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民事诉讼法

① 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协议管辖的规定

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解读】本条是关于协议管辖的规定。
协议管辖，又称合意管辖或者约定管辖，是指双方当事人在纠纷发生之前或发生之后，以合意方式约定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管辖法院。本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可见，协议管辖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1)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案件，包括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2)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范围，包括可以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当事人选择了与合同没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人民法院，该协议无效。合同签订地是指合同双方在书面合同上签字和盖章的地点。例如，广东某厂与黑龙江某厂在北京签订购销合同，北京为合同签订地。标的物所在地是指标的物存放的地点。例如，上海某厂与大同某厂签订的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履行地为大同火车站，货物由上海装船运至秦皇岛港时发生纠纷，因货物在秦皇岛港，秦皇岛港为标的物所在地。
(3)必须以书面协议选择管辖，包括书面协议可以采取合同书的形式，包括书面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也可以采取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当事人双方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意思表示的形式。或者是诉讼前双方当事人达成的管辖协议，口头协议无效。
(4)当事人必须进行确定的、单一的选择。当事人必须在上述五个法院中选择其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选择管辖的协议不明确或者选择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中的两个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的，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管辖。
(5)协议管辖不得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目前，有些地方法院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对合同及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的，也抢着受理争管辖。如果依原告就被告原则，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原告怕地方保护主义;如果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被告怕地方保护主义。为了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因此规定协议选择管辖。这样规定，还可以避免因管辖权的争议而延误纠纷的解决。协议选择管辖，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② 在法律上，未成年能.............

一、 研究未成年人作证能力的必要性

在人类历史上，对于证人资格一度存在诸多限制，年龄﹑宗教信仰﹑智力缺陷﹑肤色﹑道德缺陷﹑定罪判决﹑婚姻关系﹑与一方当事人﹑律师﹑利害关系人的诉讼关系等，这些都曾经是不具备证人资格的理由。[1]许多未成年人往往不在证人之列。我国《唐律》中就明确规定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能作为证人，“基于律得相容者，即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减罪人罪三等。”[2]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年龄不再是决定证人取舍的标准。“今天，几乎所有人都被假定为有能力作证，除非相反的情况得到确切的证明。”[3] 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明文规定未成年人具有作证的资格。美国《加州证据法典》第700条就明确规定：“除非成文法有其他规定，每个人不管他的年龄，都有资格作证人。没有人被剥夺了对问题作证的资格。”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加州法院也已经允许十分幼小年龄的儿童作证了。[4]英国法律明确规定未成年人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称为“克服年龄缺陷从而合格的证人”。意大利民事诉讼法规定可以传唤未满14岁的人不加宣誓地直接询问。总之，对于儿童证据，不应采取否定的定型观念。近年来在普通法和成文法典中已经形成共识，“儿童证据具有天然的不可靠性因而应当特别小心”的观点已经被消除了。[5]

法律明文规定未成年人的证人资格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未成年人都可以出庭作证，未成年人能否作证要受制于未成年人的作证能力。未成年人的作证能力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由于在知识﹑智力﹑经验等方面都与成年人存在很大差距，所以未成年人对于案件事实的观察﹑理解﹑记忆﹑陈述就要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成年人有作证能力的案件未成年人就未必有作证能力；2.未成年人包括刚出生的婴儿至17周岁的人，虽然年龄跨度不足18年，但基本完成了个人心理﹑生理﹑智力逐步走向成熟的完整过程，因此，各个年龄段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17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像成人一样作证，1岁的未成年人就没有什么作证能力；3.未成年人由于居住环境﹑生活状况﹑教育程度﹑家庭等方面的差别，同一年龄的未成年人对于同一事物的认识就可能存在天壤之别。例如，大都市里学龄前的儿童可能熟练地操作计算机，而偏远地区17岁的未成年人完全有可能不知道电脑为何物（当然这种情况在成年人中也是存在的，但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育的不成熟，其认识能力则更易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与此相适应，同一年龄的未成年人之间的作证能力就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证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两个有一定联系但又不能相互混淆的概念。我国《民法通则》依据年龄、精神状况将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一般说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具有作证能力，具有限制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是否具有作证能力则比较复杂。因为证人证言往往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并且证人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在证人的取舍上必须慎重。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其是否具有作证能力不能仅仅依赖年龄来判断，而应当寻求更加适当的判断标准。

往往在其他证人或者其他证据难以取得时，案件当事人才会主张由未成年人出庭作证，因此未成年证人对于案件的证明就显得更为重要，而未成年人具备作证能力是未成年人作证的前提条件，所以确立适当的标准和程序审查、判断未成年人的作证能力是十分必要的。我国由于证据立法的滞后，法律中没有关于未成年人作证的专门规定，而理论界对此问题又鲜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所以对未成年人作证能力的研究就具有了理论上和实践上两方面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二、 未成年人作证能力的确认标准

前已述及，我们不能简单地依据年龄来区分证人有无作证能力，这是因为：首先，未成年人的作证能力主要体现在对案件事实的陈述上，年龄是未成年人作证能力的关键性因素，但是并不是绝对的和唯一的因素；其次，未成年证人对于案件的作用往往是不可代替的，所以在未成年证人的选取上应当更加慎重，不宜采取绝对的、单一的年龄标准。因此，应当确立对未成年人作证能力进行审查的独特标准。

加拿大《证据法》认为不足十四岁的未成年人能否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取决于两个因素：(1)此人是否懂得证据宣誓或郑重陈述的性质；（2）此人是否可以表达证据内容。如果此人懂得证据宣誓或郑重陈述的性质，应当在证据宣誓或郑重陈述后作证；如果此人不懂得证据宣誓或郑重陈述的性质但能够表达证据内容的，可以在许诺说出真相的情况下作证；如果此人不懂得证据宣誓或郑重陈述的性质又不能够表达证据内容的，不能作证。澳大利亚《1995年证据法》将证人证言分为宣誓证言和非宣誓的证人陈述。一般来说，证人要提供宣誓证言，只有在作证中不能理解的才没有提供宣誓证言的资格，但提供非宣誓事实陈述的证人同时要满足下列条件：（1）法院确信该人能够理解事实与谎言之区别；（2）法院告之该人陈述事实之重要性；（3）在对其进行询问时，该人表明拟在诉讼程序中陈述真情的。符合下列情形的人不能作证人：（1）该人不能聆听或者理解对事实的提问，或者不能表达对问题的回答；以及（2）此种不能聆听或理解无法克服。美国法律则仅要求该未成年人是否具有理解和回答简单问题的能力。为了决定该未成年人是否具有区分事实与谎言的能力，法官可以提出一些

诸如此类的问题：“假如我曾经对你说我的法袍是白色的，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圣诞老人是确有其人，还是有人装扮的？”[6] 1947年，美国肯德基上诉法院的一个判决认为：“法院应当确定未成年人是否有足够的观察、回忆与叙述事实的智力以及说真情的义务感。如果他具备这些条件，就应该允许他作证。法院一旦裁定他是一个合格的证人，应由陪审团确定应给予他的证言多大的分量。”[7]印度法律规定未成年人出庭作证的能力取决于：（1）是否能够理解所提问题；（2）是否能对这些问题给出理性回答。奥地利《民事诉讼法》规定不能传递知觉或者对应证明的事实缺乏知觉能力的人不能作为证人进行询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这可以说是关于证人能力的立法规定，也可以说是对未成年人证人能力的确认标准。但由于该规定过于简单，又缺少理论上的研究，结果造成实践中的操作困难。未成年人能否出庭作证取决于四个因素，即未成年人的：（1）观察力；（2）理解力；（3）记忆力；（4）陈述力。未成年人对于案件事实要经历一个观察——理解——记忆——陈述的过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可能导致案件事实的证明成为不可能。而这四个因素又是由未成年人自身生理、心理、智力等因素的发育情况所决定的。所以，未成年人的作证能力必然与成年人之间存在差异，恰如加拿大判例法认为的一样：“采用审查成人可靠性的标准来审查儿童证据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们的证据应当在常识的基础上予以探究，同时考虑在具体案件中的优势和劣势。”[8]因此，只要未成年人具备了基本的观察、理解、记忆能力，并且通过自己的陈述（穷尽现有手段）为他人所知，表明其能够区分事实与谎言的，就证明该未成年人具有证人能力。也就是说，在未成年人作证能力方面不应当采用过于严格的标准，只要未成年人具备了证明案件事实的最基本能力即可。在此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通过提问一些简单问题的提问来决定未成年人是否具有作证能力。在实践中，对于作证能力较差的未成年人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来帮助其在作证能力方面的缺陷。比如对记忆力差的未成年人可以采取回归现场、催眠等措施 ；对盲、聋、哑等表述能力有缺陷的未成年人，可以借助于助听器、盲文、哑语等手段；必要时还可以请未成年人的亲属、老师等进行协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8条中规定，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9]对此问题应当如何理解？首先，这是关于未成年人证言效力的规定，而非作证能力的规定。作证能力是未成年人是否具有作证资格，能否出庭作证的前提条件。而未成年人所作的证言是否与其年龄和智力相一致是证言的效力问题。只有具有作证能力的未成年人出庭作证以后，才会发生证言效力的问题，两者是不在同一范围的不同问题。因此，证人是否有能力作出与其年龄和智力相一致的证言不是证人作证能力的确认标准；否则，会不可避免的犯本末倒置的错误；其次，此规定表明未成年人可以出庭作证，并且没有明确的年龄限制。未成年人所作的证言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一致对于未成年人作证本身没有影响，仅仅对证言的效力有影响。未成年人所作的证言与其年龄和智力相一致，该证言就可以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未成年人所作的证言超过或者低于其年龄和智力水平，该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需要和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这就更加证实了在未成年人作证能力上的“低要求”。

③ 债权人撤销之诉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联系与区别

首先，提出了

我们的民事诉讼制度的问题，进入第三方武力的问题损害了消费者的权利利益提出上诉的裁判制度不健全的补救缺点存在。特别是近年来，一些恶意串通当事人，一些政党故意隐瞒重大事实，超出了权利要求的范围有些裁判文书调解的内容，更多的性能与损害局外人的利益。 2007“民法通则”第178条只是赋予当事人申请第三方重审不提供救济渠道的权利。当第三方民事权利受到侵犯时，裁判需要在2007年生效，“民法通则”第204条的设计是第三方反对意见的执行情况，向执行法院，第一次初步反对第三方审核由执行法院，反对机构设立规则暂停标的物的执行落实。第三人不服该决定，申诉人只要求由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以按照职权启动程序，即通过公权力进行干预，以解决问题的第三方权益后生效侵犯的裁判。 [我]因此，由于外界第三方的诉讼权利损害的虚假情况的救济问题，主要通过申请再审解决。但也更严格的条件申请再审，开始是很困难的。早在2011年8月2日，日本民法室LAC上需要研究这个问题“内政部颁发”提出了三种方式解决，一种是第三人应当设立上诉制度，以第三人在原方的被告人，使法院的生效判决，要求对他们的判决的内容。二是再审程序应，以便第三方再审申请原判决的权利。三是建立第三方不应被和的再审上诉程序，而另一个投诉解决由第三人，可以在上诉之前否认了上诉。

要通过诉讼等手段防止恶意人士，对在外人看来，新的“民事诉讼法”第227条，同时保留了“第三方执行异议上诉”的合法权益，“来自法国和台湾学习，中国的第三人诉讼制度“[二]，第56条，第三人增加规定，”因为我不能占标的物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表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部分调解或全部的错误的内容，损害公民权利，他可能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的日期正在六个月内侵犯，使该判决，裁定，人民调解法庭诉讼。人民法庭上，建立了债权，应当改变或者原判决，调解;索赔是不成立的，驳回了索赔，“熊跃民教授认为，这一规定”与再审相比，在诉讼中的第三人提起程序更方便，更利于第三方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III]

二，民法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评论

（一）第三方投诉程序

第三人的上诉过程起源于法国，法国的表述是“第三方反对”，中国学者将其转化为“第三人提出取消异议的决定”[IV]。“法国新民事诉讼法”，为“第三人异议”为“极上诉途径“和”再审“并列第582条的规定规定：”第三人提出取消该异议是指攻击第三人不为己判决的兴趣，要求该决定或要求修订的决定第三人异议，反对拟议的第三人，是指争他们的攻击点已被判处挑战法律，并使其事实上重做裁判。 “第583条规定，”在让市民提出反对给第三人的任何权益“第587条规定，”第三人在质疑的上诉请求的判决提出，要提出攻击法院的判决;反对由第三方提出的，裁判是由同一警长“同时，”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页592规定：”由第三人取得，仿佛要做出这样的判断，法院裁判的决定提出反对的判断，提出了同样的呼吁。 “在它的程序，第三人提出异议，以取消实质条件的决定”应该有益处，“-----”获准第三人造成损害这一规定的判定“，使大部分的判断可以进行救济以这种方式由第三方取消判决的反对意见。在接受原来的法院判决，审理。结果在审判普通程序的司法管辖区作为第三人提出取消异议的决定被驳回，原判确认;此类第三方异议赞成判决得到判决的取消将被取消或减刑对于由第三方提出的任何判决的反对，拒绝接受该应用程序可以请求救济[V]民事诉讼法守则的条文，解释取消第三方异议，虽然是上诉的途径非常的决定，但它是一个普通的审判程序，还有适当的补救措施。

台湾，中国在保留[第三人异议诉]前提“强制执行法”，修订2003年“民事诉讼法”原生态“第三者决定提起申诉的程序，”第507-1条规定认为“无私第三人在法律上归属于非结果是诉讼的主体，但不参加，没有取得所造成的攻击或防御方法判决谁是共同被告双方在决定最后的足够影响判决提起申诉，要求其不利判决的一部分。“还规定，”第三方投诉，投诉原审法院判决的专属管辖权。“中国台湾”民法通则“这个系统的建立”后该系列的程序保障为保障第三方程序所赋予的权利，并通知该第三者的事先程序保障（第254第四的第67条），构建一个统一的决心程序性保障措施和纠正争，法国（或裁判）稳定性的具体要求和有效性。 “[VI]必要的细节，以扩大诉讼的功能来解决争端，”实体法维持秩序与和谐“的基础上”，确保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和”改进司法系统的运作效率与经济“中，有时决定的有效性必须扩大和第三方比其他诉讼当事人，但在另一方面，站在鉴于宪法诉讼自由和产权保障的权利，从而使第三的地位人在一个特定类型的绑定结果私法的判断，它必须给予某种形式的系统，丰富强大的扩展的有效性决定的合法性的基础上，设计程序保障的，因此，首先，赋予法院依职权的诉讼部门的事实被告知第三方的合法利益之间的特殊关系的结果，第三方可根据俾使的诉讼保留的内容和决策类型的赌注“是否”和“在其中的方式”参与诉讼，但前提是第三者“的程序性保障措施之前”;在另一方面，法院不得基于一个恒定的能量，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的股权，并告知现实正在实施程序保障的要求，所以对于第三方之前，参加诉讼的机会没有给出判决，允许其在事后竞争是什么效力的判决，只要它“之后的程序保障”，设置了“第三人之诉”该系统。 [七]然而，第三方的吸引力和功能性的立法宗旨的详细视图，该部应确保的目的和正确的客观判断，其目的应该是一样再审的目的。

在现有吊销第三方投诉的框架内，第三人在法国和中国台湾提出反对取消的判决，该判决是第三人来攻击自己的利益，或者要求废标判决改判。但目的是通过既判力裁判的法国法律打破，目的是为了保护第三方的台湾成立过程的权利。在[八]无论是在诉讼要求，提上诉，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和审判过程中，等方面是不一样的判决。

（二）第三人再审再审

方有特殊要求满足，其目的是判决和重审案件依法作出了终审判决错误。

“意大利民事诉讼法”第404条规定：“让路给他执行的最终判决或权益受到侵害第三人的判决，或因欺诈或串通，以自己的利益诉讼的损害继承人和债权人已就判决确定再审。“第三意大利再审的规定是非常简单的，但与第三方上诉制度，等等，这是由判决确定的同一主题的侵犯第三方的方式提供救济。

日本的“旧民事诉讼法”第483具有欺诈判决受害者的规定，第三人可以得到缓解与准再审诉讼赔偿诉讼。该第三人应确定原方共同被告的判决。该系统可以对第三人给立竿见影，而且可以防止冲突的裁判。在1926年修订的规定删除，并于1996年修订民事诉讼法，这对于是否需要额外审理再审审查中提出。但学者认为，遗漏诈骗受害者属于立法再审制度的错误，并在现有法律的解释承认这个政权。 [九]可见，日本第三人原判的投诉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诉讼制度，但分类再审，无论申请再审第三的选项法定主体。日本学者也认为，多个外部第三方的情况下，可以类推适用再审的主体的规定，提起再审。但民事诉讼法对第三人再审的标的物没有特殊规定，因此可作为其申请再审基于事实第三方的主题日本的新代码，是模糊的，它基本上取决于的要求相关的实体法。同样，第三方的基础上，生效判决提起再审下是模糊的，因此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目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47条[独立人士参加]规定，诉讼的结果主张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的第三人，作为双方当事人的诉讼作为共同被告。日本学者通说认为，基于广义解释，当涉及第三方，预留判决判决的效力有固定的第三方的利益可能带来再审。 [X]此外，欺诈第三方的执政党，第三方也提到这一点，理由再审。 [XI]同时，从实体法的角度来看，在欺诈案的判决，“日本商法”三下“股东代表诉讼欺诈再审”和“行政诉讼案件在日本”第34条第268条的“第三人再审“，也是”第三方可能再审“补救一套程序性保障措施之后。 [XII]

由上可知，第三人在日本和意大利再审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第三人的想法有救济和立法意图，但是这两个国家都将是第三人的救济后 - 原案纠正侵犯其判断---为一体的元素再审制度的，因此将解除延伸到进入裁判的力量主要再审有第三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看到来自第三方联合呼吁两个诉讼官司的比较第三再审：一，第三人再审功能旨在否定原终审判决的有效性，而上诉的原则只有在第三人，要求判决不利原来的第三人最后一部分，但原终审判决的错误还没有得到处理和解决。可以看出，该第三方再审的作用远远大于第三者投诉更彻底地更大。其次，由于第三人的结构，只在有合法再审申诉，认为原诉讼的主体必须继续听取法律关系的再审。所以，说到第三人再审原告在理论必须建立在诉讼各方有法律关系的资格是有限的原始标的物;而第三个重大诉讼撤回只有在终审判决不利于第三人部分，据此，原告的范围在更广泛的上诉再审申请第三方投诉第三人的主要范围。综合上述两点，第三人提起再审的主体区域和更加具体和严格的再审，但提交的更多的休闲第三方投诉的主要范围，势必效率值？构成既判力和民间的威胁。因此，第三人与再审中投诉的功能和意义的独立第三方。 [XIII]

通过的情况下的补救措施域外研究以外的第三方显示，在编制而言的方式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设立独立的第三方相对上诉制度将尽可能多的方式上诉的，并设置并排再审。这相当于上诉的普通途径，而不是第三方提供救济的情况下，在普通的方式提起上诉，并需要通过法律明确授权。相较之下，台湾，中国，法国，更加注重对民事诉讼法第三人该裁决的权利 - 授权不被判决的约束，但他们损害的权利的有效性其最终判决的利益被害人的事实救灾后，应给予法律。另一种是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和意大利没有一个独立第三方诉制度的旧民事诉讼法，但它会被归类在建立再审，或者在特别法中，具体的规则来指定允许再审的相关规定。关于防范欺诈的危害岁的日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三人可以提供及时的救济和预防冲突的裁判。 [十四]

我们认为，第三方上诉制度因生效兑判断，它不是按照一般程序，但只有在符合再审听证程序，这是最具成本效益的争议解决办法是与司法效率的原则。在2005年底，最高法院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关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决定申请再审，正义（草案）的利益”，提请各国相关立法的尝试和地区，结合国情，建议，规定：。 “第三方民事，行政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损害其权益再审，比照申请的当事人的规定，再审处理的理由”在2007年6月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的过程法院认为，以立法的单独条款重审后，给第三人有权申请再审的权利。 2008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适用司法解释”第三人第5条原判决的，实行调解，以确定任何索赔的标的，提起了新的诉讼并不能解决争议，可以向原审判决，对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调解申请再审。

台湾“司法”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吴明轩委员建议修订，第三方的补救措施采取补救措施再审，增加了一个第三人再审再审程序。 〔XV〕陈容宗教授也认为它是一种思维相当正确的方向。 [XVI] Yaorui广老人在第三方诉讼讲道的评价：“判决后，这支部队的学生，以确定这种决心的力量，除了再审，不得推翻，那么法律和维护稳定，显示考虑法院。威尔逊也因此，虽然再审，但原审判决理由，投诉应当予以驳回。“德国”民事诉讼法“再审分为两种形式，申诉即和恢复的投诉。第579 [申诉]的判决违反程序规定，提起再审，称为投诉，而不是在投诉外的再审能够确定推翻原判决确定力。在民事诉讼法，确立了在通常的诉讼程序，以推翻该决定，以确定该系统的有效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3，提出在适用投诉的第三人应注意的问题

（一）原告资格问题

新的“民法通则”第56条道路提供第三者“，因为我不能归因于标的物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表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一些错误的内容或所有调解，伤害他们的公民权利，他可能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的日期正在六个月内侵犯，使该判决，裁定，人民调解法庭诉讼，“据此，我们可以看到，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第三方作为原告的资格：（1 ）的人不得参与行动的最后第三个原因不能归因于受试者本人; （2）第三人，是指只对第三人的“民法通则”第56条，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的独立权利（诉讼的原告题材当事人有权要求一个独立的权利），并没有独立的权第三人（案件的结果，他在一个合法权益）两种。这样的规定，原则和抽象的仍然是有用的概念来解释猜疑的概念。应当指出在其应用：

首先，必须有三分之一的人比原来当事人其它。如果你属于第三方应参加党的诉讼中，当事人其实不是第三人。缺少必要的共同诉讼人，根据新的“民法通则”第200条第8款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对于普通共同诉讼，因为抱怨是可分的，这也是常见的共同诉讼人不存在问题起诉第三人。

二，有一个第三人的独立权，参与诉讼，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自称参加中国新的“民法通则”第56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的主体双方之间的诉讼，第三人认为独立请求权，起诉权“，是一位自称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判断基于相对性原理第三方独立的权利可以是一侧或前执政党两侧提出了新的投诉，而不必使用这个系统，原判决，并因此，第三次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第三人谁退出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第二是诉讼的结果会造成损害他们的权利，即防止欺诈行为的受害者参与。台湾学者认为，骗取被害人的诉讼索赔欺诈受害者用诉讼的方法，故意侵犯有关各方的权利，该方法应受害人在被占的损害予以救济。 [十七]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参与这些规定的诉讼程序。我们认为，虚假诉讼今天撤回其第三次诉讼条款的盛行，它会被添加，以防止欺诈行为的受害者参与，让第三方介入诉讼，以更有效地保护他们的利益。

三，第三人，上诉法院的基础上参与对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的影响无独立请求权的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来确定，有责任在随后的单独的一个案件有一个预坚定感，即第三方的无独立请求权，以协助其人而已，不能声称其原来的裁判参与法庭诉讼，不正当的，因此，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参与本案的诉求，比如它的辅助被告提起了他们的党原告丧失资格的第三方提起诉讼。根据“因为我不能归因于标的物”没有参加本案的诉讼程序，也不会产生参与的效果。对于其他当事人的基础上，相对既判力原则“可能是其他诉讼起诉不当的裁判”[十八]。由上可知，对于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因为我不能占标的物未参加诉讼”，因为没有任何影响的参与。这是第三方的无独立请求权没有使用这个系统是有效的，他们不原判决。此外，如果谁直接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法庭，由于双方的人可能会提出上诉或申请再审，而无需使用第三方的决定提起申诉必要的。

（二）问题

新的“民法通则”第56条第3款，第三人的范围，有证据表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某些内容或全部调解错误破坏了他们的公民权利，可以起诉到人民法院。

我们知道，在原则上，仅受既判力的法院诉讼的限制当事人有约束力。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也将受到既判力第三人以外的其他当事人产生约束力的限制。作为继承人各方持有人的请求的标的物，在全体股东的诉讼，代表和所有诉讼和起诉是代表没有参与破产案件，以便分配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破产是谁。上面的人的诉讼非常广泛的接触判断的影响，是第三人有权参加诉讼的机会，法院应当受理此案的事实，发表在“人民法院报”或“最高人民公报“中，”损害他的民权“不是一个特定的第三方通知，以避免”因为我不能占标的物未参加诉讼“，并提交第三诉讼撤回。

我们认为，由于第三方投诉是基于第三人的审判，其中有独立的权利提出的身份，因此，其范围应有权请求权独立第三方，与类似的范围。这是合理的定义仅限于：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及拥有权。

法院

增加的第56条，第三人新的“民法通则”的规定（三）司法管辖权“，使该判决，裁定，人民调解法庭提起诉讼。”第三人诉讼部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拒绝接受调解，非常规的补救措施制定程序，应作出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法院调解书的管辖权。这样的规定，首先考虑到的，人民法院作出原生效判决，更好地了解调解的优点，有利于法院;而到了审判法庭本身的纠错充分发挥;其次，避免了下级法院或变更上级法院的决定正式生效，调解情况。我们认为，由于第三人与原案属于上诉法院改判变得更加困难。建议第三人可以向上级法院采取提高裁判的效果。因为我不能占标的物进行起诉

（4）第三次诉讼问题

增加的第56条，第三人“的新的”民法通则“规定的条件并没有参与诉讼，但有证据表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的，或者这本书错的全部内容，伤害他们的公民权利，他可能知道或应该知道其民事权利之日起六个月内受到侵犯，做出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调解起诉条件，并据此：（1）没有的，因为非归因于当事人本人参加诉讼。条件是能够参加诉讼，以便让第三方在诉讼过程中，及时解决纠纷，诉讼，避免在不稳定的状态长期原生效判决。在这方面，第三人作为原告提供的责任不应参加的第一个证据是不是自找的。如果右侧的要求有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法院应通知投诉发生，恕不另行通知的事实;对于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恕不另行通知职权，或者通过有正当理由更改，恕不另行告上法庭。 （2）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一些错误的或全部内容进行调解。为了防止滥用第三方的权利，有效的判决，裁定和调解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影响应该申请设点相对严格的条件，第三方诉讼，有证据显示，第三人效果判断的要求，执政，一些调解错误或全部内容。 （3）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损害公民权利的调解，原判决的第三人，请求调解的情况下，如以书本上的作为财产处置该物业的权利。日期（4）民事权益受到损害的不超过六个月。第三撤回诉讼作为一种非常救济制度，其主裁判为进入错误的力的目的，以避免诉讼制度的存在是稳定的，安全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之间的贸易关系法律对构成长期潜在的威胁，敦促第三方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并该第三方提出申诉，该六个月期间与规定的申请期间所作的必要的限制在规定期限的再审是一样的。

所以起诉条件，如申请再审的条件。相较于申请再审，一提起第三人在台湾，中国，法国和投诉不像第三方诉讼，程序是不容易的，并不一定有利于第三方通过适当的法律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该判定
增加了“人民法院，要求建立了56条新的”民法通则“规定的影响，应改变或者原判决，调解;不索赔成立，并驳回诉讼请求。“因此，制定或的第三方程序是决定他的人的判决，裁定，调解及的有效性的目的一直在呼吁的性质应属形式，其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行动。从判决的效果，如果诉讼提起第三人，原判决，调解不受影响。然而，为了防止恶意的第三方提出诉讼，您可以参考新的“民法通则”第11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驳回他们的要求，“但应处以罚款，在当时情况下被拘留” ;

④ 为什么没有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全文呢

请到意大利相关法律网站上查询.

⑤ 什么是第三人撤销之诉讲义或课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新增加了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规定版。

该法第五十六条权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

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⑥ 律师:书证的真实性包括哪些方面

段。首先，应认定文书不是伪造，而是真正成立。其次，应当认定该人的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有所作用 .即第一是形式上的证据力问题，第二是事实上的证据力问题。形式上的证据力与事实上的证据力在其他证据方法中很少加以分开区别。

书证的证据意义取决于其真实性。因而，通常需要针对真实性的问题提出证据，供法官考虑。换句话说，书证只有当其真实性被确定后方可作为证据使用。关于书证真实性规则必要性各国法律都有规定。意大利《民事诉讼法》215条216条219条220条221条 ；意大利《民法典》2716条 ； 奥地利《民事诉讼法》296条310条312条 313条314条315条 ； 日本《民事诉讼法》229条230条 ； 韩国《民事诉讼法》330条331条332条334条； 巴西《民事诉讼法》372条386条 ； 法国《民事诉讼法》287条288条290条291条292条295条 ； 德国《民事诉讼法》419条441条442条 ；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359条471条 ； 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359条360条；美国《加州证据法典》1415条1416条1417条1418条 ；加拿大《证据法》8条 ； 菲律宾《证据规则》132第23条。 从本文以上归纳的条文数量可以看出，各国多比较重视书证真实性规则。各国用如此多的条文来规定书证真实性规则原因是不一样的。英美法系国家在诉讼中采取陪审团制度，首先要向法官证明书证的真实性，这是初始步骤，然后再由法官予以考虑提交评审团加以认定。这样可以避免出现误导陪审团的情况。大陆法系虽然没有上述情况，但是书证的形式上的证据力与事实上的证据力明确分开的特点使得各国没有理由不对书证真实性作出规定。我国在大多数法官的素质比较低下的情况，更应对书证真实性作出规定。我国的民事诉讼虽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变革，但在长期以来 “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下，法官的强职权以及擅断仍是一个严重的大问题。书证真实性规则的立法阙如，书证的识别以及运用规则全部委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这就不乏存在自由擅断的一面。况且由于实务中很多法官素质低下，忽视书证的形式证明力，而片面的考虑书证的实质证明力。因此对书证的真实性规则单独研究加以规定完全有必要。

⑦ 涉外民事诉讼的外国关系

（一）相互承认、执行外国法院裁判和外国仲裁裁决与司法协助的关系
一国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常常需要把某些诉讼文书送达给居住在国外的当事人，或者询问在国外的当事人或收集在国外的证据；判决生效后，也可能需要在外国得到承认甚至要求外国法院执行。但由于一国诉讼程序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判决只能在其领域内发生法律效力，而不能将其效力延伸到国外，所以一国法院不能在外国进行上述诉讼行为或者执行行为时，只能通过法院之间的司法协助来完成。
所谓司法协助，是指不同国家的法院之间，根据本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彼此之间相互协助，为对方代为一定诉讼行为或者相互承认、执行判决和仲裁裁决的行为。司法协助分为两类：一是一般司法协助，即代为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和提供法律资料等行为，前述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域外送达和取证就是一般司法协助。二是特殊的司法协助，指两国法院相互承认并执行对方法院的裁判和涉外仲裁机构裁决。 也有学者把司法协助分成广义的司法协助和狭义的司法协助。广义的司法协助指诉讼程序方面所有的合作事项，既包括代为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等，也包括对外国法院裁判和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狭义的司法协助仅包括代为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等行为。本节专门对特殊的司法协助进行论述。
由上可见，互相承认、执行外国法院裁判和外国仲裁裁决是司法协助的重要内容，属于司法协助中的特殊司法协助。
（二）相互承认、执行外国法院裁判和外国仲裁裁决的前提条件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62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可以相互请求，代为送达文书、调查取证以及进行其他诉讼行为。”《民事诉讼法》第266条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因此，司法协助，都应当具备下列前提条件之一：
1．国家间缔结或者参加有关双边或者多边司法协助条约。我国已与几十个国家订立的包含民商事司法协助内容的双边条约，大都包括了相互承认和执行对方国家的法院判决的内容。我国1980年参加了《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公约规定，每一个缔约国应该承认其他缔约国的仲裁裁决有约束力，并且依本国法律承认或者执行其他缔约国的仲裁裁决。
2．两国间存在互惠关系。所谓互惠，是指两国间在互利互益基础上对某种特许或者特权的相互交换，给予对方以方便的条件。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司法协助协议，但在事实上存在司法互惠关系，两国法院可以根据互惠原则，互为对方为一定的诉讼行为。我国与许多国家一样，将互惠关系作为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根据和条件之一。
最高法院《民诉法适用意见》第319条规定，对与我国没有司法协助协议或者没有互惠关系的法院作出的判决或者裁定，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司法协助；未通过外交途径，直接请求我国法院司法协助的，我国法院应予退回并说明理由。例如美国田纳西州法院对一案件作出生效判决后，胜诉人（即美国进口商）曾经向东莞市中级法院提出承认和执行该判决的申请。请求书认为，“尽管两国没有相互承认和执行对方判决的协议，但两国间仍然有双方互利基础”，要求中国法院执行被告方即东莞土产进出口公司因出口产品责任给美国进口商人造成的损失，中国法院拒绝了这一申请，理由是：中美之间尚没有相互承认和执行对方法院判决的司法协助条约；在司法协助方面，两国之间也没有双方互惠关系。
虽然互惠关系一般是通过外交途径以国家或者政府名义书面承诺的，但国家之间事实上的互惠关系，就不需要明确的外交承诺，适用的程序灵活性大。在不影响国家主权或者公共政策的情况下，绝对要求以国际条约和互惠关系为承认和执行判决的前提，否则就一律拒绝承认外国判决，将会对我国市场信用或者本国当事人的利益造成损害。近些年来，国际上有些国家也不再将互惠作为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条件。如德国法规定，对与财产有关的案件，才要求存在互惠关系，而对于其他类型的外国法院判决（主要是涉及身份关系案件）的承认不要求互惠。匈牙利及瑞士的苏黎士州规定，互惠只是执行判决的前提条件，而不是承认判决的条件。意大利《民事诉讼法》第797条关于承认判决的条件中，也没考虑到互惠原则。
我国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承认一些涉外案件采取了灵活态度，特别是对涉及我国公民人身关系的判决和确认财产权属的判决，并不是一律不予承认和执行。如果承认或者执行一项外国法院的判决，并不构成对我国主权的侵犯；或者依照中国的法律程序，也会得出相同或者相近的判决结果，对与我国无司法协助也无互惠关系的对方国家法院的判决，可以予以承认。如果不予以承认，让当事人重新起诉离婚或者提起确认之诉，这对当事人和我国司法机关来说，都是不必要的和不经济的，因为这类案件只涉及承认外国判决而不涉及执行问题，当事人双方已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只希望我国人民法院根据我国法律，赋予这种结果以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指出，对与我国没有订立司法协助协议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中国籍当事人可以根据本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该外国法院的判决。这一规定承认，在无司法协助协议也无互惠关系条件下，原则上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但它同时规定：该当事人之间的离婚案件，我国法院正在审理、或者已经作出判决、或者第三国法院对该当事人之间作出的离婚案件的判决已为我国法院所承认的除外。 各国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判的制度，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1．德国法系国家的规定
德国法系国家规定，由本国的法院审查确定外国裁判是否符合有关条件，就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判的问题作出裁定（也称“宣告性决定”或“执行令”）。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28条规定，只要外国法院判决符合一定的条件，当事人就可以向德国法院申请发给执行令。德国法院在颁发执行令时，对外国法院判决不进行实质审查。
2．法国法系国家的规定
法国法系和拉丁法系国家规定，对某些类型的外国裁判，如形成判决、与身份有关的判决和指定破产管理人的判决，采取依法承认的制度；而对于其他一些裁判，则要有承认外国判决的裁定书。
3．普通法系国家的规定
以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判制度，根据是否与英国订有相互承认和执行判决的条约或安排，分为两种不同的制度。有条约或者安排的国家和地区，适用1920年的《司法条例》和1933年的《外国判决（相互执行法）》，根据其规定，为了承认某一外国判决，应当进行登记，但是适用这一制度的国家有限。而没有条约或者安排的国家，有关胜诉人不能持判决要求在英国直接获得承认和执行，应当将外国法院判决看成是在当事人之间成立的一种债务，向英国法院提起一项新的诉讼，要求债务人履行外国法院判决中所确定的债务。常怡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80页。
美国在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裁判方面没有统一的联邦法律，而是由各州自行决定，大多数州在受理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时，采取与英国相同的做法。即除非有条约规定，不直接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而是要求胜诉人重新起诉。 民事判决的法律效力具有地域性，承认外国判决保证了一国司法裁判在国外的诉讼法效力和实体法效力。不过，承认还不能保证外国法院裁判的执行，根据国际司法实践，执行还需要另外的条件。
在国际民事诉讼的实践中，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裁判，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作出裁判的外国法院有管辖权。其管辖权一般是根据承认和执行地国家的内国法为标准来确定的。
2．诉讼程序公正。内国法院在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判时，要对其作出判决的诉讼程序公正性进行审查，如败诉方应当得到合法传唤，从而出庭陈述了自己的主张；败诉方在没有诉讼行为能力时得到适当的代理等。如不满足这些要求，就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裁判。
3．外国法院裁判是确定的裁判。对实体法和程序法问题都作出终局的裁判，并且要遵从既判力规则，即该裁判不能为外国法院随意撤销。
4．外国法院裁判是合法的裁判。运用欺诈手段获得的外国法院裁判不能在内国得到承认和执行。
5．外国法院裁判不能与其他有关的法院裁判相抵触。
6．外国法院适用了适当的准据法。这里是以被请求国冲突规范所指定的准据法为依据来确定的。
7．一般需要存在条约或者互惠关系。
8．不能与内国法院所在地的公共政策相抵触。

⑧ 请问国家对仲裁员有什么样的要求及条件

二、仲裁员的资格 （一）国家法律对仲裁员资格条件的规定 仲裁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依据仲裁中当事人意思高度自治这一原则，当事人可以选择任何人担任仲裁员。但是有些国家为了保证仲裁案件的审理质量，通过立法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进行一定限制，规定必须具备一定条件的人才能担任仲裁员。从各国对仲裁员资格的有关规定看，各国对仲裁员的资格要求有宽有严。规定较宽的如1986年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23条规定，任何有法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可被指定为仲裁员。[2]再如，《阿根廷民商事诉讼法典》第743条第2款规定：“只有已经达到成年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才可以担任仲裁员”。[3]也有些国家对仲裁员的资格条件规定得较为严格，如在西班牙，在当事人约定依法仲裁争议的情况下，只有执业律师才能被选择为仲裁员。[4]在这些国家中，我国是具有代表性的。 我国《仲裁法》对仲裁员的资格条件做了相当具体明确的限定。《仲裁法》第13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应当从公道正派的人员中聘任仲裁员。仲裁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一）从事仲裁工作满8年的；（二）从事律师工作满8年的；（三）曾任审判员满8年的；（四）从事法律研究、教学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的；（五）具有法律知识、从事经济贸易等专业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 与我国法律直接规定仲裁员的资格条件不同，有些国家通过禁止某类人员担任仲裁员来对仲裁员的资格条件作出限定。如《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第812条第2款规定：“未成年人、无法律行为能力人、破产者以及被开除公职的人，不能担任仲裁员”。 无论国家立法对仲裁员资格条件规定得是宽是严，或多或少，这都是对仲裁员资格的最基本的要求。一个人能否成为仲裁员，还要取决于仲裁机构的聘任以及当事人的选定。 （二）仲裁机构对仲裁员资格条件的规定 除国家法律规定的仲裁员资格条件外，在机构仲裁中，仲裁机构通常对本机构的仲裁员资格条件作了进一步规定。由于一个机构仲裁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常常象征着该机构的水平和层次，所以仲裁机构往往会对仲裁员的资格条件做出比法律规定更高的要求。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制定的《关于聘任仲裁员的规定》第二条“仲裁员的条件”中，除了规定有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员资格条件外，还规定：“1、热爱仲裁事业，公道正派、品行高尚，坚持独立公正办案原则；3、拥护仲裁委员会章程，愿意遵守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守则以及仲裁委员会其他有关规定；4、掌握一门外语并可以作为工作语言，少数知名人士可适当放宽；5、能够保证仲裁办案时间；6、仲裁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北京仲裁委员会制定的《仲裁员聘用资质要求》第二条规定：“仲裁员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条件，同时还应满足下列条件：（一）遵守《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守则》、《北京仲裁委员会关于提高仲裁效率的若干规定》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二）诚实信用、认真勤勉、注重效率；（三）具有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学历、资历、知识、经验，熟悉《仲裁法》、《仲裁规则》、仲裁程序、证据规则和仲裁实务；（四）明察善断、善于学习，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能够组织开庭审理、制作裁决，办案效果好；（五）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有相应的时间从事仲裁工作；…”。该要求第三条对不同职业、专业领域的仲裁员应满足的学历、职称等条件作了详细具体规定。 其他仲裁机构也有对仲裁员资格条件的类似规定。这些规定反映了仲裁机构对仲裁员资格条件的重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确保仲裁审理的质量和效率。

⑨ 论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论述题)

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一个引人瞩目之处，是将诚实信用原则明文化、法定化。新民诉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鉴于在民事诉讼实践中，普遍地存在着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情形，恶意诉讼、虚假诉讼、诉讼中的虚假陈述、拖延诉讼、伪造证据等时有发生，因此，在应对社会诉求方面，将诚实信用作为一项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并非仅仅具有法律上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层面的意义。因为，整个社会的诚实信用丧失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将诚实信用原则法定化，有助于引导、规范人们的诉讼行为，也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诚信度。人们相信只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诉讼公正、高效、低成本的价值追求都能够充分得以实现。
一、诚实信用原则化的认识基础
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许多人认为，只有植入诚实信用原则，通过对传统的当事人主义、辩论主义（辩论原则）、处分权主义（处分原则）的修正或限制（甚至是诉讼模式的转换——社会性民事诉讼、协动主义的诉讼模式），转变传统的诉讼观念，才能实现实质上的平等和正义，充分实现民事诉讼关于真实、公正、迅速解决纠纷的价值追求。很显然，这种认识的观念基础与传统的自由主义相反，是一种国家本位、社会本位、义务本位的观念基础。
随着诚实信用规制逐渐超越私法领域，扩展至公法领域，成为普遍的法律原则，即使不考虑私法权利义务与民事诉讼权利义务的联系，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也将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这样一来不仅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关系也同样适用于诚实信用原则。
基于上述认识，1895年奥地利民事诉讼法、1911年匈牙利民事诉讼法、1933年前南斯拉夫民事诉讼法、1939年德国民事诉讼法、1942年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均相继规定了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有真实陈述之义务，尤以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最大。1990年修订的韩国民事诉讼法第1条明确规定：“法院应为诉讼程序公正、迅速以及经济地进行而努力；当事人及诉讼关系人应当诚实信用地进行诉讼。” 1996年日本修订民事诉讼法，新增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情形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一般有以下情形：
1．当事人真实陈述的义务。当事人真实陈述的义务略称为“真实义务”。真实义务通常被认为是诚实信用原则的主要内容。有的大陆法系国家，虽然没有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般规定，却有关于真实义务的规定；相反，有的国家虽有诚实信用的一般规定，但却没有明确规定真实义务，仅理论上认为这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发生的一种法定义务。在外国法理上，一般认为，当事人的真实义务仅为主观性义务（正直义务或真诚义务）或主观真实义务，即只要当事人根据本意为真实陈述时，就属于履行了义务。也就是说，即使事后发现和认定当事人的陈述与案件事实不符，也不属于违反真实义务。要求真实义务为当事人陈述的客观真实也是无法做到的。另一方面，如果定义为主观性义务，则真实义务对于发现案件真实的作用就十分有限了。真实义务应当如何界定，在国外依然有较大的争议。
2．促进诉讼的义务。当事人负有促进诉讼的义务，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之一。这一义务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中不得实施迟延或拖延诉讼行为，或干扰诉讼的进行，应协助法院有效率地进行诉讼，完成审判。这一义务具体体现在不得迟延提出攻击和防御方法；不得故意申请无理由的回避（回避权的滥用）；不得故意拆分诉讼标的，以规避相应的诉讼程序（如通过拆分诉讼标的使之适用于小额诉讼，由此获得小额诉讼程序带来的利益）等。
3.禁止以欺骗方法形成不正当诉讼状态。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不得以欺骗方法形成不正当的诉讼状态，从而获得法规的不当使用或不适用。例如管辖权的滥用，原告通过编造虚假的管辖原因事实，从而获得有利于自己的管辖。又如，在票据诉讼中票据持有人向出票人行使权利，但为了让自己所在地的法院获得管辖权，特意将同一所在地的背书人作为被告，提起共同诉讼，从而获得所在地法院的管辖权，但在第一次口头辩论期日中又故意撤回对背书人的请求。再如，当事人在诉讼即将开始之前，廉价取得几乎没有价值的自动债权，然后在诉讼中主张抵销的情形。另外，外国当事人为了规避诉讼担保义务而让所在国当事人代为起诉的情形，也属于违反诚信原则。
4.禁反言。民事诉讼上的禁反言，也称之为禁反言原则。该原则源于英美法上estoppel法理。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又将其扩展或概括为禁止矛盾行为。这一原则的具体适用要件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当事人在诉讼中实施了与之前（诉讼中或诉讼外）诉讼行为相矛盾的行为；其二，在对方信赖的前提下，作出了违反承诺的行为；其三，给信赖其先行行为的对方造成了不利。例如，作出自认之后，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形下撤回自认。禁反言原则的法理在实践中也得到了日本最高裁判所的认可。但在理论上，关于如何适用禁反言原则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在同一诉讼中，因为遵守口头辩论一体化的原则，所以，即使当事人的行为是矛盾的，并可能对法官的自由心证的形成有影响，但也不适用禁反言原则。另外，从诉讼行为的性质而言，对于取效性诉讼行为（指该行为的实施不会直接发生程序上的法律效果，仅仅是要求法院实施相应的裁判行为，如诉讼中当事人主张和举证的行为就属于典型的取效性诉讼行为），原则上当事人是可以自由撤回的，也不受禁反言原则的约束。
5.诉讼上权能的滥用。虽然诉讼制度给予了当事人某些权能，但如果没有诚实信用地行使该权能，也就不能予以承认该权能行使的利益。诉讼上权能的滥用，如无正当理由反复要求审理法官回避；期日指定申请权的滥用等。这些权能的滥用可以从有无正当理由来判断，不容易把握的是诉权的滥用问题。由于诉权是一种受宪法保障的基本诉讼权利，因此，在外国民诉的实践中，以诚实信用原则对诉权滥用的处置是相当谨慎的。在承认诚实信用原则的国家，关于诚实信用与诉讼上权能或诉讼权利滥用的规制二者之间的关系，理论上至今仍存有争议。实质是诚实信用原则是否包含对诉讼上权能或权利滥用的规制。
6.诉讼上权能的丧失。因行为人长时期不行使诉讼上的特定权能，使得对方产生一种行为人大概不会行使该权能的期待，一旦达到如此阶段，行为人还可以行使权能的话，就将有损对方的期待，因此，为了维护这种期待，在此情形下权能的行使是不合法的，也就是所谓失权的原则。在规定的期间内不行使权利救济的方法，可以适用失权原则，通常认为没有问题。但对于诉权的失效或失权问题与对待诉权滥用的问题一样需要谨慎对待。诉讼上权能的丧失与诉讼上权能因滥用而被禁止的情形不同在于，前者是因消极的不作为而发生的，后者却是因积极的作为而发生的，前者的效果是失权，后者的效果是无效。
三、诚实信用原则的实施
在国外民事诉讼中，作为一项抽象的原则或规定，通常是通过判例来实现的。但判例的示范性和规范性要求强有力的司法作保障。与此不同，我国各级法院的司法权相对比较弱，因此，试图通过判例形成具体的适用规范和指南比较困难。在我国，落实法律的原则性规定通常采用的方法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司法解释，通过司法解释的细化使抽象的原则规定得以实现。司法解释的难点在于，需要在规范技术上做到抽象化和类型化，如果没有一定时间的司法实践积累和抽象能力是很难做到的。而且一旦抽象化，又可能存在一些情形下抽象与具象无法对接适用的问题。诚实信用与正当的概念一样是非常宽泛和抽象的，我们也可以通过指导性案例将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典型事例提升为规范。在这方面，寻找具有说服力的典型案例是关键。由于指导性案例的产生，在程序上相当复杂，因此不可能指望短时期内就会有较多的相关指导性案例产生。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中，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如何正确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而不至于不正当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正当行使。因为总体而言，诚实信用原则是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是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制约，因此，在没有明确制度规定的情形下，也容易以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为由，发生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不当干预，有损程序正义、诉讼平等，尤其是在以追求实质正义、实质平等的名义下。要使诚实信用在民事诉讼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司法的权威性、公信力，强化裁判的功能，增强审判中法律理论的解释、说理作用，否则诚实信用原则很容易因为“适用难”搁置起来，成为一条“睡眠”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