）：现在宣布法庭纪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规定，旁听人员必须遵守下列纪律： ⑴不准录音、录像和摄影； ⑵不准随意走动和进入审判区； ⑶不准发言、提问； ⑷不准鼓掌、喧哗、哄闹和实施其它妨害审判活动的行为； ⑸关闭无线通讯工具。 对于违反法庭纪律的人，审判长给予口头警告、训诫；没收录音、录像和摄影器材,责令退出法庭或者经院长批准予以罚款、拘留。对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书记员：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就坐。 (审判长率合议庭人员从法官通道纵队步入审判台就坐) 4.书记员：坐下,报告审判长，本案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均已到庭（如有缺席人员应当说明），准备就绪，请审判长开庭。 二、正式开庭活动 5、审判长：（敲击法槌后宣布）现在开庭。 6、审判长：核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身份。 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 （当事人是法人的，核对法人名称和所在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和职务） 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系近亲属的，核对与当事人的关系。委托代理人系律师，核对姓名、工作单位和职务（要求出示律师执业证和宣读委托书及代理权限）。 7、原告对被告方（第三人）出庭人员有无异议？ 8、被告对原告方（第三人）出庭人员有无异议？ 9、第三人，对原告方，被告方出庭人员有无异议？ 10、审判长：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身份经核对无误，且当事人对对方出庭人员没有异议，各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符合法律规定，准许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 [被告×××（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公告送达）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传票送达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0 条的规定，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11、审判长：今天是渠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第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20 条之规定，在本院第三审判庭，依法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与被告×× ×、第三人×××（案由）一案。（不公开审理的应当说明理由） 12、审判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40 条之规定，依法由审判员×××担任审判长和审判员×××、×××组成合议庭。书记员×××担任法庭记录。 13、审判长：现在向当事人交待诉讼中的权利、义务以及应当遵守的法庭纪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7 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维护法庭秩序，不得喧哗、吵闹；发言、陈述和辩论，须经审判长许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45 条、第46 条之规定，当事人有权申请审判人员、书记员回避的权利。对合议庭以上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回避： ⑴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 ⑵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⑶与本案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0 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提出回避申请，收集、提供证据，进行辩论，请求调解，提起上诉，申请执行；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诉讼秩序，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所确定的主文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1 条、第52 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9 条、第130 条规定：原告未经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被告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14、分别询问原告、被告、第三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刚才审判长交待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和应当遵守的诉讼秩序听清楚了没有？是否申请回避？ 三、法庭调查 15、审判长：现在进行法庭调查。 16、审判长：原告陈述起诉的请求和理由，或者宣读起诉状（代理人宣读起诉状的，询问原告对起诉内容有无补充）。 17、审判长：被告进行答辩或者宣读答辩状（代理人宣读答辩状的，询问被告对起诉内容有无补充）。 18、审判长：第三人答辩陈述（代理人答辩陈述的，询问第三人对起诉内容有无补充）。 （审判长归纳当事人争议的焦点）①????②???? 19、审判长：原告对审判长归纳的争议焦点有无异议？被告对审判长归纳的争议焦点有无异议？第三人对审判长归纳的争议焦点有无异议？ 20、审判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 条第1 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 21、审判长：现在由原告方出示证据。被告方进行质证。第三人进行质证。 22、审判长：现在由被告方出示证据。原告方进行质证。第三人进行质证。 23、审判长：现在由第三人出示证据。原告方进行质证。被告方进行质证。 24、审判长：原告方对证据有无新的意见？ 25、审判长：被告方对证据有无新的意见？ 26、审判长：第三人对证据有无新的意见？ （人民法院依照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在这里出示，听取当事人意见，并可就调查收集该证据的情况予以说明） 27、传证人×××出庭作证。询问证人的身份（查看身份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0 条、第102 条之规定，凡是知道案情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 证人必须实事求是地作证，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的语言，如有意作伪证、假证的，要负法律责任。证人×××听清楚没有？现在由证人×××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 （当事人提出向证人发问的，经法庭许可后进行） 28、原告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被告对证人证言质证。第三人对证人证言质证（必要时，可以让证人对质）。 （合议庭成员需要对证人询问的在这里进行） 29、证人×××作证完毕，对记入笔录的证词核对后签名盖章。证人作证后可以参加旁听。 （审判长根据案情需要对当事人询问的在这里进行，对合议庭意见一致的证据进行认证，对暂时不能认证的证据，说明什么证据待合议庭评议后予以认证） 四、法庭辩论 30、审判长：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法庭辩论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围绕本案争议焦点，结合法庭调查的具体情况以及适用法律方面进行的综合性发言，辩论中应当实事求是，在法律范围内尊重客观事实，以理服人，不应涉及本案无关的问题和进行人身攻击，以求得对方的理解及法院的支持。 31、审判长：现在由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表辩论意见。 32、现在由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表辩论意见。 33、现在由第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表辩论意见。 （第二轮由审判长询问诉讼各方有无新的辩论意见，如有再进行二轮辩论） 34、审判长：法庭辩论结束，原告在辩论中提到了????；被告在辩论中认为????；第三人在辩论中的意见是???? 35、审判长：现在由当事人作最后陈述，陈述应当表明主要诉讼请求，是否改变诉讼请求，要求法院如何处理等内容。 36、原告作最后陈述。 37、被告作最后陈述。 38、第三人作最后陈述。 39、审判长：（宣传有关法律知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8 条之规定，判决前能够调解的可以进行调解。原告是否同意调解？被告是否同意调解？第三人是否同意调解？（各方当事人同意调解的，可以休庭调解，达成一致意见的，将具体条款记入笔录，各方当事人在庭审记录中签字盖章，及时制作调解书送达。如有一方不同意调解的，继续审理） 40、审判长：由于原告（或被告、第三人）不同意调解。现在休庭，由合议庭评议，评议后继续开庭（敲击法槌）。 五、宣判 41、书记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各就各位，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就坐。坐下。 42、审判长：（敲击法槌后宣布）现在继续开庭。本案通过今天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合议庭评议认为：①需要裁定的内容；②原告（被告、第三人）举出的（什么）证据符合证据的 “三性”予以确认，采信，（什么）证据经合议庭评议不符合证据的“三性”不予采信；③对证人×××的证言符合（或不符合具体内容）予以确认采信（或不予确认采信）；④据此，合议庭对本案认定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 条的规定，现在宣判。 43、书记员：全体起立。 44、审判长：根据法律（具体条款）规定，判决如下： （宣布判决主文内容，诉讼费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45、审判长：（宣布）坐下。 （宣告离婚判决后告知：原、被告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不得另行结婚） 46、审判长：今天是口头宣判，原、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 年 月 日上午 时到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领取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在指定期间内未领取的，指定领取裁判文书期间界满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的上诉期从指定领取裁判文书期间届满之日的次日起开始计算，上诉期限为十五日。 47、审判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3 条2、3 款之规定，法庭笔录当庭宣读或者由当事人自己阅读，如认为笔录无误应当签名盖章，拒绝签名盖章的，书记员记明情况附卷。现在闭庭（敲击法槌）。 对定期宣判的案件，适用以下程序： 审判长：鉴于原、被告不同意调解，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本案定于 年 月 日上午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宣判，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应当准时出庭。定期宣判的案件，定期宣判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的上诉期自定期宣判的次日起开始计算。当事人在定期宣判的日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不影响该裁判上诉期间的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3 条2、3 款之规定，法庭笔录当庭宣读或者由当事人自己阅读，如认为笔录无误应当签名盖章，拒绝签名盖章的，书记员记明情况附卷。现在休庭（敲击法槌）。

6. 中国法律有多少种

1、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收养法、民法内通则、治安处罚法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国籍法、国旗法、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兵役法、义务教育法、担保法、票据法、保险法、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

2、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3、我国的《民法通则》是仅次于《宪法》的法律，在理论上即使公安部的《姓名登记条例》也不能与其冲突。《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7. 中国的法律一共有多少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一共十章四百五十二条。具体章节如下：

第一编 总则。

第一章 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二章 犯罪。

第一节 犯罪和刑事责任。

第二节 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

第三节共同犯罪。

第四节 单位犯罪。

第三章 刑罚。

第一节 刑罚的种类。

第二节 管制。

第三节 拘役。

第四节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第五节 死刑。

第六节 罚金。

第七节剥夺政治权利。

第八节 没收财产。

第四章 刑罚的具体运用。

第一节 量刑。

第二节 累犯。

第三节 自首和立功。

第四节 数罪并罚。

第五节 缓刑。

第六节 减刑。

第七节 假释。

第八节 时效。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二编 分则。

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一节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第二节 走私罪。

第三节 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

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第五节金融诈骗罪。

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

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

第八节 扰乱市场秩序罪。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

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一节 扰乱公共秩序罪。

第二节 妨害司法罪。

第三节 妨害国(边)境管理罪。

第四节 妨害文物管理罪。

第五节 危害公共卫生罪。

第六节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第七节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第八节 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

第九节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第七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

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

第九章 渎职罪。

第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

(7)民事诉讼法133条理解扩展阅读：

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基本法律是1950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对有关婚姻关系的建立、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离婚、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等内容，作了具体的规定。

1948年9月，解放战争进入了全面战略反攻阶段。此时，中央妇委召开了一次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会议期间的一天傍晚，邓颖超对妇委会的同志们说：“少奇同志让咱们过去一趟，要布置新的任务。

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妇委立即成立了婚姻法起草小组。由邓颖超主持，成员有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李培之、罗琼、王汝琪。中央妇委借用了东柏坡老乡两个小院，前院两间土屋，办公用；几位大姐和工作人员，住后院两间土屋。

邓颖超则态度鲜明，主张写上“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这一条。她说：我主张这一条。婚姻问题上妇女的痛苦最多。妇女要求离婚，往往不允许，即便在党内也如此。所以“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是主要根据妇女利益提出的。如果加上很多条件，反而给下边的干部一个控制的借口。当时，坚持这一条的人只占少数。

8. 民事诉讼法有没有溯及力

民事实体法没有溯及力，但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具有溯及力。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时未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时未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

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但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案件，2013年1月1日前依照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已经完成的程序事项，仍然有效。

第二条

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符合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或者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管辖规定的，人民法院对该案件继续审理。

第三条

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符合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或者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送达规定的，人民法院已经完成的送达，仍然有效。

第四条

在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中，人民法院对2013年1月1日前发生的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尚未处理的，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但下列情形应当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

（一）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情形在2013年1月1日以后仍在进行的。

第五条

2013年1月1日前，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措施的，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但人民法院2013年1月1日尚未作出保全裁定的，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确定解除保全措施的期限。

第六条

当事人对2013年1月1日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审查确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但该期间在2013年6月30日尚未届满的，截止到2013年6月30日。

前款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的，仍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三）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七条

人民法院对2013年1月1日前已经受理、2013年1月1日尚未审查完毕的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

第八条

本规定所称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是指根据《决定》作相应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本规定所称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是指《决定》施行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8)民事诉讼法133条理解扩展阅读：

民事诉讼法溯及力问题

法的溯及力，即法溯及既往的效力，是指新颁布的法律对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用。《立法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根据该条规定确立法的溯及力原则：从旧兼有利。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规范并统一了刑事法律的溯及力问题。但民商事法律规定并没有统一的溯及力的规定。

根据学者学说，实体法与程序法在溯及力原理上存在不同。

实体法：

民商事法律（包括司法解释）关于法的溯及力的规定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原则为法不溯及既往：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1条：“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第5条 人民法院对合同法实施以前已经作出终审裁决的案件进行再审，不适用合同法。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3条：

担保法施行以前发生的担保行为，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担保法施行以后因担保行为发生的纠纷案件，在本解释公布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担保法施行以后因担保行为发生的纠纷案件，在本解释公布施行后尚在一审或二审阶段的，适用担保法和本解释。

二、例外：

1、跨法行为从新：

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1条：

除本解释另行规定外，2001年10月27日以后人民法院受理的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涉及2001年10月27日前发生的民事行为的，适用修改前著作权法的规定；

涉及该日期以后发生的民事行为的，适用修改后著作权法的规定；涉及该日期前发生，持续到该日期后的民事行为的，适用修改后著作权法的规定。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2条 合同成立于合同法实施之前，但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跨越合同法实施之日或者履行期限在合同法实施之后，因履行合同发生的纠纷，适用合同法第四章的有关规定。

2、合同有效优先：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3条 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效力时，对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合同有效的，则适用合同法。

3、空白追溯：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9. 民事管辖权有哪些缺陷

摘要：管辖权异议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这一权利的赋予更好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解除了他们的思想顾虑，保障了人民法院各司其职、正确裁判、及时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但就目前来看，法律对这一权利的规定还比较笼统，虽有较多的司法解释，在适用中仍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以致学术界和司法系统内部都产生了一定的分歧。本文拟就我国民事诉讼中有关管辖权异议的规定谈谈自己的认识，探讨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民事诉讼 管辖权异议 行政化 规避管辖权

内容：

一、管辖权异议概述

何谓管辖权异议？对此,学术界仍有一些争议。有人认为管辖权异议是指当事人认为受诉人民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而向受诉人民法院提出的不服该法院管辖的意见或主张；也有人认为管辖权异议应当是指当事人认为受诉法院或受诉法院移送后的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时，向受诉法院提出的不服管辖的意见或主张，如此等等。这些观点从形式上看似有分歧，但就本质而言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为什么会出现不同形式的表述呢？关键在于对“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这一概念的理解上。笔者认为，这里的“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应是指受理案件的第一审人民法院，既包括因原告直接起诉而决定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也包括因其他人民法院移送而决定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还包括因管辖权争议而被指定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总之，只要是该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除外）受理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当事人不服的就有权提出异议。所以，管辖权异议，是指当事人提出的，认为受理案件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的意见或主张。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从这一规定来看，管辖权异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第一，前提条件，必须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也就是说，只有当一方当事人就他们之间的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人民法院审查并决定受理，即涉及该人民法院的管辖权问题时，才可以提出。所以，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前，不管是当事人起诉前还是当事人起诉后的人民法院审查期间，都不存在提出管辖权异议的问题，因为此时该案的管辖权尚未确定。

第二，时间范围，是在提交答辩状期间，这也正是当事人行使管辖异议权的期限。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的规定：“被告应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5日内提出答辩状。”那么当事人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的期限就应当是接到起诉状副本后的15日内。法律之所以要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在案件进入实体审理后提出管辖权异议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影响整个审判工作的进行。所以，如果当事人不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他将丧失该权利。

第三，主体条件，即谁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这是目前争议最大的问题。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能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只能是本案的当事人，但这里的当事人到底指的是哪些人，是所有的当事人还是个别的当事人，《民事诉讼法》无明确规定，仅是在司法解释中有些零散的说明。多年的司法实践理论认为享有管辖异议权的应当是被告方当事人。

二、实践中管辖权异议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一）管辖权异议制度浓厚的行政化色彩

我国管辖权争议的解决模式，在立法规定和实践操作中带有鲜明的行政化色彩。

在我国，法官越来越变得行政化，法官越来越像行政管理专家。在管辖权冲突的解决方面，因法院外部相互关系的行政化，必然导致法院与法院之间按照一定的行政关系处理和解决管辖权冲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指定管辖在管辖权冲突的解决中占有如此显要的位置。因为，在我国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上被强调更多的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这种管理方式追求的往往是审判效率，而忽视了管辖权异议制度的程序功能。虽然1991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完善了包括管辖权异议在内的诸多制度，但是这些程序按照行政原理设计的痕迹还是相当的明显，所以对管辖权冲突处理的主动权在法院，而不取决于当事人的参与和主张。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解决管辖权冲突时起主导作用，而且在相关法院协商不成的情况下习惯于通过上级用行政命令手段解决。按照既存的管辖权冲突解决方式，对发生的管辖权争议，各争议人民法院应该首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要逐级上报申请上级法院指定管辖法院。指定管辖程序也凸显出十分浓厚的行政化色彩。我国司法解释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发现本院不能行使管辖权时，先由合议庭进行合议后作出决定，或由独任审判员作出决定，报请上级人民法院，由上级人民法院在本院辖区内指定管辖法院，继续本案的审理；两个以上法院发生管辖权争议时，应上报双方共同的上级法院，由共同的上级法院指定管辖法院。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法院后，以书面形式通知报送的人民法院和被指定的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异议处理程序也大致如此，由于我国没有相应的制度规范，而是惯于运用行政手段来处理，因此，面对日趋盛行的对标的额较大的案件“争管辖”等非正常情况，往往在程序的处置上束手无策，而这又进一步导致了司法的不统一。

对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受理案件，法律并没有设置相应的不利后果。除了《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关于管辖权冲突的行政化解决条款之外，我国管辖权冲突的解决主要是通过对违法操作的法官给予惩戒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为此，有学者建议在我国的民商事审判中，应当把明显违反管辖规定受理案件的情形规定为第二审撤销原判的事由和再审的法定事由。二审法院或再审法院查明了原审判决确实明显故意违反了管辖规定，就应当以严重违反诉讼程序为理由将原判撤销。

（二）规避管辖权的行为

在国际私法学中有一个法律规避的概念，它是指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故意制造某种连接点，以避开本应适用的，对其不利的强行法，而使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得以适用的行为，所以也称之为法律欺诈。而在民事诉讼地域管辖中也存在类似的法律规避现象，由于法律规避暂时还是国际私法学的专用术语，因此笔者对民事诉讼管辖中的这种现象称为规避管辖权的行为，它是指当事人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得有管辖权的法院无法受理案件，而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反而可以受理案件的行为。

1、将不是被告的人虚列为被告，使案件规避真正被告所在地法院的管辖，使得没有法律上关联的法院取得了案件的管辖权。

案例1：A地的甲、乙、丙与B的丁是同一顺序继承人，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被丁占有。此时，甲、乙、丙为了取得分割遗产，遂由甲、乙作为原告，丙和丁为被告，向A地人民法院起诉，A地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该案件。

案情明示，遗产被丁独占，有权主张的当事人应当同时包括甲乙丙三人，三者都属于权利受到侵害的原告人，丁应当是被告。而甲乙丙三者为了能够在本地人民法院管辖此案，却将本是原告的丙虚列为被告，按照法律规定，共同被告的案件，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中任意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这样A地人民法院就可依法取得管辖权。当然将不是被告人（丙）列为被告，或将本是原告人（丙）列为被告，目的显然是要使没有管辖权的A地人民法院管辖案件，这同样是一种欺诈行为。本案中，丁应当是唯一的被告，其所在地B地人民法院根据被告住所地管辖原则应是唯一的管辖法院。

2、利用法律对第三人规定的缺陷，将不是被告人的人列为被告，把真正的被告列为“第三人”，从而规避了真正被告人即“第三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的管辖。

案例2：A地甲、乙系关联主体，乙与B地的丙发生购销法律关系，后因丙未及时支付货款产生纠纷，此时甲以连环购销合同法律关系将乙列为被告，丙为第三人向A地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偿还货款。

从案情看，丙未及时支付货款，和乙之间发生纠纷这是客观事实，乙为了追讨货款，以丙为被告向B地人民法院起诉才是理所应该，符合法律规定的。然而该案乙却成为被告，丙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这种当事人布列是值得商榷的。本案中的甲和乙之间是关联企业，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购销关系，或是否可以将丙列为第三人的法律关系是很明显的。当然，即使乙和甲之间的购销关系不存在，乙为了在其所在地A地人民法院起诉也是可以认为的制造出购销关系，从而达到规避B地人民法院管辖的意图。上述案件中，作为第三人（丙）是非常清楚甲和乙之间的勾结行为的，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六十六条：“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出上诉。但该第三人在第一审中无权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的规定，第三人丙无权提出管辖异议，所以就只能由A地人民法院管辖了，真正被告所在地B地人民法院却无管辖权，但第三人丙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与被告乙又没什么不同，可以直接说就是本案的被告。

本案情形的发生，除甲、乙之间必须是关联主体，二者在法律上的权利能够无偿竞合外，就是因为法律上对于第三人的规定的含糊，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由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该第三人的法律规定：一方面仅要求同处理结果有法律关系的即可成为第三人，此条件极富有弹性，第三人与案件是否存在法律关系，认识往往不一，甚至观点相反，这就为当事人将本属被告人的列为第三人创造了法律上的任意条件。另一方面又规定第三人可以成为判决承担责任的主体，而第三人与被告人承担的责任又往往存在同一性，第三人履行了生效判决的义务，被告也就无需履行任何义务，因此，当事人才会为了规避地域管辖中的法律规定，将不是被告的人列为第三人，在结果上无任何区别。为了防止和纠正当事人这种做法，法律上应该明确第三人的条件，更应规范第三人和被告人的责任区别，不应将第三人成为替代被告人的牺牲品，这也是我国法律需要完善的地方。

3、受理法院擅自改变案件的定性，从而达到取得案件管辖权的目的，这对另一方当事人而言，是一种法律欺诈行为。

案例3：A地的甲与B地的乙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甲作为乙的受聘人员，由乙提供部分资金和营业证章手续开展经营，乙到期向甲收回所垫资金并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和利润，其他事项均由甲方处理。后因甲经营失败，乙未能收回全部所垫资金和取得收益，从而酿成纠纷。

上述纠纷发生后，乙以承包纠纷的案由向其所在地B地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甲归还所垫资金和偿还利润。B地人民法院受理后认为该案不是内部承包合同纠纷，而是联营合同纠纷，并以联营法律关系的定性通知被告甲应诉，送达了诉讼文书给甲。甲收到诉讼文书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协作型联营合同纠纷案件，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法律规定，依法提出管辖异议，认为该案B地人民法院无管辖权，应当依法移送至被告甲的住所地A地人民法院审理。

B地法院裁定驳回了甲当事人的管辖异议申请，并在裁定书中推翻了自己原定性观点，改联营合同纠纷为内部承包合同纠纷案，这样，又以合同履行地管辖原则争得了案件的管辖权。

这是B地人民法院为了不愿意丢失已经受理的案件，擅自改变案件定性从而：“依法”取得案件管辖权的一种典型做法，它可能对一方当事人（乙）产生一定的地方保护作用，但对另一方当事人（甲）而言，却是一种极其不公平，甚至是严重损害其利益的欺诈行为。虽然，1996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经济合同的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批复》司法解释，对与案件同类性质的案件管辖权的问题基本上给予了解决，从一定程度上能防止法院和法官对案件性质“识别”的随意性，这是立法的进步，但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在立法技术上仍存在一定纰漏。

4、篡改提起诉讼理由，本属于民事纠纷的案件，当事人硬要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自诉，使案件避开对方当事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案例4：A地的甲与B地的乙发生购销关系，乙供货甲收货并付了部分货款给乙后发现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竞质量检测部门鉴定予以证实，此时甲向A地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自诉讼，要求对方承担伪劣产品罪的刑事责任和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以自诉案件的方式剥夺了本该属B地人民法院的案件管辖权。

该案中能否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说是否符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案条件暂且不论，甲的目的很明显，由于A地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甲为了避开被告乙所在地的法院管辖，便以改变案件性质的方式来达到在其当地人民法院审理的意图。至于刑事部分的责任能否成立，对甲来说实无多大干系，关键是借此立案与当地人民法院来解决民事部分的质量纠纷，同时也就避免了在对方当事人所在地人民法院审案的效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欺诈。

（三）第三人的管辖异议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6条的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

对于被告的管辖异议权，现在没有太大的争议，关键就在于第三人是否有权就管辖问题提出异议。传统观点认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只是参加到他人之间一开始的诉讼，在诉讼中支持所参加的一方，以维护自身利益。法院对案件有无管辖权，是依据原告、被告之间的诉来确定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既非原告又非被告，无权行使本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所以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反映在司法习惯上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一审中无权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的做法。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导致其无法对抗审判权的恣意受理、审理案件，当然更无从维护自己的实体权益。理由在于：首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可能形成两个诉，一是原告、被告之间的本诉，二是第三人与其中一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参加之诉。在参加之诉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地位往往是被告，但却没有被告享有的一系列诉讼权利，用来对抗来自法院的恣意管辖。其次，不允许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出管辖权异议不利于防范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在审判实务中，一些法院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目的，任意追加与被告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的外地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判决该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通过这种方式，受诉法院规避了民诉法关于管辖权的规定，扩张了自己的管辖权，对原本无管辖权的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案件作出了判决。因此，笔者认为，为杜绝上述诉讼陋习，也为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应赋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

至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能提出管辖权异议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则是可以成立的，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如果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主动参加他人已开始的诉讼中，应视为承认和接受受诉法院的管辖。并且，即使受诉法院对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的诉讼原本无管辖权，由于参加之诉于本诉之间的牵连关系，受诉法院也基于合并管辖取得了对参加之诉的管辖权。二，如果是受诉法院通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该第三人如认为受诉法院对他的诉讼无管辖权，可以拒绝参加诉讼，以原告身份另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而不必提出管辖权异议。因此，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均不宜作为管辖权异议的主体。

三、实践中管辖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从立法原意来看，《民事诉讼法》之所以赋予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是为了充分保障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益。但是在立案的实践中，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为数不少的当事人并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权利”来实施，而是当作一种诉讼中的战略手段来使用。他们把诉讼当作一种“战争”——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来对待。于是乎，我们可以看到，实践工作中，案件还没有进入实体审理阶段，诉讼双方已经短兵相见了。追问一下其中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原来诉讼管辖权对当事人真的很“重要”！

1、诉讼成本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疆土辽阔、地域宽广，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会考虑一个诉讼费用的问题。作为原告来说，如果案件要到异地起诉的话，他可能要缴纳不定数的实际费用（全国各地的法院收取的诉讼费是“有法可依”的，但是实际费用却是“因地制宜”的），这是其一。第二，如果原告异地起诉的话，可能要先期支付差旅费、取证费、律师费（大部分当事人喜欢雇用当地律师）等各项费用。有人要说，如果诉讼胜利的话，这些费用应当是由败诉方承担的，可是执行呢——这又是一个变数！作为被告来说，其理亦同。被告同样也不愿因为一场意料之外的诉讼牵扯自己很大的精力。因此，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不愿离开自己的住所地，额外支付一笔“不必要”的费用去打一场不知输赢的官司！

2、“地方保护主义”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的地方保护主义势头多年来一直有增无减，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使得当事人仅信任当地人民法院，所以千方百计地使得当地人民法院受理没有管辖权的案件。其实，地方保护主义一直是长期困扰我国法院的令人头疼的问题。很多学院派学者认为，一个好的法治国家离不开高素质的、独立的法官队伍，但是近乎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并不能解决我国现实存在的种种问题，最突出的莫过于法院的人、财、物问题。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各地方党委掌握着各自地区的发展，为了保障本地区的“繁荣昌盛”，干预本地区法院办案。因此，为了最大程度的保障自己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各地法院有时不得不屈从于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指示”。

3、司法腐败问题

按理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司法独立统一、公民适用法律一律平等的国家，不论在什么地方的法院进行诉讼（港澳台除外），适用的法律、经历的程序都应当是相同的，至少没有大的区别。但是，当事人为什么还要这样大费周折、不择手段的去争这个管辖权呢？抛出诉讼成本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因素不说，其中最大的、恐怕也是大家讳莫如深的原因就是司法腐败问题。当事人愿意找自己熟悉的法院打官司、愿意找自己熟悉的法官打官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选择可能会给他带来某些非正当的利益，既包括程序利益也包括实体利益。

分析了诸多深层次的原因之后，我们应当对我国的法律制度或者说是政治制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解决实践中管辖权异议存在的种种问题，最根本的要从我国的政治制度着手，首先要建立良好的行政和司法体制，其次要建立严格的监督体制，使原本没有节制的权利纳入到“依法行政”的轨道上来。另外笔者认为在解决管辖权争议时可以本着以下原则来处理：一、有利于判决执行的原则；二、承认当事人协议管辖法院的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

总而言之，法律规定的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审判人员的认识能力也终究有限，因此对民事案件管辖的异议必然是客观存在的，赋予当事人管辖异议权也是确有必要的。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逐步实施和发展，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法律工作者的探索和努力，相信这项法律制度会越来越规范化、科学化和人性化，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和实体权益会得到更好的保障，这也是我们充分体现“公正与效率”主题的落脚点和着力点，是践行“司法为民”口号的任务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