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治权力

⑴ 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可以请律师这个自由的吗

可以请律师。获得来律师辩护是犯源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能被剥夺。
剥夺政治权利中的政治权利是指（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⑵ 被拘留期间享有什么权利

被拘留人在拘留期间不涉及剥夺政治权利的问题，原来享有选举权和被选内举权的人，仍容然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根据刑事诉讼法典第63条的规定，如果司法警官有理由怀疑某人已经或试图进行犯罪，出于侦查的需要，可以将该人刑事拘留。 拘留的期限一般是24小时，经共和国检察官同意可以延长至48小时甚至更长。

另外， 警察决定拘留某人时，必须立即通过被拘留人理解的语言，告知被拘留人享有的如下权利，这意味着如果被拘留的人不会讲法语，警察应该通过翻译告知这些权利：

-从拘留一开始，警察必须告知被拘留人犯罪行为的性质。

-被拘留人一般有权通过电话通知其家人或其他亲属或其雇主。如果警察不同意被拘留人通知以上人，必须立即告知共和国检察官。

-被拘留人有权要求医生对他进行检查。一般来检查的医生是警察局的医生，而且是免费的。

-从拘留一开始，被拘留人有权要求见自己的律师或国家指定的免费律师。在一般情况下，没有纸张的人不大可能随身带着自己律师的联系方式。但是，被拘留的人完全有权利要求自拘留一开始与国家指定的免费律师见面。被拘留人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⑶ 判决书下来律师不给最后一页给家属看是怎么回事，各种理由不给看！！犯人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一

不正常。你坚决要求他把判决书完整的拿给你。看看他到底在隐瞒什么？作为律师，我希望这个行业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大家的信任，所以对于这类可能涉及违背职业道德的事，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⑷ 论律师在征查阶段的地位和作用

你的问题应当是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该规定改变了旧《刑事诉讼法》中律师只能在审判阶段参与诉讼的做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它曾被认为是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得到强化、律师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的标志。然而，从近几年的司法实践看，律师在侦查阶段代为申诉、控告及申请取保候审权形同虚设。律师的会见难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律师会见时侦查机关派员在场严重妨碍着犯罪嫌疑人自由意志的表达。侦查机关侵犯律师、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事件屡屡发生，导致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数量的急剧下降，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状况面临巨大损害和危机。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律师权利缺乏司法保障，控辩双方地位严重失衡和侦查机关不履行义务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

一、 该规范缺乏对律师权利实现的司法保障机制

任何权利都是一种使他人负有义务的能力，赋予了一种对他人的强制力量。而这种强制必须以国家的司法保障为前提，没有司法的保障就没有权利的实现。为保障公民权的实现，现代法治对权力的行使采取了限制的办法。因为“每一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① 为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不受侦查机关的侵犯，西方国家的法律规定了侦查机关对公民实施人身强制措施时应当接受司法审查的制度。在英国警察进行无司法令状逮捕后，一般应在24小时内移交治安法院。在日本，无证逮捕或收到嫌疑人后至请求法官批准羁押的时限总计不得超过72小时。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不得制定取消司法裁判而剥夺人民私权及公权之法律。比利时宪法第七条规定：“人身自由应受保证。除现行犯外，任何人非有裁判官发出的命令，不受逮捕。此项命令必须于逮捕时或至少24小时内宣示。”德国、波兰、西班牙、希腊等其宪法中亦规定被监禁者应于24小时内移交法庭审问或规定一定时日内予以释放或改为司法监禁，并应通知之，使其答辩。另外，我国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第6 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监禁、审问或处罚，人民被羁押时，得依法律以保护状请求法院提至法庭审查其理由。”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或拘禁时，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之机关至迟应于24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审问。本人或者其他人并得依法请求于24小时内提审。” 对侦查机关人身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实质上是对犯罪嫌疑人答辩及律师代为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之理由能否成立的审查。只要律师的主张成立，就一定能够得到中立的司法裁判的支持。同时，任何权利的实现都有期限性，权利实现若无期限等于没有权利。而司法审查机制的确立为律师权利的实现提供了确定的期间（该期限为犯罪嫌疑人被采取人身强制措施至对该措施的司法审查结束），避免了律师权利实现在时限上的障碍。因此，司法审查的确立是律师权利实现的保障。

司法审查机制的确立，不仅是法治的产物，也是诉讼本身的要求。侦查机关对公民实施人身强制措施，律师对该强制措施提出异议，进行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这实质上是一种利益争议。有争议就应有诉讼；有诉讼就应有超越当事人和当事人利益的司法裁决机制。这是利益平衡的要求。

我国虽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确定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作为普通法的刑事诉讼法并未体现法治的内容和要求。我国刑事侦查权的行使仍是侦查任意主义原则，对公民人身强制措施如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拘留的实施完全由侦查机关根据案件需要自由决定，不接受司法审查。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逮捕虽要经检察机关批准，但这种审查属于行政审查，而不是司法审查。司法权具有中立性特点，而检察机关对批捕案件的审查完全是站在国家一方的角度考虑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有逮捕必要、提起公诉时控方的证据和主张能否被法院所采纳，并不考虑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利益的平衡。更何况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批捕权也完全是自己决定，并不接受法官的监督。同时，我国虽将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分，但在国家和公民利益冲突发生的最初、最激烈的这一阶段却没有司法裁决机制，这就导致了律师代为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权利的行使缺乏专门的受理机构，权利的实现缺乏强制性和时限性。犯罪嫌疑人、律师与侦查机关的利益难以得到平衡。而没有利益的平衡，就没有正义的存在；没有正义的存在，便不可能有权利的实现。

二、 控辩双方地位的严重失衡是导致律师权利无法实现的直接原因

律师权利的实现不仅要有司法机制的保障，还应有控辩双方平等法律地位的确立，若双方地位不平等，便无权利可言，只会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暴力。该96条不仅未依法治原则对侦查机关的权力进行限制，反而赋予了侦查机关对律师权利行使的审定权，这种让侦查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既当当事人，又当法官的做法，违背了“任何人不得在自己案件中担任法官，相反在自己案件中担任法官是非法的。”② “任何人均不能作为其本人或者与其本人有任何关系或者本人有所偏私一类案件的裁判者。”③ “不允许任何个人同时是法官和当事人。”④ 等法律格言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导致了控辩双方地位的严重失衡，律师既缺乏对行政权力的对抗，又要受行政权力的制约，这就使得律师权利的规定成为虚设。

由于控辩失衡，导致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应享有的主要权利没有设定，已设定的权利缺乏实效。1、为追求控辩平衡，国家有侦查权，犯罪嫌疑人应有调查权，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并未赋予律师辩护人的法律地位和律师应有的调查权。2、律师在行使代理、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权时，侦查机关不是不答复，便是无端排斥律师意见，这就导致了《刑事诉讼法》执行中的四大问题之一—超期羁押（另三个问题是刑讯逼供、律师被迫害、执行过程中减刑假释的滥用）。有的未决犯被羁押几年，甚至十几年。3、律师有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律师会见难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律师在侦查中的会见权被侦查机关以种种理由推脱而无法得以实现。律师在侦查阶段见不到犯罪嫌疑人的情况绝不是少数。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律师甚至律师事务所对办理刑事案件的抵触。犯罪嫌疑人能否得到律师帮助是衡量一国人权状况优劣的标志。而我国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数没有律师的帮助，而且这个比例会愈来愈高。4、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派员在场，严重妨碍了犯罪嫌疑人自由意志的表达。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明确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人应有充分的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延迟的、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的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该规定作为人类共有的法律文化成果，在我国却得不到丝毫的执行。

该96条之规定导致控辩双方地位失衡的原因和体现主要是：1、在权力和法律二者关系上，强调权力至上。当国家和公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寻求控辩平衡的有效手段就是通过法律限制国家权力。我们却将法律视为实现权力的工具，而未将其界定为约束权力，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源头。这就导致了侦查机关强制措施的实施不仅缺乏司法审查，而且缺乏对该措施严格的适用条件，导致侦查权的行使任意性。这种权力不受法律严格制约的作法，必然导致控辩地位的失衡。2、在权力和权利发生冲突时，主张权力优先。这主要体现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和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律师不得介入；律师的代为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权只能向侦查机关提出；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要经侦查机关的批准和同意；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律师会见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嫌疑人，应经侦查机关批准。这很明显已将行政权力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违背了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权利优先的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讲，正是因为法治保护私人公民以对抗行政机构侵入私域这种日益发展的趋向，所以法治才在当下具有了如此重要的意义。” ⑤ 权利只受法律的约束，而不应受权力的限制。3、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片面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观念，追求司法的最大效率。然而“一项法规如果只想为公共利益服务，却拒绝为个人利益作任何辩护，那他也就根本不可能要求获得法之名分。”⑥ 且“最大效率意味着最多的司法暴行”⑦ 因为正当法律程序保护的核心是个人和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 4‘、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 条根本未将犯罪嫌疑人作为诉讼主体对待，而是作为诉讼的对象和打击的目标。这就导致为犯罪嫌疑人服务的律师也不可能取得诉讼主体的法律地位。如果一项制度不将人作为主体对待，便无所谓人的权利。更谈不上权力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如果一个公共行政制度只注重结果，而不关注人权，那么它就有可能导致独裁和压迫。”⑧

三、该规范缺乏对侦查人员不履行义务的制裁措施

任何一个法律规范都是由两部分构成即行为模式和后果。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是以他人履行一定的义务为前提，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义务性法律规范的后果就是制裁措施，只有辅之以制裁措施，义务性法律规范才能得到切实的履行。只有义务的履行才能保证权利的实现。可以说，制裁措施是法律规范的核心，没有制裁措施就没有法律规范。制裁的目的就是在于保证法律的遵守与执行。埃德温帕特森认为：“每一种法律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一种法律制裁形式，而且制裁是每一法律体系和每一项法律规定的必要特征。” 乔治奥·德尔·韦基奥称“哪里没有强制力，哪里就没有法律。”⑨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律师代为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和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都是建立在侦查机关履行相应义务的基础上。但《刑事诉讼法》并没对侦查机关不履行义务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作出规范。因而随之出现的律师会见难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为解决这一问题，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中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该规定看似对侦查机关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作出了强硬规定，但并未为解决律师会见难问题带来任何生机，因为该规范在设计时仍未制定不履行义务时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制裁应存在于一切义务性法律规范之中，公民不履行义务要受制裁，侦查人员不履行其义务，妨碍公民权利行使的，同样应受制裁。作为权利的救济方法，这在欧美有关国家法律中早有规定。该规定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对主管官吏科以罚金，再犯则加倍处罚，并褫夺其官职。此项罚金则由被害人承受之，此乃英国出庭法所明定；二是论以私擅监禁之罪、并赔偿被害人一切损失，为希腊宪法所规定；三是概括规定应负一定责任。如西班牙、墨西哥宪法。制裁是法律的生命，没有制裁就没有权利的保障。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加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介入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并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律师在各个诉讼阶段的诉讼权利,但是,比较而言,我国现行立法仍存在以下不足:
1,立法歧视的存在.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律师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06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这种对律师单独规定罪名的做法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非常少见的.因为在诉讼中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控辩双方都可能发生.这种歧视性规定的存在,在实践中,给一些公安,司法机关滥用权力,为其在实体辩护失利或失势情况下对辩护律师进行职业报复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可以说,正是这些规定的存在,才使一些律师认为"刑事辩护危险"而不愿接受委托.
2,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限制过多.表现在:(1)辩护律师自行取证之限制.现行法律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介入诉讼,但是侦查阶段的律师参与诉讼只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上的帮助,根本没有收集材料,调查取证的权利.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法律虽然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聘请律师为其辩护,律师可以向证人,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但法律同时又规定,向证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收集材料必须经这些人同意,向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以及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材料时,除经过这些人的同意外,还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的许可.这意味着律师以辩护人的身份收集证据时,一旦上述人员不同意或司法机关不许可,辩护律师的这项权利便函无法实现.(2)请求取证之限制.现行法律规定,辩护律师自己无法收集证据时,可以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如果辩护律师认为属于案件需要而检察院,法院不"认为有需要",律师便无法取得这些证据.(3)阅卷之限制.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辩护律师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件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但并非全部材料.即使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后,也只能看到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其他证据材料却无法看到.

⑸ 律师是干什么的有什么权力吗

律师不同于古来代的讼师、状师自。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就“律师”的属性而言，包括：其一，具有一定法律知识，按现行《律师法》之规定，是具有“高等院校法律本科以上学历”之法律知识或“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知识”；其二，经国家“司法考试合格”，取得资格；其三，经国家司法行政部门批准，取得执业证书；其四，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并以此为职业。
因此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的性质就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为职业的法律服务工作者。

权利：

中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律师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内容和范围：
（一）担任法律顾问；
（二）担任诉讼代理人；
（三）担任刑事辩护人；
（四）担任非诉讼代理，参与调解和仲裁；
（五）解答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等，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

⑹ 中国律师起什么作用

（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我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明确的规定，即法律规定和保护的当事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利益，对于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权利，律师应当坚决维护，对于某些法律没有明确的权利，只要不是法律禁止和限制的，律师也要尽力维护。而且当事人合法权益一旦受到侵害，维护的方式与途径也多种多样，既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或第三人调解解决，也可以通过国家公共救济的方式解决。但必须注意的是，维护的首先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非法权益，即使是实施了非法行为的人的合法权益，律师也应当予以维护；其次维护的合法权益必须是当事人或与当事人有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合法权益，如与当事人无关，则不是律师应尽的责任范围。
（二）维护民权，制约国家权力与政府权力
律师是其客户的代言人，代表民众的利益，因而是与公共权利相“对抗”的，尤其表现在刑事诉讼中。因为国家与政府权力的膨胀与滥用导致对其限制成了一个重大课题，国家权力滥用可能比个人的危害更大，这就是为什么在刑诉中控制国家权力，如刑诉中的排除合理怀疑以证明标准与无理由地拒绝陪审团人员的制度，证据排除规则等，这体现了对政府权力制约和对个人权力尊重的价值观念。当然这种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三）、维护法治统一
但是，应该看到，法治也是有其缺陷的，明显的例子，就是法治社会建立在依照法律有良好的可预期性基础上，即使过去存在的规则统治将来的生活，这样可能产生法律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情形；而如果法律频频修改的话，又往往会减弱法律的权威性，因为权威恰恰是建立在不变的基础上。这些就出现了法律的稳定与社会的日新月异的变化间的矛盾，而正是这一矛盾表明了一个社会是法制社会。我思考了一下我国古代社会的“法治”，其最大问题是法治不统一，包括空间维度和时间为维度上的不统一，充满了个别主义，每个案有每个案的判决方式。因而法律的确定性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一个人的利益受保护程度与其个人身份实力有关，恶霸横行成了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正式的法律不足以平等地恒定地保护人民的权益。另一方面，法治的统一性取决于司法过程中的制约，使法官不能随心所欲的判决。这背后蕴藏着知识的制约，法官受到律师的制约。我国的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律师有义务促进和维护法治的统一。
（四）增进“法律共同体”的团结,3、促进社会民主法制建设。.
我们知道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采取各种方式促进法律共同体的团结，如统一的法律教育与训练背景，而我国的法学教育层次繁多，甚至法官的任命不需要法学教育，我认为最大的根源是选任上的的混乱。另外，国外的三种法律职业都需要需过统一的考试，且有研修过程使大家都经历和体会三种职业，这样三种职业的团结强化了。美国和香港等地一般做法法官是做律师的顶峰，有利于法官拒贿，制约律师耍花招。有效的在知识上引导诉讼，且法官更理解这个制度和律师的行为，这也有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团结。

⑺ 英国律师的权利和义务

旧题新说：如何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

2003年9月27日至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携手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联合主办、《中国律师》杂志社协办的中英“辩护律师权利保障与证据开示”案例研讨会在京召开。英方参会的法律专家罗伯特·西布鲁克先生（Robert Seabrook 王室法律顾问）、布鲁斯·豪尔德先生（Bruce Houlder 王室法律顾问）和 罗伯特·布朗先生（Robert Brown 律师），通过对具体个案诉讼过程的演示，展示了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在刑事案件审前的权益。中方来自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全国律协、法院和检察系统、律师及刑法学研究领域的近70名知名专家和教授，在两天的交流与研讨过程中，针对英国先进的辩护律师制度与目前我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权利、作用与职能的局限性，就如何增强我国辩护律师权利的保障，积极地进言献策。
会上，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及其博士生、法学院青年教师共同呈献给与会代表的《辩护律师诉讼权利保障和证据开示问题调研报告》（下文简称《报告》），不仅为与会者提供了详尽的数据，审视并分析了目前我国辩护律师“行路难”的症结所在，而且还从理论、实务及现实性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为还读者一个直接的语境，笔者现将部分与会者发言记录剪辑成文，谨希望技术性的节录对关心自身发展的律师和关注律师命运的读者，阅读此文不会有不妥之处。

罗伯特·西布鲁克先生、布鲁斯·豪尔德先生、罗伯特·布朗先生：

1．独立的羁押警官制度

背景案例片断一：一位女士打电话向警察报案，声称刚刚在某一街道上两名男子试图偷窃她的手表。警察随即赶到了案发现场，拘捕了两名符合作案人情况的年轻人。警察将疑犯带到了警察局，交给了羁押警官。

在英国，逮捕警察在第一现场拘捕了疑犯以后，应立即交给羁押警官。羁押警官独立运作，不受其他警察干扰，但不得参与从犯罪嫌疑人那里收集证据的调查活动。他还需保证嫌疑犯阅读并了解规制警察行为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执行守则》，以充分保护自己的诉讼权利，防止警察权力的滥用。被羁押人如是未成年人，应告知其监护人或父母其被羁押地点，如父母不在场，不能进行讯问。如被羁押者有病，则羁押警官必须确保其得到医疗帮助。警察违反该法，将导致控方证据在法庭上被作为非法证据加以排除。羁押警官最重要的一项权限还在于，他可以决定是否对嫌疑人保释。

2．疑犯享有沉默权

背景案例片断二：警察告知两名疑犯沉默权等正当权利。

在此阶段，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但需注意的是，近年来在英国发生了微妙变化。从前，禁止因沉默或拒绝回答而作出对嫌疑人不利的推论，1994年对沉默权制度进行改革后，对于告知嫌疑人沉默权的措辞修改为：“如果你不回答对你的提问，而以后又在法庭上把它作为辩护的依据，这将对你的辩护产生不利的影响。”

3．高效的律师值班制度

背景案例片断三：疑犯与值班律师取得联系，值班律师通过电话给他们提供了初步的法律咨询。

被羁押者到警察局以后，羁押警官必须询问其是否希望与律师联系。如需要，可以提供值班律师免费的24小时服务，是否需要均须记录在羁押记录中。值班律师接到电话通知后，必须在45分钟内赶到现场。当然，疑犯也有权自己委托律师，并取得联系。

值班律师都经过严格的、连续性的职业培训，以保证值班律师了解法律新发展、保证律师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保证遏制警察滥用权力。对于律师不适于继续开业的不轨行为，如犯罪行为、渎职行为和非法执业行为，任何受害人或律师协会可向纪律法庭提出，纪律法庭的组成人员来自执业期不少于10年的在职律师，纪律法庭的庭长必须是执业律师。

律师在此阶段有权随时会见当事人，且时间没有限制。其角色是保护疑犯的法律权利，并帮助疑犯主张这些法律权利。律师享有与当事人秘密交流的权利，不得泄露当事人的秘密。律师的执业特权从属于委托人，他所提供的法律建议具有私密性。

讯问时律师有权在场，为了咨询律师以获得进一步的法律意见，疑犯有权要求中止讯问的进行。对于警察因案情需要而决定进行的辨认和鉴定程序以及对被告人起诉的决定，律师有权提出意见。

在英国，也有人认为对于律师过早介入诉讼，固然可以防止警察滥用权力，使辩方得到更多的信息，充分实现“控辩平衡”，但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干扰控方的举证义务，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的律师制度加以修改。

4．贯穿诉讼过程的证据开示制度

背景案例片断四：在侦查阶段，律师通过证据开示了解了控方所掌握的一切证据。

在讯问开始前，值班律师可以与警方的调查人员进行交谈，从警方那里得到该案的大致情况，包括警方掌握到的证据。尽管成文法上没有关于辩方要求进行证据开示的权利，但实践中警察往往会向辩护律师进行证据开示，如果不进行这种证据开示，在法庭审判中将禁止控方要求从被告人的沉默中得出不利的推断。

决定对嫌疑人起诉后，检察官准备在庭审中使用的证据必须开示给辩方，其好处在于通过对辩方开示证据有可能尽早地、公正地解决案件，也可能促使被告方对适当的指控答辩有罪。辩方在控方进行证据开示后，也须提供书面形式的辩护概要，并出示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等相关证据，在此之后，检察官对有可能有利于辩方的证据进行第二次开示。对于控方未依法履行开示义务的，法官可以发布具体的指令强迫检察官开示有关证据。

5．不受限制的律师调查权

背景案例片断五：律师打算寻找证人，以搜集被告人不在现场的证据，警方想先行接触证人，并威胁律师说，如果律师先行接触证人，警方将以妨碍警务工作为由拘捕律师。警察与律师之间的这一争议提交法庭，法庭作出裁决：证人不属于控辩任何一方，律师有权为辩护进行调查工作。

6．律师有权了解所有卷宗材料

背景案例片断六：在庭审开始前，律师了解警方对于案件的陈述，并了解相关鉴定结论等证据。

王尚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对于我国律师的阅卷权，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从思想上是想赋予律师更大的权利，将阅卷权提前到案件审查起诉阶段，但考虑到审查起诉阶段还有可能退回补充侦查，鉴定结论、诉讼文书有可能改变，允许律师阅卷有可能对侦查不利，因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不能阅卷。应当承认，由于《刑事诉讼法》改变了庭审模式，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罗力彦（辽宁阳光律师事务所）：关于律师会见权，侦查阶段一般只安排一次律师会见，如果犯罪嫌疑人更换律师，不再安排新的律师会见；律师在会见之前都被明确告诫不能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有的办案机关甚至要求律师必须同意对会见内容进行录音，否则不予安排；审查起诉阶段会见，检察院派员陪同；审判阶段会见，看守所为律师安排单独的会见室，但在会见室中安装监控设备，并有管教人员在场。因此我们有必要共同研究探讨如何完善律师会见权。至于律师应当具有何种限度内的调查取证权，直到现在我们法律、法规中仍然没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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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完善律师会见权的对策与建议：1．参照有关国际公约的通行标准，完善相关立法与司法解释。我国目前已经加入或签署的多项国际条约中都有关于律师会见权的规定，比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其中的有关规定已成为律师会见权的通行标准。为此，立法应当对具体的会见程序作出统一规定，执法机关不能对刑诉法有关规定随意解释，应遵循“法无明文规定不禁止”的行使原则，摒弃诸如“会见一律须经批准”之类行为。

2．改革看守所的隶属体制。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律师会见遇到的阻力并非来自看守所，而是来自侦查机关。由于隶属于公安机关管理，看守所对侦查机关的工作配合居多、制约有限。因此有必要考虑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体系中划分出去。

3．完善会见权的救济机制。“无救济也就无权利”，立法应当赋予律师在会见权受到不合理限制时，向中立的司法机关申请救济的权利。另外，对于非法限制律师会见权的行为应当设置相应的法律责任，建立个人行政责任与诉讼程序性制裁措施并存的惩戒机制。

李明（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和国际性法律接轨，明确律师有权不受非法干预，有权随时会见当事人，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第二，修改《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相互矛盾的规定，使之严谨统一。如《刑事诉讼法》第37条与第48条的规定，前者规定作证义务对辩护律师而言可以不履行，只有经其同意才能调查取证，而后者则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简而言之，应当明确辩护律师与公诉机关有相对平等的调查取证权。第三，建立听证会制度；修改《刑法》第306条，不能单独把律师列为犯罪主体；禁止公诉机关在法院审理阶段对辩护律师调取的证据进行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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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关于完善律师刑事调查取证权的对策与建议：对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困难的原因，问卷结果显示，有64％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是法律规定不合理，31％认为是由于执法部门的刁难。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应从以下方面着手：1．为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准确定位。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权利不仅仅源自被追诉人自身固有的基本权利——辩护权。同时，律师作为一个专业行业，代表着来自民间的社会力量，处于国家权力体系之外。因此，律师的诉讼权利从根本而言是以社会权力作为依托和支撑。正是这一权利来源决定了律师具有不依附于法官、检察官和被追诉人的独立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理解这种定位有助于正确理解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内在合理性。

2．更新司法观念，剔除办案人员特权思想。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司法人员素质，剔除办案人员的特权思想，整顿司法队伍，对滥用权力，限制、妨害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及其他严重侵害律师权利的行为依法追究。

3．赋予律师充分的调查取证权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1）完善辩护律师现有的自行取证权和申请取证权。应规定辩护律师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有关单位和个人如果不提供，辩护律师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取证，人民法院不同意该申请的，应当有具体理由，同时赋予律师享有复议的权利。

（2）取消《刑法》第306条的规定，消除辩护律师对取证之高风险的担忧。《刑法》第306条的内容其实已包含于《刑法》第307条中，而且其中“威胁”、“引诱”的含义宽泛、不确切，为司法人员随意追究律师刑事责任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对于律师的违纪违法行为，由律师协会处理；构成犯罪的，可依据《刑法》第307条予以追究。

（3）其他相关配套制度的设置和落实。司法实践中，证人不愿作证也是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重大障碍之一，因此，应当健全和完善证人作证制度，从立法上强化对证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的保护以及建立经济补偿和拒绝作证的规制。此外可考虑确立证据保全以及关键证据公证制度等，保障证据的及时固定、收集以及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

于新（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由于开庭前辩护人在法院只能看到起诉书、证据目录及检察院认为是“主要证据”的复印件，使抗辩式庭审活动缺乏辩方充分准备材料的支持，所进行的举证、质证不能收到实际效果。鉴于法律规定上的缺陷和司法实践中的弊端，我认为应当以立法的方式完善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对证据开示的原则、范围、时间和地点等做出明确规定。

为取得控辩式庭审方式的预期效果，使控辩力量基本平衡，建议立法规定律师取证的规则、方式、不当取证的责任等。在制定律师取证规范后，取消律师调查取证的种种限制，强制证人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向律师提供证据。在向被害人一方收集证据前，应当无须检察院、法院许可，但应规定律师要严格按照取证规则进行，否则被调查人有权拒绝作证。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确实有困难的，可以根据规范申请检察院、法院协助律师收集、调取证据。

关于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既然法律和司法解释明文规定了证人应当且必须出庭作证，那么证人未出庭作证的审判活动就属程序违法，因此，人民法院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同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证据法》，规范证人作证的权利与义务。

由于法官对庭审笔录不够重视，导致整个庭审笔录记录不全面甚至有些特别重要的内容都记录不上，严重影响庭审的质量，也直接影响到以后案件的审理（特别是现在刑事案件二审还普遍采用书面审理）和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讨论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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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有关证据开示的研究：(一)证据开示应当单向还是双向。烟台市检察院的证据开示规则明确规定了对等原则。即不仅检察机关需向辩护方开示证据，而且辩护方必须向公诉方开示相应证据，未经开示的证据不得在法庭上出示或使用，辩护方也不例外。我们认为，现代的证据开示制度已经由单纯的关注司法公正转向公正与效率并重，而实践中经常发生辩护人在庭审时突然出示被告人无罪的证据，令公诉方措手不及而不得不请求延期审理的情形，影响了诉讼效率。因此，应当规定控诉方和辩护方都负有向对方开示相应证据的义务。当然，各自开示的范围可以有所不同。

（二）证据开示的范围如何确定。烟台市检察院的证据开示规则规定，控方应当开示控诉证据：庭示证据和非庭示证据、出庭证人和出庭鉴定人名单、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的证据，并证明上述证据合法性及其他应当开示的证据等。辩护方应当开示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笔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现场、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具备所指控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据；能够推翻法律上推定事实的证据；法定和酌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证据；出庭证人和出庭鉴定人名单；证明上述证据合法性及其他应当开示的证据等。同时，他们也规定了国家、公共利益豁免和保守职业秘密等例外情形。另外，烟台市检察院还要求律师必须在证据开示结束之后向检察院提交自己对证据和有关案件的看法与意见，类似于要求提前告知辩护意见。可以看出，他们规定的证据开示范围非常之广泛，不过，其中有几个方面引起了我们关注：

首先，该院规则中关于控诉方与辩护方应当开示的证据范围有重合之处。比如，庭示和非庭示证据与其后几项证据是同一关系。“不具备所指控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据”包括“不在现场、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等情形的证据。

其次，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笔录也必须开示的规定于法于理都不通。会见笔录是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交流的记录，其中可能包含有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秘密、特别是可能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内容，无论从职业要求还是法律规定看，辩护方都没有义务向公诉方开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因此证据开示的范围包括辩护律师的会见笔录显然不合适。

再次，控辩双方在庭前取得的证人证言是否应当开示或者应当明确排除在开示范围之外。调研过程中，检察官和律师们不约而同地表露出对证人证言在证据开示后可能被对方施用某种手段改变的担心。实际上，在某些国家，法律明确规定证人向控诉方或者辩护方所作的陈述不属于向对方披露的范围。这一方面可以防止证人在开庭前被对方用某种方式改变作证内容，另一方面也是庭审的直接言词原则所要求的。我们认为，我国也可以借鉴这种做法，证据开示只需开示证人名单、住址等，双方都可以事先去询问证人，但证人的陈述不属于向对方开示的范围，也不能作为证据提交，只能自己用来准备控诉和辩护，最终认定案件必须以证人出庭作证为准。如此，担心证人在证据开示后被对方引诱、胁迫改变证言的问题可能就不会太突出。

最后，在证据开示活动结束之后，辩护律师是否应当在开庭之前将自己对证据及案件的看法、意见提交检察院。烟台这种做法的理由是公诉机关已经将证据材料和载有公诉意见的起诉书提供给了辩护方，作为一种对等，辩护方也应该将本方的辩护意见、根据及理由在庭审前提供给检察机关。这一规定可以与日本的控辩双方庭前整理争讼焦点、英国的庭前答辩指导程序中的观点交换以及民事诉讼中被告庭前提交答辩状的做法相类比。我们认为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即使不能属于证据开示，也可以作为庭前准备程序的一个环节。

（三）证据开示的形式及开示次数等事项有无必要明确限定。考察证据开示制度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该制度的本质其实就是控辩双方的证据信息披露活动。基于此，一些国家，比如日本、美国等，对证据开示并没有规定严格的形式，对开示次数也没有具体的限制规定。由此可见，只要能够达到双方互相知悉信息的目的，不应该太过拘泥于开示的形式，不需要将其设计成类似庭审或者听证的形式，也不必规定是一次开示还是二次开示。

理解了证据开示的本质和形式问题，证据开示的提起、开示时间、地点等问题就迎刃而解。一般情况下律师到检察机关查阅、复制证据材料时，只需将己方掌握的有关信息披露给检察院即可，如果有必要，双方可以连续开示。对证据开示双方发生争议如何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争议可以提交法庭依法裁决。

（四）未开示证据的处理。烟台市检察院证据开示规则主张凡是未经开示的，不得在法庭上出示和使用。我们认为，刑事审判在证据取舍方面必须慎之又慎，简单地规定不得在法庭上出示和使用，不一定能带来积极的效果。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我国在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时，可以规定下述救济和制裁措施：法庭可命令违反义务方继续向对方开示证据；法庭可批准诉讼一方基于另一方违反开示义务而提出的延期审理申请；对违反开示义务导致诉讼延期者，法庭可给予经济处罚或者要求给予对方经济赔偿；最后，对于某些特别情形，法庭可以禁止未经开示的证据在法庭上出示、使用。

张金龙（河北张金龙律师事务所）：辩护律师虽然享有一系列的权利，但在立法上对辩护律师知情权的规定几乎处于空白，比如，羁押期限的延长是否告知律师，侦查机关的侦查终结、移送起诉、退回补充侦查、向法院及哪级法院提起公诉应否通知律师。

1、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应向辩护律师履行如下告知义务。A、及时转达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意思表示。B、对辩护律师代为申诉、控告的情况及时予以答复。C、应将延长羁押期限的原因书面通知律师。D、应将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或者撤消案件的情况书面通知律师。

2、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应向辩护律师履行如下告知义务。A、应将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情况书面通知律师。B、应将提起公诉、不起诉或撤销案件的情况通知律师。

李明（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刑辩之路不好走，却不能不走，因为有多少受监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期盼，期盼着律师为他们打开刑事辩护之门，带来一束法律的阳光。而从律师制度诞生之日起，为维护当事人的权利而斗争就成为了律师的神圣天职。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相信，只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律师能为实现公正而对刑事辩护给予更广泛的关注和更主动的参与，刑辩之路必将越走越宽，越走越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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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辩护律师参与诉讼的时间。在英国，律师应当在第一时间内掌握指控的材料，而且必须有充分的时间准备、研究这些材料。早期的侦查阶段是最关键的阶段，在此阶段，犯罪嫌疑人可能被折磨、会认罪，这些都可能导致最后法院对他作出有罪宣判，因此犯罪嫌疑人在这个阶段应当得到律师全面的法律协助，而不是低等的、差一档次的协助。

关于律师的诉讼权利，在英国，警察的任何讯问律师都会自始至终在场，而且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交流也是保密的，当事人不需要担心律师会泄露他的讲述，这也就意味着公诉人没有任何权力了解律师与其当事人交流的内容。

关于辩护律师的角色。在英国，辩护律师与控方律师是平等的，即在刑事诉讼中，人们尤其是法官对他们的支持和尊重是平等的。

在英国，要求辩护律师永远不能背叛他的当事人的利益和信任，人们希望辩护律师为被告人的利益激烈地争辩。但律师的所有行为必须在法律的规则和行业规范之下进行。

作者：华鹏
来源：中国律师网

⑻ 论侦查阶段律师的法律地位和权利

侦查阶段 有会见权。会见当事人，了解罪名和案件情况 为他提供法律服务，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等权利，但是不能调查取证和阅卷

⑼ 为什么犯罪分子会有辩护律师，这个辩护律师是犯罪分子自己请的吗，还是辩护律师是人人都有的权利

请辩护律师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不管他有没有犯罪，也不管他犯多大的罪，这体现的是回每个人在答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不能因为有人犯罪了就不给他辩护的权利，法律要求的是公平公正，作为律师，他的职业要求是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所以既然犯罪人请了律师，律师就要给当事人做无罪或罪轻的辩护

⑽ 律师有哪些权利

律师复的主要权利：
1. 依法执业受制法律保护的权利。
2. 律师的人身权利：（1）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含刑事辩护豁免权）；（2）拒绝作证权；（3）拒绝辩护、代理权。
3. 调查取证权。
4. 查阅案卷权。
5. 同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的权利。
6. 刑事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权。
7. 有得到人民法院适当的开庭通知的权利。
8. 出庭参与诉讼权。
9. 代行上诉权。
10. 获得本案各种法律文书副本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