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2016案例
㈠ 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一款解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二审行政裁定书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京行终44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白某1,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白某2,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白某3,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某,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钱粮胡同**。
法定代表人金某,区长。
委托代理人陈某,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某,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上诉人白某1、白某2、白某3(以下简称白某1等三人)因诉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城区政府)公房承租人变更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京04行初256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白某1等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某;被上诉人东城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吴某、陈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白某1等三人向一审法院诉称,涉诉公房现承租人白某4有其他住房,且没有与原承租人共同居住两年,只有户籍与原承租人同**籍。故请求法院撤销东城区政府下属的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东直门分中心(以下简称东直门分中心)在2015年9月1日将豹某承租的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西里12楼2单元502的涉案公房变更为白某4的承租合同。
东城区政府向一审法院辩称,白某1等三人与东城区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原告主体资格不合格。白某1、白某2户口不在诉争房屋内。白某3被生效判决认定为不需要征求意见的家庭成员。且东城区政府变更承租人为白某4的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故请求法院判决驳回白某1等三人起诉。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西里12楼2单元502室为东城区政府下属的东直门分中心直管公房,原承租人豹某于2010年去世。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行初字第821号判决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行终字第753号判决认定白某4在本市有其他住房。白某1、白某2在与一审法院谈话中表示,她们的户籍与原承租人豹某在死亡之前并非同**籍。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根据《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第七条之规定,租赁期限内,乙方外迁或死亡,乙方同一户籍共同居住两年又无其他住房的家庭成员愿意继续履行合同,其他家庭成员又无异议的,可以办理更名手续。本案中,白某1、白某2与原承租人豹某并非同一户籍,白某3经生效判决认定在本市有其他住房,三人均不属于《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第七条规定的家庭成员范围,因此,白某1等三人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故其向一审法院提起的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白某1等三人的起诉。
白某1等三人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白某1等三人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告主体资格,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开庭审理本案,并依法改判。
东城区政府坚持一审答辩意见,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鉴于白某1、白某2与原承租人豹某并非同一户籍,白某3业经生效判决认定在本市有其他住房,故三人均不符合《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第七条规定的公房承租人变更条件。白某1等三人与涉诉公房承租人变更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所提本案之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白某1等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白某1等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㈡ 最高法行政诉讼案例指引：行政给付诉讼的适用范围及诉讼规则
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11行终46号案例中，王某连起诉某县民政局行政给付案，体现了行政给付也称行政物质帮助，指的是行政机关依法对特定相对人提供物质利益或权益的行为。行政机关在执行行政给付政策时，应严格遵循，确保政策准确实施，维护特殊群体权益。某县民政局对漏报人员虽允许补报并确认身份，但在支付生活补助时拒绝支付之前补助，违反公平和合理行政原则。法院支持合理诉求，指出行政机关习惯做法不应减损相对人权益。
案例背景为民政部、财政部文件规定自2011年7月1日起，对符合条件的烈士子女发放定期生活补助。王某父亲王乙在抗战中牺牲，被认定为革命烈士，王某向县民政局申请生活补助。县民政局于2015年12月4日审核同意从2016年1月起发放。王某认为应补发2011年至2015年的补助，因民政局坚持按照申请获批次月开始发放，王某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救济。
王某的诉讼请求是县民政局按规定补发2011年至2015年定期生活补助。法院一审认为县民政局的主张不符合文件精神，判决县民政局应按规定补发。县民政局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上诉理由包括文件规定申报、审核流程及补助发放时间。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般给付诉讼的概念及适用范围包括履行法定职责和依法给付金钱财物，以及要求被告不作出一定行为。适用范围涵盖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给付义务，如社会保险、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等。除常见的财产给付诉讼类型，还包括基于行政协议、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情形的给付义务。
一般给付诉讼与履行法定职责诉讼的区别在于，前者要求被告履行具体给付义务，后者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两者都是实现行政法请求权的手段，但履行内容和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不同。提起一般给付诉讼需限于直接行使给付请求权，给付内容明确且金额确定，否则应先提起履行法定职责诉讼。
在司法裁判中，法院审查是否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且审查被告是否合法履行给付义务，或拒绝履行是否有正当理由。法院根据审查结果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或驳回原告诉求。对于已履行给付义务但原告仍不撤诉的，法院仅作出确认违法判决。法院需重点审查被告是否依法负有给付义务，以及原告请求是否符合给付条件，被告拒绝履行的理由是否正当。
㈢ 如何理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暨如何认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最高法案例: 如何理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暨如何认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1.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也有关于利害关系的规定。显然，上述法条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扩大理解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谓“利害关系”仍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当事人）。同时，行政诉讼乃公法上之诉讼，上述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般也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因而，举凡债务人夫妻的离婚登记行为、债务人的非抵押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抵押人的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虽有可能影响民事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债权或抵押权的实现，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因而与上述行政登记行为有了一定的利害关系，但因此种利害关系并非公法上的利害关系，也就不宜承认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上述债权人的普通债权和抵押权人的抵押权等民事权益，首先应考虑选择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申言之，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适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
2.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同样较为复杂。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与司法体制、法治状况和公民意识等因素密切相关，且判断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标准多重，并呈逐渐扩大和与时俱进态势。其中，保护规范理论或者说保护规范标准，将法律规范保护的权益与请求权基础相结合，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价值。即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统称权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实践中，对行政实体法某一法条或者数个法条保护的权益范围的界定，不宜单纯以法条规定的文意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坚持从整体进行判断，强调“适用一个法条，就是在运用整部法典”。在依据法条判断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存有歧义时，可参酌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实体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目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判断，以便能够承认更多的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利益，属于法律保护的利益，从而认可当事人与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以更大程度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但需要强调的是，个案中对法律上利害关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关系或者说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扩张解释，仍不得不兼顾司法体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资源的限制；将行政实体规范未明确需要保护、但又的确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权益，扩张解释为法律上保护的权益，仍应限定于通过语义解释法、体系解释法、历史解释法、立法意图解释法和法理解释法等法律解释方法能够扩张的范围为宜。
3.法律上保护的权益。
⑴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也相互契合。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判，除了依据行政诉讼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据行政机关所主管的行政实体法；在实体问题上的判断，更多是依据行政实体法律、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和保护的法律上的权益，即使法院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但在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实体审查时，仍然不会将行政机关未考虑原告诉请保护权益之情形，作为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的标准。也即，即使当事人所主张的权益客观存在，也可能会间接受到行政行为的影响，但因不属于行政实体法保护的权益，故并不会得到实体裁判支持，原告最终仍然只能承担不利的后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受理其起诉，因其所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会在诉讼中得到保护和尊重，其起诉也就丧失了必要性，不具备诉的利益；因而不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也并不会侵犯其任何权益。对于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权益的当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诉行政行为被作否定性评价后，可能会间接有利于保护其所主张的权益为由取得原告主体资格。申言之，当事人民法上的权益或者习惯法上的权益，只有在有关行政法律规范对其加以保护的情形下，才能成为行政法上保护的权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才能取得原告主体资格，才能请求司法保护该权益。否则，上述相关权益，只宜通过民事诉讼或者针对直接对其设定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等方式来保护。而且，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主要依据行为作出时的事实和法律状态，一般不受事后变化了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的影响；因而当事人主张的权益，应当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存在和需要考虑的权益，原则上对于事后形成的权益或者已经消失的权益，当事人无权提起诉讼，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关系存续而事后受到影响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规定。
⑵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与现行公益诉讼的立法和实践相一致。行政诉讼的立法宗旨，体现了权利保护和权力监督的统一性。适格原告的起诉，既在主观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又在客观上维护法秩序，监督依法行政，有利于法治国家建设，从而体现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样态。因而，通过适度扩大原告主体资格、坚持合法性全面审查、严格审查标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行政诉讼主、客观诉讼的争议。但行政诉讼虽有一定的公益性，却显然不能将原告主体资格范围无限扩大，将行政诉讼变相成为公益诉讼。现行行政诉讼法在确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上，总体坚持主观诉讼而非客观诉讼理念，行政诉讼首要以救济原告权利为目的，因此有权提起诉讼的原告，一般宜限定为主张保护其主观公权利而非主张保护其反射性利益的当事人。即使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等领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诉讼，客观上具备一定程度公益诉讼特点，呈现自益为形式而公益为目的的特征；但在原告主体资格上，一般仍然限于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诉讼，仍然坚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与普通公众不同的独特的权益，且该种权益受行政实体法律规范所保护，并存在为被诉行政行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确规定其属于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除外。因而，在行政机关不依法处理投诉举报事项等行政不作为引发的诉讼中，认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权益受侵害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就比认可因公共利益受损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更具有正当性。
4.审理方式。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原则上应当公开进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决定书面审理或者开庭审理、公开开庭或者不公开开庭。不能认为所有的一审行政案件和二审行政案件，都必须要经过公开开庭审理程序。为节约司法成本，减轻各方当事人诉讼负担，对于原告或者上诉人所诉之请求，在法律上显无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于职权，不经言词辩论，直接不予支持。
【案件基本信息】
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169号行政裁定
案由： 行政复议
审理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审理程序： 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
【当事人信息】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广明。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中路33号。
法定代表人：黄戟，市长。
【诉讼记录】
再审申请人刘广明诉被申请人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张家港市政府）行政复议一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3日作出（2016）苏05行初59号行政判决，驳回刘广明的诉讼请求。刘广明不服提起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苏行终141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刘广明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耿宝建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白雅丽、汪军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案件基本情况】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11月24日，张家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张家港市发改委）向江苏金沙洲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沙洲公司）作出张发改许备〔2015〕823号《关于江苏金沙洲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金沙洲生态农业旅游观光项目备案的通知》（以下简称823号通知）。该通知内容涉及项目名称、主要功能及建设内容、项目选址、项目总投资及资金筹措、有效期等五个方面。刘广明于2016年1月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取得了上述通知，认为该通知将其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福利村悦丰片一、二组拥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纳入其中，该通知存在重大违法情形，遂向张家港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要求确认违法并予以撤销。张家港市政府经审查认为，刘广明与823号通知不具有利害关系，遂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6〕张行复第2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并于2016年3月22日送达刘广明。刘广明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应当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江苏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暂行办法》第十七条规定，项目申报单位凭项目备案机关出具的项目备案通知书，依法办理土地、环保、规划等各方面的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本案中，823号通知系对建设项目的备案行为，是职权机关就申请人申请备案的项目是否符合项目备案条件依法进行审查后作出的行政行为，该行为产生实体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是备案申请人金沙洲公司，对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并不产生直接影响。金沙洲公司仅凭该通知是不能实施开发建设的，还必须依法办理土地、环保、规划等各方面的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故刘广明与823号通知并不具有利害关系，其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实施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根据《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因此，张家港市政府作出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符合法律规定，遂判决驳回刘广明的诉讼请求。
刘广明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基本相同的事实与理由，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刘广明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家港市政府承担。其申请再审的事实和理由为：823号通知具有行政审批效力。该通知是涉案地块进入征收程序的必备文件。唯有该通知通过，涉案项目才能启动其他程序。因此，823号通知并非只影响到备案申请人金沙洲公司，还直接对用地范围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产生影响。823号通知将再审申请人的土地纳入项目选址范围，对再审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823号通知的作出，导致再审申请人的土地因涉案项目需被征收的法律后果，且再审申请人作为相关地块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仍未获得合法补偿，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故再审申请人与823号通知有重大利害关系，再审申请人有权提起行政复议，张家港市政府理应受理并履行行政复议职责。二审法院并未就案件情况向再审申请人进行任何询问即决定进行书面审理，严重违反法律规定。
【裁判分析过程】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如何理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暨如何认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也有关于利害关系的规定。显然，上述法条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扩大理解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谓“利害关系”仍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当事人）。同时，行政诉讼乃公法上之诉讼，上述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般也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因而，举凡债务人夫妻的离婚登记行为、债务人的非抵押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抵押人的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虽有可能影响民事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债权或抵押权的实现，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因而与上述行政登记行为有了一定的利害关系，但因此种利害关系并非公法上的利害关系，也就不宜承认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上述债权人的普通债权和抵押权人的抵押权等民事权益，首先应考虑选择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申言之，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适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同样较为复杂。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与司法体制、法治状况和公民意识等因素密切相关，且判断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标准多重，并呈逐渐扩大和与时俱进态势。其中，保护规范理论或者说保护规范标准，将法律规范保护的权益与请求权基础相结合，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价值。即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统称权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实践中，对行政实体法某一法条或者数个法条保护的权益范围的界定，不宜单纯以法条规定的文意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坚持从整体进行判断，强调“适用一个法条，就是在运用整部法典”。在依据法条判断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存有歧义时，可参酌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实体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目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判断，以便能够承认更多的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利益，属于法律保护的利益，从而认可当事人与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以更大程度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但需要强调的是，个案中对法律上利害关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关系或者说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扩张解释，仍不得不兼顾司法体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资源的限制；将行政实体规范未明确需要保护、但又的确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权益，扩张解释为法律上保护的权益，仍应限定于通过语义解释法、体系解释法、历史解释法、立法意图解释法和法理解释法等法律解释方法能够扩张的范围为宜。
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也相互契合。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判，除了依据行政诉讼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据行政机关所主管的行政实体法；在实体问题上的判断，更多是依据行政实体法律、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和保护的法律上的权益，即使法院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但在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实体审查时，仍然不会将行政机关未考虑原告诉请保护权益之情形，作为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的标准。也即，即使当事人所主张的权益客观存在，也可能会间接受到行政行为的影响，但因不属于行政实体法保护的权益，故并不会得到实体裁判支持，原告最终仍然只能承担不利的后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受理其起诉，因其所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会在诉讼中得到保护和尊重，其起诉也就丧失了必要性，不具备诉的利益；因而不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也并不会侵犯其任何权益。对于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权益的当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诉行政行为被作否定性评价后，可能会间接有利于保护其所主张的权益为由取得原告主体资格。申言之，当事人民法上的权益或者习惯法上的权益，只有在有关行政法律规范对其加以保护的情形下，才能成为行政法上保护的权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才能取得原告主体资格，才能请求司法保护该权益。否则，上述相关权益，只宜通过民事诉讼或者针对直接对其设定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等方式来保护。而且，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主要依据行为作出时的事实和法律状态，一般不受事后变化了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的影响；因而当事人主张的权益，应当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存在和需要考虑的权益，原则上对于事后形成的权益或者已经消失的权益，当事人无权提起诉讼，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关系存续而事后受到影响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规定。
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与现行公益诉讼的立法和实践相一致。行政诉讼的立法宗旨，体现了权利保护和权力监督的统一性。适格原告的起诉，既在主观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又在客观上维护法秩序，监督依法行政，有利于法治国家建设，从而体现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样态。因而，通过适度扩大原告主体资格、坚持合法性全面审查、严格审查标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行政诉讼主、客观诉讼的争议。但行政诉讼虽有一定的公益性，却显然不能将原告主体资格范围无限扩大，将行政诉讼变相成为公益诉讼。现行行政诉讼法在确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上，总体坚持主观诉讼而非客观诉讼理念，行政诉讼首要以救济原告权利为目的，因此有权提起诉讼的原告，一般宜限定为主张保护其主观公权利而非主张保护其反射性利益的当事人。即使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等领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诉讼，客观上具备一定程度公益诉讼特点，呈现自益为形式而公益为目的的特征；但在原告主体资格上，一般仍然限于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诉讼，仍然坚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与普通公众不同的独特的权益，且该种权益受行政实体法律规范所保护，并存在为被诉行政行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确规定其属于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除外。因而，在行政机关不依法处理投诉举报事项等行政不作为引发的诉讼中，认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权益受侵害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就比认可因公共利益受损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更具有正当性。
就本案而言，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中央预算内直接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江苏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暂行办法》等规定，发展改革部门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行为和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行为，主要是从维护经济安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现垄断等方面，判断某一项目是否应予审批、核准或备案（以下统称项目审批行为）。考察上述一系列规定，并无任何条文要求发展改革部门必须保护或者考量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人权益保障问题，相关立法宗旨也不可能要求必须考虑类似于刘广明等个别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问题。发展改革部门在作出项目审批行为时，也就无需审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事宜，无需考虑项目用地范围内单个土地、房屋等权利人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保护问题。因此，项目建设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人或房屋所有权人与项目审批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也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以项目审批行为侵犯其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为由，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并不具有申请人或者原告主体资格。具体到本案中，张家港市发改委作出823号通知即使涉及刘广明依法使用的土地，刘广明也不能仅以影响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申请行政复议。张家港市政府以再审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为由，作出驳回其申请之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一、二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刘广明如认为项目建设过程中行政机关的土地征收与补偿等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当通过其他法定途径解决。
另外，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原则上应当公开进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决定书面审理或者开庭审理、公开开庭或者不公开开庭。不能认为所有的一审行政案件和二审行政案件，都必须要经过公开开庭审理程序。为节约司法成本，减轻各方当事人诉讼负担，对于原告或者上诉人所诉之请求，在法律上显无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于职权，不经言词辩论，直接不予支持。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对于一审行政案件，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对于二审行政案件，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因本案的主要争议是法律适用问题，二审法院未开庭审理而采用书面方式审理，系法院职权所在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再审申请人有关二审法院未经询问即书面审理违法的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再审申请人刘广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裁判结果】
驳回再审申请人刘广明的再审申请。
【文尾】
审 判 长 耿宝建
审 判 员 白雅丽
审 判 员 汪 军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孙辉妮
书 记 员 周 萍
㈣ 法律上“一事不二诉”原则指的是什么(具体点)
“一事不二诉”原则即“一事不再理”原则，就是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的被告人，不得再次起诉和审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项规定，任何人依一国法律及刑事程序经终局判决判定有罪或无罪开释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判刑。因此一事不再理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普遍应遵循的国际准则。
1、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当事人不得就已经向法院起诉的案件重新起诉；
第二，一案在判决生效之后，产生既判力，当事人不得就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再行起诉。
从法院角度讲，就是不得再受理。 所谓“一事”是指同一当事人，就同一法律关系，而为同一的诉讼请求。因为这个同一事件已在法院受理中或者已被法院裁判，当然就不得再起诉，法院也不应再受理，避免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也避免当事人纠缠不清，造成讼累。
法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四十七条 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
（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
（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
（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
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2、刑事诉讼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
九、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第177条：在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并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
第117条：（四）依照本解释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人民检察院撤诉的案件，没有新的事实、证据，人民检察院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十、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第188条： 对于自诉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六）除因证据不足而撤诉的以外，自诉人撤诉后，就同一事实又告诉的；
上述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之所以会有如此不同的规定（民诉中一般受理，刑诉中一般不受理），其根本在于民诉中当事人有相当大的诉权处分权。
3、行政诉讼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
⑴ 第36条：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准予撤诉的裁定确有错误，原告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准予撤诉的裁定，重新对案件进行审理。
⑵ 第37条：原告未按规定的期限预交案件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或者提出申请未经批准的,按自动撤诉处理.在按撤诉处理后,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再次起诉,并依法解决诉讼费预交问题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4)行政诉讼法2016案例扩展阅读
案例：
8岁中年妇女赖某因在市场档铺与邻居郑某发生口角，被郑某的儿子踢了屁股一脚，赖某在一年半时间内3次起诉郑某，要求郑某赔偿医疗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等费用。记者昨日从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获悉，该院第一次判决支持了赖某医疗费损失1078.4元后，第二次、第三次均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2014年11月26日，在东莞市塘厦镇某市场，48岁中年妇女赖某与邻居47岁的郑某是相邻档铺，当天双方发生了争执，赖某对郑某骂个不停，郑某儿子实在忍不住，用脚踢了赖某屁股一下，赖某扑倒在地，郑某老公送赖某到医院做了X光检查，并支付150元检查费，检查结果显示问题不大。但其后，赖某越想越生气，向当地派出所报警，双方在民警主持下达成调解，由郑某支付给赖某500元，双方以后互不追究。
虽然赔了钱，但赖某依然怒气难消，分别于2015年1月7日、2015年10月28日、2016年4月19日起诉郑某，第一次起诉要求郑某赔偿误工费、伙食费、营养费、医疗费等9000元，第二次起诉要求被告郑某赔偿医药费2451元，第三次起诉要求被告郑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伙食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共计9374.36元。
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法院已于2015年3月30日作出第一次判决，支持了原告赖某医疗费损失1078.4元。赖某不服提起上诉，东莞中院依法维持原判。由于赖某第二、三次起诉，均无法证明提交的医疗费用票据与其受伤的关联性。法院作出的第二、三次判决均驳回了赖某的诉讼请求。
来自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的主审法官表示，赖某在第三次起诉时，法院明确告知其诉请的部分医疗费已经在前两次生效判决处理过，起诉人再次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法院对已处理过的医疗费票据不予受理，仅对新提供的票据予以立案，后法院认为该票据和原告受伤没有关联性予以驳回。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一事不再理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屁股被踢一脚起诉3次 法院“一事不再理”
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
第一条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先予执行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赔偿。第二条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包括以下情形：
（一）对没有实施妨害诉讼行为的人采取罚款或者拘留措施的；
（二）超过法律规定金额采取罚款措施的；
（三）超过法律规定期限采取拘留措施的；
（四）对同一妨害诉讼的行为重复采取罚款、拘留措施的；
（五）其他违法情形。第三条违法采取保全措施，包括以下情形：
（一）依法不应当采取保全措施而采取的；
（二）依法不应当解除保全措施而解除，或者依法应当解除保全措施而不解除的；
（三）明显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采取保全措施的，但保全财产为不可分割物且被保全人无其他财产或者其他财产不足以担保债权实现的除外；
（四）在给付特定物之诉中，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保全措施的；
（五）违法保全案外人财产的；
（六）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不履行监管职责，造成被保全财产毁损、灭失的；
（七）对季节性商品或者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采取保全措施，未及时处理或者违法处理，造成物品毁损或者严重贬值的；
（八）对不动产或者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特定动产采取保全措施，未依法通知有关登记机构不予办理该保全财产的变更登记，造成该保全财产所有权被转移的；
（九）违法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的；
（十）其他违法情形。第四条违法采取先予执行措施，包括以下情形：
（一）违反法律规定的条件和范围先予执行的；
（二）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先予执行的；
（三）其他违法情形。第五条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包括以下情形：
（一）执行未生效法律文书的；
（二）超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数额和范围执行的；
（三）对已经发现的被执行人的财产，故意拖延执行或者不执行，导致被执行财产流失的；
（四）应当恢复执行而不恢复，导致被执行财产流失的；
（五）违法执行案外人财产的；
（六）违法将案件执行款物执行给其他当事人或者案外人的；
（七）违法对抵押物、质物或者留置物采取执行措施，致使抵押权人、质权人或者留置权人的优先受偿权无法实现的；
（八）对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不履行监管职责，造成财产毁损、灭失的；
（九）对季节性商品或者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采取执行措施，未及时处理或者违法处理，造成物品毁损或者严重贬值的；
（十）对执行财产应当拍卖而未依法拍卖的，或者应当由资产评估机构评估而未依法评估，违法变卖或者以物抵债的；
（十一）其他错误情形。第六条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有殴打、虐待或者唆使、放纵他人殴打、虐待等行为，以及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适用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的规定予以赔偿。第七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款和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情形的；
（二）申请执行人提供执行标的物错误的，但人民法院明知该标的物错误仍予以执行的除外；
（三）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保管人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违法动用、隐匿、毁损、转移或者变卖的；
（四）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五）因不可抗力、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造成损害后果的；
（六）依法不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情形。第八条因多种原因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损害的，应当根据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扩大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合理确定赔偿金额。第九条受害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扩大所起的作用等因素，依法减轻国家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