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弟262条

① 民事诉讼法第262条

1、不一定是法文和英文，只要是条约约定的文字即可。比如“中华人版民共和国和法兰西权共和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约定：“第十三条 格式和文字 调查取证请求书的格式应与本协定附录中的示范样本相符，空白部分用中、法两国文字填写。调查取证请求书所附的文件必须附有被请求一方文字的译本。 ”2、从法律条文上理解即使没有附中文文本也可以。但在国际上，从尊重国家主权的角度，一般应附中文译本。

② 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在适用冲突规范制度方面分别做了怎样的规定

一、识别：

（1） 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6条是一条关于侵权行为的识别规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9条、第11条、第76条、第92条、第117条、第127条和第145条，分别涉及处理识别冲突的总原则以及对动产与不动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和无人继承财产的识别。

（2） 完善：总的来说，我国原有国际私法对于识别问题是很不重视的。这很容易在实践中造成识别的困难及其解决方法的不合理。为此，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在致力于国际私法立法的法典化过程中，应更重视完善与识别有关的规定。首先，在制定一国的国际私法之前要广泛借鉴国内外学者从事比较法研究的成果，分析各国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设想可能会发生识别冲突的情形，合理地制定冲突规范。其次，在国际私法中就识别的总原则加以规定，以指导法官根据具体情形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合理地处理个别案件中的识别冲突问题。最后，对于某些具体问题，也可以对其准据法的适用范围作具体的规定，以避免在这些问题上发生额外的，不必要的识别。

二、反致：

（1） 有关规定：从我国的立法上看，目前大陆地区的《民法通则》和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有关《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对反致问题没有作出明文规定。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中(现已废止)，表明了我国在决定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面不采用反致。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并无关于反致的案例。而在港,澳,台地区,在法律适用上都不同程度的接受了反致。在合同领域，我国的司法实践对反致的态度保持了连续性。如200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像各高级人民法院下发了《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其中的第48条：“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是指有关国家及地区的实体法规范，不包括冲突规范和程序法规范”；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的涉外商事合同应适用的法律，是指有关国家及地区的实体法规范，不包括冲突规范和程序法规范”。 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78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表明中国在司法实践当中不接受反致。

（2） 完善：我国既然规定不接受反致，自有其合理之处：规定适用外国法是认为外国法与该民事关系联系更密切；符合自己国家的主权；如果都采用反致不可能取得判决结果的一致；避免陷入不可解脱的循环。本人比较倾向于在国内立法上有限制的接受反致，因为反致在不损害本国主权的同时,可以扩大国内法的适用,实现内国实体法所体现的政策。采用反致可以增加法律选择的灵活性，使各法域类推适用各自的国际私法。所以，反致制度符合解决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需要。不可否认，反致也存在着弊端，如实践中的“恶性循环”等。如果对其全面接受，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通过适用范围和种类上进行有限制的接受，发挥反致的优势，作到更好的维护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先决问题：

（1） 相关规定：无

（2） 建立完善：关于先决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个人比较赞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的观点，即依主要问题所属国的冲突规则和依照法院地国的冲突规则来解决。及其两种较新的观点：其一是莫里斯提出的个案识别说，认为解决先决问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原则（overall general rules），应当根据个案中的不同情况，看先决问题是与法院地法还是与主要问题准据法的关系更为密切，然后才能决定应当适用的法律。其二是适用主要问题准据法所属国的法律处理先决问题。

四、法律规避：

（1） 相关规定：我国目前尚无有关法律规避的立法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4条规定：“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不过，该条规定中的“法律规范”的外延并不明确，也就是说这里所指的“法律规范”是否包括中国所有层次的立法，还是只包括一定层次的立法，需要加以进一步解释。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12月发布的《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当事人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法规定的，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人民法院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 完善：个人认为，关于法律规避问题，只要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本应适用的强行法或禁止性规定，则不论其是实体法还是冲突法，也不论其是内国法还是外国法，都可以构成法律规避。涉外民商事案件当事人凡属规避我国法律的行为一律无效。而对规避外国法的行为，原则上不作审查，视为有效。但下列情况例外：（1）我国与当事人本国签定或者共同参加了有关国际私法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人民法院对其是否规避其他缔约国法或有关外国法进行审查；（2）若当事人规避某外国法后而得以适用的法的规定与本国的公共秩序政策相抵触，则可借助公共秩序保留加以排除适用。因此，我认为我国可以从这个方向上考虑进行立法。

五、外国法内容查明：

（1） 相关规定：我国人民法院在审理国际民商事案件时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当依据我国冲突规范的指定，应当适用的法律为外国法时，人民法院有责任查明外国法的内容，当事人也有举证的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3条的规定，对于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可通过下列途径查明：(1)由当事人提供；(2)由与我国订立司法协助协定的缔约对方的中央机关提供；(3)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提供；(4)由该国驻我国使领馆提供；(5)由中外法律专家提供。1988年2月8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28条也规定：有关缔约一方的法律、法规、习惯法和司法实践的证明，可以由本国的外交或领事代表机关或者其他有资格的机关或个人以出具证明书的方式提交给缔约另一方法院。我国在实践中主张，通过各种途径仍不能查明外国法时，人民法院应适用中国的法律代替外国法。另外，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12月发布的《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外国法的查明作了3条规定，即第51、52、53条的规定。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无法律审与事实审的区别。根据“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我国法院在审理国际民商事案件时发生的适用外国法的错误。无论是适用内国冲突规范的错误，还是适用外国法本身的错误，当事人均可对之提起上诉，要求加以纠正。

（2） 完善：我国对于外国法查明制度的规定还很不完善,目前仅在少数司法解释中对其做出了规定,相关立法仍存在空白。由于立法缺失,司法实践中各法院的做法不尽相同,较为混乱。而且,由于我国外国法查明制度缺乏可操作性,法院往往以无法查明外国法为由,进而排除准据法的适用。面对这一状况，除了尽快完善外国法查明的立法外，我们认为还应在审判实务中积极予以应对：首先，各地、各级法院应提高对查明外国法重要性的认识，切实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正确查明外国法、适用外国法，克服“归乡情结”；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应通过司法解释、案例、指示、批复等形式指导各级法院在查明外国法过程中进行规范的运作，发挥监督和指导作用，努力克服司法实践中的不规范的局面。

六、公共秩序保留：

（1） 相关规定：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早可见“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可见于1950年11月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律委员会在《关于中国人与外侨，外侨与外侨婚姻问题的意见》中指出，中国人与外侨，外侨与外侨在中国结婚或离婚，不仅适用中国的婚姻法，而且宜于适当限度内照顾当事人本国的婚姻法，但“适用当事人的本国的婚姻法以不违背我国的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目前的基本政策为限度。”上述行文中明确使用了“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基本政策”的措辞，应该认为是关于公共秩序保留条款的规定。198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4条规定：“订立合同，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不得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该法第9条第1款又进而强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我国有学者指出，上述行文中的“法律”应理解为我国的强制性和禁止性法律规范，我认为此种解释是正确的，如果不做此种解释，则上述两规定形同虚设。该法第5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放自然资源合同，应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涉外经济合同法上的上述三个条款”，是间接限制外国法适用的立法规定，是积极（功能）的公共秩序保留条款。1986年《民法通则》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1982年制定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204条在对外国审判承认与执行方面作了关于公共秩序的规定，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对于外国法院要求我国承认和执行的判决，我国法院只有在查明该判决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此外，中国《海商法》第276条、《民用航空法》第190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62条也规定了公共秩序保留。

（2） 完善：我国公共秩序保留秩序还存在一定的缺陷：立法上以“社会公共利益”的措辞阐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似乎过于简单、含糊；我国立法对适用公共秩序保留所采的标准并非一致；对适用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排除外国法后，应选择什么样的法律，我国相关立法无此等规定。基于以上一些问题，我们国家在今后的立法当中采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时，应放弃“社会公共利益”的提法，而代之以国际上通行的“公共秩序”或“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与法律的基本原则”的提法；我国应当统一采用结果说，以达到统一的适用标准，有利于司法实践，这也是顺应潮流的需要；应根据国际私法解决法律冲突和追求公正合理的结果的精神，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选择同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其他法律，包括内国法和外国法。

③ 欧盟居民可否在中国提起民事诉讼

可以
民事诉讼法对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作了特殊规定，外国人在中国进行民事诉讼，需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委托适格的代理人参加诉讼。民事诉讼法第263条规定，外国人在法院起诉、应诉，需要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必须委托中国律师。外国律师如果是当事人近亲属，也可以作为代理人，但只能以非律师身份参加诉讼。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也可接受委托，以个人名义担任诉讼代理人，但在诉讼中不享有司法豁免权。
第二，使用中国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民事诉讼法第262条规定，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应当使用中国通用的语言、文字。涉外民事全部诉讼活动的进行和司法文书的制作，都必须使用中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外国诉讼参与人向法院提交的诉讼文书，应当附有中文译本。法院可根据当事人要求提供翻译，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三，域外证据和文书需经公证、认证。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证据如果是在中国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在中国没有住所的外国人委托中国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诉讼的，从域外寄交或托交的授权委托书，也需经上述公证、认证程序。
第四，财产权益纠纷案件可选择法院管辖。对涉外合同纠纷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议选择与纠纷有一定联系的地点法院进行管辖。若双方没有协议选择管辖，且被告在中国领域内没有住所，而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均在中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则原告可以选择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的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法院提起诉讼。
涉港澳台民商事诉讼属于涉外民事纠纷，法院参照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即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大陆进行民事诉讼，也需注意上述几点。
参考：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916/13116325_0.shtml

④ 民事诉讼法第262条中国关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原则

也许是：不违反公共秩序保留性原则
而且民诉法没有第262条

⑤ 民诉法224条是什么

一、常见法律文书的种类、生效时间、执行管辖法院

关于民事调解书的执行管辖问题，民事诉讼法并未直接明确规定，仅仅是参照本编规定。实践中关于民事调解书的执行管辖问题，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24条第一款，还是第二款，存在一定的争议，多数参照第一款民事判决书的执行管辖规定，由一审法院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同级法院管辖。

关于公证的债权文书的执行管辖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湖北安陆市政府反映河南焦作中院“错误裁定”“错误执行”案及河南高院反映焦作中院在执行安陆市政府时遭到暴力抗法案的复函【2002】执监字第262号，专门就该类文书的执行管辖问题进行了批复。《民事诉讼法》第224条第二款、《执行工作规定》第10条均明确了管辖的规定。

二、其他执行管辖

国内仲裁案件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经仲裁机构提交人民法院，由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裁定并执行；申请证据保全的，由证据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裁定并执行；

涉外仲裁案件当事人，经仲裁机构提交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的，由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中级法院裁定并执行；申请证据保全的，由证据所在地的中级法院裁定并执行；

专利管理机关的处理处罚决定，由 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有权受理专利纠纷案件的中级法院执行；

部委、省级政府、海关处理处罚决定，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中级法院执行。

三、关于财产所在地的认定

被执行的财产为股权、股份的，该股权发行公司的住所地为财产所在地；

被执行的财产为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财产所在地；

被执行的财产为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的住所地为财产所在地；

被执行的财产为到期债权的，被执行人的住所地为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

关于被执行财产为股权的财产所在地的认定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关于法院能否以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地为财产所在地获得管辖权问题的复函【2010】执监字第16号，明确答复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该答复认为，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是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登记、存管与结算服务的机构，但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存管的仅是股权凭证，不能将股权凭证所在地视为股权所在地。由于股权与其发行公司具有密切联系，因此应当将股权的发行公司住所地认定为该类财产所在地。

四、相关法律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224条，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民诉法解释》第462条，发生法律效力的实现担保物权裁定、确认调解协议裁定、支付令，由作出裁定、支付令的人民法院或者与其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执行。

认定财产无主的判决，由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将无主财产收归国家集体。

《仲裁法解释》第29条，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中级法院管辖。

《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2条，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委托财产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3、10、11、12、13、14、15、16、17条；

⑥ 涉外民事诉讼的外国关系

（一）相互承认、执行外国法院裁判和外国仲裁裁决与司法协助的关系
一国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常常需要把某些诉讼文书送达给居住在国外的当事人，或者询问在国外的当事人或收集在国外的证据；判决生效后，也可能需要在外国得到承认甚至要求外国法院执行。但由于一国诉讼程序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判决只能在其领域内发生法律效力，而不能将其效力延伸到国外，所以一国法院不能在外国进行上述诉讼行为或者执行行为时，只能通过法院之间的司法协助来完成。
所谓司法协助，是指不同国家的法院之间，根据本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彼此之间相互协助，为对方代为一定诉讼行为或者相互承认、执行判决和仲裁裁决的行为。司法协助分为两类：一是一般司法协助，即代为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和提供法律资料等行为，前述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域外送达和取证就是一般司法协助。二是特殊的司法协助，指两国法院相互承认并执行对方法院的裁判和涉外仲裁机构裁决。 也有学者把司法协助分成广义的司法协助和狭义的司法协助。广义的司法协助指诉讼程序方面所有的合作事项，既包括代为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等，也包括对外国法院裁判和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狭义的司法协助仅包括代为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等行为。本节专门对特殊的司法协助进行论述。
由上可见，互相承认、执行外国法院裁判和外国仲裁裁决是司法协助的重要内容，属于司法协助中的特殊司法协助。
（二）相互承认、执行外国法院裁判和外国仲裁裁决的前提条件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62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可以相互请求，代为送达文书、调查取证以及进行其他诉讼行为。”《民事诉讼法》第266条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因此，司法协助，都应当具备下列前提条件之一：
1．国家间缔结或者参加有关双边或者多边司法协助条约。我国已与几十个国家订立的包含民商事司法协助内容的双边条约，大都包括了相互承认和执行对方国家的法院判决的内容。我国1980年参加了《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公约规定，每一个缔约国应该承认其他缔约国的仲裁裁决有约束力，并且依本国法律承认或者执行其他缔约国的仲裁裁决。
2．两国间存在互惠关系。所谓互惠，是指两国间在互利互益基础上对某种特许或者特权的相互交换，给予对方以方便的条件。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司法协助协议，但在事实上存在司法互惠关系，两国法院可以根据互惠原则，互为对方为一定的诉讼行为。我国与许多国家一样，将互惠关系作为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根据和条件之一。
最高法院《民诉法适用意见》第319条规定，对与我国没有司法协助协议或者没有互惠关系的法院作出的判决或者裁定，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司法协助；未通过外交途径，直接请求我国法院司法协助的，我国法院应予退回并说明理由。例如美国田纳西州法院对一案件作出生效判决后，胜诉人（即美国进口商）曾经向东莞市中级法院提出承认和执行该判决的申请。请求书认为，“尽管两国没有相互承认和执行对方判决的协议，但两国间仍然有双方互利基础”，要求中国法院执行被告方即东莞土产进出口公司因出口产品责任给美国进口商人造成的损失，中国法院拒绝了这一申请，理由是：中美之间尚没有相互承认和执行对方法院判决的司法协助条约；在司法协助方面，两国之间也没有双方互惠关系。
虽然互惠关系一般是通过外交途径以国家或者政府名义书面承诺的，但国家之间事实上的互惠关系，就不需要明确的外交承诺，适用的程序灵活性大。在不影响国家主权或者公共政策的情况下，绝对要求以国际条约和互惠关系为承认和执行判决的前提，否则就一律拒绝承认外国判决，将会对我国市场信用或者本国当事人的利益造成损害。近些年来，国际上有些国家也不再将互惠作为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条件。如德国法规定，对与财产有关的案件，才要求存在互惠关系，而对于其他类型的外国法院判决（主要是涉及身份关系案件）的承认不要求互惠。匈牙利及瑞士的苏黎士州规定，互惠只是执行判决的前提条件，而不是承认判决的条件。意大利《民事诉讼法》第797条关于承认判决的条件中，也没考虑到互惠原则。
我国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承认一些涉外案件采取了灵活态度，特别是对涉及我国公民人身关系的判决和确认财产权属的判决，并不是一律不予承认和执行。如果承认或者执行一项外国法院的判决，并不构成对我国主权的侵犯；或者依照中国的法律程序，也会得出相同或者相近的判决结果，对与我国无司法协助也无互惠关系的对方国家法院的判决，可以予以承认。如果不予以承认，让当事人重新起诉离婚或者提起确认之诉，这对当事人和我国司法机关来说，都是不必要的和不经济的，因为这类案件只涉及承认外国判决而不涉及执行问题，当事人双方已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只希望我国人民法院根据我国法律，赋予这种结果以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指出，对与我国没有订立司法协助协议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中国籍当事人可以根据本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该外国法院的判决。这一规定承认，在无司法协助协议也无互惠关系条件下，原则上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但它同时规定：该当事人之间的离婚案件，我国法院正在审理、或者已经作出判决、或者第三国法院对该当事人之间作出的离婚案件的判决已为我国法院所承认的除外。 各国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判的制度，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1．德国法系国家的规定
德国法系国家规定，由本国的法院审查确定外国裁判是否符合有关条件，就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判的问题作出裁定（也称“宣告性决定”或“执行令”）。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28条规定，只要外国法院判决符合一定的条件，当事人就可以向德国法院申请发给执行令。德国法院在颁发执行令时，对外国法院判决不进行实质审查。
2．法国法系国家的规定
法国法系和拉丁法系国家规定，对某些类型的外国裁判，如形成判决、与身份有关的判决和指定破产管理人的判决，采取依法承认的制度；而对于其他一些裁判，则要有承认外国判决的裁定书。
3．普通法系国家的规定
以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判制度，根据是否与英国订有相互承认和执行判决的条约或安排，分为两种不同的制度。有条约或者安排的国家和地区，适用1920年的《司法条例》和1933年的《外国判决（相互执行法）》，根据其规定，为了承认某一外国判决，应当进行登记，但是适用这一制度的国家有限。而没有条约或者安排的国家，有关胜诉人不能持判决要求在英国直接获得承认和执行，应当将外国法院判决看成是在当事人之间成立的一种债务，向英国法院提起一项新的诉讼，要求债务人履行外国法院判决中所确定的债务。常怡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80页。
美国在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裁判方面没有统一的联邦法律，而是由各州自行决定，大多数州在受理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时，采取与英国相同的做法。即除非有条约规定，不直接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而是要求胜诉人重新起诉。 民事判决的法律效力具有地域性，承认外国判决保证了一国司法裁判在国外的诉讼法效力和实体法效力。不过，承认还不能保证外国法院裁判的执行，根据国际司法实践，执行还需要另外的条件。
在国际民事诉讼的实践中，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裁判，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作出裁判的外国法院有管辖权。其管辖权一般是根据承认和执行地国家的内国法为标准来确定的。
2．诉讼程序公正。内国法院在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判时，要对其作出判决的诉讼程序公正性进行审查，如败诉方应当得到合法传唤，从而出庭陈述了自己的主张；败诉方在没有诉讼行为能力时得到适当的代理等。如不满足这些要求，就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裁判。
3．外国法院裁判是确定的裁判。对实体法和程序法问题都作出终局的裁判，并且要遵从既判力规则，即该裁判不能为外国法院随意撤销。
4．外国法院裁判是合法的裁判。运用欺诈手段获得的外国法院裁判不能在内国得到承认和执行。
5．外国法院裁判不能与其他有关的法院裁判相抵触。
6．外国法院适用了适当的准据法。这里是以被请求国冲突规范所指定的准据法为依据来确定的。
7．一般需要存在条约或者互惠关系。
8．不能与内国法院所在地的公共政策相抵触。

⑦ 公共秩序保留的在中国的情况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下列情况下可援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外国法的适用：
1、如果适用外国法违反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违反四项基本原则，有损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就应排除；
2、如果适用外国法有损于我国主权和安全，就应排除；
3、如果适用外国法违反有关部门法的基本准则，就应排除；
4、如果适用外国法违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所承担的义务，或违反国际法上公认的公平正义原则，应予排除；
5、如果某一外国法院对同我国有关的案件，无理拒绝承认我国法的效力，则根据对等原则，我国也可以以公共秩序保留排除该外国法的适用。
我国《民法通则》第 150 条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公共秩序保留予以了规定，该条指出：“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此外，我国于1993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及于1996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也分别作出了与《民法通则》第 150 条完全一样的规定。《海商法》第 276 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航空法》第 190 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尽管我国目前公共秩序保留的立法是比较全面的，甚至在个别问题上采纳了先进的作法，但对照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它也存在若干缺陷和不足。具体表现为内涵不一致、适用标准相矛盾、内容存在“盲点”以及规定不协调等缺陷。 1、中国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保留立法的健全与完善
我国法学界对公共秩序保留问题在我国国际私法中的发展和完善问题予以了充分的重视，并对此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展望。鉴于单行的中国国际私法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诞生，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可以分以下两个阶段进行。在制订中国国际私法法典以前，现行有关法律中的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将继续保持其效力，不过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就公共秩序保留立法作一较为详尽的司法解释，对立法中未涉及的某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为法院司法实践提供一些具体的标准，这样可以使我国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更好地得到运用。同时，我国在制定新的单行民事法律时，最好不要重复出现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因为我国《民法通则》已对此作出了规定。至于在我国将来制订国际私法法典时，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在用词上应使用了同一个概念——“公共秩序”；在立法方式上应采纳合并限制的方式；在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范围上，应该分别从冲突法、程序法、实体法三个方面作出比较全面的规定；至于在适用标准上，则应完全采纳先进的“结果说”；另外，还应引入最密切联系理论来解决援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了应适用的法律后的法律选择问题。
2、中国区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问题
世界上各复合法域国家对待区际法律冲突中的公共秩序保留问题的态度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完全拒绝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一种是限制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即主张对公共秩序保留在区际冲突法中的适用较之其在国际冲突法中的适用，施加更多的限制。而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是按照“一国两制”构想，在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及内地与台湾逐渐统一从而成为复合法域国家后产生的。与世界上其他复合法域国家内的区际法律冲突相比较，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具有不少特殊与复杂之处：既有属于同一社会制度的法域之间的冲突，又有属于不同社会制度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即有同一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又有不同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它在许多方面甚至可以说同主权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相接近。 因此，在我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中保留公共秩序制度是必要的。各地区的法院在依冲突规范适用其他地区的法律或被请求承认、执行其他地区的法院判决、仲裁裁决，发现其与自己的公共秩序相抵触时，可以拒绝适用或拒绝承认执行。这一方面可以从区际法的角度保证“一国两制”方案的实施，有利于各法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共存；另一方面，又可为各地区保护自己的根本利益不受侵犯提供一个“安全阀”。不过，区际法律冲突毕竟是主权国家内的不同地区之内的法律冲突，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虽然比较特殊，但它仍旧是统一中国内的不同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 由于立法层次的参次不齐、各地区间法律理念的差距客观存在,现阶段我国区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与适用实际上是一项繁重的工程,这项工程的实质便是如何合理、顺利解决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我国区际私法中既要被适用,又要被限制适用的问题。毫无疑问，公共秩序保留在我国区际冲突法中的适用较之其在国际私法中的适用，条件应更为严格。因此，我国内地在制订区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时，应注意从以下几方面限制其适用：
（1）、在措辞上应体现限制援用公共秩序保留的精神，即规定只有在适用香港、澳门或台湾的法律“明显违背”内地的公共秩序的情况下，方能适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该法律的适用。尽管这种“明显违背”的措辞仍然是一个弹性的概念，但终究能够反映立法者限制公共秩序适用的意向和态度。
（2）、在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标准上，应严格遵循结果说，不能仅仅因为要适用的香港、澳门或台湾的法律的内容与内地公共秩序相矛盾，就运用公共秩序保留手段，只有当适用法律的结果危及内地公共利益时，才能运用公共秩序保留。
（3）、运用公共秩序排除本应适用的其它法域的法律后，不能一律代之以我国内地法律，而应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来重新确定应适用的准据法，这样可以间接地遏制公共秩序保留的滥用。
（4）、此外，还可以从司法程序的角度来严格限制公共秩序保留的援用。可以把适用公共秩序保留的最终决定权赋于最高人民法院，这样从一定程度上既能保证适用公共秩序的严肃性，又能减少其适用机会。 1950年我国制定的《关于中国人与外侨、外侨与外侨婚姻问题的意见》中就指出，中国人与外侨、外侨与外侨在中国结婚或离婚问题，适用中国的婚姻法，在适当限度内照顾当事人本国的婚姻法，但“适用当事人的本国的婚姻法以不违背我国的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目前的基本政策为限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规定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文件。1986年的《民法通则》则第一次在国际私法中全面规定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该法第150条规定：“依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262条第二款规定：外国法院请求协助的事项有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不执行。该法第268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后，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由此可见，我国关于公共秩序保留的立法是比较完备的，在实体法、程序法和冲突法中都有体现。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1）我国采取了直接限制的立法方式；（2）采用了客观说中的结果说来判断是否违反公共秩序，但是，我国的公共秩序的概念更宽泛，包括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甚至道德的基本观念和法律的基本原则，这种用“社会公共利益”来表达“公共秩序”是含糊不清的，不利于国际交往和司法实践；（3）我国公共秩序保留条款不仅指向外国法律，还指向国际惯例，这是我国特有的，我们知道，国际惯例是在国际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得到许多国家承认和认可的，也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国际惯例是不合适的，除非曾经明确表示不接受此国际惯例的除外。世界上其它各国都没有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国际惯例的规定，我国应废除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指向国际惯例的规定，以便于国际民商事的交往，也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⑧ 民事诉讼的期限是多长

对于审限民诉法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审限为3个月，3个月内必须结案，不能延长审版限。人民法权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一审法院应当在给予的审限内作出判决。此时，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而上诉，案件进入二审程序，按二审的审限进行审理，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人民法院审理对裁定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终审裁定。人民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但审理选民资格的案件除外。人民法院受理选民资格案件后，必须在选举日前审结。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

⑨ 原告要求法院撤诉,法院应如何处理

【案情】张某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某归还借款万元以及利息。李某辩称这个10万元的款项，在后来双方约定合伙时，张某已经把它作为合伙时的出资，现在合伙的生意出现亏损，张某起诉的目的是想躲避其合伙责任。为此，李某提供了合伙协议以及出资情况说明等证据材料。在诉讼过程中，经过了举证、质证后，张某觉得胜诉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法院是否应当同意张某的撤诉？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如果当事人没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法院应该准许原告申请撤诉。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否准许原告的撤诉申请应该征询被告的意见，在取得被告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准许原告的申请撤诉。 【评析】 根据处分原则，诉讼程序的开始、终止应该由当事人进行决定，法院应该乐于尊重当事人依法作出的选择。尽管民诉法第131条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和民诉法意见第161条规定“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者依法可以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如果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准许撤诉或者不按撤诉处理”，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本案中，张某眼看自己可能败诉才决定撤诉，而且按照民诉法第111条第5项但书规定，亦即撤诉后其还可以再行次提出起诉。由于被告应诉是其负担的强制义务，在被告已经针对原告的起诉进行了答辩，参加了法庭调查后，付出了一定财力和物力以及时间等情形下，如果法院机械地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对原告方面的撤诉申请进行审查，可以发现本案中的张某并没有违反法律的行为，在不考虑被告李某的付出情况下而准许其撤诉，明显违反了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针对这种情形，学理上形成了主流观点，如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典专家修改建议稿》第197条第1款规定“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可以撤回诉讼。在被告答辩后，非经被告同意，不得撤回诉讼”。这个规定汲取了大陆法系立法例上的成果。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69条第2款规定：“撤回诉讼以及使撤回生效的必要的被告的同意，应向法院表示。未在言词辩论中表示的撤回诉讼，须提出书状而表示之。”《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61条第2款规定：“撤回诉讼，如果是在对方当事人对于本案已经提出准备书状或在辩论准备程序中已经陈述或者已经开始口头辩论后提出的，非经对方当事人的同意，不发生其效力。但是，在本诉撤回的情况下，撤回反诉，则不在此限。”《韩国民事诉讼法》第266条第2款规定：“撤回诉讼时，对方当事人对于本案已经提出准备书或于辩论准备期日已为陈述或者已进行辩论的，应当经对方当事人同意。”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62条第1款规定：“原告于判决确定前，得撤回诉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为本案之言词辩论者，应得其同意。” 作者单位：江西省九江县人民法院 第1页 共1页

⑩ 民事诉讼法第262条

是的，因为我国在和其他国家可能缔结关于司法协助方面的双边或多边条约，里面肯能规定相关的特别手续，这就包括其他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