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行政法院制度

❶ 行政法院（南京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法院制度
1928年，由国民党一党控制的“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定都南京，开始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也由此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

从行政诉讼制度方面来说，1928年10月颁布的《司法院组织法》第1条规定，司法院由司法行政署、司法审判署、行政审判署及官吏惩戒委员会组成；按其第6条规定，行政审判署依法律掌理行政诉讼审判事宜。 [44]同年11月，又将《司法院组织法》加以修改，经国民政府公布，此修正案即将组织司法院之“司法行政署”，改“司法行政部”，“司法审判署”改为“最高法院”，“行政审判署”改为“行政法院”，其余均照原案 [45]。这初步奠定了行政法院隶属于司法院的体制。1931年6月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22条规定：“人民依法律有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之权”，但关于行政法院的内容并无涉及。1932年11月17日公布《行政法院组织法》与《行政诉讼法》，这两个立法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依据和框架。此外，1933年5月公布了《行政诉讼费条例》，1933年6月由司法院公布了《行政法院处务规程》。

《行政法院组织法》共12条，下不设章。新《行政诉讼法》共27条，也不设章。这两个法律所规定的行政法院的组织及诉讼程序，有延续原来平政院制度的，也有一些新变化的内容。

与平政院相同或相似的制度，就组织方面言，主要体现在：行政法院置院长1人，综理全院行政事务（行政法院组织法第2条）；行政法院分设二庭或三庭（同法第3条）；行政法院之审判，以评事五人之合议行之（同法第5条）。此外，关于评事的任职资格、评事包括司法官与行政官吏两部分等也与以前的规定相同（同法第4、6条）。就诉讼权限与程序言，与以前制度相同或相似的内容主要体现在：行政诉讼采概括主义（新行政诉讼法第1条）；对于行政法院判决，不得上诉或抗告（同法第3条）；得命令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同法第16、17条）；行政诉讼一般无停止原处分或原决定执行的效力（同法第9条）。此外，行政诉讼诉状及其他一些程序也与过去的相似。

与原来的平政院制度相比，也有一些新变化。行政裁判机关的名称由原来的平政院改为行政法院；行政法院属于司法院；行政法院无肃政厅的设置，因而也无由肃政史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无就地审判制度；无诉讼当事人不得撤回诉讼的规定；民事诉讼为行政诉讼的先决问题时，没有规定等到民事诉讼确定后而再行审理行政诉讼；完全采取诉愿前置原则；规定评事的保障准用推事保障之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得附带请求损害赔偿；采取书面审理主义，但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或依当事人的申请，得为言辞辩论；得提起再审之诉，等等。

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尽管国民政府的关于行政法院的立法与平政院的有所不同，但从体制上说，按照历史的惯性，采用的仍然是大陆法系的模式，立法方面如果说仍与日本的行政裁判法相似也是立得住脚的。现对其中有些规定的得失作些分析。

第一，关于行政法院的属性。如前所述，平政院隶属于大总统，是行政机关，而行政法院则属于司法院，这是行政裁判机构在民国初期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大的不同之一。把行政裁判机构从行政组织系统中分离出来，在司法院里面设置行政法院，依法管理行政诉讼审判事宜，这与英美法系的体制及与大陆法系的法国、日本等均有差异，而与德国、奥地利的较为相似。对照原来平政院的性质，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一种新创的制度。民国初期有许多学者主张行政裁判要从司法机关独立的理由已在前文加以阐述，主要是普通司法官欠缺行政法知识和行政经验及损害司法独立两个方面。而现在司法院中另设行政法院，学者一般认为不会发生上述两个弊端。这是因为一方面，设立行政法院当然可以任用富于行政法知识和行政经验的法官；另一方面，司法院是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处理一切审判事件，那即使行使行政裁判的职权也不算侵害行政独立，因为这是司法机关对于一切法律上讼争事项加以裁判，绝非干涉行政机关的事务，也不违反裁判的实质上的意义，而只是事务上有牵连的关系，权力却依旧是分立的 [46]。

与行政法院的属性发生变化紧密相关的是，评事的性质和地位也应发生一定的变化。民国初期，平政院直接隶属于大总统，行政诉讼的作用，实质上不过是行政监督而已，平政院具有行政机关的性质，故规定曾任荐任职三年以上之行政官也有评事资格，每庭评事五人中只须有司法官出身者一人或两人，大部分评事均以行政官员充任。而现在的行政法院为法院之一种，隶属于司法院，行政诉讼成为人民权益受侵害时之法律救济途径，体现了行政诉讼司法化的立法倾向，这比较符合现代法治国家行政诉讼发展的趋势。

行政裁判机关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内部组成人员的性质和地位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行政法院组织法第9条规定，评事之保障，准用关于推事保障之规定。除此之外，其他的变化不大。规定任职评事的资格之一仍是曾任国民政府统治下简任职公务员2年以上（第6条），每庭的评事只要两人曾任法官，其他多数评事仍得由行政官充任（第4条）。关于评事的保障，如前所述，只是简单的一条规定，而且只是“准用”，而非“适用”，这与原来平政院时期的法律对平政院评事的保障的不厌其详的规定相比，可以说反而退步了。行政法院为全国唯一的行政审判机关，又为直属于司法院的机关，其评事的地位，和最高法院推事相当，上述关于资格、保障的规定，不免失之妥当。因此在严格规定评事资格条件的同时，应加强对评事地位的保障制度的建立。

第二，关于概括主义与损害赔偿。新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的事项也沿用旧制采用概括主义，这与奥地利的体制相同。采用概括主义可以适应社会变迁，便于保障人民权利，避免列举主义可能产生的挂一漏万。而相对于旧制不同的是，平政院不得受理请求损害赔偿之诉讼，而行政法院，则依新行政诉讼法第2条的规定，得附带审理请求损害赔偿之诉。在立法上说，较以前的规定有进步。这也体现了对国外学说和法例的借鉴。

行政法上的损害赔偿问题，是指国家对于公务员因执行行政职务，违法损害人民权利的行为，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从学说上看，在20世纪之前，基于国家主权绝对及过失责任的原则，基本否定国家的损害赔偿责任，公务员即使在执行职务故意或过失违法侵害他人的权利，仍是公务员个人的行为，而非国家的行为。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学说上逐渐出现折中主义，也就是说，国家应否负赔偿责任，应视公务员代表国家执行职务的性质及国家所处的法律地位而定。国家的行政作用分为权力作用和非权力作用，如果公务员代表国家执行属于国家权力的职务，即是公法上行为，这不能适用民法上损害赔偿的规定，而如果公务员代表国家实行的是属于非权力作用的行为，而损害人民权利的，则应适用民法规定，负赔偿责任。当时大多数学者持此学说的基点是，把国家的非权力作用所发生的损害赔偿问题也列为行政法上的损害赔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国家赔偿责任大多持肯定的态度，也即承认国家对于公务员因执行行政职务的侵权行为应负担损害赔偿责任。 [47]

从立法例上看，最早确立国家赔偿责任的主要国家是德国 [48]。早在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前，有些邦的立法及理论上对此就有过探索。1900年实施的《德国民法典》对赔偿责任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公务员合法行使公权力对第三者造成损害的适用该法的第31条的规定，由国家或其他公法人承担与私法人同样的赔偿责任，而公务员违法行使公权力对第三人造成损害的，适用该法第839条的规定，由公务员个人承担民事责任。这体现了以公务员个人赔偿为基础的侵权责任赔偿原则。

1910年德意志帝国颁布的《帝国责任法》奠定了国家赔偿制度的基础，该法第1条规定：国家公务员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因故意或过失违背对第三人的职责时，国家代替公务员承担民法第839条所规定的赔偿责任。这较原来的更是进了一步，因为按照此条规定，国家不但对于公务员非权力作用的侵权行为负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且对于由于权力作用而发生的侵权行为也要负担赔偿责任。这为1919年的魏玛宪法所继承，其第131条规定：“公务员行使所受委托的公务，违反对第三人的职责的，原则上由公务员所属国家或公共机关负责任，不得起诉公务员。但国家保留对该公务员的求偿权，依普通司法程序提出的诉求，不得拒绝”。魏玛宪法是世界上第一个明确承认国家应负赔偿责任的宪法。作为现代时期的第一部宪法，它的这一规定不仅奠定其后德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基础，而且，也为其他国家所效仿。

新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法院得审理损害赔偿诉讼的规定可以说也是受到了德国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比日本、英国、美国等国来得更早，这些国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通过立法加以规定的 [49]。不过，尽管新行政诉讼法有这一比较先进的规定，但结合若干相关条文来分析一下，这种先进性就大打折扣了。

按照近代中国的一般法例，国家处于私经济地位的损害赔偿责任，系属于民事范围，应由普通司法机关受理审判 [50]，只是普通法院在审理这样的案件是否能维护普通民众的权益是很让人怀疑的。因此新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的“提起行政诉讼，得附带请求损害赔偿。前项损害赔偿，除适用行政诉讼之程序外，准用民法之规定，但第216条规定之所失利益不在此限”，其中的损害赔偿仅指基于行政权之作用而发生的赔偿责任。

首先，按照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者，是以受行政机关的“违法”处分而损害其权利者为限，而对于不当处分是不能起诉的，这一条件本身就非常狭窄，况且违法与不当的界限很难划分。

其次，损害赔偿之请求须附带于行政诉讼，按照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则当原行政处分尽管属于违法，并且损害人民权利，但如果已经作出诉愿决定，或者撤销或变更了再诉愿决定，即使损害尚未消除，也不得独立向行政法院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也就是说，此时民众所受的损害就没有请求的途径。

最后，关于民事上的损害赔偿责任，按照民法第216条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约定的外，债权人所受损害及所失利益均应赔偿，而且该条第2款明确规定这种损失包括“可得之预期之利益”。而按照新行政诉讼法第2条的规定，行政诉讼附带请求损害赔偿之范围，原则上以所受损害即财产上积极的损害为限，至于所失利益即财产上消极的损害则不得请求赔偿。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对此的规定更加明确，其第24条规定：“凡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律受惩戒外，应负刑事及民事责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损害，并得依法律向国家请求赔偿”。就此条的立法意图而言，主要也是为了保障民众的权益。不过，依该条规定，请求国家赔偿损害时，必须另有法律规定始得为之。而在民国时期，相关的国家赔偿法始终没有制定。而从行政法院的实践来看，由于长期的官尊民卑意识无法在短时期内根除，民众对于提起行政诉讼尚不习惯，更别提是请求国家损害赔偿了。相对于立法而言，实践更是落后。

第三，关于诉愿前置原则。平政院时期的行政诉讼法仿照日本规定了诉愿前置与非诉愿前置相结合的原则，其中规定，人民对中央或地方最高级行政官署之违法处分致损害其权利者，得直接向平政院提起行政诉讼。而新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则是完全的诉愿前置原则，其第1条规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官署之违法处分，致损害其权利，经依诉愿法提起再诉愿而不服其决定，或提起再诉愿30日内不为决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按照此规定，人民在中央或地方官署之违法处分致其权利受到损害时，只有对不服诉愿之决定提起再诉愿，而对再诉愿不服或应该对再诉愿作出决定的机关在30日内没有作出决定的情况下，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因此，确切地说，新行政诉讼法体现的是再诉愿前置原则。

设立诉愿制度的目的，是给予行政机关本身，运用自我审查与监督的作用，变更或撤销违法或不当的处分，以迅速、简便的方法，达到保障人民权益，实现行政合法化的目的。因此诉愿制度的存在本身是有重要意义的。正因为如此，在民国初期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同时，也以近代日本的相关制度为模式进行了有关诉愿制度的立法和机关的创建，国民政府时期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51]。

但是诉愿与行政诉讼有本质上的不同，诉愿只是行政内部本身自我审查或上级行政机关监督的作用，不能把它视为行政诉讼的预审或其审级的一部分。在新行政诉讼法初步实现行政裁判机构司法化的同时，又规定行政诉讼的提起必须经过再诉愿的程序，这比原来的程序更为烦琐，这似乎给人以欲擒故纵之感，有些不伦不类。加上在全国仍仅设立一个行政法院，对行政法院的裁判又不得上诉或抗告，这些都为民众提起行政诉讼、维护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设置了无形的或者说是心理上的障碍，而且也不符合国际潮流。

第四，关于言辞辩论与书面审理。对此，新旧行政诉讼法都有一定的规定，但是确立的原则是不同的。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是言辞辩论主义为原则，书面审理为例外。其第23条第1款规定：“被告提出答辩书后，应指定日期传原告、被告及参加人出庭对审，但平政院认为便利或依原告、被告之请求时，得就书状裁决之”。新行政诉讼法则是以书面审理为原则，言辞辩论为例外。其第16条规定：“行政诉讼，就书状判决之。但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或依当事人之声请，得指定日期，传唤当事人及参加人到庭为言词辩论”。旧法的规定虽然立意较好，但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平政院只有一所，设于京城，而我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这些都使这一立法精神更加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新法的规定更具现实主义，但是，诉讼中的辩论原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它便于让行政法院中的评事更准确地了解案件事实真相及诉讼当事人所持理由的充分与否，有利于行政法院作出正确的裁判，况且，行政诉讼原为人民因各级政府的违法处分致损害其权利，不服再诉愿时之特别救济程序，也可以说是人民权益的特别保障法，行政法院有法律审与事实审的功能，对于人民权利之存否，关系至为重要，如侧重书面调查和审理，不重视（或不经过）言辞辩论，存在的弊端更加明显，公平的判决自然难以作出。而且，行政法院成立数十年间，皆以书状审理，未曾认定有必要或准许当事人之声请而举行言辞辩论，使第16条但书部分的规定，形同具文，这是与现代各国诉讼法发展的潮流相违背的 [52]。

总之，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诉讼制度从立法上说，虽仍然沿袭传统，更多地体现了与奥地利、日本的某些制度的相似性，但同时又有许多创新，这些创新有些是受随时代发展国际新立法潮流的影响，有些则是结合平政院的实践和国情所作的调整（有些调整体现了倒退）。立法的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是比较多的，这既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因素。这些法律颁布以后，直至1949年一直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诉讼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不过其间作了一些修改，但只是枝节的改动，没有大规模的更张。事实上，这些法律在我国的台湾地区一直实施至今，只是对它们进行了更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由于这已超出本论题范围，故在此恕不展开

❷ 我国是在什么时期开始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

行政诉讼制度自1914年在有着长期专制统治传统的中华古国尝试建立已有80多年的历史。
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中，行政诉讼制度的命运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急剧变迁而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缺乏法治成长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及和平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只能作为一个纸面上的法存在，并未发挥多少实在的功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2.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和依政策治国观念的束缚，行政诉讼制度没有得到重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逐渐得以发育，个人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空间，要求国家保护其利益的愿望愈益强烈，权利意识大为增强。而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强调党政分工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合理分工，为司法机关监督行政机关扫清了体制障碍。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从多方面得以奠定。
1989年4月，在此前所颁布的大量涉及行政诉讼的单行法律、法规以及行政审判实践的基础上，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并于1989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行政诉讼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并走向成熟，是社会主义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中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华民族近两千年的成文法历史中，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该法的颁行意味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的开始。

❸ 我国是否建立行政法院制度

只是改革方向，还没有具体规定。

❹ 法国的行政法院由什么组成

法国行政法院沿革
作者：张海斌
法国是“行政法之父”，是现代行政法的发源地。法国行政法的发展是随着行政法院的产生与完善而逐渐成熟的。因此，对法国行政法院的沿革进行必要的梳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现代行政法的价值和精神。

众所周知，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法国的行政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而代表司法权的普通法院则掌握在封建贵族手中，两者之间芥蒂颇深，相互抵牾。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掌握的政府颁布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但这些法律的执行往往受到代表封建势力法院的故意阻挠和破坏，因此，为规避干涉起见，资产阶级以“三权分立”为理论武器，在 1790年8月制宪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司法组织的法律规定：“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不同，现在和将来永远分离，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行政机关活动，也不得因其职务上的原因，将行政官员传唤到庭，违者以渎职罪论”。自此，普通法院便丧失了行政审判的权力。

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制宪会议禁止了普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权力。但是在禁止以后的十年内，并没有考虑设立一个行政法院来专门管辖行政诉讼。法国公民对于行政行为的申诉，主要由被诉行政主体的上级机关受理，而最终的裁判权属于国家元首。因此，这个时期虽然存在行政救济，但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诉讼尚未产生。拿破仑上台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于 1799年通过宪法，决定设立国家参事院（即现在的最高行政法院）。国家参事院除了起草和审查法律外，还受理公民对于行政机关的申诉案件。但是，由于参事院的裁决必须以国家元首名义作出，此时行政裁判权仍由国家元首保留着。普法战争后，国家参事院一度被取消，但1872年即被恢复。同时规定，国家参事院以法国人民的名义行使行政审判的权力。据此，行政审判权不再是法国国家元首保留的权力，国家参事院在法律上成为了最高行政法院。后来根据1872年的法律，又成立了一个权限争议法庭，专门裁决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之间的权限争议。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由于 1799年国家参事院的设立，并没有取消部长对行政案件的裁决权。因此在当时，除非法律规定可以直接向国家参事院起诉，一切行政案件必须先由部长裁决，不服部长裁决，当事人才可以向国家参事院起诉。此即所谓“部长法官制”。1889年12月，最高行政法院在著名的卡多案件的判决里，正式否定了部长法官制，规定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可以直接向国家参事院（最高行政法院）起诉。自此，总体意义上的法国行政法院制度才正式形成，从而奠定了世界上最为典型的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并立的二元司法制度。

❺ 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础

行政诉讼（亦或司法审查）制度，乃借助于一种国家权力（司法权）对另一种国家权力（行政权）施以监督，其方式是审理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间存在的纠纷和争议，目的在于矫正行政机关的不法行为，进而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正当权益。这样的制度既非在人类历史伊始就存在的，也不是在某年月日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类社会长期演进的结果。具体到目前确立这种制度的各个国家，也是经历不同的演进过程而达致的。其间，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地理环境、战争、跨国界交往等等各种各样因素，都在其中发挥着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梳理清晰的作用。然而，无论国家、地区间差异有多大，行政诉讼制度至少需要建立在人权理论、法治理论和权力分立与制衡理论基础之上。若无这些理论作为支撑，很难想像为什么要建构之。尽管各国在其特殊历史积淀、传承的影响下，对人权、法治、权力分立与制衡有着不同的理解，制度上因此也有不同的反映，但是，这些理论的基本要义仍然是各国所公认的。

1．人权理论。人权，虽然是一个舶来于西方世界的概念，但这丝毫不影响人权保障作为人类各种制度普遍追求的理想所具有的吸引力。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确实曾经对早期自诩弘扬人权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导致人的异化进行过批评，可其目标也是希望实现人的真正解放。目前，人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如各种权利之间的关系和权利等级序列问题），决定了各国在如何具体地建构相应的制度以实现人权这一问题上，难免存在差异，而且，还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权保障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更不必言完美了。然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毕竟都已经承认人类社会有基本的人权标准、人权具有规范其制度建设的作用。1949年以来，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目前也已经加入了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在内的17项国际人权公约。1997年10月，我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日第9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已经批准），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尚未批准）。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具体的、渐进的制度建构上，切实体现人权理论和切实履行一国政府的国际承诺义务，而不是纠缠所谓的人权是否具有普适性。当然，人权受到侵犯的事例，有可能发生在个人与个人、组织之间，也有可能发生在个人、组织与政府之间。人权理论对这两个领域存在的侵犯威胁都给予了关注，但其更加关注后者，因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普遍共存一个现象，即个人、组织在受到政府侵权的时候是极为弱小、无助的，若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给予充分的救济，人权就无保障可言。行政诉讼（亦或司法审查），就是人权保障制度之一种。这一点也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条所明确承认，即行政诉讼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2．法治理论。与人权理论并行、且为一个国家法律制度充分保障人权提供规范性原则的是法治理论。法治是一个其内涵在历史上不断衍变的概念，而且，不同国家或地区甚至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学者，对法治具体内涵的概括也有差异。但是，古希腊先贤亚里斯多德所提法治的两个基本要素，还是得到普遍的认同： 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如果在人权理论畅行的时代来诠释亚里斯多德法治观的话，那么，“良好的法律”至少是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何为良法，实际上还有别的判断标准）。这就意味着，无论立法机关的制定法律，还是当代行政国家无处不在的行政立法，都应至少符合该要求。不过，相对而言，这是一个人类所欲追求、但也引发诸多困难的要求，而“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则是一个更易操作、实践的要求。在此要求之下，不仅个人、组织必须守法，更为关键的是政府机关必须依法行使其掌握的权力。暂且抛开法律法规本身是否良好的难题，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无论是其制定普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还是其执行法律法规、就特定事项、特定个人和组织作出具体决定的活动，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合法合理地进行。行政机关作出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行政行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最低限度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的应有之义。我国1982年宪法第5条确认了这一法治要求：“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1999年宪法修正案又在该条上增加了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建立行政诉讼制度，通过法院对行政争议的审理，监督行政机关使其在法律框架内活动，也是法治理论的体现。

3．权力分立与制衡理论。权力分立与制衡理论本身并不应该被贴上过于僵化的意识形态标签，因为没有人可以否认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那句名言的真理性，“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必须承认，任何以权力分立与制衡理论为基础而设置的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并不能实现理论倡导者所想像的国家权力严格划分以及完全真正的制衡。但是，权力与制衡理论，同人权理论、法治理论以及其他具有规范意义的理论或原则一样，都不可能完全成为现实，而我们却不能因此就拒斥之、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追求。毕竟，存在一个差强人意的制度，总比没有这样的制度要好。而且，权力分立与制衡，并不是为了分工而分工、为了制衡而制衡，其实际上是人权保障、法治实现的前提之一。可以设想，在行政法层面上，没有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没有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监督行政机关实施法律的情况，又何以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尽可能少地侵犯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何以保证受到违法行政侵权的个人和组织获得充分的救济。我国宪法在规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其他机关的权限时，实际上就隐含了权力分立和制衡的理念。行政诉讼制度则是将此理念进一步具体化，这也可以从行政诉讼法第1条所谓“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之立法宗旨窥知。

❻ 如何设计行政诉讼管辖制度才能确保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

《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一条原则，真正落实起来还是颇有难度的，仅从管辖角度进行制度设计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更不可能确保独立审判。但作为一种讨论，倒是可以的。

现行的行政诉讼，一般地域管辖遵循“原告就被告”原则，实质上将行政权与审判权紧紧拴在了一起，法院很难避开与自己有切身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人大、党委的非法干扰， 为了避免司法地方化，有必要顺应行政诉讼的立法原旨，逐步抬升原告的弱势地位，彻底摒弃民事案件的传统管辖理念，阻断行政权及其他权力对行政审判权的影响，最大限度地平衡诉讼程序中原、被告双方的地位和利益，使之趋于更加的平等。

一、“被告就原告”确立为行政诉讼特有原则，同时赋予原告起诉的选择权

在行政诉讼中确立“被告就原告”原则，有助于弥补行政诉讼当事人地位失衡状态。可以赋予原告选择原告所在地法院和其他与行政行为发生地有关联的法院进行诉讼。

二、建立行政诉讼异地审判制度

司法实践证明，法院审理以本辖区内行政机关为被告的案件，确实难以保证独立、公正审判，有时根本就不敢立案。“异地审判”制度就是针对原告与被告在同一法院辖区很难确保中立裁判的案件，原告或基层法院可以申请其所在地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管辖或由其指定最邻近区域的法院管辖的制度。

三、确立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制度

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具有超脱地方党委、政府及基层行政机关控制的地位，可以减少制约，作出比较公正的判决。这既具有一定的现实法律基础，在目前也较为具备可行性、容易实行。

四、构建跨行政区域的司法区域，从根本上改革管辖制度

应当通过改革法院设立体制，设置不同于行政区域的司法区域，将法院辖区转变为跨行政区域设置，组建可以超越地方利益的最高法院、大区法院、基层法院，从而将司法权与行政权以及同级立法权完全分割开来，形成司法公正所必需的抗干扰机制，使司法机关彻底摆脱对区域党政机关的人事和财产依附关系，有效地防范司法权的地方化，保障司法独立，克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

❼ 建立行政诉讼制度对于搞好行政管理有何重要意义

行政诉讼制度对行政管理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行政诉讼法是为了规范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规定制定的法律。
行政诉讼法是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和行政诉讼参加人（原告、被告、代理人等）进行诉讼活动必须遵守的准则。它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程序方面的法律规范和行政诉讼参加人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各种法律规范，是现代国家据以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法律依据。该法的颁布与实施, 对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政府机关和国家行政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侵犯, 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促进政府工作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个重大发展；人们普遍地把这部法律叫做“民可以告官”的法律，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使广大人民能够有秩序地生产、生活、工作、学习, 不但需要赋予政府充分的行政管理权, 而且, 还要使他们能够有效的依法行使职权。否则, 便不能使政府有效的进行行政管理, 维护各方面的社会秩序, 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也就从根本上损害了人民的利益。
为了实现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一目的, 首先，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对特定对象而作出的各种行政处理决定，即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权, 进行行政管理活动。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即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 对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所作的行政处理决定, 依据的证据确实、充分, 认定的事实清楚, 适用的法律、法规准确, 正确的确定了作为行政争议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权利义务关系的, 应作出判决,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维持行政机关的原行政处理决定。这就使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的效力得到了司法确认。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 任何人不得改变或撤销该行政行为。其次, 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 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一规定弥补了我国现在有些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后, 行政机关本身没有执行权的不足, 使运用司法权来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权力得以充分实现。
行政诉讼制度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夜职权, 对于搞好行政管理工作,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有利于排除行政障碍, 提高行政效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 常因被管理者与行政管理机关发生行政争议而使行政机关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 影响了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进行. 现在行政诉讼法把这种争议纳入法律的轨道, 创造了及时、公正解决争议的前提, 提供了行政机关排除这种障碍的有效手段, 避免一些行政争议久拖不决, 妨碍行政机关工作效率的发挥& 二是有利于确立行政机关的权威, 强化行政管理。行政机关是我国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应当是“锐话有人听, 办事能兑现。” 但是, 由于我国过去不少行政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有强制执行的权利。因此, 当行政机关依照这些祛规作出各种处理决定, 而被管理的相对人扣不执行时, 行政机关就会感到束手无策, 发生“ 行政危机” 。现在, 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从而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能够得到切寡的执行, 强化了行政管理, 增加了行政机头的权威性。三是促进政府工作走上法制化的轨这从国家机关分工来说, 依照我国宪祛规定, 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照宪法与法律规定, 制定与执行行政法规, 依法进行各方面的行政管理是它的主要职责但是,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工作主要只该按政策办事, 不讲或者不强调依法办事, 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 较长时期未能提上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由于行政管理的需要, 虽然也制定了不少行政法规, 但由于人们普遍缺乏行政法制观念, 不理解依法行政的重要意义, 因而, 在政府工作中, 严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出现。
行政诉讼法的颁行. 由于它具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村政这一特点, 对千克服这些现象, 促进政府工作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 将促进加快行政立法的步伐。行政诉讼法的颁行, 使法院有可能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这就要求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 要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其次, 促进行政机关努力改善执法活动, 提高执法水平. 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 使行政机关不依法行政的违法行为有可能被告到法院, 为了尽可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行政机关就必须理解和把握行政法规的精神实质, 学会运用行政法规的手段调整好国家与公民, 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诉讼法的颁行、将从根本上改变行政机关只按政策办事而不管法律的传统观念。
行政诉讼制度所确立的“民告官”制度、行政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和中国特色的司法审查制度,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产生了巨大推进作用,对推动近20年的行政法制度转型、促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对消解行政专断、化解社会纠纷、缓解官民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产生了一定的效应。因此,行政诉讼法应当被看作是一部推进人权保障和法治进步的基本法律,并且它所体现的法律思想和制度精神以及由其衍生出来的权力制约、人权保障等行政法原则,还会继续规约着行政法制的发展方向和实质内涵。

❽ 为什么要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体系，能够有效地解决行政审判组织和管辖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行政法院的设立，有利于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有利于促进司法审判区与行政管理区的有限分离，促进司法审判权得到相对公正地行使，确保司法独立，排除外界因素对审判工作的干扰；也有利于确保行政审判工作的稳定，提高行政法官的专业素养。
根据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我国行政法院体制可以由最高行政法院、高级行政法院和普通行政法院组成。最高行政法院和高级行政法院的法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直接任命，而普通行政法院法官由本院院长提名后，提请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避免地方政府对于人事任免的干预。对于高级行政法院的设置，要打破行政区划的地域限制，而以其他因素（如地理位置、人口数量、案件数量等）为标准，划定高级行政法院的管辖范围。此外，对于高级行政法院的数量也要加以严格限制，过多则易造成管辖区域过小，浪费司法资源；过少则不利于案件的及时解决，降低办案效率。对于普通行政法院的设立、管辖也可延续高级行政法院的模式，但由于大部分第一审行政案件是由县级以下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作为被告的，因而可以考虑适当增加普通行政法院的数量。
设立我国的行政法院，〔[10]〕绝非生搬硬套，而是要在本土化的制度背景之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行政法院法官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所以，从独立性确立的角度来看，要做到行政法院的独立，就要从人事权、财政权两大源头进行合理布局，完全排除来自各级行政机关的干扰；〔[11]〕此外，还要建立完善的行政法院法官责任追究机制。为避免司法地方化现象，防止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法院系统的所有财政经费都应当由中央财政直接编制、拨付，最高行政法院统筹全国行政法院的人事任命、财政支付等事宜，避免地方政府在人事、财政问题上对行政法院指手画脚，排除来自各级行政机关的干扰。此外，废除不同等级法院之间带有行政色彩的上下级关系，两者之间应建立纯粹的业务关系，使法院内部各人员之间仅仅存在行政级别上的差异，不再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于行政法官的来源、数量也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高标准、严要求。
总而言之，我国司法改革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大多是由司法区域与行政区域高度吻合的制度设计而引起的。因此，《决定》提出建立与行政区域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使得司法权能够摆脱当地行政区域内的诸多消极因素的干扰。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的真谛在于促使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由于我国司法管理体制种种弊端的存在，司法管理体制受制于各级地方政府，使得我国审判工作的开展受到了一系列的限制。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有利于确保人民法院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保障国家法制统一的正确实施，保证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行司法区域与行政区域相分离的司法管理体制。因而在司法实践中，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

❾ 行政诉讼的制度

1、选择复议原则
2、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原则
3、具体行政行为不因诉讼而停止执行原则
4、不适用调解原则
5、被告负举证责任原则
6、司法变更权有限原则 西方国家的行政诉讼制度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在普通法院以外单独设立与之平行的专职受理行政诉讼的行政法院。法国行政法院属行政系统。行政诉讼有：①越权诉讼。公民和社会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为损害其权利和利益时，提起行政诉讼。行政法院有权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②损害赔偿诉讼，又称完全管辖范围内诉讼。行政法院有权判决行政机关对受到损害的公民和社会组织给予赔偿。法国的行政法院在判决时所依据的主要是判例。仿效法国行政诉讼模式的国家还有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土耳其、希腊、埃及等。
另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由普通法院根据受到行政机关不法行为侵害的利益关系人的申请，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称为司法审查。审查的主要根据是越权无效原则。在英国，
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一样,都由普通法院管辖,没有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一般诉讼原则和程序也适用于行政诉讼。司法审查通常依据普通法上的各种令状：提审令、执行令、禁止令和人身保护状。在同一个程序中，原告可以申请任何一个或几个令状。根据1947年的《王权诉讼法》，对行政机关违反契约行为和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按一般行政责任法的规则赔偿。仿效英国采取普通法院制的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阿根廷等。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可追溯到1914年3月31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布的《平政院编制令》和 5月18日公布的《行政诉讼录例》。这些法令规定采取平行于普通法院的行政法院制。1932年11月17日公布的
《行政诉讼法》与《行政法院组织法》没有改变此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废除了上述法统。从1950年开始，有个别法律法规规定，发生行政争议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没有形成制度。1982年10月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1987年1月1日起生效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治安行政案件可以向法院起诉。1989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进一步使行政诉讼制度化。

❿ 行政诉讼制度的简介

在中国，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并称为三大诉讼，是国家诉讼制度的基本形式之一，它是行政法制监督的一种特殊形式。
行政诉讼作为一种独立的诉讼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产物，并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建立而逐步发展。由于各国社会制度和法制传统不同，世界各国对于行政诉讼机构的设置、职权范围和程序制度等的规定不尽相同。 西方国家的行政诉讼制度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在普通法院以外单独设立与之平行的专职受理行政诉讼的行政法院。法国行政法院属行政系统。行政诉讼有：①越权诉讼。公民和社会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为损害其权利和利益时，提起行政诉讼。行政法院有权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②损害赔偿诉讼，又称完全管辖范围内诉讼。行政法院有权判决行政机关对受到损害的公民和社会组织给予赔偿。法国的行政法院在判决时所依据的主要是判例。仿效法国行政诉讼模式的国家还有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土耳其、希腊、埃及等。
另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由普通法院根据受到行政机关不法行为侵害的利益关系人的申请，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称为司法审查。审查的主要根据是越权无效原则。在英国，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一样,都由普通法院管辖,没有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一般诉讼原则和程序也适用于行政诉讼。司法审查通常依据普通法上的各种令状：提审令、执行令、禁止令和人身保护状。在同一个程序中，原告可以申请任何一个或几个令状。根据1947年的《王权诉讼法》，对行政机关违反契约行为和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按一般行政责任法的规则赔偿。仿效英国采取普通法院制的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阿根廷等。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可追溯到1914年3月31日 中华民国政府公布的《平政院编制令》和 5月18日公布的《行政诉讼录例》。这些法令规定采取平行于普通法院的行政法院制。1932年11月17日公布的《行政诉讼法》与《行政法院组织法》没有改变此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废除了上述法统。从1950年开始，有个别法律法规规定，发生行政争议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没有形成制度。1982年10月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1987年1月1日起生效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治安行政案件可以向法院起诉。1989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进一步使行政诉讼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