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

A. 如何开律师事务所

【内容提要】 个人律师事务所是律师行业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国虽然对此仍没有法律层面的规定，但各地已开始探讨并进行了大量的试点。本文试就个人律师事务所的概况、产生的原因、在法律服务市场的定位及如何规范发展作简要的探讨和介绍，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词】 个人律师事务所 市场定位 规范发展
个人律师事务所，是律师事务所的一种组织形式，是由一个律师投资设立的律师执业机构，由投资律师个人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其法律性质类同于一人投资的企业，但不同于一个股东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不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我国现行律师法没有规定个人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但《律师法》目前正在修订，修正案（草案）已对个人开设律师所作出规定。
一、个人律师事务所概况
个人律师事务所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基于个人和小商业者的需求。我国的绍兴师爷也可以说是个人律师事务所的渊源，但现代我国个人律师事务所的出现，如其说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我国律师职业现状的内在需求。目前我国个人律师事务所最早在海南省试点,现在北京、上海、广东、河南好多省份都开始了个人律师事务所的试点工作。安徽省首家由个人出资的律师事务所——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于2006年11月18日上午在合肥成立。
二、个人律师事务所是律师执业和法律服务需求的产物
存在就有其合理性，我国现行律师法没有规定个人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但实际上个人律师事务所在我国早已存在。这个存在不只只指已领取个人律师事务所执照的律师所，还指那些虽然领取了合伙所执照的但实际上是个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所。众所周知，在我国大多的律师事务所都是几个人的小所，其中只有一两个人牵头，实际上与个人律师事务所没有多大的差异，只不过是由于现行律师法的规定必须有三个合伙人。也就是说，个人律师事务所在我国早已实际存在，而这是一社会现象。这一现象如何解释，只能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么，为什么社会发展有这样的需要呢？具体原因在哪里？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律师职业的自由性决定的。虽然我国对于律师的官方定性还不是自由职业者，还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但律师职业的自由性是由律师职业的内在特性决定的，它需要一个自由的人从事这一职业。尤其是一个专职律师，他们内心渴望职业的充分自由。而个体经营是最自由的，故而个人律师事务所是最能保障一个专职律师的职业自由。
2、合伙所能发挥律师事务所的整体规模优势，但又与专职律师内心渴望职业的充分自由格格不入。现行法律规定成立律师事务所必须“有三名以上的执业律师”，但实事上在律师事务所的管理上，三名以上的“合伙人”往往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合伙人之间的利益和分配很难取得平衡和公平。所以这种“强扭的瓜”结不出“甜蜜的果实”来，“拉郎配”的“包办婚姻”并不能带来必然的“幸福”，于是合伙人分家的很常见，名存实亡、“同床异梦”的也很普遍，甚至“假合伙”也不鲜见。许多律师眼见如此“合伙”的真相和现状，不做合伙人觉得不够独立，不能自主，做了合伙人却又怕被套住脱不得身，拿着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却又不能独立执业，还非得“挂靠”一家律师事务所，无谓地交付许多费用，实在是尴尬异常。如其这样，不如成立个人律师事务所，以实现律师职业的充分自由。
3、现实法律服务的实际需求决定的。法律服务市场上，除了大公司的特别法律需求要求有一个法律服务团队以外，大部分的个人和小商业者只需要一个或两个律师提供服务就可以了。尤其是在中小城市、乡镇、农村、社区往往不需要有一个几百人的大型律师事务所为其服务，而只需要有一个负责任的律师为其服务。实际上，这些个人、小公司在有法律服务需求时，也只是与个别律师联系，及时先找到律师事务所，也只会选择其中的某一个律师。以上法律服务市场的实际情况为个人律师事务所的产生提供了充分的土壤。
4、个人律师事务所的高效快捷、相对价廉更能适应个人、小公司的需求。合伙所相对教烦琐的收结案管理，大型所的较大投资造成的较高收费可能使有的当事人望而却步。但个人律师事务所给人以亲近、方便、合理消费等等明显的优势。
三、个人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服务市场定位
从国际惯例看，个人开办律师事务所已成了普遍和通行的做法，允许个人开办律师事务所也是一种与国际接轨的做法。我国已批准美国等国家在内的十多家私人律师机构在我国设立办事分支机构，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为该国的商贸机构提供法律服务，那么，本着平等对待的原则，我国应当允许自己的律师单独执业，开办个人律师事务所。这一点，已从《律师法》修正案（草案）得到证实。但我国的个人律师事务所如何定位呢？
首先，应按照市场的需求来定位。法律服务市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个人律师事务所是随着社会经济不断的发展，公民法律需求不断上升的历史背景下适应社会的需要而出现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不可否认的是，个人所具有很多局限性，其不可能在法律服务的市场起到主导作用。未来市场的主宰者还是大型的专业的可以联合作战的律师事务所。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法律服务市场的日益规范是必然的，竞争也将越来越激烈。而作为新生力量的个人所，无法与已经初具规范的大型专业所抗衡，所以，其市场最初应定位在社区服务、小公司法律服务、家庭法律顾问等业务领域上。唯有如此，个人所才能有发展的空间，也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现其自身的历史价值。
其次，应按照投资律师的职业情况去定位。一般来说，个人律师事务所的成立，其发起人都是知名律师，在某一领域都有自己的专长，能更好地为客户服务和带动其他的律师。个人所可以根据发起人律师的专长确定自己的主要服务范围，走自己的专业化道路。同时，个人所根据当地的市场需求，提供一些处于法律服务初端市场比如离婚、收养、未成年保护、工伤赔偿、工资纠纷等方面一些快捷法律服务。
四、如何规范个人律师事务所的发展
1、确定开办个人律师事务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1）具有5年以上专职律师执业经历；
（2）执业信誉良好，执业期间未受过司法行政机关或者律师协会的处罚、处分；
（3）具有申报所在地的本县（市）、设区市市区的户籍并且年龄在 60周岁以下；
（4）有3名执业5年以上并且现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或者合作律师事务所主任、副主任的推荐；
（5）有必要的办公设施；
（6）有3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资产和2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执业风险准备金。
（7）有3名以上专职律师。
2、规范个人律师事务所的职业风险。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恐怕是目前执业律师最关注也最担心的问题，个人开业可以说是一种风险最大的投资，这势必就要求各种保障制度的配合。笔者认为，首先1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执业风险准备金在开办之初应落实到位，并规定在个人所歇业之前不得动用；其次，强制个人所购买律师职业责任险。
3、在律师协会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加强对个人律师所的规范、指导和管理，特别是对个人律师所的发展提供帮助，比如设立针对个人律师所的期刊，给个人律师所提供经验交流的平台，为个人律师所提供优惠的法律软件和网络服务等等。

B. 基层法律服务所目前现状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最早于1980年底出现在广东、福建、辽宁等地，主要是面向广大农民群众，调解生产经营性纠纷，并从事代书、解答法律咨询等简单的法律服务工作。自1984年以来经司法部、中央书记处都以会议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广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并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厂矿企业。自1986年以后，在“巩固、提高、完善、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呈急剧上升趋势。截止1989年底，全国共有乡镇法律服务所29979个，拥有乡镇（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共调解纠纷1377624件，协助办理公证1727265件，民事诉讼代理117013件，非诉讼代理235037件，担任基层政府和企业常年法律顾问104073家，代写法律文书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询3986602人次，挽回经济损失212688万元，各项业务比1988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等有关文件则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作为“政法基层组织”之一。
自90年代以来，乡镇法律服务所开始进入总结、整顿阶段，基层法律服务所建设重点转到了上等级、上水平、上质量、上效益的新阶段。司法部先后颁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等，确认了基层法律服务所近似于律师的广泛业务范围；司法部并统一颁发《乡镇法律工作者证》，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资格认证或执业证书（但审查权实际上交给了由县级司法局）；国务院物价局下发的《关于印发第二批〈国务院有关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目录〉的通知》中，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业务收费列为准予收费的项目。总体来看，90年代的整顿和改革强化了基层法律服务体系。1992年，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撤消、合并验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顿前增加1087个；整顿中辞退、解聘不符合条件的法律工作人员之后加上新招聘人员，比整顿前增加10467人；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乡镇法律工作人员占13.8%，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占62.3%，并有1205人已考取律师资格；很多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增加了服务业务的层次和范围；法律服务所的各项规章制度开始健全，80%以下的所实行了挂牌服务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办公条件和物质装备也得到改善。 当时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协助基层政府推进依法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普及法律常识、整治涉法热点问题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政法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
然而，世纪之交似乎成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命运的一次转折点，抑制（或明扬暗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发展成为官方态度的主流倾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职能、体制和目标在几经调整后目前可谓扑朔迷离。2000年3月，司法部颁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事业法人体制进行管理和运作”，实行与乡镇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国办发（2000）51号”和“清办函（2000）9号”文件则指出，法律服务所“不再属于行政挂靠机构或事业单位，实行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自律性运行机制，成为符合法律中介服务行业规则的合伙制执业组织形式”。嗣后全国各地深入贯彻《办法》的精神，全面开展基层法律服务所清理整顿，要求各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司法所按照上述规章进行脱钩改制。自此，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数量由持续上升趋势急转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34219个，较1999年减少1164个，不过，也许是惯性作用的影响，该年度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121904人，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业务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比上年增长6.3%，担任基层人民政府、村（居）委会和企事业单位常年法律顾问的比上年增长5.9%，其他业务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锐减到28647个（较上年减少5572个），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较上年减少13919人；服务业务除诉讼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业务都明显下降。 2002年，基层法律服务所及服务人员数量继续下降，服务所较2001年减少1758个，从业人员减少9444人。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
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主是通过其与这一体系中的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来定位的。从这些关系中，也能够或明或暗地了解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现状评价和未来设计众说纷纭的原因。
1.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基层司法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形成。
基层司法所作为一级司法行政机构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比基层法律服务所出现约晚10余年，但基层司法所的职能产生与法律服务所产生几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员工作暂行规定》规定了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设立专职司法助理员，作为基层人民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在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和县（区）司法局（科）的领导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关于加强司法所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基层司法所的八项主要职能，其中包括指导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代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处理民间纠纷。 1991年9月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也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办理各项法律服务业务，应当在本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员（司法所）的领导下进行。由此形成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司法所的关系是：基层司法所是国家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基层法律服务所是社会团体，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基层司法所经费来自国家财政，由国家核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经费自筹，自负盈亏，没有固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可以收费，而基层司法所提供法律帮助不能收费。但从文献中我们看不出司法所与法律服务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根据，结合实证调查所获得的信息，我们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务所所长就是司法助理员，司法助理员又成为后来的司法所所长，于是就形成两所所长合一、两所人马合一、两所工作职能合一的状况。
2.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剪不断，理还乱”的冤家。
十几年前，律师事务所从行政机关逐步脱钩独立、完全走向市场（不过在许多农村基层，国营律师事务所仍是当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师事务所），时至今日，以乡镇、街道为据点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也正按照同样的思路开始与其行政主管机关司法所脱钩、走向市场。根据2000年有关文件，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完全脱钩改制后与现有律师事务所体制区别不大，他们在执业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与《律师法》中关于律师执业的权利和义务差别不大，其中包括在参加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诉讼代理活动时，向人民法院查阅案件有关材料，并可根据承办事项的需要，持基层法律服务所证明和《法律服务执照》进行调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查询、索取有关材料等权利，他们的义务中也同样包括了“维护法律尊严与社会正义”、尽职尽责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按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等等。不过，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之间也存在明显区别：（1）地域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主要服务于本区域农村、城市街道各基层单位和个人，而律师事务所则不受此限制；（2）业务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不能办理刑事案件及与此相关业务，律师事务所则可以办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内的所有诉讼和非诉讼业务；（3）执业资格：基层法律服务所从业人员要求取得专门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证书，由司法部统一组织考试进行资格认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要求通过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4）收支制度：法律服务工作者必须按照各省物价局的规定由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收费标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费，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标准不收费；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相对较高。 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服务所只需要缴纳很低的年检费，勿须缴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必须按特定标准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管理费。
3.基层法律服务所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同一司法所领导下的职能交叉的服务实体。
根据1989年6月17日国务院发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由司法助理员具体代表的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村民委员会成员或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外，由群众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其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自行解决（后规定调解成功的可适当收费）；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颁布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基层法律工作者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约束力，只能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当事人一方无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协助或者受托代理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不过，由于作为司法所所长的司法助理员的法定职责包括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并参与重大疑难民间纠纷调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员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司法所所长兼任法律服务所所长和调解委员会主任，于是在具体案件中，上述区别意义就不大了。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社会评价与未来命运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基于社会需求而自发产生后，在一种没有理论论证、没有市场调查、没有法律规范的背景下，依赖于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动扩展的机制，因而它的生死成败都对政策有很强的依赖性。至于我们特别关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政策急转直下的主观原因，目前还没有十分确切的官方依据。结合与高层官员的接触和课题组自己的分析，基层法律服务所发展的无序状态，加之近年来城市地区律师业的迅速发展和竞争日益激烈，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种种弊端和劣势日渐显现出来，特别是低价竞争和劣质服务成为直接威胁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存在价值的致命抨击。司法行政管理部门高层领导的人事变动和思路变化，也是导致法律服务所在发展趋势骤然变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组成4个调研小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甘肃、广东、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师事务所与法律服务所的设置、业务范围的划分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听取了数百名调查对象的意见，主管基层和律师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从调查组调查结果来看，法律服务市场存在一些突出问题：（1） 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名称混乱， 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站、法律咨询中心、法律服务公司、法律咨询公司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2）法律服务所布局不尽合理。总体看来，城市偏多，农村偏少，老少边穷地区则更少；（3）收费标准缺乏规范。由于部里对法律服务所收费标准没有统一规定，收费根据只能依据一些省市出台的临时性的收费办法；（4）法律服务所设立的审批权限不统一，有省市司法厅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区县司法局批准成立的，还有非司法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如省编委、省政府、省法制办、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工商局、老龄委等等部门；（5）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任职条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规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可以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但由于在全国范围内缺乏统一的任职资格考试，各地在掌握任职资格时随意性较大；（6） 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急待整顿，主要是一些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有的离退休年限不满二年就进入法律服务机构工作，办人情案、关系案，群众对此反映较大；（7）法律服务所的管理有待规范，缺乏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规范和约束，等等。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社会各界对于乡镇一级保留法律服务所并无分歧；但对在城市的街道一级是否设立法律服务所分歧很大；关于法律服务所的业务范围是否应当划分、怎样划分，意见不一。然而，部分高层官员希望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并在市场竞争中自生自灭的意向，已体现为行政结构变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务所工作的基层处已由基层工作司调整到律师与公证工作司，基层法律服务所被纳入与律师同类的管理体制。然而，这种似乎体现市场化和自治化的意向与高层领导的讲话及文件精神并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颁布《关于加强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意见》和2003年司法部长张福森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基层法律服务立足社区，亲民近民、服务便利、收费低廉等特点，以及在满足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发，将大中城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职能定位于“以街道社区为依托，面向基层、面向社区、面向群众，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法律服务”。我们无法想象，“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与以营利为驱动和杠杆的市场化体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们更无法想象，一个既没有政府支持、也没有市场资金来源的基层服务机构如何实现“公益性”目标？合理的推测是，基层法律服务也许能够依赖于“（立足）社区”而获得社会捐赠，从而成为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机构？无论如何，对于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讲话，然而，官方、学者、以及与大中城市律师界较为接近的媒体却基于不同立场和目标，正在设想由政府拨款的法律援助机构，和由政府操纵的“群体性自治组织”

C. 法律服务市场

按照法律服务市场客户的主体特征，中小城市法律服务市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传统市场、中端市场、高端市场。
一、传统市场
所谓传统市场，相对中端、高端市场而言，也可称之为低端市场，主要是指法律服务的层次较低，绝对量较大，但是标的额不高，所需要的法律服务技巧并不复杂，只要考取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干脆从事过法律工作的人，甚至是经历过几次诉讼的人，就可以从事的法律服务工作。这属于传统的法律服务项目。此类服务的特点是：
（一）主流业务的依附性
这类服务更加依赖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主要是与民事刑事案件有关的诉讼代理、辩护等业务。为什么在法院门口有那么多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和法律服务所的办公室？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在法院门口可以比较方便的接到低端市场的业务。当然，这也给法律服务的接受者提供了方便，去法院办事时，顺便换个门就可以到律师或法律服务所办公室了解一下自己的案件怎么处理，不同的人可以出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曾经有一个需要法律服务的客户，到这个律师事务所这里，咨询了一下，问了一下价格，有人告诉他说要1000元，而到了另一个办公室有人告诉他应当收费1500元。两相比较，觉得他们提供的咨询意见都差不多。然后又到了第三家办公室，经咨询后，先是开价1200元，经过讨价还价，最后确定800元成交。
（二）服务需求的随机性及被动性
其产生法律服务需求主要是基于无奈。比如，邻里之间因为宅基地、排水等相邻关系而产生的纠纷，轻伤害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数额不大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清晰的债务案件，等等。对这部分市场的客户来说，临时抱佛脚的成分比较大。往往是后院起火了，要到法院起诉了，或者法院传票来了，自己的亲属被拘留了，或者自己被别人打成轻伤或轻微伤了，而自己对法律或诉讼知识一点不懂，只好到法律服务市场逛一逛，了解一下行情，了解一下谁能为其提供服务。这些客户往往拿着同样的材料，先从这个律师事务所咨询，再到另一个律师事务所了解，还有各种各样的服务所、免费咨询所等等。
（三）服务需求的暂时性
在这个层次的法律服务市场中，客户的需求往往是一次性的，打过官司后，生活恢复正常以后，一般也就不需要律师了。所以在这个层次的市场，很难有长远的忠诚的客户。
经常有律师说，现在法律服务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细细分析就会发现，竞争激烈的法律服务市场主要是指这个层次来说的。
（四）服务需求的基础性和服务主体的多样性
在此层次中，对提供服务人员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实习律师、实习完毕刚刚拿到执业证的律师，往往是这个层次中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当然，也存在不少非律师执业人员。主要有：①已考取律师资格，但没有申领律师执业证的人员；②公检法系统退休但无律师执业证的人员；③法院清退的部分临时人员；④按规定只能为本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企业法律顾问；⑤企业、市场的保卫干部；⑥其他无证非法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人员。
（五）市场竞争的无序性
在此层次中，律师之间、律师与非律师之间的不正当竞争现象严重。因为该层次法律服务的成本相对较低，且存在诸多法律服务主体，既存在肆意漫天要价现象，又存在胡乱压价的不正当竞争，既损害了客户的合法权益，又损害了法律服务市场的合法有序。
客户在发生法律问题时，往往要对不同的服务机构进行分析比较。了解了以后，他们就可以压低价格，挑选服务人员。还有的甚至在弄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了法律规定之后，决定不请律师了，Do it yourself！当然也有更聪明的，在经过一个案件，明白了在这个低端市场中诉讼是怎么回事之后，干脆就在法院周围转来转去，先是给来打官司的人搭讪，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然后告诉需要法律服务的人某某法官是他的熟人，他可以摆平这个案件。一来二去，他倒是久病成医，摇身一变，也成了“独立代理人”了。
二、中端市场
第二个服务市场是中端市场。这一市场主要是针对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它们所形成的法律服务市场与其他类型法律服务市场相比，有其明显的区别。
根据统计，我国中小企业已超过800万家，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以笔者所在的地区为例，本市是全国第三大小商品批发市场，专业批发市场有45个，每个企业平均拥有摊位3000余个，平均拥有有限责任公司200余家，这简直是一个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汪洋大海。从生产领域看，仅兰山区一个义堂镇，从事装饰用胶合板生产的小型企业就达4600余家。
虽然这些企业规模并不很大，但其内部法律事务并不因其规模小而减少。相反，“中小企业也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与大企业相比，在获得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包括中介服务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更大，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恰恰由于这些企业的困难，导致这些企业在发展中更容易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更应该得到更多的法律服务，成为最需要法律服务的一个阶层。
但实际上，市场主体的多样化，并没有带来律师业务的大发展，市场经济的繁荣，并没有带来律师服务市场的繁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接受法律服务的市场主体方面看，普遍存在对法律服务的茫然。
我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无序状态，我国的法治体系尚不完备，市场经济离成熟的法治化环境还有一段距离。在全社会对法治的作用还处于努力理解、力求推进的状态下，一般市场经济主体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存在相当程度的茫然性。中小企业的管理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法律服务的必要性，但看不到这种服务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找不到服务与需求之间的结合点。在一般经营者的心目中，知道律师的服务很重要，但是具体到自己的公司企业，究竟何处需要法律服务又不甚了解。人们还只是从表面上承认法律服务的作用，但并不了解如何去实现这种作用，有时候甚至还认为律师的意见会束缚手脚而持排斥、规避态度，直至铸成大错后才追悔莫及。这种茫然也往往使提供服务的律师陷入被动地位。这也是此类法律服务市场不成熟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在这种状态下，律师的任务显得任重而道远。一方面，律师肩负着为广大中小企业解决法律困惑，处理经营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律师还肩负着唤醒、开发、引导中小企业法律意识的重任。在律师们看来，这种任务所带来的可能是出力不讨好：一方面律师们为中小企业缺乏律师指导而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却又背着律师属于高收费、高报酬的黑锅。
其次，从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来看，存在被动应付的消极性法律服务的状态。
我国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相对淡漠和对法律服务方式缺乏了解的现状，导致人们寻求法律服务时往往处于一种消极求助的被动状态。也就是，人们只知道灭火，而不知道预防。形成这种局面的具体原因大概有四个方面：一是人们还看不到法律问题与社会生活联系的普遍性，因此只有当问题暴露时才开始寻求法律服务，这种现象在各种经营活动中反映尤其明显。二是人们尚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方式，往往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和利用人际关系代替法律手段，受到挫折后再回过头来转向法律途径。三是人们往往把复杂的法律问题简单化，认识不到专业化法律服务的必要性。自以为经过普法后一般的法律问题也可以自行解决。四是由于人们对法律服务的内容与方式缺乏了解，往往把诉讼方式当成解决法律问题的唯一手段而不是最后手段，因而严重地忽视了非诉讼法律服务的重要性。而正是由于非诉讼法律服务的严重缺失，致使一系列本可以防范的法律问题不得已被推向了诉讼阶段，从而又不得已被动地求助于法律服务。
这样做的后果是，一方面如汪洋大海般的中小企业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并不知道这属于法律问题，应当由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另一方面很多律师在抱怨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不强，没有给律师服务提供充足的天地。如何实现法律服务需求的意识觉醒，如何加强律师宣传自己法律服务价值的自觉性与系统性，以实现法律服务需求与法律服务的对接，是所有律师，尤其是中小城市执业律师急需考虑的首要课题。
在这个市场中，单兵作战已显得十分单薄，团队的合作成为提供满意服务的保障。既保持律师事务所的灵活，又开发与满足中小企业的法律服务需求，成为中小城市律师服务业的当务之急。
三、高端市场
第三个法律服务市场是高端市场，这个市场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一些规模比较大的集团企业、股份公司。其特点是：
（一）法律服务需求的必然性
在这个层次的市场上，市场主体的法律服务需求不但是一种自觉，同时还具有一种必然性。众多的集团企业、股份企业，在其组成过程中，从报批、筹建，到规范运作，各个部门、各个机关都在给这个层次上的企业灌输一种观念：你的企业、你的发展，一定离不开法律，离不开律师，律师对你的企业的壮大与辉煌不可或缺。尤为重要的是，在企业改制、股票发行上市过程中，都有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把律师法律意见书作为上报审批的必备材料，把律师对董事会等会议的见证作为信息批露的必经程序。这也就使得任何一个改制企业、上市企业在其资产运营、企业运转等方面离不开专业的律师服务。
（二）法律服务需求的综合性
在这个市场上，市场经济主体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即服务者必须具有在诉讼与非诉讼的各个领域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综合能力。这种综合服务能力应当体现在两个不同阶段：一是在企业运营过程中提供综合的服务，即通过全方位的论证、咨询、参谋、分析、判断、把关，帮助企业防患于未然，消除隐患；二是在事后救济中能够全面迅速地应对各种法律问题。
（三）中小城市律师事务所一般无缘高端市场律师业务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服务意识的片面的高度觉醒，以及对法律服务质量的高要求，反倒不利于中小城市律师法律服务。在意识到法律服务的重要性，而自己的重大利益又在很大程度上悬于律师意见一线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家们突然意识到：原来法律这么重要，原来律师对我的事业膨胀有这么大的作用，我一定不惜代价，聘请最好的律师，让他们为我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务。在这时候，对中小城市的律师们来说，并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因为对其利益的重大影响，大型企业在请律师的问题上又有着各种各样的考虑，本地的律师，他们又开始信不过了。于是，北上北京，南下上海，目的只有一个，请一个全国最好的律师。
结果就是，在一个中小城市，请来的是北京、上海等某某大所的知名律师。尽管他们可能资深阅广，能力超群，而且不乏做过成功案例。但由于路途遥远不说，他们对当地资源的认识，对当地法制环境的感知，对本地各种人脉资源的拓展和利用，均显得并不十分得心应手，而律师服务费反倒多出当地的五倍、十倍甚至几十倍，再加上由于市场环境的不成熟而出现的违规操作与法律隐患、由于法治环境的不完善形成的法律约束与保护的相对缺失、由于法律服务的缺乏与滞后，使得诸多法律隐患难以消除一并爆发，而形成灭顶之灾。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对律师的普遍抱怨。对外地大律师的抱怨，逐渐又强化为对本地律师的不屑一顾：连大城市的律师服务都有这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中小城市的律师能怎么样？而事实上，在股票发行、公司上市、国有企业出售等领域，中小城市律师事务所也培养了大量的合格的人才。不考虑业务特点、服务水平，不考虑从事服务的便利与快捷，不考虑对当地人文、法制环境的感知与认识，一味地追求大城市的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并不是一种成熟、理智的市场行为。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法律服务市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律师法律服务在中小城市呈现一个多元化的趋势。
在低端市场，人数少、规模小的律师事务所，致力于低端法律服务市场的法律服务，成本较低，所需知识与技巧并不苛刻，服务对象的法律服务需求也并不复杂，反倒更容易满足市场的法律需要。比如为一个轻伤的自诉案件，标的额一般不会超过十万元或五万元，请一位收费低廉、认真负责的律师，倒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这时，如果要求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化、规模化，无疑会增加客户的成本。在低端市场永远不会消失的判断下，发展低端市场的服务主体，完善操作规程，指导律师们对客户事务的理解与从容，反倒显得比一味要求发展成规模所、大所要更能提高律师提供服务的水平，更能刺激客户对法律服务的信任与依赖。
在中端市场，采取适当措施，提高律师的专业化水平、综合性能力，提高自身素质，增加律师法律服务的附加值，尽可能全面、系统的满足中小企业的法律服务需求。同时，增强律师之间的合作，开发、唤醒市场主体的法律意识，让广大的中小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认识到，律师是“完成法律事务的助手，是解决法律问题的专家”。在每一艘中小企业的航船上，都飘扬着律师法律服务的旗帜，在每一个中小企业的管理活动中，都活跃着律师的身影，是我们永远的追求目标。
在高端市场，我们仍然要高举律师事务所规模化、专业化的大旗，通过政府的重视与推介，使中小城市律师事务所提供高层次的法律服务成为可能；或者通过中小城市律师事务所与大城市律师事务所的联合与合作，运用自己各自的优势，为客户提供尽可能完善、周到的法律服务。
那么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最终形成的市场状况是：大所、小所、中等所各尽其责，各得其利，把市场经济的各个层次主体的需求，均予以开发与满足，整个法律服务市场呈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和谐局面。倘如此，则律师幸甚，社会幸甚！

D. 根据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法律服务所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有无诉讼代理资格

1、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
2、在刑事诉讼中非被告人的监护人或亲友不能担任辨护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法》
第三十二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
（一）律师；
（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法】的解释》
第三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应当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利。
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辩护人辩护。下列人员不得担任辩护人：
（一）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处于缓刑、假释考验期间的人；
（二）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三）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的现职人员；
（五）人民陪审员；
（六）与本案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
（七）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
前款第四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人员，如果是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由被告人委托担任辩护人的，可以准许。
第三十六条 审判人员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辩护人。
审判人员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所审理案件的辩护人，但作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进行辩护的除外。
审判人员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不得担任其任职法院所审理案件的辩护人，但作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进行辩护的除外。

E. 中国电信怎样消除 电信法律服务业务

尽管如英国全球经济问题专家阿兰.鲁格曼所言，目前“全球化”一词已经被滥用，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国际经济领域，以贸易自由化、生产全球化、资本流动国际化、金融活动全球化、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化和各国商法体系国际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的脚步已势不可挡。在金融、商务等领域出现了十分复杂的跨国法律问题，“法律服务的国际化”呼声随之而来，律师将不再与打官司划等号，中国律师正迎来以大市场、大收购、大重组为背景的更广阔的国际法律服务市场。 “入世”，是中国政府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从《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国政府开放法律服务市场作出的三点承诺到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的CEPA区域经贸合作模式的开展，我国法律服务的国际化正在快速演进，与此相伴随的是国际同业的激烈竞争。面对竞争，中国律师界急需既了解国情，又了解世贸规则，同时又有开阔的视野，能够解决跨国法律事务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面对“律师服务的国际化”的大潮，中国律师任重而道远。 二、中国律师应对法律服务国际化的必然性。 1、利益驱动是律师服务国际化的内在动因。 国际化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利益的竞争,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1970 年，全球的服务贸易仅为710 亿美元， 1997 年达到13200 亿美元, 2005年则达到47750 亿美元，法律服务作为服务贸易的形式之一越来越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对象，谁能够在这一领域占据优势，谁就能够在法律服务国际化的竞争中获得巨大利益。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各国纷纷要求在国外设立律师事务所或分支机构，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本国商业利益，而且是为了寻求更广的法律服务市场，争夺更大的法律服务利润。截至2005年,获准在中国境内执业的外国和香港律师事务所代表处已经达到171家，其中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129家，香港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处42家。 目前，随着我国大量优秀企业和上规模企业的上市，随着借壳上市公司重组与兼并成为近几年经济特点，以上市公司为主体的经济已经代表中国以后若干年经济结构的主体。而上市公司的运作，始终发生不断的重组、收购现象、并以大市场为背景。这种特点也必然带来中国律师业结构的调整。以上海律师为例，第一批律师如李国机等以打名气为特色，出名后有人请，这种不分专业的知名律师模式仍然是我国目前中小城市律师所采取的执业路线。第二批律师是专业化服务模式，名字与专业划等号，如朱树英的房地产业务等，这种律师执业模式多为大城市的大中型律师事务所采用。而目前，以企业收购、兼并和公司重组为特征的新一代律师执业模式已经悄然掀起（此类业务在美国早已开始），中国目前此类业务的开展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为它服务的律师被称为华尔街律师。 2、潜在竞争是律师服务国际化的外在推动力。 中国政府逐步开放国内法律服务市场后，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纷纷建立，但由于法律服务的高度专业性和地域专属性，同时考虑中国相关立法对外国律师在我国活动业务范围的限制，目前的外国律师主要是从事与本国法或国际法有关的金融、商务方面的业务，例如提供有关其本国法、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的咨询等，而外国律师在现阶段要想就中国法律向客户提供法律服务，仍然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外国律师面临的上述“困难”正随着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而逐渐消除，在将来，当国外一些从事移民、收养、婚姻关系法律服务的民事事务所进入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尤其当他们可以就中国法律出具意见书时，就会对各个层面的中国律师形成直接的竞争，也正是这种潜在的法律服务竞争逼迫着中国律师要抓紧现有时机快速成长起来，以迎接未来国际化的竞争与挑战。 三、应对法律服务国际化的策略。 1、中国法律服务业在国际法律服务市场中的自身定位。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 条和第34 条的规定,我们可以将律师服务国际化归纳为四种服务方式: 第一、境外提供方式，这种方式主要通过函件、电讯等手段提供法律服务，但律师和律师行不进入外国提供服务；第二、境外消费方式，指客户在出国后，由外国当地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第三、商业存在方式，指律师到外国设立相关机构，并向外国当地客户提供服务；第四、人员进入方式，指律师个人到外国向客户提供法律服务。 中国律师界开拓国际法律服务市场大致包括“坐守国门”和进驻境外市场两大类。“坐守国门”包括上述的“境外提供”与“境外消费”两种方式，因此涉及不到外国律师的“市场准入”问题，且各国对此也一般不作限制，因此，较为适合在提供国际法律服务方面尚处幼稚、辅助阶段的中国律师采用。进驻境外由上述“商业存在”与“人员进入”两种方式组成，这两种方式均需通过进入他国境内提供法律服务，涉及严格意义上的“外国律师的市场准入”问题。在进驻境外方面，中国的金杜和君合走在了前列，但并非抢得了先机，因为根据他们的报告，其在美国硅谷和纽约设立的分支机构，也仅仅起一个“窗口”作用，同时将该“窗口”作为信息联络、人才培训的基地，并通过该“窗口”获得声誉上的裨益。然而这些分支机构却很难做大作强，境外市场很难拓展，主要因为：第一、像美国这样的法律服务市场已经很成熟，竞争很激烈，尤其在金融、商务领域，各个层面都已经有律师在做，而且做得很细；第二、境外律师很难融入背景相当复杂的英美法律服务市场；第三、即使对于考取美国律师资格的中国律师而言，在美国用纯熟的英语进行交流和书写文书仍然是一件难事；第四、文化差异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隔阂，这种隔阂无处不在；第五、在境外开办律师事务所成本太高，因此，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律师暂时还没有能力把法律服务完全国际化。相反，对于中国市场内的国际化法律服务业务，中国律师由于在对中国法律的理解、政策的把握、人际关系的熟悉、综合的融会贯通方面较外国律师具有优势，因此， 我们目前应该充分发挥“坐守国门”的优势，逐步发展壮大之后再进驻境外市场。 2、中国政府需要为中国律师“松绑”。 中国按照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法律服务行业做出的承诺，只允许外资所对国际规约、惯例以及该律所被注册执业的其它WTO成员的法律，向客户提供法律意见，不得从事中国法律事务，不得雇佣中国律师。国务院颁布的《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也重申了这个界线。然而事实上，上述规定并未真正阻止外国律师在暗中从事中国法律事务，无形中却严严实实的为中国现职律师戴上了“紧箍咒”。 一方面，一些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在处理涉及中国法律时，通过打“擦边球”的形式实行幕后操作，即由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最终只是经中国律师事务所翻译、核实、签字，实质性工作都是由其内部的外籍律师亲手处理的，有时更干脆，直接由外籍律师向客户提供涉及我国法律的意见书，只是在结尾加上一句申明:“本所不具备解释中国法律的资格”等。其实，中国政府多虑了，真正决定律师业发展的还是市场，如上文所提及的，眼下的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还未对中国律师构成真正冲击，原因是当前进入的都是很大规模的外国律师事务所，提供的主要是金融、商务方面的非诉讼服务，在其他很多领域和层面（如民事领域）他们无法提供服务，而在他们可以提供的领域，我们在客观上也很难插足（但少数律所如金杜、君合、海问、通商、竞天公诚、大成等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可以说，中外律师各有各的空间，互相可以填补对方的空缺市场，其彼此之间主要还是合作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 另一方面，中国律师因为不能以律师身份被外资所聘用，因此无法接受外国律师事务所的实践培训机会，也就无法快速提高在非诉讼高端业务领域提供法律服务的技能和经验，等到可以做同样业务的时候，由于长期被排斥在非诉讼高端业务领域的大门外，又没有能力做好，没有竞争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韩国的金融重组工作，多是由欧、美国家的律师担当主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个例证带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应该引以为戒，及时为现职中国律师松绑，允许外资所聘用中国律师，使中国律师通过参与外资所的实践快速成长起来。 3、律师事务所采取的内部优化措施。 （1）充分发扬团队合作精神。 中国律师事务所在建设方面，多数选择了“合伙制”的模式，这是一种人合性质的模式，讲究的是一种团队合作，然而遗憾的事，大多数国内所只是挂“合伙制”之名，行“个体经营”之实，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对在某领域有专长的律师而言，与同事分享交流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不一定带来个人利益，因而缺乏与所内同事协作的动力，反过来，这位律师即使有极其丰富的经验，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也是有限的，不足以针对所有客户面临的所有问题提供高水平的法律服务，但又因为不能得到其他有专长律师的合作，而只好一边摸索一边应付。由此可见，面对国际大环境下的复杂法律问题，律师事务所内部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完善管理运作机制，调动每一位律师的积极性，充分发扬律师团队合作精神。 （2）发展规模、细化分工 中国律师起步晚，律师事务所规模也相对偏小，世界知名的外国律师事务所人数可达到三四千人，而中国目前最大规模的律师事务所人数不过四五百人，在法律服务国际化大背景下，非诉讼业务又是主流，因此对律师事务所的规模化有较高要求，为的是在应对各种复杂问题时，能够保证有充足的法律资源可以共享，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可以交流。事实上在西方，从事非诉讼业务的，通常也多是由大规模的律师事务所所掌控，而个人律师事务所有的只能开展诉讼业务，如英国。就目前而言，为摆脱规模小的困境，我们可以借鉴90年代初法国律师界面对外国律师事务所冲击时的经验，即运用国内重组甚至跨国联合的方式实现规模化。然而，对做好非诉讼国际法律业务的律师事务所而言，规模化只是一个前提，为提高业务水平，充分发挥规模效应，规模化还必须做到专业化，即根据法律服务市场的需要，将有专业特长的律师细分并建立专门的法律部门，集中管理，集中指导，以金杜律师事务所为例，其根据自身业务强项将律师分组为：公司组（包括外商直投部、并购部、房地产部、电信、传媒和技术部、劳动部）、融资组（包括银行部、证券部、保险部）、知识产权组（包括专利部、商标部、知识产权诉讼及法律事务部）、国际贸易与政府事务组（包括国际贸易部、反垄断部、日本部）、诉讼仲裁组（包括国际诉讼仲裁部、国内诉讼仲裁部），金杜正是凭借其准确的定位分工，做强做大，不仅成为中国第一流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同时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3）资深律师的传帮带。 律师事务所需要的是团队合作，律师事务所整体实力的提高得益于每一位律师执业水平的不断进步，因此对于一位办理国际非诉讼业务的新手而言，迅速的提高其办案技能对律师团队的整体合作十分重要，而这些实践技能的获得不同于法学院的课堂知识，它们需要在熟悉业务的资深律师的指导下从实际办案中一点一滴的积累，通常采取的做法是，让年轻律师由初期的跟随和观摩发展到以律师助理的身份参与办案学习，使其通过资深律师的言传身教、督导批评，学会查漏补缺，逐步成为熟练掌握办案技能、了解办案传统的实践性律师。目前，中国已经将这种学徒制进行了制度化，即把经过一年的实习作为获得律师执照的前提条件，但这一制度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这一年实习期或更长的时间内，在律师事务所内部将资深律师的传帮带很好的落到实处，以便迅速培养业务新手，全面提高律师事务所的整体服务质量。 4、律师个人通过留学深造提高外语沟通能力。 从事国际性的法律服务，对律师的综合能力要求很高，其中对外语（尤其是英语）的掌握对于面向国际法律服务市场的律师至关重要，很多情况下，中国的律师，本可以就中国法律向跨国公司提供同等的甚至更加优质的法律服务，但跨国公司不信任你，不给你表现的机会，原因很简单，因为语言的关系，中国律师不能用外语（包括英语、德语、日语等）直接与外商（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等）进行交流，使他们宁愿花大价钱去聘请国外的或香港的可以熟练运用外语的律师事务所提供服务。因此，对于有意从事国际法律服务的中国律师而言，根据自身的未来业务定位，去国外深造，过语言关，是目前提高律师自身竞争力，迎接未来国际化挑战的有效途径。以自费美国留学为例，只要获得中国法学本科文凭，并通过TOEFL考试，即可申请美国法学院1年期的LLM(法学硕士）；而对于通过中国司法考试但并非法学本科毕业的中国律师来说，也只要凭本科文凭，并通过TOEFL考试和LSAT考试，即可申请美国法学院3年期的JD（法学博士）。同时，中国司法部针对国内优秀年轻律师还设有“选派青年律师赴英培训公费留学项目”，即有2年以上专职律师执业经历，年龄35岁以下，通过雅思考试的中国律师，通过申请可以有机会去英国（其中在英国10个月，在香港2个月）公费深造一年。 5、国内法学教育机制的完善。 法律服务国际化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高素质的国际化法律服务人才离不开教育的国际化，对比中西方法律教育，我们还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第一、中国法学教育的本科阶段过多关注法律专业知识的灌输，却忽视知识结构的全面构建（尤其是经贸知识），而我们知道，法律服务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首要关注的就是经济关系，因此，一位只懂法律不懂经贸知识的律师终究是不会在国际化的大潮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相反，美国大学本科没有法律专业，因此，每一位攻读JD的美国人都有了本科专业的丰富背景知识，加上JD课程选择空间很大（甚至可以跨学院修得学分），美国法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相对而言是比较全面的；第二、中国的法学教育注重对法条的理解和解释，学生较为死板，没有创造性，而西方则鼓励创造性思维，美国法学院典型的“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培养出来的法律人才的优势在于，即使一位律师不知道所有的法律规定，但通过对有关法律进行调研后，仍然可以运用其分析技能为当事人解决实际问题。

F. 目前国内法律服务平台有哪些

目前各省市都抄开通了公共法律袭服务平台，像是湖南的如法网，昆明的五华区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等。可按省市搜索。
这些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一般都提供办公证、求法援、找律师、寻鉴定、学法律等多类服务。其中河北、徐州、湖南的还开通了在线办公证服务。

G. 下列各句横线处依次填入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①要解决我国法律服务市场监管 的问题，就必须完善相