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新旧法律适用问题

Ⅰ 婚姻法-关于房产-分割的新旧解释的适用性问题：

我感觉楼主没有看清楚解释本身。“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专贷款，婚后用夫妻属共同财产还贷”——这个说的是在领证之前就以个人财产买了房产，只是婚后共同还贷款。
而你说的情况“新解释出来之前就领-了证，然后贷-款买了房（男方出首付）”——你这里最关键的是“领证（结婚证）”在先，然后才买的房——所以这种情况肯定是共同财产了（除非你俩有特别约定！）。
如果你也是在解释出来前先买的房；然后再领取结婚证，那么还是算个人的财产，因为这个解释第19条：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本解释自2011年8月13日起施行。
可是楼主的情况显然是，在结婚证领取后才买的房，那就没办法算夫妻一方的了！！

Ⅱ 行政法适用的溯及力问题

《立抄法法》第八十四条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因此，理论上说，行政法有溯及既往的可能。不过成立的条件，除了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还要有明确的“特别规定”。比如刑法第12条第1款的规定。
行政法没有行政法法典，也就没有统一规定过溯及力的问题，所以要判断某些规范性文件的溯及力，要看该法规是否有溯及力条款。否则，即使对相对人有利，也不能适用新规定。当然，行政机关自愿适用新规定的除外，权当其自由裁量了。
所以本处罚很难适用新法。只能申诉下，希望能够对你有所照顾。
以上属个人看法。

Ⅲ 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的依据是什么

中国行政诉讼法适用于被告一方是国家行政机关或工作人员：
①规定被告一方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案件是当事人控告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案件。
②它解决的纠纷，是政府机关进行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同行政管理相对一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行政纠纷。
③它规定的行政诉讼，是法律规范明文规定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控告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诉讼。
④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⑤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是，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调解。

Ⅳ 行政法渊源能否作为法院法律适用的依据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在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立法先行。法治语境下行政执法是指行政主体依法行使法定职权、履行法定职责，实现行政目标的活动总称，也即行政主体将法律的意志加以实现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依法律授权而为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要有法律依据并受法律规范制约当为行政执法的实质要义之所在。那么，行政执法的依据应当包括哪些呢？除了法律、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之外，由于立法的不明确，实践中鲜见有行政主体将法律解释梳理为执法依据的，近些年在具体的法律适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操作上的问题，比如包括司法解释在内的法律解释能否成为行政执法的依据？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如何对待行政解释？同部门法律解释或不同部门的法律解释之间出现冲突如何处理？本文试图厘清前述困惑，以明晰认识，期冀略有指导实践之效益。

一、法律解释作为行政执法依据的理论考量

（一）法律解释能否成为行政执法依据的理论困惑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法律的制定、执行、适用，分别交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具体行使。三者只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不得超越职权、侵犯其他权力领域。在许多西方国家中，法律解释权主要归属于法院或法官，因此，法律解释主要是指司法解释，是法院或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对法律所作的解释，按照“遵循先例”的司法原则，个案中的司法解释对下级法院今后的具体案件审理具有拘束力，形成“法官造法”的效果。行政机关执行的是议会（国会）制定的法律文件，而非司法解释。关于法院行使司法解释权是否属于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犯，在解释史上很早就存有争论。从古罗马开始，法律解释的发展道路基本上是沿着由立法禁止法官解释法律再到立法授权法官解释法律前进的。[1]至今，两大法系中，司法解释成为了最重要或最主要的法律解释，甚至在英美法系中，司法解释就是直接代表了其所称的法律解释。我国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两家最高级别的司法机关对法律具体适用问题有权进行解释，我们将其称为司法解释。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司法解释在性质上是一种能够重复适用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抽象解释，它不同于国外的具体个案解释，这种抽象解释在许多情形下是对法律的进一步明确界限，很大程度上属于立法的边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权存在侵犯立法权的嫌疑。在缺失明确“纠偏”制度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为执法当如何选择执法依据难免处于为难境地。

至于其他两种法律解释，首先来看立法解释，从权力分工的角度看，立法者只是向社会输入法律文本，解释法律不是立法者的事情，而是司法者或执法者的工作。立法者以解释的名义发布文件，但本质仍属于立法。既然如此，立法者就不应当具有立法解释权，立、改、废才是立法机关的本职，立法者完全可以通过修法来达到立法解释的目的。其次再来看行政解释，权力分立原则在本质上也同样要求法律解释权不能交由行政机关来行使，否则，法律解释权一旦扩大配置，将会给我国的行政管理活动带来两大问题：第一，这意味着行政机关可以自行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而无须考虑立法机关的意志；第二，还意味着行政机关受司法机关的监督将成为一句空话。[2]

我国现有的法律解释体制，尽管有其存在的价值和依据，但体制的架构确实存在法理中无法回避的困境和不足。至于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能否成为行政执法的依据确实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大费思量的问题。首先，对立法解释而言，我们一方面强调其具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立法解释在实践中却很少见，常被应用解释所侵犯，致使其在理论上虽可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但因其数量不够，对行政执法的作用甚少；其次，对行政解释而言，一方面存有前已述及的缺陷，另一方面，部分行政解释程序简单，俨然行政主体内部的抽象行政行为，与依法行政中的“法”不可同日而语，行政解释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仍存在可争论的焦点；再者，对司法解释而言，虽已成为两大法系中最重要、最主要、最具权威的法律解释，但能否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仍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综观我国的法律解释机制，从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存在各种困惑与逻辑不足，严重影响着我国行政执法主体之执法依据的范围圈定。

（二）法律解释能够作为行政执法依据的理论支撑

近代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权力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公民的权利。[3]如何保障、制约国家权力，使之一如既往地维护公民的权利，成为先贤们思考解决的问题。在最初英国思想家洛克的“三权分立”思想基础之上，法国孟德斯鸠进一步将其完善并发扬光大，创设出三权分立学说，对西方国家宪政制度的创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按照“三权分立”学说，整个国家权力被划分为三部分，即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项权力分别由议会、法院和政府行使，三个机关之间相互分工、相互制约。孟德斯鸠主张，必须强调权力之间的分工制衡，用权力制约权力来达到防止权力滥用的目的，如若立法权与行政权相结合，则自由不再，同样道理，如若司法权不能在立法权与行政权面前保持独立，则自由也不再。假设司法权与立法权集中于一人或一个机关手中，专断的权力就将凌驾于公民的生命与自由之上，这是因为法官自己成了立法者。最严重的一种情况则是一个国家如若法律制定权、公共决议执行权、私人犯罪裁判或者争讼权也交由同一个人或者机关行使，那么这个国家一切便都完了。[4]我国虽不是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但权力分工制约思想是必须体现的。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其他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基础上产生，对其负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使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法律意志；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依法行政；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据法审判。关于法律解释的性质，理论界一直存在着“是一种权力还是一种方法”的争议，作为在具体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法律解释是从属于上述立法、司法和行政活动的。因此，在国家权力三权划分的意义上，主流观点将法律解释视为一种具有附属性质的隐性权力，法律解释权也并非一种独立的权力类别。据此，可以得出法律解释能够作为行政执法依据的第一个理论支撑，法律解释如果具有国家权力的属性，那么它就具有了能够成为法律依据的先决条件。在我国目前的法律解释体制下，按照“谁制定，谁解释”的运行规则，法律解释的主体必然与三种权力紧密相连并且附属于特定权力主体自身的权限，法律解释权在权力属性上当然地具有延伸意义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性质，适用法律解释的过程便是三种权力运行的结果。对于立法解释与行政解释而言，它们成为行政执法的依据毫无问题，对于司法解释而言，尽管情况复杂，但从三大国家权力的职责分工来讲，作为在行政法律适用过程中用来调适法律关系重归平衡的司法权，具有终局裁决的效力，当然也对前置的行政权力具有约束性。基于此，法律解释本身所拥有的权力延伸属性决定了其能够成为执法依据的前提条件。

另外，按照法律解释的主体和效力不同，广义上可以将法律解释划分为正式解释（有权解释）与非正式解释（无权解释）两种，区别二者的标准在于看其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通常我们采用的是狭义的观点，法律解释即指的是有权解释，必须是有权主体依据有关权限对法律的具体适用进行的解释。据此可以引申出法律解释能够作为行政执法依据的第二个理论支撑，从行政法的渊源进行考察，行政法渊源作为行政法律规范的具体表现形式和载体，如果一个法律文件能够作为行政法渊源，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和行政执法行为产生普遍约束力，那么它必然也能够成为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对行政执法机关产生拘束力，行政机关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实施行政行为。行政法学界的通说认为法律解释是行政法的法律渊源之一，认为一般渊源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特殊渊源有法律解释、国际条约、惯例等。按照解释的主体不同，又可以将法律解释做出立法解释和应用解释两种区分，在应用解释之下再做出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之分。[5]上文已经分析，法律解释本身所拥有的权力延伸属性决定了这些有权解释均具有国家意志性、强制性、普遍性和规范性等作为法律渊源的这些基本特征。另外，通过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以及其后一系列法律文件，在立法上也进一步对法律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这一内容予以明确化。受我国现有法律解释体制的影响，尽管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在法律解释体系中存在着效力高低不同、法定拘束力强度不同以及适用人员、事项范围不同的问题，但是法律解释本身作为行政法渊源所具有的法律效力或一定的法律效力却是厘清其能否成为行政执法依据的重要理论支撑。法律解释作为行政法渊源之一，具有法律约束力，能够成为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亦是应然。

基于以上分析，尽管法律解释作为行政执法依据确实存在着源自法理上的障碍，但是从其作为国家隐性权力的基本属性、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法渊源之一等支撑来看，法律解释在理论上是当然并且必然能够作为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除了法理上的支持，法律解释作为行政执法依据还存有现实的需要，并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不仅能够明确行政机关的执法依据，为行政机关落实、完善国务院“三定规定”提供理论支持，有助于行政机关科学梳理行政执法依据，进一步明确各单位权责，合理配置行政职权；而且便于行政主体身份的确认，明确行政诉讼被告资格，满足实际部门和群众对行政行为进行准确及时监督的需要，完善法律解释机制，进而推动行政法学的发展；最终推动我国法治建设，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为法制的统一提供保障，实现依法行政。

Ⅳ 从旧兼从轻原则的行政法问题

在确定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性质以及因此给予相应的惩处时，同样应受到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限制。对此在理论上的理由和该原则在刑法适用上的理由是一致的，即对行为进行评价和惩处的法律修改了，就应当以修改后的法律对行为进行评价或惩处，除非这种评价或惩处增加了行政相对人的责任。在立法上，也体现了对从旧兼从轻这一适用原则，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在此“规范性文件”指的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而不应该是相对人行为时有效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由此可以看出在行政领域该原则同样是适用的。
法律通过评价和惩处功能实现立法目的，在强调法律的保护功能时也要注重法律的保障功能。在国家与公法相对人之间，新法对一个行为作出非违法性评价或弱化惩罚的规定时，就应依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适用新法对没有惩罚完毕的行为重新进行评价并按评价的结论作出相应的处理，以保障人权，实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Ⅵ 民法新旧法适用原则

既然已经出台新法律了，则应该按新法处理，新法优于旧法。不能用刑法或行政法的原则来类推民法原则。基层不同。

Ⅶ 我国法院将如何解决法律适用问题

（1）特别冲突适用规则

在同一效力层级上，当普通法与特别法的规定不一致而相冲突时优先适用特别法，即“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但应注意的是，发生冲突的特别法与普通法必须处于同
一效力层级上。若特别法效力层级低于普通法，而特别法的特别规定又未经高层级法的授权，那么这种特别规定应属无效，人民法院应适用普通法。

（2）层级冲突适用规则

高层级法律规范优于低层次法律规范，但高层级法律授权低层级法律规范作出与高层级法律规范不同的规定除外。根据这一规则，当审理某个行政案件时，低层次的
行政法律规范与某一高层级行政法律规范冲突时，人民法院一般应依高层级规范来解决该案件的实体争议。我国法律规范的效力层级排列是：宪法、法律、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论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较大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与部门规章之间以及部门规章之间的冲突，
由国务院解释或裁决。

（3）平级冲突适用规则

平级冲突的适用规则一般是：高速特定地区、部门事项的行政法律规范优于调整一般地区、部门的行政法律规范。《行政诉讼法》第5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
认为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发布的规章与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不一致的，以及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之间不一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作
出解释或者裁决。”这种解决办法适用于平级规章之间的冲突，具体由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逐级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作出解释或者裁 决。

（4）新旧法冲突适用规则

对新、旧法之间的冲突，适用规则应为新法优于旧法和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即特定事项发生在新法生效后则适用新法；如发生在旧法生效期间而审理在新法生效之后，原则上适用旧法，但新法明确规定有溯及力时除外。

（5）人际冲突适用规则

人际冲突适用规则一般明确规定，不同民族、种族或者身份的自然人，适用对该民族、种族或身份而作出特别规定的法律规范。

（6）区际冲突适用规则

区际冲突所涉及到的两种法律规范冲突需要采取不同的适用规则：①大陆与港澳台的区际冲突适用规则。适用“属地管辖”原则，即发生于港、澳、台地区的行政案
件，适用该地区的法律规范；发生于大陆地区的行政案件，适用当地的法律规范，即使具有涉及港、澳、台的因素，也不能例外。此外，此类法律适用冲突还可以通
过双方协议来解决，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95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
和相互提供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93条也有相同的规定。②在国内设有隶属关系的行政区域间的区际冲突适用所涉及到不同事项采
取不同的适用规则，如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身份，能力、资格方面不同行政区域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行为人户籍所在地法或者居住地法或者法人，组织成
立地法；对因不动产行政案件发生的法律适用冲突，适用不动产所在地的行政法律规范等。

Ⅷ 行政法各法律渊源之间如果有抵触或者冲突，应该如何处理

基本抄法律和普通法律发生冲突，以基本法律为准;法律和行政法规发生冲突，以法律为准；行政法规和规章发生冲突，以行政法规为准；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发生冲突，报国务院裁决；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发生冲突，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如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应当适用行政法规，则以行政法规为准；特别行政区方面，变通规定优于法律；最难区分的可能就是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了。这个先由国务院来裁决，如果裁决为部门规章，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最终裁决。
行政法规范冲突实际上就是法律规范冲突具体到行政法规范领域的特殊表现类型。因此，明确行政法规范冲突的内涵的首要前提，就是明确行政法规范的含义。广义的行政法规范，是民事法规范、刑事法规范的对应概念，指的是一切行政法渊源的总和，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规章以及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等。而基于论证重点的选择，本文所指的行政法规范则主要采用较为纯粹的狭义理解，即主要涉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其他的国务院规范性文件。

Ⅸ 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法律适用问题

行政诉讼法的法律适用：1、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专服提起的诉讼：属
（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
（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
（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
2、行政法概念太大，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