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知名学者

❶ 有一个著名的刑事诉讼法学者是不是叫邱心洪

邱兴隆，著名刑法学家，“三湘刑辩第一人”，主张“全面废除死刑”。现版任湖南大学刑权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曾先后在西南政法大学、湘潭大学、厦门大学任教，兼任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全国法律硕士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省法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等职。

❷ 中国著名律师前10名

中国著名律师有：朱树英、田文昌、宋中清、彭雪峰、曹树昌。

1、朱树英，上海建纬律师事务所创始主任。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任上海市第十、十一届政协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常务理事兼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

上海、北京等九城市以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建设专业仲裁员。担任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八所大学法学客座教授。获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首届“东方大律师”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秀建设者、全国优秀律师称号。

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有一百多篇论文在国内外专题会议上发表，有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三本共130余万字的专著《建设工程法律实务》、《房地产开发法律实务》、《建设工程实务问答》，以及与他人合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建设工程合同与索赔管理》。

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住宅商品房交易与物业管理案例评析及法律实务》均深得业内人士和广大读者的好评。

5、曹树昌律师至今从事专职律师工作已经三十多年，具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和社会经验，曾经从事企业管理、法学教学和法律研究工作。

曹树昌律师的法律知识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具有融法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于一身的综合素质和全面的知识结构。

曹树昌律师致力于经济犯罪的研究和各类刑事案件的辩护，以自己的综合实力和敬业精神最大限度地维护可能受到刑事追究或已经受到刑事追究的委托人的合法权利。

❸ 中国刑辩第一人 顾永忠 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的视频讲座

刑辩第一人害抄死人，没有官方的，袭都认为自己是第一人。我过来学习一下。
苏义飞，合肥知名律师，执业以来，常年担任多家国内知名企业法律顾问，代理案件近千起，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各类专业知识，已经走向专业化发展，熟悉诉讼操作规程和技巧，能在纷繁复杂的情节中发现问题，能在艰难中找寻证据，在反复思量中寻求以最佳途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工作作风细腻，思维敏锐，庭审中言语犀利，为人诚恳率直，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正义感。苏义飞律师深知律师服务也是服务行业，应以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为天职，踏踏实实的办理好每一件委托事务，在办案过程中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有效的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挽回和避免委托人的经济损失，为委托人规避法律风险为终身的奋斗目标。苏义飞律师以“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办案”为执业理念，认真对待每一位客户和每一个案件，其“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办案作风，受到客户和同行的一致肯定和好评。
苏义飞律师的辩护尊重委托人意见，善于准确归纳并找出辩护的法定理由，不忽视对当事人有利的酌定情节，敢辩、善辩和明辩。

❹ 郑旭的个人简介

2000年获得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刑事诉讼法学博士学位，2002年受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资助，获得英国华威大学优秀法律硕士学位（University of arwick, UK, LLM, with Distinction）。199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访问学者，2003年美国杜肯大学（University of Duquesne）访问学者。自1996年以来，在中国政法大学主要讲授刑事诉讼法、证据法和外国刑事诉讼法。

❺ 我国有哪些比较有名的刑诉法学家

法学家，一般是按照法律部门分类的，分为：理论法学、法律史学、宪法学与行政法专学属、刑法学、民商法院、诉讼法学、军事法学。刑诉法学属于诉讼法学的一个分支。
按照《当代中国法学名家》所载，诉讼法学较为专业的学者有：
“卞建林 常 怡 陈光中 陈桂明 陈瑞华 陈卫东 程荣斌 崔 敏 樊崇义 顾培东 江 伟景汉朝 李 浩 刘家兴 龙宗智 沈达明 沈德咏 宋英辉 谭 兵 谭世贵 汤维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国枢 王敏远 王亚新 徐静村 严 端 杨荣馨 张卫平 周国均 左卫民 孙长永 李昌道...”等人。

❻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内容如下:
第八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长决定。重大案件应当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❼ 刑事诉讼法教材选哪本比较好

高教版刑诉第四版 ，红皮的 。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大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陈光中主编。

❽ 中国著名的刑法学教授有哪些

刑法学界主要分为两批（其他的小的派别不算），这两派的掌门人，一个是张明楷，一个是周光权。另外，中国政法大学知名的刑法学教授还有曲新久、阮齐林、罗翔、赵天红等。

下面是对于两个掌门人的介绍

1.张明楷，男，1959年7月生，湖北仙桃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原湖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同年攻读本校法学硕士学位，1985年留校任教，1989年到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研修，1995年任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员，1996年任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教授，曾任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主任。1998年2月调入清华大学。张明楷教授多次获得各种社会奖励，多次被评为司法部优秀教师，被评为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2年被评为第三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其科研成果也曾获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等。

2.周光权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曾为日本名城大学法学部访问学者（2001年4月至2002年2月）。出版《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2002年获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胡绳青年学术奖”。

❾ 外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联系

我国的刑诉经历过几个阶段，在建国初主要是借鉴前苏联的刑诉制度，后来在苏俄关系恶化后，借鉴了些留学国外归国的学子的一些欧美思想，在这些学者被打倒后，刑诉基本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后仅是一些修订和国情变化

❿ 为什么宪法中有大量有关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第一，刑诉法是动态的宪法，是活的人权法，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过去搞宪法的人忽略了部门法，以为宪法学主要应研究各种国家公共权力的配置问题，如立法、司法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这些研究当然是非常有意义，也是很有必要展开的。但是，宪法还有一大块极为重要的领域，那就是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在公共权力机构侵犯、剥夺个人权利的场合，前者究竟应受到什么样的限制问题。对于这一领域，西方学者通常称其为“人权法”。但考虑到侵犯人权最严重的行为往往来自公共权力机构，因此，这种人权法其实就是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一角度来看，刑事诉讼法和行政法恰恰就是规范国家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关系的法律，属于宪法意义上的人权法。这是因为，对公民的宪法权利侵犯最严重的是发生在行政法和刑诉法领域，行政法中的行政处罚，刑诉法中的侦查权滥用，最终侵犯的是公民的宪法权。任意搜查，随意拘留、逮捕、羁押最终侵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自由。到今天为止，我们讨论超期羁押问题还停留在一种技术层次之上。其实，超期羁押的本质应当是违法羁押，也就是警察、检察官的未决羁押行为侵犯了嫌疑人、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但是，刑事诉讼法学者却很少从宪法角度考察这个问题，往往把他当作一个技术问题。有的法官很可能会这样说，超期羁押有什么了不起，我超期羁押嫌疑人三四个月，却办成了一个案件，处罚了一个犯罪人，社会效应明显，这种超期羁押又有什么不对呢？正是没有宪法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支撑，作为诉讼程序的坚实基础，也由于没有一个完整的人权法把宪法和刑法连接起来，我们今天的刑诉法就只能处于可有可无，侵犯之后也不会有什么法律后果的状态。当前，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正面临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理论难题，如为什么要救济被告人、嫌疑人的权利，为什么要制裁程序性的违法，为什么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要排除，等等。其实，答案很简单：这些程序性违法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侵犯了宪法秩序，破坏了法治的基础，因此不能容忍为了打击个案中的犯罪，而破坏宪法。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是国家法治的基础，不容破坏。所以刑诉法是动态的宪法，是人权法。

第二，刑诉法中规定的大量的权利直接可以转化为宪法权利。美国联邦宪法前十条修正案被成为Bills of Rights，权利法案规定的近二十项权利都属于公民在受到国家的刑事指控是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如获得保释、陪审团审判、迅速审判、获得辩护等权利。甚至在美国，刑事诉讼可以直接被称为宪法性刑事诉讼（constitutional criminal procere）。我去年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的时候，发现原来美国的刑事诉讼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单纯的部门法，而是美国宪法的分支。甚至就连排除规则这一看起来纯属刑事诉讼制度的问题，还被视为极为重要的宪法问题。相比之下，中国的刑诉法到目前为止，大量的被告人权利都没有被转化成宪法权利，譬如获得中立法庭审判的权利，获得与证人对质的机会，提出本方证人和证据的权利，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任何人因一个行为不受双重追诉等等，都还只是被视为纯粹的刑事诉讼权利或者“刑事诉讼原则”，而与宪法性权利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系。结果，这些权利既称不上宪法性权利，也无法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比如说公正审判的权利。公正审判号称所有人权的中介和桥梁，又被称为诉权。在人权法上，诉权被称为第一人权。愿意作比较法研究的同学可以看看德国基本法第一章和中国宪法第二章，两者都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甚至有些权利在中国宪法中还列举得更为详细。但德国基本法有两条是中国宪法所不具备的：一是所规定的公民权利被侵犯时，必须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授权；二是在国家公共权力机构侵犯公民权利时，必须在法律规定的幅度范围内进行。这两项规定也就是公法中著名的法定原则和成比例原则，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即是该原则在刑法中的体现。然而，中国宪法中没有这一原则，中国宪法被认为是写着人民权利的美妙的一张纸，但是没有一个能变成活生生的可救济的权利。三、四年前我国的宪法学者还在讨论宪法是调整公民的还是调整国家权力的，还在争论宪法的基础。因为82宪法还规定“任何人、组织不得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这似乎表明公民个人的行为也是宪法所规范的对象。但我们认为，宪法所防范的对象不是个人和组织，而是国家公权力，是对公权力的警惕和约束。宪法既要调整公权力和公权力的关系，也要规范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国家公权力对公民的侵犯是最大的威胁。然而，我国宪法并没有对公共权力对私权利侵犯时所要遵循的法定原则和比例性原则，做出任何规定。

当然，按照德国基本法的规定，所有的公民权利一旦受到国家公共权力的侵犯，任何被侵权者都有权向中立的司法机构申请一个中立的司法救济，获得公正听审的机会。对于这一诉权条款，我国宪法也没有做出规定。可想而知，对于国家公共权力机构剥夺公民权利的行为，我们既没有从实体上限制公共权力的范围和界限，也没有从程序上约束公权力的行使过程和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私权利还能得到维护吗？显然不可能。所以结论是一旦刑诉中被告人的权利不能上升到宪法权利，它必将成为无本之木，没有根基，难以获得宪法的救济，难以获得充分的尊重。我们将难以回答那个永恒的难题——难道为了维护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可以放纵他的犯罪吗？对于这个问题，任何人都回答不了。

第三，宪法必须具有可诉性，违反了宪法，必须转化成诉讼程序，作为裁判的基础，否则宪法就是一纸宣言。违宪审查大体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对公权力与公权力之间的纠纷裁决。在一个法治国家，所有的政治、宗教、社会问题都可以转化成法律问题。第二类是解决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纠纷问题。这种情况发生在公民在普通的司法救济用尽之后，还应获得将案件诉诸宪法裁判机构的机会。一个完备的成熟的法治国家应该允许公民把侵犯其宪法权利的行为告到最高法院、宪法法院。而没有违宪审查，所有的宪法性权利都难以获得最后的司法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