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行之行政法怎么样

⑴ 闽侯名人

闽籍水利专家严恺昨逝世

据新华社消息 著名水利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墨西哥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共党员、河海大学名誉校长严恺昨日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94岁。

严恺是福建闽侯人，水利和海岸工程专家。他从事水利事业近70年，为中国的水利教育和建设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严恺早年曾承担并主持国家重点项目《天津新港回淤研究》，长期参加长江三峡工程的技术咨询工作和论证工作，并致力于长江口航道整治以及珠江三角洲的整治研究，取得许多重大成果。80高龄后严恺仍坚持教学、科研工作，并于199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6年获首届中国工程科技奖，1997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2001年获中国水利功勋奖。

⑵ 唐朝的宦官专权与“甘露之变”是怎样的典故

本是可以由帝王颐指气使的家奴，反而可以在帝王面前颐指气使：本是可以由帝王弃之如敞履的东西，反而成为决定帝王废立死生的人物。这是什么？这就是宦官专权。唐朝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达到空前的程度，唐朝的宦官专权也达到空前的程度。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宦官专权是君主专制制度中无法根除的痼疾。

与牛、李朋党之争相映衬的，是唐朝后期宦官势力的日渐膨胀。有志于重振朝纲的唐文宗，试图剪除这一危及自身的恶瘤，反遭惨败。此后宦官为害愈烈，玩弄帝王于股掌之中，加速了唐王朝的衰亡。

唐王朝宦官势力的消长，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到唐后期时，这股依附于皇权的恶势力，已经深入到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对它所依附的皇权构成严重的威胁。

宦官，是中国封建专制下的必然产物，并非唐朝的特产。早在秦汉时期，尤其是东汉后期，宦官势力的发展，曾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豪强政治的发展，士族高门领袖与皇族共同执掌朝政，外朝扩大，内廷缩小。在豪强势力制约下，宦官小社会也随着内廷职责的缩小而迅速萎缩，在政治舞台上基本上处于配角地位。虽然三国时蜀国的黄皓，北魏时的宗爱、刘腾等宦官也曾得势一时，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是宦官势力消沉的时期。

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王朝的重建与发展，宦官势力也逐渐浮升起来。有唐一代的宦官势力，大体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

由唐太宗到唐睿宗时期，是宦官势力开始抬头的阶段。

唐太宗在位时期，鉴于前代宦官干政的历史教训，对宦官限制非常严厉，宦官只是“门阁守御，庭内扫除，廪食而已”。从太宗贞观年间到高宗永淳年间，70多年中，未曾假权于宦官，并对稍有不轨的宦官，予以严惩。高宗以后，朝廷中皇族、外戚、后妃、大臣及禁军将垂柳领之间，尔虞我诈，矛盾尖锐。武则天执政时，集权于内廷，以牵制外朝的功臣宰相，内官用事开始增多。中宗复位后，韦后当政，为了扩大内朝权势，发展阉人势力，并授予宦官品爵，人数增至3000多，超授七品以上员外官1000人以上。中宗还派宦官外出监军，开唐代宦官监军的先河。同时，各派宫廷政治势力为了窥测上意，探听消息，纷纷巴结拉拢宦官。当时李隆基为了消灭韦后势力，就曾利用过宦官高力士等人。这说明宦官势力已开始抬头，初步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从唐玄宗到肃宗、代宗3朝，是宦官势力迅速发展的阶段。

唐玄宗李隆基是在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上台的。为了防止宫廷内外大臣、将领、外戚交相结纳。他采取了进一步削弱外朝、集权内廷的政策，并开始任用身边亲信宦官预政领军。如开元初，他就曾派宦官杨思勖领兵征讨安南之乱，功成后封杨思勖为辅国大将军。天宝年间，玄宗自恃升平，得杨贵妃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为了纵情声色，他将政事交给亲信宦官高力士处理，各地上报的书信、文件、奏章，他懒得批阅，让高力士阅后拣重要的让他过目，并授权高力士，一般政事可以自行决定、处理，不必报知，使高力士权倾朝野，宗室诸亲王称高力士为“阿翁”，皇太子李亨则称他为“二兄”。“安史之乱”中，肃宗李亨在宦官李辅国支持下即位，对李辅国特别宠信，官兼数职，权及核心，掌握了朝廷中枢机要大权，因他排行为五，贵族王公见了尊称为“五郎”。代宗即位后，又因李辅国拥立有功，备加恩宠，称为“尚父”。李辅国竟也大言不惭地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代宗）但居禁中，外事自有老奴处分。”可见朝政大权，已全在他手中。后来，代宗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杀了过于专横跋扈的李辅国。并将皇室防卫力量的禁军，交由程元振典掌，结果使程元振的权势又超过了李辅国。程元振免官后，代之而起的是大宦官鱼朝恩，他曾被代宗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成为当时讨伐安史之乱的唐朝大军实际上的统帅，代宗还让他掌管了中央警卫部队即“神策军”，权势气焰又高出一筹，后因居功自傲，私设监狱，陷害大臣，甚至挟兵胁迫皇帝迁都，被赐死。可见这一时期宦官势力发展十分迅速，从高力士，到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权势一个胜过一个。虽然内廷势力扩大，但当皇帝不满宦官跋扈时，还可利用外朝的朝官势力予以抑制和清除。

德宗与顺宗二朝，是宦官监军和专典禁军制度化的阶段。

鱼朝恩之后，皇帝曾收回宦官所领兵、相二权，宦官也不再掌握禁军。但德宗年间发生“泾原兵变”，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因率领宦官及亲王左右保驾有功，被起用为禁军统领，又于贞元十二年（796年），任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直接统帅指挥禁军。此后，神策军特设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都由宦者担任，宦官掌握禁军便由此成为定例。由于宦官典军制度化，使其势力达到左右朝政、制驭百官的程度。如顺宗时“二王”改革，派范希朝、韩泰统帅京西诸镇行营兵马及神策军，准备削夺宦官兵权，但当范希朝到奉天接管军权时，因为军中诸将已接到禁军中尉“无以兵属人”的命令，无一人理会范希朝，迫使老范怏怏回朝复命。为了根绝朝官夺军权的活动，宦官干脆又导演了“永贞内禅”，迫使支持改革的顺宗退位，并罢免放逐了王叔文、王伾等革新派官员。

由唐宪宗至昭宗末期，是唐朝宦官专权的鼎盛期。

“永贞革新”失败后，宦官势力走向鼎盛。几乎所有宦官都参与朝政，广泛深入到当时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如大批宦官进入政府，担任诸司使职；掌握宫中全部机要，出纳王命；干预吏选，监视外朝官员；掌握书院、国子监等本是封建士大夫涉足的领域。至于出使、宣诏，此时更是家常便饭了。尤为严重的是，由于朝中文武大权基本落入宦官手中，皇帝也成为宦官手中的玩物和幕后操纵的傀儡。宪宗以后，除敬宗以太子身份即位外，其余皇帝，无一不是由宦官废立。皇帝为了保住帝位，也只得巴结纵容宦官。如宦官杨复恭以拥立昭宗有功，自称“定策国老”，骂昭宗为“负心门生”，昭宗也无可奈何。

“甘露之变”，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有志于重振朝纲的唐文宗登基后，决心摆脱“天子受制于家奴”的局面。鉴于当时朝臣们忙于朋党之争，他先是选择了没有参加朋党的宋申锡，可惜未获成功。之后他又在宦官营垒中寻找帮手，消灭了专权的大宦官王守澄。他指使李训、郑注等人，准备在诱使宦官观看朝露之时全歼宦官，不幸被宦官发觉，反遭惨败，这就是“甘露之变”。

公元827年，唐文宗李昂即位。他是被宦官王守澄拥立即位的。在这之前，宪宗、穆宗都死于宦官之手。他的前任、同父异母兄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等杀死。王守澄之所以拥立李昂，完全是由于当时变数仓促，要与刘克明一决雌雄时的别无选择。

唐文宗稀里糊涂被推上皇帝宝座时，只有17岁，但他已不是一个不更事的少年。文宗自幼敏感聪睿，博学多思，还在当江王时，在藩邸就是手不释卷，尤其喜读本朝史官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对先祖太宗皇帝敬慕不已。如今天降大任，自然要有所作为一番。他即位后的第三天，就发布具有很多革新内容的诏令，如释放宫女3000人，裁减冗员1200人，放五坊鹰犬，罢地方进献，等等。退朝时，宰相裴度激动得泪水莹莹：“太平可期了！太平可期了！”

其实，这才是小试牛刀，第一步，小小的一步而已。文宗革新朝政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宦官专权。他耳闻目睹宪宗、穆宗、敬宗的悲惨下场，一刻也不忘为父兄雪耻，重振皇纲。

这时的王守澄，对文宗即位后的小动作，没有引起多大的兴趣。新天子发点新诏令，完全在情理之中。他自恃有拥立之功，仍然为所欲为，根本没把文宗放在眼里。至于宰相裴度、韦处厚、窦易直等人，更不在话下，凡是他们要办的事，王守澄就反对，并逼着文宗表态，常常弄得文宗下不来台。

文宗想在朝臣中寻找帮手。但当时李宗闵、牛僧儒与李德裕之间，正争斗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法倚恃。他左顾右盼了一年多，选中了没有参与朋党之争的翰林侍讲学士宋申锡。在证实了宋申锡的一片忠心后，文宗下诏加宋申锡“尚书右丞”之衔，不久又加“同平章事”，成为宰相。大和五年（831年）元旦前后，文宗与申锡反复商量后，决定采取非常手段，诛杀宦官。

在不握禁军、又无外镇后援的情况下，对手握军政大权的王守澄采取行动，必须要获得首都的行政长官京兆尹的绝对支持。宋申锡掂量再三，挑中了当时的吏部侍郎王瑶，由他接任京兆尹，配合行动。王瑶口头上答应后，权衡半天，觉得风险太大，于是找到了郑注，把这一绝密消息告诉了他。郑注是由王守澄提拔起来的亲信，立即就把这一情报透露给了王守澄。王守澄自然不会束手待毙，决定先发制人。他立即指使亲信上奏一本，诬陷宋申锡准备拥立漳王李凑为皇帝，然后又亲自去找唐文宗证实这一诬陷之辞。

文宗听了王守澄的报告后，不免有些疑惧，也可能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为了表示慎重，他让王守澄继续侦察。王守澄立即召集党羽，并准备派骑兵屠杀宋申锡全家。飞龙厩使马玄亮虽也是宦官，但比较正直，他对王守澄说：“宋申锡罪状尚不明确，你无故杀他全家，岂不要引起众怒？万一首都乱起，我们如何应付？最好先召集几位宰相了解、议论一下，然后再采取行动。”王守澄也觉得有些道理，便派人把几个宰相找来。到了中书省的东门，牛僧儒等人鱼贯而入，惟独宋申锡被阻挡。当宋质问何故时，答复是：“传诏时没有你的名字。”宋申锡自知情况有变，也只能叩头而退。

鹅关于宋申锡拥立漳王谋反一案，宰相们御前商讨不止一次，但大都莫名其妙，也没有人肯出来为宋申锡辩白几句。这更使得文宗对朝官只囿于私见党争，不顾全朝廷大局的态度和行为非常不满，也非常失望。王守澄则利用这一点，将漳王府中人员捕来，屈打成招，准备以谋逆罪诛杀漳王和宋申锡。消息传出后，谏议大夫王质、给事中李固言等跪在殿前力谏，主张把全案人犯移交外廷复审，马玄亮更是叩头不止，流着眼泪说：“杀一个普通百姓还应慎重，何况要杀宰相！”文宗趁势重新召集宰相们商量，这次牛僧儒出来说了几句：“宰相是人臣最高的职位，宋申锡既然当上宰相，他还有什么野心呢？我看他不会反对陛下。”这时泄密给王守澄的郑注，怕复审有变，叫王守澄建议文宗宽大处理，减免死刑，就此了结为好。文宗自然愿意，结果，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后来宋申锡病死在开州。

宋申锡事件之后，王守澄更是威震朝野，大臣们的任免生死，都掌握在他手里。这样，也引起多数朝官的反对和宦官内部的嫉妒。文宗更是咽不下这口气。这时，在宋申锡事件之后，外放为邠宁行军司马的郑注，已于大和七年（833年）因侍奉患有风疾的文宗有功，受到重用。他给另一位原与宦官交厚，现已成为皇帝心腹的李训建议，提拔另一位宦官仇士良为神策军中尉，以分割王守澄的权力。李训报告文宗，文宗也觉得可行。于是任命仇士良为神策军左军中尉，王守澄为右军中尉，仇士良本来和王守澄有矛盾，就和大臣李训、舒元舆等合谋，提出一个消灭王守澄集团的计划。首先从追究唐宪宗的死因入手。因为当时宫廷内外都怀疑宪宗是王守澄和陈弘志谋害的，这件事经由仇士良证明，更是确凿无疑，于是朝臣们都主张追查前凶。李训就通过仇士良派人诱令正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任监军的陈弘志进京，几天以后，从兴元府传来消息，陈弘志在进京途中被杀。接着，唐文宗任命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表面上是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是让他离开首都，削弱他在内廷中的权力。在王守澄离开首都前夕，朝官和宦官们给他饯行，席间在酒中投毒，毒杀王守澄，宣布为暴病身亡。在这前后，流放宦官王践言、韦元素，处死宋若宪，诛杀梁守谦、杨承和等宦官。以王守澄为首领的这部分宦官势力，基本消灭。

这一切，都算是“甘露之变”的前奏曲。

王守澄被杀之后，文宗任命李训与舒元舆、王涯等为宰相。李训与舒元舆经过密商后，拟定了一个彻底消灭宦官的计划。据一般的说法，是由李训、舒元舆等在内，由郑注在外（当时任凤翔军节度使），里应外合，一起行动。因为王守澄“暴病身亡”后，文宗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之衔。并在这年十一月下旬在城外的泸水入葬。届时，郑注以故旧情深，率亲兵人护丧事，不会引起怀疑，文宗令内臣齐集送葬，李训关起城门，郑注在城外令亲兵尽诛宦官。据说行动的日期就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

但是，大约在十五、十六日前后，李训得到密报，说郑注率500亲兵已在赴京的路上，京内外已经有人知道了这一情况，并且很可能传到宦官耳中。李训赶忙召集大理卿郭行余（已任为邠宁军节度使）、户部尚书王瑶（已任为河东节度使）以及韩约、罗立言、李孝本等人商议，分头准备提前行动。在商讨采用什么方式时，李训想到了天降“甘露”的瑞兆，可以利用。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唐文宗在大明宫紫辰殿上朝。百官鱼贯而入，依班序而立。金吾大将军韩约，这时匆匆入奏说：“在左金吾厅后面的石榴树上，出现了甘露，这是天降吉祥的征兆。如果不是陛下圣明感动上天，不能得见甘露。”说完以后，手舞足蹈地给文宗叩头。宰相李训、舒元舆也率百官拜贺，并且请皇帝亲自观赏。文宗欣然同意，于是登上龙辇出紫宸门，升含元殿。他先叫李训去看看，李训出去很长时间才回来，说：“甘露已经看不清了，但暂时不必宣扬出去。”唐文宗说：“有这样的事吗？”他示意叫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率领宦官前去探视。李训见仇、鱼出去，立即召集郭行余、王瑶等，入殿受诏命。王瑶却吓得全身哆嗦，不敢前去。只有郭行余受命，带领招募的亲兵数百人，携带武器等候在丹阳门外。李训召集这些亲兵，立即部署杀宦官的计划。

仇士良等进入金吾厅，正好遇见韩约，见他神情紧张，惊讶地问：“将军为什么这样紧张？”话还没有说完，忽然看见金吾厅里风吹幕起，里面藏着甲兵。仇士良与鱼弘志见状，赶忙往回跑，进了含元殿，气喘吁吁地对文宗说：“宫里要发生暴乱了，请陛下赶紧还驾。”李训等看见仇士良向含元殿方向跑去，急忙招呼金吾卫士，“赶快到含元殿保护陛下，进去以后，每人赏钱100缗。”金吾卫士刚要登含元殿，仇士良眼明手快，抢先一步令宦官抬着文宗从殿后出去。

李训见状，急忙上前拦住轿子，对文宗说：“臣奏事未毕，请陛下暂时留步。”仇士良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在宫中布置武装，要谋反吗？”文宗知情，一边挣扎着一边说：“这不可能！”仇士良根本不理，抢步前来要打李训，被李训推倒。当李训抽出匕首要杀仇士良时，被宦官拦住。仇士良拥舆急奔，李训紧追不舍。这时，罗立言、李孝本各率士兵，登殿杀宦官十余人。仇士良令宦官在外抵挡，自己引文宗走进宣政门，等李训赶到时，宣政门已被关闭。

至此，李训知道消灭宦官的计划已经失败，急忙换上从吏的绿衫，化妆出宫。郭行余、罗立言、王瑶也各自寻找藏身之处。

宣政门内的仇士良，这时真是红了眼，他恶狠狠地对文宗说：“你干的好事！”转过来对各率500禁兵赶到的神策军左右副使刘泰伦、魏仲卿道：“杀！”于是，在事变不到一个时辰后，由宦官统领的禁军从北、东、西三面，向位于大明宫南部的朝官们的衙门发动了反攻。宰相中舒元舆因早知内情，已悄悄改换官服，单人匹马逃出宫外，而王涯、贾悚等尚不知情，对前来询问的朝官们说：“不知何故，你们请各自便。”众官退下，宫内各门均已被人关闭，王涯等刚刚奋身脱出，宫门就被禁兵合上。有600多名没有挤出者，均被禁兵所杀，尸横血流，狼藉涂地。宫内诸衙印鉴、图籍、帷幕、器皿等，在兵乱中一扫俱尽。下午，神策军分遣千余骑兵，出城追捕，又在城中大索，坊中地痞流氓伪托禁军，乘势骚扰，杀人越货，互相攻劫，长安城中，已是一片尘嚣。

次日清晨，百官上朝，宫城内外戒备森严，禁军全副武装，如临大敌。文武百官屏住呼吸，慢慢前进。进入宣政门大殿，文宗见没有一名宰相上殿，便对宦官说：“宰相王涯等为什么不上朝？”仇士良说：“王涯等谋反，已逮捕下狱！”顺手就把王涯“谋反”的状子及有关“罪证”呈上。此时文宗还能怎样，只好让令狐楚、郑覃为代理宰相，并且叫他们起草诏令，宣布李训等罪状。这时外逃的李训，在凤翔的路上被地方军抓住，在解往长安城中，李训为免受宦官之酷刑和侮辱，让押送者割下自己的首级进京报功。

二十三日下午，仇士良让禁军300人，挑着李训的人头，押着被捕获的舒元舆、王涯、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等，游街示众，然后把他们推到独柳树下，全部斩首，亲属不论远近，也一律处斩。

事变之日已到扶风途中的郑注，得知失败后返回凤翔，被监军张仲清诱杀。几天之后，另一位要犯韩约也被处死。

这就是“甘露之变”。有人称之为“失败的反击”。

从此以后，文宗精神彻底崩溃。他完全成了仇士良手中的玩物。一天，百无聊赖的文宗问侍从：“今日翰林院值日者是谁？”当回答是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周墀时，文宗命人召来。赐酒三杯后，文宗徐徐道：“依你看来，我是怎样的一个君主？”周墀一听，立即下座，恭敬地回答道：“我是个小臣，不晓得大道理。但听百官都说陛下有尧之圣、舜之明、商汤之仁、夏禹之俭！”文宗淡然一笑：“你这样说是为了维护我，其实我哪里敢跟尧舜禹汤相比！我是要问你。我比周赧王、汉献帝如何？”周墀一听，如五雷轰顶。周赧王、汉献帝是两个庸碌的亡国之君，文宗如此发问，可见内心痛苦到何种程度。于是，他倒身拜伏，声音哽咽。文宗见他不再说什么，只好自己说了：“我自以为连周赧王、汉献帝也比不上！周赧王、汉献帝是受制于诸侯。我却受制于家奴。我比他们差得远了！”

文宗说过此话后，再没有视朝。一个月后的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初四，驾崩于太和殿，年仅32岁。

有唐一代的宦官专权，给社会带来种种危害。宦官内部的分化与火并，更加剧了朝政的腐败。而宦官监军与掌军，在客观上，又加速了唐王朝在与藩镇斗争中的彻底失败。

“甘露之变”是一场失败的反击。反击之所以失败，表明在这之前的宦官势力已到了难以消除的程度。反击失败之后，宦官势力加速膨胀。纵观有唐一代，宦官为祸之烈，超过了秦汉时期。

李光弼宦官专权干政，对功高绩显之臣，往往嫉妒如仇，必欲构陷使之失宠而罢休。如肃宗、代宗时期，大将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有大功，宦官程元振等就在皇帝面前诬陷李光弼，使李光弼失宠自危。郭子仪是反击“安史之乱”中的重要将领，平生小心谨慎，不敢多言，但也逃不过宦官的谗毁，甚至派人挖掘了他家的祖坟。刑部尚书颜真卿刚正不阿，曾率百官向移居西内的太上皇玄宗请安，触犯了宦官李辅国的心病，便下一纸奏文，把颜真卿贬逐到偏远的蓬州任长史。宰相李麟“正身谨事，无所依附”，也为宦官“不悦”，不久即被罢相。如此这般，使得朝廷将相心寒，贤德之士难以立足，奸佞之徒趁机而入。

不仅是对将相，就是对帝王，当宦官势力达到一定程度之时，也常常被玩弄于股掌之中。或挟持以令下，或废立以适意，真正是“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从唐穆宗以后到唐亡，8个皇帝之中，有7个是由宦官拥立的，而有立即有废。如宪宗时，太子李宁死，宦官吐突承璀欲立李恽为太子。因恽母身贱未立，又立李俏为太子；宪宗崩亡，宦官陈弘志杀吐突承璀及李俏，拥立李恽即位，就是唐穆宗。唐穆宗是因受惊中风而死的。穆宗之后的敬宗，极喜游玩，一次夜猎回宫，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端等人饮酒作乐，喝醉之后入室更衣，忽然殿中灯灭，刘克明等即害死敬宗，苏佐明等诏制立绛王，而王守澄、梁守谦等率禁军诛杀绛王另迎江王即位，就是唐文宗。文宗在位时，本已立李成美为皇太子，文宗死时，仇士良、鱼弘志矫诏废成美，立文宗之弟李炎为皇太弟，即位为武宗。武宗死，宦官马元贽立武宗之叔李怡为皇太叔，即位为宣宗。宣宗大病之时，宦官王宗实等矫诏立郓王为太子，即位为懿宗。懿宗有病，宦官刘行深、韩文约等又立普王为皇太子，即位为僖宗。僖宗之后，宦官杨复恭率兵拥立寿王为皇太弟，即位为昭宗。而每次废立之际，或兵刃相见，血流盈廷，或密行诡计，众不可测，造成一定时间的权力真空状态，使中央政权毫无权威可言，诱发着社会的动乱。

在专权干政的同时，宦官集团又徇私受贿，贪赃枉法，祸害百姓。宦官出使宣诏，每到一地，官吏侍奉惟恐不周到，贿赂馈赠，数额大得惊人。一些小宦官随大宦官出行，也仗势欺人，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地方官接待稍有不称意，就拳打脚踢，无所顾忌。一些无才无能的官吏，则乘机贿赂宦官，以图升迁。如宦官王守澄把持朝政后，工部尚书郑权为了得到肥缺，就用厚礼贿赂王守澄，果然就被任命为岭南节度使。宦官杨复光接受段颜谟数百两黄金后，就派段到荆南当节度使。这又加剧了吏治的腐败，损害着中央政府的威信。

随着宦官队伍的庞大和权力领域的扩大，其内部分化与火并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如玄宗时期，有大宦官高力士和李辅国两个派系集团之间的斗争；肃宗后期，又有李辅国、程元振与段恒俊、朱辉光之间的冲突；宪宗时，发生过王守澄、梁守谦与吐突承璀之间的火并；敬宗时，又出现刘克明、苏佐明、田务澄向王守澄一派的夺权弑君之变；文宗时，有仇士良反对王守澄的密谋；僖宗时，有田令孜和杨复恭之间的争斗。除了这些规模较大的内部矛盾斗争乃至火并外，大小宦官之间为了利禄荣辱而产生的纠葛、倾轧，更是不计其数。而且宦官集团内部的这种矛盾斗争，又与朝官之间的朋党之争交织在一起，互相勾结、利用，又互相排斥、攻讦，弄得乌烟瘴气，日月无光。

尤其是由宦官监军与掌军后，更造成严重祸端。宦官统军，大都指挥无能，统军无方，又骄横妄为，横行不法，贪婪好财，忌贤妒能，迫害忠良。虽然由宦官监军统军，有保持维护唐王朝后期形式上统一的意义，但同时也在加剧着中央和地方、皇帝与将军之间的矛盾。它既使李唐王朝在后期分裂割据中持续多年，又使中央王朝不能真正消弭战祸。最后，朱温尽诛宫中宦官，又诏令天下赐死诸道监军，宦官把持军权的局面才告结束；而唐王朝也随着宦官势力的覆灭而结束了形式上的统一，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唐朝宦官为害之烈是空前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与其他朝代相似的方面，又有唐朝独特的某些方面。归根结蒂，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不治之症。

可能有人会问，唐朝宦官专权和为害，为什么会如此严重呢？

从根本上讲，这是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一个必然现象。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个人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但皇帝个人又无法统辖管理庞大的官僚机器和日益繁杂的各种具体事务。依靠朝臣中的文臣武将，又放心不下；依靠宗室外戚，也常常发生问题。相比较而言，只有宫中的宦官，最易控制，也最为放心。因为自古以来，有强臣篡权为皇的，有宗室夺权的，有外戚临朝的，但却没有宦官当皇帝的。宦官的生理缺陷，使他不可能成为“九五”之尊，即使有此心，亦怕引起天下共怒。虽然宦官有种种祸患，但其本身，从来不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所以，历朝历代，人人都知道宦官专权为害严重，皇帝心中也很清楚，但却照样宠信不衰，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有封建专制制度存在，宦官专权为害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程度略有不同而已。这是包括唐朝在内的历代封建王朝无法避免的问题。

就唐朝而言，中唐以后外戚势力的衰微，是宦官势力得以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皇帝以内廷牵制外朝，是常用的统治术。在内廷中，除了利用宦官外，还倚重外戚勋旧势力。作为帝王母后亲属的外戚，又大多出身于官僚士大夫之家，他们既能任外朝宰辅，又能插手宫中事务，与后妃一起，形成强大的内廷势力。在外戚势力强大的情况下，宦官势力必然被分割。唐玄宗天宝以前，中央机要大都为后妃、外戚掌握。武则天提拔“北门学士”，扩大内廷势力，主要还是发展武氏外戚力量。韦氏弄权，以韦家兄弟子侄分统禁军，把持枢要。这一时期宦官势力虽有抬头，但实力远逊于后党。直至“安史之乱”，诛杀杨氏族党，外戚势力剪除殆尽。此后，帝王在内廷只能倚重宦官，而宦官势力也趁机发展起来。

不仅外戚势力的衰微给了宦官势力发展的机会，唐朝宗室内部相互倾轧和夺权的斗争，也使宦官备受重视和重用。李唐王族出身于胡汉世家，李渊母独孤氏，李世民母纥豆陵氏，李治母长孙氏，均为汉化胡人。李唐王朝的支柱北周旧贵族军事集团，又多是鲜卑拓跋氏出身。这使得唐朝宫廷中保留着浓厚的异族风格与习气。如在皇位继承上，受“诸子有勇力者即位”的胡俗影响甚深。从唐中叶以前的皇位继承看，除太宗第九子李治依赖其舅父长孙无忌之力登基外，其余太宗、中宗、睿宗、玄宗等，无一为嫡长子，都是依仗武力即位的。尤其是中宗后期，宫廷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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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评价西游记里面的主人公孙悟空

取经路上，他是师傅的好帮手；“三打白骨精”，他穷追猛打，决不手软；“三借芭蕉扇”，他有勇有谋，化险为夷……他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本领高强。他是艺高胆大的神仙传奇，更是血肉丰满的英雄好汉！

孙悟空:聪明,机智,嫉恶如仇,但无奈当时社会的现实. 忠心耿耿，一心一意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除怪，积德行善，为民除害。可总是被唐僧冤枉，可是每次冤枉之后，他不但不报复还主动认错。孙悟空是一个荡魔除邪、匡危扶倾的英雄豪杰。他以叱吒风云的战斗姿态，救民於水火，除霸於当道，表现了极大的救世热忱。套用神灵启示乌鸡国众僧的话语，他「专秉忠良之心，与人间报不平之事，济困扶危，恤孤念寡。」因此，孙悟空成为多灾多难的民众所企盼的真正救星。具有顽强执著、不屈不挠的英雄品质。在打白骨精、降平顶山和狮驼岭妖魔、借芭蕉扇等过程中，他都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战斗。实际上，挫折、失败对孙悟空是常有的事，多少次濒临绝境、孤立无援，甚至被妖魔缴去金箍棒，他都从不气馁，往往吸取教训，计上心来，重新抖擞精神，继续作战，终於绝处逢生，赢得胜利.

⑸ 宦官组织是什么

给事宫庭的内侍组织，在秦、汉时代属少府。少府掌山泽破池之税，以供宫内的用度，并通掌宫中服御诸物，如衣服、宝货、珍膳之属。主持这些工作的有六丞。属官有尚书（文书之任）、符节（掌符玺）、太医（掌医药）、大官（掌御饮食）、汤官（主饼饵）、导官（主舂御米及作干糒）、乐府（文歌舞）、若卢（主诏狱，或日藏兵器）、考工室（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人武库，及主织缓诸杂工）、左戈（佐助弋射之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主造陵内冥器）十六官令丞。又有胞人（即疱人，掌宰割）、都水（主陂泽）、均官（主市贾）三长丞。上林中十池监。还有中书谒者（掌凡选署及奏下尚书文书众事）、黄门（以宦者为之，主宫中诸宦者）、钩后（宦者，典诸近池苑囿游观之处）、尚方（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御府（宦者，典宫婢，作中衣服及补炼之属）、永巷（宦者，典宫婢侍使）、内者（掌中布张诸衣物）、宦者七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之。当时的少府所属，并不都是宦官。武帝时，内侍的规模和人数，随着内朝对政务的控制、宫苑的扩建、妃嫔人等的增加，以及游幸、弋猎等活动的增多，也日形扩大。武帝更考工室为考工、左戈为做飞、居室为保宫、甘泉居室为昆台、永巷为掖廷。做飞设九丞两尉，太官七丞，昆台五丞，乐府三丞，掖廷八丞，宦者七丞，钩盾五丞两尉。内廷的迅速膨胀，以及皇权的进一步强化，是汉武帝时政权的一大特点，有关的讨论，我们在下篇中还要详细叙述。

东汉的少府属官，与西汉相比，一方面是那些掌领宫中生活杂役的部门，通过简省而更为集中。撤除了宦者、昆台、做飞三令二十一丞以及一些机构，所存有太医、太官、上林苑令、黄门、中黄门冗从仆射、掖廷、永巷、御府、钩盾、中藏府、内者、尚方等单位。另一方面，有关从事政务的侍从则大大增多。据《后汉书·百官志》所列：

待中，比二千石，无定员，掌侍左右赞导从事，顾问应对。法驾出，则多识者一人参乘；余皆骑，在乘舆车后。本有仆射一人，中兴转为祭酒，或置或否。

中常侍，千石（后增为比二千石），无定员，以宦官充，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

黄门侍郎，六百石，无定员，侍从左右，给事中，关通中外，及诸王朝见，于殿中引王就坐。

小黄门，六百石，宦者，无定员，掌侍左右，受尚书事。上在内官，关通中外，及中宫已下众事。诸公主及王太妃等有疾苦，则使问之。

中黄门令，无定员，宦者，比三百石，掌给事禁中。尚书令，一人，千石，掌凡选署及奏下尚书文书众事。尚书仆射，一人，六百石，署尚书事，令不在，则奏下众事。尚书，六人，六百石。西汉成帝初置四人，分四首，东汉增为六曹。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掌录文书期会。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六人，主作文书起草。令史，十八人，二百石。各曹有三主书，后增剧曹三人，合二十一人。

符节令，一人，六百石。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

兰台今史，六百石。

以上这些官员，皆所谓“以文属”，即以文书参赞而给事皇帝左右。它们的大量增多，表明皇帝直接参与和掌握外朝政务的活动较前大大地加多了。此外，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在属官中，宦者的数字也大为增多。其中如中常侍、小黄门、中黄门、黄门令、中黄门冗从仆射。掖廷令、永巷令、御府令、钩盾令等，皆以宦者充之。后廷与外廷的分限趋于严格。如中常侍、小黄门，原皆以族姓担任。“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自此以来，悉用阉人，不调他士。’（《通典》卷二七《职官·诸卿下》）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唐代，原少府的一些政务官整齐为中书与门下两省，而原少府与大长秋所属的宫中器用生产与诸职役，则分别为少府、殿中监和内侍者承担。唐少府监之职，“掌百工伎巧之政令，总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之官属，庀其工徒，谨其缮作”。中尚掌供郊祀之圭壁及岁时乘舆玩器、中官服饰。雕文错彩、珍丽之制。左尚掌车舆制造，右尚掌鞍、帐及刀剑等物，织染掌造冠冕，掌冶掌铜铁铸造。可知它们已成为专供制造宫廷部分器用的工官。而殿中监所掌，则有尚食、尚药、尚衣、尚舍、尚乘、尚辇六局，专理内延之供奉。至于内侍省，则成为一个专由宦官组成的内宫服役组织。

内侍省置监二人、少监二人、内侍四人。监掌内侍奉，宣制令，从三品。下设掖廷、宫闱、奚官、内仆、内府、内坊六局。少监、内侍为之贰。内常侍六人，通判省事。内给事十人，掌丞旨劳问，分判省事。内谒者监十人，掌仪法、宣奏、承敕命及外命妇名帐。内谒者十二人，掌诸亲命妇朝集班位，分莅诸门。内寺伯六人，掌纠察宫内不法。寺人六人，掌皇后出人执御刀冗从。掖廷局，掌工人簿帐、女工。宫闱局，掌侍宫闱，出入管奚官局，掌奚隶、工役、宫官之品。内仆局，掌中官车乘。内府局，掌中藏宝货给纳之数，及供灯烛、汤沐、张设。太子内坊局，掌东宫阁内及官人粮禀。（《新唐书》卷四七《百官二·内侍省》）

宦，《文选》李注：“养也，养阉人使其看宫人。”俄五十《宦者传论）对这种人的称呼有很多：宦官、宦者、宦人、阉人、阉宦、寺人、腐厂、中宫、太监、貂珰、内官、中臣、中人、内侍、内监等等。他们是一种经过阉割，丧失性与生殖能力的男子。皇帝的内宫是宫女嫔妃的世界，除皇帝外，不允许别有男性存在。但生活中某些职役，包括对外联系，又不是女性所可以完全担负。这就为这种特殊人的存在，提出了必不可少的需要与可能。《后汉书·宦者列传》：“《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侧。故《周礼》置官，亦备其数。阍者守中门之禁。寺人掌女宫之戒。又云：‘王之正内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阉尹审门阎、谨房室。’《诗》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谗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来旧矣！”（卷七八）据推测，早在夏、商时期，中国可能已使用宦者。周以后，则已多见于文献。然春秋之前，“内竖之名见于载籍，而官号之次，即无闻焉”。“战国之际，赵有宦者今之职。秦并天下，并建官号。少府之属，有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七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其詹事之属，王有中长秋、私府、永巷、宫厩、祠祀食官令长丞诸官皆属焉。又有将行为皇后卿及中常侍之职。汉因之。’（《册府元龟·内臣部》总序）这就明，宦官制度实际上是秦以来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的派生物。从政治角度看，由皇帝个人，采专制独断的办法，统治一个广袤的东方大国，百自己又身处九重，与外隔绝，他惟一可以依赖的只是供奉在自己周围与外界又无奥援的宦者。尤其是母后或女主擅政的情况下，“万机殷远期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再从生活的需要看，内宫的职役也离不开宦男。因此，正如皇帝必需有一大批服役内宫的宦官一羊，专制皇权制度也便必然产生了作为皇帝近侍心腹的宦官进行窃权、乃至擅权的土壤。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舞台上，宦官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多次影响到皇帝本人的立废，乃至朝代的衰亡。

宦者的来源主要是遭受腐刑的罪犯或者是出身低贱的人奴。他们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受到极大的摧残，并受到人们的贱视，因此，他们的心态是很不正常的。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极言其伤痛说：“悲莫痛于伤心，行奠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在这种心态下活下来的人，能够像司马迁那样发愤而大有作为的人，终究只是凤毛麟角；而一般人则是人性被扭曲、感情受侮辱、性格呈变态。大则暴戾恣睢，贪婪无耻；小则乖僻异常，不近情理。而一旦让这种人掌握了权力，甚至窃取到一部或大部分无上皇权，浊乱败坏，无所不为，自然是不可避免的。秦赵高的窃权乱政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汉初，吕后称制，便以宦者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卧内，受宣诏命。武帝游宴後廷，又或潜游离宫，故臣下请赞机务，多以宦人主之，宦官的数字也在这个时候大增。元帝耽于享乐，且病弱不亲政事，但又担心大权旁落，认为“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于是宦官石显被任为中书令，“事无大小，因显自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汉书》卷九三《佞幸·石显传》）。东汉时，省禁之内，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和帝以后的东汉皇帝，都是幼年嗣位，母后当政，外成擅权。和帝十岁即位，外威窦宪兄弟专权，隔限内外，群臣无由得接，乃独与宦者郑众定谋收宪，宦官有权自比始。（《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宦官》）从此，就开始形成外戚与宦官的相互争夺，交替擅权的局面。和帝死，皇后邓氏和她的哥哥邵跛主政。安帝成长以后，援宦官李闰、江京、樊丰、刘安等诛灭了邓氏家族，宦官因此势力益张。安帝皇后闫氏家族也代之兴盛，阎显兄弟并为卿校，典领禁兵。安帝死，闫显与江京合谋，诛徙樊丰、王圣等，以巩固自己的势力。但好景不常，他们所援立的北乡侯即立不及一年，便遭夭折。宦官孙程乘机拥立顺帝，尽诛间显兄弟及党附他们的宦官江京、刘安、陈逵。顺帝既立，后父梁商以大将军甫政，“尊亲莫二”。宦官张逸、蘧政、石光等曾阴谋废顺帝，失败。须帝死，梁后与兄梁冀先后立冲帝（病死）、质帝（为梁冀毒死）和桓帝桓帝积愤难平，与小黄门单超、左倌、具援、徐磺、唐衡定谋杀死梁冀。超等五人皆以功封侯。桓帝死，后父窦武与超等定策立灵帝，窦后临朝，武人居禁中辅政。窦武谋除宦官，结果反为宦官曹节、王甫等所害。灵帝死，嗣位的少帝未及半年又死，献帝即位。灵帝皇后何氏临朝，后兄何进以大将军辅政。何进亦谋诛宦官，又为宦官张让、段珪等十常侍所害。何进的同谋、司隶校尉袁绍勒兵人京，捕宦者无少长尽诛之，死者二千余人。宦官诛灭了，东汉王明也同时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当袁绍尽诛宦官之后，当时宫廷侍御“复用土人，阃闱出入，莫有切禁，侍中、侍郎、门部驺宰，中外杂错，丑声彰闻”（《通典》卷二匕《职官九·内侍省》）。由此可见，宫廷中缺少了宦官是行不通的；而有宦官则又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宦官窃权擅政。赵翼所谓：“盖地居禁密，日在人主耳目之前，本易窥频笑而售谗谀。人主不觉，意为之移。范蔚宗（晔）《传》论谓宦者渐染朝事，颇识典故，少主凭谨日之庸；女主资出纳之命。及其传达于外，则手握王命，口衔天宪，莫能辨其真伪。故威力常在阴阳奥交之间。迨势焰既盛，内外悉受指挥，即亲臣、重臣竭力以谋去之而反为所噬。”（《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宦官》）君主专制与宦官窃权、擅权，是天生的孪兄弟，因此，它从秦到清，虽程度不等，但宦官之患，无代无之。

两汉时代的内延之职，至少在前期犹是宦官与士人参用。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帝以其为儒者，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通典》卷廿一《侍中》）宦者队伍中，也有像司马迁、张贺、许广汉等一时名流。士与宦的界限仍不是十分严格的。宦官们广接士夫。灵帝时冲常侍张让家谒者盈门，门外的车恒数百千辆。顺帝时大长秋良贺，“阳嘉中，诏九卿举武猛，贺独无所荐。帝引问其故。对曰：‘臣生自草茅，长于官掖，既无知人之明，又未尝交动士类。”’可证当时不广交土大夫的大宦官，只是少数的例外。曹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当时的这些大宦官，都是“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后汉书》卷七八《宦官列传》）。宦官本人多拥高爵，在京师和家乡都广建宅地，“又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临州郡，辜较百姓”，“宗族宾客，虐遍天下”。如桓帝时的单超，弟安为河东太守，弟子匡为济阴太守。徐磺弟盛为河内太守，左。倌弟敏为陈留太守，具援兄恭为沛相。黄巾起义，张钧上书，中有“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摧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同上《张让传》）。这都说明，当时的宦官，除给役内廷外，他们同时在社会上广泛活动，很少限制。所以，赵翼在评论汉代宦官之患时，说，与唐代、明代不同，“东汉则先害民而及于国”，“流毒遍天下”。东汉的宦官并不亲掌实权，但正因为他们有自由和广泛的社会联系，所以只要骗取到皇帝的信任，就可以肆行为恶。而一旦皇帝感到厌恶，也便可以较容易地黜除。

唐朝在太宗时对宦官的限制甚严，不任以事，惟门阀守御，廷扫除，禀食而已。中宗时增至二千余人。玄宗时，后宫既盛，宦者随增，黄衣以上达三千员，衣朱紫者千余人。高力士以恩宠、杨思勖以军功，皆官拜大将军，阶至从一品。李辅国、鱼朝恩、程元振等皆贵幸无比。李辅国任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继之，鱼朝恩任观军客使。不过他们还只是暂时的管摄，尚未得常主兵柄。德宗时，经源兵变，禁军仓卒不及征集。乱平返都之后，忌宿将难制，不欲从武臣典禁兵，乃以神策、天威等军置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职，以宦宦窦文场、霍仙鸣等主之，于是禁军的统帅权尽属宦官。与此同时，一个由宦官担任的机要组织枢密已开始分割与取代宰相的权的，成为政府的枢要。《文献通考》谓：“枢密之名，始于唐代宗宠任此官，故置内枢密使，使之掌机密文书，如汉之中书谒者令是也。目内中处分，则令内枢密使宣付中书门下施行，则其权任已作宰目。至僖昭间，杨复恭、西门季元之徒遂至于视事行文书矣。”（卷五八《枢密院》）宦官既掌握了禁军的指挥权、又攫取宰相大部分的军策、行政权，“是二者，皆极要重之地，有一已足揽权树威，挟制中卜，况二者尽为其所操乎！其始犹假宠窃灵，挟主势以制下；其后只重难返，居肘腋之地，为腹心之患，即人主废置亦在掌握中”（《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代宦官之祸》）。唐自穆宗以后的八世皇帝中，有七个就是由宦官所操立。王守澄既与内侍陈弘志弑宪宗，复冲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册立穆宗。穆宗死，敬宗五，才二年，夜猎还宫，与中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端等酣饮醉，人内更衣，殿中烛忽灭，帝遂遇害。枢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谦率禁军讨平乱党，迎江王即位，是为文宗。文宗死，中尉仇世良、鱼宏志矫诏废太子，而立颖王瀍为皇太弟继位，是为武宗。武宗死，中时马元贽立光王怡为皇太叔继位，是为宣宗。宣宗死，中尉王宗买、丌元实矫诏立郓王为皇太子即位，是为懿宗。懿宗死，中尉刘行深、韩文约立普王为皇太子即位，是为僖宗。僖宗死，群臣以吉王保贤且长，欲立之。观军容使杨复恭率兵迎寿王为皇太弟继位，是为昭宗。这一连串皇帝的继立都成了军权在握的宦官们手中的木偶。司马光尖锐地指出：“东汉之衰，宦官最名骄横，然皆假人主之权，依凭城社，以浊乱天下，未有能劫胁天子，如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挟蛇虺如唐之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资治通鉴》卷二六三）朱元璋也正确地总结说：“汉末之时，宦官虽号骄纵，尚无兵权。故几所为，不过假人主之名，以浊乱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驯至权势之盛，劫胁天子，废兴在其掌握。”（《洪武宝训》卷四《评古》）唐时呼朝士为南司、南衙；宦官则典兵在禁城之北，故称北司。南街北司之间，斗争十分激烈。

明初，朱元璋对于宦官的防范，十分严密。洪武二年，定置内使监奉御凡六十人（《见闻杂记》卷一）。十七年，诏内官勿预外事，凡诸司勿与内官监文移往来（碘故纪闻》卷四）。内官以太监为长，秩无过四品，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服外臣冠服。宫门树铁牌，上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卷三。四《宦官一》）。内监总领十二监：神宫、尚宝、陵神宫、尚膳、尚衣、司设、司礼、内官、御马、印缓、直殿、都知；八局：兵仗、内织染、针工、巾帽。司苑、酒醋面、浣衣、银作；四司：钟鼓、惜薪、宝钞、混堂。合称为二十四衙门。此外，又有司钥、内承运、内府供用三库。嗣后复有东、西厂之设，皆由宦官主领。司礼监为“监中第一署，其长与首揆对柄机要，全书秉笔与管文书则职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内使，俱以内翰自命，若外之词林，且常服亦稍异。其宦官在别署者见之，必叩头称为上司，虽童稚亦以清流自居，晏然不为礼也”（《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内监·内官定制》）。“司礼掌印，首珰最尊，其权视首揆。”（同上卷六《内监·内臣兼掌印厂》）

朱元璋曾自认为设法严密，超迈前朝，足以防止宦官窃权、擅双之患，说：“大抵此曹只充使令，岂可使之当要路，执政操权，擅作逼威？朕深鉴前辙，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过俾传令四方而已。彼既无威福可以动人，岂能为患？但遇有罪，必罚无赦，彼自不敢桥纵也。”（《洪武宝训》卷四《评古》）然而，正因为宦官乱政这一痼疾的根源在于专制主义皇权本身，所以，朱元璋的这些规定，不旋重便有的破坏，有的失效。譬如，朱元璋规定宦官不得预政，但等到成祖时，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又如：“初，太祖制：内巨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明史》卷三。四《宦官一》）英宗以龆龄继位，不能接大臣，于是始有中人票旨径行的现象。继王振之后、宪宗时有正直、武宗时有刘瑾、世宗时有冯保，到熹宗时的魏忠贤而达于极点。史载魏忠贤“岁数出，辄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饶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埃中。锦衣玉带靴袴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百司章奏，置急足驰白乃下。所过，七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忠贤顾盼未尝及也”（同上《魏忠贤传）。朝臣党附者，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号。武宗时的权宦刘瑾被抄家，计其所有：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丙，元宝百万锭，银八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钟二千，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会银汤五百……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八百两。（《继世纪闻》卷三）魏忠贤的权势又超刘瑾而过之，其所搜括的财货自然比这个数更大得多。

明代宦官的活动，其特点有三。

一是“批朱”。明制：臣下所有奏章的批答，先由阁臣草拟，谓之“票拟”，再由皇帝以朱笔批出施行，故谓之“批朱”或“批红”。实际上，每天皇帝亲批只是少数几本，大量的则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代行。赵翼指出：“明之司礼秉笔太监，正与唐之枢密使相似。凡本章进御，团由内阁票拟；或因事降旨，不召阁臣面谕，则令司礼监粗写事目，送间撰拟。”“盖前代君臣之间，不常接见，有所发诏命，则写大意付阁撰拟，其始当是御笔自书，后遂命司礼监秉笔者代笔，正唐时枢密使之职也。”（《陔余丛考》卷二十《前明司礼监即枢密院》）内阁大臣与皇帝间的联系，完全依靠宦官来进行。宦官名正言顺地成为口衔天宪的皇帝代理人，内阁几乎成了宦官的附庸。

二是东、西厂特务组织的设置。我们在上文里已经简要叙及。厂的指挥属司礼监，以秉笔太监之第二人或第三人充任提督，然每奏事时，司礼掌印太监亦须回避。嘉靖中，始命司礼掌印太监麦福兼理东厂，“自此内廷事体一变”。

三是一度使用宦官来搜括全国的财富，有矿监、税监、织造沛舶、营造、采珠、盐监等名色。这种作法从明中叶开始，代或有之，到了神宗时期，其风愈烈。“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大挡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幸。”（《明史》卷三。五《宦官二·陈增传》）“御题黄纛，遍布关津；圣旨朱牌，委亵蔀屋。遂使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同上卷二二三《王士昌传》）流毒所及，“宇内已无尺寸净地”。甚至地方官也横遭陵辱。“参督抚，鸩按臣，视为恒事。至于守令以下，但云阻挠，即遣缇骑；但云贪肆，即行追赃，直奴隶视之而已。”（《万历野获编》卷六《内监·门竖偿命》）税监的横暴，多次激成地方民变。史言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税监之扰，就是致明于亡的主要原因。

卓越的思想家黄宗羲，在评论明代宦官制度时，曾经指出：“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富，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汉、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后可以得志，有明则格局已定，牵挽相杂。以毅宗（即崇祯）之哲王，始而疑之，终不能舍之，卒之临死而不能与廷臣一见，其祸未有若是之烈也。”（《明夷待访录·奄宦上》）黄宗羲极言有明一代，“一世之人心、学术，为奴婢之归者，皆奄宦之为也”。然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有明奄宦之祸，益烈于前代的呢？从根本上讲，恐怕还必须从极端专制主义皇权的形成与发展上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在下篇中还要详细来讨论。

清初，有做于明朝奄宦之祸，顺治十二年，诏谕：“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职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结纳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碑，世世遵守。钦此。’（《癸巳类稿》卷九《太监》）清初太监置十三衙门，旋撤，改隶内务府。乾隆时期，宫中苑囿，其人数不越三千，比起明代数万之巨，是简省多了。对宦官干预外政的控制，也一直是比较严格，晚期的情况才又有所改变，这同女主干政又是直接相关的。宦官之祸，是和封建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相始终的。

⑹ 法考听课有什么窍门

一、听视并用法

大多数学生听课是一边听，一边看。听觉和视觉并用，比只听不抬头看的听课效果要好。听是接受声音信息，看是接受图象信息。
又听又看，在通过声音传递来记忆抽象的概念的同时，又可结合图象直观，来强化具体的知识印象。听和看的内容应保持同一性，不能听此视彼，分散听课的注意力。

听，一般指听录音、听范读、听提问、听讲解；看，主要是指看板书、看挂图、看荧屏或银幕上的多媒体画面，看教师的教态，如教师的举手投足、神情姿态。因为教师要借助这些板书、画面、手势，化抽象为具体、变繁复为简明、变陌生为熟悉。这种方法，以听为主，以看促听，效果很好。

二、听思并用法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边听边思考也是一种有效的听课方法。听一般是被动地吸收，思则是主动地思考。

边听边思，可以在由被动转化为主动的过程中，逐步加深对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只听不思考，录音机式的听课，囫囵吞枣，谈不上真正掌握知识，更谈不上养创造性思维能力。

一般可从这些方面思考：教材的重、难点在什么地方，老师为什么这样处理教材，老师讲的自己是否真正懂了，老师讲的与自己想的有什么不同，这篇课文与其他课文有何异同？……
以思促听，能知其然也能知其所以然。

⑺ 上海宝山区在哪 是郊区吗 那边什么样子的繁华吗

宝山区属于郊县城区，不过是几大郊县中比较好的一个，接壤虹口、普陀。
还不错的离市区不远

⑻ 超占耕地，应从重处罚——湖北省武汉市佳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非法占地案是怎样

2004～2006年，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国土资源局3次协议出让建设用地共668.3亩给佳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于标准工业厂房建设。佳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建设过程中实际占地800.5亩，超出批准用地面积132.2亩，其中耕地94.8亩。其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武汉市国土资源局作出以下行政处罚：责令佳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非法超占土地处以罚款176.27万元。武汉市纪委、监察局给予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殷昌云（副处级）行政记过处分；给予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管工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叶建华（副处级）党内警告处分；给予黄陂区国土资源局局长李智文（正处级）行政警告处分；给予盘龙城经济开发区许庙村党支部书记刘行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成黄陂区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分析】本案主要涉及在处理非法占地案件中，如何掌握处罚力度的问题。
本案中，佳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行为属于超过批准数量占用土地。依据《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应以非法占地论处。武汉市国土资源局依据《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其作出行政处罚，法律条款的适用正确，但处理明显偏轻。主要表现在：
应根据罚款上限进行处罚。依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处以罚款，罚款额为每平方米30元以下。”该案件中违法占地132.2亩，其中耕地94.8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非法占用耕地“数量较大”，是指非法占用基本农田5亩以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由此表明该案件在非法占用耕地方面数量较大，而该案罚款却按照20元每平方米执行。当然，行政机关可以视造成影响的大小，掌握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应当加大对占用耕地行为的处罚力度。只有让违法者付出惨痛的代价，才能有效遏制违法行为的发生。
武汉市国土资源局应将佳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该案件占用耕地数量94.8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非法占用耕地“数量较大”的司法解释，属于数量较大范畴，应当对佳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