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中公民隐私权

① 在行政法里公民有要求政府机关公示公告的权力第几条未几定

行政公开，是指行政机关以民主、开放的精神从事行政管理，依法保障公民知政权、参政权和督政权的活动原则与方式。从本质与价值层面上看，行政公开具有保障民主政治、依法行政、廉洁行政和高效行政的作用。并且，行政公开又通过这些作用发挥着对公民（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下同）权利的保障功能。
民主政治是行政公开最根本的政治基础。行政公开则是民主政治的具体化和实现方式。现代民主政治是以人民的政治主体性和人民主权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制。因此，从事公务活动的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应当奉行民主、公开的精神，代表民意，将自己的工作公诸于众，向人民汇报，接受人民的监督，按照人民意志办事，保障人民的利益。即是说，民主政治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公务活动应当向公民和社会公开。因此，行政公开是人民主权保障的具体形式，政治公开、行政公开的程度是衡量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尺。行政公开的程度越高，政府机关民主决策、民主行政的程度就越高，公民知政权、参政权和督政权的保障程度也越高。
行政公开意味着依法对行政机关行政权的规范与限制。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行政公开是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政治责任和法律义务。依法行政的实质在于行政权受到法律的约束和制约，按照民意行政。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履行公开的责任与义务以及公民依法对行政活动的了解、参与和监督是行政法的重要内容。因此，行政公开也就成为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
公开如同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行政公开能够减少行政独断专行、暗箱操作、钱权交易的可能性。因此，行政公开是遏制权力腐败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时，公开状态下的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往往能够减少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高效行政又能降低行政成本，最终有助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行政公开是公民权利保障的一种重要制度和方式。当然，通过行政公开所保障的是公民的政治权利。所谓政治权利是指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公民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具体而言，“政治权利和自由，是指宪法和法律规定公民有参政议政和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权利，以及对国家重大问题享有表达个人见解和意愿的自由而不受政府非法的限制。”{1}各国法律所保障的公民政治权利主要有：平等权；自由权（包括言论、出版、通信、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参政权（包括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等）；请求平等审判权；请求国家赔偿权。这是针对整个政治体系而言的公民政治权利。如果从政府行政公开而言，所保障的是公民的知政权、参政权和督政权，这具体反映在各国的法律制度和行政实践中。
一、知政权保障
知政权是知情权的一种重要形式。知情权也称了解权、知悉权。现在，我国学术界一般都是从知政权保障层面界定行政公开的。
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公开，简单来讲，就是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的过程中，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必须将其行政行为公开于行政相对方及社会，让其知晓和了解。”{2}即是说，行政公开就是行政行为过程的公开。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公开是指公民或社会组织有权知悉并取得行政机关的档案和其他信息。对于公民来讲是有知情权（了解权）”{3}。即认为行政公开是行政情报信息资料的公开，包括行政法规、规章公布和政府文件公示、查阅和请求公开以及会议列席旁观。
在介绍国外行政公开制度时，我国学者一般也是从知情权保障的角度理解和分析行政公开的。{4}王名扬教授在其所著《美国行政法》的“行政公开（一）：情报自由法”一章中指出，“行政公开有不同的涵义，本章讨论的行政公开是指个人或团体有权知悉并取得行政机关的档案资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称这种权利为了解权（the right to Know）”，“公众的了解权和对了解权的限制构成行政公开的主要内容”。{5}在论述中，王名扬教授则是从行政过程和情报信息资料公开两个方面分析了解权的。
由于前两种观点对知政权保障的内容和范围的理解都有片面性，因此，又有学者认为：“所谓行政知情权，就是公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获取、知晓行政活动的宗旨、原则、依据、程序及其结果的权利。”{6}这对保障知情权的行政公开作了比较全面的界定。
不仅如此，有学者还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活动及其背景资料也是行政公开的内容。因此，知政权就“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知悉国家机关的活动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经选举或任命产生的高级官员）的活动及背景资料的权利。”{7}
“政务公开”是我国现在的流行术语。在使用过程中，一种是将“政务公开”理解为政治公开化，包括党务公开、行政公开、警务公开、司法公开、检务公开以至村务公开和厂务公开等；{8}另一种是将“政务公开”理解为与“司法公开”、“检务公开”相对而言的政府行政管理的公开即行政公开。{9}但不论怎样，都是在知情权保障或者行政情报公开的层面上使用行政公开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行政公开所保障的知政权，是指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管理的过程中，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必须将其（包括工作人员）行政活动与结果及其有关材料公开于行政相对人及社会，让其知晓和了解的权利。
知情权保障是行政公开的基础条件和重要内容，是行政公开最基本的层面。但是，行政公开不只是行政情报信息或行政行为的公开，行政公开所保障的也不只是知政权。在现代各国的行政管理活动中，为了保障知政权，行政公开应当是全方位的，应该包括行政情报信息、行政行为和行政结果等各方面的内容。

② 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怎么保护

一、公众人物及其隐私权概述

（一）公众人物的含义

公众人物的概念源于1964年美国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在该案中，布伦南大法官首次提出了“公共官员”(Public official)的概念，并树立了“确有恶意”原则。三年后，在“足球教练诉退伍军人案件”中，法院提出了公众人物的概念。首席大法官沃伦认为:“公众人物是指其在关系到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的观点与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与政府官员对于相同问题和事件的态度和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当。”[1] 此案的判决显示法院认为公众人物都涉及到公共利益。

1971年的“罗森布鲁诉大都会新闻有限公司案”将“确有恶意原则”确立为适用于任何有关公共利益的对个人报道的场合，后成为新闻法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西方，公众人物(Public Person)已成为一个专门的术语，指一定范围内广为人知的、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社会人物。根据学者史宾塞(Dale R .Spencer)的解释，公众人物包括政府官员、公职候选人、发明家、作家、运动员、艺术表演家、罪犯、被控诉的人以及其他易受注意的人物。

在我国公众人物又称社会知名人士，始见于2002年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时报》案，指的是因其特殊才能、成就、经历或其它特殊原因而广为公众熟知，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社会人物，包括党政高级官员、著名科学家、艺术家、影视明星、体育明星、著名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劳动模范、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公众人物。

理论上，以行为人的主观意愿为标准，可以将其划分为自愿性公众人物和非自愿性公众人物。从公法的角度和以对公共官员的特殊要求为标准，又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美国联邦法院还从时间属性上将其划分为完全公众人物和有限的公众人物。

（二）隐私权的含义及其特点

隐私，也称个人生活秘密，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公开且不愿为他人知悉的秘密。如个人日记、生活习惯、财产状况。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是公民对自己个人生活和以个人生活自由为内容，从根本上排斥他人干涉的一种人身权利，是人格权的一种。

我国尚未确立隐私权制度，但有关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已有规定，如《宪法》39、40条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明确将隐私权作为名誉权来进行保护。

与普通公民相比，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特点是：

1、公众兴趣性。公众人物因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其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兴趣。

2、与公共利益的相关性。由于公众人物具有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所以公众人物的工作、生活、言行举止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甚至构成了公共利益的重要内容。

3、法律保护的限制性。有权利就有义务，有权力就有限制。公众人物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拥有更多的权力和地位，在权利的行使上同样受到限制，在隐私权方面享有的法律保护范围就要比普通公民小。当隐私权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法律的天平就要向公共利益倾斜。

4、与知情权的冲突性。知情权（the right to know）是指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按其内容划分为知政权、社会知情权、公众知情权和个人知情权。知政权指公民享有的知道国家事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及背景资料的权利；社会知情权是对一切社会公共权力机构、公众团体的知情权；公众知情权是指在对公众人物的知情权；个人信息知情权是指公民了解与自己有关的他人的情况和资料的权利。隐私权重在保护个人信息，具有保守、封闭和自控的特点；知情权重在公众了解社会各种信息，具有公开、开放和外向的特点，二者具有天然的对抗性。该冲突反映到公众人物身上就更突出和尖锐。

（三）公众人物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表现

1、知政权与政府官员隐私权的冲突。知政权赋予了公民进行民主参政，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政府官员接受全体公民的委托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其权力行使的基础是全体公民的认可。因此，公共官员不希望可能降低其威信的私人信息为公众所知。公民的年龄、学历、健康状况、财产来源、社会关系等属于普通公民的个人私人信息，但对于政府官员来说，还是其能否恰当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必要条件，关系到公民选举、罢免的权利问题。

2、公众知情权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冲突。公众人物主要是通过传媒而广为人知并获利的，他们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采访报道的目标，他们自身及其言行等都具有新闻价值，其遭受侵犯的概率远远高于普通公民。普通公民热衷于知道被传媒采访报道的公众人物。为了吸引和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要求，传媒就会更加广泛报道公众人物的信息，稍不注意就会侵犯到公众人物的隐私权。2002年范志毅状告《东方体育时报》案等，都突出地反映了公众知情权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冲突。

二、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侵权认定

（一）范围界定：

司法实践中对公众人物隐私的公开程度应限于与其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相关的私人信息的了解和评价。除此之外的其他私人信息，若非公众人物地位、职位、身份之需，且非公众的合理兴趣范围内的情况下，不违背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就应属于隐私权的范围。

1、对纯粹私人信息的侵犯。例如身体的隐私是私人生活中最私秘、最敏感的领域，属于私人信息，擅自暴露他人的身体隐私，披露他人的裸体照片，则会损害他人的名誉、贬低他人的人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私权观念日益强烈，但新闻从业人员出于不同的动机，越来越过分地侵犯到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从“台湾艺人白冰冰之女遭绑匪残害事件”、“香港艺人刘嘉玲早年裸照遭《东周刊》刊登风波”可窥一斑。

2、侵犯私人空间。凡是私人支配的空间场所，无论是有形的，还是虚拟的，都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空间隐私除个人合法占有的房屋之外，还包括私人合法支配的空间，如更衣室、电话厅等，公众人物对这些私人空间也享有隐私权，任何人未经其许可不得擅自闯入其私人所有的、合法占有的房屋以及其他空间，也不得非法采用红外线扫描、高倍望远镜探测、长焦距拍照等手段窥视个人空间。

3、恶意侵害私人生活私事，严重贬损他人人格尊严的行为。该行为已经超出了公众利益的界限，属于基于个人目的的恶意加害行为，故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可见，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客体包括个人信息、个人私人活动和个人隐秘空间。个人信息包括不愿为外人公开的居住条件、身体上生理或心理状况、社会关系等信息。个人的私人活动是指与所从事的职业完全有关的活动。个人的隐秘空间包括自己的住宅、休息室等个人物质领域及其个人日记、往事等精神领域的空间。虽然公众人物在以下方面的隐私应该受到保护：（1）某住宅不受非法侵入或骚扰；（2）私生活不受监视；（3）通信秘密；（4）夫妻两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或调查；（5）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及其行使职务行为完全无关的私人事务。但是，国家为防止个别政治性公众人物在无人监督管理的情况下，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干出影响国家机关或政府形象甚至是违法乱纪的事，从而采取有效措施，对其“八小时以外”监督建立机关、家庭、社会全方位互动监督网络。如果公众对这些公众人物的在八小时之外的违法乱纪行为（如赌博、嫖娼）对其进行以披露、批评等方式予以监督则是对公众人物这一特殊主体在特殊场合予以隐私权保护的例外要求。虽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制的基本原则，但这并不排斥在某些特殊条件下社会主体放弃该权利（或被推定放弃）或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律谨慎地迫使部分主体放弃该权利。法院在划定隐私权界线时应考虑到隐私权与其他权利在冲突时必要的协调，协调时两项权利相互做出合适让步。这是减少社会碰撞，引导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二）违法行为的界定

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一般为作为的方式。隐私权是公民的人格权，其性质为绝对权，任何其他人都负有不可侵害的义务。该种法定义务是不作为义务，违反该法定义务而作为，即为作为的违法行为。对于私人信息的刺探，私人活动的骚扰，私人领域的侵入，以及对私生活秘密的泄露等等，均为作为的行为方式。在实际生活中，不法侵害隐私权的现象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三大类。即（1）非法收集、传播、利用个人信息、资讯；（2）干涉、追查、跟踪、拍照、摄影等非法搅扰私人活动；（3）偷看、宣扬个人日记、身体缺陷、通信，非法搜查他人住宅、行李、书包、身体，擅自闯入公民住宅、卧室，安装窃听、监视装置等侵害私人领域。

（三）损害事实的认定

隐私的损害，表现为个人信息、个人空间、个人私事活动被刺探、被监视、被窥视、被侵入、被搜查、被干扰、被披露、被公开、被宣扬，这是隐私损害的基本状态。隐私损害的基本形态，是一种事实状态，一般不具有有形损害的客观外在表现形态，在这一点上与名誉损害的事实有相似之处即不必表现为实在的损害结果。只要隐私被损害的事实存在，即具备侵害隐私的损害事实。隐私侵害事实具多重损害的特点。表现在隐私损害而支出的财产损失，这些也是隐私侵害事实。但这些损害事实不是侵害隐私权的损害事实的基本形态，它的有无影响侵害事实不是侵害隐私权的，而只影响侵害程度的轻重和损害范围的大小。作为构成侵害隐私权民事责任的事实要件，以具备其基本形态即隐私被损害的事实以足够。

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备主观过错，其主观过错的形式有故意和过失，主要是故意。以下行为可以不认定为故意：

（1）为了行使宪法规定的监督权利而正当地新闻等媒体曝光。

（2）为了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而正当申诉、控告；

（3）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正当秩序而对社会不正之风进行批评；

（4）为了行使自己的参政权、管理权、对员工的录用权从而了解、调查其一定的个人信息。

（四）认定的原则

1、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公众人物的事业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也是社会的、公众的，公众有权了解他们的事业及他们事业有关的个人情况” [3]。国外所谓的“高官无隐私”就是基于这一原因。一般西方国家都要求高级公务人员必须公布家庭财产和个人收入情况，存入公共档案，保证公众随时监督。我国刑法也规定了两条罪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隐瞒境外财产罪。

2、公序良俗与利益权衡原则。个体信息根据公序良俗原则是不应该为社会知晓的，他们是隐私权保护的对象。

从利益分析的角度，公众人物已经从社会得到了普通人无可比拟的物质和精神利益，牺牲或让渡部分隐私方面的利益以取得利益平衡和社会公平，满足公众的兴趣，保存公众的利益。公众人物借助于媒体的报道获得了日渐提高的声望, 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有更多机会保护自己, 当媒体上出现不利己的信息时，可随时发表声明澄清, 而其对有关公共事务的信息作贡献的方式也是被动的——只要求他们比常人更能容忍媒体对他们的报道和监督。因此应当允许新闻媒体在其隐私领域有限度地扩展中来满足公众兴趣。因此，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公众的知情权相比,后者更具有合理性。

3、满足公众合理兴趣原则。当多数人对某个人或某件事产生了知情的愿望时，即产生了公众兴趣。许多公众人物的利益往往来源于公众的关注，他们借助于媒体扬名，享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既然受益于公众的关注、媒体的宣传，为了满足公众合理兴趣，公众人物的某一些相关信息也就失去了保护意义。

4、公众人物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原则。人格尊严是一项宪法权利。公众人物作为公民，同样享有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在行使公众知情权时涉及公众人物隐私权，不得以伤害其人格尊严为目的。

三、完善法律保护的建议

“立法者不是可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为人们行为方案的超人,尽管他竭尽全力,仍会在法律中留下星罗棋布的缺漏和盲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法律都是千疮百孔的。”[4]毫不例外，我国的法律在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与限制方面也存在缺陷和不足，给这类案件的审理带来很多不便，因此有必要完善。

1、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予以保护。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把隐私权确立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只是借助司法解释并通过保护名誉权的方式对公民的隐私权实行间接保护。这种方法缺乏独立性，当公民隐私权受到侵犯，尚不构成名誉权侵害时，法律就无能为力了。同时，我国法律对隐私权只作了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因此，要在宪法、民法典中确认隐私权为公民独立的人格权，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应形成以宪法为核心，以民法典为重点，以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为辅助的直接保护。

2、设立公民隐私权保护的例外。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和限制另行立法规定，是有宪法依据的。宪法规定了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和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无具体的操作细则，为此，应在立法上加以完善，设置保护和限制规则。

3、加快新闻立法步伐。我国的新闻法酝酿已久，但一直没有出台。随着法治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入世”，必然要求健全新闻立法。将新闻舆论监督权的保护，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与限制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这是新闻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也符合国际通行惯例。

4、加快信息公开法的立法步伐。为更好解决知政权与政府官员隐私权的冲突，国外有40多个国家颁布了统一完整的信息公开法，例如美国1966 年的《信息自由法》、 1982年加拿大的《信息公开法》、1996 年韩国的《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等。 而我国仅仅在广州、深圳、上海和成都等地先后颁布了相关的信息公开法，还没有出台正式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尚在酝酿中。为此，我们应借鉴学习国外立法经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信息公开法》。

5、设立重要官员个人财产和个人重大事项申报公示制度。为确保党政官员的公务廉洁、高效及所选拔的干部具有较高群众威信就要对各级党政主要官员的个人学识、工作经历、财产和家庭成员等有关情况进行任前公示，听取公众反馈意见，再予综合考虑。这种公示制度将促进党政官员依法、廉洁从政的监督机制的形成。

6、建立公众人物隐私的曝光特许制度。对公众人物的犯罪、违法、违纪、违反道德等不良行为实行曝光特许，大众传媒可以公开披露。公众人物无论公务活动还是私人生活都会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其不良行为会构成对社会公序良俗的更严重危害，新闻舆论有责任加以披露，以对社会道德示范和价值趋向的导引以及警示和教育。

③ 法律中有关于隐私权的说明吗

我国的隐私权保护现状

考察我国现行立法，有关隐私权的法律规定还比较少，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这显然不利于对公民隐私权全面、充分的保护。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历史上我们一向对隐私权的保护比较忽视，传统道德观念中也有反对隐私权保护的倾向，加之公民权利意识淡薄，社会上隐私权问题还不十分突出，因而难在立法中加以体现；二是因为隐私权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许多问题尚待解决，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隐私权保护理论体系。保护公民隐私权的思想主要在一些全国性、地方性以及专项法规中有所体现。我国立法中关于隐私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宪法和民法有关人生权和财产权的规定中，刑法中也有相关规定。

1、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宪法没有隐私权或私生活权利这一概念，涉及隐私权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项：

宪法规定了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原则，而隐私权正是人格权的一种。国家保护公民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毁谤和诬告、陷害；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住宅；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讯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2、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提供保护。关于财产权，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75条规定：“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生活用品、文物、图书资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对公民的知识产权提供保护。关于人身权，《通则》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毁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等。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采取变通的方法，规定对侵害他人隐私权，造成名誉权损害的，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追究民事责任。应当说，这是一个对隐私权保护的司法解释，但是，依据这个司法解释，在对隐私权的保护上，适用了以名誉权的保护方式进行保护，这就是所谓的间接保护方式。事实上，隐私权与名誉权一样是一项独立的权利，采用间接保护的方式保护隐私权，是不完备、不周密的保护。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人格利益构成侵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将包括隐私在内的合法人格利益纳入了直接的司法保护中。正在制定的民法典草案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禁止窃取、窃听、偷录、偷拍他人隐私，非经本人同意，不得披露或利用他人私生活秘密或实施其他损害个人隐私的行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样，法律将以直接保护的方式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3、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刑法中尽管没有直接使用隐私或隐私权的概念，也没有规定侵犯隐私权之类的罪名，但其中有部分条款可以理解为包含着对隐私权的保护。这就是新刑法第125条规定的“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和第252条规定的“侵犯通信自由罪”。

我国刑法中设立的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和侵犯通信自由罪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通过惩罚侵犯公民个人生活安宁权和私人信息保密权的行为，加强了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这些规定和民法、诉讼法以及行政法中有关隐私权保护的规定一道强有力的保障着公民的人格利益和人格尊严不受非法侵犯，对于提高公民权利意识，建立文明、健康向上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④ 行政法的法律关系

行政法律关系，是指受行政法律规范调控的因行政活动（权利活动和非权利活动）而形成或产生（引发）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指参加行政法律关系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当事人。
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指行政法律关系中当事人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
这种关系既应包括在行政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应包括因行政活动产生或引发的救济或监督关系。

⑤ 行政法中规定行政相对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听政

一、行政听证，是指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利益的重大事项或者重大决定之前，充分听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意见的活动。听证制度是促进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听证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行政程序的重要支柱性制度，是现代制度所追求的公正性与民主性的集中表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于2011年6月30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十四条规定：起草法律草案、法规草案，拟设定行政强制的，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设定该行政强制的必要性、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
三、行政处罚法
1996年通过的《行政处罚法》第五章“行政处罚的决定”第三节专门规定了“听证程序”，对行政处罚听证的范围、程序、要求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这是我国最早提出听证制度的一部法律。

四、立法法
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规定，法律、法规、规章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审核行政法规、规章送审稿时，凡送审稿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的，审核的法制机构可以举行听证会，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

五、行政许可法
2003年通过的《行政许可法》第四章“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中第四节专门规定了“听证”。第46条至48条，共三条，对行政许可听证的范围、程序、要求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六、价格法
《价格法》第23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⑥ 公民卫生健康信息在行政法中的体现

现有行政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1.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立法
我国众多法典中有众多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但分布过于松散，规定不够明确统一，很多条款都无法确定范围并且缺乏实施性，即使法律条款众多也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将部分法规根据效用与规定内容进行划分，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主要进行事前预防，内容为个人信息的内容和收集范围，主要的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全国人口普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等。第二类也是进行事前预防，但内容为信息处理者接收个人信息应承担保密义务，主要条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三类主要进行事中监管，规定内容为信息使用者申请使用时的审核和查询程序，主要法规为《征信管理条例》。第四类主要进行事后监督和救济，规定内容为公民个人信息受到行政主体侵害时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主要法规有《行政复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2.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执法
个人信息泄露往往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其中一种就是行政机关管理不到位引起。我国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没有切实可靠的规章制度，行政机关通过互联网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途中或是存储等环节都有可能发生资料泄露的情况。在我国的相关法规中，虽然事前、事中、事后都做到了相应规定，但是这些法规都只属于理论层次，操作性不强，并且分散于不同法规，缺乏针对性，无法真正做到保护个人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