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日本行政法特点

1. 简述日本行政交谈制度

行政交谈制度
是日本行政监察制度的特色，所谓行政交谈是指行政监察部门及其所委托的人员与因
行政失误而遭受损害的国民进行交谈，听取改善行政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尽可能地解决问题或补偿损失，并
使其结果有助于改善现行的政策、措施和管理。当发现公务员违纪渎职时，行政交谈委员有权向有关部门反
映。

2.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法系的范围及特征

大陆法系，又称为民法法系，法典法系、罗马法系、罗马——日耳曼法系，它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它首先产生在欧洲大陆，后扩大到拉丁族和日耳曼族各国。历史上的罗马法以民法为主要内容。法国和德国是该法系的两个典型代表，此外还包括过去曾是法、西、荷、葡四国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以及日本、泰国、土耳其等国。旧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大陆法系以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和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为代表形成了两个支流。

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法系。是指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它首先产生于英国，后扩大到曾经是英国殖民地、附属国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非洲的个别国家和地区。到18世纪至19世纪时，随着英国殖民地的扩张，英国法被传入这些国家和地区，英美法系终于发展成为世界主要法系之一。英美法系中也存在两大支流，这就是英国法和美国法。它们在法律分类、宪法形式、法院权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别。

两大法系在法律历史传统方面或者也可以说是它们两者在宏观方面的差别：

1、从法律渊源传统来看，大陆法系具有制定法的传统，制定法为其主要法律渊源，判例一般不被作为正式法律渊源（除行政案件外），对法院审判无约束力；而英美法系具有判例传统，判例法为其正式法律渊源，即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有约束力。

2、从法典编纂传统来看，大陆法系的一些基本法律一般采用系统的法典形式。而英美法系一般不倾向法典形式，其制定法一般是单行的法律和法规。当代英美法系虽然学习借鉴了大陆法系制定法传统，但也大都是对其判例的汇集和修订。

3、从法律结构传统来看，大陆法系的基本结构在公法和私法的分类基础上建立的，传统意义上的公法指宪法、行政法、刑法以及诉讼法；私法主要是指民法和商法，英美法系的基本结构是在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分类基础上建立的。从历史上看，普通法代表立法机关（协会）的法律，衡平法主要代表审判机关（法官）的法律（判例法），衡平法是对普通法的补充规则。

4、从法律适用传统来看，大陆法系的法官在确定事实以后首先考虑制定法的规定，而且十分重视法律解释，以求制定法的完整性和适用性；英美法系法官在确定事实之后，首先考虑的是以往类似案件的判例，将本案与判例加以比较，从中找到本案的法律规则或原则，这种判例运用方法又称为“区别技术”。

5、从诉讼程序传统来看，两大法系也存在一些传统的差别，如大陆法系倾向于职权主义，即法官在诉讼中起积极的作用，英美法系倾向于当事人主义，即控辩双方对抗式辩论，法官的作用是消极中立的。

6、从职业教育传统来看，大陆法系在律师和法官的职业教育方面突出法学理论，所以大陆法系自古罗马以来就有“法学家法”的称号；而英美法系的职业教育注重处理案件的实际能力，比如律师的职业教育主要通过协会进行，被称为“师徒关系”式的教育。

3. 简述大陆法系的主要特征

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从19世纪初以罗马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和1896年《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法律制度，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仿效这种制度而建立的法律制度。又称民法法系、罗马-日耳曼法系、成文法系。在西方法学著作中多称民法法系，中国法学著作中惯称大陆法系。它是西方国家中与英美法系并列的渊源久远和影响较大的法系。

古代罗马法反映和调整了罗马奴隶制社会高度发达的简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法律关 今日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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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完备的法律形式维护私有制。中世纪中后期，罗马法在欧洲传播较广，从而产生了一些熟谙罗马法的学者和官吏。近代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制度以后，比较完整地采纳罗马法的体系、概念和原则，加以修改和发展，以适应资本主义的需要。1804年拿破仑按照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以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自由竞争的原则，亲自指导制定的《法国民法典》，就是这一法系中最典型的立法。德国统一后的法律虽然带有封建残余性质，但是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在立法原则和立法技术上都更为精细完备，也是大陆法系的代表性法典之一。

大陆法系的特点包括：①明确立法与司法的分工，强调成文法典的权威性。强调立法是议会的权限，法官只能适用法律，决案必须援引制定法，不能以判例作为依据。②比较强调国家的干预和法制的统一，尤其在程序法上如此。例如，许多法律行为需要国家的鉴证、登记，检察机关垄断公诉权，庭审时采取审问制，以及法院的体系统一，等等。③重视法律的理论概括，强调法典总则部分的作用，这是罗马法的一种传统。④注重法典的体系排列，讲求规定的逻辑性、概念的明确性和语言的精练。当然，这些特点都只是相对而言的。

随着欧洲一些殖民国家的向外扩张，大陆法系也扩及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地。由于源流不同，大陆法系大体又可分为法、德两个支系，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各国属于前者；德国、奥地利、瑞士和日本等国属于后者。在同一法系各国中，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有的国家具有较大的特点。例如，日本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美国法很大的影响；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又有其某些固有的特征；荷兰则形成了所谓罗马 -荷兰式法律制度。

4. 《日本国宪法》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二战后日本宪政概述
《日本国宪法》自1947年5月3日起实施。它规定，日本国实行以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议会内阁制；天皇为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总体的象征，无权参与国政；“永远放弃把利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第9条）。日本国国家议会称国会，由众、参两院组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立法机关。众议院定员480名，任期4年。国会可通过内阁不信任案，首相有权提前解散众议院重新选举。参议院定员242名，任期6年，每3年改选半数，不得中途解散。在权力上，众议院优于参议院。每年1月至6月召开通常国会，会期150天，其它时间可根据需要召开临时国会和特别国会。内阁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对国会负责，由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和分管各省厅（部委）的大臣组成。首相由国会提名，天皇任命，其他内阁成员由首相任免，天皇认证。日本政府实施行政改革后政府机构为1府12省厅。日本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下属各级法院。采用“四级三审制”。最高法院为终审法院，审理“违宪”和其他重大案件。高等法院负责二审，全国共设四所。各都、道、府、县均设地方法院一所（北海道设四所），负责一审。全国各地还设有家庭法院和简易法院，负责民事及不超过罚款刑罚的刑事讼诉。最高法院长官（院长）由内阁提名，天皇任命，14名判事（法官）由内阁任命，需接受国民投票审查。其他各级法院法官由最高法院提名，内阁任命，任期10年，可连任。各级法官非经正式弹劾，不得罢免。检察机构与四级法院相对应，分为最高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区（镇）检察厅。检察官分为检事总长（总检察长）、次长检事、检事长（高等检察厅长）、检事（地方检察厅长称检事正）、副检事等。检事长以上官员由内阁任命。法务大臣对检事总长有指挥权。
日本为君主立宪国，宪法订明“主权在民”，而天皇则为“日本国及人民团结的象征”。如同世界上多数君主立宪制度，天皇于日本只有国家元首名义，并无政治实权，但备受民众敬重。
日本政治体制三权分立：立法权归两院制国会；司法权归裁判所，即法院；行政权归内阁、地方公共团体及中央省厅。
日本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国会（众议院480席，参议院242席）。选民为20岁以上的国民

5. 日本的行政划分。。。

日本的行政划分 1 都(东京)、1 道(北海道)、2 府(京都、大阪） 、43 県。それぞれに都庁、道庁、府庁、県庁がある． その下に市、町、村などの顺序で行政机构が设ける。 都道府県の読み方 北海道：北海道(ほっかいどう) 、 北海道 岩手県(いわてけん) 、 宫城県(みやぎけん)、 秋田県(あきたけん) 、 东北：青森県(あおもりけん)、 山形県(やまがたけん)、福岛県(ふくしまけん) 中部:新潟県 (にいがたけん)、富山県(とやまけん)、石川県(いしかわけん) |福井県（福井県） 长 、 中部 野県 (ながのけん)、 岐阜県 (ぎふけん)、 静冈県 (しずおかけん)、 爱知県 (あいちけん)、 山梨県 (や まなしけん) 近畿: 近畿 京都府 (きょうとふ)、大阪府 (おおさか府)、三重県(みえけん)、滋贺県 (しがけん)、 兵 库県 (ひょうごけん)、 奈良県 (ならけん)、和歌山県(わかやまけん) 中国: 中国 鸟取県( とっとりけん)1、岛根県 (しまねけん)、 冈山県 (おかやまけん)、広岛県 (ひろし まけん)、山口県(やまぐちけん) 四国: 四国 徳岛県 (とくしまけん)、 香川県(かがわけん)、爱媛県(えひめけん)、高知县(こうちけん) 九州: 九州 福冈県 (ふくおかけん)、 佐贺県 (さがけん)长崎県 (ながさきけん)、熊本県 (くまもとけ ん)、大分県(おおいたけん)、宫崎県(みやざきけん)、鹿児岛県(かごしまけん) 冲縄：冲縄県(おきなわけん) 冲縄 1

6. 近代日本行政法是在借鉴哪个国家行政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德国。
虽然当时有人主张效仿法国，但1880年后，政府全面转向学习德国，1890年《行政裁判法》就是在德国专家参与之下制定的。

7. 日本的行政单位到底是怎么划分的

日本的地方行政区划制度，随明治政府于1871年实施的废藩置县政策而建立，一般分为都、道、府、县（广域地方公共团体）以及市、町、村、特别区（基础地方公共团体）两级。

现今日本全国分为47个一级行政区：一都（东京都）、一道（北海道）、二府（大阪府、京都府）、四十三县，其下再设立市、町、村。

部分偏远地区、离岛地区设立都道府县的行政派出机关“支厅”，近年多改制并更名为“县民局”、“振兴局”等。与市同级的“郡”，1920年代开始虚级化，目前仍具备地址表记、广域行政圈范围、都道府县议会选举划分等功能。

在市制度的演变方面，为因应大都市的产生，1956年创设政令指定都市制度（简称“政令市”），将一些原属都道府县的事务移让给政令市。政令市之下设立“区”（行政区，不具法人格），地址表记可省略县名。

截至2012年，日本全国总共有20个政令市。另外，尚有设置标准较低、不得设“区”、但仍有较多自治权的中核市与特例市两个等级的市。

所以日本的市制度，可分为:政令指定都市（简称“政令市”，人口约50-70万以上可提出申请核可）、中核市(人口达30万人可提出申请核可)、特例市（人口达20万人可提出申请核可）、以及一般的市(人口达5万人的町、村可提出申请核可)等四个等级。

(7)简述日本行政法特点扩展阅读

历史沿革

明治以前，日本地方仍是三百藩林立的世界。倒幕成功后，日本开始进行革新。明治二年（1869年），在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等人努力下，各藩陆续上表朝廷，请求奉还版籍。版籍奉还使明治政府以和平的方式收回各藩的版籍，全面废除领主制。

明治四年（1871年）七月，废藩置县，全国废除260余藩，划为1使3府302县，同年11月调整为3府72县，到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 再调整为3府43县，由中央政府任命府县知事。此后100年除东京府在1943年改为东京都外，日本本部没有大的变动。

地方政府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1、东京都

地位特殊，由于1943年东京都和东京市合一，所以东京都直接管辖23个特别区（他们拥有准市的地位），同时管辖八王子等市、西多摩郡（及下属各町村）、太平洋上海岛支厅（及下属各町村）。

2、支厅

北海道没有实行县制，仍旧保持道政，道下分为14支厅，支厅下再分为市和郡，郡下为町和村。 在对马和壹岐分别设立市后，除北海道外，目前就剩东京都的几个海上支厅，不过这几个支厅和郡平行。

3、政令指定市（designated city）

一些人口众多的城市被升格为政令指定市，拥有更多处置地方事务的职权。政令指定市下分为若干区。

4、市町村合并

日本政府历史上推动了几次地方自治体合并。2004年，市町村的总数首次跌到3000以下，2007年12月1日跌破1800。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日本行政区划

8. 简述日本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特点

日本现代法律制度是民法法系、普通法法系和日本固有法的某些制度三者的结合。战后回40多年来，通过不答断地改革和完善，日本的法律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由原来属于罗马日耳曼法系演变成为兼有罗马日耳曼法系与英美法系特色的混合法系。造成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是在美国单独占领之下，美国法成了日本移植和学习的主要对象。另外，日本因有的行之有效的某些制度，如调停与和解制度也同时并存并获得发展。这三者的结合，就构成了日本当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特点。

9. 杨建顺的代表作品

论文类：
《论“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论经济规制立法的正统性》，载《法学家》2008年第5期
《导读：拓展和创新行政法学研究的阶梯》，载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计划行政的本质特征与政府的职能定位》，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摘录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公共行政》2007年第10期
《论政府职能转变与建设和谐社会》，载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法律问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6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
《论城市创新中的市民参与》，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3期（总第166期）；收录入北京市法学会编《走进法治——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2008年7月
《论根治腐败的制度支撑》，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论行政评价机制与参与型行政》，载《北方法学》创刊号，2007年1月
《论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及其制度支撑》，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6年）
《论构建和谐社会中城管执法的作用》，载《法学家》2006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6年）
《新世纪中国行政法与行政法学发展分析——放权、分权和收权、集权的立法政策学视角》，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7年第3期
《建立和完善国家科研项目监理制度》，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4月17日
《论行政复议——我国行政复议的现状与课题》，载《人大法律评论》2004年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行政诉讼的类型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视角》，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5年第 11期
《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视点和方向》，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6月20日；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5年第8期
《论行政诉讼判决的既判力》，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5年第 12期（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5年）
《论房屋拆迁中政府的职能——以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衡量和保障为中心》，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5期
《论产品质量保障、消费者维权与政府职能定位》，载应松年教授贺寿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行政法的中国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论基层政府法治建设的定位及其发展方向》，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1期；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6年第 3期
《高校教师聘任制与维权、救济机制》，载《中国教工》2005年第3期
《公共利益辨析与行政法政策学》，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5年第5期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5年）
《行政裁量的运作及其监督》，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全文收入中国法制出版社编《宪法与行政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2月版；全文收入法苑精萃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行政法学精萃（2005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4年）
《行政立法过程的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4年）
《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理论根据》，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5期予以摘录；被收入周国均主编《中国法学文丛?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被收入法苑精萃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行政法学精萃（2004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3年）
《公共选择理论与司法权的界限》，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3期
《论危机管理中的权力配置与责任机制》，载《法学家》2003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6期予以摘编刊载（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3年）
《行政许可的合理化与相对人的权益保障》，载孙琬钟、江必新主编《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益保护》，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论政策制定的程序化、法制化和民主化》，载《政府法制建设》2003年第5期
《明确法律定位，建立健全教师奖惩和救济机制》，载《中国高等教育》2003年第17期（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3年）
《日本行政执行制度研究》，载《法学家》2002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3年第1期全文转载
《关于行政执行权力配置的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8月12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2年第6期全文转载
《教师聘任制与教师的地位——以高等学校教师为中心》，载《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1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行政程序立法的构想与反思》，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3年第2期全文转载
《论政府职能的转变与行政许可的原则》，载《法制建设》2002年第2期
《论劳动教养的目的及政府和社会的责任》，载张绍彦、陈兴良、储怀植主编《理性与秩序——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8月版
《政务公开和参与型行政》，载杨解君编《行政契约与政府信息公开——2001年海峡两岸行政法学术研讨会实录》，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行政强制中的和解——三环家具城案的启示》，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2年第4期全文转载
《日本国会议员选举制度与宪政建设》，载王晓民主编《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关于依法行政观念的十个问题》，载《岳麓法学评论》第二卷，2001年11月
《行政诉讼与司法能动性——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的启示》，载《法学前沿》第4期，法律出版社， 2001年2月版
《论行政诉讼判决的拘束力》，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9月17日
《宪政与法治行政的课题——宪法与行政法学领域的“现代性”问题研究》，载《人大法律评论》2001年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论坛》2003年第3期、第4期予以全文连载
《日本的行政法治之路》，载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版
《论完善行政监督制约机制》,载《人大法律评论》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行政诉讼的界限与行政法学研究的课题》,载《行政法学研究》第28期，1999年12月
《中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20年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1999年第1?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1999年第3期转载
《日本行政法的概念、对象和范围》,载 《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3期
《关于行政法的特点》，载《法制与社会发展》第3期，1998年6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1998年第4期转载；《法制建设》1999年第1～3期连载
《日本行政处罚的理论与问题》,载《法学家》第39期, 1996年12月
《规制行政与行政责任》,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
《日本宪法诉讼理论与实践发展述评》,载《法学家》第32期, 1995年10月
《关于行政行为理论与问题的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第11期，1995年9月；人大书报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 年 第 期全文转载
《关于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载《兰州学刊》第79期，1994年8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第12期全文转载
《大胆借鉴、勇于创新、建立完整系统的行政法体系》,载《行政法学研究》第7期，1994年7月
《中国公务员制度论考》（日文，博士论文要旨）, 载日本《一桥论丛》108卷5号，1992年11月
《中国国情与公务员制度的导入》（日文）,载日本《一桥研究》第17卷第2号, 1992年7月
《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展开与课题》（日文）,载日本《一桥研究》第14卷第3号, 1989年10月
《行政诉讼中和解的法理》（上、下）（日译汉，[日]南博方著），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号（2001年3月）；冬季号（2001年11月）
《日本行政法的现状与课题》（日译汉，[日]南博方著）,载《行政法学研究》第13期，1996年10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1996年第4期全文转载
《中国的行政机构改革》（汉译日，董成美著）, 载日本《一桥研究》15卷1号, 1990年4月
迄今共发表论文（译文）200余篇
著作类：
《比较行政法——给付行政的法原理及实证性研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行政法Ⅰ[第四版]行政法总论》（独译，[日]盐野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行政法Ⅱ[第四版]行政救济法》（独译，[日]盐野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行政法Ⅲ[第三版]行政组织法》（独译，[日]盐野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法科学生读本 迈入法学之门》（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
《法科学生读本 法学进阶之路》（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
《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
《比较行政法——方法、规制与程序》（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参考书》（合主编，第一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日本国会》（独编著），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行政法》（独译，[日]盐野宏著，姜明安审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4月版
《比较行政法》（合编著，副主编，撰稿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日本行政法通论》（独著），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行政法专题研究》（合著，第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
《政处罚实务全书》（副主编）, 中国计量出版社，1996年5月版
《日本行政法》（合译，第一译者，[日]南博方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
迄今共参加编写各类教材20余部
代表性项目
《给付行政法原理与民生行政研究》（08AFX0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点课题 2008年）
《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A0803）（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重大课题 2008年）
《北京地方旅游法规范体系研究》（北京市旅游局委托研究课题，2008年）
《北京城市建设管理法律体系现状研究》（北京政府法制研究会委托项目 2008年）
《我国邮政行政复议制度研究》（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委托项目 2008年）
《我国邮政行政复议的配套制度和相关制度研究》（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委托项目 2008年）
《知识产权重大问题研究》（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协会委托项目 2008年）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模式研究》（国务院法制办、信息办委托项目 2006年）
《外国专业人才引进与管理立法研究》（国家外国专家局项目 2004年）
《国家科研项目监理的法学研究》（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军口管理中心863项目2003年）
《规划法制化问题研究》（国家计委发展规划研究项目 2003年）
《政府规制与行政许可》（01SFB2028）（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 2001年）
《亚洲开发银行“行政许可”课题研究》（国务院法制办委托研究 2000年）
《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政府规制责任》（999－328004）（国家教育部资助年轻优秀教师基金项目 1997年）
《日本法律制度研究》（96JBY820006）（国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 1996年）

10. 简述《日本国宪法》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日本共有两套宪法．分别为大日本帝国宪法及日本国宪法．

大日本帝国宪法，是日本基于近代立宪主义而制定的首部宪法，公布于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并于1890年（明治23年）11月29日施行。很多情况下，该部宪法也被称作“明治宪法”或“帝国宪法”。与现行有效的日本国宪法相对应，也经常被称作“旧宪法”。
在亚洲诸国中，该部宪法的历史仅次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奥斯曼帝国宪法》，在东亚范围内，则是首部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奥斯曼帝国宪法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功能，因此可以说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首部真正得到实行的近代宪法。或许与宪法发布敕令上提到的“不可磨灭之大典”有关，在制定日本国宪法前的大半个世纪里，这部宪法没有经历任何修改或变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部宪法的名称中带有“大日本帝国”的文字，但当时并不是日本正式的国号，一直到昭和11年（1936年）日本的国号才正式统一称为“大日本帝国”。
该部宪法，兼具立宪主义和国体论的要素，一方面基于立宪主义确立了议会制度，但另一方面议会的权限也受到国体的制约和限制。
[编辑]立宪主义的要素
帝国宪法中具备如下一些立宪主义的要素。
宪法第2章保障臣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及秘密通信等权利，但其前提是上述权利仍受到相关法律的保留。
上述权利，是天皇恩赐给臣民的权利。但在日本国宪法中，这些权利是永久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此外，旧宪法中规定，根据“法律相关规定”或“在法律范围内”，上述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就是所谓的“法律保留”或“安定秩序”的概念。这一点也与日本国宪法不同，后者仅仅规定了“社会公众的福利”是限制基本人权的唯一要素。但是，也有一种学说认为，日本现行宪法根据“社会公众的福利”对人权的限制也是一种根据法律的限制，因此与旧宪法相比，只是限制程度有差异，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从这种立场出发，旧宪法作为一国基本大法，明文规定了基本人权，这一点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也可被认为是相当超前的。
确立了三权分立体制：立法权由帝国议会行使，行政权由国务大臣掌控，司法权由法院支配。
宪法第3章规定设立帝国议会，众议院由民选的议员组成。
帝国议会具有法律的同意权，关于臣民权利、义务等带有法律保留的内容，未经帝国议会同意不得变更。另外，帝国议会也有法案提出权和预算同意权，可以通过审议预算来监督行政权力。此外，也有条件地具有上奏权和建议权（尽管最终需要天皇的认可和国务大臣的署名，但议会可以通过行使建议权对政策进行事实上的参与。）。
宪法第4章规定，天皇的行为应得到国务大臣的辅助。（大臣责任制或大臣进言制）。
关于内阁或内阁总理大臣的规定，主要见诸内阁官制。内阁总理大臣虽然位居国务大臣之首，但其地位与各大臣平等，也没有对其他国务大臣的指挥监督权或任免权，因此在表面上其权限并不大。[5]但是，内阁总理大臣具有机务奏宣权（奏请并宣读天皇的许可的权限）以及对国务大臣的奏荐权（奏请天皇任命的权限），因此在实际上仍具有强大的权力。
确立了司法权的独立。
司法权由天皇授权给法院行使，这意味着司法权的独立。另外，日本采用了欧洲大陆型的司法制度，对行政诉讼的管辖权，不是由司法法院，而是由专门的行政法院管辖。关于这一制度的依据，可以参考伊藤博文编写的《宪法义解》，书中提到行政权也需要从司法权中独立出来。
[编辑]国体的要素
旧宪法中国体的要素如下：
接受皇祖皇宗“天壤无穷之宏谟”的神意，根据天皇继承“国家统治大权”的上谕，天皇被置于国家元首和统治权的总揽者的地位。所谓“国体”，就是规定天皇统治日本的基本体制。
从法理上将天皇统治权进行正当化的国体论主要由两个类别。一种是宪法起草者之一井上毅等人主导的国体论，另一种是高山樗牛、井上哲次郎等人主导的“家秩序国体论”。宪法制定之初，以前者为主流观点，但在甲午战争和天皇机关说事件之后，后者的学说渐渐成为国家权威的通说。
天皇拥有被称为“天皇大权”的广泛权限。
例如根据独立命令而制定法规的权力（第9条）、缔结条约（第13条）等不受议会制约而行使的权力等，在其他君主立宪制国家找不到类似的规定。另外，虽说是天皇的权限，但在实践中，往往是内阁经过天皇了解许可后代为行使其权限。
帝国议会并非立法机关，而只是天皇立法的辅助机关。
议会作为立法辅助机关，在制定法律时需要天皇的许可和国务大臣的署名。另外，天皇也保留了发布紧急敕令和独立命令的权限。而帝国议会也没有提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
作为帝国议会的一部分，由非民选产生的贵族院行使与众议院几乎同等的权限。
作为制约内阁的机构，设置了枢密院等机关。
此外，还有元老、重臣会议、御前会议等未经法律规定的众多议事机关。
独立天皇的统帅权，规定陆海军不对议会负责。
采取皇室自律主义，将皇室典范等重要的宪法性文件从宪法典中割裂出来，使得议会无法干预。
宫中（皇室、宫内省、内大臣府）与府中（政府）的分离是基本原则，互不干涉。但是，执掌宫中事务的内大臣往往在内阁总理大臣的推选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宫中与府中的界线也并非完全清晰可分。

《日本国宪法》（又被称为“和平宪法”）是自1947年来日本创建立法的文件，提供了日本政府的国会制度及保障了一些基本权利。根据宪法，天皇是国家名义上的主人，但只能扮演“纯粹仪式上的角色”（也就是国家的精神领袖）。这套宪法较为著名的地方是其第9条“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
这套宪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占领（Allied Occupation）时期撰写的，打算以自由民主的模式取代大日本帝国制度。这套宪法自采用以来，没有什么大改动。
日本国宪法中时常被列举的三大原则是：尊重基本人权、国民主权（主权在民）及和平主义（放弃战争）。日本政治以这三大原理及其中最基本的对个人（个人尊严）的尊重为基调运行。在三大原则当中，尊重基本人权是最根本的原则．正因为每个人各自得到作为人类最大限度的尊重，也因此各人的考虑在政治上不得不得到反映，故需要到国民主权（主权在民）。于是，在个人被尊重的前提下，不得不建立和平的国家及社会，和平主义（放弃战争）的原则也被采用了。
三大原则当中的尊重基本人权及国民主权，就算在各国近代的宪法也受到重视．在其他国家的宪法中，许多时以三权分立代替和平主义。尊重基本人权的背后有自由主义，国民主权的背后有民主主义．两主义的融合，也称为自由民主主义（Liberal Democracy）。这并不是把两项主义的地位并列。自由民主主义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实现自由主义为手段，而采行民主主义；这是回应在民主之名下，以多数作为依归，大肆地蹂躏自由的苦痛历史而建立出来的考虑方法。还有，自由主义及尊重基本人权正是宪法中最重要的要素。尊重基本人权，被视为根本法理、根本规范；即使是经过修宪，这些理念也被视为不容否认的共识。
但即使维持尊重基本人权的理念，也有修正个别规定的可能性。例如，即使修改个别人权的规定，只要没有否定尊重基本人权的内容，也是可以的。
故此，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及和平主义是作为日本国宪法背后的三大理念，被加以尊重、保障。另一方面，这三主义似乎也有自身对立的地方。比如，自由主义与公众福利对立，民主主义与间接民主制对立，和平主义与行使自卫权对立。
以下对尊重基本人权、国民主权及和平主义（放弃战争）加以说明。
尊重基本人权是对个人拥有人权的尊重，自由主义的表现．起初，是具有解放受国家压迫自由的人民的重要意味．基本人权在第3章具体地列举出来．在该章所列举的，是在宪法上受保障的人权．除了明文规定的权利外，也存在判例上所认许的人权．（知情权，私隐权等）为了避免权力肆意行使而压抑个人的人权，统治机构于是设定至不使权力集中至一个机构（三权分立，地方自治）；为了不使个人受到摧残，宪法就以自由主义为原则设立出来．
尊重基本人权，在旧时，就是要尽可能地人类的自由思想与活动，是以这样的自由主义作为基调而成的政治理念．作为政治的基本理念的自由主义，就意味从依据国家权力而作出压制中得来的自由．为了把这种从国家而来的自由展示出来，许多时称立宪主义，这是在对国家权力不信任的前提下而来．在民主政治的实现过程中，排除籍国家权力而来的强制，作为保障个人权利的理念而支持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来说，是市民自由的扩大；经济上来说，是维持自由政策；更进一步来说，正因为自由主义是以确保个人幸福为目的，随着个人变成集体，自由主义被把握着为决定国家应走的路向．在日本国宪法，国家组织的规定和国民主权的考虑相互关连，沿袭著自由主义．
在现代，由于初期实行自由经济政策产生了贫富悬殊，自由主义受到社会权（所得的再分配）而来的修正．另外，随着现代的民主主义强烈依存于对个人自由的保障，自由主义的重要性急速地増加．尤其是德国纳粹党在民主制中诞生，引致极大的祸害，也让世人明白不能保障国民自由的制度，不能被说是民主主义．故此，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变得密不可分而成为立宪民主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即使在日本国宪法，在个人自由与国家之间出现冲突时，自由也被规定成优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