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律师

1.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的简述

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执行2015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下称《规定》。
《通知》指出，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是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规定》是贯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充分发挥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用的一部重要规范性文件，对于促进司法公正、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检察机关要组织全体干警认真学习领会《规定》精神，了解掌握《规定》的各项要求，充分认识《规定》的重要意义，增强贯彻执行的自觉性，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部署要求上来。
《通知》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真正站在全面依法治国全局和战略高度，从端正司法理念、规范司法行为、改进司法作风入手，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保障和促进律师依法执业。要把《规定》的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在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等各个检察环节为律师依法行使知情权、会见权、阅卷权、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权等各项执业权利提供便利，认真听取律师的意见，切实解决律师“会见难”“阅卷难”等问题，促进公正规范司法。对于检察机关工作人员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严格责任追究，情节严重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并通报批评。
《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加强对其他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律师依法执业行为的法律监督。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这次《规定》都对检察机关履行好这方面的职责提出明确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应当畅通律师反映问题和投诉的渠道，对于律师对公安机关、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提出申诉、控告的，要及时调查核实，依法提出纠正意见。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探索完善监督机制，推动这项工作深入开展。

2. 如何充分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完善辩护制度

一、我国律师执业权利问题概述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律师执业权利主要包括会见权、提出意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投诉权。保障律师依法行使执业权利，对推进政法机关执法能力建设，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将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立法和现实的原因，使得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应享有的执业权利未能得到充分实现，特别是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保障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 一）会见权难以保障
律师会见权是刑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充分行使会见权，对在押人员的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务中，律师的会见权却难以保障，主要表现在侦查阶段律师的会见率较低、会见质量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一是执法观念陈旧，“ 重打击轻保护”、“ 重实体轻程序”的陈旧执法观念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如刑诉法规定，侦查人员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后或者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聘请律师提供帮助的权利。但侦查机关目前普遍采取权利告知书的方式进行告知，导致犯罪嫌疑人不理解甚至没有意识到有权聘请律师，因而造成律师行使会见权的程序难以启动。二是立法过于原则导致执法偏差。由于规定较为原则，对“重大复杂案件“、“涉及国家秘密”等没有明确界定，导致实践中认识模糊，甚至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安排会见。三是侦查人员在场监听导致会见质量不高。刑诉法第96条第2款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侦查人员在场监听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给会见双方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犯罪嫌疑人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律师也无法全面地了解案情，造成会见质量不高。
（ 二）调查取证权难以实现
控辩平等原则和检察官负有客观义务是现代司法的重要原则。如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但出于指控犯罪的需要，侦查机关在实践中往往没有全面履行客观义务，一般在侦查阶段不重视收集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在庭审过程中也仅仅注意向法庭出示被告人有罪或者罪重的证据。因而实践中辩护律师一般不愿意申请侦控机关收集证据，但律师自行进行调研又受到诸多限制。一是来自程序立法方面的制约。刑诉法第 37条及相关规定，律师向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取证的，在取得上述人员同意的情况下还应经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许可。二是来自实体立法方面的制约《刑法》第306条规定，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的应负刑事责任。由于刑诉法对律师调查取证的程序设计较为原则，没有具体规范律师调查取证的程序和要求，因而律师在取证过程中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属违法的，没有量化的标准，从而造成实践中同样的行为有的是依法执业，有的却是触犯刑律。
（ 三）阅卷权运行效果不理想
由于我国现行刑诉法的职权主义色彩过浓使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所起的作用不是很大。具体在阅卷权问题上，就是过于强调侦控机关的优势而过多地限制律师庭前对案情的了解。依据刑诉法第36条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刑诉法所采用的是职权主义，辩护律师仅能查阅、摘抄、复制案件的程序性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对案件的证据和材料只能在审判阶段才能查阅。而审判阶段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采用的却是与侦查、起诉阶段的职权主义迥然不同的当事人主义，法律没有对公诉机关所附“主要证据”的范围作出规定，导致实践中“ 伏击审判”现象时有发生。
二、保障律师权利的改革方式
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制度是司法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制度是与司法诉讼制度相适应和相配套的。
（ 一）关于律师会见权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程序采用的是一种混合式的诉讼模式，即审前程序强调职权主义，警察和检察官在诉讼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当事人享有的权利较小，而进入审判阶段后，则移植了对抗式诉讼模式的一些特点，实行抗辩式庭审方式。与此相对应，在审前程序中对律师会见权限制较多。笔者认为，与刑事诉讼制度相适应，我国不宜规定在警察、检察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有在场权，但应当减少对律师行使会见权的制约，明确律师可以根据需要会见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既没有许可的义务也不应对会见过程进行监听。
（ 二）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
笔者认为，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对抗式的刑事诉讼制度，虽然该制度仍然留有不少的职权主义的烙印和职权主义模式传统的影响，但是，司法民主化已成为世界潮流，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诉讼制度也有相互借鉴的趋势。我国在立法上可以考虑赋予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刑事责任豁免权，以增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和平衡性。在具体制度上可以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可以进行没有强制力的调查权；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律师可以拥有具有强制力的调查权，并且当律师向检察官、法官申请调取证据时，检察官、法官有进行调查的义务。
（ 三）关于律师阅卷权
笔者认为，法律赋予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阅卷权，其目的就是为了有效解“决伏击审判”问题，使控辩双方能够在开庭前对案件情况有全面的了解，为开庭审理作充分的准备，以确保刑事审判的质量与效率。鉴于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对抗式庭审方式、同时实行审判前的职权主义为主导诉讼模式的实际，为了解决律师阅卷权行使难的问题，使律师在审判前对案件情况有充分了解，借鉴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展示制度的做法，是可行的。
三、我国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制度的改革构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较为清晰地明确了我国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制度的大致发展方向。但在具体设计上不可能完全照搬外国的现成制度，应当在坚持公正与效率原则下，从我国国情出发，作细致的考虑。
（ 一）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诉讼地位
由于在侦查阶段的律师帮助权过窄，缺乏足够的保障措施，导致律师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从控辩平等的角度考虑，应当赋予律师辩护人的诉讼地位，以保障律师充分行使权利，达到保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目的。完善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时的侦查人员在场制度。笔者认为，出于控制犯罪的需要，律师行使会见权时侦查人员在场是必要的，但应当设计合理的程序，以既能保证侦查机关对嫌疑人的控制，又能提高会见的质量和效果。据此，应当在刑诉法中对侦查机关的在场权予以必要的限制。即侦查机关在场只是监视而不能监听，不能涉及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谈话内容，更不能限制谈话内容。
（ 二）建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制度
刑事责任豁免制度是指律师从事刑事辩护，其向委托书人提供法律意见或者在法庭上陈述、辩护、发表言论不受法律追究的刑事法律制度。这是律师执业身份保障的核心制度。在刑事诉讼中，警察、检察官代表的是国家，有严密的身份保障制度，而律师所代表的是当事人的利益，没有身份优势，如果没有相应的保障制度，必然降低其作用的发挥，因此应当建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制度。
（ 三）确立证据展示制度。
我国刑诉法自 1996 年修订后，部分地移植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理念，建立了相关配套制度，确立了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式庭审方式，在审判阶段强调控辩平等。所有这些，为我国建立证据展示制度准备了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对应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证据展示制度应适用于审判阶段的提起公诉后至一审开庭审理前这一期间。应明确证据展示时必须坚持依法展示、对等展示、诚信等原则，并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证据外，未经展示的证据不得在法庭出示并作为定案的依据。

3.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的规定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
第一条 为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充分发挥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促进司法公正，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尊重律师，健全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制度，依照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律师法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保障律师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等方面的执业权利，不得阻碍律师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不得侵害律师合法权利。
第三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应当建立健全律师执业权利救济机制。
律师因依法执业受到侮辱、诽谤、威胁、报复、人身伤害的，有关机关应当及时制止并依法处理，必要时对律师采取保护措施。
第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诉讼服务中心、立案或受案场所、律师会见室、阅卷室，规范工作流程，方便律师办理立案、会见、阅卷、参与庭审、申请执行等事务。探索建立网络信息系统和律师服务平台，提高案件办理效率。
第五条 办案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应当依法告知当事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而没有委托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办案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法律援助，并按照相关规定向法律援助机构转交申请材料。办案机关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依法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形的，应当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六条 辩护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或者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后，应当告知办案机关，并可以依法向办案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或者被指控的罪名及当时已查明的该罪的主要事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采取、变更、解除强制措施的情况，侦查机关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等情况，办案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告知辩护律师。
办案机关作出移送审查起诉、退回补充侦查、提起公诉、延期审理、二审不开庭审理、宣告判决等重大程序性决定的，以及人民检察院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应当依法及时告知辩护律师。
第七条 辩护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在查验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后，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能当时安排的，应当当时安排；不能当时安排的，看守所应当向辩护律师说明情况，并保证辩护律师在四十八小时以内会见到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看守所安排会见不得附加其他条件或者变相要求辩护律师提交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文件、材料，不得以未收到办案机关通知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
看守所应当设立会见预约平台，采取网上预约、电话预约等方式为辩护律师会见提供便利，但不得以未预约会见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看守所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会见顺利和安全进行。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保障律师履行辩护职责需要的时间和次数，并与看守所工作安排和办案机关侦查工作相协调。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办案机关不得派员在场。在律师会见室不足的情况下，看守所经辩护律师书面同意，可以安排在讯问室会见，但应当关闭录音、监听设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两名律师担任辩护人的，两名辩护律师可以共同会见，也可以单独会见。辩护律师可以带一名律师助理协助会见。助理人员随同辩护律师参加会见的，应当出示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律师执业证书或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办案机关应当核实律师助理的身份。
第八条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解除委托关系的，办案机关应当要求其出具或签署书面文件，并在三日以内转交受委托的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辩护律师可以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面向其确认解除委托关系，看守所应当安排会见；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书面拒绝会见的，看守所应当将有关书面材料转交辩护律师，不予安排会见。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解除代为委托辩护律师关系的，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的，看守所应当允许新代为委托的辩护律师会见，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认新的委托关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同意解除原辩护律师的委托关系的，看守所应当终止新代为委托的辩护律师会见。
第九条 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要求会见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申请。侦查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审查辩护律师提出的会见申请，在三日以内将是否许可的决定书面答复辩护律师，并明确告知负责与辩护律师联系的部门及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对许可会见的，应当向辩护律师出具许可决定文书；因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而不许可会见的，应当向辩护律师说明理由。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情形消失后，应当许可会见，并及时通知看守所和辩护律师。对特别重大贿赂案件在侦查终结前，侦查机关应当许可辩护律师至少会见一次犯罪嫌疑人。
侦查机关不得随意解释和扩大前款所述三类案件的范围，限制律师会见。
第十条 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向其核实有关证据。
第十一条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根据需要制作会见笔录，并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认无误后在笔录上签名。
第十二条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翻译人员随同参加的，应当提前向办案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翻译人员身份证明及其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办案机关应当及时审查并在三日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许可翻译人员参加会见的，应当向辩护律师出具许可决定文书，并通知看守所。不许可的，应当向辩护律师书面说明理由，并通知其更换。
翻译人员应当持办案机关许可决定文书和本人身份证明，随同辩护律师参加会见。
第十三条 看守所应当及时传递辩护律师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往来信件。看守所可以对信件进行必要的检查，但不得截留、复制、删改信件，不得向办案机关提供信件内容，但信件内容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以及涉嫌串供、毁灭证据等情形的除外。
第十四条 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的讨论记录、人民法院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讨论记录以及其他依法不能公开的材料除外。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为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提供便利，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行电子化阅卷，允许刻录、下载材料。侦查机关应当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三日以内，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提起公诉后三日以内，将案件移送情况告知辩护律师。案件提起公诉后，人民检察院对案卷所附证据材料有调整或者补充的，应当及时告知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对调整或者补充的证据材料，有权查阅、摘抄、复制。辩护律师办理申诉、抗诉案件，在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立案后，可以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到案卷档案管理部门、持有案卷档案的办案部门查阅、摘抄、复制已经审理终结案件的案卷材料。
辩护律师提出阅卷要求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当时安排辩护律师阅卷，无法当时安排的，应当向辩护律师说明并安排其在三个工作日以内阅卷，不得限制辩护律师阅卷的次数和时间。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阅卷预约平台。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为辩护律师阅卷提供场所和便利，配备必要的设备。因复制材料发生费用的，只收取工本费用。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复制材料发生的费用，应当予以免收或者减收。辩护律师可以采用复印、拍照、扫描、电子数据拷贝等方式复制案卷材料，可以根据需要带律师助理协助阅卷。办案机关应当核实律师助理的身份。
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的案卷材料属于国家秘密的，应当经过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同意并遵守国家保密规定。律师不得违反规定，披露、散布案件重要信息和案卷材料，或者将其用于本案辩护、代理以外的其他用途。
第十五条 辩护律师提交与案件有关材料的，办案机关应当在工作时间和办公场所予以接待，当面了解辩护律师提交材料的目的、材料的来源和主要内容等有关情况并记录在案，与相关材料一并附卷，并出具回执。辩护律师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原件确有困难的，经办案机关准许，也可以提交复印件，经与原件核对无误后由辩护律师签名确认。辩护律师通过服务平台网上提交相关材料的，办案机关应当在网上出具回执。辩护律师应当及时向办案机关提供原件核对，并签名确认。
第十六条 在刑事诉讼审查起诉、审理期间，辩护律师书面申请调取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收集但未提交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审查。经审查，认为辩护律师申请调取的证据材料已收集并且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应当及时调取。相关证据材料提交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知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经审查决定不予调取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七条 辩护律师申请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并通知辩护律师。辩护律师书面提出有关申请时，办案机关不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辩护律师口头提出申请的，办案机关可以口头答复。
第十八条 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并通知辩护律师。辩护律师书面提出有关申请时，办案机关不同意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辩护律师口头提出申请的，办案机关可以口头答复。
第十九条 辩护律师申请向正在服刑的罪犯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的，监狱和其他监管机关在查验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后，应当及时安排并提供合适的场所和便利。
正在服刑的罪犯属于辩护律师所承办案件的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应当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
第二十条 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律师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证据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调取。经审查符合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调取。
第二十一条 侦查机关在案件侦查终结前，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审查批准、决定逮捕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在复核死刑案件期间，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办案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应当充分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辩护律师要求当面反映意见或者提交证据材料的，办案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并制作笔录附卷。辩护律师提出的书面意见和证据材料，应当附卷。
第二十二条 辩护律师书面申请变更或者解除强制措施的，办案机关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处理决定。辩护律师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办案机关应当及时变更或者解除强制措施；经审查认为不应当变更或者解除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辩护律师，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二十三条 辩护律师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期间发现案件有关证据存在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情形的，可以向办案机关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辩护律师在开庭以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召开庭前会议，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辩护律师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办案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按照法定程序审查核实相关证据，并依法决定是否予以排除。
第二十四条 辩护律师在开庭以前提出召开庭前会议、回避、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以及证人、鉴定人出庭等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审查作出处理决定，并告知辩护律师。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确定案件开庭日期时，应当为律师出庭预留必要的准备时间并书面通知律师。律师因开庭日期冲突等正当理由申请变更开庭日期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不影响案件审理期限的情况下，予以考虑并调整日期，决定调整日期的，应当及时通知律师。
律师可以根据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带律师助理参加庭审。律师助理参加庭审仅能从事相关辅助工作，不得发表辩护、代理意见。
第二十六条 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律师参与诉讼专门通道，律师进入人民法院参与诉讼确需安全检查的，应当与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同等对待。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设置专门的律师更衣室、休息室或者休息区域，并配备必要的桌椅、饮水及上网设施等，为律师参与诉讼提供便利。
第二十七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律师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提出回避申请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作出处理。
第二十八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经审判长准许，律师可以向当事人、证人、鉴定人和有专门知识的人发问。
第二十九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律师可以就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从证明目的、证明效果、证明标准、证明过程等方面，进行法庭质证和相关辩论。
第三十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律师可以就案件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等问题，进行法庭辩论。
第三十一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法官应当注重诉讼权利平等和控辩平衡。对于律师发问、质证、辩论的内容、方式、时间等，法庭应当依法公正保障，以便律师充分发表意见，查清案件事实。
法庭审理过程中，法官可以对律师的发问、辩论进行引导，除发言过于重复、相关问题已在庭前会议达成一致、与案件无关或者侮辱、诽谤、威胁他人，故意扰乱法庭秩序的情况外，法官不得随意打断或者制止律师按程序进行的发言。
第三十二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律师可以提出证据材料，申请通知新的证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申请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检查。在民事诉讼中，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申请，经法庭许可后才可以出庭。
第三十三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遇有被告人供述发生重大变化、拒绝辩护等重大情形，经审判长许可，辩护律师可以与被告人进行交流。
第三十四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律师可以向法庭申请休庭：
（一）辩护律师因法定情形拒绝为被告人辩护的；
（二）被告人拒绝辩护律师为其辩护的；
（三）需要对新的证据作辩护准备的；
（四）其他严重影响庭审正常进行的情形。
第三十五条 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可以当庭就量刑问题发表辩护意见，也可以庭后提交量刑辩护意见。
第三十六条 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写明律师依法提出的辩护、代理意见，以及是否采纳的情况，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七条 对于诉讼中的重大程序信息和送达当事人的诉讼文书，办案机关应当通知辩护、代理律师。
第三十八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律师就回避，案件管辖，非法证据排除，申请通知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勘验等问题当庭提出申请，或者对法庭审理程序提出异议的，法庭原则上应当休庭进行审查，依照法定程序作出决定。其他律师有相同异议的，应一并提出，法庭一并休庭审查。法庭决定驳回申请或者异议的，律师可当庭提出复议。经复议后，律师应当尊重法庭的决定，服从法庭的安排。
律师不服法庭决定保留意见的内容应当详细记入法庭笔录，可以作为上诉理由，或者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控告。
第三十九条 律师申请查阅人民法院录制的庭审过程的录音、录像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四十条 侦查机关依法对在诉讼活动中涉嫌犯罪的律师采取强制措施后，应当在四十八小时以内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
第四十一条 律师认为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明显违反法律规定，阻碍律师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可以向该办案机关或者其上一级机关投诉。
办案机关应当畅通律师反映问题和投诉的渠道，明确专门部门负责处理律师投诉，并公开联系方式。
办案机关应当对律师的投诉及时调查，律师要求当面反映情况的，应当当面听取律师的意见。经调查情况属实的，应当依法立即纠正，及时答复律师，做好说明解释工作，并将处理情况通报其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
第四十二条 在刑事诉讼中，律师认为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下列行为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可以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控告：
（一）未依法向律师履行告知、转达、通知和送达义务的；
（二）办案机关认定律师不得担任辩护人、代理人的情形有误的；
（三）对律师依法提出的申请，不接收、不答复的；
（四）依法应当许可律师提出的申请未许可的；
（五）依法应当听取律师的意见未听取的；
（六）其他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
律师依照前款规定提出申诉、控告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受理后十日以内进行审查，并将处理情况书面答复律师。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情况不属实的，做好说明解释工作。
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严格履行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法律监督职责，处理律师申诉控告。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有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行为的，应当依法、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第四十三条 办案机关或者其上一级机关、人民检察院对律师提出的投诉、申诉、控告，经调查核实后要求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有关机关拒不纠正或者累纠累犯的，应当由相关机关的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调查处理，相关责任人构成违纪的，给予纪律处分。
第四十四条 律师认为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执业权利的，可以向其所执业律师事务所所在地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的律师协会申请维护执业权利。情况紧急的，可以向事发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申请维护执业权利。事发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给予协助。
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建立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处置机制和联动机制，及时安排专人负责协调处理。律师的维权申请合法有据的，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建议有关办案机关依法处理，有关办案机关应当将处理情况及时反馈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
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持有关证明调查核实律师权益保障或者违纪有关情况的，办案机关应当予以配合、协助，提供相关材料。
第四十五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应当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沟通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工作情况，及时调查处理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突发事件。
第四十六条 依法规范法律服务秩序，严肃查处假冒律师执业和非法从事法律服务的行为。对未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或者已经被注销、吊销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名义提供法律服务或者从事相关活动的，或者利用相关法律关于公民代理的规定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非法牟利的，依法追究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本规定所称“办案机关”，是指负责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
第四十八条 本规定所称“律师助理”，是指辩护、代理律师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律师和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4. 保障律师的权利对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服务有何影响

肯定有影响呀，律师如果自身权利越有保障，在调查取证、诉讼辩护过程会更敢于大胆、仗义直言。

5. 如何保障律师扫黑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相继出台了《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等多个保障律师辩护权的规定，律师辩护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对于刑事辩护专业化和精细化提供了助力，同时为律师更好参与刑事诉讼，制衡刑事司法权滥用，防止冤假错案实现司法公正奠定了基础。《通知》确定了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法治基调并且将律师也纳入参与专项斗争的重要力量，体现了既要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又要坚持依法办案，实现办案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这为律师参与扫黑除恶斗争，积极发挥辩护职能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依法办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公平正义是律师行业的天职！

6. 为什么说保障律师安全才能维护法治威严

不久前发生的湖南律师金钟在办公室内不幸遇害事件，还在持续发酵中。7月1日，司法部部长傅政华就此作出批示，要求司法部律师公证司与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负责同志即赴湖南，转达对金律师家属的深切慰问，协助做好善后工作，并协调执法、司法机关依法严惩凶手。

这些年来，律师侵害事件时有发生，这些事件累积在一起，一定程度上确实容易让人产生律师是一种高危职业的印象。司法部傅部长专门作出批示，是对这种潜在危害的预警，同时也有利于对潜在不法分子形成震慑，维护数十万律师的执业安全。

从深处视之，律师所追求的事业，是法治的事业，让这起刑事案件得到公平公正的依法处理，才是对受害者的正义告慰。

事实上，除了恶性的伤害致死外，执业律师在依法履职过程中被威胁、谩骂、殴打等乱象也并不鲜见，即便是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等方面的执业权利，现实中的保障有时候也不够充分。

7. 论述律师权利的行使与保障

律师在民事诉讼代理中的权利
1．律师依法执行民事诉讼代理职务时，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任何单位、个人不得非法干涉，不得追究律师的诉讼代理词，不得强迫律师作出违背事实和法律的代理行为。
2．律师在民事诉讼代理中，有权按照法律规定，查阅案件的证据和材料。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
3．律师认为人民法院开庭的日期太仓促，有权申请延期审理。
4．律师在法庭上，经审判长许可，有权向当事人、证人、鉴定人发问，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作证；有权申请调取新的证据；有权对当庭宣读的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等证据提出异议；有权申请重新鉴定或者重新勘验。
5．律师发现被代理人伪造、隐藏、毁灭证据，提出无理或违法要求的，有权拒绝担任代理人，或者解除与被代理人的委托关系。
6．律师根据被代理人的特别授权范围，有权处理被代理人的实体权利。
7．对于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律师认为确有错误时，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复议。
8．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协议等法律文书，律师认为在适用法律或认定事实上确有错误的，有权代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依法申请再审或者申诉。
9．律师依法在代理权限内所为的一切诉讼行为和法律行为，与被代理人的诉讼行为和法律行为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10．律师在诉讼活动中，对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执行人员侵犯国家、集体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揭发、检举和控告的权利。

（二）律师在民事诉讼代理中的义务
1．律师在民事诉讼中，必须遵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办事。
2．律师必须在业务活动中，认真贯彻执行和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法制。
3．律师必须忠实于案件的事实真相，忠于国家的法律，忠于职守，做好民事诉讼的代理业务。
4．律师接受被代理人的委托和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代理工作后，应依法在委托授权的范围内，尽心竭力地做好代理工作，没有特殊情况的出现，不得中止或终结代理工作。
5．律师在业务活动中应认真贯彻保守秘密的原则，对接触到的国家秘密、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问题，必须严加保密，不得泄露。
6．律师代理必须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当事人的委托，禁止私自接受当事人的委托，禁止私自向当事人收取报酬。
7．律师不得弄虚作假，不得伙同委托人歪曲事实真相，不得伪造、隐藏、毁灭证据。
8．律师应当廉洁奉公，不徇私情，不营私舞弊，不得对当事人挟嫌报复，敲诈勒索。
9．律师收到人民法院的开庭通知书，必须按照通知日期准则出庭，不得借故迟到、早退或不到庭，以保证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
10．律师不得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请客送礼或者行贿，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
11．律师不得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以及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的证据。
12．在民事诉讼代理中，律师出庭执行职务，必须遵守法庭的各项纪律，维护诉讼秩序，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

8. 如何保障律师辩护权

第一，完善律师参与权，将律师辩护延伸至侦查程序。规定自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委托辩护律师，并赋予律师在部分侦查行为中的在场权。
第二，完善律师调查取证权。一是规定律师从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有权调查取证，同时取消辩护律师向证人、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时要征得其同意的限制，也不需要检察院、法院的同意。二是建立律师调查令、证人出庭令制度。
第三，完善律师的阅卷权。规定律师自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即可在检察机关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卷宗。同时引入程序性救济机制，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妨碍辩护律师阅卷的情形，规定律师可以向上一级检察院、法院申请，由上级机关责令下级机关保障律师阅卷权。

第四，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其一，建立公益律师制度，国家组建一支专职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公益律师队伍，由财政给予经费保障，以保证队伍的稳定发展。其二，对为刑事案件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设定一定的条件，如规定有一定年限从业经验的律师方可担任指定辩护律师。第三，建立对法律援助律师的考核及奖惩制度，对表现优秀的律师给予奖励，对不积极履行职责的律师设置一定的惩罚措施。

9. 如何进一步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

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出台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专（下称《属规定》），对检察机关依法保障律师会见权、阅卷权、知情权、调取证据权等六项权利作出明确规定。各级检察机关一定要以学习贯彻《规定》为契机，以解决律师阅卷难、会见难、取证难为重点，进一步转变观念、强化措施，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积极构建新型、健康、良性互动的检察官与律师的关系，不断强化律师监督，才能进一步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