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刑事诉讼法修改

Ⅰ 刑诉法修改的几大亮点

新刑事诉讼法共计修改二十三处，具体内容主要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版的处理;基层权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时的程序规则;补充了不适用速裁程序的情形等。下面列举几条：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二、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三、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

Ⅱ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修改了些什么

http://wenku..com/view/8bbad624af45b307e87197dd.html

http://www.66law.cn/laws/7493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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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就是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实施进一步完善使之更具有正确性与准确性的一种修改提案文书。这个文书需要全国人大审议讨论并表决之后通过颁布后再行实施执行的法律依据。无论写进去什么，最终是要依据表决通过后的内容为准的。前者不具有司法实践法律凭据效力。后者才是具有司法实践法律凭据效力的。这便是区别所在之处吧。

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修改

一、刑事诉讼法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回、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答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三、详细内容请查询这两个修正案。

Ⅳ 刑事诉讼法修改了什么

修改项目修改内容评价秘密拘捕删去了逮捕后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明确规定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24小时(原来为12小时)以内通知家属。将拘留后因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仅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对遏制侦查机关滥用“秘密拘捕”有一定作用，但秘密逮捕条款并没有完全取消，草案第73条，意味着司法机器将可以以“反恐、维稳”之名拘捕公民6个月，并且是非常规地点。人权保障 第二条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被认为是是刑诉法向优先保障人权方向的重大进步。禁止“自证其罪”草案在刑事诉讼法规定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这一条是对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旧的刑诉法观念的修正。国家公权力有义务用证据去证明一个人是不是犯了罪，而不能寄希望于被告自己承认自已有罪。这是进步，但被告仍无“沉默权”却要“如实回答”，“不得自证其罪”成空话。非法证据排除 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合理解释；否则应当予以排除。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以及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限制刑讯逼供的严重状况，都将起到长远的作用。为律师法庭抗争提供了直接的法律武器。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有突破，公权力作伪证却无人追究，缺少罚则。“补正”和“合理解释”的规定，似乎给非法证据留了退路。“大义灭亲”被排除“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如获通过，将颠覆现行“大义灭亲”的司法规定。刑讯逼供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了拘留、逮捕后及时送看守所羁押，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和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对“躲猫猫死”等有遏制作用。逮捕条件和审批程序关于逮捕条件中“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规定细化。增加规定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讯问嫌疑人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程序，以及在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进行审查的程序。法律健全的国家，警察和检察院只有“三天权”。限制人身自由不是“审批制”，而是“听证制”。一个嫌疑人要不要关起来侦查，还是取保侦查，只要有异议，应由法院决定。监视居住增加大量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条款，明确其适用范围、执行方式。明确监视居住适用条件可能变相使超期羁押合法化，某些超期拘押手段能以“监视居住”名义施行，有可能“黑监狱化”。死刑复核增加规定：最高法复核死刑，应当(原草案用语为“可以”)讯问被告人，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听取律师意见。对不核准死刑的，可发回重新审判或改判。最高法关于死刑案件的复核，被告人一直难以参与，“可以”改为“应当”，在对司法机关的要求上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可以进一步避免错杀的发生，但条文过于简单，带有行政化色彩，最高检通过监督死刑复核程序是否合法，结果是否公正。辩护制度明确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在押期间可以委托辩护人。草案将关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规定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同已通过的《律师法》有了较好的衔接。扩大律师权利，在律师的陪伴下，被告人的权利便会更有利于维护。虽然律师权利加强，但与律师伪证罪相关的38条仍没有废止和修改。 律师会见程序和阅卷权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同已通过的《律师法》有了较好的衔接。扩大律师权利，更好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虽然律师权利加强，但与律师伪证罪相关的38条仍没有废止和修改。侦查中的律师在场权有待加强。侦查措施草案增加规定了口头传唤嫌疑人的程序，适当延长了特别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的时间，增加规定了询问证人的地点，完善人身检查的程序。修正案草案增加了严格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技术侦查、秘密侦查入法，并且未能得到有效约束。应当取消检察院的侦查权、检察院必须只保留起诉职能，但这次大修仍然没有修改。侦查监督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采取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有权申诉、控告，并规定了相应程序。限制了制约了公安、检察权力。对防止秘密侦查，侵犯公民隐私有积极作用，但仍有待细化。上诉不加刑原则增加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可以进一步避免错杀的发生，但条文过于简单，最高检通过监督死刑复核程序是否合法，结果是否公正。未成年人诉讼程序设置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对未成年人可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有悔罪表现的，检察院可作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设置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利于未成年犯更好地回归社会强制医疗增加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法院可就此作出决定。

Ⅵ 刑事诉讼法产生和修改的原因及背景

2003年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被纳入了本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尽管这是一个政治决策行为，但我个人认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是充满着广阔的历史背景与深刻的发展动因的，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剖析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由，特别是回答为什么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这一国家基本法律。
第一，在过去的近10年时间里，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GDP连年以9%以上的速度递增。这种经济发展的惊人成就也必然会推动着中国的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向前发展，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走向前台，成为了决策机关与社会公众越来越关系的一个问题。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均着重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司法改革在我国未来社会发展、改革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间，司法改革已经成为了推动中国法制状况前行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司法改革如何改，风险最小、成本最低，最能为政治决策机关所认同？我个人认为，诉讼法的修改是首选的方案，诉讼法是关于诉讼程序、诉讼步骤的基本法律，其中更多地强调纠纷的程序化解决，与剧烈的司法体制、人财物等国家财政体制变革不同，通过修改三大诉讼法可以逐渐、安全地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这也是为什么刑事诉讼法等三大诉讼法要进行再修改的第一个背景与动因。
第二，尊重程序的理念在社会公众与法律人当中越来越受到认同，这为刑诉诉讼法的修改创造了另一基础。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学术界对程序独立价值的研究逐步开始深化，新闻媒体也通过不断的宣扬程序的价值、功用来提高社会公众对程序独立性、正当程序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认知程度。观念的转变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
第三，刑事诉讼法自身存在着若干重大弊端与疏漏，亟待“大修”。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实施状况进行了一次认真、细致的执法大检查，检查的结果暴露出我国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三大痼疾：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辩护难。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着这三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整治，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对策，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赖于立法中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2005年频频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使得通过立法修改，遏制长期困扰中国刑事司法的三大痼疾这一社会实践要求显得更加突出。要切实解决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冤案重演，是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又一背景。
第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走向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必然之路。坦诚地讲，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尽管有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但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世界法治先行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中国近年来法律制度的发展，在民商事方面进展较大，我们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与世界法治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正在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更为先进。但是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发达程度却不容乐观。这一推论可以从质的方面与量的方面两个角度来证明：从“质”的角度来看，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法治国家通行的一系列基本准则与制度在中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中都处于缺失状态，最简单的例子是西方国家200多年前就已经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在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中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这恐怕很难用“中国的国情”这一借口就能解释得通；从“量”的角度来看，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有225个条文，2万字多一点，这样的一种条文规模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须知刑事诉讼法本质上是一种程序法，它的功能就是告知执法人员、相关人如何操作，作为一部操作性质浓厚的法律必须完备、详细，其条文数量应当多于实体法的条文数量，而我国刑法现在的条文数量都有448个，可见刑事诉讼法的条文真是少得可怜。由于条文数量少，规定粗，导致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各个机关的司法解释、内部规定，这种状况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大趋势是严重相悖的。总之，保质保量的推动刑事诉讼制度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也呼唤着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Ⅶ 刑事诉讼法颁布生效日期及修改情况

1979年7月抄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袭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该次修正自2013年1月1日生效。
望采纳，谢谢。

Ⅷ 《刑事诉讼法》修改了什么

新刑事诉讼法共计修改二十三处，具体内容主要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内罪案件的处理容;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时的程序规则;补充了不适用速裁程序的情形等。下面列举几条：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二、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三、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

Ⅸ 刑诉法将修改成什么样子

刑诉法修改之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建议，各级监察委的监察人员，若存在利用职权实施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对此类犯罪的侦查权建议由检察院行使。

草案规定，检察院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的，可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

对检察院侦查权做出调整是此次草案中最受关注的部分。今年3月通过的监察法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监察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陈光中称，监察法通过后，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已从检察院转移到监察委，为解决监察法与刑诉法相矛盾的问题，完善与监察法的衔接，此次刑诉法修改做出调整。而保留检察院在诉讼活动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的侦查权，相当于“将这一部分侦查权又还给检察院。”

“草案中司法工作人员所指的范围也引起关注。《刑法》第94条将司法工作人员的概念界定为‘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负有侦查职责的人员包括公安、检察机关中依法行使侦查权的人员。”陈光中说。

他认为，各级监察委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中也有可能利用职权实施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行为，而司法工作人员的界定，意味着监察委的工作人员有此类犯罪行为的由监察委自行调查。

对此，他建议，草案应将监察工作人员犯罪的侦查权也划入检察院，这样调查才更客观、中立，也符合检察院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

缺席审判还应保障被告人诉权

草案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境外，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应当决定开庭审理。

草案还规定了缺席审判的具体程序，并规定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陈光中表示，建立缺席审判制度是加大反腐败和境外追逃力度，以及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需要。目前，中国在境外追逃追赃中遇到一些阻力，比如如何证明其是潜逃至境外的贪污、贿赂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与不同国家进行国际合作时，不同国家要求的证据材料、司法文书不同。有的国家认可法院判决才是正式的司法文书，对于公安机关、检察院提供的证据材料并不认可。此前，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没有缺席审判程序，这给引渡、遣返境外在逃人员带来一定难度。

他对《财经》记者说，2005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配合该公约的实施，发挥其在国际合作中打击腐败犯罪方面的作用，他曾提出建议设立缺席审判制度，但有关部门认为这会影响被告人的辩护权，因此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只是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及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中共十八大后，追逃力度逐渐加大，“缺席审判制度显得越来越有必要”。陈光中认为，缺席审判程序必须慎重行使，并不是每个外逃至境外的嫌疑人、被告人都一定要适用缺席审判。还应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境外的缺席审判的具体程序，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并最大限度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和财产权。

因此，对缺席审判的案件还应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比如规定委托辩护和提供法律援助，审判应经开庭，近亲属有权参与庭审，赋予被告人的近亲属上诉权等十分必要。

认罪认罚从宽应坚持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草案规定，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有关决定，授权两高在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试点期限为二年。

陈光中称，总结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试点中的成功经验，并转化为法律，才能予以复制和推广。

但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如何充分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试点中的做法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但有些案件可能并非是嫌疑人、被告人真正自愿如实供述，并不排除冤假错案的可能性。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有辩护律师参与，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非常重要。二是认罪认罚可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应达到什么程度。目前，有关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都须符合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中回避了这个问题。“有一部分学者参考美国辩诉交易的做法，认为证明标准可以从宽，这值得推敲。”

陈光中建议，该类案件应坚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防止出现冤假错案的风险。

该罚的还是要罚，该做的还是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