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诱惑侦查

㈠ 诱惑侦查所获得的证据如何具有法定效力

理论上是不能认定为有效证据的。但是司法实践又是一回事。
【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 第五十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㈡ 我国特殊侦查手段有哪些呀

侦查权作为国家打击犯罪，实现刑罚权的一项重要公权力，它的行使往往与公民享有的生命、版财产和人权身自由等私权利发生冲突，故而常常成为刑事诉讼在致力于实现社会安全、秩序稳定与保护人权这两种价值冲突中的焦点。对侦查权法制化，即通过正当程序来缓解二者在侦查权行使中形成的冲突、寻求其平衡成为我国立法者面临的任务。
侦查手段是侦查权的具体体现，应是法制化的主要对象。对侦查手段的法制化主要包括对侦查手段种类和侦查手段运用程序的规制两个方面。侦查手段的种类及其运用程序应当为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这是侦查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目前确认的侦查手段有讯问、询问、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通缉等，以及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规定的辨认手段。但对侦查实践中广泛使用的监听、强制采样、心理测试、诱惑侦查和卧底侦查等特殊侦查手段则没有明确规定

㈢ 犯罪侦查的手段有哪些

复刑事案件的侦查手段制是根据不同案情来确定的，除有程序上的明确规定，具体到侦查手段的实施是没有规定也无法进行详细规定的。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八章 侦查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讯问犯罪嫌疑人
第三节 询问证人、被害人
第四节 勘验、检查
第五节 搜查
第六节 查封、扣押
第七节 查询、冻结
第八节 鉴定
第九节 辨认
第十节 技术侦查
第十一节 通缉
第十二节 侦查终结
第十三节 补充侦查

㈣ 诱惑侦查所获取的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而后者即为常说的“警察圈套”，在西方形成“陷阱之法理”作为被告人免责事由。据广西桂林某城区检察院统计,该院在1998年至1999年6月受理这两类案件94件130
人,其中就有80.85%的案件运用了诱惑侦查手段。对诱惑侦查，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明确的规定，只是第43条笼统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依“法定主义”看，国家机关必须遵循“法有规定按法办，法无授权不得行”的原则行使职权，法律上没有肯定的不得行使，否则就是违法（至少在公法层面上如此）。我国学者认为：“未超过合理限度，且为侦查所需要并作为侦查策略使用的具有欺骗因素的侦查和预审，其合法性是被司法实践和法理所认可的。” “但从法理和实践分析，在特定限度内实施这种侦查手段应当被允许，这是由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与使用欺骗性侦查手段的负面影响两者之间相权衡而作出的价值和政策选择。”“犯意诱发型”之诱惑侦查，不但从实体法上违反了罪责自负的原则，而且从程序法上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追究犯罪的程序和步骤。从法律价值层面分析，其亦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侵犯了公民不受公共权力干涉的基本权利，利用人性弱点陷人入罪背离了政府打击犯罪、抑制犯罪的本职，侦查机关权力滥用、易滋生腐败等。总之，其背离了现代诉讼（包括侦查活动）的公正价值，有损于国家机关的威信，背离了法律精神，违背了社会的价值标准，造成极坏的消极影响，我国亦当禁止之。
首先，从实体法的规定来看，排除诱惑侦查证据的效力有法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刑诉法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相反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3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一下判处刑罚。通观整个规定刑罚具体运用的61条到89条，诸种减轻处罚的规定并没有包括诱惑侦查这一方面。显然，把诱惑侦查当做“案件的特殊情况”报给最高院进行核准，也是不切实际且效率低下程序繁琐的行为。所以，与其在判决阶段在“量刑”和“刑罚适用”上再加以考量，不如直接在证据认定阶段就对其进行效力认定更具有实体法上的依据和说服力。
许多国家对其适用范围作了严格限制。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10条明文规定其适用必须满足：必须有“足够的事实根据”表明存在重大犯罪行为；只限于毒品、武器交易、伪造货币或有价证券、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犯罪，或者是职业性的、持续性的犯罪，或者是有组织地实施的重大犯罪；只限于采用其他方式侦查将成效渺茫或者十分困难的情形。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教授认为：“在被侵害法益很大，侦查比较困难的无被害人犯罪中允许适用诱惑侦查。而且这种诱惑侦查必须是极少可能被政治利用的犯罪。不包括杀人、伤害等侵犯人身的犯罪。” 结合我国国情，笔者认为诱惑侦查只能用于下列案件：具有相当隐蔽性难以收集证据且极难侦破；“无被害人”的公诉案；有严重危害性的重大刑事犯罪案（如毒品、走私、伪造货币、危害国家安全、有组织犯罪等）。对政治或职务犯罪可适当但应慎用诱惑侦查。 使其负面影响尽可能小。
诱惑侦查要适度，不得违背侦查的司法公正基石，不得超越其伦理道德底线，侦查目的是为了打击犯罪而不是制造犯罪，否则有损国家法治及公信力的基础。禁止高度诱惑性手段，只限于给被诱惑者提供一种有利的作案机会。避免侮辱人格或有伤风化的行为。

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1第2款是什么意思

诉抄讼法51条只有一款，其内容为公检法应该依法办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故意隐瞒事实真象的，应当追究责任。

㈥ 依法隐匿身份侦查 刑事诉讼中叫什么

特殊侦查措施
特殊侦查措施，是指只适用于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异于普通侦查措施而具有高度的秘密性、技术性的侦查措施。具体包括技术侦查、秘密侦查和控制下交付。
（一）技术侦查
1、案件范围
（1）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2）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3）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
2、期限
批准决定应当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确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和适用对象。批准决定自签发之日起三个月以内有效。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仍有必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经过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
3、材料的保密运用等
（1）侦查人员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与案件无关的材料，必须及时销毁。
（2）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3）公安机关依法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并对有关情况予以保密。
（二）秘密侦查
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秘密侦查包括卧底侦查、化装侦查、诱惑侦查。秘密侦查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和程序：
1、只能是基于查明刑事案件案情的需要，而不能用于查明案情以外的目的。
2、必须基于侦查的必要性。
3、必须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并派有关人员实施。
4、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
（三）控制下交付
控制下交付，是指侦查机关发现有关线索或者查获毒品等违禁品，在保密的前提下对毒品等违禁品或者有关人员进行严密监视、控制，按照犯罪分子事先计划或者约定好的方向、路线、地点和方法，顺其自然，将毒品等违禁品“交付”最终接货人，是侦查机关能够发现和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的整个侦查过程。
1、控制下交付只能由公安机关依照规定实施。
2、控制下交付只适用于涉及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
（四）证据材料的运用
采取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控制下交付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㈦ 樊崇义的学术成果

樊崇义教授长期从事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积极主张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科学化与民主化，在诉讼程序的研究中，重点放在第一审程序关于审判方式的改革上，合著有《第一审程序论》；在诉讼证据的研究上，运用马列主义哲学观，以辨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对证据的概念、证明的规则、标准、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均有独创见解，提出法律真实和排他性的证明标准，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樊崇义教授参加了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是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的主要成员之一。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其积极主张的统一人民法院定罪原则、坚持疑罪从无，改革刑事辩护制度，改革审判方式，增设简易程序，完善强制措施等方面的建议均为立法所吸收。
樊崇义教授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95年在第七届国际反贪大会上《论反贪秘密侦查及证据力》的发言，1997年的中芬法制圆桌会议和中国－－欧盟法律研讨会以及1998年在华盛顿中美法治与人权研讨会上的发言，阐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均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和好评。 1、《刑事诉讼指南》（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7年2月
2、《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年4月
3、《比较检察概论》（合著）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1年11月
4、《论证据》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89年12月
5、《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研究》 法律出版社 1993年2月
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副主编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5年7月
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释义与应用》 副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年6月
8、《出庭公诉理论与实践》（合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1996年5月
9、刑事诉讼法学系列丛书 副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5月
10、《第一审程序论》（合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9年9月
11、《刑事诉讼法专论》主编 方正出版社 1998年12月
12、《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 （合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5月
13、《金融欺诈的预防与控制》 副主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年
14、《两岸比较刑事诉讼法》（合著） 台湾五南图书印刷公司 1996年11月
15、《中国法制改革》 （合著） 广角镜出版社 1994年
16、《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 法律出版社 1998年11月
17、《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 1、《法学教程》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年
2、《刑事诉讼法学》 主编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1989年1月
3、《刑事诉讼法学》 副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0年
4、《刑事诉讼法学》（统编）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
5、《中国刑事诉讼法》（统编）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年
6、《外国诉讼法概论》 副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12月
7、《中国刑事诉讼法》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12月
8、《刑事诉讼法学》（统编）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至1999年连续修正并印刷九版
9、《刑事诉讼法学》新编 副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8月 1、《论刑事诉讼中如何贯彻综合治理的方针》 《法学研究》 1985.5
2、《论我国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的创立与发展》 《学习与探索》 1985.6
3、《论刑诉二审如何参照一审进行》 《电大法学》 1985.12
4、《四川三县综合治理调查报告》 《中国法学》 1985.1
5、《对公诉案件调查后的处理》 《河南司法》 1985.12
6、《涉外刑诉程序初探》 《政法论坛》 1986.5
7、《试论律师辩护制度的中国特色》 《诉讼法论丛》 1985.1
8、《论法庭调查》 《法学研究》 1988.3
9、《论法庭审判中的审判长、公诉人和辩护律师》 《政法论坛》 1988.6
10、《略论台湾刑事诉讼法》（合著） 《法学研究》 1990.1
11、《模拟法庭为教学改革开路》 《政法论坛》 1989.2
12、《从苏俄刑诉原则看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法制日报》 1989
13、《论刑诉法学教学改革》 《高等法学教育》 1989
14、《刑事诉讼法学结构的思考》 《高等法学教育》 1991
15、《论法人犯罪案件刑事诉讼程序》（合著） 《政法论坛》 1993.3
16、《刑事诉讼职能论》（合著） 《现代法学》 1992.4
17、《法人犯罪被告人的确定》（合著） 《中央管院学报》 1993.4
18、《刑事审判程序的修改和完善》 《政法论坛》 1994.4
1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新走势》 《政法论坛》 1994.3
20、《市场经济与刑事审判模式改革》 1994刑诉国际研讨会论文
21、《退回补充侦查之研究》 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5.10
22、《修改刑诉法的宏观思考》 香港广角镜出版社 1994.3
23、《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1995年刑诉法学国际研讨会论文
24、《我国辩护制度的历史性变革》 《中国律师》 1996.3
25、《庭审改革与实务》 《法制日报》 1996.5.30
26、《更新观念，明确价值取向》 《法制日报》 1996.2.6
27、《反贪秘密侦查及其证据力》 载《第七届国际反贪大会文集》 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
28、《十六载的实践与探索》 《检察日报》1996.10.24
29、《即要打击犯罪，又要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广州法制报》1996.4.13
30、《两手抓的策略与方法》 《检察日报》1997.3.17
31、《论公开审判》 《法制日报》1997.12.19
32、《简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的适用》，《政法论坛》1997.3
33、《刑事诉讼与人权保障》 《诉讼法论丛》第1卷
34、《简论金融诈骗案件的证据及侦查纲要》 《政法论坛》 1998.6
35、《联合国公正审判标准与中国刑事审判程序改革》 《中国法学》1998.2
36、《我国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刑事立法条件已经成熟》（合著） 《政法论坛》1998.3
37、《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我国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变化》（合著） 《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4
38、《关于人民法院陪审员制度的建议》 《北京观察》 1999.10
39、《言词证据必须用实物证据检验》 《北京青年报》 1999.9
40、《刑事诉讼法学五十年》（合写） 《法制世界》 1999年第5期
41、《刑事诉讼法学回顾与前瞻》（合写） 《人民检察》 1999年第6期
42、《客观真实管见》 《中国法学》2000
43、《二十一世纪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 《新世纪检察》 2000年第1期
44、《中国刑事庭审制度改革与特色》（合写） 《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1期
45、《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定位》 《检察日报》 2000年5月31日
46、《自由裁量与不起诉制度的完善》（合写） 《人民检察》2000年6月
47、《刑事证据前沿问题》（合写），《证据法论坛》第一、二卷；
16、 《关于诱惑侦查法律问题的对话》，《检察日报》2001年1月18日
17、 《公正与效率 辩证同一》，《人民日报》2001年2月21日 ◇ 樊崇义 李艳玲：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要论
◇ 樊崇义: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应遵守的原则
◇ 樊崇义翁怡洁:监督、独立与司法公正关系之辨证
◇ 樊崇义: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项有生机和活力的制度
◇ 樊崇义：人文精神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 樊崇义 张中: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
◇ 樊崇义、毛立华、李莉：私有财产保护入宪呼唤财产处置的法律正当性
◇ 樊崇义 刘涛：检察机关侦查权需要局部适当调整
◇ 樊崇义：确立诉讼预防的观念
◇ 重塑刑事司法的人文精神
◇ 俄罗斯刑事诉讼结构转向当事人主义
◇ 完善的诉讼程序是政治文明的标志
◇ “简化审”关键在于被告人配合
◇ 统一司法考试对中国司法体制的影响
◇ 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司法体制 樊崇义教授1991年评为校级优秀教师，由他主持和领导的刑事诉讼教研室于1998年被评为先进教研室，本人评为校优秀教研室主任；主持的模拟法庭教学法 ，1990年被评为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奖；作为第一主持人的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教学录象片1998年获司法部教学科研一等奖；1986年在《政法论坛》发表的《涉外刑诉程序初探》,获司法部第一届优秀科研奖；主编的《刑事诉讼法学》获司法部一等奖；1998年2月在《中国法学》发表的联合国公正审判标准与中国刑事审判程序改革一文评为司法部优秀论文，并被中央党校编入《中国社会主义精神宝典》；2000年1月在《中国法学》发表的《客观真实管见》被评为中国政法大学宪梓科研二等奖。

㈧ 公安机关在什么情况下会采取手机定位所有罪犯还是案件严重的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第一百五十条 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査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

(8)刑事诉讼法诱惑侦查扩展阅读：

技术侦查应由上级公安或同级检察机关批准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召开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热点问题研讨会就审判程序、侦查程序和证据制度改革进行深入讨论。

来自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北京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校的博士、博士后与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庭室负责人共同进行了探讨。

关于侦查程序改革，与会专家表示，特殊侦查手段应加强程序控制，必须取得上级公安机关批准或者规定应当由同级检察机关批准。保障不强迫自证其罪的关键是律师在场制度。法院在审判阶段并不能直接要求侦查机关补充证据，建议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制度。

技术侦查应杜绝权力滥用的可能及危害

杨锦炎博士后认为，修正案草案专门规定了技术侦查，有利于提高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但是该节还规定了诱惑侦查、秘密侦查等内容，“技术侦查”一词，不足以涵盖上述内容，此节名称应修改为“特殊侦查”更为适宜。

另外，技术侦查手段容易造成隐私权的侵害，应当从实体、程序等方面进行限制。陈惊天博士后认为，特殊侦查手段的规定非常有必要，这次修改实际上也是将实践经验和做法立法化的过程。

但是，特殊侦查手段具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必须考虑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和危害性，建议立法应加强程序控制，规定必须取得上级公安机关批准或者规定应当由同级检察机关批准。

不强迫自证其罪问题 关键是律师在场制度

刑诉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樊崇义教授认为，这是人权保护方面的重要进步，草案在如实回答的规定之后，紧接着做了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规定，巧妙地处理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如实回答之间的关系。

李明博士认为，应当为这项原则进一步设置相关的配套措施，确保该原则得以落实。草案在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同时又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的义务，使得该原则容易被架空。

陈惊天博士后认为，保障不强迫自证其罪的关键是律师在场制度，这也是刑事诉讼文明与民主的标志，是发展的方向。

检察院要求退回补充侦查更符合诉讼阶段

余茂玉博士后认为，应当重新设立退回补充侦查制度。从诉讼模式的角度看，我国的刑事诉讼并非完全是对抗制，公检法三机关在诉讼中有互相配合的要求，退回补充侦查体现了协同合作型诉讼模式的要求。

从诉讼职责的角度看，检察院不仅承担证明责任和控诉职能，同时也有客观义务，退回补充侦查体现了检察院客观义务的要求。

从诉讼阶段上看，法院在审判阶段并不能直接要求侦查机关补充证据，规定建议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制度，更符合诉讼阶段的要求。

㈨ 刑事诉讼法将在哪些方面做重点修改

1.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对刑事诉讼法制定宗旨的规定是:“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考虑到“人民”在我国是一个政治范畴，在外延上不包括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而刑事诉讼法要保护的是包括涉嫌严重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等一切人的基本权利。同时考虑到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建议稿》将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修改为“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进一步完善程序法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二款关于程序法定原则的表述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根据法治国家的授权原则，并特别考虑到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进行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则的重要内容，《建议稿》将程序法定原则独立作为一条，并分两款作如下表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不得超越本法和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权限。”“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诉讼行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违法的轻重程度及结果情况，决定违法行为是否有效。”

3.将人民法院统一定罪原则改造为无罪推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基于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之基石，《建议稿》第十条第一款根据国际社会的通行表述，将无罪推定原则表述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确定有罪之前，任何人应当被推定为无罪。”此外，为了保证无罪推定原则所派生的罪疑作有利于被追诉人处理的精神在实践中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该条第二款还规定:“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按无罪处理;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或罪轻的，按罪轻处理。”

4.增加规定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现代公法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被誉为公法的“帝王条款”。在刑事诉讼中，比例原则的确立对于合理划分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界限，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建议稿》增加规定了此原则，并将其表述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实施强制性诉讼行为，应当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与所追究罪行的严重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相适应。”

5.增加规定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基于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对于防止刑讯逼供、保护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重要意义，并考虑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建议稿》第十二条确立了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或作其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至于此原则是否包含沉默权，可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解读。

6.增加规定刑事和解原则。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既体现了中国“和为贵”的传统和谐文化，又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有效地解决刑事犯罪所带来的各种纠纷和矛盾;以及刑事和解制度、恢复性司法在国际社会的蓬勃发展趋势，《建议稿》在第二十条将刑事和解作为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原则予以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7.增加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鉴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在保障人权、维护司法权威和裁判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意义，考虑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复追诉之现实，结合国际社会一事不再理原则相对化的发展趋势，《建议稿》第二十一条确立了相对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即:“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后，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为再次受到起诉和审判，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8.增加规定国际法优先原则。鉴于我国已经签署和批准的国际公约都规定了不少与刑事诉讼有关的内容;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这些国际公约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为此，《建议稿》参照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在第二十二条增加规定了国际法优先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本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同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9.增加规定未成年人特别保护原则。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迅速发展的状况，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被追诉人的特别保护对于保障人权以及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建议稿》第二十三条将未成年人特别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遵循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10.完善辫护人的职责。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辩护人职责的规定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在辩护的内涵上对程序性辩护体现不够;二是过分强调了辩护人有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举证责任。针对这两个问题，《建议稿》第五十四条将辩护人的职责修改为:“辩护人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收集、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以及维护其诉讼权利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11.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尽管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律师的帮助，但是没有明确赋予律师的辩护人地位，从而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人名不正、言不顺。为此，《建议稿》明确规定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12.通过加强保障辩护人阅卷权的方式解决辩护方的知情权。针对现行刑事诉讼法造成的司法实践中律师阅卷难的突出问题，《建议稿》结合实际，不明确规定证据展示制度，而是一方面提前了辩护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时间，另一方面扩大了辩护人阅卷的范围。《建议稿》第五十五条规定:“侦查期间，辩护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可以查阅、摘抄、复制犯罪嫌疑人的陈述笔录、技术性鉴定材料以及本案的诉讼文书。”“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十日后至一审判决前，辩护律师有权到检察机关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在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再审程序中，辩护律师有权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当为辩护人依法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提供条件和便利。”

㈩ 如何认定侦查行为中的引诱，诱导

诱惑侦查，指侦查机关设置圈套，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暗示或诱使侦查对象暴露其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行为，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的特殊侦查方法。具体来说，诱惑侦查的目的是为了抓捕犯罪嫌疑人，收集犯罪证据；其主体限于具有侦查权的侦查人员及其委托的其他人员。从实践情况分析，其适用的范围主要是具有隐蔽性的，无被害人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

（二）特征分析

正是由于诱惑侦查针对的犯罪都是隐蔽性强、侦查难度较大的案件。因此，其侦查手段与常规的侦查方法相比，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主动性。传统的刑事侦查顺序是“犯罪在前，侦查在后”。而诱惑侦查的顺序则相反，是“侦查在先，犯罪在后”。侦查的过程往往是与犯罪事实同步发展的，侦查人员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见证了犯罪事实，显然属于“主动型侦查”的范畴。

第二，诱导性。诱惑侦查采取的基本方法就是向对方“示利”。具体表现方式可能是提供犯罪机会，也可能是创造犯罪条件，或创设某种诱导性、暗示性情景，或设置某种“情感圈套”。这些诱惑侦查手段，都至少在表面上迎合了对象的某种利益需要，从而给对象制造某种“合意性”，对犯罪行为的实施施加了一个“正向”的促进推进力。由于犯罪人各个的情况不一，犯罪心理也各不相同。这一个“促进力”有可能使之暴露真实的犯罪意图，实施预料中的犯罪行为，使警方能够有效取证，及时抓捕。但也有可能触动人类天性中的某种弱点，甚至于触发犯意，大大提升其犯罪动机，陷人入罪。因此，这个“诱导性”就是诱惑侦查最招人非议之处。

第三，欺骗性。在诱惑侦查中表现为侦查机关使用种种诈术，为达到目的而利用对方的某种欲望。包括侦查人员适用假身份，假面目，假情境等等。在有些案件中，为了达到欺骗的目的，侦查人员甚至会参与实施一些单独看起来是违法或犯罪的行为。这些举动常常被人认为有损国家威信，而且具有天然的道义上的缺陷。

值得注意的是，诱惑侦查必须同时具备这三个特点，否则就不能定义为是“诱惑侦查”。比如在审讯中警察也可能使用到利诱的刑讯方式，然而就不属于诱惑侦查。二、通过证据效力判定对诱惑侦查进行规制

（一）进行规制的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犯罪案件日益组织化，智能化，秘密化，以及犯罪行为人反侦查能力的日益提高和维稳压力的增大，诱惑侦查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侦查手段，越来越受到侦查部门的青睐。然而，诱惑侦查好似一把双刃剑，如果使用不当就会伤及无辜。具体来说，其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过度地采用欺骗性，诱导性策略，可能会冲击社会信用体系，严重损害司法诚信。二是可能影响个人意思自决的自由，甚至诱人犯罪。由于手段的欺骗性和诱导性，因此在侦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由于被诱导而产生犯意，从而触犯刑法的情况。三是存在滥用警察权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不采用诱惑侦查又将会导致许多犯罪无法侦破，从而放纵了犯罪。因此，诱惑侦查的公正性备受争议。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刑事司法公正往往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在刑事侦查陷阱这一诱惑侦查过程中，落陷人因犯本罪而受刑罚，而设陷人无论怎样设置陷阱，即使存在犯罪嫌疑，也因为是执行公务，身份上的不同而免除其罪，或不谈其罪，甚至普通的违法行为都不构成，用公正的天平衡量显然是不平衡的。”

因此，笔者认为，当我们满足于惩治犯罪的需要时，也同时要考虑到规制诱惑侦查这一刑侦手段本身公正性的缺失易带来的弊端。有条件地否定那些严重违反规则的侦查所得到的证据是十分必要的。否则，恣意扩张的公权力将会极大扩张，最终被威胁到的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二）对诱惑侦查所获证据进行效力认定是对其进行规制的可行方法

针对如何对不合适的侦查陷阱进行规制的问题，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建议。各国的实践也有不同的做法。举例来说，德国的学者就提出了量刑说、证据禁止说、刑罚放弃事由说、刑法排除事由说、刑罚排除事由说、无影响说等数种学说。总的来说包括从证据着眼和从刑罚适用上着眼两种角度。笔者认为，对诱惑侦查所获证据进行效力认定，排除其在审判过程中的适用，否定其证明效力，是对其进行规制的可行方法。而其他的学说则在理论上和实体法的适用上不能自圆其说。

首先，从实体法的规定来看，排除诱惑侦查证据的效力有法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刑诉法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相反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3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一下判处刑罚。通观整个规定刑罚具体运用的61条到89条，诸种减轻处罚的规定并没有包括诱惑侦查这一方面。显然，把诱惑侦查当做“案件的特殊情况”报给最高院进行核准，也是不切实际且效率低下程序繁琐的行为。所以，与其在判决阶段在“量刑”和“刑罚适用”上再加以考量，不如直接在证据认定阶段就对其进行效力认定更具有实体法上的依据和说服力。

其次，从理论高度上看，通过对落陷者进行刑罚上的减免，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某一罪行进行审判，法官只能在法律的框架内，通过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犯罪构成要件的评析，将其“涵摄”到具体的案件情况之中，将预先评判具体化的过程，并没有综合具体案件中于刑法裁量有关的一切事由进行“总体性评价”的余地。因此，在形影犯罪行为的不法程度原则上并未降低的情况下，以诱惑侦查为原因，在刑罚的适用和裁量上做过多的参考，不符合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

因此，从证据角度对诱惑侦查所获得的证据进行效力判定，是可行度较高的一种规制诱惑侦查行为的方法。下面，笔者将重点分析如何对证据进行效力上的认定以达到前述目标。

三、诱惑侦查证据判定的具体方法

（一）证据分类

1、分为“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

美国法将诱惑侦查分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和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是指对原来没有犯罪倾向的人实施诱惑行为，使其产生犯意，并促使其实施犯罪行为。在此种类型的诱惑侦查中，犯罪嫌疑人本来并没有犯罪意图，在侦查人员的诱导、暗示下才产生犯意，继而实施犯罪行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则是指犯罪嫌疑人本来就已产生犯罪意图或者先前就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侦查机关只是为其提供了有利于其暴露犯罪意图或实施犯罪的一种情境或机会。可见，这种分类方法考察的视点聚集在被诱惑者的主观心态上，即考察其是否持有犯罪倾向。其区别在于：

（1）被诱惑者先前有无犯罪意图。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犯罪人，其犯意的产生是由于侦查人员所采取的一系列积极、主动的诱导、暗示行为。而机会提供型侦查的犯罪人先前就已有犯罪意图或者犯罪行为，侦查人员的诱惑行为只是使其原有犯罪意图暴露或者强化。

（2）侦查机关实施此种类型侦查时有无明确的犯罪嫌疑人和充分的怀疑理由。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具有随意性，缺乏明确的犯罪嫌疑人和充分的怀疑理由。因此，有学者认为这种侦查手段有对被诱惑者进行人格测试之嫌。

（3）侦查人员是否对被诱惑者实施了积极、主动的诱惑行为。犯意诱发型侦查的侦查人员在整个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积极地帮助和推动犯罪，有引诱清白者犯罪之弊端。反之，机会提供型侦查的侦查人员相对消极，只提供犯罪的情境而不添加过多的推动因素。

2、分为“容许的侦查陷阱”和“不容许的侦查陷阱”

这是德国法的分类方法。不是所有的诱惑侦查都被容许。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观点，侦查陷阱是否被容许，取决于案件中的“总体评价”，即“警探的唆使行为对犯罪的影响是否已经达到了如此重要的程度，以至于相比之下被唆使的行为人自己对犯罪的影响反而居于次要地位。也就是说，侦查陷阱的容许与否，必须通过具体案件中对于”被唆使者的危险性程度”以及“阻止其将来实施犯罪行为的必要性”这两点之间的权衡而确定。进行这种权衡时所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包括：被唆使者具有犯罪嫌疑的原因和程度、警探对被唆使者所市价影响的类型和强度以及被唆使者实施犯罪意愿和主动性的程度等。根据这一标准，德国各级法院（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在诸多判决中主要确定了五类不被容许的侦查陷阱，分别是：针对无刑事犯罪嫌疑者的侦查陷阱、量的跃升、强制性的侦查陷阱、过于强烈的侦查陷阱、侵入私密空间的侦查陷阱。

综上分析，针对无刑事犯罪嫌疑者的侦查陷阱、量的跃升这两项，都属于第一种分类中“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范畴。而强制性的侦查陷阱、过于强烈的侦查陷阱，以及侵入私密空间的这三项，则属于第一种分类没有顾及到的一个方面，提示了诱惑侦查中手段上需要注意的其他几个方面。

（二）效力认定

对一项证据进行效力判定的依据可以分为内部性和外部性两类。其中内部性的要素包括证据的合法性和可靠性。证据的外部性评判标准包括对刑事诉讼制度可能带来的影响。

1、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获证据的效力

（1）合法性判定

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是对原来没有犯罪倾向的人实施诱惑行为，使其产生犯意，并促使其实施犯罪行为的侦查行为，这种侦查行为对于犯意诱发型侦查所获证据的效力，各国有不同的认识。在美国和日本，对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获证据一般不具有证据能力，而被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但在英国，对犯意诱发型侦查所获证据的效力则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密切相关。笔者认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符合《刑事诉讼法》第43条所提及的“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范畴。针对这种证据，可以适用刑诉法解释第61条的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完全排除了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获得的言辞证据。

（2）可靠性判定

作为公安机关，在诱惑侦查阶段既然是要诱使某人进行犯罪，其搜集证据的倾向已经十分鲜明。特别是在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情况下，这种危险倾向无疑会表现得更加强烈。被落陷人的任何企图不犯罪的行为都会被警方加以诱导而被引向犯罪之路。最后被侦查方收集的证据可想而知，均是在这种强烈诱导下所出现的有罪证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无论言辞证据还是实物证据，均不具有必须的可靠性，其真实性值得怀疑，因此，其效力不能被认定。

（3）外部性评判

一项制度的适用与否，必将引起社会上的相关人员趋利避害，依照政策和法规的指引行事。由此可以推论，如果公安机关发现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获得的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如果可以被认定，必将引起公权力的恣意扩张，极大地威胁到一般公民的正常运行和基本权利的行使。因此，综合考量下，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获得的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都不应该得到证据效力的认定。应该被排除在法官许可的证据之外，不具备任何证明价值。

综上所述，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获得的证据在合法性和可靠性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不宜被认定为定罪之证据。如果查证属实，法官应立即排除所获得全案证据，并依据余下的证据判断被告人的罪责。如果违法诱惑侦查所获得证据被排除后，再无其他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则法官应当作出被告人无罪的判决；如果该证据排除后，仍有其他充足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则法官仍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2. 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所获证据的效力

目前学术界总体倾向的有限肯定说认定了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证据效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面对诱惑侦查是否合法的问题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侵害的公民的人权，违反了程序法所规定的追究犯罪的程序及步骤，易被侦查机关滥用，因此应予以禁止；而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具有合理性因素，是符合犯罪行为做斗争的需要的，是符合现代刑事程序法发展趋势的，所以应承认其合法性。

笔者认为，考察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时候，考虑到公权力的强大和容易扩张的特点，必须结合上文提到过的非法侦查手段进行进一步的限制，才更为合适。而不能一概而论，将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所获得的证据全盘采纳。此时不妨参考德国法的分类，将“过于强烈的侦查陷阱”和“侵入私密空间的侦查陷阱”加以排除。由此，笔者主张，在审查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所获得证据的时候，应该考虑其是否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符合自愿原则。在实施诱惑侦查时，公安机关必须确保嫌疑人实施犯罪时是出于完全自愿而非强制的状态。从而避免“强制性的侦查陷阱“。最基本的要求是，警探不得采取任何暴力或者胁迫手段促使唆使者实施犯罪行为。否则，就有使警探自己成为间接正犯的可能性。

第二，符合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强调的是手段和目的的合乎比例性。在这里，德国法中规制的“过于强烈的侦查陷阱“就是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诱惑侦查手段之一。侦查陷阱中警探唆使行为的强度必须和被唆使者刑事犯罪嫌疑的程度处于一种适当的、与具体犯罪相关的比例关系。被唆使者刑事犯罪嫌疑越大，就越是可以持续地实施强度越大的唆使行为。而那些超出这种合适比例关系之外的过于强烈的侦查陷阱，则不被允许。否则，就可能会造成被唆使者自己对于犯罪的影响相对于警探的影响，反而居于次要地位的情形。由此搜集的证据定罪，显然是不合适的。

第三，符合不得侵入公民私密空间的原则。在实施侦查时，没有得到授权的警察是不能随意侵入公民私人空间开展侦查活动的。更不能在此空间内为其提供诱惑。原因是公民的私密空间受到宪法的明文保护，在私人空间受到引诱时，公民可能会由于情感的因素采取某些非常手段甚至铤而走险。警方如果在此范围内加以引诱，则具有太大的诱导性，可能会引起原本并无犯意的人被迫走上犯罪之路。

在确定符合上述三项标准之后，诱惑侦查所获得的证据可以认定为有效证据，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结语

诱惑侦查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得好，对提高侦查效率、打击刑事犯罪大有裨益，但若缺乏规范和约束的机制，诱惑侦查则会沦为权力的玩具。在对诱惑侦查所获证据效力的认识基础上，如何从刑事程序法上对其启动程序、实施主体、适用范围、责任追究上进行明文规制，是我国司法系统下一步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